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崛起后：谁都没有真正拥有过财富丨人间
“政府在这方面的表现好极了。他们还没开始盖医院和学校，就开了一家卖酒的商店，甚至还派了个警察看店。造学校花钱，卖酒的店则会为政府挣钱。”
配图 | 视觉中国
前 言
自1991年印度宣布开放市场以来，首都德里在风起云涌的经济改革中，由一个饱受历史创伤的文化古城变身为具有全球影响力、蓄积丰沛资本的国际都市。
通过国际业务外包、房地产炒作等各种商业活动，印度的新兴中产阶级把自己视作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和受益者，其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美国化。当他们的财富藉由巧取豪夺而与城市的天际线一起冲向云端时，这座城市中经济难民和贫民窟的数量也随之攀升。
全球资本市场为德里带来转变、机会、创新、希望，但也带来被金钱主宰的房地产市场和医疗体制、层出不穷的暴力犯罪、失能的行政体系与贪污腐败，再加上印巴分治以来一直存在的种族问题，21世纪的德里居民面临了愈发严峻的挑战。
无论是富人、中产阶级、棚户区的穷人，还是罪犯，几乎没有人能置身于外。
建造这个城市的人，却留不下来
巴尔斯瓦定居点的垃圾山令人惊叹，人们可能会想，只有大自然才能造出如此庞大的东西。它从平地拔地而起，粗糙的陡坡上有一条歪歪扭扭的路，一辆接一辆的卡车轰鸣着慢慢开上坡顶。经历过市区的交通堵塞后，走在这里有一种古怪的感受，因为这里空间太大了。
头顶上的天空一望无际，地形几乎是田园式的开阔。地势缓缓向下，下面是一个水库，里面有水牛和一直看着岸边的鹳鸟。大家把牛粪收集起来做燃料——这些牛粪被堆成锥形，大小如同身材魁梧的成年男人，为了防雨还在上面罩了油布，随处可见。
巴尔斯瓦定居点被挤进这大片土地的一个小区域，一堆厚厚的砖块堆积在彼此顶部，像森林里的树苗一样，向着任何还没被占用的空间伸展。房子上都是柠檬绿色的斑驳——这些砖块来自以前的建筑物，那些建筑物上过色的墙壁变成了碎片在这里又被利用上了。
从外面看，整个镇子似乎是瞎的——墙上没有窗户，所以从这些房子里看不到四面围绕着它们的巨大垃圾袋。
和我在一起的是米纳克什，她自发做了巴尔斯瓦定居点的政治代表：为大家整理官方文件（因为很多人是文盲），代表他们游说市政当局，还在必要的时候组织政治行动。
“他们想要创造一座城市的时候，得请其他地方的人来让城市运作起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劳动力。住豪宅的人是不可能让一座城市运作起来的。城市的运作靠的是那些住在棚屋和贫民窟里的人——人力车夫、卖菜小贩、皮匠、建筑工人，等等，这些才是让任何一座城市运作起来的人。
“所以比哈尔邦、拉贾斯坦邦和北方邦里找不到工作的人便从自己的村子搬来德里。在德里，他们发现自己能找到工作，但没地方住，所以他们开始在城市边缘的空地上造一些小房子。对政府来说，他们代表了一个可以争取的选民群体，所以政府决定把他们注册成德里的选民，并为他们提供水电和配给卡。后来他们的家人也搬来了，并一起在这里正常生活了三十年。
“人们不断来到德里，这里有很多工作机会。德里地铁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在政府眼皮底下造了很多棚屋，政府什么都没说。但后来政府觉得‘这些人很脏，影响了市容’。加上城市扩张后，他们住的地区已经不再是城市边缘，政府想要从这块土地中获利，所以就对这些人说，住在这里是非法的，让他们走。
“其中一个定居点在亚穆纳河的岸边，有大约三万户人家。2000年，政府为了美化城市，决定把这些居民赶走。他们在那块地上建起了德里政府的新办公楼，那栋楼是世界上最难看的楼之一。
“那三万户家庭里，两万户被认定是非法定居，在无处可去的情况下就直接被赶走了，没人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其他人被重新安置到城市外围的数个地点。
“有些被安置的家庭到了巴尔斯瓦这里。但是搬迁计划很狡猾——三万户家庭里，只有五百二十九户被安置在巴尔斯瓦，其他人被搬到了别的地方。他们要确保同一个镇子的人被分散到不同地方，这样人们就没法儿联合起来了。
“‘安置’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我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安置的意思是把人民完完全全安顿好，是说在新的地方为他们提供原来有的设施。
“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人们被从自己花了四十多年建起的镇子里赶出来，丢到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设施都没有的地方。没有商店，没有配给品店，没有学校，没有公车。更别提水和电了。那地方完全是一片荒芜，什么都没有。第一批来的人只能从头开始。政府什么都没提供。
“孩子们不得不辍学，因为那里没有学校。大部分男性丢了工作。人力车夫被抛到离家三十五公里以外的荒野里，那里从来没人去，当然也没有乘客。同样情况的还有商店店主，他们再也进不到蔬菜了，也没有顾客。一切都完蛋了。”
我们在一栋房子前停下，并走了进去。房主是一位叫贾哈娜拉的妇女，正和她的朋友萨茹阿斯瓦蒂坐在一张垫子上。两个人都代表这个定居点参与了很多米纳克什组织的政治运动。
贾哈娜拉要给我们泡茶，所以起身去准备。米纳克什继续她的话题：
“你可以看到这地方有多糟。土地湿软，很容易就被淹掉。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人在建造前，不得不挖排水沟。即使是这样，这里在雨季也经常被淹。今年有个孩子在洪水里淹死了，因为水位高过了房子。
“即便如此，这里也没有水可以饮用。蓄水池里的水是咸的，而这里的地下水尝起来有酸味，因为垃圾堆里的化学品渗进了土地深层。这些东西太毒了，连蚊子都活不下去。那是纯酸，有腐蚀性。孩子们因为在水里玩，全都得了皮疹，妇女也都得了很严重的阴道炎。
“搬来之后，这些人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这座镇子。他们不能年复一年地等着政府来铺路、铺下水道，所以他们只能自己动手。他们不得不为了每块砖和每袋水泥去游说，供电也得去游说。已经十年了，他们还在游说。这里还是连座中学都没有。最近的一所学校不收这些孩子，因为他们是‘贫民窟的孩子’。所以孩子们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去另一所学校，那里每个班有一百个孩子，没地方可坐，没水也没厕所。这对那些要去上学的孩子来说非常艰难。你看到通到这里的路了吗？一下雨就完全没法走。”
贾哈娜刚来德里的时候，住在尼札姆丁附近的穆斯林贫民窟：
“那里有一口很大的井，我们就住在它附近。那时候，那里有片空地，当地的头头在当地警察的帮助下造了一个贫民窟。一开始，我们有个茶摊，很快那片地区变得热闹起来，我们就建了一栋临时旅馆。我们有水电，而且因为尼札姆丁火车站离得很近，所以很多人到我们旅馆来吃饭。
“随后他们来了，对我们说，不管你过得多好，不管你在这里挣多少钱，别人会一直叫你贫民窟里的人。他们说要把我们带去一个新的地方，那里有好的学校、公园和水电。还说我们在那里会有自己的房子，带卫生间和浴室。孩子们很高兴。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
“他们让我们把自己亲手造的房子拆掉。我们中有些人说不相信这个头头的承诺。但是有天大概凌晨3点，他亲手把自己家的三层楼房拆了。人们开始恐慌。他们说，‘如果政府官员来拆我们的房子，会是一团糟，我们会失去所有的东西，还是我们自己拆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就拆了。之后他们就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装上一辆卡车，并把我们扔在这里。”
米纳克什给我看各种信和照片，她们把这些文件寄给各种政府部门，试图把巴尔斯瓦变得适宜居住。
“十年了，我们还在做这些事。我们还是连一些最基础的东西都没有。我们还在游说，要求发放配给卡，这是任何人过日子都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有配给卡，至少能吃得上饼，即使只是就着盐一起吃。没有配给卡，人们生存不下来。你知道现在的通货膨胀率吧？在公开市场上，大家是买不起任何东西的。
“事实上，这些事情让人很愤怒。每次我们去市政公司，那里的官僚会满脸厌恶地说，‘为什么这些垃圾一直来找我？’这种情况下你还能继续斗争多久？这里的人能做的，要么是把时间用在为供水做斗争上，要么用在日常工作上，为自己家挣点钱。
“我发现政府每个月花5.6万卢比为我们提供水罐车，每年将近70万卢比。建一条水管通到这个定居点只要花一半的钱，但他们不愿意。他们知道，没有供水的话，这里永远不会是个适宜的住处，这样他们就能再把人赶出去。”
对多数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政府在过去二十年里从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大规模退出，达到了这些家庭几乎再也看不到政府角色的程度。他们喜欢这种状况——他们将政府的退出和“放松管制”理想化。
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市政府做了多少工作来保护他们的阶级，将他们与包围着他们的大范围的赤贫隔离开来，不让这些贫困人口占用任何城市的空间或资源。
恰恰是穷人才理解城市的真实管理方式。比起中产阶级，他们和政府打交道的距离近得多，并且背负着大得多的官僚负担。
“对男人们来说，情况更加艰难，”米纳克什接着说，“到了这里，他们全都丢了工作。没人雇男人做家务活。现在有些男人做的日常工作，比如给豆子剥壳，做一天那活儿能挣30卢比，而且常常还需要全家的帮助。有些男人做扫帚拿到附近的居住区去卖，有些开始在建筑工地干活儿，但那都是少数。
“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坐在家里，变得意志消沉，整个人封闭起来。他们气自己的妻子总是不在家里而是在外面工作，于是打她们。他们不喜欢妻子涉足政治，会跑来我们的会议，满身酒气地胡乱骂人。
“他们朝我们喊：‘你们女人什么事都做不了。你们什么都改变不了。’“而且这个社区受毒品和药物的影响很严重。我不是说一两个家庭，我说的是整个社区。甚至孩子都受到了影响。因为没有学校，所以他们没事可做，慢慢地就被影响了。他们会去闻做鞋子用的胶水。还有一种1卢比的药片，可以让孩子们忘记正在发生的一切。最便宜的药给了他们最大的快乐。
“男人们喝酒，抽黄糖（海洛因）。他们一看见妻子身上有钱，就拿去买酒，把瓶子藏在衣服里回家。我问他们，‘你们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你们真的想要买那瓶酒吗？’
“政府在这方面的表现好极了。他们还没开始盖医院和学校，就开了一家卖酒的商店，甚至还派了个警察看店。造学校花钱，卖酒的店则会为政府挣钱。”
医生都去了私立医院，还能怎么办
对世界上大部分人来说，大病医疗是财务危机最大的原因，印度也不例外。但在经济自由化之前，医疗成本相对低了好几个数量级，不仅因为医生收费较低，还因为整个医疗体系相对地不那么依赖于科技。所以如果有人得了重病，有段时间免不了遇到财务压力，但对于中产人群来说，开销水平基本上是能在家人和朋友的财力范围内解决的。
但现在，对于印度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来说，即使收入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很多倍，但很多把生活里的快乐夺走的东西也在那段时间里相应膨胀，实际上，很多人在精神层面并没有任何获益。人们确实能愉快自由地赚钱和花钱，但相应的保障却很少——如果发生了什么坏事，只能自己应对。
从新的自由市场获益的中产阶级往往太晚才意识到，尽管收入可能很高，但在很多方面他们的生活比社会中最穷的人都更脆弱。
在一家新的私立医院里，有个样子很显眼的女人向我招手。她穿着一件纱丽，戴着很大的眼镜。我只在一个派对上见过她一次，她叫阿尔蒂。她带着两个年轻人走过来，大声地为我介绍：
“这是阿米特，我和你说过的，”她说，“这是他的表妹希巴尼。”
我们互相问好。希巴尼礼貌地微笑，阿米特好像不太自在。我提议一起去医院的咖啡店。
“你们都是在这个医院认识的，对吗？”一边问，我们一边坐下。
“我们是在重症监护病房认识的，”阿尔蒂说，“那时候我们天天都在那里，分享彼此的故事。”
希巴尼开始讲述细节。几年前，阿米特四十四岁的母亲开始觉得吞咽困难，他就带她去了德里一家大型私立医院。他们在那里的两个月做了各种检查，还是查不出问题。
医生建议去看公立的全印医学科学学院的专家，但那里没有病房了，而且专科医生也没有时间，因为一半的专科医生都辞职去一家私立医院了（就是我们刚才碰面的那家）。
有一位专科医生让阿米特来这家私立医院挂他的号，阿米特照做了。医生花了三天时间做各种检查，做出诊断说他母亲得的是多发性肌炎，一种肌肉炎症疾病。
希巴尼说话的时候，阿米特默默地给我看手机上一张他母亲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子穿着纱丽，胖胖的，在微笑。
“那是她生病之前，”希巴尼继续之前的故事，“医生马上告诉我们他要给她做注射，要花40万卢比（1卢比约等于0.1元人民币）。阿米特没那么多钱，所以他给他叔叔打电话，问能不能借钱。医生告诉我们注射这种药物能恢复他母亲的肌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们只能同意了。”
医生建议的是静脉免疫球蛋白注射，这种注射有助于多发性肌炎的恢复，但医学界对其原理所知不多，而且很少在使用类固醇药物之前就做这种治疗。注射后，医生让阿米特的母亲回家，并告诉阿米特和希巴尼通过鼻胃管喂她蛋白粉。但回到家以后，她的肺里都是唾液，既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他们害怕她会噎死，半夜马上把她送回医院。医生给她戴了氧气面罩，并且诊断是肺炎。第二天，更多化验表明她的肾脏也感染了。她马上被转到重症监护病房。
“那个医生一直很镇定。他说：‘我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些免疫球蛋白的所有副作用，你们就不会做了。’”
他给阿米特的母亲做肾脏透析治疗。最后她手臂上一根临时的管子被胸腔一根永久性的管子代替。然后医生开始处理她呼吸系统里的唾液。他又给她注射了一剂免疫球蛋白，增强她肺部的免疫功能，然后切开气管把唾液从气管里吸出来。
“他们说只需要治疗十五天，”希巴尼说，“但是十五天以后，他们说她需要装一根永久性的管子，现在只是临时性的。永久性的还要再出7.5万卢比。
“我们花了很多钱。重症病房每天收费是1.6万卢比，氧气和透析每天4.5万卢比。每天晚上，阿米特只能去德里所有亲戚家借钱。有亲戚把准备用来结婚的钱都借给我们了。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当那个抚养你长大的亲人躺在病床上，你会非常激动，没办法思考。他们就是这么得逞的。
“一连好几个星期，他们每天都说，‘你母亲正在好转。’我们就会燃起希望。然后他们又说，‘她没有好转。’”
我们几个很安静。希巴尼的声音很软，我们都围着凑近听她说。阿米特一边看着喝了一半的咖啡一边听，阿尔蒂则注视着外面这个炎热的清晨和修剪过的花园。
“同时她的血小板水平降到了很危险的程度。唾液还没有控制住，所以她都不能再说话了，更不用说自己吃东西。医生建议用另一种药，要17万卢比，号称能恢复她的身体系统，控制唾液分泌。但结果还是没用。医生说，‘当然没用。所有的药都被透析冲走了。’
“那里像地狱一样。重症病房里病人的死亡率非常高，时时刻刻都很慌乱，没人照顾阿米特的母亲。医生从不去看她，他们和病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们不能进去看她，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们任何事，只会说‘她需要用更多药’。我们除了付账单以外，什么都做不了。每天晚上，我们会收到白天的账单，然后用从亲戚那里借来的现金付清。你去会计部的时候，能看到大把大把1000和500卢比的钞票被送去银行。”
阿尔蒂一脸挖苦地大笑起来。希巴尼继续说，“我们要求带她离开重症病房，那里太贵了，所以他们就把她安排进普通病房，我们总算可以和她在一起。但她的情况非常差，得了褥疮。她一直在哭，说的话只有一句，‘带我走！’
“我们问医生要怎么办。他们说，‘她不吃东西，我们要在她胃上开一个洞，这样就能喂她了。’就在我们和医生讨论的时候，一个护士进来，告诉我们阿米特的妈妈走了。”
希巴尼回忆这段的时候，阿米特泪如泉涌。
她说：“然后你知道那个医生说什么吗？他说也许如果我们把她送回重症病房，给她用呼吸机，她就会活过来。我们可以试试。然后我说，‘有个条件，我要一直在她旁边看着。’医生说，‘家人是不能进重症病房的。’于是我们说，‘那我们不做了。’医生说，‘没问题，如果你们不希望你们的母亲活过来……我是说她有1%的希望可以活过来。你们是什么人，能决定她不应该活下来？但是如果你们没钱了……’
“但我们不干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这么告诉医生，他就走了。
“我们进去看阿米特的母亲，马上有人来收剩下的治疗费。他们隔着她的尸体对我们说，‘你还有20万卢比没有付，请先付清。’没有表现出一点尊重，他们在她的尸体前就这样说。在印度，我们尊重死者。你知道吗，他们很无礼。”
阿米特插进来说：“火葬我母亲的时候，祭司告诉我们，她的骨头都变成粉末了。”
随着这些回忆的涌现，希巴尼开始变得非常愤怒。
“人们无缘无故地死去，”她说，“至少我们还有点钱。我们遇到过有些人保险金用完了就被赶出医院，医生连刀口都懒得给他们缝上。当然，一点钱都没有的人连一点机会也没有。”
“这些医院完全就是腐败，”阿尔蒂说，“病人只是他们获取利润的工具，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任何诊断不了的病，他们都说是癌症，因为这样就可以给你用最贵的药。人性正在从这个崇尚宗教和灵性的国家消逝。现在这里行善少，作恶多。”
“你丈夫怎么了？”我问阿尔蒂。
“他也是在这里去世的，在阿米特母亲去世之前。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十三年，非常美好。他的家族很有名望。他家有著名的记者和学者，还有电影明星。他事业很成功，我们也进入了很好的社交圈，德里的权贵我都认识。”
阿尔蒂得花一分钟来讲清楚自己的阶级地位。她的故事格外有分量，因为她是有来头的人。
“我丈夫从来没生过病。他身高约一米八五，很魁梧。他从来不戴眼镜，这辈子没看过牙医，所有牙齿都是自己的，没一颗义齿。他打羽毛球，七十岁的时候，连三十五岁的年轻人都经常不是他的对手。他从来不午睡。我们结婚的四十三年里，除了几次感冒，还有一次严重受伤，我不记得他生过什么病。
“2009年10月，所有的事都乱套了。11月4日，他开始住院，第二年的2月5日，他就走了。
“他们没做诊断就开始化疗！他们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医生们都很有名，我觉得他们说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但是每次听他们的话，我丈夫的情况就更差了。只有我不听他们的时候，他才好一点。
“我把他从那家医院接出来，去了另一家医院。我把他所有的报告都带过去了，但他们仍想把每个指标都重测一遍，绝对是很夸张的过度化验。他们说想给他做淋巴结活检，结果因为用了太多药，他的淋巴肿起来了。这个检查应该就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简单操作。
“做那个检查的前一天晚上，我睡在病房里。中间我忽然醒了，病房里很暗，肯定已经是凌晨1点了，我看到房间里站了一个很美的护士。如果你看见她，你会说，‘多美的一个女人！’我睁开眼睛，看见这个美丽至极的女人站在我丈夫床边。她拿了一张表格给他签字，让他同意医院用全身麻醉做一个贵得多的检查。你能想象吗？我丈夫因为那些药几乎都神经错乱了，他难道能在半夜醒过来看见房间里这位天使并在一张纸上签字？第二天早上，我就带着我丈夫离开那家医院了。”
印度医疗体系阴险地结合了价格高昂和信息透明度低的特点，导致病人们极度恐慌，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病人们会去看二十个医生，因为他们哪个都不值得信任。于是他们中断治疗，更换医院，结果就是无法获得持续的治疗。
“我们去了另一家医院，我丈夫开始好转。过了几天，他可以出院了，可他们想从他身上赚更多钱，于是就在验血结果上造假。
“他已经准备要出院了，他在戴围巾。他讨厌在医院里，很高兴可以走了。往常，验血结果会自动显示在房间的显示器上，那天早上却没有。“我去问结果为什么没出来，没人能回答我。医生说：‘我来给化验室打电话。’他看着我，完全没有听电话那头在讲什么，然后就告诉我，我丈夫的血小板降到四万三了，他需要紧急输血。
“我一下子就慌了。如果他的血小板在十小时里降了那么多，那接下来还会降多少？如果回家的话，他肯定会昏迷的。‘对不起亲爱的，’我说，‘但你要输血。’我很慌乱，完全没想到可能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到了晚上，所有献血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开始前，他们按照流程又验了一次血。这次我坚持要看结果，结果我丈夫的血小板是九万。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他的血小板就没有降过 ！那天早上他们不给我们看化验结果，这样他们就能卖掉一次要5万卢比的输血疗程。
“是这家医院杀了他。他们太喜欢乱开药了，就这么杀了他。之前，他已经开始好转。他来这里的重症病房之后，这个病房（也就是阿尔蒂和阿米特、希巴尼认识的地方）了结了他。我就离开了几分钟，回来的时候他浑身都是管子。他大声呻吟，喘得很厉害，脖子两边都有烧伤的痕迹，这些我从来都没得到过解释。
“我们没有医疗保险，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出的。医院想让他用一个月呼吸机，这样他们就能收费300万卢比。他们还想让他做透析，因为他们有一个新的透析机——但他的肾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可怕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我遇到一个妇女，她来看心脏病。由于做了各种化验测试，她的两条手臂从手腕到肩都发青。一个心脏病人需要做多少化验？但你不能问这种问题，法律上医生完全可以不回答。他们让你在每个阶段签各种表格，好让自己免责。他们经常给你开些奇贵无比的特效药或者其他什么万能药，你花了四五百万卢比倾尽所有之后，他们交给你一个死人，让你滚出去。”
我们的咖啡凉了。
暴富之后，何去何从
“德里的派对不好玩，兄弟！在孟买，就算大家都吸可卡因，和那些人在一起也很好玩。这里不是那样的。德里的人是疯子，他们去派对只为了自我逃避，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都太混蛋了。当你进入那种心态，你就会变成一坨闷闷不乐的屎。你去德里的派对，看到这个角落里坐着两个人，那个角落里坐着三个人，外面有四个人在抽烟。没人说话。这里就是这个样子。”和我聊天的是克里什，一个退休的毒品贩子，这方面的事他什么都知道。
“我的生意是从果阿（印度面积最小的一个邦）和默纳利（印度的一个城镇）开始的，但我很快就进入了这些城市的关系网。不管德里哪里有派对，我一般都在。在德里，没有毒品什么都干不成，所以如果没有我，根本就没有派对。没有我，就没有‘时尚周’。
“时尚周的时候，他们会给我打电话，确保我会来，然后他们就给我在办活动的酒店订一间房。任何要办秀的设计师都会事先给我打电话说，‘兄弟，你那天一定要到。’为了时尚周，你在一两天内轻轻松松就需要一两百克。以前我什么东西都弄得到。我很完美。大家都信任我，因为我从来没有搞砸过。我会干完自己的事，然后走开。
“每个人都用，老板！大政治家、大企业家、时尚界、媒体——所有人。但是在德里，你在外面看不到太多，都是在‘农舍（德里城市南边的富豪和官僚的别墅）’里。那些吸很多可卡因的人不出来的。‘农舍’地区就是个毒窝。现在我根本不喜欢去那里。
“德里以前很好玩。2001年以前，我们常常在‘农舍’里开锐舞派对。那很好玩，大家想听音乐，派对都是在室外的。没错，各种毒品都有，但是没人抽可卡因。会有摇头丸，但是没有可卡因。大家互相都很友爱，派对上人不会很多，大家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们只是想跳舞。现在这些派对都停了，没人在乎音乐。大家都穿上自己昂贵的衣服，所以他们需要空调。你不能在封闭的房间里抽摇头丸，知道吗，你得在外面跳舞。你不能在房间里抽，然后就坐在那里。所以可卡因对现在的人来说更方便。”
“可卡因已经取代了所有的东西。人们想要可卡因带给他们的那种感觉。为了追到女孩子，为了让别人崇拜，在自己‘农舍’开派对的富人们不能开一个没有那种感觉的派对。他们很有钱，但没有可卡因他们感觉不到自己有钱。如果有人要办一个‘农舍’派对，他们会花50万卢比在可卡因上。
“而且可卡因对那些要工作的人来说很好。如果你一整个晚上都在抽摇头丸或致幻剂，那么第二天你什么事都做不了。换成可卡因的话，第二天你照常工作。我知道有很多人过着二十四小时不停的日子。就像有个政治家，他两三天不睡觉。他就是过完夜生活，往脸上拍点水，穿上西装，然后在各种会议上精神好得要命的那种人，你能看得出来的。可卡因对那种生活很好。如果是其他毒品，你没办法那样，第二天你浑身都瘫了。
“所以现在没有周末——每天都是周末。会有人打电话给我，‘兄弟，你能给我搞点儿吗？’我心想，‘今天是星期一啊！’
“去五星级酒店，厕所总是人很多的，朋友！甚至在酒吧也一样，大家都知道。他们知道如果对一个人说不能在那儿抽，其他十个人也就不来了。他们不想丢掉生意，所以他们容忍这种事。你得让你的酒吧热闹，所以你不能惹那些毒虫，否则下次他们就不来了，还会告诉其他人都不要来。
“你可能会被抓，但并不是真的被抓。警察拿了钱就会走人。一般只有那些黑人被抓的时候，才是真倒霉了。大多数吸可卡因的人都是互相有关系的。所以就算警察抓了某人，他们也会接到另一个人的电话，说‘兄弟，那是我朋友，帮个忙吧’。然后警察就对被抓的人说：‘给我们钱，给完就滚吧。’对他们来说，这就像是某种生意。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抓到一个政客的儿子，那就是中了大奖。
“德里吸毒的情况比其他城市更严重，因为在德里做事的是那些已经有了钱的人。他们有产业和生意，并靠那些生活，所以他们工不工作都没关系。在孟买，没人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因为你身边不会有其他人。每个人都在上班。即使是富人，他们仍旧要上班。他们这样那样地乱来，但是第二天早上，你会看到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在德里这儿，有一种皇宫的感觉。德里人会下午给别人打电话说：‘哦，你干嘛呢？’‘没干嘛。’‘好啊，来喝一杯吧亲爱的。’然后你就去了。你去他们家里，每天晚上你都会看到十个或者十五个人。在孟买没时间做那种事。
“这里的富人是真的操蛋。这些人甚至根本就不付钱给佣人和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但是他们能够随随便便一晚上在毒品上面就花掉5万卢比。特别是男孩子，德里的男孩子花太多钱了——他们去俱乐部、找女人、喝酒、买可卡因。部分原因是德里公共场所的女孩子比孟买的少，男人们疯了似地竞争。德里的女孩子则更受保护，大多数都和父母住。而在孟买，她们像男孩子一样自己在外面租房子。”
“我认识一个家伙，住在一栋‘农舍’里。我昨天还在他家。
“他不工作，就自己一个人。进了他家大门以后，你得开一公里才能到他的宫殿。他把自己的房子弄得像伦敦的那种老房子，车子在房子前面排成扇形。他每次买车，花在改装上的钱比车本身还要贵。不管买了什么车，他都会打电话给改装的人，让装上这个那个的。于是他就有了这排兰博基尼、法拉利、玛莎拉蒂和路虎。他还有老爷车。这家伙脑子里想的尽是：‘好吧，哪个家伙能给我弄到最好的可卡因？城里有哪些新的女孩子？’他尽做这些事。
“他的朋友也和他一样。他们所有人都那个样子。他们不需要工作个一百年，就能花那么多钱，而且这些钱仍然花不完。他有一间很大很大的公司，钱都已经赚好了。这座城市里有太多像他这样的人了。他们都足够聪明，哥们儿！有些人上过牛津，做过超级厉害的事。但一旦这些东西进了你的脑子，事情就完了，每件事。
“我见过人们失去一切。失掉朋友、家人。失掉自己。他们变得疯癫，疯得一塌糊涂。人们毁掉一切，也不工作，彻底迷失了。这些哥们儿抽得太多了，一天到晚都处于兴奋状态。他们没办法和人交际，抖得跟傻帽一样，然后就开始喊。就像电影《猜火车》里一样，他们都崩溃了。”
在经历过像印度市场自由化这样的经济动荡之后，当巨额财富在一片混乱中落到了富人手里，富人无法轻易解释财富是如何或为何到了他们那儿的，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整件事情是多么专横。他们获得财富靠的是几种要素的结合：运气、关系、暴力和诡计，这些都和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其他人也都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财富仍然是外在的，并没有一种“我的”财富的感觉。看看他们的房子和喷气式飞机，他们遭受着一种深刻错觉的折磨，他们发现很难“感觉到”富有。他们喜欢对资产进行实物上和法律上的控制，但这并没有转化为一种对所有权的内在安全感。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这个穷困的国家缺乏代表性，而且整个社会并不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他们应得的。他们经常被称为盗贼和强盗，而对此的激烈否认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相信这种说法。
“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他们问自己。由于答案并不是他们愿意听到的，他们便沉迷于能让自己分心的东西。但即使是德里无穷无尽的毒品和派对也无法斩断他们的焦虑——他们害怕这些东西可能轻易而迅速地从自己手里被拿走。
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席卷世界的今日，被金钱资本淹没的德里既是许多城市共同的过去，也是许多城市无可避免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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