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读后感精选10篇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一本由（日本）大江健三郎著作，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80，页数：35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读后感(一)：万延元年的村庄
读完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你会时不时地觉得有必要换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这个世界，任何事情在适当的角度观察之下都会呈现出令人觉得幽默的一面。
而不仅仅发生在幽默背后的事情是，突然发现这个熟悉的世界变得这样陌生，充满悲凉和失望，伴随这种思索而来的便是不尽思考，是否真的具有两面性呢？还是自己的任意武断臆测？
这里的人们用一生的时间等待山林里的树木成材，再用遥远的声音唤起那些悠长的年轮对于童年的记忆，村口小卖店的老板不断在悠长的汽笛和撕裂的马达声中平静地等待，山村夤夜便在岁月的沉淀里展开了喧嚣的孤独。
--May 10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读后感(二)：从明天起，有个新的开始
你有没有算过，你究竟说过多少次“从明天起，有个新的开始”？这是一笔只用火柴就能算清的账，但即便你拿着计算器也无法得到答案。我们的思维系统使得每次“新的开始”都把过去的“新的开始”覆盖，甚至自动清零。直到有朝一日，系统出现故障，使用痕迹毫无征兆地恢复，那些被你用连自己都记不清的密码锁住的记忆尽数堆砌在硬盘，显露在桌面，你才知道，原来那些让自己抚掌大笑或双眉紧锁的往昔不过是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骗局。
我们奔驰在通往未来的道路，说一切都应为之退步。当我们将其捕获并且征服，蹂躏并享受着它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舒服，却发现怀中不过一片冰凉的虚无。慷慨激昂的陈词让你腹中的啤酒酿成泪滴，你说一切都没有意义，你说过去跑得太狼狈，你说“从明天起，有个新的开始”。
你拉来几个朋友，喝着啤酒，吃着烧烤，痛斥自己过去的无耻，或夸耀自己过去的坚毅，不过是为了让人对你举起酒杯，说一句：“你现在进步可真不小！”或“你过去活得可真不易！”举杯人是你最好的朋友，是你可耻的过去的见证者或可耻的现在的粉饰者。在他举杯之后，其他人也纷纷举杯，献上同样的话。于是，他们成了你的新朋友，成了你下一阶段的“可耻的过去的见证者”或是“可耻的现在的粉饰者”。这动人的场面发生在你又一次立言“从明天起，有个新的开始”之后。
违背人意的是，那能够割断历史记忆的未来只存在于意念之中。即便你皓首苍苍，也无法割断那段光着屁股尿床的往昔。未来是连接在你的辗转难眠与夜夜春宵之间的煎熬，它绝非在某个路口等着你，任你尽情撒放关关雎鸠的窈窕淑女。当你转弯，转弯，再转弯，终于如期而至在那个路口，却发现墙角堆积着过去的一切，有条理的、乱如麻的、褪色的、浸湿的、发霉的……你突然觉得周身骨格被轮回得粉碎，只好疲惫地说：“从明天起，有个新的开始。”
这时，我们需要的只是在别人投来木瓜或木桃时报之以一脸沧桑和一眼冷漠。于是，我们站到沙漠之巅，怆然而泣地望着悠悠天地，念着多少古之英豪也曾踩踏过自己脚下这块沙土。我们绝不愿相信，脚下的沙漠从眼球跃到大脑的一瞬就已几经变换，更何况是几度物换星移之前的古人。我们只将注意力投向身后那串长长的弯曲的脚印，即便我们早就忘了自己从哪里出发。
就这样，我们有了历史，有了回忆录。历史是被诠释和创造的，回忆录不过是被我们删选后又加以重写的日记。要说那是用来欺世盗名的，则言之过矣。并非每个人都长久怀着欺骗世界的宏愿，但每个人都无时无刻不做着欺骗自己的勾当。这种勾当需要卓越的智慧与娴熟的技巧。一旦面纱被无礼地掀开，就会赤裸裸地露出真相。
我们曾以为自己是沙漠，却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颗沙，即便我们是站在山巅，最接近苍天的那一颗。我们从天南海北纷纷赶来，聚居在一起，堆成沙漠。沙漠既成，我们便在沙漠之风的催促下给身后的沙粒让路，滚到下一个天南海北。我们迟迟不敢说出的真相只是我们身前还有古人；我们久久难以面对的意义不过是我们身后还有来者。
从明天起，有个新的开始。别忘了，你此刻耗费着的是古人的明天，你的明天还会是你的吗？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读后感(三)：万延年的万籁无声
一本发黄的不能更旧的书，只因封皮上写着“好书”外加两个惊叹号就借了来，名字很奇怪叫《万延年的足球队》。不谈历史，不谈现实，不谈理想，不谈暴动，只想随便谈谈《万延年》和由此想到的。
读日本人写的书最吸引我的不在于情节，而是人物。朋友说，怎么也不能够喜欢日本小说，连村上春树都无法接受。很可能朋友是接受不了日本文学中又黄又暴力的情节，或是天马行空的思维境界，或者是对人性的洞察和挖掘，这大概是一翻开日本小说便能嗅到的。文章开头友人怪诞的死法也确实让人对这一作品望而却步，这一点与村上不同，村上总还是会在一开始就营造一种悲切的美，即便是描写一种确实存在的“死”或 “失却”带来的怅然，也能让人无以言状，有种深切却又无法追根溯源的矛盾。而《万延年》中的悲哀确是真真切切的，如石头般称重，刀一样锋利。可能也与时代有很大的关系，不只是民族。看了很多日本小说和电影，有一种感觉，民族的好坏并不存在，只在于别人有没有看到，自己敢不敢揭示。我们尽可以借高尚的名义来批判他们的写法粗俗鄙陋，但不得不承认这些作品真的写出点什么来了。可能我们还看不懂大段大段文字背后的深意，但至少被小说里的人物震撼了，记住了作者笔下的那些人，他们是怎样成为了这样一个人（或者是怎样成为作者认为的这样一个人），而不是他们是这样一个人的结果。有时候，某些细微的与道德之间的偏差在作者的笔下如同弥天大罪昭然若揭一样；而有时候对真正的罪恶的态度却又轻描淡写，可能这也是很难理解日本文学的一个原因。
当然，我们不得不叹服他们的表现手法，充满张力，收放自如。像大江健三郎那样把历史和现实重叠，把根所家仅存的两兄弟对立开来，一个是“在社会上吃得开”的、却“活的像老鼠一样”的我，另一个是把万延年的暴动领袖曾祖父的弟弟当作偶像、身上并存着实施暴力和对自己惩罚两种“欲望”的弟弟。还有其他的人物，被朝鲜人杀死的S兄、自杀的白痴妹妹、鹰四的“亲兵”阿星和桃子、肥胖症患者阿仁、隐士阿义、超级市场天皇……
对暴动的理解，对新生活的追求，这两者的不同直接导致了阿蜜和阿鹰之间的对立，即使阿蜜并没有直接站在对立面上来制止阿鹰领导的暴动，但他的漠然、他对暴动的悲观预测就是对阿鹰的否定。鹰四，一开始是一个一呼百应的青年领袖，慢慢变成一个孤独的战斗者，一个脆弱的凡人，一个暴力龌龊的罪犯，最后是一个自取灭亡的忏悔者。但是看完全书，对阿鹰却仍然怀着敬意和悲悯的。从希腊悲剧来看，最初乱伦的悲剧只是命中注定，但对这一错误的愧疚和长久压抑心底的痛苦却让他一步步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他的任何极端行为都是存在理由的，只是旁人体会不到，因为他们得不到真相。
但最终还是另一个假的真相促成了鹰四的死。这么多年来支撑他走下去的只是他想象中的暴动，想象中的英雄，但是阿蜜告诉他，万延年的暴动者们在失败后忘记了曾经的一切。鹰四最后的死，是他的忏悔得不到原谅，加上他的精神支柱的破碎。而阿蜜，从头到尾保持着客观的冷静，冷静到没有了感情，没有了愤怒，没有了同情和悲悯，但他却赢了，如他所想，鹰四的暴动失败了，最后他又得到了妻子，又得到了孩子。和阿蜜比起来，鹰四真的还只是个“孩子”。
最后，小说也没有道明友人自杀的原因，但对鹰四来说却是存在的，“他的死肯定是在说出一个真相”，至于真相是什么，曾祖父和他弟弟的结局，妹妹和S兄的死，都已经不重要了。至少他已经说出了真相，只身去那个画上的“温顺”的地狱了。
“鹰四死了，我们就一起生活了。”阿星和桃子，阿蜜和菜采子。一切都安静地水到渠成。鹰四，就像《挪威的森林》中自杀的木月一样，终于在故事的最后我们只记住了那个名字不一般的神秘的少年，而忘记了他所承受的一切，只剩下雪地里的万籁无声和梦里的新生活。
日本作家很喜欢在死人身上做文章，而恰恰是那些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的致使他们离开的东西吸引着我们，那可能是一种信念，可能是一种逃避，也可能是一种对抗——对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世界。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读后感(四)：鹰四撕裂于传统与现代社会的交替
鹰四撕裂于传统与现代社会的交替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阅读札记
◆ 段小七
大江健三郎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已经翻完——不敢说阅读完毕。因为书本翻译得太烂，影响阅读的情绪。后面又翻了同一年同一个出版社的《性的人》，内含《我们的时代》；书本翻译、制作工艺的毛病仍存。总的来说，都延续了这个阶段的大江先生的作品吧；之前阅读过日本一个小说奖项的作品选本，里面收了大江先生的《饲养》。
大江先生的作品，给我的印象是：1、存在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可能就是日本的耻辱文化，可能和武士的剖腹自杀有一定的干系。2、从传统乡土文明进入高速的现代商业文明中，人的精神归宿以及不适感。3、紧接第1印象，存在于生活中的严重的自我厌恶感——此处让我想起了萨特的《恶心》作品。从以上三点，对比同是诺贝尔，同是亚洲儒家文明之子，莫言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乡下人；必须声明，我不是对莫言污蔑，莫言的获奖确实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了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中华的文学作品。没有莫言，也会有另一个人出现，就如今年的鲁迅文学奖诸项获奖作品的争议，确实就存在和文学无关的事情，或者说是和一个文明成果无关的事情太多；这种事态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第一人称，和毛姆的第一人称小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小说里的“我”，前者是故事中的人物，后者不过是一个穿梭牵线的人物道具而已。作为第一人称的“蜜三”之“我”，在小说中对弟弟鹰四的思考，再者就是对自我的追问追寻，试图寻找出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将小说理解成了三个人的救赎——蜜三、菜采子（蜜三老婆）、鹰四。
小说的故事可以如此简介：蜜三和采子生了白痴儿子之后，两人从逃避生活历程中进入了真实生活的残酷，他们必须面对白痴儿子的存在。鹰四的美国自我放逐生活结束之后，他会回到了日本，邀请蜜三、采子一起到森林的老家，处理老屋变卖的事宜。鹰四以曾在万延元年领导山民举义的曾祖父的弟弟为偶像，组织山中青年人足球队为机缘，发动山里人于超市老板天皇斗争。鹰四最后在蜜三不断追问、揭露他的行动心理分析之后，开枪自杀。蜜三和怀了鹰四孩子的采子从鹰四的事件中，直面生活，将白痴儿子接回家，采子坚持生产鹰四的孩子……
蜜三、鹰四都是受到日本耻辱文化的熏陶，使得他们面对战后日本生活的不适。蜜三选择了旁观，鹰四选择了激进的自我放逐、暴力、自残；事实上，我们也应该给蜜三加上一项，他对鹰四的残忍心理摧残，因为他在对鹰四时虽然也想到（使用了）拯救，但是他最终在内心的那种阴忍中完成了对鹰四的杀灭。采子，她因为儿子的白痴，再次不能接受生活的阴暗，在酒精里度日，因为鹰四的足球队等一系列暴力活动，而进入了德国电影《浪潮》那种希特勒式的带有宗教性归宿，并戒酒，和鹰四通奸，最后是她直接剖明了蜜三的残忍——因为他最不懂得鹰四在最后时候的需要，或者说他因为鹰四与采子的通奸引发的嫉妒而断绝了鹰四效仿曾爷爷弟弟的逃逸。
鹰四从小时候的寄人篱下，和妹妹乱伦，以及战后日本失败感，乡村和现代商业文明之间的交错之间带来的不适感，让他无法获得一种自尊，完成一种完整的人格。选择参与安保学生运动，还有在美国的自我放逐，以及以曾爷爷的弟弟组织的万延元年农民暴力活动为榜样，组织了山民与超市老板天王的斗争，甚至他给蜜三炫耀通奸的事情，对足球队员的暴力，以及强奸少女等事情，都让我们看到鹰四的自我厌恶，以及企图通过某种方式获得自我肯定——这是一种虐心的自我修缮工作。他和蜜三的对话，希望找到对方的理解、肯定，也想从对方那边获得支持和修正，引导，当然，这种情感是超级复杂的。至于强奸少女的事件，也可能如蜜三、星男（鹰四的铁杆粉丝）所说的，那只是鹰四的一厢情愿的解说而已，事实可能是他开车出车祸了，导致少女死亡，因着自我折磨，想获得他者对他另一个变态形象的建立，从而完成了一桩虚构的强奸案件。
鹰四，只有到后面了，我们才感受到，他是最值得同情的人。但是他没有获得真正的同情；蜜三应该是最懂的他的，但是蜜三最终潜意识的旁观者心理害了鹰四。而采子，却是一个隐忍的女人，她应该就是所谓的那个新人；蜜三，他不能说真正主动的去面对生活，迎接孩子，更多是还是一种被动的。星男，也不是一个新人，他是另一个旁观者，和蜜三一个，面对鹰四，他俩都是弱者；但是星男也是一个明白的人。
小说的多次说的厌恶感，让我想起了萨特的“恶心”——从心理学上来说，恶心是一种人的自我保护机制本能的反应。厌恶感，自我厌恶感，应该是基于本当是却不是，因此发生了自我保护的心理反应，具体的动作就是做出不是他本人想做的事情，以否定的形式获得自我的很定，在语言上也是如此——获得他者的肯定，成为了主体最重要的言行发作的原因。说莫言是村人小说家，是因为他缺乏大江先生的对生活的反思——莫言多的是那种饥饿磨练出来的聪明。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故事设计，也是一个值得玩味。
1、山村。必须声明，这不是一个中国式样的农村题材小说——中国的伟大作家们和评论家们集体通奸，创造出了很多词语：底层文学、打工文学、乡土文学、城乡文学等。但是大江先生在这里觉得不是写山村文学来抵抗城市文明之类的文学；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却和寻根文学很想，但是他寻到了森林之根吧。在此，想到宫崎骏《龙猫》那棵大树。
2、村民。从不进入暴力活动，到最终参与了暴力活动，这种群众流氓的心理太恐怖了。有时候，这种事情就像苍蝇群一样，你轮大拳打到的是一阵空气，但是他们打你却让死烂。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可以反思到二战后日本至今，出现的敬拜神社活动和不承认历史的民众心理——对他们来说，暴力的是组织，不是他们。
3、性欲和食欲。《性的人》《我们的时代》《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性欲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它已经不是雨中和性有关系的欲望，而是一种自我厌恶的一种不断重复不断厌恶的事件。或许我们应该说，是一件打发无聊，但是越如此越无聊的一件活动而已，它不能证明什么——它只能证明，自我厌恶在不断反复中完成自我厌恶，这种自我厌恶就是人生活的一种真实的存在，人的存文在就出了这个事情。而食欲，阿仁对食物的感受就跟性欲一般。
也就是说，性欲和食欲是维持主体自我感受到存在的唯一一件活动，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活动，而否定了主体作为主体本身——活动这个时间变成了存在本身，活动的主体什么都不是。这是主体自我取消最终的一道工序。看过”犬夜叉“这部动画片，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角色，好色的弥勒手上有一个风穴，他就靠着这个风穴来战斗，据说风穴在频繁施展吸入更多的东西之后会长大，今儿反噬了主人。有意思的是，这些都来自日本人的精神作品。
所以，需要重返第一现场——人类和自然发生劳作交流的地方。大江先生的山村，或许也是基于这个样的想想吧？
海德格尔在暮年选择荷尔德林作为哲学的阐释材料，返乡确实有意思。不过，返乡，不是中国文学的那个抵抗城市文明的乡村文明？！
4、民俗：诵经舞。必须点一下这个民俗。记得阅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里面就有一个民俗的活动，非常有意思。不过，民俗，在两部小说里，都没有获得正面的呈现——就是说没有透过这些民俗，让我们看到承载着一些美好的东西。前者让我们看到对暴力的推崇吧，后者让我们看到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尴尬。
从日本到美国，从城市到山村，从万延元年到现代社会，在这些空间与时间的变换之中，我们或许读到的，是大江健三郎的内心折腾，或许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每个非宗教国家进入现代社会的人类存在的困境。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读后感(五)：湿布衫套在了头上——大江健三郎的空间哲学
大江健三郎曾谈到自己的创作是一种“有差异的重复”——“我试图跟同一个对手不止一次地搏斗，然而我拿着随之而来的草稿，继续对它阐释，这样做的时候，旧作的痕迹便消失了。我把我的创作看作是重复中的差异所形成的整体。”固然，旧作消失了，但某些“有差异的重复”却始终如散发着冷光的内核，匍匐在他每一部小说的深处，在读者凑近脸庞的时刻，寂静地划亮一团幽暗的火。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这个“有差异的重复”是大江对于个体处境的空间感的探索。从青春时代的《个人的体验》、《死者的奢华》开始，对于时空媒介之中个人境况的描写，就始终是他或隐或现试图谈及的问题。《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被大江自认为是最满意的作品——甚至“缺陷都是成功的”，因而，这部小说呈现的“空间视野”也可以认为是成熟的。在这个空间视野的巨大漩流中，我们看到突然爆发的暴力以及立刻被雪野吞没的歇斯底里，也看到罪与罚、真相与死亡、遮掩与暴露不断积蓄，泡沫般堆叠，最后纷纷向下栽入世界中的某一个预留位置。
头顶浮云瞬息万变，孱弱渺小的个人被重重的空间处境包裹。大江往往先从肉身写起，这种自我肉身的牢笼进而泛化成一种个体经验的“画地为牢”，在急迫的追问下，个体的空间感最终纵深到生命状态的回路之中。但无论是“肉身”、“经验”乃至“生命状态”，包裹着个人的空间看似在延展，却始终处于封锁的状态，人终究无法冲决出这个封闭的生存状态回路。张爱玲在小说里写一个与人通奸的情夫后了悔，又做了冤大头，直感到好像一个“湿布衫套在了头上”，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人们受困于上了锁的封闭回路，那空间感觉正像是头上被套了个湿布衫——闷、湿、令人窒息。
肉身的牢笼是无可避免了。沉重的肉身大概是大江除了暴力之外最为偏爱的观察对象。小说的开篇，呈现了两个对冲的身体场景：友人自杀，全身涂红，肛门上插着一根黄瓜，大腿内部布满精液，而叙事者蜜三郎“这172厘米高、70公斤重的肉体”则抱着小狗，坐在秋日湿冷的坑里。大江对肉身的专注剔除了欲望的成分，仿佛所有的肉体都只不过是丢在案板上的一块油腻的物质，连桃子那少女的脊背在这种物质化的观感看来，都只剩一片荒凉。这种对于身体的物化在《死者的奢华》中登峰造极，身体已经全然被“死尸化了”。大江对中世纪的怪诞作家偏爱甚深，拉伯雷用肉体进行着欲望狂欢——咀嚼、性交、排泄的混战铸就了中世纪的功业，但大江却只继承了伯雷笔下肉体“向下”的那一面——向下沉沦，由软乎乎、缺乏力量的渣滓堆积起一座地牢。小说写到，当蜜三郎窝居于书房时，听到窗外呼喊儿童落水的声音，他的意识这才“像铁钩一般一下子把我软瘫瘫、湿乎乎的身体钩了起来”，而在《个人的体验》中，那肉体依然是“几乎有些散漫、丰满、软绵绵的。”
这座肉体的囚牢，被大江比作穴中之鼠与蟹壳。小说开篇，蜜三郎坐在坑里的怪异举动无疑为之后鹰四的“亲兵”们嘲笑他为“老鼠”埋下了伏笔，在鹰四鼓动下参加暴动的村民们逐渐感到了后悔，“把头埋得低低的，或者干脆背过脸去，活像群一心找个窟窿爬进去的耻辱难当的螃蟹”，而蜜三郎半夜找酒，“我的手指碰到了什么冰冷的东西，活像掏空了肉的蟹壳。”蟹壳的比喻可以追溯到《个人的体验》，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同样见到“鸟像缩回巢 穴的螃蟹一样匆忙跑回卧室”之类的描写。身体作为囚牢，排除了隐喻与超越的可能性，当梅洛·庞蒂高喊着“用我自己的身体来理解世界”时，大江笔下的身体却向内皱缩，拒绝与世界和解。这是卡夫卡式的肉体地牢，当蜜三郎形容自己“如同被大头针别住的昆虫，软弱、无力”时，正是对卡夫卡甲虫喻的直接继承，而我们知道卡夫卡的身体态度——在给女友密伦娜的一封信里，他画了一幅插图，上面画的是一个男人的手脚被捆在两根移动的柱子上，随着柱子的移动，那个人被扯断撕裂了——肉体的困窘与挣扎。
地牢般的肉体状态直接将人带入了一个更为抽象的封闭空间体验中：个人的经验。大江刺激着我们去思考：究竟是什么制作了一个人、又是什么包裹着一个人。他的答案是：个人的体验。如果说记忆的作用是帮助我们接近死者，那么个人的经验则是铸成我们存在历史的血肉，只不过，人们往往会陷入这种个人体验中难以自拔，与外界失联。小说中，蜜三郎致力于营造一个密不透风的个人处境，他向心目中的偶像曾祖父学习，绝不愿加入弟弟的暴徒团伙，“纵然躲到仓房，也不会用步枪开仗”，当弟弟与“亲兵”们谈笑时，蜜三郎也主动自我隔绝起来，“谈话继续进行着，它像跨过凹陷一样越过我，毫无阻力。”在《个人的体验》中，鸟同样因为畸形儿子的出生，把自己困在了这件事里，看到街头人们从容走过，他把自己拖入了一种悲壮的情绪，仿佛自我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黑暗战场上”。个人的体验如同一块透明幕布将人包裹起来，就好像大江短篇小说《人羊》中形容的“被透明的墙壁挡住了”。
人们总是醉心于陷入自己的事情中，生病、不幸的灾祸尤其能把人拖入绝对的自我天地：什么都没有了，世界也不存在了，只有我，头罩着湿布衫的我。托尔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描写这个可怜的法律官员病入膏肓，躺在暗中瞪着眼睛，埋怨自己的妻儿“谁也不想知道，谁也不可怜我。”他听到远处传来喧闹和伴奏声，看到妻女打扮地漂漂亮亮出门看剧，内心痛苦，感觉他的世界与他之外的世界被彻底隔离了——“畜生！”堕入个人经验的伊里奇骂道。而在约翰·契佛的短篇小说《乡居丈夫》中，个人的体验倒是想打破透明的墙壁，不过，男主角被世界拒绝了，这是一种颠倒的、翻过来的、甚至充满了滑稽色彩的“个人体验”。男主人公弗朗西斯在小说开篇遭遇了一次空难不死的经历，他惊魂甫定的回到家中，一路上却想跟人们诉说这次遇险，这次经验使得他变大了，变得特别了，但是回到家中，他的体验遇冷：孩子们沉溺于互相对抗，妻子絮絮叨叨沉静于家庭琐事——他的“变大”与“特别”不合时宜。他的“个人的体验”依然被隔绝到日常之外了。
这种感受，实际上是大江真实的经验。他的《新人啊，醒来吧！》有一个片段，写一个右翼学生绑架残疾儿。这多少基于他的亲身经历，当时日本的青年学生批评他不写日本青年人的痛苦，只想着自己的残疾儿。说他对自己的孩子过分热心，对社会的热心不足，还威胁说要绑架他的儿子。当然，绑架并没有发生，残疾儿子大江光是由于父母的失误，不小心在车站走失了五个小时而已。但这一点被投射到《个人的体验》中的鸟身上、《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蜜三郎身上，无疑有着大江独特的用意。大江曾谈到私小说作家岩野泡鸣对他的影响，岩野泡鸣有歌词叫做“无可救药的兽性勇气”，这一点我们在鹰四身上看得真切。但是，私小说讲述的是作者的日常生活被某种不寻常的或特别的时间——海啸、地震、母亲之死、丈夫之死——打断时所发生的事情。大江认为岩野泡鸣从未解释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这样的问题：“我的作品发端于我的个人生活，但是我试图揭示社会问题。”
因而，困在玻璃罩子里的个人体验感向纵深处弥漫，最终形成了一个宇宙空间视野内的封闭回路：它关乎个体的日常生存状态，这个封闭回路拾起了私小说家中断的一环：日常生活。大江要讲述，海啸之后怎么办、母亲死了以后该做什么。他笔下的“日常性”是一个灰色的地带，人物往往会遭遇极端的“个人体验”，仿佛溺水的人一样，但是最终又选择了上岸，小说中，“日常性”也因而被形容为“陆地”，日常的陆地。《个人的体验》中，鸟把去非洲以及和火见子的感情纠缠都视为日常生活的反面，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和妻子一起面对残疾儿；《人羊》中，公交车上的日本公民被外国士兵侮辱，但受辱者宁可逃回母亲与妹妹的日常餐桌边而不选择更为戏剧化的扩大事件；《奇怪的工作》、《死者的奢华》中，人们处理完杀狗与处理尸体的“例外”工作，又回到了普通的日子。
日常性有一种下坠的、沉沦的重力，它与大江笔下身体“向下”的属性相通。在伊夫林·沃的《一把尘土》中，男主人公托尼因为家庭破裂而灰心丧气地进入南美丛林探险，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不识字的印第安人，对这个印第安人来说，狄更斯的小说如同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一般，为了能让托尼每天给他读狄更斯的小说，他把托尼囚禁起来。一座“狄更斯之囚”正是“日常性”对生存状态构成拘禁的最好形容，它在最终极的意义上将人从空间中围困住，人或许还可以突破身体或者经验的囚牢，但却始终与时间平行地同步陷入日常生活，亘古不变，先于任何时光的伪造与意志的预设，来自于山川湖海的东西似乎也注定最终囿于“厨房、昼夜与爱”。
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具体的问题则是，揭露了真相以后，生活又该怎样。无疑，大江还是选择了“步履不停”地奔赴日常，拾起被意外打断的生活之绳。小说中，鹰四冲决日常的行为看似酷烈，但实则还是为生活之洪流的平铺打下了基础。鹰四一贯被理解为是蜜三郎的对立面，对于过往历史的理解，兄弟俩大异其趣，对于当下暴动的态度，两人也截然相反，鹰四似乎一直是一个试图打破“封锁”、摘下“湿布衫”的人。他身上有一股分裂力量：“两种欲望，一种是替我的暴力人格辩护的欲望，另一种是惩罚这样的自我的欲望，它们在我的生命当中简直把我撕裂了”，因而他整个的行为似乎就是对自我欺骗进行无休止的审查，那是一种为了制造共同体生活而营造的自我欺骗。
看上去，鹰四的努力奏效了，他冲决出网住蜜三郎的身体之笼，以极端的身体语言打破各种区隔：暴力学运、通奸、毁坏尸体；同时，又从一桩桩玻璃罩下的个体经验不断逃逸出去：从美国辗转回国，从都市迁徙入森林。但是，他的努力被蜜三郎所代表的“日常性”揭穿了——“一切都只是戏剧性的幻想”。鹰四的自我审查是迂回的，他绕过了真正的乱伦之罪，想以不那么羞耻的通奸或者强奸罪来自我认罪，他的坦白是遮掩的，他的认罪是名实分离的，他的自杀是荒诞的。一句话，他被日常性指认了，他也无法逃逸出那个最深的“个人的体验”：乱伦。在经历了这场风波后，蜜三郎的妻子说：“阿蜜，我们重新一起生活下去，好不好？我们怎么就不能一起养孩子，一起生活下去，养好保育院的那个孩子，还有我就要生出来的孩子？”日常生活卷土重来，最深的一层空间上的牢笼压了下来。
湿布衫是揭不下来了，这是大江给出的最后的判断。如果认为鸟的回归，蜜三郎一家的和好如初是“充满希望”的结局，那未免太天真，生活怎样都要过下去的底色，是它的破碎与困顿不堪。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读后感(六)：那些迎着光的人
终于看完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思绪也可以稍微消停懈怠下来了。第二次阅读繁体字的书籍，第一次阅读既是繁体字又是竖版同时还是从右到左排版的书籍。可想而知阅读的压力，一般的字词基本没有识别的压力，但是会因为突然的生字而停下研究，在纸上誊写，甚至百度清楚来。詞彙的彙（汇）字，往屆的屆（届）字都是突然才頓悟過來的。而这一切无关什么，之所以看这本书，没有特别的目的，在书架中堆砌的日本小说中看到，出于寻找特别阅读感受的心情，开始了折磨自己的阅读体验过程。
而同时，似乎对于这本书应该说些什么，可是意识被一片无望的空白攫取。抽空了词汇和文法，没有日光的天空下雨后一片阴霾，却不知为何，内心留有阴影，如同割腕自杀者自杀成功后留在地板上的一大摊血渍般的阴影。
想骂粗话可以吗？想要酗酒可以吗？如果只从行为上看来，这些，是连我自己也反对做的。可依据人类学的观点，非日常性的暴露势必导致日常性的安定。也许，一场酒就可以安定下躁动的心，一把匕首就可以安定一个混乱的国。然而，我替自己感到可惜，我错失了许多关心我的人，而我却认为那不是真正的关心。不对等的理解程度就会分化疏远掉两人的关系，我自觉我是而且能够理解她人的，然而因为对方浅显地仅凭行为的分析就下了定论，不予我讲故事的机会，那是能够提升到等同理解程度的机会，然而她人不予理会，不！应该是没有意识到。因此不必言，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而是，我从未真正的忧伤。粗话也好，酗酒也好，那些是粗俗而不能避开的通过仪式。没有如同叙述者蜜三郎的地穴和仓储以及地下室可做通过仪式的场所。而发觉自己形如鹰四那般追求共时性，追求重现的幻影。然而他并未虚妄阴郁而清醒地留了后路，而讲述了真话，精心预谋实施了自己的死亡。
蜜进入地下室过夜，进行了一长串的思考。这令我联想到自己的通过仪式不就是喝的有点兴奋之后，回到床上，在一时不能入睡的时间宽度里，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和他人的关系吗。而其实往往是没有实际成果的思考，因为明日的重复生活惯性的力量太过强大，即使做好了信誓旦旦的准备，也还是被那股生活的旋风抛散开来。但，也有极少数的思虑决定真正的在起作用的。人生的轨迹总是在突然袭来的思考闪电击中自己后开始改变，那些坚持的东西可以放弃，而看做毫无价值的外物却突然格外珍惜起来。当然还有些东西保留在幽暗的内心里，不做改变。
不敢谈下去了，从南边天空来的想象的闪电击中了我，而这奇妙又欲望又无力的人世，又有多想听我叙说几分呢？
————2012.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