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读后感10篇
《山雨欲来》是一本由陆建德 / 罗志田 / 沈渭滨 / 许纪霖 / 杨国强 / 周武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元，页数：11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山雨欲来》读后感(一)：说一句吧
书不厚，
挺小的，
看着不费劲，
含金量也可以。
看的时候，
里面说科举的废除造成的影响，我就在想，如果高考取消了。。。会什么样呢？
（凑数用：书不厚，
挺小的，
看着不费劲，
含金量也可以。
评论到没啥特别想说的，
看的时候，
里面说科举的废除造成的影响，我就在想，如果高考取消了。。。会什么样呢？书不厚，
挺小的，
看着不费劲，
含金量也可以。
评论到没啥特别想说的，
看的时候，
里面说科举的废除造成的影响，我就在想，如果高考取消了。。。会什么样呢？）
《山雨欲来》读后感(二)：杂的书
初买到这本书时觉得被欺骗了！为什么一本书连个目录都没有，目录没有就算了，但为什么定价16块却只有116页仅887×1092开本，短小就算了，但为什么还要加个硬皮装精装版，硬皮就算了，但为什么内容是6个学者的对话记录……完全颠覆了辛亥书籍在我心中的形象，只寄希望于它的内容能更清晰、有条理地讲述完辛亥革命前风雨欲来的中国。
读这本书我整整用了两个星期，不是因为内容生涩，而是需要额外去了解许多其他知识：清政府的决策、咨议局的作用、满汉的矛盾、文化富强的措施等等。《山雨欲来》更多的是给读者启发，吸引时下越来越多轻历史重小说的年轻人去关注辛亥革命。文中6位学者的讨论看似有些杂乱，但越读到后文就越发觉得有意思，往往一位学者提出了自己观点，然后一位学者会持相反的看法，两者进行自己的观点论证，多方面的视角讨论让书本活泼生动起来。而这辩证分析方式可算是此书的最大亮点，不是一言堂的贯穿全文，而是写下不同学者对辛亥革命发生事件的不同看法，通过不同的矛盾点讨论，让我比较全方位地看到辛亥前废科举、办咨议局、选人才、民族矛盾、新军和朝廷变化的事件，虽然书本上的内容阅读完了，但是辛亥前浮沉的画面还在我脑中延续。
当看到晚清在最后十年艰难努力时，我突然想到李约瑟难题：为什么拥有世界最优秀、最古老的中国文明史，尽管在科学技术上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近代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发生？因为小学、初中、高中老师一直强调的封建统治吗？因为闭关锁国吗？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答案，又或许答案太多太多。晚清推行的政策中最让我感慨的是废除科举制度，为了人才的培养，清政府将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废除，于是那些八股考生不得不“转战”至学堂，沈渭滨认为这是过于极端的举动，因为清政府关闭的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而在我看来即使没有关闭这条通道，晚清政府也不能容纳更多的人才，它已经处于极度饱和状态，于是这些滞留士人和学子流到国外、流到资政院等，或寻找新路，或参与执政，最终成为推翻清政府的利器，不得不说与当初清政府的希望背道而驰了。
另一个让我感叹的是清王朝的腐败，腐败一直是中国驱之不去的毒瘤，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腐败一直被抨击着。陆建德写到“清朝大部分时候国家的税收仅仅占了GDP的3%……但实际上老百姓付的税又多于3%，当然，都是被地方分掉了”，当时，由于上权的放松使得地方的权力大于上级，各省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从百姓中谋取利益，直接导致了国库空虚无法实施改革建设。同样，腐败存在于现在的社会上，各类“牛二”人士在美丽的新中国土地上逍遥自在，特别是近十年来，肇事逃逸的、另类择偶标准的、炫富耀豪的……一系列“腐”的气息飘荡在社会里，这与80、90后教育问题息息相关的，就如晚清培养学者一样，中国现在若不能凭借更好的文明来建设思想道德根基，那么未来堪忧啊！
总的来说《山雨欲来》内容很不错，当许多同类型书籍将视角对准辛亥后期时，本书推陈出新分析了革命前的中国，让读者眼前一亮，文章涵盖面宽广且能辩证的分析晚清各种现象。虽是如此，但我还是不能接受没有目录这个事实，虽然文字不多，但是阅读没有目录的书相当于漫游在没有指引的深海，看书的时候我有时会走神，看着看着就忘记现在看到的论题是什么，要翻翻前后文才找到重点，有些语句感觉似曾相识，好像前文有读过类似的观点，在写科举和文人两部分时有些散乱，而且中间会穿插别的补充内容，阅读时感觉不够流畅。
就时间来说，与同同期出版的辛亥革命类型的书籍一样，在2011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个特殊年份出版的确吸引了许多读者。这本书出版于3月，同年6月30日在北京举办了一场讲座：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两者相呼应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但是有一点我感到奇怪，这是一本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书，六位作者中有四位是在上海当老师，为什么讲座却不在上海举办呢？这样不是能获得更大的市场吗？
最后看看本书的排版，稀疏的行间距，一张图片占一面纸张，不可不谓之浪费，而书的封面也没有特别的图案设计，纯白色硬皮壳，还挂着一条腰封，上边画的是6位学者的漫画头像，感觉更像一本宣传人的书，而不是宣传内容的书。硬壳，在我看来一般是出现在一些名贵或者珍藏书籍上，但这本书，出乎我意料，封面使用的硬壳，手感不错但过于华丽了。
这本《山雨欲来》可圈可点，我认为一本书能给予读者以启发，那么它的价值就是得到实现了，而本书确实做到了这点，让我有所感慨、有所了解、有所启迪。
参考资料：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988148/
http://baike.baidu.com/view/28947.htm
《山雨欲来》读后感(三)：暴力革命永远是一个理性社会的最后选择
历史的吊诡之处往往是由于为人所编写的，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操蛋的民族的人是永远不可能获悉真相的，而普遍怀疑所导致的后果可能是百家争鸣，亦可能是共同信仰的丧失，一个社会最可怕的莫过于所有人都不再相信。一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暴力革命恐怕不足以承担两岸当下所宣扬的荣耀，若说纪念辛亥百年，窃以为更应该纪念1911之前的100年，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戏剧性的100年。从西方入侵一直到清末立宪，我们不能忽视这期间的士绅、留学生、读书人甚至底层民众所做的努力，更应该探究他们努力的原因与目标。毕竟，暴力革命永远是一个理性社会寻求变革的最后选择。
《山雨欲来》读后感(四)：山雨欲来风满楼
先看了萧功秦教授的一本几年前出的书，叫做《知识分子与观念人》，心有所动。于是，去看了原本坚决抵制的《建党伟业》，以印证其中的某些观点。果不其然，但时光网与豆瓣都不让对那个片子说话，也没有办法了。
然后我顺着看书的逻辑，看了这本《山雨欲来》，是陆建德、罗志田、沈渭滨、许纪霖、杨国强、周武六位教授的一次座谈会的记录。讲的是辛亥革命前10年间的中国局势问题。虽然人多口杂，在体系上差一些，但给人的启发还是有一些的。当几个充满智慧的人在一起，想不产生点思想的火花，都是困难的。
看完这本书，我正在看伍立杨的《中国1911》，接下来要看到是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虽然还未及看完，但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之处，太多的主观因素的陈杂，这一点还是能体会到的。对于历史性的书籍，太多的主观还是不要有为好。而《山雨欲来》这本最大的优点，就是六位教授的对话与分析，都充满了理性与客观，整体主观评述比较少。这一点事非常难能可贵的，由此而给人的观感与启发，也是靠得住的。
若说对我对影响比较重的部分，就是有关清廷的认识。教科书上一向说清廷是如何如何腐败的，如何如何无能的，以至于走向革命是一种必然。但本书却说，满清最后的十年，恰恰是奋发图强，正在努力改变的十年。也正是因为改变，变的更为宽松，才引发了革命。书中并举例子，法国的路易十四时期，还有俄国的叶卡琳娜二世时期，都是政治上非常黑暗的时期，但这两个时期却都没有发生革命。而是在其后的路易十六及尼古拉斯二世时期，而这两个时期，路易十六与尼古拉斯二世与他们的前辈们相比，却是思想开明很多的人，也都在努力振兴自己的王朝。而正是这种振兴给予了反对派们以物质发展的基础，而思想的开明则给予他们活动的空间。这一点，对于明朝时期的崇祯皇帝来说，也是一样的，在最为黑暗的嘉靖时期，皇权没有倒，而时间到了崇祯这里，他其实是很想振作的，但历史却没有给予他更多的时间与机会。于是在农民起义的摧枯拉朽之中，迅速走向灭亡。
满清最后的十年，亦可作如是观。其实，清末新政出现于1901年，比之1898年的戊戌变法，只晚了三年时间。而清末新政在所实施的措施及效用上，也比戊戌变法走的更远。而且，这个新政对于中国来说，也确实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我们的教科书却不予承认。只说戊戌变法的失败如何如何。整个历史来看，三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实在是算不了什么的。而且慈禧及新政中的实施者也不是那么的颟顸愚昧，历史的不公正，到了今天，也没有给予还原真相。
新政给予当事的中国带来了飞速的发展，带来了物质的巨大的进步。而在具体的新政措施上，废除科举，给予社会进步的阶梯带来了混乱，这一点是导致最终革命的一大导因。而派出留学生，原本是为了朝廷培养新人才，却不意培养了大多数的革命者。还有新军的训练，在张之洞那里，正是他的宽容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在武昌的发生，而且发动辛亥革命的武昌新军，只是张之洞的直接督导训练出来的。其余，袁世凯的新军，则在辛亥之后给整个中国带来了更大的变化。这一切，都不是当初清廷所能想到的。
说的透彻一点，新政时期的中国，已经没有能够看透未来的历史巨头。实用主义的措施，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之下，产生的了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当初所完全没有预料的，而且走的方向也是相反的相反。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而今天的评价，只根据历史的结果来做事后诸葛亮，而不是去真正地还原历史。这一点，足以警醒。但在乎的人，怕是不多。呜呼！
《山雨欲来》读后感(五)：《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
最近看完《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革命的光荣伟大也在逐渐褪色，今人已经能够抛开革命史观指导下的政治正确，重新审视这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革命，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反思类、翻案类的研究，当然，因循类的也并没有因此就退出历史舞台。不过翻案归翻案，如果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语，那就没啥意思，关键是要有证据，包括发现新的史料，或者更加完整的述说史料，当然也有的是对既有革命史观的反思，进而产生对既有史料的重新使用，超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再看看那场革命，或许会发现那场革命并不一定就是那么伟大，而褪去崇拜感之后，还可以发现那场革命的过程其实更多的是充满了机缘巧合，而非原来常说的那种必然性。
在这些新研究里，比较能达成共识的观点是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是基于周密的计划和安排，而是更多的出于巧合，而其之所以能够成功，则是因为湖广总督的应对不当，以及当时因为调兵去镇压保路运动而造成武汉防备空虚。至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咸认为并非教科书说的那般已经进入不可避免的阶段，就算有些地方已经民不聊生，但发生起义的武汉并非如此，相当多的地方亦保持正常的秩序。至于统治者，不仅许多地方官员思想较为开明，中央政府也在积极筹划改革，并非像先前所说的那样腐朽不堪。
但是，在此基础上再引申出一些结论就需要谨慎一些了。本书的基本立场也与上面说的类似，都是在重新审视过去的辛亥革命研究，能够以更开阔的视野加以理解。至于本书关注的焦点，则在于辛亥革命前的清末新政，因此必然牵涉到革命前的形势和条件。列宁曾经对革命的条件做过论述，他说只有当被统治阶级已经无法生存下去，而统治阶级也无法按照过去的方式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该发生了。对照这一说法，大而化之的看当时的形势也可以得出革命不可避免的结论，毕竟当时人民的生活受到战争、赔款和腐败的影响，确实正在滑向无法生存的区间。而统治者也正在进行改革，也说明内忧外患下再不改革就要亡国。但是，进行细部研究就会发现，这种大而化之的看法不够严谨。中国的传统统治秩序当时并未瓦解，虽然各地民变出现了不少，但这种情况在历代王朝的许多时期都时常发生，另外，这类民变跟各地具体的阶级矛盾和群体矛盾状况有关，不能简单的推论说全国皆是如此。同时，当时全国上下的共同认知是救亡图强，是针对外患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独立自主，因此，当时的许多改革措施，除为了满足地方的要求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国家的富强。试想，假设当时没有外来威胁，朝廷的改革意愿以及自下而上的改革压力都会小得多。
从这个角度说，本书所曾引述的所谓革命不是爆发于统治最坏的时候，而是统治者正在改善的时候，这一引用很难经得起细部的检验。就算当时的情景与实际结果相契合，以及中外各种事例可以提供佐证，也不能轻易得出上述结论，毕竟由因果联系得出的规律和统计规律有时候在外在表现上一样但内在机理却很不同。不过从理论上说，这种假设也有其道理，假如说统治最坏的时候统治者实力强大且统治集团比较稳固，就算有反抗，也很容易镇压，不至于形成气候，而正在改革的时候，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可能产生利益的重组，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不仅使社会矛盾激化，还会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政治学上有所谓J曲线之说，就是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民对政权的满意度突然转向，变为不满，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对于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的要求变得更多，如果这个时候经济发展并未能同步满足这些要求，就会激起人民的反制。这一理论大概就跟上述的观点相类似。
本书是对一场研讨会的整理，参与的学者敞开发言，因而也激起了许多思想火花，尽管算不得严谨的学术诸多，却也能够给人许多启迪。罗志田教授认为，清末新政改变了过去的统治方式，这导致了它的灭亡，因为过去清朝虽然是中央集权体制，但只对直属地区有这种控制力，其对地方的控制实际上相当有限，而更根本的原因是清朝财政收入很少，这就使它基本相当于一种小政府的统治模式。而清末新政改变了这一局面，一方面改革的措施，包括兴学堂、建新军等，都需要极大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上述改革措施需要中央政府的强力推行才能实现，也需要中央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两方面因素导致清廷与地方的矛盾，也正因为清廷无力实现上述目标，才使得这项改革不仅没有挽救其统治，反而因为配套措施的无效，使其统治基础更为薄弱，进而导致自己的失败。其中一项便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离心，兴学堂之后，许多以科举为业的人失去安身立命的本钱，更重要的是，尽管清廷通过“奖励学堂”给学生以功名，但因为功名过多，仍然不如过去科举那般地位高，也缺乏获得实际利益的机会，使得那些获得了功名的人挫折感更强，加上那些无法转向新式教育的人，都开始对清廷离心离德，不在支持这个政权。在过去那个年代，虽然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们出身基层，有能力影响下层民众，特别那些有影响力的士绅阶层更是如此，因而他们的背离就很容易使清廷失去统治基础，这比农民的反抗还严重。
从这个角度说，改革确实应该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由强有力的政治势力来推动，否则不仅不会挽救自己的统治，还会因为旧有秩序的崩溃而新秩序未建立导致社会的动乱，社会非但不能进步，反而容易退步。在此过程中，地方士绅和地方大员合力要求地方自治，表面上是民主的表现，实际上是在本地区实行集权统治，更类似过去的“封建”，因而当时的“联省自治”得到了地方的响应，其对中国的统一和富强却不见得有利。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悲哀，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人民远未觉醒，而看透清廷大势已去的地方统治阶层，更倾向于利用这种形势为自己牟利，可以看到，当时反抗中央政权的地方，实际上背后都有外国的支持，也就是说，他们的崛起根本不能拯救中国，另一方面，也说明尽管当时清廷统治基础薄弱，但如果地方能够从整个国家的立场考虑问题，或许清廷的崩溃也不至于如此迅速，当时年轻的清朝统治者显然不具备整合地方势力的能力，说清朝亡于实在是不过分。
《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
作者：陆建德 等
陆建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罗志田，北大历史系教授；
沈渭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华师大思勉高等研究院教授；
杨国强，思勉高等研究院教授；
周武，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 40千字
《山雨欲来》读后感(六)：一些见过没见过的观点与角度
这一本小册子很快读完了，说人话，故而可读性强；角度新，所以切入点好。读后有一些没见过的观点，能了解到一些新思维。我想没有答案不怕，有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就很有收获了。
1.开头说唐中叶以后中国传统政治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中央体现集权，地方自治。刚开始颇觉不解，以前一直受的是帝制时代中央集权逐渐加强（三省六部、废相设军机之类的）的历史灌输，再后来读唐德刚（中国古代国家大于社会，和西方相反）、黄仁宇（中央集权国家缺乏数目字管理），亦从未改变过这方面的思考。看到这样的观点，不由得眼前一亮，但是从唐的节度使到明清藩王，似乎地方的分权也一直未曾消退（尽管历代朝廷反复与之斗争）。书中说，这样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管理成本比较低，不能完全理解，地方坐大，难以掌控，彼时管理都成问题，成本如何能低？
2.从「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预设开始谈起，页五到页十讲了这么一个逻辑：清王朝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尝试革新自救。本书就从清末废除科举开始，这是一个大动作，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废除了——这不仅仅是否定掉了一种人才选拔模式，这是从根本上重建人才培养体系。原本是要给王朝培养与选拔能够与时俱进的知识分子，但这些人最后恰成为了王朝的掘墓人。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里，要办新学，意味着课本、大纲、教员以及一切配套设施要新造——都需要钱。办新军也一样。此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借钱，二是乱收费。两种方法都用了，但是会被骂“卖国”，乱收费如果涉及了加赋，就会被冠以执政失去合法性的帽子。到最后，要花的钱还是都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故而整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就是一个死循环。最终，力挽狂澜未起，龙舟葬身海底。后会无期。
这套逻辑是第一次见。清王朝顶层里的明白人应该不会不知道这是一个死循环和大败局，不会毫无察觉，即便如此，清王朝依然选择了预备立宪（虽然是闹剧）、废除科举办新学、办新军。书中也谈到，王朝还是最后做了一些预防和准备，譬如学堂奖励之类。但是，清王朝的溃败是一个古代帝制国家与小农经济在世界历史进程上输给现代化的历史必然，这改革越多，死得越快，这一点，皇族贵胄、王公大臣们是否明白，不得而知。
3.还是科举。科举是一千多年来连接社会底层和社会民众的一条纽带，几本书，读一辈子，靠一辈子，成本低，加上儒家价值观的根深蒂固，这一条底层读书人向上的通道简直就等于书呆子们的一生。功名大于天的世界开始崩塌之后，做官的路绝掉了。书中有一句话，读书人通过读书考取功名，分享帝国的权力，出仕为官，入乡为绅。书中另一处又说到，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和国家出路。以上观点见过。结合2，一条基本逻辑是这样的：颓朝自救→废科举办新学→没钱又花钱导致国家乱+改变剧烈读书人向上通道瓦解→精英和平民都开始找新路→推翻颓朝。
4.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和他的团队住政治宣传的精髓，把握住了宣传对象的接受水平，革命党简洁明了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直接放大招，动用了民族对立。江湖会党流着两三百年前反清复明的帮会的血，反清复明的旗号自然是不能再打了，改头换面，这八个字也就呼之欲出了。而「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后面才加的。把一群人煽乎起来，最重要的是不能没口号没目标，更重要的是不能是复杂的口号和太多的目标，那么汉人干满人就是最佳切入点。书里说的有水平，说革命党人其实很懂政治，因为按现代观点，政治最重要的就是分清敌我。这一式大招有几大特点：一是直接粗暴，调用了满汉矛盾，唤起历史记忆；二是避免了轻易承诺（我为什么要跟着你搞，你为什么会比颓朝更好？）；三是简单明了，不谈宪政民主自由这些对于社会底层（老式知识分子、会党、下层人民）太过于遥远的概念。有意思的是，民国之后提出「五族共和」，这无疑让满人感到一种欺骗和伤害——煽乎一堆外人把你家推了再大家一起开party和好的画面太美不敢看。毋庸置疑这给满人对民国和汉族的仇恨埋下了种子。这点以前倒很少注意。本书梳理了一下这个逻辑。
以上是一些有新鲜感的收获。
其他就是一些见过的观点了，不做总结。
若要说稍有不足，就是六个人讲了那么多，好像没有不同观点，互相补充互相完善，跟套好了话似的，略感遗憾。如果能有些观点交锋，互抒己见，想必更精彩。交锋不比你死我活，小打小闹也足以发散一般读者的思维了。
《山雨欲来》读后感(七)：辛亥革命，一场失败的革命
纵观中国历史，清末新政以前为皇帝一家作主的私天下，而1927年之后则为一党掌权的党天下。恰是清末北洋一阶段，为中国历史上一重要尝试民主启蒙的时期，费正清称晚清政府和晚清社会为49年前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杨诠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中曾把新政时代称作“中国政府奖励工业最力之时代”，“最热心奖励工业的时期”。白吉尔称北洋时期为“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实际上，辛亥革命除了换上一面叫做共和的假旗帜外，在社会变动，思想潮流上所起的作用远非和清末新政所比拟。辛亥革命本生并未产生实质的变化，因为这一切社会巨变在清末新政中已经出现
辛亥革命所拟就的事实结果其实是以湘淮时期造就的地方势力渐大，发展成地方势力的尾大难掉成为公然的事实，湘淮系当年以忠君爱国之儒家意识形态维持帝国表面大一统的局面因科举制度的废除亦然不保，以地方士绅政治取代皇权的结果是造就了中华民国分裂和混乱不堪的局面，一个王朝倒了，却出现了数十个的地方小王朝。直到红朝以党国意识形态重新收拾河山。旧的意识形态倒了，新的意识形态却未竖立起来。美国可以通过宪法民主来调济确立地方和国家中央之关系，而中国却不行，光有表面之宪法宪章，然却无懂得民主操纵之党派和土壤。以孙文为首的暴力革命派高喊民主自由，却从来没把民主自由当回事，只是视为自己做独裁者夺权力的工具，一旦对自己权力有碍，则任何手段都用的出来。至于人民，更是被利用愚弄的工具，是时何懂民主？何懂共和？所谓唤醒，无非是利用其愚昧为两个苏俄党排他性意识形态夺权之用而已，不用思考，只做党天下的忠实奴才而已
进步和倒退不在皇帝本身，论英国国王和国家连为一体，国王仅为国家之象征，谁都不会说英国有国王，苏联没皇帝，所以苏联比英国更民主，辛亥革命唯一的成就就是象皇帝的新装一样换上了共和的旗帜，但事实上并未任何改变，甚至独裁程度还大大加强
中国传统社会罗志田称之为小政府，即国家无为而治，正符合农业社会之需要，晚清政府税收只占总体鸡的屁的3%，可为低税。北洋政府知道征集重税对国家发展工业的重要性，然亦不忍收之（见罗志田之乱世潜流）。而到了中华党国阶段，乃至随后的红朝，则大规模增加税收比例，远超清室北洋，以剥夺农民工商之利益，造就国家工业化之富强，如斯而已
当年日本明治维新，样样新政，也急需金钱，当时尚未有实力开拓疆土，中央何以有资金发展工商业？亦是对日本农民盘剥而筹集，农民反乱则予以镇压，发展工商业后遂大举扩张，利用海外殖民为发展之动力。红朝亦利用剪刀差剥夺农民利益，遂造就中国之工业化强大，如斯而已
《山雨欲来》读后感(八)：小政府 大社会
大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在武昌城的枪声之后戛然而止。辛亥革命转眼就100年了，今年的10月10日将是辛亥百年的纪念日。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和媒体圈都在热烈筹备纪念活动，出版界也纷纷抢滩辛亥百年的图书市场，多本辛亥主题的图书相继出版，将我们的阅读视野拉回到百年前的民国开初。
历史正是在悖论矛盾中前进的。回望那段历史，太多值得国人深思和探讨的问题——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将会怎样？清末统治者的改革是真心还是假意？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百姓对革命是何态度？为何说辛亥革命并非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单独搞成功的？辛亥革命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辛亥革命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了冲击，它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的思想。
在众多有关辛亥革命百年的书籍中，这本《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源于一场同名座谈会，是三万多字的座谈纪要整理而成，它呈现出鲜明的反思历史与还原历史的学术精神。这场座谈会中，六位在不同领域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的知名学者齐聚一堂，将视角前移至革命的对立面，审视清王朝的最后岁月。山雨欲来的不确定性始终贯穿着晚清的最后十年，这是清政府豪赌改革的十年，同样也是温和立宪派们一步步转变为激进革命派的十年。
该书篇幅虽长，但极为精到。特别是以“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解读，相比主流舆论中盛行的革命史观，是目前最到位的路径，有关知识分子对清廷态度一步步转变的剖析也更加透彻到位。科举制度被废除后，读书人连唯一改变自己现状的出路都没有了，他们的目标该放在哪里？晚清的最后十年，一道道诏书催出了新军、留学生、咨议局。这些新的组织，代表一种新的力量，而且最后都演变成为王朝的异己力量，这也是清王朝给自己造出来的催命符。
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起初也是想方设法上书清政府，想走“改良”路线。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一途的。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中的知识分子们，虽然是为了给国家找出路，但同时也在同情革命、参加革命中自我扩张，为个人寻找出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不是为了崇高理想而革命，是为了当官而革命。以往各界的研究较多地专注于知识分子革命化，却很少注意到有关这个群体的思想复杂性研究。
这是一部事与愿违的历史，它并没有按照清王朝的预想延续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也没有如温和改革派们所愿变为君主立宪制，更没有使共和民主得到真正的实施。但正是这场不完美的革命给近代中国，乃至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带来了广泛的影响，也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打开这本书，就如同重新展开了那段历史。
《山雨欲来》读后感(九)：反对的存在代表了什么
看完这本书有一个对历史的论调很吸引我深思。
其实反对的存在和呼声越来越强烈，表面矛盾的激化并不一定代表着对于一个国家或者集体在沉沦。相反，很可能是一种进步体现。
书中说法国的路易十四时期，还有俄国的叶卡琳娜二世时期，都是政治上非常黑暗的时期，但这两个时期却都没有发生革命，也没有革命和反对思潮的萌芽。而是在其后的路易十六及尼古拉斯二世时期，而这两个时期统治者，路易十六与尼古拉斯二世与他们的前辈们相比，却是思想开明很多的人，也都在努力振兴自己的王朝。而正是这种振兴和开明给予了反对派们以物质发展的基础，然而改良者却没有很好的控制住改良的进程，导致了革命的兴起。
同样在中国，辛亥革命的发生并不是在清政府最黑暗的时代，闭关锁国的乾隆嘉庆年间对思想的禁锢远比洋务运动时期的政治黑暗的多。反对的出现恰恰说明的是开明和开放的态度。最黑暗的时代反对的呼声是无法存在的。
然而反对的存在是有风险的，但进步一定需要反对的促使。历史是今天的一面镜子，但愿镜子能照亮人心的理性。
《山雨欲来》读后感(十)：变中之变
历史学界有句颇受非议却又流传甚广的名言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方面，历史叙述无法摆脱属于“当代”的阐释；另一方面，“当代”亦在有意识地从“历史”当中寻求根据。有这两层意思在，读者读史，便不得不察：我今所读，究竟是“历史”还是“当代史”？
《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这本小书缘起于一次对谈，陆建德、罗志田、沈渭滨、许纪霖、杨国强、周武六位学者从辛亥之前的中国社会讲起，共话一段变中有变的历史。从出版的时机来看，这不外是一个应景之作。但好在不娱人、不哗众、不演绎；虽是“应景”，倒也是态度诚恳、本原历史的。
在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过程当中，辛亥革命是一个关口。国人通过“革命”这种手段，强行扭转了整个社会的走向。至于这种路径上的改变，将对其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恐怕当时的人并不一定能料想得到。
晚清的三十年洋务，十年新政；一面是学堂、新军、咨议局这些新事物成了“为社会重新造群类的地方”，培养出了以社会革新力量面孔出现的新社群，另一面则是在改革中产生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高度集聚——变革的基础，已经成形。于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的枪响，竟能使“天下景从”而收一呼百应之功，便不仅是出于“革命”本身的力量，倒更像是借“革命”的契机宣明了时人对变革社会的诉求和共识。可惜的是，在这一共同的诉求之下，交织的却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社会做出的不同判断；由此而在变革方式、建设路径及在变革中将达成何种社会目标等关键性事务上呈现出分歧、迷茫与缺乏准备的一面。许纪霖引述唐德刚说过的一段故事，讲革命发生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打工，一个朋友奔进来高呼：“逸仙啊，不要洗盘子了，回国当总统吧！”
政治革命成功了，但有能力主导社会革新的政府没有建立起来；能支撑新社会的文化及思想基础依然阙如；族群对立，地方与中央龃龉——社会重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分化无法弥合……“于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便不得不在时间上前后倒置地展开于社会变迁之中，去为一场成功得太容易的革命做完它应做而未做的事”（杨国强语）。而中国，在尚未有余裕细味革命的果实之时，便又不得不重新出发，去为那些植根于历史深处的层层变局寻求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