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经典读后感10篇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是一本由[美] 史景迁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读后感(一)：《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历史可以华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史景迁的作品打包出品，并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理想国”，算是为这位传奇的史学家下了一具个定义。《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便是这个系列中的一本。本书原名为“Treason by the Book”，翻译来应该为“投书叛国”，然而直译既无法管中窥豹，亦不能让人一目而了然于胸，所以，中文将其译成了“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算是直白了当。
书名交待了事情发生在雍正时期，而且还是关于一部《大义觉迷录》这本书的故事。书名似小说，又略带传奇，如不上心分辨，很可能将其当小说买入家中。不过，这并不是说它不可以当小说来读，本书的文笔一流，在情景营造与叙事手法上都相当讲究。一个看似并不大的案件，在对细节抽丝剥茧的过程中演绎地惊心动魄。这是史景迁先生的功力，也是他名字的寓意所在。
在遥远的古代遥远的中国，有一位治史大家，他叫司马迁。一部《史记》不仅文采飞扬，读来牵肠挂肚、荡气回肠，而且治史严谨，“信史”之称传颂至今。连一向苛刻的鲁迅都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到现代，我们在美国找到了这样一位传承了司马迁精神的史家，他便是史景迁。历史并不死板，它由无数的人用生命演奏，华丽略带忧伤。一曲曲生命的歌，怎能用冰冷的文字来表达，来陈述呢？逝去的历史逝去的人们带着逝不去的精神一直注视着我们的时代，他们如河流流淌而过，留下一道道熟悉又陌生的印迹，让我们记住曾经的繁华与荣耀，落魄与哀伤。
当中国的史家钻入窠臼不能自拔，当中国的史家在浩瀚的史料中迷失，当中国的史家不再注重表达不再注重文字的美，当中国的史家将历史写得昏昏欲睡的时候，美国人史景迁用他一部部作品无情地敲打着中国的史家，似乎一直用无言的文字嘲笑着无能的中国史家。
中国的历史研究已经渐走进死胡同，话不能讲书不能写，敏感问题容易扯着神经。而且，由于风气不正，走穴严重，歌功颂德溜须拍马之事亦不少。此等情形之下，历史研究显得死气沉沉，文字枯燥无味也就可以理解。无情的文字显出无情的人们。他们用冰冷冷的心百无聊赖地写着历史。地球的那头，却有人用热血在打扫着历史的角落。无怪当年，有位老师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的历史研究一直在拾西方汉学家的牙秽，一直在跟着日本古史研究的屁股后面跑。”
《大义觉迷录》是雍正的天才之作。借曾静投书叛国案，想正本清源，给大清王朝正名，同时消除华夷之分，以君臣之道为尊，“君臣为五伦之首，断无有身缺一伦而可以为人之理”，试图彻底断了汉人复明的心思。可谓用心良苦。
史景迁便是将此书发布的前因后果细细厘定，详加考证，用华美的语言以及架构来呈现给读者。本书“是一本有关书籍如何被书写、刊行天下，有关巡回驳斥，有关自我宣传，有关眩惑听众与大肆抨击的书”。历史本是波澜诡谲的，能够将那些惊心动魄写出来，让人同样感受到，这考验着史家的能力。纵观本书，史景迁有这样的能力，并将其发挥的淋漓尽致，翻译也是上承。在郑培凯、鄢秀的总序《妙笔生花史景迁》之中有这样一段话“史景迁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优美秀丽，时有隽永笔触，如画龙点睛，衬托出历史人物的特质或历史事件的关键，使读者会心，印象深刻，感到有余不尽”。我是同意这样的评价的。至于谈到“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本，也因为过于堆砌辞藻，而显得文句华丽繁复，叠床架屋，是与原著风格有一定差距的”，在本版译本中未曾看到过于华丽的词藻，可能是理解不同。至于说是“原著风格”，至今无缘看到原著的面貌，也就无从评价了。
史景迁的前言准确而言是篇有趣的小文章，把他对雍正处理这个案子的思考写了出来，并对写作的初衷及主要内容做了概括。
他说“读史其中一个用处就在于提醒吾人，事情可以匪夷所思到什么程度。……但是读史另有一个用处，就在于让吾人看到，人可以这般实际地应对如此匪夷所思的情境。”这是有现代意义的结论。历史被称为轮回，在中国几乎是得到验证的，那么，过去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当今的中国仍旧继续着它们的匪夷所思。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处理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的时候，从上到下自官至民都是那般地冷静，近乎于冷漠。“识时务者为俊杰”成了所有事件的注脚，它在提醒着我们国人是“实事求是”的，是依据情况的变化而选择立场的变化的。
至于文中谈到的官员们为审案而用的种种手段，令人倒抽一口冷气的时候，又难免有些气馁，因为这些手段现在我们仍旧在不公开地使用，成为了众所周知不言自明的潜规则。它们是“对有戒心的目击者施以压力，重复鞫讯，要求撰述自白，大刑伺候或威胁动刑，亲人规劝，孤立，诈骗，佯装称兄道弟，背弃盟誓”等等。
《楔子》中写道“近正午，岳钟琪的坐轿在轿夫、侍从的簇拥下，循西街打道回衙署。此人不等岳钟琪行至鼓楼，便奔到街上……”史景迁大概觉得空洞的事件分析会使人乏味，所以加上了这么一段描写。但这并不是他的想象，在注释中他写道“当时长安街道区划的细部，见《长安县志》，卷三，页二；城墙与鼓楼，前揭书，卷十，页二”。可见，为了使研究更生动，更加丰满，史先生做了大量的研究，甚至将生活的细节都仔细地考究了一番。于是，便有了这段生动的描写，顿时让历史鲜活了起来，立体了起来。娓娓道来而不靠想象与幻想支撑，用史实说话，完全可以做到。慢工出细活，在历史研究上也是适用的，在用历史语言书写上也是适用的。我们的历史研究者与传播者的态度是如何的呢？随便拿本历史研究的书来对比一下立即可断，这里不做他论了。
本书共有15章，自楔子中张熙拦驾投反书始，便将人引入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传奇之中。从此，所有的人都被拴在了一条飘浮在海中的船上，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无法看透远处的前途。
岳钟琪，案发时为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被民间传为岳飞岳武穆的后代，自然被打上了“驱除鞑虏，还我山河”的印记。虽然，他忠于大清，忠于雍正，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民间赋予更多的反清意义，“民间相信岳钟琪身上所流的血液，使得他成为复仇雪恨、恢复汉人昔日荣耀的不二人选”。这使得他苦恼，为了保住雍正的恩宠，他详细地禀报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事无巨细皆上报。后来，《大义觉迷录》搬发以后，由于张熙提到岳钟琪家藏有反清人士屈温山的《屈温山集》，导致岳钟琪大为惶恐，并写信详报于雍正，但雍正“无意安抚岳钟琪”。此时岳钟琪因对准噶尔用兵不利已被雍正所不喜，现又现瞒报情形，便“圣眷渐离”。“此后两年，大军挫败连连，部将之间摩擦日烈。岳钟琪终因作战失利，调度不当而遭解职。所有财产皆遭没入，岳钟琪被判死刑——不过雍正或许是念及岳钟琪昔日忠心，对曾静的阴谋不加隐瞒，据实上报，才法外开恩，免其一死。”荣辱皆皇帝一时之话，也难免岳钟琪一直处于惶恐之中。但不管他如何地忠心，最终还是落得个家破入狱的地步。然而，人有旦夕祝福，乾隆二年，过了五年牢狱生活之后，岳钟琪被开释，过上了平民的生活。一过就是十年，61岁之时，他重入军中效力，授总兵之职。后因军功卓越被三等公，加太子太保。岳钟琪于68岁时去世，功德圆满。
曾静，扇动翅膀的那只蝴蝶，时仅为小山村一教师耳。然而，“这种纷纷扰扰，就只因为在湖南安仁县的路旁有个不起眼的私塾；这一切，就只因为他唤了一个人，差他往另一条路上，长途跋涉，怀里揣着封信……”这个人就是曾静，他唤的那个人便是张熙。曾静大逆不道，被捉入狱。此后，雍正为了显示他的胸怀与让曾静为天下现身说法，不仅频频与他通信，还赦免他，送了曾静千两白银，给了他一个小官，让他去宣读《大义觉迷录》。曾静一时逢凶化吉，因祸得福。不过，曾静的榜样作用使许多人试图效仿于他。有一人名孟辅世便学曾静开始了投书生涯，最后“罪大恶极，断无可容”。有一人叫黄琳，也写得“疯癫”之语，指砭时政，“心存悖逆”，最终被“立即处死”。他人无曾静之因缘，而曾静最后也落得个“凌迟处死”的结局，张熙也是如此。
本书还提到了另外一件著名的文字狱，那便是徐骏因与“清风不识字，无事乱翻书”，被处以极刑。这个案子也是因为曾静投书而引起的蝴蝶效应。另外“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也参与到了曾静案中。他参与撰写《驳吕留良四书讲义》批驳吕留良的反逆思想。当年，方苞曾因《南山集》文字狱被判死刑，后获康熙特赦。雍正朝时，他便成为了文字狱的帮凶。
吕留良是《大义觉迷录》重点批判的对象，其时他已死去多年。儿子等也均即将入土，行将就木。然而，雍正因曾静的“谋逆”之事追根到吕留良那里，从而展开了一场耗时十余年的批判运动。这场运动中，吕家惨遭蹂躏，男丁几尽灭绝，即使是流落他乡的亲属也一并被寻出入狱。
最后，造就这一切的雍正皇帝也于1735年去世，享年56岁，未至花甲，可称之为英年早逝。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壮语。史景迁倒没有宣什么誓，说什么大话，他只是把所学所知写成了这本《雍正王朝之太义觉迷》。事情虽发生于18世纪，离21世纪有些遥远，但里面的内容，侦察方法，雍正的一言堂，以及大臣们的战战兢兢，民众们的愚昧、倒戈、易于煽动，等等，都与我们当前的社会有着许多类似的地方。在此，我甚至不能明言有哪些类似的地方，因为，一旦明言，这篇没有任何它想的文章只能夭折而去。雍正说吕留良是“口谈圣贤之言，言行不符之小人”，那些让我噤声的人也可适用这句话。
史景迁这本书是极好的书，极力向大家推荐。从本书中，应该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雍正，不一样的清朝，以及和那个时候有许多相象之处的现在。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读后感(二)：【一些摘录】
【序言】
“史景迁”这个华文名字，是他在耶鲁大学研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期间，一位中国史学前辈房
兆楹给他取的，寓意明显，期望也高，学历史就要景仰司马迁，以司马迁为楷模。
从政治大事的角度书写历史全相，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写法，《春秋》纪事罗列重要事迹
，《史记》叙事以“本纪”为经，“列传”为纬，辅以表记志书，成为中国正史的写作通例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后来的各种“纪事本末”，虽在传统史学体例之中另列一格，其
实还是全相式的政治事件书写。不仅中国史学传统如此，西方史学从古希腊开始，也是以叙
述“故事”为主。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糅合各种资料与传闻，删汰芜杂，以
“说书”的叙述方式呈现。古希腊文historein，本义是“问询”，意即司马迁在《史记·太
史公自序》所说的，“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
公作《五帝本纪》，记述上古传闻资料，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自己还作了检讨：“百家言黄
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
，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希罗多德之
后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记述往古的传闻颇不以为然，认为可靠的历史只有当代的记
录，因此撰写当代的战争大事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资料的“问询”上有亲身的经历
，还可以采访许多身历其境的当事人，得以对勘论辩。虽说着史风格有所不同，更加强调资
料源的可靠性，但其呈现战事发生的前因后果，仍是政治事件的全相叙述。不论是司马迁、
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叙述历史的修辞手法，都是去芜存菁，运用明畅的文字，讲一个
动听的故事。到了欧洲启蒙时代，吉本（Edward Gibbon）写《罗马帝国衰亡史》，还是遵守
这个写历史“说故事”的基本原则。
【投书】
1646年，满人夺下长安，将整个东半城据为满城，建有内城作为防御工事，并有五千名满人
驻军和一万五千名家眷卫戍此地。
张倬重复这六省伺机谋反的说辞。为何是湖南、湖北、广西、广东、云南、贵州这六省？岳
将军问道，张倬回答说这六省在1673年时响应吴三桂反清，假使再有适当的领袖，这療省必
定会再兴兵叛乱：“一呼可定。”
岳钟琪是封疆大吏，有密折上奏之权，在雍正看到密折之前，是没别的人会知道内容的。密
折多由上奏的官员亲书，而不假幕僚之手。密折也有定例格式，先述事，再条陈主要观点，
最后加以总结，并提出处置建议。密折所用的纸张也有一定规格：白色，每张纸高二十五公
分、长六十公分，折六折以便于浏览。官员以墨书写，行与行之间都留有空间，以供皇帝朱
批。官员落款之后都是空白，皇帝若是还有长篇批示，便可写在此处。
撰写密折有一套严谨法则，急递也有类似的规矩。递差通常选自封疆大吏的家臣或属下的将
官。驿站星罗棋布，遍及各地，联结重要城市、各大交通要道，朝廷在各分支都派驻有递差
。一朝一代的运作效率可从信息传递的速度观之，这要靠维持稳定而数量足够的交通工具，
才能保持信息畅通：北方用的是快马，若是地形崎岖，有时也用骡、驴，西疆干燥的沙漠地
区则仰赖骆驼。在南方，运河、河流纵横交错，便舍车马而用舟船，舟船式样则视河道状况
而定。递差歇脚、用膳的客栈，也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
【皇帝】
雍正勤求治理，不厌精细，他仔细独览岳钟琪进呈的密折。雍正亲自处理各省上呈的密折，
所以并未把岳钟琪的折子假内阁大臣或各部臣工代行处理。只有各省督抚、提督总兵以及布
政司、按察司和学政有上呈密折之权，但是这类官员总数也超过两百，皇帝每天都要收到数
十份密折。雍正的时间多花在阅览、批示奏折，所奏若是无涉敏感，就会把奏折委交朝廷阁
臣票拟对策。
雍正通常是在紫禁城内或京城西北郊康熙年间建造的圆明园批阅奏折。圆明园悠然置于田园
之间，遥望西山娇娆景致。密折有专门搜藏之处，并由亲信阉官、侍卫戍守，所以无论日夜
，无论雍正人在宫内宫外，均能随时把密折进呈御览。雍正案头也总是备有笔砚，以及御用
批示档的朱砂（臣下书写则用黑墨）。雍正在批阅奏折时，常在字句旁边画小圈圈加注强调
，或在字句之上、字里行间，草草写下简短批语。雍正常在奏折末尾留白处，以草书写下长
篇评述，这与奏折严谨工整的楷书恰成鲜明对比。
由于递差制度受经费、时间所限，省方大员一般是把密折汇集之后，一起进呈。透过这种方
式，雍正可以一口气阅览同一地区送来的密折，批复之后的密折放在同一折匣内，再由原赍
折之人带回。
雍正一直深信，有人处心积虑想杀掉他，所以雍正下手也绝不留情，其中还有三位雍正自己
的亲兄弟。这在庙堂上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皇兄允礽先于1725年元月殁故，允礽在康熙朝
曾被立为储君，被废后、自雍正登基以来，圈禁于条件恶劣的京城大牢。另外两位皇弟卒于
1726年夏天，雍正始终疑心皇八弟、九弟欲僭夺皇位，甚至还迫令隐去两人的真名，分别称
之为“阿其那”、“塞思黑”，意为“肥如猪”、“贱如狗”。皇九弟被圈禁在距北京东南
方几里的保定，铁索在身、手足拘挛，被关在密不通风的小房，四面有砖砌高墙，食物饮水
则是架设转桶，越过高墙来供应，皇九弟后来染上热病，复因痢疾而亡。数日之后，皇八弟
也告去世，病因不详，于是有人臆测皇八弟是被毒死的。对于这两人，雍正严禁丧家公开发
丧吊唁。
此类事件更让人深信，雍正的皇位一定是篡夺来的，所以才要剪除政敌。康熙在位时，很喜
欢到北方木兰秋或巡幸西疆、江南，雍正在即位之前也偶一为之，但是登基之后的这六年，
都没这么做过，这更加深了雍正的神秘色彩。而天家骨肉似乎也遭到报应：到了1728年底，
雍正的后妃生有九子四女，其中四女六子殇逝。
雍正让底下的满、汉宠臣大权在握，却又时时掌握他们的一举一动，并在大臣的衙署内广布
耳目，随时将臣下言行举止上禀。一旦雍正怀疑他们有贰心，那么下手也是毫不留情。
雍正从不信任异邦人士，不管是日本商人或欧洲传教士都一样，甚至包括与他们打交道的汉
人，并监控他们的去留。
正认为，人多半私心自用，所以必须时常考课。他感觉世风堕落，必须兼采儒家义理和法家
手段予以纠正。雍正讲究天人感应之理，喜与佛教高僧大德辩论宗教教义。雍正又常感精神
不济、身体违和，也把游方大夫召到宫中，广求道士炼丹制药，让他恢复体力。雍正甚至还
要宫廷画师画了十几幅他的肖像，雍正在画中作道士、战士、中亚邦主、学者和隐士等各式
装扮。
雍正对浙江人的厌恶已深，认为他们总是心怀不轨、盛气凌人。对雍正诋毁最甚的就是浙江
人，他虽然已经将生事造谣者株除，但是雍正心中隐痛犹在。为了整顿浙江一带的民风，雍
正最近下旨设置了“浙江观风整俗使”以专职稽查奸伪，此职乃其他各省所无。
雍正派年羹尧担负节制监控皇十四弟这项棘手危险的任务，可见倚重之深。皇十四弟允和雍
正系出同母，算是血缘手足。允处事干练，备受推崇，当年康熙让他节制西藏战事，权力极
大。雍正怀疑这位皇弟阴谋篡位，于是把他放到孤悬塞外的西宁西城，由年羹尧管辖。不久
，雍正疑心允和年羹尧串通谋反，于是将他召到北京，下狱治罪。雍正又同时对年羹尧下手
，罪名是凭权纳贿、不守臣道、贪婪成性、浮夸成风。年羹尧在1720年代可谓千夫所指，批
他的人里头有位平步青云的青年将军，他就是岳钟琪，许多年羹尧解下的职位，包括川陕总
督在内，都是由岳钟琪接任。年羹尧落得抄家没籍，甚至连御赐的礼物也被没收，但只要年
妃在世，年羹尧就还能保住一条命。孰料年妃在1726年夏天突然病故，当年位极人臣，如今
命运已定。年羹尧被控九十二条大逆不道的罪名，赐自缢。
一念和尚集结随众，效忠前明，所发布的命令沿用大明年号，不用清朝纪元。其随众头戴红
巾，手举明朝旗帜，歃血为盟，宣誓效忠领袖和帮众。到了1707年，一念和尚集结了数千人
，声势壮大，而且擅长斩杀满洲铁骑的战技，并在浙江山区构筑坚实据点。然而，这次叛乱
最终还是被清军剿灭。
那么要如何让官员既能参与其事，又可谨守秘密？雍正常用所谓的“廷寄”这种直接而秘密
的沟通管道。雍正做事偏爱秘密行事且重效率，他在登基几年后就发展出这套特殊的方法：
当雍正觉得宜采廷寄的方式时，就会向三位最受信任的大臣下达指示。其中大学士张廷玉、
蒋廷锡是忠心不贰、处事干练的汉族命官；第三位是雍正的皇十三弟允祥，他比雍正小八岁
，为人耿介廉洁，在皇位继承的斗争中坚定支持雍正，因而极受雍正信赖，被封为和硕怡亲
王，并承命主掌全国经济事务。接到皇上的口谕之后，这三人以廷寄的格式撰书，皇上尽速
核可廷寄内容的措辞用语，这三人仔细检查廷寄的抄本内容之后，再把它分递给严加监控的
列名领受者。如此一来，可让好几人同时接到廷寄，但仍能严守秘密，不致外漏。
【行踪】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 “维民所止”，源出《
诗经·商倾·玄鸟》。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
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雍正听说后，觉得
“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
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
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
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他
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
即谢世。当年的考生排名靠前的也遭到了迫害。
【付梓】
“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
曾静在给岳钟琪的书信中提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意思是汉族与蛮夷的分别要大于
君臣之间的伦理。他强调满清政府为“蛮夷”，不具有统治中原的资格，认为只有汉人才有
统治中原的资格，才是正统，要先区分了“汉”、“夷”才能够再定“君”、“臣”。
雍正引经据典、长篇宏论的辩驳了“华夷”的观点。
在他看来“华夷”之分，是思想、道德、行为的分别，而不是单纯的民族之分、疆土之分。
这是自皇太极以来一直提倡的“满汉一家”观点的再度延伸，也是华夏民族“大统一”观点
的精辟理解。
他说：
【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有苗、荆楚
、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 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
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
,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
之分论哉。】
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有苗、荆楚、猃狁等地，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山西。自从我大清
朝入主中原，蒙古等部落都归顺了，难道现在还要分裂我们的国家吗？!
【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群聚，分乡曲疆域之私衷
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
又说：
【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我们虽然是满族人,但是满洲原本也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舜是东夷,周文王是西夷
,难道这样他们就不是圣观之，政权的更迭取决于天命、君德，而不在于种族、地域。
“君臣为五伦之首，断无有身缺一伦而可以为人之理”
曾静道听途说的为雍正编排了十大罪状，指出雍正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是没有资格当统治
者的。条条直指老四人品恶略，可谓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
面对这样的指控，雍正极其愤怒的发誓赌咒说
【朕若有此事，皇天在上可以证之】
【既而思之，逆贼所言，朕若有几微愧歉于中，则当回护隐忍，暗中寝息其事，今以全无影
无声之谈，加之于朕，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
这个，很好理解吧？
简单的说，就是：我老四，上对得起天，对得起死去的老爸，对得起天下的老百姓！
针对“谋父”，雍正说：
【如逆书加朕以谋父之名，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
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此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朕在藩邸时，仰
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
妄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这个的意思就是：我老四受到老爸的庇护四十多年，在众多的兄弟中，老爸只认为我是最孝
顺诚实的，这是我的兄弟和大臣们都知道的！
【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予，静摄于畅
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至十三日
，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末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阿其那、塞思黑、怡亲王允祥
、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
”】
康熙61年11月冬至前几日，老四奉康熙之命，代康熙到南郊行祭天之礼，到13日，康熙召见
老四，老四未到畅春园的时候，康熙已经召见了老三、老八、老九、十三、隆科多等人到病
床前，说“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
针对“逼母”，雍正说：
【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阖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朕受鞠
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
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及皇考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
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朕稽颡痛哭，奏云：“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圣母若执意如此
，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亦惟以身相从耳。”
再四哀恳，母后始勉进水浆。自是以后，每夜五鼓，必亲诣昭仁殿，详问内监，得知母后安
寝，朕始回苫次。】
我老四40年来深受母亲的教养之恩，一直努力的尽孝，深得母亲的喜爱，说我是诚心孝顺。
宫中的各位母妃也都羡慕母亲有我这样一个孝顺的孩子，都来为母亲祝贺。老爸死的时候，
母亲悲伤之极，决心殉葬，不吃不喝。我跪着、哭着、求着，母亲才打消了殉葬的念头。从
此后，我每天都是五更去母亲的寝宫，询问母亲夜里有木有睡好，再回去守灵。
【母后素有痰疾，又因皇考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举发。朕侍奉汤药，冀
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渐。朕向来有畏暑之疾，哀痛擗踊，屡次昏晕，数月之内，两遭大事，
五内摧伤，几不能支，此宫廷所共知者。朕于皇考、母后大事，素服斋居，三十三月如一日
，除祭祀大典，及办理政事外，所居之地，不过屋宇五楹，不听音乐，不事游览，实尽三年
谅阴之礼，此亦内外臣工所共知者。】
老妈原本就有痰病，又遇到老爸去世的大事，伤心不能释怀，终于旧病复发，我亲自喂老妈
吃药，希望她娘点好起来，没想到...她就这么走了。
我向来有怕热的毛病，现在痛哭号啕，几次都晕倒了，几个月里父母双双离我而去，我伤心
死了，以至生了病，也差点翘辫子，这是宫里人都知道的。
父母去世后，我素衣素食整整33个月，不听音乐，不出去游玩，凿凿实实的尽了三年孝，这
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雍正的命令下，《大义觉迷录》发行全国各地【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
【要每学宫各贮一册】，永久存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要使远近寡识之士子不至溺于邪说】
付梓之后，雍正降旨，“（各学生监）其有独抒己见者，令其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奏，
不可阻挠隐匿，俟具奏到日，再降谕旨。”
就是说，他要在全国士子中间民主公开地征求处置吕留良的意见，举行一次全民公决，然后
再行定罪。
当然，雍正玩的这场政治游戏，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是皇帝故作姿态，挖好陷阱等人来跳。
对于那些敢于跳出来表达异议者，自然有大狱伺候。尽管如此，仍然有人敢站出来为吕留良
说话。先是湖北汉川县一个私塾教师唐孙镐起来表示反对处决吕留良等人，他认为对于处治
吕留良，人们纷纷呶呶，“此曰锉骨，彼曰扬灰，此曰焚书，彼曰灭族”，使皇上无可分辨
真相，异口同声附合皇帝，主张严惩吕留良。如今“朝廷已无诤臣，后之修史者不讥笑我朝
无人物乎？虽然，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的唐孙镐在！”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他随即被
投入监狱。随后，浙江天台县的齐周华也起来反对。作为吕的老乡，他钦佩吕留良的思想和
文章，撰写了《独抒己见奏稿》，为吕留良辩解，还写了一篇《祭吕留良文》，将吕留良比
作宁愿饿死也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结果他被判终身监禁。
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发生了好几起，但大多数地方风平浪静，死气沉沉。时间又过了一年，直
到雍正十年（1732）十二月十二日，雍正才懒洋洋地颁布上谕：“据征询各省读书生监，众
口一词，吕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难书，律以大逆不道，实为至当，并无一人有异词者。”十三
日，雍正颁布对吕留良案犯的处理结果。在谕旨中，一再表明自己的好生之德。因吕氏家族
人数众多，全部处死于心不忍，拟从轻处罚。最后，该案经法司、廷臣、督抚、学政、藩臬
、提镇等合奏，雍正最后定案：吕留良、吕葆中戮尸枭示，吕毅中斩立决，吕氏家族其余人
等，从宽免死，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其诗文书籍，不必销毁，财产由浙江地方官变
卖充本省工程用费。
【异议】
要让文人心服，就要靠文人来说服。
【重审】
雍正生前曾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
可惜，他那个不孝的儿子有一上台就违背了老爸的意愿。
乾隆当上皇帝的43天，即雍正13年12月8日，便降旨道【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
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宥宽。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
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摒弃于法外，亦以吕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
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
在乾隆看来，自己老爸的做法大大不妥
首先《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大量披露了宫廷秘闻丑事、皇子间尔虞我诈、文武大臣间明枪
暗箭，这极大的损害了皇室的权威形象，更是损害了皇帝个人九五至尊的形象所以万万不可
，大大滴不可！
一个皇帝，怎么可以让贫民百姓来评判自己的对错捏！不行不行！
其次，乾隆认为《大义觉迷录》根本就起不到“觉迷”的作用，
他认为这本书是彻底的“反面教材”，而曾静、张熙更是“反面教员”，对百姓进行这样的
反面教育，根本起不到感化教育的作用，只能是越描越黑，不行不行，根本不行！
所以乾隆一改雍正对曾静、张熙的“攻心”政策，直接杀了，
他命令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曳漏。其嫡属交地
方严行看守候旨。】
接着就下令将【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然后雍正的心血之作《大义觉迷录》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停止刊刻，停止颁发，私藏者治
罪，在全国范围内统统收缴销毁。
《雍正传》一书对《大义觉迷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谓雍正篡改康熙遗照，改“十”字为“于”字，所谓仁寿
皇太后为允禵遭囚而自戕，均只见于此，而其他史籍所无。雍正公布这本书，是为说明他继
承的合法，乾隆认为这个问题不宜于公开讲，就把这本书列为禁书，于是更太高了它的价值
。】
【传说】曾静等人锒铛入狱，后被满门抄斩，吕留良一家也未能幸免。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
因在安徽乳娘家中，幸免于难。年仅十三岁的吕四娘秉性刚强，得知其全家祖孙三代惨遭杀
害，悲愤填膺，当即刺破手指，血书「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于是只身北上京城
，决心替全家报仇。途中巧逢高僧甘凤池，四娘拜之为师。甘授吕四娘飞檐走壁及刀剑武艺
。之后，吕四娘辗转进京，设计潜入乾清宫，刺杀雍正，削下头颅，提首级而去。民间又盛
传雍正大葬时只得以金铸头代之，葬于河北省易州泰陵地宫。
清末，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发现《大义觉迷录》，结果书中有关清廷权力斗争的叙述以及吕
留良，曾静反满的言论，又成了国民党人攻讦清廷的材料。
“一个皇帝以为，只要将所有的诽谤公之于天下，就能澄清事实，谣言自灭，而子孙后代
亦将因其坦荡诚实而尊崇他的英名。可惜，他的子民只记住了流言蜚语，而早已将这皇帝的
恳切自辩忘得干干净净。另一个皇帝相信，只要将《大义觉迷录》荡涤殆尽销毁，就能让父
皇英灵以此安息。然而，天下芸芸众生就是怀疑毁书的唯一理由是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
”
【后记】
雍正接着演绎儒家传统的“天命观”，以证明清廷定鼎中原的“正当性”（legitimation）
。曾静在《知新录》中曾批评明清朝代嬗替，他说：“慨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
原陆沈。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复，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
哭狼嚎。”雍正则是从历史和哲学两方面来反驳曾静。雍正首先说明亡于李自成，与满人无
涉；而明亡的根本原因，“以天地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民生
涂炭，疆圉靡宁。”雍正反问之，“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
”清朝之所以能定鼎中原，雍正援引《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说法，证明这乃是
“天命”之所归，在于统治的“德”性：“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
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由是观之，政权的更迭取决于天命、君
德，而不在于种族、地域。
何以乾隆要禁绝《大义觉迷录》？Frank Dikotter曾经论及，中国精英的文化观存在两种迥
然不同但又互为关联的观点，即一方面宣扬普遍主义的理念，认为外夷都是可以被汉化的。
但另一方面，当中国人的文化受到威胁时，就强调地域、种族的特殊主义，闭关自守，以免
受外在邪恶力量的威胁。但无论是普遍主义或特殊主义，无非都是对汉族、汉文化优越性的
强调。乾隆自然不会同意曾静带有特殊主义的本质论立场，但他违逆父命诛戮曾静、禁毁《
大义觉迷录》的作法，其实也反映了他对于雍正的文化道德改造论不表苟同。根据Pamela
Kyle Crossley的分析，乾隆认为身为满人并无可耻之处，满人之所以入主中原，并非满人受
到汉人文明的教化始然；而是因为努尔哈赤、皇太极秉持“天心”之故，使满人取明而代之
。换言之，这反映了自从乾隆时期开始，满清朝廷已逐步强化满人的自我认同意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身为统治者的满人就没有认同意识，关键在于两者对自我认同的定义以及
所处的政治脉络存在着差异性。诚如Evelyn S. Rawski的分析，清朝的政治模式并不是民族
国家，其所要建构的也不是单一族群的认同意识，而是包容满、汉、蒙、藏等异质文化共同
存在于一个松散、人格化的清朝帝国，将各族的政治精英吸纳进清朝的统治集团之中，以维
持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观。就个人而论，乾隆所意图维护的是爱新觉罗统治精英的世系。从
统治者的角度观之，乾隆所施行的文化政策并不是种族间的同化；而是要维护各个族群的文
化特质，彰显满人政权中不同族群成分的特色。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满人正是透过优宠藏传佛教以治理西藏、绥服蒙古，接纳儒家文化笼络
江南文人，但又尊崇萨满教以维系满人的自我认同。文化政策虽是满人政权得以维系的关键
，但满人文化政策成功的秘诀不惟在其汉化的程度，更重要的是清廷能采取弹性因应的文化
政策，整合帝国之内各个族群的人民，共同构筑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观。离弃了这个多元
文化的世界观，也就无法统御这庞大的国家，而这或许也是孙文当年从“驱逐鞑虏”到“五
族共和”这层转折的原因。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读后感(三)：杂书笔记之一
quot;或许可以说，这两位皇帝都错了。一个皇帝以为向天下人说明对他不利的传言，便可让流言不攻自破，因为眼睛雪亮的后代会尊敬他。但是他的子民却记得了谣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却以为把书毁掉，便能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而他的子民却以为他之所以想毁去此书，就是因为书中内容乃真有其事。"
——史景迁，《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广西师大出版社，p.255.
小时在熟识的长辈家中读到二月河的小说，后来迷过那部家喻户晓的《雍正王朝》，对康乾之间承前启后的这一朝总怀一分戚然之感。但我从小分得清正史和戏说，知道关于篡位巫术谋刺的谣言和《大义觉迷录》，知道传说中的每日四千字批文，却也知道文字狱重典和“刻薄寡恩”这个并非虚名的词。再大一点时更知道了中央集权啦削弱地方啦玩弄权术啦等等中西混杂的政治学术语——于是评价神马的，不用说了。以今日的政治标准，如“开明专制”之类来评价古人，简直是可笑的自不量力的愚昧。
可是那一点戚然的同感是什么呢？对伟大的专制者（甚至不论“开明”与否）而言，如果有通行标准的话，我想那便是一种毫不留情的严酷，无论对人对己：“我一向严于律己，为什么要宽以待人呢？”
——结论是：这种齐备精神洁癖、钻研精神和刻薄的道德自律之人（八成是INTP/J；除了雍正，腓特烈二世和元首君或许可排在类似物名单上）最好不要当领导，否则不仅害苦了别人，也害苦了他们自己。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权力欲不一定是最重的，但自律和好强之心往往远胜他人。一旦接过某种责任，除非出于对其重要性的蔑视或毫无兴趣，他们是不会轻易放手的。这样的独裁者几乎必定精于权术（甚至残忍），也必定背骂名；但他们的乐趣不在于权力，不在于杀人和权术，甚至不仅仅是“政治抱负”——那不过是”证明自己“的放大了的外化吧了。在他们的统治生涯中，“消灭政敌”和“迫害异己”一开始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后来却变异成了被压抑的恶的发泄出口。《大义觉迷录》是一个奇诡的极端，像一个皇帝答刁钻的记者问，却还要合理合法地驳倒对方，不止于自身的统治，甚至于证明整个满清统治的合法性。我认为雍正的悲剧在于，他能明察秋毫，但是治国手法过细了，能观其大略却不能跳出自己的偏执。这种人不可能活得长，就像第三帝国不可能持续一千年。以一人之力维系的乌托邦，无论怎样法理严明，都会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样崩塌，余迹只是任海潮随意凌辱的浮沙而已。
他们使许多人沦为了牺牲品。但他们也是牺牲者——为了谁呢？国家？不，是他们心中某种至高无上、甚至漠视善恶、代替了道德标准的美学标准。身为凡人，却以上帝－魔鬼的严苛标准来衡量自己和他人——可以说，如果首先崩溃的不是这个国家，就是他们自己。
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
让后人得以一窥这些孤独的独裁者的心境的，无非是这两句吧。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读后感(四)：《大义觉迷录》与专制主义的心源
【四年前的旧评，才发现没发过书评区，补一下~】
《大义觉迷录》与专制主义的心源
“或许可以说，这两位皇帝都错了。一个皇帝以为向天下人说明对他不利的传言，便可让流言不攻自破，因为眼睛雪亮的后代会尊敬他。但是他的子民却记得了谣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却以为把书毁掉，便能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而他的子民却以为他之所以想毁去此书，就是因为书中内容乃真有其事。”
——史景迁，《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广西师大出版社，255页
小时在熟识的长辈家中读到二月河的小说，后来迷过那部家喻户晓的《雍正王朝》，对康乾之间承前启后的这一朝总怀一分戚然之感。但我从小分得清正史和戏说，知道关于篡位巫术谋刺的谣言和《大义觉迷录》，知道传说中的每日四千字批文，却也知道文字狱重典和“刻薄寡恩”这个并非虚名的词。再大一点时更知道了中央集权啦削弱地方啦玩弄权术啦等等中西混杂的政治学术语——于是评价神马的，不用说了。以今日的政治标准，如“开明专制”之类来评价古人，简直是可笑的自不量力的愚昧。
可是那一点戚然的同感是什么呢？对伟大的专制者（甚至不论“开明”与否）而言，如果有通行标准的话，我想那便是一种毫不留情的严酷，无论对人对己：“我一向严于律己，为什么要宽以待人呢？”
——结论是：这种齐备精神洁癖、钻研精神和刻薄的道德自律之人（八成是INTP/J；除了雍正，腓特烈二世和元首君或许可排在类似物名单上）最好不要当领导，否则不仅害苦了别人，也害苦了他们自己。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权力欲不一定是最重的，但自律和好强之心往往远胜他人。一旦接过某种责任，除非出于对其重要性的蔑视或毫无兴趣，他们是不会轻易放手的。这样的独裁者几乎必定精于权术（甚至残忍），也必定背骂名；但他们的乐趣不在于权力，不在于杀人和权术，甚至不仅仅是“政治抱负”——那不过是”证明自己“的放大了的外化吧了。在他们的统治生涯中，“消灭政敌”和“迫害异己”一开始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后来却变异成了被压抑的恶的发泄出口。《大义觉迷录》是一个奇诡的极端，像一个皇帝答刁钻的记者问，却还要合理合法地驳倒对方，不止于自身的统治，甚至于证明整个满清统治的合法性。我认为雍正的悲剧在于，他能明察秋毫，但是治国手法过细了，能观其大略却不能跳出自己的偏执。这种人不可能活得长，就像第三帝国不可能持续一千年。以一人之力维系的乌托邦，无论怎样法理严明，都会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样崩塌，余迹只是任海潮随意凌辱的浮沙而已。
他们使许多人沦为了牺牲品。但他们也是牺牲者——为了谁呢？国家？不，是他们心中某种至高无上、甚至漠视善恶、代替了道德标准的美学标准。身为凡人，却以上帝－魔鬼的严苛标准来衡量自己和他人——可以说，如果首先崩溃的不是这个国家，就是他们自己。
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
让后人得以一窥这些孤独的独裁者的心境的，无非是这两句吧。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读后感(五)：何谓真相？皇帝也做不了主
我总是觉得有清一朝，文字狱叠兴，思想受到空前钳制，除去君主集权制此时已发展至顶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人在文化上的一种先天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在大权在握之后，也就变得更加敏感，稍有触动，便加倍发作起来。这种自卑感的正面效果，便是满清统治阶级加倍努力，学习中原文明，融入汉族文化，有清一代，文化盛举也是不胜枚举，《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虽然这其中有功有过，但毕竟也是一种正向的努力。而这种正向努力的影响其实在今天也是能看到的，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如今电视上有些人一回忆往事，就说我们家是旗人，规矩多规矩大。“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似乎不太符合人们对于一支游牧民族的想象，殊不知这支游牧民族已受汉化二三百年，早已不是当年骁武凭陵的满清铁骑，再加上对于文化的敏感性又高，这一下反而比汉人更加遵循儒家文化，以致自身原本的血性也消融殆尽。而这便是这自卑感的正面效果。
而反面效果呢？那便是钳制思想，屡兴文字大狱，牵连之广，手段之狠，历朝历代都是少有的。动辄便是成百上千人获罪，一案起便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百年下来，万马齐喑，闭关锁国，统治者只听得歌功颂德之声，难听逆耳忠言，王朝败落也就指日可待，更可悲的是整个民族也跟着孱弱下来，近代以来国耻外患一波接一波，便很难说与这钳制思想的文字狱没有关系。而满清统治阶级的这种文化自卑感和敏感度从本书详述的这件史实里也可以窥见一斑。
原本只是乡野读书人，听了几句流言，看了几本史书，意淫出了一段乱七八糟的“宏图大略”，写了几本颠三倒四的胡言乱语，最不靠谱的是幻想写上一封书信，便可挑动封疆大吏起事，恢复汉人江山，这思路倒是跟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里的陈家洛有的一拼，只不过陈家洛是虚，本书中的曾静却是实打实的人物，不过看样子这位老先生不是戏文听多了，就是话本看得多了，这么不靠谱的主意都能想得出来！
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事件放在其他朝代，多半会被当成笑柄一件，即使追究起来，也只是止于元凶。可是这件案子到了雍正手里，牵连勾绊，蔓延铺展，最后成了雍乾两朝的大案。不但始作俑者最终伏法，还牵连出了一大群有关或者无关的人来，其中还不乏躺着也中枪的。其追索之细更是令人发指，连陈年旧月、道听途说的谣言也要一追到底，甚至还勾连出了康熙末年的夺嫡之争。似乎在雍正看来，那些曾经的敌人都不曾远离，即使已经死了的，也会随时跳将出来害他。真不知道他是真有亏心之事，还是当年的阴影太重，始终摆脱不掉。
更有趣的是雍正将关于此案的详细经过，个中原委，前因后果和对谣言的批驳，都记录在一本书中，就是那部颇有些传奇色彩的《大义觉迷录》，本想着借助此书的刊行，能够澄清真相，消止谣言。从这其中也可以看出清朝入主中原之后，随着汉化的深入，越来越重视仕林舆论、民间非议，也越来越致力于将自己的形象从关外“蛮夷”转变为道统正宗，也就是越来越希望治下的百姓不但因惧怕武力而臣服于自己，也同样能从文化上心服口服地认同清朝的统治。要不然堂堂大国皇帝怎么会因为一个夜郎自大的无知狂儒的胡言乱语，就这样紧张兮兮追查数年，又不辞辛苦、絮絮叨叨地向天下解释呢？说实话，我都有点替他感觉累得慌。
只不过雍正皇帝治国有些手段，对于人心却知之甚少，而且恐怕他也不明白现代流行那句“解释就是掩饰”，所以无论是他如此不畏繁琐地向天下解释，还是他的儿子乾隆大规模地毁禁相关书籍言论，都不可能止住人们的猜疑，也都不可能叫人们接受真正的真相，这件事在信息发达、交流通常的今天都难于登天，更何况当年那个消息隔绝的专制时代了？也许真应了《全民目击》中的那句话：“何为真相？你相信它是真相，它就是真相。”古今一理，皇帝老儿也没有办法。
而本书的作者史景迁软硬兼备，硬的是在史料之中精挑细选，将与本案相关的史料从故纸堆中挑拣出来，此等定力细致的确是史学家必备的素质；而软的一面，便是作者妙笔生花，将这些史料组织起来，娓娓道来，竟成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便需要些作家的功底了。史景迁先生兼具这两家之长，的确是我的读者的幸事。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读后感(六)：雍正的思想政治运动
大约270年前， 大清朝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正黄旗旗主胤禛（也就是雍正皇帝）在满族中央军机处会议上作出重要讲话。胤禛同志的讲话首先肯定了大清80年来在各项建设上取得的伟大成就。随后，讲话指出，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小撮破坏分子，用无耻下毒的语言攻击大清第五代领导核心、天朝皇帝胤禛同志弑父杀弟、荒淫无耻，并且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满叛国。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侦查，现今所有阴谋已经水落石出，所有破坏分子已经缉拿归案。在胤禛同志亲切关怀的感召下，首要破坏分子曾静幡然悔悟，对自己的行为痛哭流涕，并将忏悔录成《大义觉迷录》一书。
鉴于谣言造成的恶劣影响，胤禛同志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深入学习《大义觉迷录》 打击无耻谣言”的活动。胤禛同志强调，《大义觉迷录》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要让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没有大满族就没有大中华”的深刻道理，要对破坏分子恶毒攻击满族中央的无耻行径进行深刻揭露，形成全民声讨的局面。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读后感(七)：清代满族统治从“合法性”到“身份认同”的转变
史景迁不亏为一位了不起的汉学家，这种汉学家尤其特殊性，也尤其优势和不足。相对国内的汉学家来说，外国汉学家在语言和资料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却在方法论等方面传习了旧有的模式，从而无法在根本的方法上进行突破，而史景迁做到了。他有自身的优势：异于中国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加上大量不同来源的资料的拥有。
本书的写作正如译者在后记中写到的一样：突破了传统的时间线性叙述方式，以《大义觉迷录》为经，以各种相关的奏折等资料为络，清晰地勾勒出了整个事件的脉络。在这一件事情上，雍正和乾隆有着截然相反的做法，但是多数的人可能被二月河的《雍正王朝》等著作或电视剧干扰，从而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除非是专业人士，否则很难再有机会深入的窥知（何况人们了解这些多半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并无半点兴趣对事件的真假进行探究）。
另外，两位帝王的做法，其实有着更深层次的根由，最起码有几点是非常不同的：
1. 两位皇帝所处的环境不同。雍正虽然经过了康熙的盛世，但是这种盛世存在较大的危机，从外来讲是疆域需要巩固、扩大和稳定，异族统治的合法性还未完全得到认可；从内来讲，康熙一超几乎在立储方面彻底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康熙的长寿导致了储君和其它皇子的无法按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储君的频繁废立不断反复，让其它皇子不断的产生新的希望，从而加剧了诸位皇子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雍正因此面临双重的挑战：宏观上的“异族统治合法性”确立和微观上的“皇位继承正当性”。当两个方面的挑战都通过曾静一案凸显出来的时候，雍正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给予公开和正面的回应，只是他忽略了俗世的大众所关注的焦点并非和他一样。
而乾隆继位的环境正好相反：一方面，雍正确立了立储制度，确保了权利的顺利交接，避免了诸皇子之间的互相倾扎和对立；另一方面，经过康熙和雍正朝的文字狱等手段的打压，加上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助益，乾隆在最稳定和辉煌的时机接掌权利，这时对“异族统治的合法化”的要求显然弱化，而转为对民族和身份的“认同”（这一方面是因为异族统治取得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可能是已经显露出异族汉化的严重性而不得已所采取的措施）。
2. 所仰赖的统治体系和治理方法的不同。清代经过雍正的发展，有了完善的密折制度，曾静一案中所产生的《大义觉迷录》主要就是由这样的密折内容所构成，虽然经过润色和改动，但是从中还是可以对密折制度的实现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乾隆只是继承了密折制度，却并未对其进行较大的改变。
另外，对清代政权的早期确立，到合法化的努力，经过雍正的发展，中央集权已经得到了日臻完善的发展，因此，势必有所不同。
本书的一些不足：
首先主要是翻译或校对的不足，大量的错误频繁出现，从英文单词到中文词组，当然也许是校对的问题。但是显然作为一个系列的丛书，与其它几本相比，此书真的问题较多。
其次，原始材料是中文的，作者将其用英文表达，然后由译者又再次转换为中文，这对译者的要求是极高的，而且在汉-英-汉这样的转换中，势必有许多微小的差别被放大，以致失真。
TW，本人非专业人士，如有错误，还望各位指点！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读后感(八)：雍正和乾隆谁更受汉文化影响深
就我目前所知道的知识来看，雍正的确是一位值得书写的皇帝，虽然在位时间短，又被“康乾盛世”的光芒所遮掩，但是，“摊丁入亩”、勤于吏治正是承上启下的基础，也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典范。改革吏治弊端向来是最难的，非雍正铁腕不行。但是，从“大义觉迷录”的刊行上看，这位铁腕皇帝又很是可爱。他相信自己的坦诚、教化会得到相信，岂料被“戏说”、“流读”。所谓“流读”者，乃当“流言”读也。雍正不知道，老百姓一向喜欢把朝廷的意思反过来解读，或者从“旁边”解读。他的儿子乾隆在这一点上比他有更深的认识，而且也更听闻到这种解读，所以，他不顾违反老爸的旨意，上台伊始就收缴了“大义觉迷录”。从这个意义上说，满族入主中原的路程基本结束，社会文化与结构融合结束，中国社会又进入一个漫长的稳定期和凝固期，没有创新、没有改革，直至逐步走向衰弱。满清其弱，自乾隆始。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读后感(九)：7年前的作业：在雨中挖历史兔穴的小狗侦探
“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我挖出一些泥土。” Jonathan D. Spence，即美国汉学大师史景迁，在其研究著作《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序言中这样写道。在该序中，史氏称脑中经常浮现儿时家中小狗雨中挖兔穴的图景:“泥土飞舞，却见不到兔子。也许兔子们早就因为小狗汤姆的狂叫而感到危险的来临，撤退到更深更安全的地方去了。”
追寻中国历史，在这位历史学者看来，就好比小狗汤姆挖洞的翻版。
这位大不列颠人优雅的“自得”之语——“我还是能挖到点什么”——并非虚妄之言。回望过去，70岁的史景迁“挖”过的“兔穴”数目可谓惊人：平均3年完成一本书，已经出版14部研究著作，坐上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位子。让西方人感到相当生僻的中国历史，他却有本事在耶鲁大学讲堂口若悬河地讲成最热门的课程之一；此外，设若不是学府中人，想听史先生教诲的话，还得自掏腰包。有人为证。“20多年前(上世纪80年代)，我去旧金山访学，顺便去听他演讲，发现很多人衣装笔挺地进了演讲的小剧场，而且还有人在外面排队买票，我留意了下票价——当时是250美元。”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朱维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史氏的风光：“目前美国汉学界，只有两个人演讲要收费，一是加大的魏斐德，一是耶鲁的史景迁。”
福尔摩斯式的“历史小说家”
翻翻史景迁的著作，便可知晓作者是位好冒险、对中国历史好奇心极重的西方人士。他的汉学研究对象天南海北，从皇帝、造反派、革命领袖，到朝廷大员、读书人、西方汉学家，实在难以归类。连清朝山东郯城的一介农妇，也能激活他斑斓的感情，满满地写上一本书(《王氏之死》)。史景迁总是瞪大着自己的眼睛，仿佛要看穿那些早已作古的中国人。
他捧着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宫中档案雍正王朝奏折》，慢慢咀嚼雍正和他的臣子们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枯燥的史料中冥想距其200多年之遥的中国皇帝的真正用心。这时，史景迁化身为福尔摩斯，紧张阅读皇帝朱批，辨析其语气里流露的讯息，猜想彼时彼地雍正的感情、心境以及可能的举动。
譬如，在读完一份关于“曾静谋逆案”(雍正乾隆年间著名的文字狱案之一)奏折时，他写道：“当雍正阅览完毕全文之后，又觉得胸中块垒不吐不快。尤其是对那个姓张的信使，非得批驳一番不可。在密折的大块空白之处，雍正的朱批洋洋洒洒一路写来，几乎挤到纸边尽头(《皇帝与秀才》)。”史景迁将臆想小心地建立在史料上，不敢走出太远；为证实自己的严谨，他的文章后必挂着冗长的注释。有时，这位原本文学出身的历史学家忍不住手痒痒，把才情洒在一两段寓意深长的话上。一位被丈夫掐死的农村女性该是什么样子？“当她被发现的时候，她看上去几乎好像活着的一样：严寒给她死去的脸上保留了生命的色彩。”(《王氏之死》)
阅读史景迁的作品，读者会不自觉跟随他去做一次历史侦探。雍正的奏折到底有多少寓意？接到谕令、执行任务的大臣们对主子的意旨揣摩到几分？王氏和她身份不明的情夫通过几种可能的路线逃出郯城？史景迁的写作模式与他对人物的困惑和理解密切相关，他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去揣测环境对人物造成的潜在影响。在历史学者踌躇于作为史料的资料面前时，他却常常能做出惊人的决定。
《王氏之死》中，史景迁笃信距离郯城不远的文学家蒲松龄深谙其周围妇女的孤独、性爱和想象。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引用小说《聊斋志异》的诸多情境来丰满他的女主人公。他自己解释道：“我以为，如能用蒙太奇的方式将某些形象串接起来，我们也许可以穿越那个遗失世界的其他资料，更好地表达王氏去世之前的睡梦中可能想到的东西。”
来自中国同行的批评和质疑
这些大胆“发现”史料、甚至“发明”史料的作品，形同黄仁宇的历史作品，在国内虽然畅销、受人瞩目，但也招致不少争议、乃至批评。
史景迁的中国同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家范看完他的几本书后著文赞道：“史氏的写作风格不拘守门派，敢于脱出刻板沉闷，甚至带有浓重教条气的旧范式，为史学创作吹进一股清风，使之具有了形神兼备的鉴赏价值。”不久，他的文章引来网友的嗤笑：“像史景迁这样的以小说家笔法冒充历史的家伙，竟劳他来宣传。”
相对于这种口无遮栏的，没有给出具体论据支持的批评，一群年轻的历史学者日前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组织的“《王氏之死》研讨会”则显得更为公允与认真些。华师大冯贤亮副教授认为史景迁以独特的、有代表性的小事件来展开对大的历史问题的分析，值得中国同行学习。而复旦大学邓志峰副教授则就《王氏之死》质疑了史景迁理解王氏的可能性：“重要的还是要从精神上去理解她，就这一点而言，西方学者是否能真正切入中国社会的核心，尚存在问题。”他的质疑态度，恰恰和朱维铮的想法不谋而合。
朱维铮在接受采访时，对史景迁讲故事能力表示肯定后，马上提出一个问题：“据我所知，他本人不会讲中文，看中文材料也有一定困难，但他可以收罗很多中国学生帮他整理资料。这就好比一些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他们压根不懂得德语或者法语，而只能通过二手的英语资料去了解，然而经过翻译的理论，有些神采已经走样了。”
走惯历史野路子的史景迁或许早就洞见了可能的批评，在1990年《西方人看中国》一文中，他称：“自从西方人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天起，不管他们有多少人，不管他们曾写下多少关于中国的文字，但可以说西方人一直都搞不懂中国。”
当然，这种自谦的否定，不过是史景迁的伏笔，正如他对小狗挖兔穴的否定之否定，他对自我追寻中国历史的道路依旧踌躇满志，最后，他以预言的口吻道：“我们对中国的感觉越是迷惘，越是摸不着头绪，也许，我们就越是接近那最有魅力的东西：真理。”
该书依据有关县志、官绅笔记和回忆录，辅以《聊斋志异》片断，再现了1668-1672年间山东郯城的社会状况，“聚焦的是当时当地非知识精英阶层的老百姓：农民、田间用工和他们的妻子。”
王氏，一个清朝乡下的妇人，在1671年结了婚，可在次年跟一个邻家的男子跑了。通奸和私奔在大清律中是重罪。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逃亡路上，王氏被情夫抛弃了。无处可去的王氏只得回到了郯城乡村的家中。
丈夫任某似乎没有计较，他还新买了一张席子。1672年的一月底，在一次口角后，任某掐死了睡梦中的妻子，弃尸雪地。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在他这本薄薄的《王氏之死》中描写了郯城妇女王氏的悲剧人生，来透视大历史背后小人物的命运。
书以王氏开篇，又以她收尾，其实关于她的篇幅并不多，一两个章节而已，但她把读者“引向郯城和进入郯城悲哀的历史”。
背景知识：
《皇帝与秀才》
[美]史景迁著李璧玉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1月版
该书取材于清雍正朝的《大义觉迷录》，讲的是轰动一时、相互交错的当时两起文字狱大案吕留良案和曾静案。史氏曾讲过因为自己喜欢雍正而不喜欢乾隆，所以写了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上至雍正、乾隆和他们的大臣，下至曾静以及他的同道，史氏都以平静的文笔描绘了他们的行状和内心。他既看到了雍正和乾隆作为异族的最高统治者在面临社会危机时的本能反应和两难境地，更一反常说，体察到如曾静那样陷入科举考试之网无法挣脱而最后不得不沦为边缘化知识分子的悲惨处境。
史氏关于此案的一个判语意味深长：“曾静和雍正皇帝从未谋面，然而我们却足可认定两人知己知彼。他们向彼此释放的信息有时晦暗不清，但基本上还是颇可辨读。他俩都充满自信并向往其所属意的国家。他们彼此为理解对方而摸索……”
朱维铮谈美国汉学及史景迁：
总比二月河要好很多
外滩记者曾进 采访／整理
美国汉学在大陆的传播和影响，大概有三个阶段，先是华裔专家余英时、杜维明、张灏、林毓生等人的著作最先传播到大陆，然后再是费正清、史华兹、芮玛丽等，现在较流行的是史景迁、黄仁宇、孔飞力、魏斐德等。
有些美国汉学家如史景迁、黄仁宇等人的著作，国内不少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些观点便不被明史学者接受。比如最近《文汇读书周报》刊登王春瑜的《性情中人黄仁宇》还在批评他的大历史观。海外汉学对中国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我以为是李约瑟，他的科学技术史不但影响科学家，对历史学家也很有影响。
在大陆还没开放以前，很多汉学家只能到台湾学习汉语。有的如史景迁，便不会说中文，有的如魏斐德，则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搞近代思想史的海外汉学家多喜欢研究梁启超，他的文章浅显，好懂；而很少有人去研究章太炎的著作，因为他文笔古奥，连中国人都很难看懂。
我本人和史景迁打过一些交道，知道他在研究毛泽东。但最近在香港看到他的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很惊奇，没有想到他这么写，非常肤浅。他认为毛泽东就像中世纪欧洲的一种领主，总要捣点乱来引人注目，这比喻太不伦不类；他分析毛泽东早年生活、家庭关系造就其反叛性格，引用的史料和角度，都很奇怪、非常特殊。我看过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编著的《毛泽东传》、日本东京大学近藤邦康的《毛泽东传》，都比他那本书要好。
我觉得史景迁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以讲故事的形式讲出了真实的历史。从普及大众的层面上说，特别对西方人开始了解中国，还是有用的，总比二月河那些对雍正专制充满羡慕的畅销书要好很多。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读后感(十)：曾静案：一场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施政审计
关于本书
这本书说的是《大义觉迷录》这本书形成、流传、禁毁的过程，乃至其间横生的许多耐人寻味、匪夷所思的枝节。
清政权何以维持长达二百六十年的统治，其中的关键是满人入关后逐渐意识到，单凭武力是难以长治久安的，更重要的是通过长期而有效的思想统治，使汉族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接受满人的统治。这是本书中雍正皇帝一系列别人难以理解的良苦用心的出发点。
关于作者
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 ，1936年出生于英国，中国史专家，耶鲁大学教授，北美汉学三杰之一（孔飞力、魏斐德）。与其他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同，史景迁的作品文笔流畅，少论述而多故事，兼具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讲故事水平之一流，台湾史学家许倬云曾评价：给他一本电话本，他可以从第一页的人名开始编故事，一直编到最后一页都没问题。史景迁的著作影响了西方对近代中国的认识。1980年后的美国人欧洲人想要了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史景迁。
曾静案
曾静案是雍正王朝大案之一。
故事始于雍正六年（1728）一个深秋的正午，地点在帝国西部重镇西安。一个叫张熙的书生当街拦住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大轿，递上一封书信，劝说身为岳飞后人的岳总督举兵反叛。岳总督没有任何犹豫，一番严刑拷打加上软语相劝，张熙供认出了幕后主使——自己的老师曾静。位于湖南穷乡僻壤的山村教师曾静和一干人等很快就被捉拿归案。曾静大逆之罪铁证凿凿，凌迟之期不远。
皇帝的态度
历史上任何一个君王遇到这种事情，都不会有任何犹豫，查明主犯从犯满门抄斩即可。但雍正皇帝却采取了令人难以理解的耐心和慎重态度来对待此案。敬业的皇帝不但认真地读了曾静的著作，一一写文章对其中的观点进行驳斥。皇帝深刻地认识到，曾静的很多看法和想法，虽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乡野村夫对各种谣言（包括皇帝阴谋夺权、滥杀功臣、骄奢淫逸、民不聊生等）的揣测和发挥，但这些谣言在民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杀了曾静，并不能消弭谣言。
曾静：一个民间审计官的诞生
因为皇帝的复杂心态，曾静神奇般地免于一死。皇帝意识到，贬损曾静，追查曾静并非上途，最好还是让曾静自己驳斥自己：让曾静站在朝廷这一边，把他从一个大逆罪犯变成一个改过自新的人，来为雍正说话。怎么改造曾静的大逆不道之心呢？用事实说话。让我们假设曾静是一个人大代表，代表广大汉族群众对雍正的政权合法性和施政纲领进行一番审计吧。
第一项审计内容是雍正与岳钟琪总督的关系问题。曾静认为之所以给岳总督投书，是相信岳总督对雍正有所怨恨怀疑。雍正做法是从内阁翻找出十多份皇帝与岳钟琪往来奏折给曾静阅览，每份奏折均有皇帝朱批，以表明这几年来岳钟琪君臣相处融洽。曾静读完奏折后对自己的莽撞追悔不已，对雍正皇恩浩荡深感惶恐，解释自己不该被谣言蛊惑。
第二项是皇帝决策和官僚体系运作的问题。让曾静读奏折的办法看来很有效，雍正皇帝立刻又给曾静送了几百件奏折阅读，不仅让曾静彻底了解雍正与岳钟琪推动政务的内情，也可以让曾静知道帝国的政治运行体制。曾静读罢，又上禀雍正，对皇帝处理细枝末节的认真，即使奏折出现错别字也不放过的精神，尤其让他感动。曾静写道，雍正不仅德配历代哲君之典型，且圣明直追先君圣祖仁皇帝。
第三项，皇帝的断案能力问题。曾静你逆书中不是说皇帝好杀人吗，皇帝让大臣汇总了本年度审理过的棘手大案，把案卷证据统统交给曾静看。为了让这些案卷更有说服力，大臣特意选取了不同省份、各种犯罪类型的案子数宗，如云南寡妇杀人案，广东谢氏家族田产纠纷案，江西奸夫谋杀亲夫案等等，不但有案子的详细资料，而且还有皇帝明察秋毫的判案思路等等。曾静读完后，写下了自己的观后感，他对皇帝的看法已经彻底改变，“今伏读圣谕，而知我皇上浑然一理，泛应曲当。其施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曾静感概自己孤陋寡闻，说他再也不敢批评皇帝不知体恤民情，听信街谈巷议了。
第四项，经济政策。曾静在自己的书中提到民间歌谣“雍正钱，穷半年”，指责皇帝所铸铜钱粗制滥造，民间无人肯用。于是皇帝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向曾静解释，从铜钱原料的金属比例，到银痛的兑换率到货币流通，条条在理，无可辩驳。曾静回禀皇帝，今日得见皇帝解释，大寐初醒。
第五项，帝国命数。曾静在书中说当今正值斯文厄运，灾祸不断。皇帝便把地方官奏折中所报的祥瑞拿给曾静看，问他这到底是“斯文厄运之灾异，还是文明光华之祥瑞”？曾静净拣灾祸来说皇帝的不是，到底为的是哪端？曾静只好说，曲阜县出现五彩庆云，说明“圣心与孔子之心为一，即是与天心为一”。
大义觉迷录
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雍正完胜，曾静完败。雍正皇帝以无可辩驳的真理，白纸黑字的证据击败了曾静，一个偏远山区、无知愚昧的山野村夫消失了，一个如梦初醒、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的帝国新民诞生了！
于是皇帝乘胜追击，把整个过程中自己写的谕旨、大臣的奏折、曾静的悔书等汇编成册，定名为《大义觉迷录》，并大量印刷，刊行全国。
这么多年来，教书先生曾静一直希望有人能读到他的著述。现在，他有了读者，其数量之众确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落幕
《大义觉迷录》让这个故事有了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皇帝对全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意识形态教育，曾静和他的弟子免于一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这个好日子没持续几年，雍正一死，乾隆皇帝即位后迅速重审此案。曾静这次难逃一死，《大义觉迷录》也被当成禁书回收销毁。
故事结束了。
一个皇帝以为向天下人说明对他不利的传言，便可以让流言不攻自破，但他的子民却记得了谣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个皇帝以为把书毁掉，便能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而他的子民却认为他之所以毁去此书，是因为书中内容乃真有其事。
点评：
雍正朝的《大义觉迷录》一案，凸显出满清统治者对于自身政权合法性的极端敏感和矛盾。儒家有天命论，一个统治者不管是汉族还是异族，只要秉持儒家治国理念，就是中华正统；而汉民族自古“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也是深入人心，这两者的矛盾，即是雍正皇帝小心谨慎处理曾静案的心态来源。而自乾隆开始，满清统治已经稳固，满族优越主义开始抬头，皇帝已经不屑于解释自己的合法性，反而要突出满族统治的精英色彩，杀几个汉族知识分子已经不足为患。曾静的悲剧就此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