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逃犯生涯：妈，我想自首，我想要自由
那年春节的一个晚上，我独自走在空旷的街头，鞭炮声从远方传来，仰头看四周高耸的楼房，围成一堵钢筋水泥铸就的墙壁，仅露出头顶一小片深邃的星空。我忽然很想要自由，我知道，现在的我并没有真正的自由。
--题记
在酒店后门的停车场，数十人将我围住，有些人是熟悉的，有些人是陌生的，他们咒骂着我，或询问着我什么，记不清了。我将手上紧握着的开山刀扔在地上，踉跄着从人群的缺口逃出去。
只有胸膛里剧烈的心跳声，除此以外，正午时分火辣的阳光似乎融掉了周围所有声音，直到我一路疾走回到了家，在沙发上坐下，右手依然不住地颤抖。
视线聚焦在我的白色鞋子上，上面零星的血迹提醒着我，刚才发生的械斗是真的，我还活着也是真的。十多分钟以前，那些高举着消防斧朝我冲来的狰狞面孔，还历历在目。
调整好了呼吸，嗓子干得可怕，走到了饮水机前，正举起水杯，手机伴随着来电铃声在我裤兜里震动。
陌生号码，我接起电话，嘶哑着警觉地问：“喂？”
竟是母亲的声音：“你……你收拾东西先跑吧！”
“为什么要跑？”
母亲轻轻地啜泣起来：“你砍伤人了，我在医院和他一起，看到他的手掌被砍断了。”
“我砍伤人了？我不记得。”我感觉一阵头晕目眩，嗓子像是要冒烟。
“是你砍的，监控录下来了。”挂断电话前，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先跑吧！”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慢慢的，一些在电视剧里看过的片段浮现在脑海。我将手机关机，SIM卡拿出来折断，扔进了垃圾桶，冲进房间胡乱收拾了一些衣服，在抽屉拿走了我所有的现金，想了一会儿，将一顶高中时候买的黑色鸭舌帽扣在了脑门上。
下楼后，我一直跑到马路旁，拦下一辆出租车，开到市区的时候，上了一辆半路停下载客的大巴车。
我要去哪儿？我不知道。先逃离这座城市吧，我想。
1
2016年的6月初，我找了一份在传媒公司的工作，朝八晚六，来回两小时车程，月薪正好三千。在此之前，我虚度了足足一年多的光阴，每天泡面度日，在网吧与酒吧之间往返流连，活得人鬼不似。
那段时间里，我结识了一个女生，姑且叫她梁姑娘吧。“在无能为力的年纪，遇上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她的美好使我自惭形秽，也让我顿悟人生不该继续荒唐。
我认真工作，想将荒废的时间用更多的努力弥补回来。三个月之后，我的工作终于得到了上司的认可，中秋节的前一天，上司对我说：“放完假回来，就给你提工资。”说完，便让我拎着两盒月饼提前下了班。
那两盒月饼被我遗失在公交车上。不知为何，这件小事使我整个中秋节都过得惴惴不安。
中秋节那天的晚上，我约了梁姑娘出来见面，聊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一直藏在心里的表白，最终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
“明天，明天一定要跟她表白。”躺在床上的我，怀抱这个想法入睡。可没有想到，一觉睡醒，我的人生便彻底发生了改变。
● ● ●
2016年的9月16日，中秋节后的第一天，早晨10点左右，家里的电话铃声吵醒我，我听见客厅里哥哥焦躁的声音：“什么？爸爸被人砍了？”
“爸爸被人砍了”这句话仿佛一道惊雷在脑海中炸响，我腾地一下跳下了床冲出去，在客厅里，我看见嘴唇气得发白的哥哥，还有无助的母亲。
哥哥愣了一会儿后，跑到门口穿好鞋子，我也跟着穿上了鞋子。哥哥又转身走到阳台，拎起了一根空心的铁管，我也仿佛溺水的人寻找救命稻草一样，在鞋柜上的工具箱，找到了一把开山刀。
那是上个月，家里出租房的租客退租时留下来的刀，被母亲看见后随手扔在了这里。后来母亲经常说起：“如果没有这把刀就好了，你就不会砍伤人了。”
2
出事的地点在离我家100米远的一家星级酒店楼下，我对具体发生的情况知之不详，路上问哥哥，他也说不出所以然，看到他因为担忧父亲的安危而莽撞得像一头犀牛一般，我在即将抵达酒店时还一把扯住了他，仔细嘱咐他：“待会千万不要冲动，先找到爸爸。”
他嗯了一声，但是我看着他的样子，实在怀疑他有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
我们从酒店的后门经过，一群彪形大汉正堵在后门口，我匆匆一瞥，赫然见到他们藏在身后的消防斧，吓了一个激灵，走在前头的哥哥折返回来，问我：“看见爸爸了没有？”
我紧紧抓住他的手臂说：“我们去前门找找，还有，你看见后门那群人了吗？他们都拿着斧头。”
我哥哥不耐烦地甩开我的手臂，往前门跑去，心中的不安再次笼罩着我，我开始不断地轻声祈祷，忘了自己从来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操！”我哥哥突然转身，往后门的方向跑去，我的脑子轰的一下炸开了，感觉全身的血液在一瞬间流失殆尽，头皮紧紧地揪在一起。
我看到父亲不知何时出现在酒店的后门，那群彪形大汉正呈扇形围住了他，而我哥哥不由分说地冲进人群，举起铁管便往其中一人的头上敲去。
当我哥哥敲第一下的时候，那个人愕然地抬起头，直到我哥哥连续在他的脑袋上敲了三下，鲜血才开始从他的头发下面渗出，流了满脸。
那个人倒在地上，其余的人终于反应过来，大骂着挥舞起沉重的消防斧，我哥哥在抵挡了两下之后，慌忙地转身逃跑。可是他并没有跑出去多远，我看见对方领头的人用消防斧在我哥哥的背后砸了一下，我哥哥便倒在了地上，身下尘土飞扬。
我怔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他们密密麻麻地围着我哥哥，“哥哥要死了吗？”我心里闪过这个念头。
我一直以为死亡离我很遥远，可当死亡的危机出现在面前，最深处的恐惧无可避免，我没有冲上去救我哥哥的勇气，只感到从头到脚的羞耻和无力。
羞耻和无力还没有持续多久，正在殴打我哥哥的人之中，有两个人看见了站在一旁提着刀、呆若木鸡的我。我清楚记得他们一个人拿着消防斧，另一个人拿着铁铲。后来，提审的警察还给了我两组照片，让我从中辨认出他们，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他们的样子。
拿着消防斧的那个人向我小跑过来，指着我说：“还有你是吧？”
我滑稽地从嘴唇里蹦出三个字：“等一下。”
可是，他们并没停止动作，两个人几乎同时举起了手中的家伙，朝我狠狠劈来。
“我要死了。”当这个念头一闪而过，莫名提起的勇气，驱使我本能地用左手挡住铁铲，挥刀砍向了消防斧的斧柄。
铁铲打在了我的掌心，我没有感觉到疼痛，让我意外的是消防斧的斧柄远比我想象中脆弱，被一刀轻易地劈成了两截，我最后的印象，停留在拿着半截斧柄的他茫然无措的样子。
大概有一分钟的记忆在我脑海中遗失了，当我的记忆片段连接起来时，那群人已经不见了踪影，地上只留下半截消防斧和零星的仍未干涸的血迹。
别的，我都不记得了。
3
到了邻市以后，我在一间超市连接了店主的私人WIFI，没有手机卡的手机依然可以登录微信，我翻找通讯录，找到了一个在当地工作的朋友。我简短地对他说明了情况，正在上班的他请假出来，用他的身份证为了我开了一间酒店的房间，之后就先离开了。
我在浴室的镜子里，看着脸色苍白的自己，才发现脸上有褐色的血迹，衣服上也有星星点点飞溅的血滴。我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将沾了血液的上衣丢到了垃圾桶里。
在那天以前，我从未考虑过坐牢这个问题，我法律常识再匮乏，也足够我认清自己当时的处境，砍断他人的手掌，伤势无论如何也能构成重伤，这意味着我至少也要坐三年牢。
我感到命运对我恶意的嘲弄，如果事情发生在我还在醉生梦死的那段时间，我也不至于如此沮丧，可偏偏正当我一切看起来都有了起色、重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时，残酷的现实却迫使我只能像个废人一般，在牢狱中度过人生最美好的阶段。
我开始盘算，当时的我二十二岁，如果运气好，坐三年出来不过是二十五，如果运气不好，也不至于超过三十岁，年纪仍然算不得太老。
我打开微信看留言，有几位不常联系的同学询问我在哪儿，我不敢回复。还看到了母亲转账给我的五千元钱，我点了收取，回复了一句：“情况怎样了？”等待回复时，精神持续紧绷导致的疲惫向我袭来，我转身就睡着了。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的三点多钟，手机的提示灯闪烁不停。我看到母亲的留言，说派出所已经立案，酒店方也开始和母亲谈判，父亲并无大碍，哥哥在住院检查，而伤者被砍断的仅有尾指和部分连接的手掌，母亲宽慰我说，很大可能只是轻伤。
我回复母亲说：“我真的不记得我砍伤人了，当时我也没有看到血，没有听到叫声。”
母亲很快回复了我的消息：“他们说是你砍的，警察也认定是你砍的，不说这些了，我会赔钱给伤者，怎样也不能让你坐牢。”
看来发生这样的情况，彻夜无眠的不只是我。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一切关于故意伤害罪的资料，甚至包括关于逃避警察追捕的信息，虽然无可奈何，但我也只能接受了自己在逃人员的身份。
微信的朋友圈刷不出动态了，我不敢联系任何除了母亲以外的人，酒店房间空空荡荡的，只有空调轻微的噪音不停地响。我鼻头一酸，不住地落下眼泪。
我的人生，算是毁了。
4
那天凌晨醒来以后，我一直熬到了清晨，眼睛因为落泪变得干涩。母亲没有再发微信过来，倒是梁姑娘发来了一条微信，简简单单的一个字：早！
我险些又哭了出来，从未想过自己会有如此脆弱的一天。我假装无事发生，一边和她在微信上闲聊，一边穿上衣服离开酒店，我得买一张新的电话卡。帮我开房的朋友用他身份证给我办了一张电话卡，我将新卡插进手机，注册了一个新的微信号。
我只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警察抓住，如果事情真的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那我也应该选择自首，毕竟这样可以减轻量刑。
出于更深层次的考虑，假如我没有被警察控制，那么对于母亲和酒店方的谈判，显然更有利于母亲一些——酒店方和当地派出所关系暧昧，是所有人心照不宣的秘密——后来当我的母亲拿着伤者亲自签署的谅解书，找到派出所所长时，对方竟愤怒地说：“怎么不跟我说，就私自签署谅解书了？”
母亲说：“伤者谅解时有律师在场，有视频和收据为证，哪条法律规定必须要派出所介入了？”
所长哑口无言，脸色铁青，而在我的母亲离开派出所后不久，酒店的老板便已得知了这个消息。
● ● ●
在我第一时间将新的电话号码告知母亲后不久，接到了第一个来电，同样是陌生的号码。我忐忑地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是哥哥的声音：“我出院了，你在哪？”
当鼻青脸肿的哥哥出现在我面前，终于让我感到心定，他苦笑着摊了摊手说，“我身上的伤估计连轻微伤都够不上，一出院警察铁定得抓我去关着，还是走为上计。”
“接下来，咱们咋办？”我带他回酒店放行李的路上问。
“先躲着吧，看看情况怎样。”他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晚饭后，我和哥哥一起去堂哥家，全家人商量看这事如何妥善处理。堂哥家的小区在数十公里外，隔着一条街就是本地的法院，我看着车窗外发呆，心想，如果被检察院起诉，那么就会在这里开庭审理。
堂哥住在13楼，我们还专门搭电梯到了15楼，小心翼翼地走楼梯下去。后来我在派出所门口若无其事的路过，才发觉当时这些故作聪明谨慎的行为实在可笑，不过是一件普通的伤害案件，并不值得警察大动干戈地去搜捕嫌疑犯。
但那时候，听说自己上了公安系统的网上追逃名单时，感觉则是天塌地陷一般绝望，除非隐姓埋名过一辈子，否则根本没有办法逃脱法律的裁决——如果真的隐姓埋名逃一辈子，工作该如何？结婚生子该如何呢？我不敢想。
5
在堂哥家中见到父亲母亲时，我强装镇静地坐在他们面前，手却抑止不住颤抖。母亲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一条糟糕至极的消息：“酒店方索赔50万元。”
“50万！”我按捺不住叫了起来，“我去自首！大不了坐一两年牢，就当打工了，月薪两三万，怎么也不亏。”
母亲凝视着我许久，最后叹了声气说：“唉，我打算赔了。”
“不准赔！”我又急又气，“我现在就去自首！”
母亲眼眶红了，眼泪攒在了眼角：“怎么舍得让你们去坐牢，怎么舍得……”
“其实说到底，他们狮子大开口要价50万，是还惦记着10年前的仇呢。”母亲最后说。
在糊里糊涂成为了网逃人员的第二天，我终于知道了事情全部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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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初秋，父亲在法院拍得一栋别墅，同年，相隔20米的烂尾大厦开始装修成酒店。
到了2006年的时候，酒店两侧及身后的道路和空地悉数被酒店非法占用搭建了停车场，还封住了路口导致车辆无法正常通行。
为此，父母三番两次找到城管部门投诉，但也毫无作用，酒店的老板甚至在父亲面前说：“别瞎忙活了，你搞不下来的。”
2008年，停车场的围墙曾被城管拆除，但两个月过后又围了起来，父亲拿酒店老板无可奈何，心中始终藏着郁结。
这件事情逐渐淡去，父亲年逾六十，早就不再因为停车场的事情置气了。这次斗殴事件的导火索，源于父亲新买的车停在酒店停车场的时候，被酒店的客人剐蹭后逃逸，父亲前去酒店理论，酒店以父亲并非酒店客人为由，不愿负责。
父亲登时火冒三丈，骂道：“这停车场是你们酒店的地皮吗？提起这事儿就生气，不是你们将路围了起来，我会停车在你们这里吗？”
争吵逐渐变成了推搡，就是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和哥哥接到了电话……
索赔谈判时，酒店老板倒是直言不讳：“10年前你搞不了我，现在你更搞不了，我也不是缺你这50万，当年你搞得我很没面子，我现在就是要拿回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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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母亲的讲述，我沉默了许久，闷闷不乐地说：“如果真赔了50万，我这辈子都不回家了，去北京上海深圳哪都好，就是不回家了。”
父亲始终铁青着脸不发一言。我知道父亲生平最看重面子，戒烟6年的他再次抽起了烟， “赔钱吧，把车卖了，别到老了将俩儿子弄进监狱，那样更没面子。”
“现在还管什么面子……唉。”既然已经决定赔钱，父母反而松了口气，母亲让我和哥哥那晚住在堂哥家里，就和父亲一起离开了。
那一晚我彻夜未眠，思绪万千。
6
第二天午饭，父母又来到堂哥家里，进门时母亲就愁容满面，坐下没多久，母亲说：“伤者去做了伤情鉴定，公安已经立案，没办法撤案，赔钱了一样要坐牢。”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反而轻松了，说：“那更好了，不用赔，直接坐吧。”
父亲大口抽着烟，说：“不急，先在邻市躲一段时间，警察抓不到人，伤者会更急，现在医药费都是酒店老板垫着，拖着吧，伤者迟早得去酒店闹。”
我和哥哥顺从地点了点头，吃完饭后收拾好行李，便去了邻市，借朋友的身份证租了一套房子住了下来。
两天后，母亲就高兴地打电话给我说：“鉴定结果出来了，轻伤二级。”我愣了一会儿，母亲听我没有说话，于是继续补充说道：“一年以下。”
“噢……”我捏紧了手机问：“那什么时候自首？”
母亲的情绪再次低落下来，她说：“唉，一天牢也不想让你去坐，再等等吧，你爸爸在找以前的那些朋友，看看有谁能帮得上忙。”
让我没有想到，商量好自首的时间因为各种原因一再拖延，每次下决心孤注一掷的时候，总会有“某某部门的谁”带来新的希望，甚至遇上了一个骗子，说是市长的侄子，母亲险些被他骗了23万。
在无数次鼓起勇气自首、又被反复被打乱的过程中，我适应了“逃亡”的生活。那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在街头无所顾忌地行走，除了再也没有和以前的朋友联系之外，生活似乎与从前并无不同。唯一经常和我联系的人，除了父母，就是梁姑娘，我对她全盘托出我目前的情况，甚至连详细住址也没有隐瞒。
那年春节的一个晚上，我独自走在空旷的街头，鞭炮声从远方传来，仰头看四周高耸的楼房，围成一堵钢筋水泥铸就的墙壁，仅露出头顶一小片深邃的星空。我忽然很想要自由，我知道，现在的我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哭着说：“妈妈，不要拖了，让我自首吧。”
母亲冷静地说：“好，现在正在和伤者接触，谅解书一签你就去自首。”
挂断电话以后，我打开微信，问跟着母亲回乡探亲的梁姑娘：“什么时候回来？”
她说：“三天后。”
我说：“见个面吧，然后我就去自首。”
她说：“好。”
7
我还是没有如愿和梁姑娘见面，我不断问自己，见面了我该说些什么呢？见完面我就要去坐牢了，可能是九个月，可能是一年，我能给她什么许诺，又能要求她的什么许诺呢？
我越想越怕。相约见面的前一天晚上，我喝得大醉，单方面删除了梁姑娘的所有联系方式。
母亲如愿拿到了伤者的谅解书，赔了17万元，高于一般轻伤二级的民事调解赔偿金额，但母亲说，只要能让法院少判我一个月，钱赔了也是值得的。
春节过完，我终于可以为触犯法律而承担后果，赎清自己的罪孽。家中最年长的哥哥开车接我回家去自首，车子经过了事发的酒店，也经过了家，我站在派出所的门口，连续抽完了两根烟。
警察比想象中和善，录完指纹采了血样，警察拿来纸巾让我擦拭指头的血迹，我看见血液在纸巾上泛开，留下了小片血污。
在等待讯问前，我待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探照灯迎面打了过来，我问警察可不可以抽烟，警察笑了笑说：“你烟瘾还挺大。”然后递了根香烟给我，隔着铁栏给我点燃。
我深深吸了一口烟，顺着墙壁缓缓坐下，扭头一看，角落里有用血抹出来的两个字：公道。
讯问结束，已经是将近黄昏，警察即将押解我去本市的看守所，走出派出所大门的时候，憔悴的母亲双眼通红，等待在门口。
她沙哑着喉咙问警察：“为什么还上手铐啊？我儿子自首的，不会跑的。”
警察说：“没办法，这是程序。”
眼看母亲快要哭出来了，坐在车后座的我举了举手上的手铐说：“妈，给我拍张照呗，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戴手铐的。”
母亲被我逗笑了，车子启动后平稳地行驶，尘埃落定，我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石头，眼泪也又一次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