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读后感10篇
《何以中国》是一本由许宏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28.00，页数：15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何以中国》读后感(一)：一天看完，很多细节没看懂
看到一毛不拔大师的再次推荐，立刻下单买了这本书，拿到手时没想到薄薄的一本，花了一天就匆匆看完。
看得不是很明白，有不少考古术语？图似乎太小或者并不明确？觉得这本书所要阐述的想法，通过可视化技术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示，而不必让读者去体味各种微妙的汉语（术语？）。
好多读书还算多的国人，跟我聊天时爱说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可是到底什么是中华文明？我们不断的吸纳各种文明，到底和我们认可的中华还有多大的距离？
说来也惭愧，我对欧洲文明、基督教文明似乎有更深的认识。欧洲人注重理性，对于文明的演进有着科学的态度；欧洲文明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所以我们更有动力去知道为何我们会有这些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欧洲文明的形成可以说在近代得到了快速的变化发展，我们有办法知道它的各个方面。与之相比，中华文明真的是不可知、太久远和理不清。
翻开还散发着墨香的《何以中国》，才发现居然忘了写几句“后记”之类的文字作为收束。至少书中引用了那么多的照片线图，尽管注明了出处，还是要对制作和提供者表示由衷的谢忱。还有三联书店优秀的编辑团队的付出，都是我不能忘怀的。引以为憾的同时，也勾起了我对这本小书的“出笼”，乃至我的公众考古足迹的追忆。
这是我第二本面向公众的小书，距离第一本《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的出版将近五年。有朋友说《何以中国》就是《最早的中国》的续集吧。从某种意义上，“何以中国”就是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的追问。如果说《最早的中国》写的是二里头王都这一个“点”，那么《何以中国》则是展开了一个扇面，试图讲述二里头这个最早的中国的由来。故可以认为，它是《最早的中国》的姊妹篇。那么它又是如何成书的呢？
话题要回溯到2010年，这是我的自媒体——新浪博客“考古人许宏”开张的第二年。这年的11月30日，我在博客上推出了一个新话题：《中原一千年之前言：史上空前大提速》。“中原一千年”，这是《最早的中国》出版后，一直萦绕于心的、解读早期中国的一个绝好的视角。我的一个企图是写史，用不那么正统不那么凝重的笔触、用考古人特有的视角和表达方式来写部小史。大家都知道当今的学者像高速旋转的陀螺，大都处于庸忙中，很难集中时间坐下来完成一本书。但像博客这样兴之所至地化整为零，还是比较现实的。
于是，在有了这样的冲动和一个大致的腹稿后，我从陶寺开始写起，这已是转过年的2011年1月了。每篇千字左右，题目随想随编。“陶寺‘革命’了”“都城与阴宅的排场”“龙盘、鼍鼓和特磬”“‘革命’导致失忆？”“‘拿来主义’的硕果”……越写越顺畅，写前一篇不知下一篇的题目和内容，但居然没有什么重复和大的改动。手头没有急活的话，可以平均两三天一篇地往上贴，欲罢不能。正巧那年春天，我被安排去党校学习。党校封闭式的学习生活，极有利于我的规律性写作。隔一天发一篇博文，是我这段时间最大的“副业”收获。到了6月份，党校临近结业，我最终完成了56篇博文，从陶寺一气写到了二里头。至此，“中原一千年”的穿越之旅已过半。
【作者手记】《何以中国》何以面世
遗憾的是，随着党校生活的结束，我的“中原一千年”之旅也戛然而止。各种杂务，导致再也提不起笔来。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从《最早的中国》到《何以中国》，出版社变了，但责任编辑居然没变。这是两本书背后的一段因缘。小编追着作者，作者跟着小编，因解读早期中国而结缘。小编明明女士工作虽有变动，但与作者建立起了稳定互信的合作关系，这当然与三联书店作为“大众学术”平台的出版理念密切相关。看看明明女士QQ上的签名——“棍棒之下出稿子~”，这56篇博文如何能“变身”为一本书就是可以想见的了。显然，这是她潜心“发掘”的结果。她又神通广大地把“解读早期中国”系列的LOGO落实在了书的扉页，这显然又是在向我催着下一部书稿呢。总之，合作是愉快的，第二本也就这么“出笼”了。
关于书名，颇费考量。因“中原一千年”之旅没走完，全书围绕着公元前2000年这个颇具兴味的时间点展开，以“最早的中国”——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登场为收束。要将这个“半成品”包装成一本独立的著作，就得有一个合适的书名。《“中国”出中原》、《从中原到中国》等等都想过。最后，我与责编一致倾向于《何以中国》。我很感谢三联书店的领导开明地认可了这样一个稍显新潮的书名，在一些资深学者的眼中，这根本就不符合中文的表述习惯甚至语法，但因其言简意赅，故不忍释手。语言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至于本书的英文书名，鉴于可能的译法不一，我建议并给出了直译方案，但责编“China:2000 B.C.”的提案一出，其他方案黯然失色。碰撞出精品，此之谓也。
除了这本《何以中国》，这56篇博文还有个衍生产品，那就是其浓缩学术版——论文《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或者应该说，这篇论文背后的严肃思考，才是从系列博文到《何以中国》的重要学术支撑。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自媒体、大众学术读物和纯学术成果交融互动的例子。它们表现方式不同，平台不同，读者群不同或仅小有重合。其间话语系统的转换，是公众考古领域值得探究的新课题。这本小书，就是我们在探索过程中的又一个尝试。
如果自评一下这书与《最早的中国》风格上的不同，我想有两点吧。其一，尽管作者、编者都做了将笔调偏于放松的博文“改编”成书的努力，但这书的博客底色应该还在，所以它应该更好读些；其二，页下注方便了想要深究这“故事”背景的读者，相信也并不妨碍一般读者的阅读，甚至会感觉更好读？与《最早的中国》贯通之处当然也不少，譬如仍然是小书甚至更小，仍然发挥考古人的特长而多量用图。在这个一切加速度的、读图的时代，这些都会使这本小书变得好读？
表述了半天，发现上一段的关键词只有一个，那就是“好读”。这个词出自读者之口，才是作者最大的心愿。
《中国文物报》2014年4月18日第4版
http://www.ccrnews.com.cn/html/wenwushuwu/dushu/2014/0418/52442.html
《何以中国》读后感(三)：无处可寻“夏”踪迹
有夏之居
著名考古人许宏先生出版了《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这是近年来为数不多愿意放下专业身段向公众介绍考古常识的普及作品。在这本深契2014年中国文博界“公众考古”主题的作品中，身为“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的作者不但延续了上一本著作《最早的中国》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夏、商考古成果的探索,还以此为契机，继续向前追溯，把以往对公众而言稍嫌陌生、分布于汾河下游与黄淮平原的更早期古代人群留下的文化遗址分享给了读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学界根据古代文献“夏在伊洛之间”的传说，找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尽管没有文字和明确的实物证据证明，这里就是传说中夏代末帝桀之所都（比如，像安阳殷墟一样，提到商代诸王的甲骨卜辞，和带铭文的青铜彝器与墓葬中的骸骨一同出土），但这并不妨害求“夏”心切的发掘者认为二里头“一到四期遗存都属于夏代”（但包括许先生在内的当代考古人已逐渐接受二里头后几期文化遗存有可能与商代早期重合的观点），因为从宫殿遗址的规模和出土的玉质、铜质遗物来说，这里的确当得起商代之前大规模文明都城的级别。不管怎样，当代考古学界是将二里头遗址视作夏代存在的证据的，但同时又承认这只属于“夏代”中晚期遗址。那么问题出现了，既然著名的二里头只是“夏代”晚期，夏代早中期在哪里呢？换句话说，“夏人”从何而来？
许宏先生在书中首先提到的是位于临汾地区襄汾县的陶寺遗址。既然二里头不是最早的“夏”，那么，根据上古传说中古人活动的集中区域，考古工作者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晋南汾水下游大力发掘了一番。这个思路是不错的，因为二里头文化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史前文明，其源头当有迁移、定居的过程，而汾水下游作为上古人文荟萃之地，不应是空穴来风，比如尧都平阳、舜居蒲坂、禹开龙门等传说都集中于晋南（虽然“古史辨派”把尧舜禹都视为杜撰这一点我同意，但既然这些地名集中于此，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真相）。于是，在襄汾就挖出了陶寺遗址。但这个结果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人文聚集的晋南的确有比二里头更早的遗址，忧的是，陶寺文化既不是二里头的源头，也无法归为现在发现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
和古文献研究者不同的是，考古人可以算是坚定的“实证主义者”，没挖到“夏”不能硬说挖到，因为考古学界也承认，陶寺“礼器组合种类齐全……看不出‘重酒好酒’的倾向。这也大大不同于后来二里头至殷墟王朝以酒器为主的‘酒文化’礼器组合”。此外，晋南的夏县也被顾名思义地勘探过一番，只是掘出一座战国时魏国安邑城址，称作“禹王城”。于是，陶寺只好茕茕孑立地存在于“夏代”之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大地上。
不过陶寺文化也不是非常孤独，书中还介绍了差不多与陶寺同时，在嵩山到郑州之间，黄河南面支流分布的许多城址遗址。虽然这些城址在规模上远不及陶寺，但在时间上又与之相近，这些古代文化以河南新密市新砦文化为代表，集中出现于龙山文化末期，二里头文化早期，大有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涌现于“中原”大地之势。虽然作者没有言明，但文字之间的暗示非常明显，二里头的北面寻不到“夏”，或许可以在南面找到“夏”的踪迹。为什么没有言明呢？因为新砦文化遗址规模都不甚大，也无遗物或文字支持这一设想，只能是“聊备一说”。
以二里头文化为“夏”，那么要窥夏之原始，前人寻到陶寺，留下无解的困扰；今人弃北缘而觅南踪，为新砦文化说铺垫，虽然朦朦胧胧，但总不离“中原”。许先生这本《何以中国》的大意基本就是这样。
觅夏之旅
总的来说，《何以中国》代表了中国田野考古研究的最新进展和主流观点。向公众推出了“三代”探源“夏之初”的当前设想，但是，正如该书明明要立新说，却不能明确直白，总透着一些底气不足。因此，该书除呈现了当代中国考古的重要成果外，也暴露了现实存在的许多问题。要更好地评点《何以中国》，我们需要先把这本书还原到当代中国考古学的体系和内在诉求的整体脉络中考察一番。
中国考古学发端于上世纪之初，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既是北京周口店“北京人”化石的发掘者，又是中国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命名人（仰韶村位于距偃师二里头不远的渑池县）。由于仰韶文化分布呈现从中国西部向东延伸扩展的趋势，被认为与当时流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不谋而合，此次发现大约在1920年左右。差不多十年后，中国考古学家吴金鼎等人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发现城子崖遗址，将这一惊人散布于中国东部黄淮海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称作“龙山文化”。
从此以后，东“龙山”西“仰韶”就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要的两个分类体系。傅斯年著名的《夷夏东西说》一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出的，代表了现代考古学在民族主义气氛下一种有趣的表达。龙山文化发现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安阳殷墟的发现。这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第一个结果，商代从只有零星记录的传说时代，变成一个真实存在（过去只有“周代”是个明确无误的实体），这不禁促人联想，既然夏商周三代落实了两个，那么居于首位的“夏”的发现也将指日可待；第二个结果，考古学通常把城市的出现（即有君主、城邑、金属加工、聚落分工、财富分化标志）等同于文明的起源，所谓青铜时代，在此之前则是旧 / 新石器时代。那么“夏”代作为中国文明之初，又与哪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衔接得起来呢？这也成了一个问题。
二十世纪的考古人遗憾地发现，无论仰韶还是龙山文化，都离“三代”文明还有一段距离。
考古学不是靠“炎黄”传说就可以一笔带过的文字游戏，既然沿着“三代”往前逆推尚有难度，那么，沿着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顺推，看看哪个考古学文化能往后接上“夏代”的弦，这也是一种方法。事实上，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源头通过考古发掘，已经从仰韶、龙山的东西对峙，扩展到加上豫、陕间庙底沟文化的三足鼎立；再通过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西走廊北部的红山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变成了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满天星斗”。也就是说，符合文明萌发基础的文化遗址发现了很多，这些“星斗”按不同算法数量从六到九不等，而且不仅在“三代”核心的中原，更分布在传统“华夏”的边缘。“三代”的源头没找到，反而找出一大堆“星斗”。
换句话说，本来的问题没解决，反而找出一堆新问题，就和陶寺文化一样（陶寺被认作山西龙山文化的代表），无法解释现状，只能暂时“悬置”起来。问题就出在“满天星斗”这里，“满天”既多且无序，表明现有的解释体系无法包容这些多元的起源。其次，这还产生一个附带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解释模型，那么对考古发现的结果无法提出可行的预测，难免造成“打哪儿指哪儿”的状况。这就意味着，对现有文化遗址起源的探索，只能碰运气，今天中国基础建设如火如荼，不知何时会挖出新的更早的遗址，今年确定的“最早中国”，或许会因为后年发现更早的遗址，而尴尬搬家——这也是许先生无法名正言顺地提出新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起源的原因，谁知道哪个新建的高铁建设工地会不会挖出“更早的中国”。
比如，2012年被列入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陕西神木石峁古城遗址，同样在时间上符合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建筑规模和出土器物的等级方面也远超新砦文化的诸多古城遗址。但这已经跃出《何以中国》一书的讨论范围了。
度夏之方
我对新砦文化究竟是否二里头文化源头持保留意见，只对“何以中国”提一些个人看法。许多学者都喜欢引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何尊铭文》里，据说是周武王克商后告天的语句：“余其宅兹中国”，于是把“中国 / 中原”视作一个久远的概念。但换一个角度想，周武王是克商之后才有机会“宅兹中国”，那么在克商之前，显然商人“宅兹中国”，周人在“中国 / 中原”之外，克商后，才有机会“搬到中国”。结合之后的“秦、北朝、唐、元、清”等朝代来看，他们“宅兹中国”同样存在一个由外而内的动态过程，那么夏、商是否亦然？再继续“身在中原找中原”的起源，是否合适？
其次，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虽然在近年出现了一些包括“后过程主义”在内的“新考古学”的萌芽，但在方法上依然深陷“类型学”的窠臼。正如许宏先生所言，考古学文化所讨论的时间跨度动辄以数百年为单位，要依靠类型学排序，其实有很大难度。比如，我们知道外貌非常相像的一对父子，是儿子遗传了父亲的基因，而非相反。但两件相似的器物，由于时间跨度极大，其实很难把握“父子”关系。而一旦被“中原中心说”束缚——所有文化都是从中原向外传播的——就很可能混淆文化流动、人群迁移的“源”和“流”，比如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源流关系。因此，我们亟须在方法上跃出考古类型学的局限，提出更有效的文化传播模型。
第三，许先生在书中一方面依靠扎实、详尽的考古报告支撑其观点，另一方面也非常自信地使用了传说与传世文献，比如“大禹治水”传说。这是非常可贵的，考古学者不只需要利用实证材料，其他方面也没有理由放弃，只是需要结合更加全面的视角。
结合上述提到的上古人群由外而内“宅兹中国”的动态过程，早期人群迁移存在固定的路径，与中条山以南的二里头文化发生密切互动的始终应是人文荟萃的晋南地区，而非文献无征的嵩山一线。以“尧都平阳”（临汾）和“舜居蒲坂”来看，自古以来，存在一条从吉县黄河渡口经过蒲县到临汾平原，从而翻越吕梁山的路线。
那么再来理解关于“大禹治水”传说的源头，来自战国的尸佼《尸子》记载有“古者，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这里的“洪水”可能只是一个地名。我们根据人类迁移的观点来解释此段，可以这样理解：在吉县以西龙门渡口未开通之前的早期人群，更多是从更上游的（离石）孟门渡口从陕北渡河辗转进入山西，并沿汾河而下中原。直到龙门渡口开辟之后，陕北人群比较易于从更靠近晋南的地区渡河，经过吉县、浦县穿过吕梁山进入晋南，开始了斯地繁荣的人文景象，最后移居伊洛之间。后人所谓“治水”，全是从《尚书·吕刑》中的“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寥寥数语中，凭字面演绎出来的。这样一个观点，也能比较好地解释石峁古城遗址和陶寺遗址的存在，在此聊备一说。
以中国考古学界孜孜以求“夏”的内在诉求来看《何以中国》，就可以读出学界此时的渴望与踯躅，由于缺乏有效的模型，“夏”无处寻的困境或许将继续困扰着在中原大地上遍插洛阳铲的考古人。要么等着建筑工地的又一爪抓斗，要么等着盗墓者再次“立功”，如果没有更有整体性和预测性的理论新范式，考古学仍将是一种亦步亦趋的后见之明。
发现龙山、红山以及良渚的前人或许提供了不错的榜样，不必畏惧中原 / 中国的源头不在中原。中原不是文明之源，但仍可以是中华文明茂盛的舞台，何况这个可觅的近源并不遥远，也更能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本意。“上穷碧落下黄泉”，许宏先生结合当前的考古材料提出了值得讨论的观点。不论结果如何，对我们将来的研究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唯有站在前人奠定的坚实基石之上，我们才能看得更远。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12/21/1217826.shtml
《何以中国》读后感(四)：“何以中国”，这么叫真的好么？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没有看过这本书，不知道“何以中国”是不是古人有这样的原话，有人说，中国是名词动用，但我觉得取作书名，总是欠妥。
《汉语大词典》【何以】1.用什么；怎么。《诗·召南·行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南史·陈後主纪》：“監者又言：‘ 叔寶 常耽醉，罕有醒時。’ 隋文帝 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 明 高启 《卧东馆简诸友生》诗：“何以度兹運？相勗蹈其常。” 冰心 《寄小读者》八：“为着人生，不得不别离，却又禁不起别离，你们何以慰我？”2.为什么。《诗·大雅·瞻卬》：“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论语·季氏》：“夫 顓臾 ，昔者先王以爲 東蒙 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唐 韩愈 《秋怀》诗之七：“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续资治通鉴·宋孝宗隆兴元年》：“ 琚 固辭， 金 主曰：‘卿之才望，無不可者，何以辭爲！’” 巴金 《灭亡》第八章：“大家有点愕然，不明白他何以会这样不高兴。”3.用反问的语气表示没有或不能。 汉 刘向 《列女传·楚江乙母》：“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 金 王若虚 《论语辩惑总论》：“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有譽則有毁，聖人亦何以異哉？” 明 刘基 《袭封诚意伯诰券》：“古稱名世，何以過之？”
《现汉》第6版524页：何以。书面语。副词。（1）用什么。何以教我？何以为生？（2）为什么。既经说定，何以变卦。
“何以”是个副词，它后面接的是动词、形容词和动词、形容词性的词组，而一般不能跟名词。（何以故？就是“何故”，佛经多见）当“用什么”讲，何以，就是“以何”，以是用的意思；当“为什么”讲，何以，就是“因何”“为何”的意思，以是因为的意思。
我们统计了下豆瓣上有“何以”的书名。
（1）接动词类的
《衾何以堪》《情何以堪》《历史，何以至此》 《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大地何以怒吼：地震和火山的故事》《何以为生》《美人何以恨倾城》《何以三代以下有乱无治：明夷待访录》《智慧何以被善良蒙蔽》《鲁迅时代何以为生》《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进步的悖论》《高等教育何以为高》《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何以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在是动词，意思是：在于，取决于。见现汉1619页）《时光何以染尘埃》《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情深何以许棠心》《嫂嫂何以成妻》《何以无所无惧》《学术何以失范：大学学术道德失范的制度分析》 《中国何以说不》《学校何以难办》《过河卒子，何以适之：胡适论人生》《戏史何以需辩》《中美学生数学学习的系列实证研究——他山之石，何以攻玉》（何以作怎么讲，与“如何”意思差不多）《马云何以成大事：价值千亿的创业与人生真经》《青春何以为殇》 《柳传志何以成大事：管人 管事 管企业的72个方略》《何以遇见你》《星火何以燎原》《知识何以可能》《绩效管理何以见绩效》 《道何以言：兼论中国古代道家哲学的语言学问题》《何以构筑美好的家园：谈环境污染》《苦旅何以得纾解》《生命何以延续：苦旅何以得纾解》《李嘉诚何以成大事：做人做事做生意的80个方略》《法轮功何以成势》《现金何以“为王”——企业现金流期权定价研究》《曹操何以成大事》 《何以成人：马克思关于人的范畴研究》《何以星辰不灭》
（2）接形容词类的
《再问人何以可能——中西经典思想批判讲演录》（可能是形容词，《现汉》734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何以可能》《现实的主体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概念研究》《中国何以文明》 （文明是形容词，见《现汉》1364页）《世界何以辽阔》《民族与国家何以和谐：云南沧源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和谐是形容词，《现汉》524页）《吏治何以清明》 《善待与共存何以可能：环保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廉洁城市何以可能》《四肢结构论——关系主义何以可能》
何以家为，以何为家。何以伐为。何以战。
《何以笙萧默》
《何以情生》
《何以中国》读后感(五)：中华文明何以形成于中原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指出：“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一个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下仍然活在现在之中的过去。”社会对历史、考古等学科的关注对于学科发展会有深远的促进，但同时高深的学科面对大众之时，如果没有得到专业合理的解读，也容易给大众带来误解，比如长期以来，在大众眼中考古学就是“挖宝学”。
考古学者高蒙河在《考古不是挖宝》（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9月）一书中指出，向大众介绍专业的考古学是极富魅力的学问，考古学不仅仅是简单的“形而下”的考古工匠，光会挖不行，考古学家是善于通过“形而上”的去发现历史，发掘历史奥秘的学问家。上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通过考订甲骨文的年代将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就的商王谱系证实为“信史”的过程，探索出用传世文献和地下文字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深深的影响了近百年来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秉持着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精神，将中国的“信史”事业进一步深化，是中国多少代考古人的信念与梦想。
在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中，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一直以来是讨论最多的话题，既有千年之际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订夏商周三代年限，又有历代考古人对于古代城邦形成的遗址考察。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的泰斗苏秉琦先生在的“满天星斗说”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共识。他通过考订史前时代各地区陶器的纹样、形态和年代，提出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在中华大地依据地理方位的不同诞生了六个各自独立的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 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
苏秉琦先生所划分的六大文化区，分别是在今西北甘肃青海一带的齐家文化系统，在今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地区的红山文化系统，在黄河下游、山东一带的龙山文化系统，在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系统，以及长江下游流域的有良渚文化系统，以及在山西东部、河南中西部地区有仰韶文化系统。即苏先生的六大文化区概念奠定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雏形，也证明中华文明是多源头多中心的存在。这些理论在大师身后的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得以问世，这本书通俗易懂，在问世之初得到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
但中华文明如何从多文明的源头汇聚成大一统的帝国，还是要从考古学，尤其是关于古代都城的考古挖掘中一探究竟。《说文解字·口部》：“国，邦也。从口从或。” 段玉裁注：“戈部曰。或，邦也。古或國同用。邦封同用。”在可查的文字记载中，最早出现的“国字”是在西周的毛公鼎铭文中，此时“国”的本字还是“或”字。古汉语中的的每一个字都由声符和形符组成，“或”字的声符为戈，形符为“口”，口为国之疆界，戈为保家卫国之器，执戈守城之地为国家之雏形。
这一点在考古学的实地考察中得到了验证。1972年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挖掘出土的姜寨遗址，是公元前4600~44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最典型的环壕聚落。所谓环壕，指的是聚落四周依天然河道流向形成，并具有人功挖掘的环绕聚落的沟壑防御体系。姜寨遗址处在渭河平原的开阔地带，面积近1.7平方米，在此考古学者发现了比较完整的房屋有120座，灶炕有260个，这些房屋和灶炕都环绕着中心广场分布，所有的房屋都是有人居住的，且呈半地穴式的构造，可见无论是在村落布防还是在建筑构造上，最早的城市的专注需求都是为了防御。
在姜寨遗址中中共分五个建筑区，每个建筑群都有一个大房子周围若干小房子构成，五个大房子中两个位于正北，一个正东、一个正西，还有一个正南，这五个建筑群的房门均朝向中心广场，共分为五个建筑区，每个区域都有一些小院落围绕着一个大房子，房子周围还有蓄养牲畜的圈栏，可见聚落中已经由不同的氏族共同居中，聚落中的功能分区明确，除了居住区，聚落范围内还有陶窑区和墓葬区分布，城内分区明确，基本上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这一历史时期，在考古学家眼中称为“邦国时代”。
邦国时代，又被称为古国时代，虽然考古学家对于这一名称的讨论仍然中说分与，但达成共识的是此时的邦国还无法呈现一个王国的形态。在此之后，距今5000年左右的历史中，中华大地上还出现了在今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陕西生神木市的石峁遗址，等占地面积超过百万平米的大型史前古城遗址，虽然考古学家至今无法证实巨大的古城是否有今天城市的作用，但是从一些城墙基址的挖掘中，可见早期古城的主要作用仍旧是构造防御体系。
日本考古学家宫本一夫在《从神话到历史：夏王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中强调考古学家的责任在于对考古遗存的研究，通过梳理出土文物的器物类型来推断出文化的演变轨迹，是严谨的科学，而非简单的用于证后世史学家记载于传世文献中掺杂着史家主观性的“历史事实”。
早在1943年，中国老一辈的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通过对前代文献的梳理，指出最有可能找到夏代文化遗存的两个区域：“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
1959年的夏天，徐先生以71岁高龄亲自带队寻访河南登封、禹州、巩义和偃师等地，发现了如今被考古学界公认为夏文化典型代表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处在公元前2000~1600年之间，有着大型城址，城址中有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还有专业的工城基址，可见从姜寨时期的陶窑分区到二里头遗址的工城遗址，原始聚落文化中的手工业、冶炼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极大的提高。同时二里头遗址外围还有大量的铜矿、铁矿遗迹，可见此时城市的规模变大，并具有一定的文化辐射性。
在二里头还有大量墓葬遗址，出土许多随葬品，且随葬品种有来自南方文化系统、东方文化系统，乃至西北文化系统的各种彩陶、玉器制品，最关键的是二里头文化呈现出多级文化的分布，在二里头遗址周边有着主从式的分布特点，在二里头的周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聚落文化遗址，这些遗址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早期的城址文化的兴起受到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陶寺文化的局限性在地理的局限性上更显一斑。陶寺文化地处临汾盆地，东有太行山，西有广袤的森林地带，北边为丘陵区，南边为黄河最险处的三门峡，无论哪个方向都很难有大范围的拓展，而二里头遗址文化却具有极强的拓展性与极大的辐射网。
二里头遗址南依海拔100~300米的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腹地，许宏指出，从地理大势上而言，嵩山正处于中国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分界点上，从二里头往下在其东部和南部分别是黄河水系、淮河水系和古代济水水系的放射状外流区，向南由中原腹地至南阳盆地后，还可与汉水流域的石家河、屈家岭文化相连，向北沿太行山与燕北的红山文化区相连，向东向西沿黄河行进可与关中平原的仰韶文化区和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区相连，二里头文化既继承了这些文化区的优势，同时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这些地区，甚至在汉水流域还建造出盘龙城这样的大型的“卫星城”。宫本一夫指出盘龙城应为二里头文化的畿外地区，而二里头所处的中原腹地为畿内地区，畿内地区和畿外地区分别在政治上有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的地位（许宏书第135页）。
宫本一夫继而在论证陶器样式时指出，二里头的陶器文化有明显继承山东龙山文化后期代表——王湾三期文化的陶器形制特色，虽然叫山东龙山文化，但此时的其文化覆盖面积已经影响到河南的中东部地区，同时作者指出从王湾三期文化转向二里头文化的过程中，洛阳一带出现大量密集的聚落遗址，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向心式的聚落网状分布，而这种形态在此之前的历史中未见先河，具有早期国家的特色。
随着八十年代偃师商城的出土，如今偃师的二里头文化被公认为夏代中晚期以及商代早期的遗址，虽然在二里头并没有找到文字符号的记载，其先后有四期文化阶段，也无法直接认定哪一期具体分属夏商两代的历史时期，但仍旧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开创作用。
1978年被发现的陶寺遗址，一定意义上印证了徐旭生先生的考证。陶寺遗址处在公元前2200~2000年左右，位于山西省西南部的临汾盆地，作为龙山文化末期的代表城池，最初挖掘的是陶寺的墓葬遗址，其中编号M22的大墓就出土了上百件随葬品。其中包括大量的彩陶制品以及猪肉等牺牲，还有打磨过的动物骨骼制品的工具，其豪华程度可见一斑。自1978年至今陶寺遗址仍在不断挖掘，如今光出土的墓葬有数千座之多，且墓葬呈现出“金字塔”式结构的分布，据考古数据显示1%的墓葬中有大量随葬品，10%的墓葬中有不足三十件随葬品，而其余墓葬中没有任何随葬品，可见此时的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分化已经日趋明显。
在陶寺出土的随葬品中又以彩绘的龙盘和鼍鼓最为知名。所谓“鼍”就是扬子鳄，彩绘龙盘为蟠龙纹彩陶大盘，只有在1%的墓葬中才能出土，而且每个墓仅有一个，而且蟠龙造型似蛇似鳄。而且陶寺墓葬的随葬品中还有一些极具良渚文化特色的玉圭出土。另外，扬子鳄并不游弋于陶寺遗址所处的黄河中游地带，可见这些随葬品是多种文化交融的产物，而非陶寺本地文化的特色。
在挖掘了大量的墓葬遗址之后，陶寺遗址才挖掘出城墙基址，遗址由城墙圈围出的面积有280万平方米，城墙长约7千米，宽度为7米左右，高度至少为1.4米，足以抵挡他族的攻击。在遗址的形制上近乎于一个都邑遗址。
陶寺遗址的兴起之所以受到学术界乃至是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乃是其所出土的地点，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所传的尧都“平阳”位置近似，但《左传》中所载平阳亦是夏朝的都城之一。由于中国历史中的五帝的前三位——黄帝、颛顼、帝喾所代表的文化都城遗址至今仍不可考，而且新石器时代、乃至夏商两代的都城遗址屡次迁徙。虽然陶寺遗址高度疑似尧都，亦或是禹都，即使在很多人眼中陶寺遗址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之地了，但由于其文化属性与如今公认为夏代文化遗址的二里头遗址并没有文化的传承性，故而陶寺遗址的文明开创性并未得到考古学者的认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在《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3月）一书中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指出与陶寺都邑“巨无霸”的庞大气势形成对比的是他的“国土“面积并不辽阔。严格说来，陶寺并不应具备后世国家的疆土、疆域概念，但是以陶寺都邑为中心，周边的陶寺文化聚落分布，主要集中在其周边不足20千米的地带，其文化圈的影响并没有超过临汾盆地的范围。另外从其墓葬的随葬品中可以发觉陶寺的墓葬文化吸收了诸多其他文化系统的精华，但并未在同时期全中国的其他文化中找到陶寺文化的影子，由此可以确之陶寺文化只具备地方性的影响，很难构成国家性的广域化的影响。（第17-19页）。
另外，文字的出现也是标志着文明的诞生。1984年在陶寺遗址居住区的编号H3403号灰坑，出土的一件残碎陶扁壶上有朱红才貌比的笔画痕迹，其中一个符号类似“文”字，另一个释读不清考古学家也多存争议，而近年来有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一处出现“文”字符号的陶器残片可见此非孤立，但如若仅是陶器上仅有的一两个符号，也无法构成长篇累牍的文句，那么此处是否有文字，乃至文明尚无法轻易定夺。
从姜寨到陶寺，再到二里头文化的挖掘，见证了新中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就此让我们重新去审视中华文明到底从何时何地孕育而成？
《何以中国》读后感(六)：公众不与、何以考古
吉林大学的陈胜前老师在近年出版的著作《思考考古学》中，关于考古学的价值论，自诩“沙发考古”的他，对于考古学的社会价值加以伸张，那就是鉴古知今，通过研究人类早已消失的过去而最终关照现实，其言外之意，考古学与时代紧密相关，不能脱离社会的需要。其实，关于公众考古学的关注，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李济、苏秉琦、张忠培等人都将考古学成果的公众传播作为自己考古生涯中的重要部分。而今的考古学界，徐苹芳先生的学生许宏先生、张忠培先生的学生高蒙河先生，是公众普及性考古学读物的丰产作家，对于《考古好玩》、《考古不是挖宝》、《何以中国》、《最早的中国》四本作品已经略读而过。现在选出其中印象最深的《何以中国》，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感受。
第一部分，本书脉络梳理。
如果说考古学可分为室外（田野）考古和“沙发”考古两部分的话，我想许宏先生的另一本著作《最早的中国》，更多的是他作为二里头队队长对于二里头遗址田野发掘工作的简介，其思想性，可以说范围广但深度浅，偏重“室外”的介绍，极力避免从文献角度讨论二里头的祖属问题。而《何以中国》一书，则以考古学文化遗存从而判断族属的方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文化演进的面貌。虽然其链式分析尚有证据不足之嫌，但我们仍能从中学习到许宏先生完全以考古学材料重建上古史的这种方法，充满着“沙发”式的推断。
全书共五节、一解题、一余论。以总分总结构书写全篇。
一、序章之探究思想
许宏先生的序章名为“解题”，在阐述了书名之由来后，便写明了许宏先生对于考古学材料应用的个人看法，即结束了上世纪所谓“证经补史”阶段后，进入而今的重构上古史阶段。（以纯粹的考古材料书写历史，在文献记载严重匮乏的西方上古史的构建中似乎早已得到广泛及熟练的应用，例如古埃及王国史、印度上古史等。）
二、考古材料的描绘、组合
所谓2000年前的中原图景，首先应明确中原地区的概念，但许宏先生似乎并没有明确指明其范围，依其选材，遵照张宏彦先生《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一书中区系论关于华北区的界定，即“渭水流域及晋豫陕交界地区”、“郑洛区”中的一部分，与苏秉琦先生《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关于中原的定义亦不相同。作者自述为“大河以东的晋南地区”、“大河以南的嵩山一带”。个人认为在二里头文化传承系统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如此的范围选定十分不严谨。
范围之内，许宏先生将晋南陶寺遗址、嵩山地区的龙山文化诸遗址（嵩山以北王湾类型、嵩山以南煤山类型）、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新砦遗址、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四组遗址作为典例，以诞生了早期礼乐制度的陶寺文明的神秘衰落、嵩山地区龙山文化诸小城邦的混战与融合、新砦集团在混战中的胜利与向偃师地区的迁徙这一过程，论述了二里头古国的形成机制。
三、二里头文化形成后的扩张即国家形成之探讨
二里头文化自形成之日起，便开始了对周边地区的扩张，包括北至沁河、西北至晋西南的运城、临汾地区，西至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抵豫鄂交界地带、东至豫东开封地区。关于学界有争议的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头文化之关系，许宏先生支持了邹衡先生的观点，即两者有密切关系。对于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又假以“铜与盐”之说。最终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软实力”作为二里头文化对外扩展、催生“中国”的最终动力。
第二部分，关于“花间壶酒侃考古”的看法
进入21世界后，中国公众考古事业得到了极大发展，考古体验、中学考古社团、考古夏令营、考古志愿者等各项活动方兴未艾，与此同时，面向大众的通俗性考古读物也层出不穷。这些行为自诞生之日起，便毁誉参半。曾听学友说起，著名考古学家齐东方先生在讲座中便对公众考古透露了一些看法，他认为考古应该是一小部分人所进行的严谨的科学探索，公众考古，不应大力提倡。关于这种看法，我们可以以一个极端的例子来揣测，例如：消失于公众视野千年的秦始皇传国玉玺出现在了湖边渔村，但是当地的民众并没有考古学的相关认知，于是，把玉玺当做石头，当做固定矛头的重物，重新被扔到了数米乃至数十米的水下。由此可见，考古学公众参与度的提高，对于学科自身的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岂能因噎废食？《古诗十九首》云：“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不惜歌者苦，但悲知音稀。”如果考古学仅仅是考古学家的考古学，那么，在对一般人来说佶屈聱牙的发掘报告的阻碍下，考古学家们必将感受到“歌者”之苦。“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在更多有价值的遗存遗物被破坏前，我们有什么理由来停止提高考古学公众认知的脚步呢？
2015年，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先生逝世30周年，在此，我想引用夏作铭先生关于公众考古的看法，作为自己的观点：“考古学要为群众服务，同时要发动群众；只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考古学的发展，才有巩固的基础和广阔的前途。”
《何以中国》读后感(七)：中华文明广域王权国家的起源
看许宏老师的微博，是我考古学阅读的一个立足点，由此了解考古发现的最新成果，并进行扩展阅读，两年来，受益匪浅。许宏兼顾考古挖掘的脚踏实地，扎实的理论基础，开放的心态和视野，与大众交流的态度，可谓当今中国考古学传播的第一人。之前读了他的《最早的中国》，对二里头这个华夏华明的成型者有了较多的了解，而在《何以中国》里，许宏把视线投向了二里头之前的龙山时代，在2000BC的中原地区，城邦林立，战争不断，各早期文化在外来技术的影响下，加速了冲突和融合，陶寺、石峁、新砦等等城邦相继繁荣和衰亡，石家河文化、大汶口文化在中原地区碰撞渗透，最终形成了二里头这个中华文明的初始广域王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