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窗
除了自己的卧室，客厅、厕所、厨房乃至阳台的窗户都是被父亲每天早晨打开的。父亲睡觉贪凉，也许是因为窗外吹过的夜风能给这个炎热的夏日降温，但就算是冬天，凉到刺骨的腊月初八，家里的窗户都是打开着的，一年四季
晾晒在外面的灰尘和雨水下。
我很反感父亲这样的行为，由于厕纸被摆在靠近窗沿的台子上，只要稍稍下点小雨厕纸就会被打潮，而在擦屁股的时候使用潮湿的到软糯的厕纸是令人极不爽的。想象一下你的屁眼刚刚准备放松的时候被一坨乳白色带着湿气的废纸上下摩擦着，而你的粪便残渣就被均匀涂抹在肛门附近，而自己却毫不知情，只有在洗内裤的时候才会对上面的黄色屎痕顿感困惑。
不管我怎样劝说着父亲，他依旧是固执的执行的他的开窗操作，从清晨的6.00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家里所有能打开的窗户。而我的房门是反锁着的，房门是我专门请人定制的隔音门，而父亲又不是演说家，他没有办法劝说我打开自己的房门就如我劝说他不要打开厕所的窗户一样，何况我们俩中间堵着一顶厚重的吸音墙，除非父亲是20世纪的帕瓦罗蒂。
显然他不是，父亲只是一个说话低沉、不善言语每天早晨坐在敞开的门口抽着廉价香烟的憔悴男人罢了，跟大多数的中年患者虚度着退休后的光阴。毕竟父亲的个体户事业彻底失败了，他没有像80和90后的淘金者一样赚的盆满钵盈，等他进入市场后才发现原来的蛋糕都被国有资本和行业大头分完了，而父亲这么多年只是体弱单薄的在被瓜分好的市场中前进着，对于那一年代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父亲来说，这无疑是耻辱的。
父亲的人生失败了，尽管他还不愿承认。
母亲在两年前离开了父亲，事实上他们也没有签下所谓的离婚协议，只是单纯的分居。偶尔母亲还是会回来替我和父亲打扫一下家里的卫生，包括那些被晾晒的窗户，母亲用干净的抹布擦亮玻璃后再小心翼翼的将窗户锁好并叮嘱我在家要注意外面天气，要记得在下雨前把衣服收好。
“还有，要记得将窗户关好。”母亲走的时候总是这样说道。
唯有此时父亲是沉默的。他坐在门口的躺椅上冷眼目送着我妈走下了楼梯，再快步走上阳台一一将刚刚关好的窗户打开。“什么玩意啊……”父亲嘟哝着自己的下嘴唇，仿佛就我妈关窗这一事极为不满。
我没有对父母间的纠纷表示出丝毫的关心，从他们在婴儿车面前吵得第一起架开始，母亲还在家的时候总是对父亲的工作表示不能理解。“你爸爸是个失败者。”我被迫从小在写作业的时候听着母亲打电话向远在异地的小姨诉苦，而这样的诉苦往往单调却又毫无意义，父亲一意孤行的为他的事业而奋斗着，母亲则活像个受气包。经济和爱情拖垮了母亲的青春，最终母亲借着婆婆脑梗的事情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这个家。对于我来说，家里倒是清静了不少。
也就那时候，家里的窗户被打开了。
父亲在家总是独自抽烟着，或许打开窗户就是为了在家里的任何地方随时随地的抽烟着，即使是他自己的床上，甚至是在厨房烧着方便面时，嘴里必定叼着一根燃至半根的香烟。另外半根或许被他吃下去了，或许被他将要吃下去。
父亲并不在意这些，我也不在意，反正他都快死了。我猜他的晚年生活是死于肺癌，然后我就在亲戚好友们的哭声中给他推上了棺材盖，“一个无名之人”父亲的棺材板必定会这样记载着，然后再过个几十年被人忘记。
但在父亲向马克思报道之前，我并不想放弃窗子的主动权。
除了自己房间里的窗户外，我在父亲离开家的时候也会一一替他们关好，尤其是下雨天，谁也不想在擦屎时摸上一卷潮腻的厕纸又或是穿上一件被太阳晾晒后被雨水重新打湿的休闲衫。我最恨父亲在下雨天打开阳台的窗户，而当我去发觉的时候，晾干的衣服早已被潲雨打的扭曲成了一团，还带着雨水特有的味道。
父亲则满意的享受着窗外吹来的冷风，呼呼大睡着。
而我在想父亲什么时候会死，这样我就能关闭窗户了。
我很怀念五六岁那时候没有形成而模糊的记忆，映像中某天来了一阵强雷暴，家里的窗户却都是打开的。不断变化形状的闪电在距离阳台几米处跳动中，随之带来的是震耳欲聋的雷声，大概跟儿童学前读物上描写的一样，《轰隆隆的雷公》配以一幅张牙舞爪的雷公图片，甚是恐怖。
于是我躺在冰凉的地席上瑟瑟发抖着，那是不多见的雷暴天气，我清楚的看见一团红色的圆形闪电在阳台上一窗台炸开，父亲则是赤裸着上身与之搏斗着。“关上电源！”父亲回过头愤怒的对着我嘶叫着，随后又转身投进了与雷电搏斗的竞技中，直至雨停，父亲得以所偿关上了了家里所有的窗户，筋疲力尽的躺在床上呢喃着听不懂的话语。
是的，父亲是会关窗户的，在母亲离开这个家之前，父亲会在下雨天正常关上窗户。我也不必像如今一样担惊受怕是上个厕所，拿一手草纸还要检查其的干燥度，搞得自己跟个神经病似的。
母亲的离开大大刺激了父亲，他开始变得古怪，事实上在他们的不和时就有所体现。他会突然对我很好，又变脸对我进行责骂，对所有质疑他的人进行破口大骂“我没有生病。”父亲不断的在旁人面前强调自己身体的健康，却掩饰不了他趁我睡着是偷偷在冰箱柜子上的一盒盒舒比利。
父亲病了，我猜测他得了偏执症，而不是吸了多年二手烟导致的肺癌。
疾病改变了父亲，连同着身上的坏脾气，父亲再也不对我大吼大叫了，他只是神情漠然的在家里来回踱步着检查着窗户是否打开。他开始话多了起来，喋喋不休的在饭桌跟我算着进球率，并开始对他人友好。即使是出门在外，也会给邻家的哈士奇带几块最爱的皇家狗饼，并跟陌不相识的路人讨论起今日的天气、股票、甚至是该死的国足。
父亲多少变得和蔼可亲了点。
六月，我收到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录取函，是通过一封没署名的邮件发到我的邮箱的。信中简短的介绍了我的姓名和贵校的通知，并在结尾处加了一句中文致辞“欢迎加入我校的先进理工学系。”。
我收拾好了行李，和父亲一起静静的等待九月，期间母亲特地从外地赶回来为我祝贺了几次，父亲则回绝了和母亲一起再见的机会。我知道父亲本身很高兴我取得了早稻田的录取通知书，但也许是多年的药物作用，父亲已经不会笑了，他只会默默的去检查家里的窗户有没有关好。
这个国家要说还有什么留恋的，那就是家里的父亲和远在异地的母亲，母亲和父亲在一天天变老，但时间却无益于化解他们年轻时就产生的积怨，只是日积月累的增加着，包括他们额头上的老人纹。
当然，坐在飞机上我还是想着，小时候能在一个团圆的家太棒了。那时候自己经常好奇看着玻璃窗外的暴雨天气是怎样的，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则像是钢琴声一样美妙，而被窝和饭菜却是温暖和可靠的。仿佛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被阻绝了窗外，只有欢声笑语常在。
临走时我终究打开了自己房间的窗户，但父亲的那扇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