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战争》读后感10篇
《和平与战争》是一本由[法] 雷蒙·阿隆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0元，页数：8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是否一定不能静态地定义人口过度，而是应该动态地加以定义，主张人数曲线比资源曲线上升得快就是人口过度吗？①如果每一个社会都是同质的，如果所有的社会都属于同一种类型，那么这种定义令人满意。过去，收入分配有时一成不变，以至于大众的痛苦随着人数增加而加剧（工资降低），而特权阶层的财富却一味增加。这种情况我们还谈什么人口过度吗？在我看来，如果人口过度的特征是“数量众多引起的贫困”（也就是说，人民所以贫困是因为人民的数量日趋增多），它就是一个人口过度问题。然而，根据上述定义，比较人口图表和资源图表将得不出人口过度的结论。另外，人口的迅速增加、年轻人的增多是19世纪欧洲的典型现象——布杜尔认为它是一种爆炸性形势的特征——也不属于人口数量图表和资源图表对比所定义的人口过度。欧洲人口在19世纪比其他任何一个世纪都增加得更多，尽管诚如我们看到的，数百万人迁出欧洲。仍然待在旧世界土壤上的人口数量大量增加，而人数曲线并没有比资源曲线上升得快。德国的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至1914年：因此，从人口过度的严格意义上来说，人口过度的现象并不存在。德国人的好战性只是简单地缘于其生物学上的物种活力吗？
我本人过去曾经设想过另一种定义：一旦人口中间有一定数量的人，由于社会环境的作用，被迫闲散而无所事事，现成可以当做职业军人使用，他们被消灭也不会导致人口的减少，难道我们不可以说存在一种人口过剩吗？仔细思考以后，我必须指出，那种定义的现象——我愿意称之为人口过剩（surplusofmen）-极为常见，因此不可能对人口数量和好战性之间所有关系展开研究。古代社会持久存在着此类“人口过剩”。这一特定概念指的是，某种社会视劳动为主要活动，视战争为某种奢侈活动：希腊城邦公民的情形则截然相反。社会并没有忽视劳动对于确保生存乃是必需这一明显事实，但公民自我献身的是政治和战争。欧洲社会由于没有经历奴隶制，只有贵族才有承担冒着生命的风险拼死沙场的责任，社会组织的刚性甚至比技术停滞远为强大，从而以一种非常普遍的方式造成了人口过剩。军队看起来总是再寻常不过了，因为它们要么通过职业（贵族）要么通过奴役（失业人员或游民）来动员社会闲置人员，前者的死亡被视为荣耀，一种国家殊荣，后者的死亡则被视若草芥，无关紧要。民主时代和职业文明则拒绝这种原则上的分类。
4 格雷厄姆·T·阿利森
雷蒙·阿隆《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论》
温斯顿·S·丘吉尔《英语民族史》
6 斯坦利·霍夫曼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让-巴蒂斯特·拉辛《安德罗玛克》
罗歇·马丹·迪加尔《蒂博一家》
夏尔·戴高乐《戴高乐战争回忆录》
雷蒙·阿隆《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论》
《和平与战争》读后感(三)：东方早报书评
矗立在和平与战争之上的……奴役与自由
李公明 发表于2014-02-23 08:39
在暖和温馨的春节过后，寒冷骤然封锁着南国，诗人喜欢吟诵的那句诗看来真应改为 “如果春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
在暖和温馨的春节过后，寒冷骤然封锁着南国，诗人喜欢吟诵的那句诗看来真应改为 “如果春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
春节期间埋头匆匆读完大部头的《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朱孔彦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9月），确有震撼之感。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该书都是属于那种抱负极大的著述，其视野之恢宏、目光之深邃、思维路径之繁复，在同类著述中实不多见。事实上，雷蒙·阿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而是以其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背景以及古今纵论的多元视角纵横穿越，以其保守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博大精深的人文素养全方位地论述国际关系论域中的核心议题。但是，为什么“法国同胞对此书大加赞扬，美国同行却贬损有加”（中文版序）？除了感情、偏好和该书“瑕瑜互见的显著特点”（同上）之外，我想可能也与美国学者所熟习的体系框架与研究路径存在的差别大有关系。就个人阅读而言，如果说阿隆在该书中对国际政治关系及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的“不可简约的复杂性”、难以预测性和可能性等结论能够使读者避免国际关系观念及政策分析中的决定论与自负傲慢倾向是一个重大收获的话，我更愿意关注他如何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寻找出路、提出他的国际关系中的道义观。
丹尼尔·J. 马哈尼和布里恩·C．安德森在该书的“交易版前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甚至把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一视同仁，认为国家无一例外地追求它们的国家利益。但在阿隆看来，视‘基督徒’和‘野蛮人’之间没有任何道德差异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这不道德，即便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也不明智”。他们认为，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了民主国家对政治强盗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雷蒙·阿隆提出了他的“审慎道义观”（morality of prudence），并认为“这符合国际关系的对抗性，然而也认识到共同的人性和某种道义的普世性”；“这抓住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正确的一面，而矫正了两者过分的一面”（第7页）。
在该书中，阿隆从多种角度切入了国家政权（他更愿意称为“政治单元”）的性质与国际关系的相关性。在第十章“国家和政体”中第一节就是“政治体制”，他提出的问题是“外交政策在多大程度上随着政体而变化？让我们直接表明我们的立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答案可能因时而异，因势而变。在我们的时代里，政体的改变引起了外交的巨变。意识形态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一直就不亚于社会组织的影响”（第270页）。他说：“在我看来，一个显而易见但常常遭致误解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没有根除国内政治的暴力，我们就无法设想没有暴力的外交。某一个国际社会成员国内部发生的事情，对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国来说，不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第697页）因此，他在全书中不断谈到斯大林体制对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比如从“为什么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能够挺身而出反对暴君，终结‘个人崇拜的统治时代’的罪行呢？”的问题认识到恐怖理论、专制原则“使所有人都沦落到集体无能的境地”（第166页）。他指出，“事实上，只有把苏联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结构联系起来，才可以透彻地理解它处理与希特勒、与它的卫星国、与‘二战’期间的美国，以及与当今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行为模式。”（第274页）那么，对国际条约的法治性质的实现就无法作出乐观的设想：“设想嘲弄多数原则、操纵选举的共产主义领导人将自发或者习惯性地尊重国际议会多数投票作出的决定是荒谬的。”（第701页）
从某些方面来看，阿隆的这些论述是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与威尔逊主义相通的基本思想。威尔逊认为在实现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中，由于选举权的普及与舆论自由，好战、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很难成为主宰国家外交政策的国家领导人；同时由于权力制衡的机制，穷兵黩武的战争扩展政策很难得到通过和成为现实，任何试图以国际矛盾转移国内政治问题的关注视线的想法和行为都将被自由的舆论所揭穿。当世界各国都实现了这种宪政民主制度的时候，民族自治、裁军和公开外交等政治原则成为国家外交的道德原则，发动战争的风险会大大降低，世界的持久和平将是可以期待的事情。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基础上提出了美国外交四项原则：一、美国无意攫取别国领土；二、美国外交的主要手段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征服；三、美国不承认任何通过暴力获得政权的外国政府；四、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恪守信用，遵守道义，由此而完善了他关于持久和平的设想。他的思想对美国外交政策有着影响深远，美国在国际外交中的价值观念无论如何变化也能发现这种影响的持续存在。在2011年，当美国对利比亚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之后，“新威尔逊主义”的说法备受关注，美国《国家利益》刊登了关于“新威尔逊主义胜利”的大辩论。
如果说威尔逊主义由于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容易被看作仅是一种空想的话，那么从国际关系的现实层面来看，人们起码可以从反面来思考这样的问题：一个民族国家距离基本的现代民主社会标准还很遥远的时候，实际上就并不具备以民族国家的人民主权代表的身份参与国际协商、公平竞争等与外部世界相关事务的合法性，更不可能公正地充当主宰外部世界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大国。简单地说，其他国家凭什么相信一个缺乏社会公正、商议性民主和个人自由等观念和实践的国家能够给国际秩序带来公正、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与利益协调呢？
回到雷蒙·阿隆，不管他如何批评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一面，他仍然坚守着基本价值观念的底线：“在本质上是极权主义和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之间，一个人选择了前者或者在两者之间看不到任何差异，即便他没有皈依所谓的新信仰，也就是对基本价值观念视而不见。”（第639页）我认为这可以理解为，在他关于和平与战争的种种考量之上，仍然矗立着奴役与自由的根本性问题。
在这里可以联想到雅克· 德里达的政治哲学著作《无赖》（汪堂家、李之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4月），它讨论和批评的是无赖国家，他认为美国就是“首要的和最粗暴的无赖国家，就是那些无视和持续违反国际法的国家，这类国家恰恰以国际法的捍卫者自居，以国际法的名义讲话，每当它们受利益驱使，它们就以国际法的名义对所谓的无赖国家发动战争”（第128-129页）。显然，无论是德里达还是另外一些国际问题研究者，都认为美国喜欢给别人贴上“无赖国家”的标签，然后进行讨伐。且不论他对美国的激烈批评在何种角度和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起码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的是，这种典型的德里达式的国际政治批评表面上看来带有激进的最高级修辞特征，但是它的基础是一套更复杂、更内在的论述：它虽然不是以系统的、明晰的论述表达，而是更多掺杂了自我分析和词语分析的思想独白，但是他讨论了诸如民主、自由、友爱等词语的种种内在限定性，以及当把它们简单地延伸到外在的“世界化”之时所遭遇的困扰。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某些被认为遭到美国粗暴地贴上对外的“无赖国家”标签的国家，是否真的不存在对内的“无赖”行径的国家行为呢？进而，对美国的对外“无赖”的批判如果是合理的，为什么就不应该同时也导致对一个国家建立在对内“无赖”基础上的国家外交政策的怀疑与批判呢？
《和平与战争》读后感(四)：《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名言录（一）
1.军事战役的起伏，外交上的合纵连横，与变化无常的国家命运、与皇室或者社会阶层的竞争都息息相关。国际关系学与外交史一样，必须承认外交舞台上的事件和国内舞台上的事件之间的多重联系。
3.同质体系，指的是体系中的国家属于同一类型，遵从同样的政策观念；另一方面，异质体系，指的是体系之中的国家依据不同的组织原则，诉诸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念。
4.人，包括政治家，无法自由地决定力量分配，决定外交的中性或者意识形态特性。形势比人强。不要因为人们不喜欢一个存在的世界，就去梦想一个永不存在的世界，理解世界的多样性更为明智。
5.没有信任就没有共同体：如果人不知道从他人那里能够期待什么，他们就不再生活在社会之中。所有人都害怕，每个人都孤单。
6.城邦国的目标，就是政治的目标，不是权力，而是基于理性的生活。
7.自有文明以来，所有已知社会的贫穷问题、财富在共同体内部和共同体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暴力敛财与劳动致富的对比程度，这些事实都构成了阶级冲突或国家间冲突的结构性条件，也是回溯征服战争的一种解释。
8.人只有和他人在一起时才成为人，人不仅在家庭内部，而且是在广场或沙场之上，与他人一起进行论战或者战斗，以决定共同体生存的正当模式。
9.人类历史最悠久、持续时间最长的是中国。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维系帝国统一所依靠的是文人管理的中央政府、皇帝近乎宗教的权威、家庭和地方结构的持久稳定性，以及文化——所有的中国人，不管浩繁的方言多么南腔北调，却都使用同样的文字——的影响力。
10.政治，实质上是最富有竞争性的，个中原因在于每一个个体的利害关系，是等级结构中的位置或者指挥体系中的分量——我之所得必是他人之失。
《和平与战争》读后感(五)：《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名言录（三）
21.真正的现实主义盱衡现实的整体，真正的现实主义指导外交-战略行为，不是削足适履，使之适应对国际政治进行加工后的画像——描绘如果政治家明智地对待他们的自私自利，国际政治将要成为什么样的画像，而是使之适应世纪的激情、愚蠢、观念和暴力的性质。
22.审慎是政治家的最高德行。
23.审慎道义观，力图不仅考虑各种情势的具体特征，而且对原则和机会的争论也不是置之不顾，既不忘记力量关系，也不忘记人民的意志。度德而处，量力而行，相时而动
24.任何国际体系都未能、以后也不能实现平等主义。
25.国家不相互对抗，能够成长吗？国家不找到一个敌人，能够维持它们的生存吗？
26.我从来就无法相信，像中国这样强大、这样骄傲的国家能够长久地纡尊降贵，屈从于这种根本的劣势地位。
27.任何制度，除非它的特点在于立宪、代议制或者个人自由的一种或另一种观念，否则就不能坦诚地宣称它是合法性的化身。
28.只要我们没有根除国内政治的暴力，我们就无法设想没有暴力的外交。某一个国际社会成员国内部发生的事情，对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国来说，不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
29.文化多样性不是需要祛除的咒语，而是需要捍卫的遗产。
30.共同体的目标，归根到底是人民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不是离群索居的孤独的生活，并不是在众多“国家共同体”之外实现的，每个国家共同体都倾向于倡导某种特定的价值观。
《和平与战争》读后感(六)：摘自《经济观察报》1月6日高级编辑丁力的《我的阅读》
丁力
摘自《经济观察报》1月6日高级编辑丁力的《我的阅读》
以西历一年为期限评书，这种做法接近时尚。虽然国际政治研究不乏时尚的新理论，但国际政治实践最看重历史经验，以及从经验中得出的几条规则；其良好的操作手法接近于艺术，也与新理论无关。就其本质而言，现实政治的变化是缓慢的。因此，2013年新翻译出版的几本“旧书”仍然很有价值。
《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阿隆是一位“边缘人”：他与戴高乐以降的法国总统关系密切，却从未真正进入政治圈。他受到当时红遍法国的左翼的攻击，但右翼也不喜欢他。他的学术成就很高，而他的研究范围远非“社会学家”、“媒体人”所能涵盖，这本厚书就是一例。全书分为四大部分：理论、社会学、历史、人类行为学。理论包括和平与战争、权力与荣耀等，而社会学则包括地缘政治、国家和政体等，其实也是理论。至于前人所写的历史，今人只能一天一天地添加。自有史以来，国际政治中的人类行为并无明显改变，第四部分还会让人们想起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一本书《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和平与战争》读后感(七)：被时光掩埋的智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崔立如：
读书新闻点：
雷蒙·阿隆（1905-1983）是法国著名保守派政论家，生前大部分时期在法国知识界和政界的处境都因其特立独行、不合时宜的表现而颇为孤立。他思想理论的复杂丰富性和政治见解的独到深刻性，在其死后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在时代变迁的宏大背景下日益显现出深邃的洞察力和强大的思辨力。如今，阿隆的经典巨著《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文版即将问世，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国际关系领域出版外国译作方面的一个空白，对美国学者论著一统天下的局面多少也是一种平衡。
《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成书于1961年，1962年在巴黎初版，大概是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总共四大部（分别为政治学理论、社会学、历史和人类行为学），三十二章，约六十万字。作者显然希望此书能在国际关系理论经典文库中占据一个重要席位。阿隆自己在去世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中说，他为这本书思考了十多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度过了整整一个学期。阿隆对此书的期望甚高。他写道：不出所料，我受到（法国）新闻界的高度赞扬。《外交世界》称之为“鸿篇巨作”；《世界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标题是“雷蒙·阿隆的一部伟大著作”；有人称其为“政治修养和清醒思想的出色运用”；《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把我描绘成一名比武的欧洲骑士，把美国人垄断的国际关系研究夺了过来……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摆脱那种欣快的感觉。然而，此书几年以后在大西洋彼岸发行的译本却并未得到多少赞扬声。美国同行们的评价并不高，令阿隆相当失望。用他自己的话：大多数书评褒贬参半，可以适用于任何一本书；普遍批评作品过于冗长，艰深晦涩；专业期刊上的评论甚至近乎于奚落——法国同胞对此书大加赞扬，美国同行却贬损有加，不能说没有感情和不同偏好的因素作祟，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阿隆的思想和他这部巨著的重要价值以及瑕瑜互见的显著特点。
国际政治理论著名学者斯坦利·霍夫曼在后来悼念阿隆的文章中写道：“《和平与战争》一书，写下了迄今最全面透彻、令人信服的国家间政治理论。他在提醒读者政治的非道德性的同时，没有忽视哲学维度，即和平的道德与国家间战争状态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阿隆的弟子并同为法国人，霍夫曼的高度赞扬不免带点感情成分，但他一语中的点出阿隆关于和平与战争问题的庞大而复杂的思想脉络之要津：国家间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最重要区别是，战争作为解决冲突的最后手段是从古至今的“自然法则”，避免战争的发生则是“和平的道德必须”，而在核时代更成为人类生存的必须。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为最终能逃脱核大战的阴影寻找一条出路，是20世纪国际政治最重大的现实问题。
对生活在美苏冷战和建立在核威慑恐怖平衡基础上的和平中的读者，阿隆问道：冷战与核武器造成的紧张和恐惧，能使我们发现和平共处的真正意义吗？这也是阿隆在书中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但他没有给出任何答案，说“只有历史能够做出回答”，本书“或许有助于读者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复杂性”可以说是阿隆对政治、尤其是国家间政治（外交-战略、或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中最重要、最深刻的认识。作为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军事、科技和文化诸领域因素的综合，复杂性是国家间政治的内在属性。阿隆在书中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国际关系不可简约的复杂性”。洋洋数十万字的宏论，作者来来回回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旁征博引、辗转腾挪（以至显得过于繁琐、絮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论证“国际关系不可简约的复杂性”。这恐怕也是阿隆这部力作对半个世纪之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最中肯的告诫。
阿隆对国际关系复杂性的深刻认识，来自于他个人的特殊经历和法国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他对欧洲政治历史、尤其是对当代国际政治从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层面进行的深入考察。基于对这种“不可简约的复杂性”的深刻认识，阿隆明确地告诉读者：国际关系没有简单的预测性理论，“政治科学不是操作性的，不具备物理学意义上的操作性，甚至不具备经济学意义上的操作性。”
曾为阿隆学生、也是当代最好的欧洲问题专家斯坦利·霍夫曼对阿隆的解读也许是最中肯的。霍夫曼认为“阿隆提出一种‘历史哲学’的观念，它既不是理性主义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实证主义的。它强调意图和结果之间，明确承诺和暧昧的行动之间，对动机和观念的理解和对规律的认识之间，前瞻性选择和回溯性阐释之间，部分历史的可解释性和把握历史整体的困难或不可能性之间，文化价值的多样性和理性思想（走向大一统的普世命运和最终梦想）的解读之间，作为温和改良主义的政治和作为救赎的政治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矛盾和紧张。”在阿隆看来，正是这种普遍的矛盾性决定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以及国家作为政治单元在决策和行动上的局限性和被动性。面对这种复杂性，阿隆拒绝任何简单、武断的认定，坚持“对政治和社会现实进行近乎临床式的冷静解剖”，“关注不同社会活动的逻辑，以及这些逻辑和历史事件的相互作用”，“执著于对历史和社会两个宇宙的理解，对知识和行为之间关系的探究。”
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是形影相随的孪生兄弟，他们还有另一兄弟就是可能性。同样是基于对政治复杂性的深刻认识，阿隆对不同政治体制的研究能够超越冷战时期相当普遍的意识形态极端化倾向，他相信政治制度的自治性质和不可简约的多样性。同样，关于国际外交体系的理论，阿隆认为体系的构成可以是同质或异质的政体。有美国学者评论，阿隆的这种理论特质使他能够不落俗套，按照政体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特征以及相关政体的性质，由里到外地解析国际关系，避免理论和观念上的傲慢。正因为如此，阿隆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
注：《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中译本（朱孔彦译）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本文摘编自该书序言。
《和平与战争》读后感(八)：经典评语
雷蒙•阿隆的《和平与战争》（1962）一书，写下了迄今为止最全面彻底、最令人信服的国家间政治理论。他在提醒读者政治的非道德性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或可称之为康德的哲学维度，忽视和平的道德必需与国家间“战争状态”的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斯坦利•霍夫曼（哈佛大学教授）
深刻、文明、杰出、晦涩。
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据我所知，这本书是现有关于这个（国际关系）问题的最好的一本书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法国人类学家)
洋洋数十万字的宏论，作者来来回回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旁征博引、展转腾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论证“国际关系不可简约的复杂性”。这恐怕也是阿隆这部力作对半个世纪之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最中肯的告诫。
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本书集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于一身，构筑了一个宏大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同时又深刻地阐述了道义同现实政治的关系。把这部经典介绍给中国读者，有助于我们在观察今日世界时，多一份厚重的历史感和责任感，少一点浮躁和虚妄。
王缉思（北京大学教授）
阿隆以自己丰富的历史和社会学知识，从一个不同于美国学界的视角，深刻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这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线性思维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秦亚青（外交学院教授）
雷蒙•阿隆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清醒的政治评论家。在这部雄心勃勃的著作中，这位博学多才的哲人把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行为学结合在一起，探讨了“战争与和平”这一对人类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宽阔的视野打破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狭隘之见，他慎密的思考给予人们非凡的启迪。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雷蒙•阿隆是国际关系“介入式”和“全能型”的研究者，其力作《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关系理论树立了新标杆，也为国际关系学派增添了法国和欧洲色彩。中国读者未必会完全同意此书的观点和立场，但肯定能从中汲取营养和获得启迪。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雷蒙•阿隆的《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理论》出版于1962年，于1966年译成英文。此后，该书被
多次印刷，成为冷战时期的主要国际关系教材之一。该书较全面地介绍了冷战初期的安全战略思想，对于后人理解冷战的思想基础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学术观念有很大的帮助。
阎学通（清华大学教授）
此书博大而深刻，充分展现了国际关系“不可简约的复杂性”。阿隆是具有康德式情怀的思想骑士，他代表欧洲坚守国际关系的思想高地，并保持着与美国同侪并驾齐驱的地位。阅读阿隆可以启迪思考，杜绝浅薄。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和平与战争》读后感(九)：《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名言录（二）
11.人对人是上帝，当一个人提出这一格言的时候，他想到了同胞；另一格言，人对人是豺狼，想到的则是异己。
12.和平的困难更多地与人类的人性而非人类的兽性相关。老鼠遇到失败就俯首称臣，统治的等级制度稳固持久。狼袒露咽喉就受到优胜者的宽宥。人是一个存在，有资格宁要反抗也不要羞辱，宁要真我页不要生命。主仆等级制度永远不会稳定。
13.国际体系的结构总是寡头垄断性质的。每一个时期，更多的主要行为体决定了体系，而非体系决定了行为体。其中某一个主要国家内部政体的变化，足以改变国际关系的风格，有时也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方向。
14.国家这一概念，综合了三个历史观念：合法性是民主的，相对于个人道德意识的信仰来说，国家是中性的；行使权威要通过官僚政治这一中介。
15.从长期来看，权力建立在对人性的长期压迫之上是不合乎理性的。
16.不平等发展的法则适应于所有时代，它把通过均衡追求安全变成了一种西西弗的劳动。
17.人类只有在国家之中、也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实现它的道德使命；国家只有在相互搏斗之中才能实现其本质。
18.让道德更具政治性，政治更具道德性——两者都承认判断国家行为应当参照这些集体人格的性质和目标。
19.国家是一种权力，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保护和促进最高的善。
20.美国现实主义坚持反对错误的理想主义，然而深受他们国家个人主义以及道德说教者的哲学影响。
《和平与战争》读后感(十)：《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序言
被时光掩埋的智慧——雷蒙·阿隆和他的《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
读书新闻点：
雷蒙·阿隆（1905-1983）是法国著名保守派政论家，生前大部分时期在法国知识界和政界的处境都因其特立独行、不合时宜的表现而颇为孤立。他思想理论的复杂丰富性和政治见解的独到深刻性，在其死后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在时代变迁的宏大背景下日益显现出深邃的洞察力和强大的思辨力。如今，阿隆的经典巨著《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文版即将问世，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国际关系领域出版外国译作方面的一个空白，对美国学者论著一统天下的局面多少也是一种平衡。
《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成书于1961年，1962年在巴黎初版，大概是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总共四大部（分别为政治学理论、社会学、历史和人类行为学），三十二章，约六十万字。作者显然希望此书能在国际关系理论经典文库中占据一个重要席位。阿隆自己在去世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中说，他为这本书思考了十多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度过了整整一个学期。阿隆对此书的期望甚高。他写道：不出所料，我受到（法国）新闻界的高度赞扬。《外交世界》称之为“鸿篇巨作”；《世界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标题是“雷蒙·阿隆的一部伟大著作”；有人称其为“政治修养和清醒思想的出色运用”；《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把我描绘成一名比武的欧洲骑士，把美国人垄断的国际关系研究夺了过来……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摆脱那种欣快的感觉。然而，此书几年以后在大西洋彼岸发行的译本却并未得到多少赞扬声。美国同行们的评价并不高，令阿隆相当失望。用他自己的话：大多数书评褒贬参半，可以适用于任何一本书；普遍批评作品过于冗长，艰深晦涩；专业期刊上的评论甚至近乎于奚落——法国同胞对此书大加赞扬，美国同行却贬损有加，不能说没有感情和不同偏好的因素作祟，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阿隆的思想和他这部巨著的重要价值以及瑕瑜互见的显著特点。
国际政治理论著名学者斯坦利·霍夫曼在后来悼念阿隆的文章中写道：“《和平与战争》一书，写下了迄今最全面透彻、令人信服的国家间政治理论。他在提醒读者政治的非道德性的同时，没有忽视哲学维度，即和平的道德与国家间战争状态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阿隆的弟子并同为法国人，霍夫曼的高度赞扬不免带点感情成分，但他一语中的点出阿隆关于和平与战争问题的庞大而复杂的思想脉络之要津：国家间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最重要区别是，战争作为解决冲突的最后手段是从古至今的“自然法则”，避免战争的发生则是“和平的道德必须”，而在核时代更成为人类生存的必须。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为最终能逃脱核大战的阴影寻找一条出路，是20世纪国际政治最重大的现实问题。
对生活在美苏冷战和建立在核威慑恐怖平衡基础上的和平中的读者，阿隆问道：冷战与核武器造成的紧张和恐惧，能使我们发现和平共处的真正意义吗？这也是阿隆在书中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但他没有给出任何答案，说“只有历史能够做出回答”，本书“或许有助于读者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复杂性”可以说是阿隆对政治、尤其是国家间政治（外交-战略、或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中最重要、最深刻的认识。作为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军事、科技和文化诸领域因素的综合，复杂性是国家间政治的内在属性。阿隆在书中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国际关系不可简约的复杂性”。洋洋数十万字的宏论，作者来来回回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旁征博引、辗转腾挪（以至显得过于繁琐、絮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论证“国际关系不可简约的复杂性”。这恐怕也是阿隆这部力作对半个世纪之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最中肯的告诫。
阿隆对国际关系复杂性的深刻认识，来自于他个人的特殊经历和法国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他对欧洲政治历史、尤其是对当代国际政治从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层面进行的深入考察。基于对这种“不可简约的复杂性”的深刻认识，阿隆明确地告诉读者：国际关系没有简单的预测性理论，“政治科学不是操作性的，不具备物理学意义上的操作性，甚至不具备经济学意义上的操作性。”
曾为阿隆学生、也是当代最好的欧洲问题专家斯坦利·霍夫曼对阿隆的解读也许是最中肯的。霍夫曼认为“阿隆提出一种‘历史哲学’的观念，它既不是理性主义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实证主义的。它强调意图和结果之间，明确承诺和暧昧的行动之间，对动机和观念的理解和对规律的认识之间，前瞻性选择和回溯性阐释之间，部分历史的可解释性和把握历史整体的困难或不可能性之间，文化价值的多样性和理性思想（走向大一统的普世命运和最终梦想）的解读之间，作为温和改良主义的政治和作为救赎的政治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矛盾和紧张。”在阿隆看来，正是这种普遍的矛盾性决定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以及国家作为政治单元在决策和行动上的局限性和被动性。面对这种复杂性，阿隆拒绝任何简单、武断的认定，坚持“对政治和社会现实进行近乎临床式的冷静解剖”，“关注不同社会活动的逻辑，以及这些逻辑和历史事件的相互作用”，“执著于对历史和社会两个宇宙的理解，对知识和行为之间关系的探究。”
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是形影相随的孪生兄弟，他们还有另一兄弟就是可能性。同样是基于对政治复杂性的深刻认识，阿隆对不同政治体制的研究能够超越冷战时期相当普遍的意识形态极端化倾向，他相信政治制度的自治性质和不可简约的多样性。同样，关于国际外交体系的理论，阿隆认为体系的构成可以是同质或异质的政体。有美国学者评论，阿隆的这种理论特质使他能够不落俗套，按照政体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特征以及相关政体的性质，由里到外地解析国际关系，避免理论和观念上的傲慢。正因为如此，阿隆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