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矫情，我是真的得了焦虑症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一天。
早上起来就觉得浑身怪不舒服的，但是没有在意，到了快中午的时候，我趴在桌子上，感觉心跳加快，越来越不能呼吸，然后我几乎费尽全身力气告诉同事“我不行了，撑不住了，我要躺到地上”。
话没说完，我就摔坐在地上，然后顺势躺倒了。把同事吓得不轻，他们说我脸色惨白，问我要不要叫救护车，此时的我稍微恢复了些意识，告诉他们“没关系，我就是月经期贫血，之前我也晕倒过”。
直到将近一年后在我看心理咨询师的时候，我才知道那次所谓的“晕倒”原来是惊恐发作，panic attack，而并不是我以为的贫血导致体力不支晕倒。
即便如此，我还是将信将疑。
是的，我知道国人向来不擅长谈论自己的心理问题，似乎开口谈论自己的个人苦痛是尴尬和可耻的，因此身体问题而非心理问题才是寻求帮助的合理缘由。但是，等到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才明白，我的身体一直以来试图告诉我一些连我自己也刻意忽视的问题。
在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心理咨询的时候，说到童年的某件事，我突然泪流满面。同时心里有另一个声音：什么？真的像刻板印象那里的一样，在心理医生面前哭起来了？
后来我弄丢了他的手机号，而各种躯体症状依然折磨着我，于是决定去另一个医院看看精神科医生怎么说。这个医生到是没有怎么和我聊，就给我开了药，来士普片。我心有疑惑，但还是吃了那两盒药，似乎对我没什么用，就这么作罢。我的心里还是在抗拒吃药这件事，似乎我一吃药，就算是认输了。
直到偏头痛再次发作。我请假没去上班，从早晨到晚躺在床上，中间只挣扎着起来倒口水喝。半边脸和头皮到最后都有发麻的感觉，到了夜晚来临的时候，头痛终于像潮水一样退回去了。
我晚上在手机上（春雨医生）花100块巨款咨询了一位专治头痛的著名医生，她说道偏头痛很难找到解决办法，而且诱因很多，我和她说了我近一年来的情况后，她建议我去看看精神科和心理医生。她说没有检查出来器质性病变，很有可能就是功能性的失调。
于是又看了一位精神科医生，在他的医嘱下，我终于开始服药，吃黛力新。到现在为止，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和朋友聊到服药前后的对比，我说没吃药之前，似乎自己的脑袋像个沸腾的大锅，里面各种材料混杂，常常有一种脑袋要爆炸的感觉，服药之后脑袋终于变得安静下来，但是也变得空空荡荡了。
我服的药副作用很小，最大的副作用便是嗜睡，让我简直变成了一个睡神，我每天都似乎可以睡上20个小时一般，但是终于，我的头痛一次也没有再发作了。
自从那次惊恐发作以来，我看了许多有关心理健康、创伤、心身关系的书，我发觉我们的上两辈人几乎都是出生成长于创伤的时代和社会，战争、饥荒、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时代和社会的剧变等等。他们中很少有人是心智健全和健康的，这就导致他们的问题常常通过代际传递给了我们这一代。
据WHO的报告，中国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为23.8%。中国青少年15%-30%有抑郁或焦虑（常并发），重度抑郁者有25%会自杀。
而现在是我们站到了十字路口。我们可以走向自我疗愈，或者继续把创伤传递给下一代。我决定不要下一代，但同时尽量让自己从创伤中走出来，去过一个相对健康的生活。
打翻的牛奶瓶是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是要怎么样面对我们接下来的生活？
发生在我们心灵、精神层面的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同样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和精神，我看到现代西方医学已经在努力认识到他们犯下的错（把心和身分离，以局部代替整体），这样说并不代表我是东方或者传统医学的粉丝，我只是觉得自己并不是任何一方（把中医和西医看成二元对立的两方）的教条信徒。
所以我之后的打算是虽然继续吃药，但也会尽量保证每周固定练习瑜伽和回归大自然的时间（据多项科学实验表面，瑜伽冥想以及身处大自然中都有助于身心健康降低人的焦虑水平），如果有可能（和钱），继续去找个靠谱的心理咨询师，慢慢去面对曾经的创伤。
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得了焦虑症这件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导致我长久以来心理问题的罪魁祸首，告诉他们也许他们还会觉得是我们这一代人“矫情”，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我来说早就不是最重要的情感支持来源了。
一次次的去医院、看心理咨询师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人去的。有时是由朋友们陪伴去的，得了焦虑症这件事也告诉了不少朋友，并且督促他们同样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在现在这样快节奏压力大的环境下，身体或心理的某些地方出现异常是很普遍，同时也值得关注的事。
有时会想，到底是自己有病还是这个社会这个环境有毒呢？不少人质疑心理学和精神医学将问题的根源指向了个人，忽略了背后的复杂社会因素，一味鼓励个体去“适应”社会，将一些不合群或稍显“异常”的人或群体贴上疾病的标签（比如，曾经将同性恋认为是“性别倒错”）。
凯博文在《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里说道，给人类不幸贴上一个医学标签（抑郁症、焦虑症）的确有可能使社会问题琐碎化，把注意力从解决社会问题上转移开，并且使复杂问题的某一方面具体化，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只能被某一类专家解决。但是医学化也可以有（并且事实上的确有）正面的作用。一些精神障碍、及早诊断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
因为焦虑症我最终从上一家公司辞职，休息了四个月的时间后，等到自己的健康有了很大的改善后再继续找工作上班。在此期间，我读到《我穿越疯狂的旅程》，作者是美国南加大大学的法学教授萨克斯博士，而她在这本书中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故事。
她在书中写道，我的幸运之处不是我已经从精神疾病中康复。我还没有康复，我也将永远不能康复。我的幸运之处在于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或许这便是我从这段经历中得到的最宝贵的启示，疾病的标签永远不能取代我和你，我们是复杂的活生生的人，即使有焦虑症（或者抑郁症），我们也有希望找到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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