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后人：往事何堪

　　他们早已静默如尘埃，分散在角落里，随着各自命运的辙痕起伏。祖宗阿太（胡雪岩）的传奇，只是童年傍晚，祖父母偶尔与子孙闲聊的片断。胡雪岩出身寒门，由极盛而衰，仅历时十三载，家族刚形成便遭遇变故而解体。说到显赫，这个家族只有个人，并没有先迹或后续的传承。

　　与祖宗胡雪岩“拉”上关系，那是“文革”年代，子孙们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曾被批判为“买办资本家”的胡雪岩，在近些年，忽然成为民间文化热捧的“红顶商人”。但对子孙而言，日子一如既往，“如果我们活在祖上的荣光里，早就无法面对现实生活了”。

　　逃离“芝园”

　　ldquo;夜里火苗从帐子上燎起，发着蓝色的光”，1918年“芝园”的一场蹊跷火灾，结束了余息尚存的杭州最显赫家族的历史。胡雪岩在1885年的衰败，并没有将胡家彻底击垮。奈何一场始料不及的火灾，让他精心经营起来的宅子和一大家子，迅速分解。

　　时值严冬，为防火灾而设的大铜缸里，水全部冻成了冰块。胡雪岩的孙媳妇戴泳霓在慌乱中大喊一声，“是我的人跟我走”，带着丈夫胡萼卿这一支的老老少少，逃了出来。整个家族人多平安，但是“芝园”被烧得不堪收拾，只残留门口的轿厅一间，一家人残度腊月新年。这一天也成为胡家的“家难日”，往后每年此日，全家吃素一天，年年不忘。

　　当若干年后，戴泳霓向长孙女胡筱梅念及此事，一直觉得“火里好像掺了油的”，认为与争家产的纠纷相关。论及1918年火灾时的家境，胡雪岩早已于1885年病故，钱庄倒闭，“芝园”和胡庆余堂也抵给了文家。

　　胡雪岩有三子五女，长子胡楚三19岁便早殁，次子胡缄三育有两子，三子胡品三育有四子，人丁最为兴旺。这些大大小小的分支中，各房积蓄了不少私房钱，加上平日穿戴的金银细软，仍旧算得上富裕人家。高墙深院内的胡家“芝园”，曾是让墙外普通人家觊觎的神仙宫殿。胡雪岩的旁系第五代孙胡德辉提到，当时杭州很多人家连房子都住不起，就沿河搭建棚子，河边多水患，常被水冲走。胡家虽然遭遇变故，但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生活并不差。只是胡雪岩富甲一方的日子，子孙们已觉得恍若隔世。

　　胡萼卿是胡品三的长子，在孙辈中年岁最大，因而也是胡雪岩的长孙。胡萼卿资质聪颖，中了前清的举人，在孙辈中最为风光。胡筱梅记得，祖父胡萼卿不喜欢讲旧事，但是每逢夏天纳凉时，祖母戴泳霓时常让她与堂兄允嘉为她搓背揉肩，兴起时讲一些胡家的家史。

　　ldquo;‘阿太’（指胡雪岩）是五短身材，个子不高的，属猴，所以发达。”戴泳霓的观念中，胡雪岩是命中注定要发迹的,“他做过许多善事，施粥、办义渡、开药店施药”。而胡雪岩破产是因为做蚕茧生意，被洋商排挤，蚕茧卖不出去，在仓库中都烂了，“每天请人翻动一下，就要花一个元宝，家业都倒闭了”。

　　家族极盛时，胡雪岩与大太太坐在“芝园”二楼的观戏台子上，以地面为棋盘，让姨太太们分别套上背心，写着“卒”“车”“马”不同的字样当棋子。胡雪岩和大太太口头上对弈，姨太太们就依据指令，跑向各自的“位置”。胡雪岩心情大好时，一家人“下棋”取乐。

　　戴泳霓告诉孙辈，“原来我们祖上是姓李，做官的，因奸臣陷害，逃到安徽，为姓胡者相救，所以改姓胡。因此我们与姓李的不能通婚，原是一家人”。在祖籍上，“老祖宗（胡雪岩）是安徽人”。这点胡雪岩同宗的研究者、安徽绩溪人胡维平也说，胡雪岩是“明经胡氏”这一支，与大学问家胡适也同宗同源。

　　大家庭的最后时光

　　在胡筱梅出生时，祖母戴泳霓和祖父胡萼卿已经带着自己这一支，搬到了杭州姚园寺巷30号。这是一个曾经相当气派的旧式五进院落，面积比“芝园”还大，善于理财的祖母将部分房间租给了其他人家，家中的近30口人，仍旧住得相当宽敞。

　　由于胡雪岩长子胡楚三早亡，长孙胡萼卿便继承了长子房的“招牌股”，经济相对富裕。前清举人胡萼卿后来留学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一心想要参加革命。妻子戴泳霓是官家大小姐，虽然管理家务非常泼辣，思想却相当守旧。眼见着丈夫在街头演讲，想要剪掉辫子干革命，便想了个法子让丈夫回家：她听说有个亲戚进了洋学堂，参加长跑后大量饮水而亡，便觉得洋人的活动全部参加不得，也不让胡萼卿去日本参加运动，还给后辈定下规矩：不准进洋学堂。

　　原本在封建旧式家庭里出现的一点新思潮，因为祖母戴泳霓的极力反对，还未燃起就已扑灭。整个家庭又回到了旧式大家的轨迹上，胡萼卿从此赋闲在家，吟诗作赋，不问国事家事。“祖父话不多，总是温和而慈祥的，卷起一个长书卷握着，手背在身后，来回踱着方步”，与人很少交际。

　　祖母戴泳霓相当能干，成为大家庭的实际家长，财权在握。“她每个月给我妈妈三个银元做零花钱，让她打成首饰留起来，不要随便花费。我们孙子辈，每天向她领四个铜板，如果帮着祖母捶捶背，还能在她的小陶罐里多摸几个铜板。”

　　在经营方面，祖母倒似乎继承了胡家的做派，颇有恢复祖上荣光的想法。每次胡庆余堂的阿大（经理）过来，都是祖母出面讲话交涉。祖母认为只有“招牌股”没有发言权，所以花费积蓄，购得了胡庆余堂2股半的股权。胡庆余堂好像一共有120股，祖母虽只购得2股半，可是整个胡家后人中，只有她是持股的，这点让她非常得意，总是提起，“本来胡家已衰败，我能购回一些股权，总是对得起祖宗的”。

　　大家庭保留着一些老规矩。每逢农历过年，祖宗堂里会悬挂许多男女祖先的手绘彩色像，有生卒年月，“穿着朝服，也不知道谁是谁”，到元宵节收起。胡家的堂名是“承庆堂”，家里挂着的匾牌、记录收支的账本，都写着“承庆堂胡”的字样。

　　虽然幼时生活优越，胡筱梅回忆起来，却没有多少快乐。“大家庭的气氛永远是冷冰冰的，几乎不讲话的。”父亲同二叔不说话，妈妈总受小姑子的气，寡居的姑母寄人篱下，十分凄惨。封建家庭里，女孩子不能上学，在父亲胡亚光的斗争下，长女胡筱梅终于在8岁时进学堂了。“我当时觉得特别奇怪，怎么其他同学都是高高兴兴的，爸爸和叔叔关系很好，我们家就不一样？”

　　十一二岁时，当祖父第一次把《石头记》（即《红楼梦》）给胡筱梅看时，“我觉得怎么那么像我的家，能找到每个人的影子”。等读到了《家》、《春》、《秋》，“更觉得像我的封建大家庭了，冷漠的金钱关系和等待逃离的青年人”。

　　逃难上海

　　1937年，日寇逼进杭州，炮声越来越近，胡萼卿一家慌忙中决定逃难。祖母把首饰分了，让各家带上衣服、被子、细软，一起逃命。胡雪岩显赫时，于光绪九年（1883），花重金在黄泥坞买山地200余亩，建造胡家坟庄，那些守坟的人便是“坟亲”。无奈中，胡萼卿一家逃到一个坟亲家里住了几个月。日本人又近了，胡家打算回安徽老家，但是路被炸断，只得半路返回。随后又逃到绍兴，直到1938年逃亡到上海。

　　ldquo;离开杭州的那个夜晚，过了钱塘江大桥没多久，就听得身后‘轰’的一声，桥被炸了”。从温州乘船到上海后，借助胡筱梅舅父的关系，胡家在海防路租下一所旧房子中的几间。

　　二十多口人挤进三间房，祖母戴泳霓总说，“我们是逃难来的，要回杭州的”，并不打算在上海长住。哪知国难时期世事难料，祖父母最后在这座房子里去世，胡家人在此一待就是50多年，再也没回杭州。

　　胡庆余堂此时难以为继，上海虽有一家分店，但是很难盈利，胡家人的那点股份起不了作用，也就断了经济来源。“挤在三个房间中的一家老少，各自为生活奔波。”

　　来到上海后，家境陡然窘迫了起来，胡筱梅总看到妈妈为生计发愁。“每次新学期要来了，母亲就算四个子女的学费”，长子胡允正是一定要保证的，所以妈妈总对胡筱梅说:“如果要停学，只能停掉你的。”胡筱梅害怕像姑母一样，一辈子不独立，所以发奋读书，居然只用了8年，从小学读到了高中毕业。“我像拼了命一样，总是跳级，一心要读到高中毕业，至少能当个小学教师。”在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里，胡筱梅说，“我们只有在基因上是平等的，所以不能放过读书的天赋”。

　　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哥哥考上大学，胡筱梅和妹妹相继工作、出嫁，没落大家族的子女们，又靠着各自的努力，离开了这个曾经拥挤不堪的家庭。没人再提过去的辉煌，因为它和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相比，显得那样遥远而不合时宜。

　　胡筱梅说，“当时没人回顾历史，也没人编胡氏后代谱系，因为这些都不是‘红色’的”。

　　ldquo;文革”遭灾

　　1950年，调到上海某重点中学当老师的胡筱梅，兴奋不已。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改变了当时一批年轻人的选择，也让她尤其向往当教师。“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头上还有一座封建家庭的大山，自己要背叛家庭，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儿女啊。”

　　而新中国成立后直到公私合营前，胡庆余堂的股东又能拿到利息了，靠着定息，一家人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谁料疾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再次压得胡家人喘不过气。在入党时交代了家族历史的胡筱梅，成为学校的主要斗争对象。上海人谁不知道有家胡庆余堂，大老板大资本家的后代就在这里，还不迎头痛批？1928年出生的胡筱梅工作相当勤奋，年纪轻轻就获得了陈毅市长签发的“上海市第一届优秀教师”、“上海市第一届三八红旗手”称号，“这时候都变成了假的，成了我别有用心的举动”。

　　ldquo;大字报”上，有人“揭发”胡筱梅家里藏着8吨黄金，“我家那点小房间，不要说8吨黄金，连1吨煤球都放不下啊”。但是胡筱梅必须做检讨，讲述“我们的生活是吸了劳动人民血汗的”。

　　胡筱梅的母亲辛劳一生，“文革”中首饰全部被抄。老人家完全想不通，自己最困难时，也不愿意变卖祖宗遗物，为何片刻化为乌有？1968年，急火攻心的老人病发而去。

　　胡雪岩杭州的亲戚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胡祖恩家是胡雪岩弟弟胡月乔的后代，因为是“资产阶级后代”，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化工部工作的胡祖恩，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儿子胡德辉提到，“父亲从来没有摸过稻子，让他割稻子，手轻了割不下来，手重了又直接砍到了自己腿上”。每天夜里，胡祖恩翻开长裤，满腿新伤旧疤，胡德辉说，“若不是妈妈每天劝慰，父亲早就活不下去了”。“文革”的经历，使得耄耋之年的胡祖恩谨慎而寡言。自己作为胡雪岩后代的任何往事，都不愿忆起。

　　据胡庆余堂老药师赵玉城寻找和研究，胡雪岩的直系后代有200余人，多在海外，分布在7个国家，几乎不经商。次子胡缄三卖掉了胡庆余堂的“招牌股”，送子孙到了国外读书。而胡雪岩临终前曾对儿子说：白老虎可怕。意即白花花的银两害人，经商是最有风险的事情。于是在胡氏后人中，几乎无人经商，也无人入仕，基本“从文从教从自然科学”。

　　留在国内的胡筱梅，回忆起一生坎坷，个人命运与国家时局紧紧相连，已经不是“后悔”之类的话，可以改变老人的一片痴心。讲起学生，是老人最开心的事情。她给记者拿出两本厚厚的相册，是她在1958年任教的一个班级，全是她和这批学生在不同时期的照片。细心的老人，一字一句，在一旁记下和每个学生的交往。

　　相册的第一页，是胡筱梅在50年代授课的照片。下边写着一行清秀的字，老人一生的座右铭——“我愿以满头的白发，换来祖国的栋梁成林成荫”。如今果真满头白发的胡筱梅，轻念此句，突然眼圈发红，继而泪流满面，久久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