柴扉旧事（46） 我的军中领路人之周广庭（3） | 张国领专栏
柴扉旧事（46）
我的军中领路人之周广庭（3）
张国领
作为一名战士，从连队一下调到总队这个师级机关，在我们连队我还是头一个，所以，我的调动在连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作为一名战士，从种稻子的农场连队，突然调到师级机关，让我有很多的不适应。大机关的干部比我们连队的战士都多，从排职到师职，大官小官都有，办什么事都要和不熟悉的人打交道，而我又是最不善言辞的人，再加上我这河南口音又比较重，交谈中常弄得相互尬尴。周干事知人善用，同时被他调到宣传处当报道员的，还有一位比我早两年入伍的老兵涂维龙，涂老兵口才好，凡是对外联络的事情，周干事都会安排由涂维龙出面应对。
总队刚刚成立不久，新的办公楼没有建起，机关临时设在古城郢的平房里。我和涂维龙调到处里之后，没有专门宿舍，周干事就把机关分给他的一间单身宿舍让给我们两个住，他自己每天骑自行车十多公里，赶回他在五里墩105医院家属院的家中居住。虽然是刚成立的总队，但领导却对新闻报道非常重视，若有几天没有总队的新闻稿件在报纸上刊登，就会有领导亲自过问。这让周干事承担巨大压力的同时，也特别受到领导的器重。大的活动，重要会议，领导重视的行动，都由周干事亲自采写稿件，同时他也把我和涂维龙两个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有时大的活动多，他跑不过来，也会让我俩去采访，但在采访之前，或写稿之前，他都会先了解我们写稿的想法，不妥之处他再给我们重新出思路，有时干脆他口述我们写，他口述的稿子不用改，送到报社就能刊登。
那时候房子少，司、政、后的办公室都很紧张，一个宣传处，总共十来个人，处长和干事们都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我们两个报道员没有专门的办公桌，哪个位置闲着我们就临时用一下，好在干事们经常下部队出差，办公桌空闲的多。我们报道员也经常外出采访，一年至少有三分之一时间都在基层部队蹲着，全省县级以上单位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当然也有大家都在家的时候，我们就请示周干事，问有什么要干的工作，没有的话便主动回宿舍写稿子，宿舍与办公区在同一个大院，中间只隔着一条马路，保证做到随叫随到。
当年的宣传处，可谓是人才济济，是各路才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第一任处长方士明后来当了政治部主任，第二任处长黄磊，后来当了政治部副主任、上海保险公司副老总，文化干事李忠武在文艺创作方面成就非凡，多部剧本、快书被拍成电影或搬上舞台，后来当了安徽警公安学校的校长，摄影干事朱斌，作品多次获南京军区的大奖，画家罗时金、程新德，最年轻的摄像干事薛文华等，在圈子内都大名鼎鼎。似乎有才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信、气傲，众多才子在一起，难免有互不服气的时候，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龄，由于心气较盛，也曾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儿。干部的事情，我们两个报道员从不掺和，因为我们没有资格谈论他们的是非。但在宣传处，都知道我和涂维龙是周干事调来的人，他们看周干事的面子对我们都很关照。在部队还有一个传统，军官不和士兵较劲，更不会和士兵过不去。可即使是这样，示管谁和谁有了矛盾，事后他都要找到他们说清楚：“干部之间的矛盾，只限于两个人之间，与报道员无关，战士不容易，不能因为我们干部的矛盾，让他们的工作、进步受影响。”这话使我一直很受感动，也使当事的干部们很感动，大家都从中看出周干事对部下、对同事，那种深厚的爱和博大的胸怀。
由于周干事的处处呵护，不管是宣传处还是政治部的其他领导，对我都很关心。
1983年底，我已是入伍满五年的老兵了，是地地道道的超期服役，面临着个人退伍与留队的实际问题。那时候有个解决老兵出路的途径，就是转志愿兵，转了之后可以在部队干13年，13年后转业到地方，政府安置工作。转与不转成了我思想斗争的一个焦点，因为转了志愿兵，不甘心永远当个兵，不转又担心没机会提干。我把自己的想法给周干事汇报之后，他当时吸了好几口烟没有说话，我试探着说：“不行那就先转了？”他又深深吸了一口烟，笑笑说：“急什么？这都不是问题，志愿兵随时可以转，问题是转了之后很麻烦，以后再有提干的机会，老兵可以提，志愿兵就不能提了。不要急，一切都还有机会，我再考虑考虑。”本来想请他给拿个主意，他却啥主意也没拿，但从他的话语中我能听出，他不主张我和涂维龙马上转志愿兵。他是领导，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既然他说志愿兵随时可以转，这等于是给我们吃了颗定心丸，我反而不急于转了，把主要精力都投到了工作之中，那年底我又立了入伍之后的第三个三等功。
武警总队组建后的头两年，经常看报纸、听广播的安徽人一定记得，无论报纸上还是广播里，武警总队的新闻稿件几乎天天有，有时同一张报纸上能出现三四篇。凡报道武警总队的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点，署名都是通讯员周广庭、涂维龙、张国领。在安徽，我们的名气比总队领导名气还大些，很多人不知道武警总队领导是谁，却知道武警总队有我们三个新闻记者。以至于有些基层部队的同志有了什么新闻线索，直接打电话到宣传处找涂干事，常弄得不是干事的老涂面子上挂不住。这些署着我们三个人名字发表的新闻稿件，有我写的，有涂维龙写的，但大部分是周干事采写的，即使我们没有参与采访和写作的稿件，他也把我们的名字都挂上去，用他的话说：“我已经是干部了，基本问题解决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让你们两个在政治上与我平起平坐。新闻工作者就是要多发新闻，只有这样才能引起首长们的重视，首长重视了，很多事情才好办。”
周干事在工作上对我的关心，政治部的人都知道，但在生活上的关心，外人却很少知道。他们夫妻两个都非常热情好客，凡去他家的人，不分地位、不论身份，去的都是客，都要好吃好喝地招待，我们报道员去他家吃饭那是常事，我无论啥时候去他家，王护师的第一句话肯定是：“小张吃饭了没有？”有时我确实是吃过了，有时确实没有吃，只要我说没有吃，她就会马上给做，在他家吃饭，成了我的“家常便饭”。有时外出回来没赶上食堂的饭点，就跑他家要东西吃，有时食堂伙食不好，也会跑到他家来个小改善，更多的是他家做了什么好吃的，他就主动叫我去他家吃。
人生什么最重？应该首推是吃饭，所以每次他们问我“吃饭了没有”的时候，我这心中就会涌起一股暖流。一个人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地方，如果不是最亲近的人，不是把你看作自家人一样的人，是不会问“吃饭了没有”。这让我想起我的母亲，记得小时候每次从外面回到家里，她都会问我饿不饿。
周干事夫妻不光是对我好，对我们报道员都一样，对报道员的家人也充满了感情，知道哪个报道员的父母亲来队了，他们都会请到家里去，亲自下厨烧上一桌丰盛的饭菜，好好招待一顿。我娘在合肥住院期间，王护师天天给打针、换药、一次次看望，帮助弄药，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特别是母亲出院之后她也一天几次到住处看望。从那之后我便不再称呼她“王护师”这一官称，而称她王大姐，因为那些日子她就是一名大姐姐在照顾着自己的母亲。
“出路问题”，一直是我那两年考虑较多的问题，尽管大多是无用的考虑，但到了什么年龄考虑什么事儿，这也是人之常情。周干事一直让我耐心等待，因为他一直在为我和涂维龙努力着。直到到了1984年的7月，期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武警总部和北京军区、第二炮等三大兵种联合在北京举办一期新闻骨干培训班，为期一年，毕业后提为军官。一是解决一部分新闻骨干的出路，二是解决武警部队成立时间短，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而新闻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培训班共计80名学员，武警20名，二炮20名，北京军区40名。由于从我入伍的1978年始，部队取消了直接从战士中提干的规定，有一大批优秀报道员因提不了干，而部队又确实需要，都熬成了老兵，仅武警安徽总队就有一批从事新闻写作、兵龄在我前后的老兵们。总部政治部通知，每个总队报一至二名年龄不超过25岁的优秀报道员。这个年龄规定，把已经27岁的老兵涂维龙排除在了名单之外，我作为新闻稿件见报最多、兵龄最长、从事新闻时间最久的优秀报道员，排在五名上报名单中的第一名，被党委报到了武警总部。全国武警部队只有20个名额，一个省还不够一名，所以，经过全面衡量，给了安徽武警总队一个名额，这个幸运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赴北京学习之前，周干事几次请我到他家吃饭，每次都是做一桌子菜，其中必有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和红烧肉。出发那天，他又准备了一桌饭菜，把我叫到他家，记得喝的是古井贡酒，他和王大姐再次为我举杯庆贺。可面对他们，我却高兴不起来，虽说是要想留在部队，继续所热爱的新闻事业，就必须要先过上学关，可想到要整整一年时间见不到他们，心中还是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伤感。吃过饭后，周干事把我送到机关门口，看着我登上去火车站的吉普车。
车子启动了，看着周干事和王大姐渐渐模糊的身影，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作者简介张国领，河南禹州神垕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丰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原《橄榄绿》主编、《中国武警》主编，武警大校警衔。出版有散文集《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诗集《绿色的诱惑》、《血色和平》、《铭记》《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和平的欢歌》等1１部，报告文学集《高地英雄》等２部，《张国领文集》十一卷。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战士文艺奖”一等奖、“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群星奖”银奖、《人民日报》文艺作品二等奖、“2009中国散文排榜”第六名、 “河南十佳诗人”等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军事文学年选》《我最喜爱的散文》《中学生课外精读》等三十多种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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