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读后感10篇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本由[美] 唐纳德·卡根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5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伯罗奔尼撒战争》读后感(一)：希腊三十年内战史
“这场战争的规模和重要性将远远超过此前的所有战争。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雅典和斯巴达双方当时都处于最佳战备状态，方方面面都已经蓄势待发，并且其他希腊人也加入了两大阵营中的一方，有的立即参加，有的正在打算加入。因为这是曾经震撼了希腊人的最宏大的动荡，还影响到了一些蛮族，或者我们可以说，影响了人类的很大一部分。”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典时代希腊三十年内战史，也是希腊文明由盛转衰的标准性事件。
战前时期（公元前5世纪），在战争开始前50年，时代主题是所有希腊城邦国家联合一起抵御蛮族波斯帝国入侵，具有正义性。斯巴达是旧霸主，强于陆军，雅典是新霸主，强于海战。在两次打败波斯入侵后，希腊人将波斯的势力赶出欧洲，并夺回小亚细亚沿海的希腊城邦，保持了希腊原有的独立。希波战争后雅典通过殖民和贸易，成长为新兴海洋帝国，民主政体和软实力影响巨大。希腊世界里出现新旧两个霸主和联盟，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联盟，雅典的提洛同盟。两个联盟的势力在地中海时有摩擦，甚至触发长达15年的低烈度第一次战争，但两霸没有直接战争，妥协后签订《三十年合约》。导致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是远离两霸的“一个边缘国度的争吵”，但牵扯进来盟友绑架联盟，双方于是准备战争。
一战时期（BC431-421），又称为10年战争。斯巴达盟友挑起战争，双方开战。双方战略设计者是：斯巴达的阿希达穆斯国王对雅典的伯里克利。斯巴达希望传统方式的陆战决胜，而伯里克利设计的陆地防御+海战侵袭的不败求和策略。伯里克利的战略设计主导了前期的战争走向，但最终结果是伯里克利计划3年内求得和平没有实现，战争第二年雅典爆发瘟疫减少1/3人口，第3年伯里克利去世了战争还在继续。双方主战派上台，改变为更进取战略。斯巴达的伯拉西达策划从雅典北部海路进攻，雅典克里昂策划皮洛斯和西西里战役，最终结果是安菲波利斯战役两位主战领袖双双战死。接下来双方主和派上台，雅典尼基阿斯主导签订合约，和平降临。
二战时期（BC414-404），第二个10年战争。和平7年后，雅典挑起第二次战争。亚西比德攻打西西里,尼基阿斯有德无才，导致2年后远征军全歼。斯巴达人与波斯人合作，在爱琴海开辟战场。雅典连续失利导致内乱，发生革命，但名将色拉西布洛斯神勇，海战四败斯巴达。斯巴达痛定思痛后，选出海战天才选书吕山德，与波斯合作，重建舰队。吕山德一战胜，被换。雅典二战胜，8位将军处死，后面再无大将。吕山德再上，三战大胜，雅典再无海军舰队，有条件投降。战争结束，雅典帝国灭亡，30僭主寡头政权上台。斯巴达。
战后时期（BC403-338），持久和平没有降临。雅典1年后，名将色拉西布洛斯率军恢复民主制，10年内，重组一切（舰队、城堡和独立地位），25年内实力恢复。斯巴达缺乏资源和政治能力，内忧外乱频起，30年内被原盟友底比斯灭亡。希腊文明内战导致内部实力下降，外敌趁机崛起，先是波斯干预，后是被马其顿征服（BC338）。
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于希腊文明鼎盛期（希波战争50年后），持续27年，结束后文明衰落（30年斯巴达灭亡，40年后底比斯灭亡）和文明灭亡（65年后被马其顿征服）。
《伯罗奔尼撒战争》读后感(二)：算计失误、狂傲、过度战略扩张的史诗
作者唐纳德·卡根是耶鲁的教授，目前古希腊研究的最顶级专家。凭借在古典学、国际关系和军事史领域无与伦比的渊博学识，他撰写了这部书，引导我们进入那段关于算计失误、狂傲、过度战略扩张的历史史诗，并对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进行补充评论和修正。
唐纳德•卡根，1932-，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和古典学家，专攻古希腊。目前美国研究古希腊的最高权威之一，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研究应当说是本话题的决定性著作。著有《雅典帝国的灭亡》（1987）、《沉睡中的美国》（2000）、《西方的遗产》（2000）、《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2003）等。他讲古希腊历史的耶鲁大学公开课非常值得推荐：
http://open.163.com/special/sp/introductiontoancientgreekhistory.html
重步兵（Hoplite）是希腊古典时代的主要军队形式，由各城邦公民组成，一般使用盾和长矛，主要战术为方阵（phalanx）。希波战争的三次著名陆战，前490年马拉松战役、前480年温泉关战役和前479年普拉蒂亚战役中，希腊重步兵方阵都发挥了很大威力，击败了波斯人。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重步兵依然是希腊各城邦的主要武装力量，但轻步兵和骑兵也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
修昔底德，约前460-约前400，他的史书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要史料来源。是雅典贵族，但仰慕民主派领导人伯里克利。前424年当选为将军，奉命指挥一支舰队，因兵败而遭到审判、定罪和流放，在战争余下二十年里过着流亡生活。他的史书对细节的一丝不苟和客观公正性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黑劳士（Helot）是斯巴达统治的一个臣属族群，类似奴隶，人数是斯巴达主子的好几倍。黑劳士仇恨斯巴达人，不时掀起暴动。尽管拥有优势军力，斯巴达人通常不愿打仗，主要是害怕军队离家期间黑劳士会趁机造反。修昔底德指出，斯巴达人的大多数机构都是为了防备黑劳士而建立起来的。
庇里阿西人（Perioeci）是斯巴达人统治下的两个臣属族群之一（另一个是奴隶黑劳士）。庇里阿西人有人身自由和自治权，有权占有土地，需为斯巴达提供兵员。斯巴达人被禁止从事生产劳动，而庇里阿西人从事手工业或经商，为斯巴达人提供物资。斯巴达人（除非得到许可）和黑劳士被禁止出国，只有庇里阿西人可以自由前往其他城邦。拙译《伯罗奔尼撒战争》
古希腊的轻装部队（Psiloi）与重步兵（hoplite）相对应，轻装部队由贫困公民组成，装备轻甲或无甲，通常没有盾牌，使用镖枪、弓箭、投石器等，也配有短剑或匕首。轻装部队通常被部署在主力的前方，作为前卫，作用在扰乱敌人。等到两军一接近，他们就退到主力的后方或侧翼。斯法克特里亚战役是轻装部队战胜重步兵的经典战例。
阿哥拉Agora是古希腊城邦的中心，是集会场所，是体育、艺术、精神和政治生活的中心，也是做生意的市场。古典时期雅典城的阿哥拉最有名。
公民大会Ecclesia是雅典直接民主制的主要机构，20岁以上成年男性公民均可参加。所有政策，无论内政外交，军事民政，都由公民大会定夺。公民大会每年开会多达四十次，在露天举行。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有4万雅典人享有参加公民大会的资格，但实际参会的很少超过6000人。后来拉丁语用Ecclesia指代基督教会。
雅典的议事会Boule，常称为“五百人会”，通过抽签从雅典公民中选出400至500人，负责准备法案，供公民大会（Ecclesia）审议，但完全服从于公民大会，有许多行政和司法职能。
吕山德（？-前395）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斯巴达的海军名将，前405年在阿哥斯波塔米海战中大败雅典舰队，次年迫使雅典投降，为斯巴达赢得了胜利。吕山德出身卑微，是才华横溢的军事家，他是斯巴达国王阿格西莱二世的同性情人，并帮助他登基。吕山德死后，许多希腊城邦建立祭坛纪念他，把他当作神，给他献祭，还创作胜利歌曲来纪念他。他是第一个享有这些荣誉的希腊人。
亚西比德（约前450 –前404）是雅典重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才华横溢，美男子，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可能与他还是情人关系。他先为雅典效力；蒙冤之后投靠斯巴达，把雅典打得一塌糊涂；与斯巴达政府发生矛盾之后又投奔波斯；随后重返故国，领导雅典连战连胜；最后又被雅典的政敌放逐。他的结局很惨。关于他死亡的具体细节有很多说法，比较流行的一种是：亚西比德隐居在弗里吉亚某地，斯巴达请波斯派人包围了亚西比德的房子并纵火。亚西比德手持匕首冲了出来，被乱箭射死。古代作家和现代学者对他的评价都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赞扬他，有的人批评他。
尼基阿斯（Nicias，约前470 –前413）是雅典政治家和将军。修昔底德认为尼基阿斯虔诚、正派而保守，是绅士，不过其实尼基阿斯来自“新人”阶级，没有贵族血统，通过将奴隶出租给阿提卡银矿做工而发财。前421年的《尼基阿斯和约》主要是他的功劳。但在前415-前413的远征西西里期间，尼基阿斯作为统帅昏招迭出，兵败投降，被处死。修昔底德为尼基阿斯写了一份非同寻常的悼词：“出于这个原因，或者说与之非常类似的原因，他被杀死了；至少在我的时代，在所有希腊人当中，他最不应当落到这样极端的悲惨结局，因为他一生都奉行美德。”但雅典公民的意见不同。雅典公墓有一座石碑，上面刻着所有在西西里岛战死的将军的名字，唯独没有尼基阿斯的名字。
三列桨座战船（Trireme）是古代地中海的航海文明（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等）使用的一种桨帆船。战船每边有三排桨，一个人控制一枝桨。此种战船在希波战争、雅典帝国兴亡中起到重要作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海战中，Trireme是主力舰种，雅典的桨手一般是下层阶级公民，不用奴隶。雅典桨手往往是激进的民主派。
厄瑞克忒翁神庙（Erechtheion）是雅典的城邦守护者雅典娜的神庙。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远征西西里失败之后，因为缺乏资源和人力，暂停该工程。寡头派的政变被打败之后，复辟的民主制政府决定动用宝贵的资金，去完成该神庙。厄瑞克忒翁神庙区还包括卫城最古老的圣所。这些圣所与生育崇拜、土地神祇和英雄崇拜有关联，这些崇拜的起源可以上溯到青铜时代。传说中的上古君王的陵寝、雅典娜的神奇橄榄树、波塞冬留下的三叉戟印迹和咸水泉、孩童神厄里克托尼俄斯以蛇的形象捍卫卫城时置身的裂缝，以及其他一些名胜，都位于厄瑞克忒翁神庙区。完成厄瑞克忒翁神庙工程的目标是很传统的，是为了赢得诸神的恩宠，并赋予雅典人民自信和勇气，帮助他们去面对未来的任务。
轻盾兵（peltast）是古希腊轻装部队的一种，源自色雷斯，得名自他们手持的轻型月牙形柳条盾，主要武器是标枪和剑。通常作为散兵作战，常在重步兵（hoplite）方阵的侧翼。
《伯罗奔尼撒战争》读后感(三)：阳光下的世界没有新鲜事，历史只是在一次次重演。
如果你一提“民主”就激动，那么请你摆脱概念的捆绑，别轻信“公知”的煽动，请记住群氓的民主是更大的灾难；
如果你一提“日本”就愤怒，那么请你懂得仇恨的代价，别成为愚昧的暴民，你每一次不负责任的发泄，都在增加我们民族的风险；
如果你一提“美国”就恨恨不平，那么请你走出意识形态的陷阱，别成为丑陋“左派”们的帮凶，和平永远来自于最平实的贸易和无障碍的交流。
群氓、仇恨和被绑定的意识形态，这是从盛世一步跨越到灾难的三大元凶。
而中国的民主之路，不是漫长了，是不可能。人们长期得浸泡在皇权系统里，使用自己的权利带来便利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的习惯，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好在台湾给我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可以探一探以中华文化为根基的民主。
《伯罗奔尼撒战争》读后感(四)：伯罗奔尼撒战争
对于一个历史白痴来说，选择一本合适的世界史入门读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唐纳德·卡根的这本《伯罗奔尼撒战争》满足了这一点。作为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希腊研究的权威学者，作者文笔流畅，毫不费力的向我们呈现了这场被称为第一次古代世界大战的全貌，几乎所有的希腊国家都被拖入了战火。除了书中大量拗口的国家、地点、人名和复杂到眼晕的地图记不住以外，整书读起来生动活泼，其中很多关于人物心理活动和动机的描写以及关于事件前因后果的分析也入木三分。
读这本书的起因很简单，已经热闹了好一阵的中美贸易战，让我第一次听说到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出于好奇，以便更好的理解当前不稳定的世界格局，我在这本书里试图寻找一些线索和答案。然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书中的很多时间和内容，放置今天，依然可以引发思考。
先来回顾一下整个战争的框架：
时间：BC.431～ 404 持续近30年
性质：争夺霸权
地点：希腊半岛地区
交战双方：伯罗奔尼撒同盟（斯巴达为首）VS提洛同盟（雅典为首）
前奏：BC.431年，斯巴达的同盟底比斯进攻雅典的同盟普拉提亚。
导火线：
1）科西拉事件
2）波提代亚事件
3）墨加拉事件
战争的三个阶段：
十年战争(公元前431～421年)
西西里战争(公元前415～前413)
狄克利亚战争(公元前413～404)
从几下几个方面整理感受：
一、战争的原因
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国家在各自政治及民情的基础上有其的特殊性。一句话总结呢就是，全球政治和经济气候发了变化，快速发展、日益强大的老二给持续稳定格局的老大带来巨大压力。但很有意思的是，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双方开始都不愿意在硝烟弥漫中兵戎相见。斯巴达作为战争的发起者，迟迟不发起正式进攻，净做些隔靴搔痒的小动作；而雅典作为战争的被动方，竟也不就坡下驴，内部挑事应战的声音不绝于耳。
二、战争的感触
1 关于社会制度
早期的民主很不成熟，一定程度上充斥着愚昧。当一群缺乏知识及独立思考的民众聚集时，很容易被情绪煽动，被周围人的意愿所绑架。做出不理智的决定。（在这一时期，苏格拉底戳穿民众的愚昧，用死亡付出代价，不禁扼腕叹息）在这一点参考英国脱欧及美国大选特朗普胜出的投票，可见一斑，无不有民粹主义在作祟。因此，合理的社会制度一定是建立在符合国情及发展道路的基础上。
2 关于演讲技巧
一个国家的领袖，作为国家头脑，他的性格色彩也会通过其政治主张反映到这个国家特色。希腊的前领导人伯里克利除了是一名很出色的政治家以外，更是一名卓越的演说家。他的一篇演讲更是这方面的范例。例如：勇敢往往能够取得比理智预测的更好的结果，所以有时在勇敢上做文章，也很富有煽动性；
拉票的过程不乏表演成分，候选人的个性比他们的政治主张起到更大作用。
有些人的本性就是不愿意安享和平，也不肯让别人安生。动机不纯者，可能会利用战争满足成就个人荣誉。
3 从书中整理一些为人处事的政治智慧：
斯巴达的安全和生活方式依赖于联盟的完整性。关于背叛的一点点暗示都会让斯巴达大为惊醒。
安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样效果也许会好得多：语调不卑不亢，没有安抚对方的意思，而是非常公事公办。有时候，阻止战争的最好办法是震慑对方，展现己方的力量、自信与决心。
不能直接反对时，可提出一个温和的替代方案。主宰国际关系的根本动机—恐惧、荣耀和利益。
有时小题大做、虚张声势是为了重整士气
利用攻击对象的不同，拟出新的侧重点，从“钱”上找突破口，利用人性。
战争中没有绝对的中立
为平衡意见相左的两人，往往派出第三人用于平衡与制约。
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
若想出奇制胜，最好行事干净利落，别留下暴露自己的隐患。优柔寡断是消耗士气的大敌。
要区分出那些：貌似有理实则不然的反驳，所有没有打到痛点的解决方案都是扯淡。
永远要根据事实做决定，别被煽动性的言论带偏。情绪激动时，尝试先冷静下来再开口。
为避免较大劲敌的产生，可将其分割、裂解。
战争可以从战术和战略层面考量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似乎每一个历史阶段，战争或者代理人战争都会重演。无论采用何种战争手段，总有牺牲品（参考近期的中兴）…
事事无常，让我们珍惜和平，珍惜生活。
《伯罗奔尼撒战争》读后感(五)：万物自然生长
在人类进化史中，万物都以自然生长的姿态更新迭代。00后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话题，怎么理解00后总喜欢把屌丝，傻B这些不等大雅之堂的词汇挂在嘴边呢？ 00后，不需要标榜任何高大上的道德典范，拒绝接受成人告诉他的常规。屌丝，傻B，我们觉得这些词汇脏，那是因为我们从小到现在就被灌输，任何表述人体生殖器词汇都是脏的，不能轻易说出口的。但00后不这样想，其他描绘人体器官的词汇都被公允，凭什么和生殖器有关词汇就很脏？这是成人世界的逻辑。00后不需要接受这套逻辑！他们喜欢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用自己的喜好去定义这个世界！无意中看到一段视频《儿童节，怎么认识00后》，真心觉得不错，推荐大家一看。
《伯罗奔尼撒战争》读后感(六)：远征西西里
在斯巴达和雅典漫长的对抗中，雅典远征西西里岛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原本实力相当的两个国家在签订了暂时的休战条约后，一直保持了明面上的和平。但雅典远征西西里岛的行动却使雅典的人员，船只，财力损失惨重，造成无可挽回的结果，自此以后的十年雅典一蹶不振，只能够减缓斯巴达进攻的步伐，再没有与之抗衡的实力。
在本土有着强大的敌人的时候，雅典却选择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千里迢迢去远方的西西里岛去冒险。这样一场愚蠢的灾难性战役是之所以如滚雪球一般地推进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在我看来有两点重要的原因。
第一点就是意见不同的双政治家模式。
在雅典的民主制度有明显缺陷的时候，如果领导人是如同伯利克里这样才华横溢的政治家就可以平息各种不同的意见纷争。但最可怕的就是有两个政治才能不如伯利克里但政治主张背道而驰的政治家相互打擂台。国家的运行需要连续稳定的政策，主张相反但谁也不能占上风的这种双政治家模式对于国家的伤害是巨大的，在分裂公民内部的同时会使预想的政策向危险的方向滑行。
在当时有两个领导者，一个叫尼基阿斯，一个叫亚西比德。尼基阿斯的形象是虔诚的成熟男子而亚西比德展示的则是充满活力，勇敢和积极进取的年青一代的形象。尼基阿斯没有打过败仗，虽然不擅长言辞，但笨嘴拙舌的诚恳模样反而得到很多民众的支持。亚西比德则是巧舌如簧，最擅长外交和演讲，煽动力非常强，他的后来的经历简直是一本传奇。
当西西里岛的雅典盟友请求雅典的援助来反对敌人叙拉古，尼基阿斯谨慎地反对这场战争而亚西比德则大力渲染打赢这场战争的好处及重要性。结果民众被亚西比德的演讲说服出兵的同时又不相信亚西比德的军事才能，希望尼基阿斯能够担任这场战役的总指挥。由于亚西比德必须出兵的辩论理由太过于有力，尼基阿斯只能转而强调敌人的强大和远征的花费，结果公民大会转而问他需要多少军力才愿意当总司令。这实在是个过于两难的问题，尼基阿斯如果这时候选择说不愿意当司令就是不爱国和懦弱的表现，他的名誉和公信力会一落千丈，而如果说愿意当司令他本身是对这场战争的成功抱有极大的怀疑。由于过于在乎自己的名声，他提议如果有100艘三列桨座战船，5000名重步兵和相应的轻装部队他就可以当总指挥。
就这样在不同政见的拉扯下原本只是一个风险不大的中等规模远征军变成了承载着雄心和期望的庞大舰队，这就是冥冥之中命运诡异的滑行轨道。
第二点是雅典民主制度的缺陷。
良好的制度设计可以在没有天才政治家出现时仍能够维持整个局面的良好运转，使国家机器的运作不会依靠于短暂的智力闪光而是制度引导人的自我动力带动整个社会良性的运转。
不可否认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中最珍贵的馈赠之一，但它的缺点同时也尤为明显。公民大会对领导人的评价完全是短期结果的反应，如果领导人打赢了一场战争，他的公信力就会加强，反之如果领导人一旦出现什么失误，面临民众的审判，财产充公，名誉损坏甚至处以死刑等各种恶劣后果都是有的。这种制度下会使优秀的领导人由于几次失误而被迅速赶下台让平庸者上位，并且是政策的实行不能保持一个长时期的连续。甚至连伯利克里遭受过弹劾，仅仅由于对斯巴达的震慑政策没有发生作用。在战争末期，公民大会选举出八将军委员会来指挥海战。虽然八将军居然用一队七拼八凑的舰队打赢了斯巴达为雅典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但由于没有及时打捞逝者的遗体和抢救幸存者（雅典非常重视死难者的遗体收殓，有戏剧关于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带战友的遗体回雅典的故事），在遇难者家属的愤怒指责下公民投票居然处八将军死刑。在仅有的几位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将军死后，雅典甚至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指挥军队。而后新上任的将军也非常害怕自己遭到同样的命运，根本不敢迎战。
尼基阿斯则是一个在这种制度的驱使下做出越来越糟糕的决定。他骨子里不相信自己能够打赢这场战役，所以这场战役打的尤为被动。他前期的动向都是迫不得已的进攻和观望以保存实力，但后来当军队陷入极大地危险的时候，他又没有选择撤退。因为他知道一旦撤回回国，耗费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的却得到这么一个糟糕的结果，民众一定会把怒火全部倾泻在他身上，他一生的声望都将毁于一旦，这是他宁愿战死在战场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最后雅典的全军覆没虽然是他一手造成，但追根究底未尝不是民众对将军严苛的态度所导致的。
虽然有些伟大的政治家愿意将国家利益放在自我利益之上，在这个时候选择自己名誉被毁也要维护国家利益，但是将国家的安全寄托虚无缥缈的人心本来就是十分可笑的事情。伟大的人性难得，优秀的制度本来就应该使自我利益和国家利益方向相同而不是背道而驰需要政治家自己做痛苦的抉择。尼基阿斯虽然是雅典迅速衰弱下去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指责他人性的卑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他是一个愿意为雅典牺牲生命的伟大军人，只是在国家利益和自己名誉之间他更在乎名誉而已，这一点无可厚非。
《伯罗奔尼撒战争》读后感(七)：群氓、仇恨和被绑定的意识形态，是从盛世一步跨越到灾难的三大元凶
罗胖的解读
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一场战争。
这是一场穿越了2000年的战争。从它在公元前431年爆发，一直到今天，2400多年里它被人们一遍遍反复研究。神奇的是，它的价值却历久而弥新。
它被认为是西方政治史和战争史上的重大里程碑。
它是读懂民主、读懂西方文明、读懂国际关系、读懂大国崛起的一门必修课。
中国人对它非常陌生，但我相信，现在是时候认真思考它了。
在大国崛起之路上，从盛世走向反面到底有多远？
古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留给了人类许多的惨痛教训。
西方文明的第一个转折点
故事要从大家熟悉的斯巴达300勇士，和马拉松战役讲起。
在那场希波战争中，希腊人在斯巴达和雅典两个城邦的领导下，击退了强大的波斯帝国的入侵，取得了至今仍被传颂的史诗般的胜利。
但仅仅50年之后，国力如日中天的斯巴达和雅典就陷入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内战火海。
战争持续了30年，希腊上千个城邦卷入战争，最终雅典被攻陷，而胜利者斯巴达国力也大大削弱。
又过了30年，两国被小国马其顿轻松征服。
可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第一个大拐点，从此辉煌的古希腊文明从最高潮直坠向衰败的深渊。
民主一定是个好东西？
雅典与斯巴达为什么会陷入这场两败俱伤的战争？
斯巴达是希腊世界最古老的强权，它以寡头宪政的政体和强悍的军事体制著称。
而雅典则是实行全民民主的新兴力量。希波战争之后，雅典进入全盛，建立起了自己殖民帝国，挑战斯巴达的霸权。
雅典的崛起让斯巴达警觉。希腊形成了两个强权对峙的局面。
最终两个边缘小城邦的擦枪走火，引燃了整个希腊文明的“世界大战”。
这是一场民主与寡头的制度对决，而民主的表演丑陋不堪。
● 是民主的雅典，而非好战的斯巴达点燃了战火。
雅典温和派的领导人被斥责为绥靖，在群情激奋的“爱国”公民们的要挟下开启战端。
● 是民主的雅典破坏停战，让战火重燃。
第一阶段的战争以双方达成和平协议告终。但雅典公民在投机政客的煽动下，仇恨蔓延，最终公民大会投票撕毁协议，重燃战火。
● 公民大会翻脸无情，自损战力
在第二阶段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雅典的公民大会就在后方缺席审判主战派领袖亵渎神灵，造成后者临阵反叛到斯巴达，最终雅典的全部精锐部队一战被全歼。
● 关键时刻，民主让雅典自杀
在战争末期，雅典曾经取得海上的大胜，斯巴达已经准备求和。但公民大会竟然一次判决海军全部8名主将死刑。雅典随即被斯巴达攻陷，战争结束。
民主真的一定是个好东西吗？
伯罗奔尼撒让整个西方文明反思了2000年。
苏格拉底说，民主就是用修辞来煽动暴民，所以决不能把国家交给民众。
此后西方政治家花心思最多的就是，如何限制群氓与暴民的民主，不让雅典的悲剧重演。
于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成为了整个西方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从盛世到毁灭有多远？
到底是谁把雅典和希腊文明从盛世拖进了毁灭的漩涡？
在我看来有三股力量。
第一，被群氓绑架
乌合之众的民主，是比寡头和独裁统治更糟糕的制度。民主，也会成为灾难的源头。
第二，被仇恨绑架
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陷入了非理性的仇恨。用仇恨煽动民意成为了投机政客最有效的夺权工具，而沸腾的仇恨让战火根本无法止息。
大屠杀蔓延希腊，战俘被抛进大海，城市被踏平，男人被杀戮，女人和孩子被卖为奴隶。报复与再报复，成为走不出的死循环。
第三，被意识形态绑架
雅典与斯巴达都在为各自的社会制度而战。他们在被征服的城邦建立自己的制度，民主派与寡头派互相屠杀。不仅仅希腊的城邦被撕裂成两个阵营，城邦内部社会也被意识形态撕裂。
最终，灿烂的希腊文明在30年中土崩瓦解。
我们为什么要理解这场战争？
2000年来，人们谈论着伯罗奔尼撒战争。
有人看到的是权力的争夺，有人看到的是民主的缺陷；有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它的重现，有人说它是冷战的预演；有人看到的是弱国的无奈，更多人关注的是大国崛起中的危险。
它的内涵实在是太过丰满了。
而我愿意把这样一本记录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著作，献给今天的中国人：
● 如果你一提“民主”就激动，那么请你摆脱概念的捆绑，别轻信“公知”的煽动，请记住群氓的民主是更大的灾难；
● 如果你一提“日本”就愤怒，那么请你懂得仇恨的代价，别成为愚昧的暴民，你每一次不负责任的发泄，都在增加我们民族的风险；
● 如果你一提“美国”就恨恨不平，那么请你走出意识形态的陷阱，别成为丑陋“左派”们的帮凶，和平永远来自于最平实的贸易和无障碍的交流。
切记，群氓、仇恨和被绑定的意识形态，这是从盛世一步跨越到灾难的三大元凶。
《伯罗奔尼撒战争》，由美国著名学者唐纳德·卡根创作，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出版，罗辑思维独家首发。
阳光下的世界没有新鲜事，历史只是在一次次重演。回望雅典，是为了祝福我们的中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读后感(八)：我也谈民主
关于民主的思考
最近，因为给大一的学生上党课要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于是认真思考了民主制度。首先要说，民主是一个好东西，这是全世界包括中国人民在内上上下下的共识，但是一个难东西，虽然它很好。
在现在这个时代，民主确实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捡起来的政治工具。民主的三大好处：（赵鼎新《民主的限制》）第一，在现代化的技术条件下，让精英和精英互相制约；第二，就是让整个国家变得稳定，民主是什么？就是把权和威分开，威属于国家这个共同体，或者是一个君主，你看英国君主就是这样的，威属于女王，女王永远是不犯错的，可是国家的权力呢，都掌握在那些民选的政客手里，你要是不满，你就让那个现在民选上去的政治家下台就可以了，没有人会反对一个国家，所以就让那个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变得比较平稳，那国家国泰民安嘛，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动荡，当然就好了；第三呢，就是给大家办一场大马戏，你也可以理解成为嘉年华，公民可以非常激烈的去讨论一件事，你看美国民主就是这样，他们能够讨论堕胎的合法性，持枪的合法性，这些问题每到四年一度的大选之年就在电视台上、网络上非常热闹的讨论起来，人民有了一个共同的戏剧可以看，虽然选谁不选谁其实结果都差不多，但是他毕竟让大家的那些矛盾能够经过充分的讨论形成意见市场，最后来缓解民间的矛盾。
民主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不能用机械论的观点来判断一件事是黑是白是对是错，这没有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真实世界，我们更应该用一种演化论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因为即使一个东西是好东西，你也得知其所以然，知道他的来路和发生学原理，这样这个好东西才能和我们有关。
今天一开始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记者问英国首相卡梅伦：“你怎么不像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去搞点儿民意活动向老百姓表示点儿善意？比如说到老百姓家抱抱孩子什么的。”
卡梅伦说：“我可不敢，英国老百姓多厉害啊，每次去下议院接受质询回来，我都是一脸口水。如果我胆敢跑到老百姓家去抱孩子，我都知道第二天报纸上会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标题一定是‘英国首相昨天用无耻的眼泪骗取选票’，而《太阳报》的标题肯定更过分，他们会写‘昨天英国首相和私生子相认’。”
你看，英国不愧有着400多年民主传统的国家，英国政治家不敢像中国台湾的有些政治家那样，玩弄民意，操弄民意，因为他们的老百姓经过了训练。
我们现在常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话没错，但我今天更想说的是，民主是个难东西，虽然它很好。
广袤的、分散的老百姓的民意，在广场上狂欢之后，还能聚集起一种意见，而且这种意见还要经过政治家的手变成公众政策，还需要一个长期的驯化过程，对，没错，我用了“驯化”这个词，民意需要驯化！
不信的话，我们来做一道选择题好了，假设你的面前现在摆了三个政治家，我告诉你他们的基本情况。
第一个人有点儿迷信，决策的时候经常要请教一些算命先生，而且这个人有婚外情，自己还是个老酒鬼，抽烟也没什么节制。
第二个人上大学的时候吸过鸦片，被他的老板开出过两次，自己是个老烟鬼，还是个酒鬼。
而第三个人是个战斗英雄，平生不近女色，也不蓄私产。
就这么三个人，你说你选谁？我告诉你谜底：第一个人是罗斯福，第二个人是丘吉尔，而第三个人是希特勒。
没错，我们现在都说希特勒独裁专制，但是他的独裁专制可不是枪杆子里出的政权，不是靠暴力，他上台可是老百姓用选票，一票一票把他投上去的。
当然这个投票结果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希特勒当时的政绩，除了经济上的成就，他还做到了连德意志民族最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都没有完成的事情，那就是彻底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他先后合并了奥地利和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接着撕毁《凡尔赛和约》，进军莱茵区等等，所有这些都一次一次的满足了德意志民族的愿望。只不过他们不知道，仅仅六年后，也就是1939年，就是这个人，把他们彻底带入了一个民族的噩梦。
民意做决定，是不是一个稳当的方法？这是政治学上一个非常难的话题。美国有两个经济学者，一个叫布坎南，一个叫塔洛克，他们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
这个理论其实讲起来也很简单。举个例子，一个小区，业主委员会组织投票，决定把小区的房子刷成什么颜色，红色或者白色或者绿色。好！那你觉得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投票吗？其实不会。因为有一个人他特别喜欢红色，但是他知道红色是不可能赢的，因为喜欢红色的人太少，但是他极端讨厌绿色，那怎么办？他最理性的方式就是把票投给白色，因为至少不是绿色，他可以接受白色。所以最终的投票结果可能是白色赢，那你觉得它真的代表了民意吗？
这就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民主制度的一种破拆。所有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而投出来的结果，并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其实在很多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当中，我们都发现民意未必能够得出正确的结果，因为民意往往是非常简单的。
就像法国人勒庞写的那本书《乌合之众》所说，广场上欢呼的那些老百姓，是一群非常简单的动物，他们只能接受一个非常简单的情绪，要么非常好，要么非常坏。
在微博上也是如此，比如民意调查大家喜不喜欢任志强，有敌人非常喜欢，有的人则对他破口大骂，通常公众的民意只能表现为这样两种非常极端的判断。
我们在做公共政策选择的时候，如果你问老百姓，我们立法保护水资源好不好啊？一听要保护水资源，老百姓说好啊，当然好啊！但是你知道，一旦立法保护水资源，这后面要付出多少成本，老百姓是不会算的。比如说，水电站我们就不要建了。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多用煤啊。你要保护水资源，那你的管道等等相关的维护费用就会提高啊。这些费用成本和代价，老百姓在投票的那一刹那他们是不会去计算的。
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的两个结论：第一，民意的选择结果不见得代表民意。第二，只要在民主制度下，政府一定会找到玩弄民意的空间。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是个难东西，要驯化民意，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制度设计过程，所以民主建设我们需要耐心。
当然，随着民意、民主的进步、成熟，民众的选择会越来越成熟和自我完善。
西方人也许是有幸的，因为在他们的历史上有过几次民意的教训，比如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投票判了死刑，比如公元33年在耶路撒冷耶稣被一帮暴民判了死刑。西方人知道民意是需要驯化的。对于正在建设民主的我们来说，是否也该思考这个问题呢？
不负责任的民意：最后给大家说一个法国“开心辞典”的故事吧。前几年法国有一档类似《谁能成为百万富翁》的电视节目，这个比赛的规则是，一溜问题下来，你如果答对每一道题，就可以获得一百万欧元，答错任何一道你就完蛋。
有一个选手叫亨利，这家伙非常聪明，一路过关斩将，杀到最后一道题，眼看就快够着一百万欧元的大奖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星球是围绕地球转的？”
亨利这么聪明一个人，突然在现场就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按照大赛的规则，这时候他有三个选择：第一打电话问朋友，第二请现场观众投票，第三去除一个错误答案。我们这个亨利先生选择了请现场观众投票。当时这个问题有几个选项：第一太阳，第二月亮，第三金星，第四火星。
现场投票的结果是56%的法国观众投给了太阳，2%的人投给了火星。最后这个亨利先生当然就选了太阳，结果跟这一百万欧元擦肩而过。。
大家也许会说法国人的水平太差了，居然不知道月亮围绕地球转？调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法国民族追求公平正义。一个笨蛋，笨到了连什么星球围绕地球转都不知道，凭什么要给他一百万欧元？所以现场观众基本上是以恶作剧起哄的心态，把票投给了太阳。
这也是民意。社会心理学调查发现，如果美国人遇到这种情况，通常都会认为，帮别人挣钱是件好事，所以都会给他正确的答案。而俄罗斯人则相反，他们都会捣乱，给你一个错误的答案。法国人民则要求公正，不会让一个笨蛋挣到钱。
这个小故事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对待民意也要有一份警惕，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周边人的意见暗藏着一种恶意。
民意有时候不仅不理智，还不负责任，甚至暗藏恶意。
前几年中国有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孩子叫李启明，在河北大学撞了一个人之后，非常嚣张的喊出：“我爸是李刚。”这句话就这么流行起来，在一次俄罗斯人反对普京的示威游行中，还曾打出“我爸是李刚，普京算个屁”的口号。
但事后经过记者的反复调查发现，这个孩子没有用那样的态度说过这句话，至少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说过那段话。但是民意就这样发生了，一个人就这样背负了不白之冤，而且永远没有纠正的机会。
这样的民意我们何处去告它，何处去投诉它呢？
所以，在此我们必须要从民主的起源说起。它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后半叶，那前半页在干嘛？整个古希腊都在跟波斯打架，这就是著名的希波战争。公元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的时候，整个古希腊的地盘上就出现了两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一个是雅典，一个是斯巴达。和20世纪的历史一对比，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这斯巴达有点像苏联，他的陆军实力天下无敌，但是经济水平差点意思，因为他是一个农耕为主的国家。而雅典呢？就有点像美国了，他的经济实力非常好。但是要说军事实力呢？至少在陆军上，跟斯巴达差的很远，虽然海军不错。而且双方跟美苏一样，都搞出了一个小兄弟集团，美国不是搞了个北约吗？苏联不是拼了个华约吗？当年的雅典搞出了个提洛同盟，而斯巴达呢，搞出了一个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两个集团必有一战。
虽然这两段历史刚开始的历史格局是类似的，但是各自经过几十年的演化后，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你看，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他也有一场冷战，他也是两大集团之间的对峙，最后谁赢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赢了，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输了，到了1992年的时候，冷战结束，美国人就开始得意洋洋的总结历史教训，说我们赢就赢在我们拥有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个结论好像当时看是对的，包括当时一个著名的政治学者，现在也很有名，叫福山，他就写了一本书来呼应这个结论，叫《历史的终结》，这书啥意思呢？并不是说人类历史到这里就到此为止，而是说人类政治制度经过一万年的演化，现在看来他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应该进入垃圾堆，只有自由民主制度经过历史和战火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再也没有政治制度可以比自由民主更完美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政治制度再也不能往前了。
又过了几十年了，我们再回头去看福山这个结论，觉得他太自大了，比如说互联网出现以后，人类的政治制度一定会继续往前演进，现在的西方政治学界已经提出了所谓的后民主问题。
现在民主已经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了，即使像北朝鲜那样的国家，他的国名叫什么？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也认可民主。但是如果我们回望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这个阶段，我们忽然会发现，好像民主也没那么好，对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和我们刚刚看到的冷战，截然相反，谁赢了？是以寡头专制政治制度著名的斯巴达及其小兄弟集团赢了，而搞民主制度的雅典和他的小集团输了，民主他既然这么好，他怎么会输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再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段历史的根本意义所在。
公元前509年的古希腊的雅典城邦，雅典这个时候搞民主是由一个人发起的，叫克利斯提尼，这个人在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其他记载都不存在，就记载了他搞了什么样的民主改革，而且搞完改革之后，这个人到哪去了，是怎么死的，一概不知，好像就是上帝派下来的，就专门来设计这一套民主制度的这么一个人。到了公元前509年，他就搞了一次叫民主改革，说既然僭主制大家都不喜欢，那这样吧，我们听大家的，请注意，这个思想特别特殊，因为人类集群进行协作，里面自然是有菁英，有傻帽，对吧？那应该听谁的呢？当然是应该听精英的，这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这好像是一个天理应然的机构，但是为什么要听所有人的，甭管是精英还是傻帽，他都有一票投票权。那个克利斯提尼当时就搞了一些改革，比如说第一条，就是执政官大家选，但是选完之后，但是选完之后，这个人不能连任，你只能干一年，说白了，你想靠时间来累积自己的权威、树立自己的党羽，门儿都没有，一年之后你就下台；第二呢，搞出一个叫五百人大会，这五百人大会，其实就是一个常务委员会，他其实就是要组织全体雅典公民搞的公民大会，那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执政机关，可是公民大会你猜有多少人？有五六万人，一个星期，五六万人要在一起开一次会。那平时审判一些案件要怎么办呢？就是从全体的五六万人当中，再 选出五六千人，去组成一个法庭，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个案件的审判，来决定要不要把一个犯人给弄死，是这么一个很奇葩的现象。
那请问，如果全是这样一种乌合之众的状态，那政治家怎么办？那些精英的声音怎么释放出来？包括克利斯提尼他就是一个政治家，他总得给自己搞出一个职位吧？于是他弄出了一个十将军制，就是选出十个将军，他们表面上是军队的领导人，其实对政治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请注意，将军和执政官不一样，将军可以连选连任。所以这十个将军，其实是雅典民主时代的执政官，或者说领导人的那个角色。但是这种领导人会不会时间一长，他累积了自己的权威，召集了自己的党羽，最后又变回到民主改革前的僭主制呢？为了防范这个，克利斯提尼就发明了一个非常天才的制度，叫陶片放逐法。雅典人每年要召开一次公民大会，每个人呢要在陶片上写上一个人的名字，最后一统计，如果最后发现，如果有一个人的名字在这些小片片上出现六千次以上，那对不起，二话不说，没有任何申辩机会，立即把你从雅典驱逐出去，这一放逐，时间就是五到十年不等。那请问，什么样的人名字会出现在这个小片片上呢？是那些功勋卓著，有威望有魅力讨大家喜欢的人。因为所有的雅典公民都知道，我们的民主制度来之不易，我们要保卫他，那最有可能搞专制统治就是这些有功勋的人，现在把你放逐出去，当年的党羽已经散去，认识你的人现在也不认识你了，黄花菜都凉了，你就再也不可能搞君主专制了。陶片放逐法虽然在情理上有点说不过去，但是他有效的制约了专制制度出现的苗头。
所以克利斯提尼给雅典设计的这套政治制度在结构上是非常巧妙的，首先在原则上，你得先承认主权在民，雅典城邦的大事小情，都是由全体公民共同决策来决定的，第二，精英你不是要发挥作用吗？给你留下了位置和发言的空间啊。第三，如果这些精英中某一个人胆敢妄想成为独裁者，对不起，用陶片放逐法来封死你的上升空间，这种彼此制衡的制度和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在结构上稍微粗糙了一些嘛！
所以一个设计非常精妙的民主制度，就在公元前509年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那请问他有没有起作用呢？换句话说，他有没有让雅典变得更加兴旺和富裕呢？这就要靠实践来检验了。这就要说道古雅典的真实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
那雅典这边的领导人就更为明智这个人叫伯里克利，这个人我们在中学课本上就看到过，是古希腊最著名、最明智的一个政治家，他知道跟斯巴达必有一战，所以在这段时间他做了三样准备。第一样呢，就是跟斯巴达签合约，说我们三十年，我们之间不打仗，就是要拖时间。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准备钱了，伯里克利把在提洛岛上存了一笔和斯巴达必有一战的战争储备金。第三件事情是伯里克利围绕着雅典建了一座长长的雅典卫城，你现在到雅典旅游还可以看到雅典卫城的遗址，说白了就是一个固若金汤的乌龟壳。在伯里克利看来，雅典的安全已经高枕无忧。
老大的悲剧就在于，有的时候你不想大家，但是小弟会给你惹事，你对小弟又负有保护的责任。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德国之间打仗，他是为了塞尔维亚；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法向希特勒宣战，不是为了一个波兰吗？他们自己何尝想打架？一模一样的情况就出现在了2000多年前的雅典，斯巴达和雅典的小弟果然就因为一些小事将战火烧到了两个老大的身上，他们终于不得不兵戎相见了。伯里克利心想，你们来打，我躲进卫城就是了。所以他又做了三件事，第一，把所有的雅典人民坚壁清野，全部迁进了卫城；第二件事情呢，就利用雅典的海军，四处去骚扰斯巴达的那些盟邦，我让你这个老大当的没有面子；那第三件事情呢，我就坐在这儿等，我坐在城楼观风景，因为我在提洛岛有钱，我不怕跟你耗。
所以斯巴达就重装步兵在雅典城下驻扎，但是拿这个伯里克利就没有办法。所以你看伯里克利这个人就很厉害，斯巴达的很多行为他早就算到了，而且早已做好准备。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这伯罗奔尼撒战争怎么打的起来呢？按照我们刚才的逻辑，雅典简直就是胜券在握嘛。可是你不要忘了，雅典不是专制政治，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在这关键时刻就在伯里克利背后捅上了那么一刀子。
雅典既有钱，又有卫城的保护，他就可以启动一个战略，叫持久战。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是这么对付日本鬼子的啊，我就耗你斯巴达嘛，一直耗到你油尽灯枯的程度，而我雅典不必折损一兵一卒，就可以获得最终的胜利。所以，伯里克利他作为雅典的领导人，如果他是一个君主的话，也就是说他握有全部的权力和威望，可以把这套战略执行到底的话，那最终的胜利肯定就属于雅典。但是，可惜啊，伯里克利不是我们中国人熟知意义上的那个君主，你是一个民主政体选出来的执政者，那整个民主制度就会给你营造出一个局势，什么局势，就是你有明摆着的政敌，伯里克利是古希腊最出色的演说家，那演说词写的真好啊，大家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他的演说词，那你的政敌他也有三寸不烂之舌，他也可以去动员自己的选票，而且他可以在同一个会场跟你当面锣对面鼓的对着看，你别看你伯里克利是一个老的政治家，你照样会出现政敌，果然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人，叫克里昂，克里昂这个人，说白了，很多人看不起，祖上是暴发户，而且做的是皮革生意，就是一个臭皮匠，尤其这个人性格又特别粗鲁，讲话声音又特别大，经常对一些受尊重的人出言不逊，但是在很多方面找伯里克利的麻烦。两个人在很多方面政策很不一致，但是伯里克利口才又好，将事情论情论理，所以克里昂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斯巴达人的军队在城下日久之后，情势渐渐的就发生了变化。你看，至少有两方面的变化。第一，很多从城外迁到雅典卫城的那些农民，趴在墙头上一看，哎哟，我家的粮田都在被斯巴达的军人糟蹋，心里就心疼，那第二种情况呢，因为雅典城里的人口多，它就难免会爆发各种各样的传染病，甚至是大型的瘟疫。那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攻击伯里克利，把人都迁到城里来，所以爆发了大型瘟疫，而且你是一个胆小鬼，你不敢出战，你看，说这话的人是谁，就是他的政敌克里昂，原来是辩不过伯里克利，现在抓住了这两个小辫子，抓住一切机会攻击伯里克利。虽然伯里克利很有威望，雅典公民对他也足够信任，但是那又怎样呢？你总听过一句话吧，叫名花虽有主，有人松松土，时间一长，雅典公民对他的不满战略也在升温，因为这套战略是你定的啊，现在这个城外的局面又无出头之日，城里又不断的在死人，这个情况我们不赖你伯里克利我们赖谁呢？虽然我们在理智上觉得，虽然你现在做的也是对的，但是毕竟这个后果酿成了，我们只能把一腔怨气发在你头上。所以这个情绪一旦被克里昂把握住之后，他马上就干了一件事情，居然以贪污罪把伯里克利告上了法庭，虽然贪污这种事情子虚乌有，捕风捉影。但是当时雅典的法庭我们前面也交代过，那可是五六千人的法庭，那里面有什么程序正义可言，所以大家情绪的发泄，自然而然的就会影响判决结果，最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居然判了伯里克利一笔罚款。虽然罚款这种判罚并不是很重，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危急时刻国家领导人来说，你不觉得不公平吗？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伯里克利这个时候已经知道，我的政治威望大势已去，所以后来忧愤交加，就死在了这场瘟疫当中。
那这个顶梁柱一死，克里昂作为政敌，是不是就应该党政，对啊，民主逻辑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前面一个政敌干掉了，那干掉他的人就应该接班，可是克里昂这样的人他哪有能力执政呢？尤其望着后面黑压压的一片斯巴达军队，他有胆量出去跟人家打仗吗？但是由于他不断的攻击伯里克利是胆小鬼，因此他在执政之后，就必须做出一些行为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的表示，可是又不敢打仗，后来就想，我要不就屠杀斯巴达的那些小兄弟盟邦，后来发现这个也惹不起。那怎么办呢？我杀自己人总可以吧？显得我很勇敢，所以后来雅典的一个小兄弟可能是要叛乱，克里昂居然鼓动整个公民大会，让这整个城邦全部被灭族，就是我要屠杀自己人，给所有想要叛乱我雅典的人立一个榜样，背叛我雅典就是这个下场。请问，这不是胡来吗？当然了，民主政体最后也没有放过克里昂，最后，雅典的公民说，你勇敢，你干脆带兵出城和斯巴达人作战算了，可是，他是一个皮匠，他哪会带兵打仗呢？果然，他被逼无奈出城作战，不仅自己战死，而且带出城的雅典士兵也是全军覆没。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个阶段，雅典吃了大亏。
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民主政体在他的幼弱时期，其实是有缺陷的，就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对这个国家负责。你看，君主制有万般不好，它有一样好处，就是国王对这个国家是真负责任，因为这个国家是他的私有财产嘛！可是民主政治里的那些政客，他做的所有事情，讲的所有话，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上台，所以他就可以喊出各种不切实际的激进口号，做出各种不负责的承诺，只要我上台就可以，而他自己又被这个逻辑绑定。所以到最后选出来的，往往恰恰是大坏蛋。所以德国人民当时把希特勒选出来，那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那几乎是幼弱民主的必然结果，所以台湾的李敖说过一句话，说什么是民主，就是两筐烂苹果，逼得我非要选一筐，你说我多为难。对呀，没有人真正对这个国家负责任，这是坏民主的典型特征。听到这，你也许会不同意，民主政治难道不会出现那种负责任的政治家吗？他们靠自己伟大的理想，正确的战略，带领人民向前走。确实我们得承认，这样的人会存在，他们的初衷也许很不坏，但那有什么用呢？因为民主是一个场域，这个场域的内在机制如果出了问题，任何人，任何主张一旦进入，马上就会被扭曲，甚至走到一种荒谬的结局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阶段，在雅典政坛上果然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老一代政治家伯里克利、克里昂都死了，那下一代政治家马上就会冒头出来，而且一出来就是一对，他们互为政敌，这一个人叫尼基阿斯，另外一个人叫亚西比德，这两个人名你都不必记了。你只需要知道，尼基阿斯是和平派，我们不要打仗，为了雅典的福祉。亚西比德是一个战斗派，我们就是要跟斯巴达死磕，也是为了雅典的福祉。那他们究竟谁对谁错呢？这个真不好说，没准他们的初衷都很好，他们的战略如果执行到底的话，都是雅典城邦的福气，但问题是不行，谁也不能真正做主，你们得成对出现在五百人大会和公民大会上，互相辩论，说服大伙。说的好听叫说服，说的不好听就是煽动。你想五六万人的公民大会，你要想让大家信服你的观点，有的时候就是得使用一些小技巧小手段，这不就是目的的扭曲吗？你看，尼基阿斯是和平派，所以他做了一件事，就是造神，他自己非常有钱，所以就在雅典四处捐赠神庙，造神像，他干了一件最大手笔的事情，就是从雅典到提洛岛建了一座浮桥，那是一个多大的工程，花多少钱？然后天天在雅典组织一些公民旅游观光，过浮桥到提洛岛上观看我造的阿波罗神像，他搞这一套来说服大家来接受他的主张。那他的对立面亚西比德呢？人家也很有钱，也可以花大把的银子作秀，只不过赞助方向就不一样了。你不是造神像呼吁和平吗？那我就赞助运动会来呼吁战争。我们都知道，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身就是当时希腊的古典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亚西比德出手阔绰的很，一次出手居然就赞助了7辆马车，那时候养马养车都很贵的，但是没关系，我为了政治博弈，我舍得。最后在那次运动会上，居然这7辆马车包揽了第一名、第二名和第四名的好成绩，这潜台词也很明显啊，就是我们雅典人在体育场上是好样的，在战场上我们一样是孔武有力，和斯巴达人有一战之力。在雅典的政坛上，当时就同时上演了这样两场好戏，可把雅典人民都看傻了眼了，这也好，那也好。最后大家一商量，居然做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决定，首先打仗，因为亚西比德的声音喊的比较高，而且看来我们确实能打仗，但是谁带兵打仗呢？让尼基阿斯带兵打仗，为什么呢？你不是造神庙吗？这神肯定保护你啊！你想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结论啊，居然让一个和平派去带兵打仗，这尼基阿斯心下叫苦啊，我不想打仗啊，于是他就想了一个鬼主意，这又是一个行为被扭曲的典型例证，他居然在公民大会上提议，征兵，倾全国之力去打这一仗。他本来想用这样一个高价码把头脑发热的公民吓退了算了，结果这个提议居然通过了，所以当时雅典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居然倾全国之力去远征西西里岛，去打斯巴达的一个小兄弟，你想，那么远，而且国内已经很空虚，居然就靠这么一个不情不愿的将领，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同时上了战场，那最后能有什么好结果呢？那当然这场战争的过程非常复杂了，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尼基阿斯这个人的表现，他是一个和平派嘛，可是他知道，如果他不打这一仗的话，回去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他没准会被判死刑的，于是他在不想打也明知道打不过的情况下，居然就发动了一场大决战，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全军覆没了，尼基阿斯也死在这场战斗中，有七千个雅典士兵最后被斯巴达卖为奴隶，这也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雅典从此一蹶不振。
尼基阿斯这个人的命运，其实典型的诠释了我刚刚的那句话，就是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哪怕他抱有良好的初衷和完整的战略，但是没有用啊，这个场域会让他不断扭曲，他是一根和平派，对吧？但是他不得不靠那些造神庙，那些歪门邪道来推销自己的主张，等他被逼上战场的时候，他不得不加码来试图吓阻对方，结果反而弄巧成拙；在战场上，他又不情不愿，不能把战斗执行到底，但是到最后时候，他反而扮演了一个赌徒的角色，把所有的本钱都押到了赌台上，最后全部输掉，所以这不是扭曲，什么是扭曲呢？当然，尼基阿斯还算是一个正经的政治家，但是雅典这么一闹之后，所有的正经政治家都完蛋了，最后民主政体其实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荒唐的闹剧，甚至是暴政。
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三个例子，你知道亚西比德最后的下场吗？亚西比德居然在战场上叛逃到斯巴达那儿了。你说这个人不是主战派吗？最后怎么成了投降派呢？是因为亚西比德带兵出仗的时候，雅典公民发现城内一个神像的小鸡鸡不见了，这在雅典公民看来可是天大的事，这在雅典公民看来可是天大的事，他们想来想去，觉得这个事只能是亚西比德干的，所以居然把一个带兵在远方打仗的将领要召回来，而且明告诉他，召回来就要判他死刑，那你说亚西比德能回来吗？肯定就叛逃了，所以就投入了斯巴达阵营那一边，后来他是带着斯巴达军队反过来打雅典，暴民的政治判断力就是这么差。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后半段，雅典的海军当时还是非常不错的，有一次打完海战之后，风浪滔天，雅典海军的将军们就没来得及给阵亡士兵收尸，按照道理来讲，应该收，但是战场上的事情谁能说的好呢？但是这件事情回到雅典的公民大会上，那可就不得了了，那帮暴民冲昏头脑，居然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把海军剩下的唯一的能打仗的八个将领，要全部处死。当然这委员会里面也有明白人，大家说不能这么干吧，国家正在打仗，用人之际，但是公民大会居然威胁，你们要是不把他们处死，你们一块处死，到最后呢，这委员会里面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谁呀，就是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但是苏格拉底自己也没有逃得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他自己也被公民大会用投票的方法给处死掉了。你想一个城邦，居然在战争期间，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军队，将领和功臣，用那样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政治家，他不灭亡谁灭亡？所以到了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军队攻陷了雅典，勒令雅典人拆除了自己的城防，偌大的雅典帝国就此衰亡。
我们今天讲这么多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故事，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看起来那么完美，那么正确的民主制度，在他小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混账呢？
那最早的这个思想源头，就是参加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苏格拉底，他就经常在雅典的街头拦住年轻人，说我们怎么能让那些暴民统治我们呢？他们是一群很愚蠢的人，后来他就是因为老说这种话被判了死刑，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生叫柏拉图，柏拉图写过西方历史上最早的政治学著作，叫《理想国》，他认为最好的政体是什么，是哲学王，就是那些又聪明，又精英，又负责任的人，来当国王，来统治国家，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政治制度，那民主是什么呢？跟暴君制是一起的，是最坏的政治制度，如果是暴君，他也很可恶，但至少我们可以推翻他，但如果遍地是暴民，我们能拿他怎么办呢？
但是如果我们回望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这个阶段，我们忽然会发现，好像民主也没那么好，对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和我们刚刚看到的冷战，截然相反，谁赢了？是以寡头专制政治制度著名的斯巴达及其小兄弟集团赢了，而搞民主制度的雅典和他的小集团输了，民主他既然这么好，他怎么会输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再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段历史的根本意义所在。
美国总统制其实是一个君主制的翻版，只不过他不能世袭而已嘛！今天我们经常把民主和共和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 ，啥叫共和啊，共和指的仍然是贵族，精英，甚至是寡头们的统治，只不过这个职位不能世袭而已，而民主呢？指的是一人一票，老百姓做主，对于当时的国父们、精英们说，怎么能让那么愚蠢的人做主呢？美国人搞民主，就是切香肠一样，一点点的放出来的，真正的黄金民主，也不到100年的时间，英国人也是，一点点的改变，今天下议院多几个名额，明天上议院做点改变，是一点点来的？
那请问民主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首先在横向上，把民主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变得极小极小，比如说，在今天的美国，你能说在广场上大家一投票，把巴菲特他们家的钱给分了吗？你能说在广场上一声喊把搞小三的克林顿给处死吗？当然不行，现在的宪法是以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人身和财产自由为基本前提的，真正民主能决定的事情有多少呢？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纵向上，虽然一人一票，但是你的意志不能直接转化为国家哪怕是一个州一个县的政治意志，他都要通过代议制，你先得选出一个代表你发言的精英，他不是普通的暴民或者说普通的愚昧的民众，这种转化非常重要，比如美国总统的选举，四年让你选一次，选完你可就还不下来了，人家只要不是大奸大恶你是换不下来的，所以这也隔绝了底层暴民的情绪的 向上的传达。
所以说白了，民主是什么？民主已经经过这种横向和纵向上的切割，已经变成只有一丢丢的带有象征意义上的权力了。民主的小时候，我们看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他是一个极其狂暴和野蛮的东西，但是西方人经过上千年的思考，通过上百年的实践，逐渐把这个非常野性的东西驯化了，所以我们都以为民主是驯化那些精英，驯化那些君主们，错，民主本身就在被驯化。我们之前说过，民意是一个需要驯化的东西。现在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如果人们不是由负责任的公民构成，如果人民的力量没有经过法制的平衡和束缚，那么人民很可能还会变成洪水猛兽。法律其实一直是在民意和公正之间的夹缝当中生存。你不要以为民意就是公正，民意变成公正是需要经过很好的制度设计的。
民主制度的精妙之处，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大致就可以概括：三个臭皮匠，顶的上一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怎么顶的上“一个诸葛亮”？美国政治学家佩奇和萨皮罗花了一整本书（《理性的公众》）来阐述这个道理：在他们看来，虽然美国选民作为个体往往很无知——比如甚至不知道参议员的任期有多长、不知道联邦大法官的名字、不知道哪个党在把持议院——但作为一个集体，当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时，往往能做出相当合理的决策。为什么？因为“合成的奇迹”。“三个臭皮匠”知识结构上能互补、错误抵消的概率变得相当大——这两位学者通过50年以来的公共政策试图论证这一点。
且慢。要实现“合成的奇迹”，一个前提是：“三个臭皮匠”在知识、价值上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如果由于压力或者“宣传”，这“三个臭皮匠”想法雷同，那么三个臭皮匠本质上还是一个臭皮匠。一个臭皮匠怎么能顶的上一个诸葛亮？把这个观点贯彻到政治领域，那就是：民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思想的自由，因为自由赋予观念的多样性。
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之所以有今天这么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的多。民主的真谛在于一个具有法治、制衡和协商精神的制度。这才是民主的要义。
今天关于民主的话题，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首先，民主是好东西，这是毋庸质疑的，但是民意是需要驯化的，民意变成公正的前提是有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其次，希望大家作为一个大学生，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以一种理性的思维去思考，具备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以极端的态度对待，我们要学会用一种演化论的视角来看待事物，知道他的来路和发生学原理，这样这个好东西才能与我们相关，并为我们所用。
我们当代大学生甚至是整个社会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横向去看我们当今的社会，我认为大家思维模式上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也是两个极端：一种是把凡事抬杠顶牛当成独立思考。无论你说什么，他都急急忙忙叫一句：不对！应该是这样……可你听半晌，到底应该是哪样，他却是连话都讲不明白。另外一种则是人云亦云，听A说一下，点点头，嗯，很有道理，再听B论辩一下，嗯，貌似也无可厚非。这种人不善于去思考，而只愿意接受现成的结论，极易被洗脑，因此也极易被政治家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企业家商家所利用而不知。纵观社会中各种现象，微博、微信中的各种热点话题，比如民意调查大家是否推崇中医，有的人非常喜欢，有的人则嗤之以鼻，通常公众的民意只能表现为这两种非常极端的判断。比如说面对日趋激烈的价格战，有的人不经过思考就极力反对，认为价格战导致企业入不敷出和职工下岗。但是深入思考一下呢？企业入不敷出和职工下岗，不是价格战造成的，而是当初企业投产的决策造成的，或是市场需求的变化造成的，是当初不该引进那么多的电视机生产线，不该买那么多飞机，不该盖那么多电影院。早在当初拍板和动工的时候，亏损就已经形成了，只是亏损暴露的时间滞后了而已。我们知道，生产线一旦安装妥当，飞机一旦买回来，电影院一旦盖好，就全都成了“沉没成本”，就追悔莫及了。到这个地步，企业便只能要求维持工人的工资，而不能要求连“沉没成本”也收回了。所以“低于成本销售”的现象是存在的，也是合理的。这种价格战，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彩电、机票、电影票还不降价，那么顾客就更少，企业的收入就更低！如果投资过剩，要收回“沉没成本”就没有指望，那是泼出去的水。但幸好还可以打价格战，企业还能增加一点收入，多养活一些工人。不要责怪价格战。价格战不仅不是职工下岗的原因，反而是减少失业的合理措施。
我们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应该是社会的精英，而不应该是普通的暴民或者愚昧的民众，面对一个问题，我们不应该是简单的以机械论的观点去判断是黑是白是对是错，这没有意义，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我们要用一种演化论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并知其所以然，知道他的来路和发生学原理，这个事物或者思维模式才能为我们所用，而遇事只是简单粗暴的无端谩骂或捍卫这有失我们大学生的水准。建议大家学点经济学，挣钱不会更容易，但要骗你肯定更难了。
一个不善于提问的人是不会成为优秀的批判性思维者，答案不能推动思维的发展，真正能推动思维发展的是问题。不过大部分同学提出的问题都不是能刺激大脑思考的问题，而是反映了他的大脑充满惰性的问题。他们提问只是需要一个“一针见血”的答案，而不是好的思考过程。
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大致需要五个步骤：第一步：抛弃结论和成见，只要事实。第二步，定义问题。去掉情绪化，让问题具体而明确。第三步，假设性思考。第四步，反向推证。找到反面的材料证据，做正反两方面的资料比对。第五步，小组讨论。
经过这种训练的孩子，思维会特别缜密。他们与人交流时，知道规则，会认真倾听，一旦发现自己思虑不足，就会立即把你的指正补充进去；绝不会死抬杠不认输，更不会认为是你跟他过不去，从此视为仇人，因为他们是很认真的提升自己。经过这种训练的孩子，脑子会很清醒，他们不会轻易接受现成的结论，抗洗脑能力强，想要欺骗他们很难。
独立思考不是不犯错误，但不会让你泥陷于错误这种，让你反复在一个泥坑里跌倒。
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生活的特别轻松自在，这只是因为他们总能适时避过陷阱，找到最适宜于自己的人生。
我见过最狡猾、也最简单的骗子医疗广告：“通知：新到一批治疗老年腰腿痛的特效药。”刊登在某正经报纸上，据说效果很好。其实，仅仅是里面“通知”两个字就够了。它足够唤起一代人对于权威号令的无意识屈从。独立思考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我认为这个对大家来说是最重要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读后感(九)：背景里的启示
《伯罗奔尼撒战争1》
关键点：古希腊内战.背景
复述知识
1.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古希腊的内战，那会儿我们中国还处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古希腊也刚打完三次“希波战争”，波斯完败，希腊进入“盛世”。
2. 打败波斯是古希腊内两个“大国”雅典和斯巴达联合起来完成的。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则是这两个“大国”的内战，那这对“盟友”是怎么打起来的？而且一打就是30年（注意，抗日战争才8年，情况大家都知道；这个，30年）
3. 斯巴达的情况是这样的：君主制，重视军事武力，小孩要经过“挑选”，“不太健康的”喂猛兽，确保长大后都是勇士。奴隶制，奴隶没有人权，反抗也被镇压。贫富差距小，威望来自年龄，掌权的都是老头，决策保守。
4. 雅典的情况是这样的：民主制，但公民几乎都是文盲。决策投票不靠理性思考，纯讲情绪。谁迎合人的本性，调动人的情绪，就支持谁。
5. 背景结束，明天更精彩。
由此得到
1. 居安思危不是空话，危机意识是必要的。算一算人类和平的时间，相对人类存在的时间占比好低。
2. 现代人觉得民主千好万好，可民主刚出生时是“丑恶”的，真正有价值的声音是无法传播的。可见，好东西可能长在“淤泥”里。比如，小孩“无意间”掌握了一个同龄人不知道的知识，拿出来炫耀后尝到了有知识的“好处”。从此努力学习同龄人不知道的知识，最终你懂得。
3. 也就是说，知识竟然可能开源于炫耀的虚荣感。
《伯罗奔尼撒战争》读后感(十)：希腊世界的世界大战
卡根用自己流畅的文笔向我们描绘了一部希腊两大城邦斯巴达与雅典的战争史，这场前5世纪末的战争，确确实实改变了希腊的文明与历史进程。
这场战争的50年前，希腊人在斯巴达和雅典的领导下打退了波斯人的进攻，从而孕育了斯巴达和雅典两个超级强国。作为发动战争的两大城邦，双方各有优势，斯巴达是寡头统治，拥有军国主义造就的强大陆军，雅典则是民主政治，高文化成就，控制着许多海外殖民地及无敌海上霸权。互相敌视的两大强国，对希腊世界的地盘控制及利益争夺，使得战争的萌芽早就存在，任何一次附属国利益的纠纷，都有可能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导火索，从这个视角看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这场战争史的复杂与精彩在于斯巴达与雅典两大城邦政治、军事、外交的多重博弈。由于雅典筑起了长墙及陆军实力的薄弱，集中于斯巴达与雅典本土的战争力度其实不大，主要战场还是在海外盟国及殖民地的争夺，激化了派系斗争和阶级矛盾，希腊各城邦内部为此四分五裂。双方在长达三十年间的战争都有着胜利的契机，但各自都没有完全把握住。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在于雅典远征西西里岛之败，主要军事力量的大幅削减和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是雅典由盛转衰的重大历史事件。而斯巴达在除了陆军优势以外，似乎在各方面都不如雅典，却取得了最终胜利。一方面的原因是雅典民主制的内耗，战争时期的民主制引发的领导阶层不稳定以及决策之迟缓混乱，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实施。而另一方面则是斯巴达取得了波斯这一重要盟友的介入，没有波斯的资金支持，这场战争胜负仍未可知，战争时间应该要打得更长更久。
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于当时的希腊世界来说就是一场世界大战，时间跨度之长，造成损失之大实属罕见。原本繁华的希腊变成了一片焦土，人口大幅度减少，资源不可恢复性的破坏，都给希腊世界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最终削弱了希腊人抵御外敌的能力。战争还逆转了希腊政治向民主制发展的趋势，将希腊推向了寡头政治的怀抱。战争的延续还推翻了希腊文明的基础，希腊人的习惯、体制、信仰和约束都在战争中土崩瓦解，大大延缓了希腊文明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