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快乐，不必正常》的读后感10篇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是一本由[英] 珍妮特·温特森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26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读后感(一)：考上牛津大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我决定申请去牛津大学读英文系，因为这是我最不可能做到的事。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上过大学，虽然大家会鼓励聪慧的女孩读师范学院或者考会计考试，但读牛津和剑桥并不在死前必做之事的愿望清单上。
经由拉特洛太太辅导，我参加了牛津大学入学考试，并取得面试资格，买了去牛津的长途车票。
我申请的是圣凯瑟琳学院，因为它给人新鲜现代的感觉，因为它是男女混合的学院，也因为它前身为圣凯瑟琳协会，是牛津原有学院可怜的附属组织，为无力负担学费正常入学的学生而设。
不过现在它已是牛津正规的学院。也许，我可以去那里上学。
我在牛津下车，向人打听到圣凯瑟琳学院的路。我感觉自己像托马斯·哈代小说中的无名的裘德，但我决心不上吊自尽。
我不知道竟有一座如此美丽的城市，也不知道有大学学院这样的地方，有四四方方的院子和草坪，洋溢着活力十足的宁静感，那种宁静我至今仍觉得充满魅力。
学院提供我一夜住宿，也在院内供应餐食，但其他考生流露出的那种自信令我却步，我没有进去和他们一起用餐。
面试时，我无法口齿清晰地讲话，因为那是我生平头一次觉得自己外表不对，言谈也不对。其他人看起来都很自在，虽然我确定那也并不是真的。当然，他们衣着更好，口音也不同。我知道我没有应付自如，但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自如。我隐藏起平素的自己，却无别的形象可取而代之。几周后我得到消息，我未被录取。
我很绝望。拉特洛太太说我们必须考虑别的选择；对我而言，没有别的选择。我对选择没兴趣；我只对牛津有兴趣。
于是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当时总算已通过驾驶考试，我卖了那辆不属于我的迷你车，花四十镑买下一辆能合法上路的希尔曼顽童汽车。车门都坏了，但引擎还很好。只要愿意从车子后头的挡风玻璃处蠕动着钻进去，就可以开上很长一段路。
珍妮说她要和我一起去，于是我们带上帐篷出发去牛津，时速五十英里，这是那辆“顽童”的最高车速了，还得频繁停车加汽油、机油、水和刹车油。我们带了两颗鸡蛋，以防散热器漏水。那年头，往散热器里打颗蛋进去就能轻易修好它，正如风扇皮带能用尼龙长袜代替，断掉的离合器拉线可以用两枚螺栓和一个“蒂泽尔”汽水罐代替（在罐子两头钻孔，拉线断开的两边绑上螺栓，把套着螺栓的拉线塞进罐子的小孔——你会听到轻微的哐啷声，这时就能踩离合器踏板了）。
珍妮家有一本营地指南，我们查到牛津市外的一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有廉价露营区。
第二天，我约好拜见高级导师和一位英文系讲师——另一位不在学校，值得庆幸。
我还是完全无法发言，只能叽里咕噜地讲话，就像……压力之下我成了比利·巴德和《史瑞克》里驴子的混合体。
也没别的办法，只能用《史瑞克》驴子的语速解释希尔曼顽童汽车、帐篷、我打工的市场货摊，加上一些天启和温特森太太的事，以及英国文学A至Z散文部……
他们的办公桌上展开放着一封拉特洛太太寄来的信。我不知道她写了些什么，但他们提到奥利芬特夫人。
“我想要成为比她更好的作家。”
“这应该不难——不过她倒是写过一个很好的鬼故事，叫——”
“《敞开的门》。我读过。很可怕。”
不知何故，奥利芬特夫人成了我的优势。
高级导师向我说明圣凯瑟琳是很进步的学院，一九六二年刚成立，致力于招收公立学校的学生，是为数不多的男女混合学院之一。
“贝娜齐尔·布托是这里的学生。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萨默维尔学院攻读过化学，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贝娜齐尔·布托是谁。
希望……在阿克灵顿，女性只能做妻子、教师、理发师、秘书或者在商店干活，此外不可能做别的事。“嗯……女性可以做图书管理员，我考虑过做这份工作，不过我想写自己的书。”
“哪种书呢？”
“我不知道。我一直在写作。”
“阿克灵顿的年轻人不是这样，他们不写作。”
对话暂停了片刻。英文系讲师问我，是否认为女性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家。我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我从未想过这件事。
“事实上，她们多半排在字母顺序的前列——奥斯汀、勃朗特姐妹、艾略特……”
“我们当然会研究这些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不在课程大纲里，虽然你会觉得她很有趣——但是和詹姆斯·乔伊斯相比……”
我离开圣凯瑟琳学院，沿霍利韦尔街走到布莱克韦尔书店。我从没见过整整五层楼的书店。我觉得头晕目眩，仿佛一时间吸入过多氧气。这时我想到女性。在这所有的书里，女性花了多久才得以写出属于她们的那部分，为何女性诗人和女性小说家至今仍然这么少，被公认为重要作家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情绪激昂，满怀希望，为先前听到的话而忧虑。作为女性，我会不会成为旁观者，而非贡献者？我能不能攻读那从来想都不敢想的目标？无论能否实现，我必须尝试。
后来，我获得成功，却被指责为傲慢，我想把那些误解的记者都拽来这个地方，让他们看看，一个女人、一个工人阶级的女人，想当作家，想当好作家且相信自己够好，对她而言，这不是傲慢；这是政治。
无论那天我讲了什么，结果还是好的；我被录取了，延期一年。
这将我直接送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一九七九年大选面前。撒切尔气宇轩昂、有理有据，知道一条面包的价格。她是女性——这使我觉得自己也可以成功。如果杂货商的女儿能当首相，那么像我这样的姑娘也能写一本书摆上英国文学A至Z散文部的书架。
我投了她的票。
如今，说撒切尔改变了两个政党已是陈词滥调：她改变了她的政党以及在野党左翼工党。较少为人记起的是，里根在美国、撒切尔在英国永远粉碎了战后共识——这共识已维持三十多年。
回溯一九四五年，无论你是英国或西欧的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可能用过了时又不足信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在战后重建社会，那将带来非正规劳工，使物价不稳，病人、老人、失业者无补助。我们需要住房、大量的工作、福利国家制度、公用事业与交通运输的国有化。
人类意识转向集体责任是真正的进步；我们理解了我们不仅对国旗和国家、对孩子和家庭负有义务，也对彼此负有义务。社会。文明。文化。
这种意识上的进步既非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或慈善事业，亦非出自右翼政治；它来自战争的实际教训以及——相当重要的——社会主义的优越论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经济趋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援助，油价飙升，尼克松允许美元汇率自由浮动，难以控制的工会争议，对左派的一种存在性怀疑，这些促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右派击退了关于公平、平等社会的恼人争论。我们要追随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同伴，回到以前的市场机制与自由放任，将之装点成新的救恩。
欢迎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
一九八八年，撒切尔的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将战后共识称为“战后错觉”。
我当时尚未意识到，当金钱成为核心价值，教育就会迈向实用功利，精神生活也不算益事， 除非产出可量度的成果。公共事业不再重要。随着廉价住房的消失，选择赚钱花钱之外的生活方式变得非常困难。当社群被摧毁，剩下的只有苦难与偏狭。
我不知道撒切尔主义会出售我们的国有化资产与产业来支撑它的经济奇迹。
我驾车在高架桥下，途经工厂低谷区。驶过以琳五旬节教堂时，我看见爸爸身着工装走出来。他正在刷油漆。我松开油门，差点要停车。我想道别，但我没有，因为我不能。他看见我了吗？我不知道。我望着后视镜。他要回家了。而我要走了。
出了镇子，穿行在奥斯沃尔特威斯尔，经过狗饼干工厂。有一些小孩在边门等待粉红色、绿色的骨头形状的碎饼干。其中只有一个孩子牵着狗。
我开着我的莫里斯小面包车——“顽童”的继任者，车上载了一辆自行车、一大箱书、一个装着衣物的小行李箱、一包沙丁鱼三明治，还有二十加仑罐装汽油，没人告诉过我高速公路上买得到汽油。面包车的发电机有问题，我不敢熄火，只能把车停在高速公路路肩，跑到车边加油，再开车上路。
我不管了。
我要去牛津了。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读后感(二)：爱的缺失换来自我的溶解
缺失与溶解 ◎ 东渔 张悦然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书评中提到，“如珍妮特·温特森这样写小说是危险的。”危险这个词用得恰到好处，拿来形容温特森的自传体《我要快乐，不必正常》也是一样的效果，她的语言气势看起来是强硬的，咄咄逼人式的，她不屈服于养母，不屈从社会，也不屈服于自我，所以她的作品和她的人一样，硬骨头一般的存在。我所理解的危险，大概是温特森语言中的爆裂因子，它们是不安分的，有时候会像锋利的刀子一样扎进心里。 说是自传，却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更像小说体。小说式叙事和自我心态穿插结合，伴随着温特森的唏嘘命运，我们也仿佛体会了那种失落和痛楚，不屈和坚毅，直至体会她的本真。这一种宣言式的自传，标榜着自我个性，对过去的记忆重新梳理，碎片化的解构记忆，如小说一般塑造了人物形象（特别是养母这个复杂的人物）。她知道面对的是自我，所以她是虔诚的，将自己的心灵剖开——我深陷其中，我无所畏惧，我将一往无前。 温特森的叙述有其特别之处，她打破了线性叙述，显得更跳脱，仿佛在大脑记忆的存储器里随意提取某个片段，渲染一番，接下来又是另一个片段，像是无规则的梦的组合，但最终的走向是一致的，她在用碎片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温特森从一出生就陷落于不平常的命运中，以至于她选择爆裂的笔法控诉自己的困扰，恰恰因为缺失了爱和家的温馨氛围，控诉也只是追寻这种温馨，她的写作就是为了寻找“爱的方式”。温特森的人生动荡飘摇，与父母的关系，不被理解的同性恋情，甚至她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之后，又体会到颠覆人生的感觉，即便最终一番波折她找到了生母，也不再融入新的家庭，那一刻，她需要的不是一个从头开始的完整的家庭，她需要的是面对真正的自我，内心不再迷失。 养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以自己盲目的原则性去抚育温特森，他们一家人按时去教堂洗礼，温特森太太想培养她成为“传教士”，段落中可以看到温特森因为养母产生了对信仰的警惕。母亲的抑郁症，经常性的歇斯底里，毫无温情的家庭经营，这些古怪性情令温特森一生处于她的阴影里，温特森就像一个冷眼旁观者，异常冷静去讲述温特森太太，犀利的语言风格像是在历数罪证。曾在小说《给樱桃以性别》中她把养母塑造为女巨人，《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里又是另一个强硬的形象，这些塑造都来自她们真实的相处关系。养母是那个影响了她一生的人，是一个魔怔，也是使她砥砺前行的基石，没有温特森太太，她也不是现在的温特森，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那里找到了自我。 无疑，养母是一个狠角色，温特森书写过去揭开伤疤，也是恶狠狠的，她塑造了自己这个顽强独立的形象。作家与养母的关系，仿佛演示了一生的精神对抗，而对抗之后仍将面对“爱”，怨恨成了形式的倾诉，完成了使命，也便走向新的开始。她写到温特森太太——“她是个如此孤独的女人，一个渴望有人懂她的孤独女人。”其实就像她渴望被爱，她也懂得了，养母也在寻找自己缺失的一切。 温特森的不婚主义、女权主义，包括与同性的爱情，这些都显示出追求自我的个性。她倾向于女权主义意识的作家，崇敬他们的同时也在慢慢建立自己的意识，写出表达此类意义的作品。关于认识更多作家，阿克灵顿公共图书馆给了她充分的文学滋养，在那里她读了尽可能多的文学书籍，比如英国文学从A到Z，这一点令她自信满满，以此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席位，可以说，奋斗这一环节也是她可贵之处。 温特森已经擦拭了自己的伤口，不会选择莎士比亚式的复仇，即便她一直都在疯狂的边缘，仍选择了爱和回归。虽然她没有写完“从子宫到坟墓这有趣的一生，”然而她引领着“我们将学会如何去爱。”是的，不再牵绊于爱的缺失，总能找到自我溶解的那种方式吧。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读后感(三)：后来的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
19年前，刘若英的一首《后来》成为大街小巷广为传唱的经典歌曲。19年后，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赚足了情怀，讲述了一对在异乡漂泊的年轻人，从相遇到相识、相恋，再到分手、重逢的故事。就像歌里唱的，后来的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
后来的温特森也学会了如何去爱，《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是英国最有灵气的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唯一自传，书中记录了温特森如何学会了去爱的过程。如果你曾看过温特森的半自传体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那你可能会产生颇多疑问，《橘子》里哪些是真实的，哪些不是真实的？温特森真的在殡仪馆工作过吗？开过冰激凌车吗？真的有福音营吗？温特森太太架设了她自己的民用波段电台吗？她真的用弹弓射猫吗……也许，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有些人教会我们如何去爱
也许，没有人天生会爱，只是因为有些人教会了我们去爱。杰克教会了露丝如何去爱，爱是一种抛弃世俗，甘愿为她献出生命的无怨无悔。杀手里昂教会了小女孩玛蒂尔达如何去爱，爱是一种胃里不再打结的舒服安心。紫霞教会了至尊宝如何去爱，爱是一种失去后的追悔莫及。奈丽阿姨和拉洛特太太教会了温特森如何去爱，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付出。
最初的温特森暴躁、愤怒、古怪、不合群，即使交到了朋友，也会让友谊破灭。“如果有人喜欢我，我会等她卸下防备，再告诉她我不想再当她的朋友了。我旁观对方的困惑与难过。以及眼泪。然后我跑开，为一切尽在掌控而扬扬自得。”因为她不懂得如何去爱，也不知道如何被爱。从小被领养的温特森，总是有一种身在门外、无所归属的感受，会试图把自己的遭遇同样施加在别人身上，因为她根本无法相信会有任何人爱原本的自己。
直到遇到了奈丽阿姨，一个未婚，罗圈腿，卷发，瘦得像从来没吃饱过的其貌不扬的女人。就是这个女人，教会了温特森爱的第一课。奈丽阿姨没有存下来钱，也不可能存下来钱，因为她每周两次会把邻里所有的小孩们叫来，把她楼下的那间屋子挤得满满当当，她会煮洋葱汤或土豆汤给孩子们喝。她教他们唱歌，给他们讲圣经故事，三四十个骨瘦如柴、饥肠辘辘的孩子在屋外排队，有时还带来一些妈妈给的东西——小面包或太妃糖，然后大家一起分着吃。他们都长虱子。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都爱她，她也爱他们。她把自己那处阴暗潮湿的、只有一扇窗、墙壁黑乎乎的小屋叫作“阳光角落”。这也的确是一个充满爱的阳光角落。温特森离家后，上预科学校的英文系主任拉洛特太太听闻了她的经历后，收留了她，与她讨论文学，还帮她辅导课程，争取牛津大学的面试机会，并写了推荐信。这也让温特森感受到了久违的关爱。
有些人在用“为你好”的方式爱着你
也许，没有什么事比爱更简单，也没有什么事比爱更困难。有些人想要去表达爱，可是却常常不得其法。
温特森太太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的性格里可能根本没有抚慰人心的成分。向她寻求安慰，绝对得不到回应，所以温特森从没问过她是否爱自己。“在她还能够爱的日子里，她爱过我。我由衷相信这是她能力之至了。” 温特森太太不善交流，她总是击垮温特森，再做个蛋糕，希望重归于好，常常在将温特森锁在外面的隔天晚上，再带她去买炸鱼、薯条弥补。可想而知，温特森大多时候的行为也差不多是如此模式，因为这就是她学到的爱。如果再加上温特森本身的狂野和激烈，爱便会变得很危险，疯狂而无所顾忌，损伤多于治愈，心碎多于健全。
如果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温特森太太是一个处处剥夺女儿爱好，限制女儿自由的蛮横母亲形象，那么在这本《我要快乐，不必正常》中，温特森太太多了一些温情和可爱。其实，温特森太太在用她自以为最好的方式爱着温特森。她将温特森送去教会学校，作为传教士的接班人；给温特森念书的时候，篡改《简·爱》的结局；不让温特森读《圣经》以外的其他书，担心会带来麻烦；在温特森爱上一个女生之后，为她举行驱魔仪式，祛除她心中的魔鬼；为温特森编造出堕落妇女、瘾君子、酒鬼等多个坏母亲的形象，让她远离生母的影响……这一切都是当年的温特森是不能理解的。
直到多年以后，温特森才明白温特森太太是爱自己的，温特森太太是个怪物，但她是温特森的怪物，她给了温特森一个家，她虽然不会像温特森的生母安一样骄傲地宣扬温特森是她的女儿，但是她会用假名字订阅温特森的书，会在缝进窗帘的棺材本留下“别哭，你们知道我在哪里”的亲笔字条。
温特森太太是一个孤独的女人，她烤糕点，缝纫，编织，修修补补，读圣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也是一个渴望有人懂她的孤独女人，可是当温特森真的懂她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
后来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
尝试与自己和解，学着舔舐自己的伤口，学着去理解、包容、原谅别人，不再害怕失去，也许这就是爱自己的开始。
曾经的温特森敏感、多疑、害怕失去。父亲的母亲来访，说是温特森的祖母，温特森反应过激，说已经有一个祖母了，不想再要一个。也许没人能够明白，在温特森的等式里，两个母亲意味着第一个永远离开了。两个祖母可能也就意味着同样的事，她是如此害怕失去。16岁温特森与海伦相爱被发现后，牧师在教堂里举行驱魔仪式，温特森说没有魔鬼，她爱海伦。然而海伦立刻指认出了她的魔鬼，她说是的是的是的。温特森为此恨她。难道爱是如此可有可无，所以才能如此轻易地被放弃吗？难道爱不是坚定地拥有，分开会有痛彻心扉的伤口吗？
温特森一度想要找到自己的生母，想要了解到底当初为什么抛弃自己，当她终于找到安的时候，她没有责怪，也不想让安难过，所以在听完安的解释后说了一句“我不在意”。可能她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因为温特森是真的一点也不怪她，也许安已经做了她当时唯一能做的事，她必须割下自己的一部分，让温特森离去，给她一个完整的家。这一部分对温特森来说是一道伤口，对安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伤口是象征，无法被简化为任何单一的解释。但受伤似乎是生而为人的线索或关键。其中有价值，也有痛苦。伤口有时候可能也是一种礼物：受伤的人被伤口标识出来——在字面意义上，也在象征意义上。伤口是与众不同的标志。连哈利·波特的额头上都有伤疤。自有伤口以来，温特森一直在努力治愈它，但愈合的伤口不会消失，永远会有伤疤。经历的过往会借着伤疤得到辨认，但这些终将成为生命中最好的洗礼。
后来的温特森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后来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读后感(四)：探究她的内心世界
“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个希望能毫无愧疚、不被取笑地去爱同性的女人。”她内心最单纯的独白，《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探究着她的内心世界，她的经历成就她的作品、她的思想，独立、个性，有主见，自由……
作者珍妮特·温特森，英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获英国惠特布莱德小说首作大奖。《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是她的自传，讲述着她被领养的童年，16岁离家出走的少年，因为拉洛特太太让她走向更好的人生之路。在珍妮特的身上，有着倔强与坚持，在她的内心世界中，有着孤立感，自卑与彷徨，她渴望爱，被关心，同时也寻找如何爱。在写作上，本书虽然是笔者的自传，但她还是以养母温特森太太为核心，诉说着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带给她一生的影响。文中珍妮特很少称温特森太太为母亲，给人一丝悲情的色彩。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探究着珍妮特成长中内心世界的转变。养母温特森太太、奈丽阿姨、少年海伦、拉洛特太太、苏茜等，这些人都对珍妮特的影响很大。书的开端以“错误的婴儿床”为题，以暗示作者的童年生活，被笃信基督教家庭收养，没有了童趣，有的只是孤立感，被人随时遗弃的恐惧、失落。儿时的珍妮特因为温特森太太的教育，变得独立而冷静。虽然养母虔诚信仰，但也给她另一道大门，书的世界让她丰富着自己的内心，有着充实感，坚韧的性格。在阅读其他作品时，她有着独立的思考，不知不觉中有着对未来的指引。
少年时的珍妮特有着对个性、自由的向往，同性情人海伦的出现，让她认识了自己，奈丽阿姨对爱的理解，对孩子们的作为，让她感受到了被爱的温暖。16岁时的珍妮特因为坚守自己内心的感受，终于选择离开温特森太太，流浪，离开时一无所有。拉洛特太太了解她的遭遇之后，为她辅导、推荐，走上了更有前途之路，考取牛津大学。在这个阶段，珍妮特再次感受到了爱的温度，她的内心深处体会到了温暖，心不再冰冷。而苏茜的出现，让她幸福、满足。书中提到，珍妮特生母对她说得话，“我是一直要你的”。她的两位母亲用不同的方式爱着珍妮特，生母为了她的生存而选择让她离开，温特森太太虽然在表面很冷，严肃，但她给珍妮特的教育，让她有了自由的选择，影响、成就了现在的她。作者的内心其实充满着对生母的宽恕，对养母的感激。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与《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相辅相成，《橘子》曾被认为是半自传小说，本书正印证着它的真实程度，《橘子》中的各种故事经历都出自笔者的亲身体会，而本书中儿时的孤单感让珍妮特在《橘子》中塑造了艾尔西的角色，在现实中她想需要真心朋友，艾尔西是她内心的反射。在情感事件之后，《橘子》中的裘波利小姐正像本书中的奈丽阿姨给人无限的关爱，珍妮特塑造裘波利也印证着她内心的失落与悲伤。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诉说着珍妮特的内心世界，一位女性坚强、自由、独立，为自己勇敢的生活。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读后感(五)：你做个正常人不是很好吗
1950年，马尔克斯23岁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去卖房子。路上，妈妈软硬兼施地发起了攻势：希望他放弃写作，重返学校。但马尔克斯说：这辈子我只想当作家，也一定能当上，要么写，要么死。 后来，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马尔克斯来说，写作似乎是一件命定的事情，所以他宁可放弃眼前的安稳，转而踏上一条不被看好的路，即使风雨未卜。
这让我想起了当今英国最独特的作家，珍妮特·温特森。
和马尔克斯一样，她的写作也充满灵气，既深情又自由，而且在面对质疑时，能够坚定自己的选择，对她而言，生命不只是一支从子宫飞往坟墓的时间之箭，照自己的意愿活得头破血流，也好过听从别人的安排。但与马尔克斯不同的是，对于温特森而言，写作更像是一处身心的避难所，她必须置身其中，以保安全。
我从没问过母亲，她是否爱我
五六个月大的时候，还在孤儿院的温特森被养父母带回家，从此开始了倔强孤单的童年。养母温太太是一个对生活不报有任何希冀的人，整夜不睡，终日抑郁。她眼中认定的人生就如同她本人，冰冷残酷，而宇宙，对她而言则像一个浩瀚的垃圾桶，脏乱破败。有一次，一个女人来到家里，温特森偷偷看到了她和温太太的激烈争吵，之后女人离开，“砰”的一声，大门紧闭。
“那是我妈妈吗？”温特森太太打了我，那一下击垮了我。温太太什么都没说，但温特森什么都明白了：关于亲生家庭，不许问，也不许想。自从知道自己是养女以来，温特森一直渴望见到真正的母亲，她很想当面问一问，为何自己被抛弃，她想要对方亲口说，自己是值得被爱的。然而这一击，击碎了她所有对家的幻想与憧憬。
接着，小小年纪的她，开始自己编故事。
温太太控制欲极强，稍有不慎，温特森就会被锁在门外，或者关进地下煤库。久而久之，她想到了一个应对寒冷黑暗的最佳方式。
被锁在门外或另一个常被关的地方——煤库时，我就编故事，以便忘却寒冷和黑暗。我明白这些都只是生存的方法，但或许拒绝屈服，任何形式的拒绝，都能让足够的光与空气透进来，使我继续相信这个世界——逃离的梦想。我最喜欢讲深埋的宝藏、迷路的小孩和被禁锢公主的那些故事。寻获宝藏、小孩回家、公主解放，让我看到了希望。尼采曾说：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远远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恐慌的、被遗弃的心情，几乎占据了温特森的整个童年，但也令她的心慢慢坚硬起来。读她的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可以直接感受到小温特森倔强乖张的性格。如果被整夜锁在门外，她会把送奶工送来的两瓶牛奶喝光，留下空瓶惹怒温太太，之后潇洒地上学。
在学校，她听不懂课就径自离开教室，如果老师试图把她拉回去，她就张口咬老师，男生女生都打过，活生生一个小暴徒。如果有人想和她做朋友，她则先表示友好，然后再亲自破坏这段感情，冷眼旁观对方的难过，洋洋自得于掌控了一切。
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温特森故作强硬的伪装，她伪装成施暴者，她不相信会有人爱原本的自己。
“家”，不一定是个可以放松的地方，而很多人对于“母亲”这个角色，也充满了复杂的心绪。在电影《喜福会》中，这种复杂通过四对华裔母女互相依恋又互相离弃的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中，林多和薇莉这对母女令人印象最深。林多是一位精明的母亲，性格强硬，女儿薇莉表面雷厉风行，其实内心一直渴望得到母亲的肯定。
她知道母亲不喜欢美国男人，所以积极创造美国男友和母亲相互了解的机会，希望她能够喜欢自己选定的爱人，可母亲一直反应冷淡。结婚前夕，薇莉约母亲去做头发，二人又爆发了争吵。
林多认为，女儿要求自己去做头发，是因为她嫌弃自己，为母亲而感到羞愧。
而薇莉认为，母亲对男友不置可否的态度，深深伤害了自己，母亲从来都认为自己的选择是错的。其实，她们都深爱着对方，只是不习惯把爱说出口。
即便是与温太太一起生活的日日夜夜中，温特森也从来没有问过，她是否爱自己。“爱”在他们之间不是一个可以随便使用的字眼，尽管这对很多家庭来说再平常不过。
我想要的快乐都切实存在，只要我敢去寻找
本科的时候，老师问过我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读书？有位女生的回答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为了逃避。我不清楚对于她而言，一地鸡毛的现实是否太难以忍受，但我知道对于温特森而言，书是她面对艰难生活一剂解药，是安身之所。
可是她的家里只有6本书。
按照温太太的说法，书很麻烦，你永远不知道书里有什么，等知道的时候又晚了。对于这样的逻辑，当时的温特森还无力反驳，不过早已习惯的她，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用打工的钱买书，再把书偷偷藏在床垫下。可是问题来了，书越买越多。疑心很重的温太太眼看着养女“步步高升”，很快便发现了真相，于是，这些书都化作了纷纷扬扬的灰烬。温特森看着这些黑色粉末，终于意识到，外在的任何东西都可能被夺走，只有内心的东西才是安全的。
所以，不让她看书，她就自己写书。
小小年纪的温特森就是在那个时候起，认定了作家这条道路，她曾说：
我只擅长一件事：文字。我比其他人读过更多文字，多得多，我深知文字如何发生作用，正如有的男孩熟知引擎如何运作。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真的做到了。
1985年，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甫一出版，便获分量极大的英国惠特布莱德小说首作大奖，赢得国际声誉，后由温特森亲自操刀，改编成BBC热门剧集，获戛纳最佳剧本等多项国际大奖，如今已成为英国中小学教师力荐书目。
美国当代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曾提出著名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理论，他认为，个体对“自己能够达成某个目标”越有自信，就越坚定自己的选择，更有勇气战胜重重困难，从而更有可能成功。
温特森显然具备这种自信，只不过这种自信的背后，还有她破釜沉舟的勇气与决绝，这都源于她极度渴望逃离的家庭。是的，温特森一直想要离开这个“家”，不仅是因为母亲的冷漠多疑，还因为，她喜欢上了一个女生，她必须在女友和养母之间做出选择：
“珍妮特，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可我不知道什么为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不能让她满意。她想要什么。为什么我不是她想要的。我想要什么，为什么想要。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和她在一起，我很快乐。就是快乐。”她说：“可以正常的话，你为什么要快乐呢？”这段对话发生在温特森16岁那年，自此，她再也不奢望得到养母的理解，离开了家。起初，她睡在一辆破旧的迷你车里，之后老师发现，带她暂住在自己家中，并帮助她考入牛津大学。靠着在殡仪馆、精神病院等地打工，温特森完成了大学学业。
女友代表着发自内心真正的快乐，养母则代表着社会加诸个体之上的道德准则，也就是所谓的“正常”。温特森虽介于二者之间，但她从未犹豫。
多年以后，她在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中说：“如果我不能也无法停驻在原地，那我将倾尽全力前行。”
爱——一切起始的地方，我们必然归来的地方
《请回答1988》里，有一段很感人的情节：
德善的家庭生活不富裕，由于德善比姐姐的生日只晚三天，所以父母一直在姐姐生日当天同时庆祝德善的，这样就可以只用一个蛋糕，几乎没有为德善单独庆祝过。其实平日里，德善一直很照顾姐姐和弟弟，经常把早餐剩下的鸡蛋让给他们，但这反而让父母更加忽视了她。所以，在这次姐姐的生日上，她终于爆发，抱怨父母从不关注自己。
三天之后，德善生日，父亲主动在半路等她回家，拿出了专门为她准备的生日蛋糕，并且表达了歉意：
“爸爸妈妈对不住你。爸爸我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爸爸，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谁都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爸爸，谁都不是一生下来就知道如何做好女儿。今生今世，我们都是第一次。只不过有人早早意识到，这好像是生命开的一个玩笑，也就早早地包容通透了，而有人直到很久之后才明白，曾经的自己暗自沉溺在一个巨大的误解中。
16岁的温特森因与养母发生争执，愤而离家，在那时，温特森眼里的她简直不可理喻，专横跋扈；而当52岁的温特森找到生母，历经情感和生活的波折之后，终于明白：
温太太也给了我她能给的——那是一份黑暗的礼物，但并非毫无用处。温太太一直没有向养女表达爱意，或许是因为，领养一个生命也是她的第一次。她不知道什么是爱、如何去爱，不是“不想”，而是“没有能力”。
曾有一篇文章说，每个人都想从0到1，也都自认为可以从0到1，但对于那些处于-1的人来说，光是达到0，就已经很艰难了。
温特森太太，可能就是处于-1的人。
我一直觉得，温太太那句“可以正常的话，你为什么要快乐呢？”不仅仅是对温特森的质问，也是对她自己的一个提醒：要虔诚信仰上帝，拒绝性事，快乐是罪，需按部就班地生活，直至生命将尽。 也因为这样，她让温特森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远离了“爱”。
如果在你还小的时候，爱不可靠，你就会以为爱的本质——它的特征——就是不可靠。我完全不知道可以喜欢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父母可以爱你爱到让你做自己。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缺口，但值得庆幸的是，爱能填补这个缺口，爱能唤醒爱。
养父去世时，在外漂泊多年的温特森回家整理遗物。
她发现一个上了锁的箱子，好奇心一下子被勾连起来，好像通过这个锁眼，便能窥见家族的秘密，她迫不及待地打开。瓷器、蛋糕架、奖章、字条、盒子、盒子里的盒子、首饰、信封……直到决定自己命运的领养文件赫然出现在眼前。
她曾经的名字、所有医院和机构的名称，都被粗暴地划去了。一笔一笔，简单地抹掉了她最初的历史，她似乎瞬间又缩回那个无名婴儿，被黑暗和孤单笼罩，没有任何力量。
这令她几近崩溃，也促使她寻找自己的生母，填补生命伊始降临的空缺。而当生母真的站在面前时，温特森被她的乐观爽朗、坦率和善深深打动。她终于明白，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也终于意识到，温太太的生命不过和你我他的生命一样，也有破碎和残缺，她如此在乎温太太的一言一行，其实是因为，她一直爱着她。
她（温太太）是个如此孤独的女人。一个渴望有人懂她的孤独女人。我想，如今我真的懂她了，但为时已晚。52岁时，温特森写下了这本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一举拿下《卫报》《环球邮报》年度好书、《纽约时报》年度重点推荐图书、兰姆达文学奖。
《纽约时报书评》说它是：“一本区别于传统自传的回忆之书，一本和《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样充满力量的成长之书。”
我却觉得，这是一本伤痕累累的书，也是一本关于爱的最深刻的书。
最后，想把自传中的一句话送给大家：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明白，寻获与丧失、遗忘与记忆、离去与归来从未停止。生命的全部即关乎再一次机会，我们有生之日，直到最后一刻，永远都有再一次的机会。童年时期的珍妮特·温特森（图片来自网络）如今，59岁的珍妮特·温特森经营着一家有机食品店。她说今年的愿望是教会自己的猫说话，不知道实现了没有。（图片来自网络）温特森根据其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改编而成的英剧（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