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荒诞的时代，都盛产魏源式的悲剧
1898年，伊藤博文辞去日本首相后，访问中国。李鸿章与之会面时，讨教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伊藤博文给出的答案是：“可以去看魏源的《海国图志》。”
魏源是谁？他的《海国图志》为何在中日两国命运迥异？
▍因“批评谏言”屡遭贬斥
魏源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名门望族，自幼勤奋好学，饱读诗书。他成年后，学养深厚，文采飞扬，被林则徐一眼相中，招入其幕府襄助政务，二人时常磋谈时局，以求兴利除弊。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溃败。开战之时，国人对英国了解之偏缺，让人咋舌，魏源的伯乐，也是当时最“开化”的官员林则徐，竟然认为英军士兵的膝盖不会弯曲，只要登岸便会任人宰割。以此知彼，焉能不败？
随着鸦片战争的惨败，林则徐被道光皇帝革职流放。
1841年，流放途中的林则徐，与魏源在京口秉烛夜谈，坐困愁城。在漆黑的夜幕中，林则徐将早年收集的西方资料，交给了这位肝胆相照的挚友，嘱托他编撰成《海国图志》，以唤醒国魂，了解世界。
自此，《海国图志》的编撰便贯穿了魏源的余生，这部书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中日国运。
ldquo;假如我未曾见过光明，我本可以忍受黑暗”——这句话用在魏源身上，恰当不过。
编撰《海国图志》的过程中，他看到外面世界的光明，便无法再忍受现实的贪腐和不公。
在主政淮北期间，魏源清晰地意识到，晚清朝廷所垄断的盐政漕运，名为国有，但实际上，大小官员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不仅百姓惨遭盘剥，穷无立锥之地，而且朝廷每年都要给予以巨额补贴，成为中央财政的一大痼疾。
魏源不断上书，痛陈时弊，并抨击朝廷中的“桑弘羊”、“王安石”之流，主张严格限制官员经商，改官办为民办，实行以民营为主的方针。
但是，他的主张非但没有受到重视，反而被驳斥为“妄议朝廷”“误国大谬”，并得罪了顶头上司杨以增，被贬为高邮知州。
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时任高邮知州的魏源，剿灭了进犯的太平军，但曾经的顶头上司杨以增，此时已贵为“剿贼总督办”，以“迟误公报”为由，将魏源罢官夺职，逼迫他告老还乡。
四年后，魏源在抑郁中逝世，身后留下了皇皇百余卷的《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
苏格拉底曾说，“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是一只牛虻，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
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历史和现状的观察家和批判者。他们肩负推动观念更新、揭露和批判丑恶、呵护文明、维护正义的重任。
不过，逆耳忠言总不如甜蜜的颂歌那么动听，权势者总是置之不理，甚至不惜动用权力打压、围剿，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
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是国家文明程度的缩影。在一个国家现代化以前，公共知识分子必然同自己的祖国一齐受难。
魏源及其《海国图志》的故事便是晚清知识分子，在大变局中悲惨命运的最好例证。
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声凄厉呼喊，便是魏源发出的，袁伟时在《晚清大变局》中，把魏源的《海国图志》评价为晚清进步潮流的智慧闪光：
ldquo;首倡破华夷之辨——冲破妄自尊大的思想桎梏，平等地看待西方。
大力赞扬西方的政治制度——《海国图志》把美国奉为典范，成为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的第一曲赞歌。
藏富于民，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在两淮主政时期，深感官有之弊端，主张还民众以经济自由。
朝野上下对《海国图志》嗤之以鼻，不仅被国人视为“祸国殃民之作”，满朝文武更是将其斥之为“长洋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魏源本人更是被污蔑为“汉奸卖国贼”。
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坚持“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而张之洞也主张“中体西用”的基本国策。
主抓晚清经济改革的盛宣怀，更是把“官督商办”作为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并言之凿凿“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
吊诡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却在日本大放异彩——不仅再版数十次，而且以福泽谕吉、伊藤博文等日本维新人士，读罢此书，便纷纷抛弃儒学，转而学习西方经典，民间学习西方的热情更是势不可挡。
在维新派的主导下，日本仿照西方，进行了全面的制度转型，颁布宪法，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
在经济改革方面，伊藤博文说：“日本为什么要办实业，真正的目的是示以实利，以诱人民”，他以1日元的价格，把当时日本最大的国有造船厂卖给了日本商人岩崎弥太郎，这就是着名的三菱集团的前身。自此，日本的造船业乃至整个工业都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ldquo;保守”与“开放”，不同的选择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历史的分野在这里展开，又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汇集，最终，北洋海军被日本联合舰队全歼，日本彻底取代了大清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可见，一个民族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无知，而是封闭通往真知的大门。
袁伟时在《迟到的文明》中，无不痛惜地写道，
ldquo;基础塉埆，自行转型艰辛；如果谨慎择路，见贤思齐，亦可减少赶路时间和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