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出门》的读后感10篇
《扫地出门》是一本由[美]马修·戴斯蒙德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扫地出门》读后感(一)：关于困的故事
我在各地都租过不少次房子，就属北京的最多最贵。这些年房租和工资的比重越来越高，到最后，只能千挑万选找到一间勉强可以住人的屋子。设施简陋，比一张床大不了多少，屋里几无落脚之地。就这么间屋子，用了我当时到手工资的接近1/2。更可恶的是，我每季度付房租的中介公司在我付过几次之后消失了，真正的房东找上门来，说让我重新付钱，否则把锁给我换掉。那晚上我找了民警，查了法律，简直觉得不能再倒霉。 我看过这本书后，就想起这段经历。不仅因为书里写的是穷人的租房故事，更因为这些人其实不能算“穷”（至少以我们或者联合国的角度看他们不穷），而属于“困”。贫困这个概念很有趣。你不仅要没钱，你还没有别的选择，无路可走。 就拿书里描述的一位“用食物券买龙虾”的大姐来说。她不仅愿意拿一个月的福利券去买奢侈食品，还出手阔绰地买大电视、新沙发。旁人自然不解，以为她穷就是因为这样花钱如流水不节约。作者却点出:其实她花钱如流水反而正是因为她穷。 因为“这类人处于多重困境的夹击之下，你根本无法想象到他们得上进或自制到何种程度，才有机会振作起来脱贫。仅仅是在贫困中挣扎度日进步到在贫困中安稳度日，两者间的鸿沟就已经让在底层的他们望而却步;就算是锱铢必较地存钱，脱离贫困的希望仍然渺茫。于是他们选择‘放弃治疗‘，选择在苟活中光鲜亮丽，在磨难中寻欢作乐。”他们会说:“我有权利好好过日子，我有权利安排自己的人生。” 所以在书里，鲜有成功案例。你却能看到一位带着孩子的女性申请者，在背着曾经被房东驱逐过的历史包袱下，想再找间落脚的屋子却经历90次失败的故事。你能看见当她们被一个房东口头答应入住，孩子们不解地看着妈妈流泪，因为孩子们觉得收容所里的条件其实挺好。你会看到抱着苟活的心态租拖车过日子的穷人们每天发愁电费和暖气，而他们的房东靠收房租就能年入几十万美金，总是抱怨租客们脏乱、不守约。 还有一处值得推荐的，是项飙所作的序。项是著名的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类学家，在这篇序言里也提了个非常走向世界的中国概念: 居者有其屋。他旗帜鲜明地质疑当代中国社会流行的买房文化，他号召年轻人们去想象新的生活方式: 敢于不占有，敢于在不占有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扬地过好每一天。
《扫地出门》读后感(二)：扫地出门：一个爱被扭曲的故事
读完书，在笔记本上做完笔记，在咖啡厅对着天花板感叹，贫穷不仅仅是限制了想象力而已，还有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以我的生活经历，很难想象像书中主角之一阿琳一家的生活状态。
阿琳是单亲妈妈，一个月领着628美元的W-2补助［1］。听起来很多吗？要注意房租是550美元一个月，不含水电费，而且她还有4个儿子要养。单是房租一项就占了她收入的88%，刨去水电费，每个月只有零头是可支配的钱，那就更别说储蓄了。
在这样的贫穷之下，阿琳能给予孩子的爱在某种程度上是扭曲的，而这种扭曲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2］。
她很爱他的孩子们，但是孩子们总是给她惹事，比如因为打闹把门锁弄坏了，这件小事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修好这么简单（因为修缮的钱需要房东出，如果房东觉得不爽，那么？），而是他们将面临的是被驱逐的危险，事实上阿琳一家人确实因此而被驱逐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阿琳能告诉孩子的，没有什么理想主义，而是不要太有爱心，也不要奢望得不到的东西。当然这样既是保护孩子，也是保护她自己。
而孩子们哪里懂得这些？当他们想要的东西得不到，别人的孩子又有新玩具，他们就会更加的抱怨阿琳，由此产生恶性循环。
在贫穷的情况下，爱被扭曲了。对于阿琳来说，这不是如何教育孩子的道德困境问题，而是血淋淋的生存问题［3］。
某年12月在密尔沃基（书中描写的地点）被驱逐的情况。 一般来说，房东会采用非正式方法让家人离开。摄影为Philip Montgomery。《扫地出门》描写的就是一个个像阿琳这样家庭的故事，这期间还参杂着房东的故事［4］。
从文笔来看作者马修.德斯蒙德可谓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他没有把一个个贫穷的故事割裂开来，而是讲述了一个错综复杂贫穷之间牵连的故事。
他也没有去主观的同情房客或者抱怨房东，在他的故事里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每个人都是为了生存而斗争的人，没有谁是正确的，也没有谁是错误的。
在这个贫民窟里，贫穷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连串的问题，从个人到家庭，从房客到房东，从社区法院到政府国家都有牵涉，错综复杂之中是人性。
这里的房客自己贫穷至此，大多数人都有吸毒，入狱的背景，这是他们自己的恶因，但是等这一切结束之后等待他们的是贫穷。
当然也有阿琳这样的人，没做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却因为被丈夫抛弃也没有好的工作家庭导致贫穷至此，能怎么办？只能苟且的活着。
那么以阿琳丈夫为代男人们都是坏人吗？当然有家暴的渣男，但是还有很多是怯懦者，他们无法忍受的是自己无力支撑一个家庭的羞耻，便抛弃妻子［5］。
那谁要负责？房东吗？对于那些房客而言，房东就是毫不留情的驱逐者，是让他们扫地出门的坏人。但当作者和那些房东相处之后，发现很多房东也有怜悯之心，能让租客住的基本都住下来了，虽然收租时有一副资本家的嘴脸，但是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尽量满足租客的需求［6］。
是管理那些驱逐案件的法官吗？按照作者的说法，当地法院每天要处理大量的驱逐案件，而法官的态度是能和解就和解，甚至大多站到了房客的一边，即使房客出了纰漏，也是尽量不要驱逐房客。
问题是当那些房东、那些法官甚至是有公益心的牧师、热心人士来帮助的时候，但是穷人本身却又做出一副不值得帮助的样子。当然，这里不是特指，而是泛指［7］。
那么好了，到底是谁的错？直到最后作者马修都没有追究各方的错误，而是实实在在的提出了解决之道，比如增加租房券的发放等。这背后有成功德先例和经济学理论支持，在这里我不想多谈。
最后我想谈的是，除却贫困与暴利之外，是书中作者采用的研究方法。
首先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什么意思？民族志是指做研究时要深入到研究对象那里去展开真实的调查，所以马修真的在两个贫民窟住了下来，开始他的研究调查。
在写书的过程中，他渐渐成了那些穷人的朋友，房东的朋友，和客观的记录者，当然因为不停地采访有时也会被误认为某个女性的情夫。
这种研究方法深深地吸引我，我能真切的感受到书中描写的故事不是一个个虚构的场景，不是脑子里的假想而是眼睛里的真实。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实在太棒了！
其次是大量的运用了统计模型。在社科领域统计的思想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了，现在的社科研究趋势大概都要通过统计的检验才能说明问题，而作者聪明地将泊松回归、负二项回归的结果通通都放进了注释里，所以看注释我学到了很多。
所以，我就照猫画虎地，把这次的引文和感想写进了注释里，这种感觉还真不错。
这也就难怪此书的殊荣颇多，“2016年《纽约时报》年度十大好书”、“2017年普利策非虚构作品奖”等等。一本值得关心贫穷的人看的书，推荐。
注释：1. 在1997年，W－2（威斯康星要工作“WisconsinWorks”）正式取代“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开始提供两种不同的补助：工作者可领673美元；未工作者或无法工作者（多半因为身心障碍二不具备工作能力）可领628美元。拉马尔（另一位贫困租房者）被认定是未工作者，所以他领的是较少的628美元，也就是代号为W－2的津贴。在扣掉每个月550美元的房租之后，拉马尔还剩下78美元可以过活，相当于一天只能花2.19美元。—P392. 社会学家奥兰多.派特森直言：“底层非裔美国家庭对儿女的教养，有朝施虐发展的倾向。贫穷会让做母亲的人易怒，抑郁外加焦虑，进而削弱以正面态度教养孩子的能力。双亲一旦变得易怒、抑郁和焦虑，他们对孩子就更倾向于使用惩罚，而非鼓励。”—P3133. 对于阿琳来说这是生存的道德困境，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个问题可以引申一下，那就是如果我们的爱受到了考验会怎么样？我们的生存问题也许不是贫穷，而是生命本身，比如身边的朋友、爱人、亲人生患重疾，需要我们的血我们当然会义不容辞，但是如果需要我么的肾、视网膜、胃、心脏呢？当爱受到考验，我们面临道德的困境也许并不比阿琳做的更好。4. 租房市场里有一类人是中上层阶级，他们租房子时考虑的是自己的喜好和需求，第二类是“逐水草而居”的年轻人，第三类是既买不起房子又没有资格住政府公租房的穷人。—P23 显然，书中人物都是第三类人。5. 羞耻带来的压力是贫困的黑人社区中许多婚姻关系破裂的元凶。对那些失业的男性而言，每天两手空空地面对家庭这样的羞耻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抛弃妻子就显得没那么羞耻了。—P3126. 读房东部分的时候，总是想起周星驰电影《功夫》里的包租婆，不知道为何。7.伸手帮助穷人很容易，但如果你知道这个穷人是谁，他的长相、他过往的事迹、疏忽和做过的错误决策，事情就变得复杂多了。—P168
《扫地出门》读后感(三)：项飙：敢于不占有，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革命
原标题 | 家：占有与驱逐
本文为《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力》导读，理想国7月出版。
1.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谢伦娜·塔弗（Sherrena Tarver）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谢伦娜是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为数极少的黑人全职房东之一，靠出租房屋赚钱。次贷危机后，她以每月一套房的速度在贫民区置产。贫民区里大量家庭因为不能按期付按揭，被扫地出门，房价跌至低谷。被扫地出门的家庭不得不租房，所以房租不降反升。
谢伦娜买的这些房子特别便宜，因为它们没什么升值空间。但在黑人贫民区的房租又高得出奇。穷人买不起房，只好租；再者，他们（特别是黑人）在别处租不到房，只能在贫民区里租。贫民区因而成了租房生意的一脉金矿：不少在富人郊区赔了本的房东，都指望着在这里把钱捞回来。
然而，在贫民区出租房产也有它的问题：穷人没钱。很多穷人靠联邦政府发的救济金过活；有时候房租要吃掉家庭总收入的 70%，所以他们不时拖欠房租，所以他们不断被逐出家门。
《扫地出门》一书解释了，强行驱逐是将一些人的贫困转化成另一些人的超额利润的关键环节。2009 年至 2011 年间，密尔沃基市每8名房客中至少有 1 人经历过强制性搬迁。2012 年，纽约市的法院每天都会判出将近 80 笔以未缴租为由的驱逐令。被驱逐过的房客因为有了这个记录，很难再租到好房子。他们只能住进条件更为恶劣的社区。贫穷、暴力、毒品进而聚集到了一起。为保证按时缴租、不再被驱逐，他们更要节衣缩食。这样，驱逐不仅是贫困的结果，还是致使贫困不断恶化的原因。贫穷能够成为利润的源泉，并不是因为穷人被剥削，而是因为他们不断突破自己生存条件的底线—吃本来不能吃的东西，住本来不适合住的地方—为没有价值的房子创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驱逐是不断突破底线的重要驱动力。
2.
《扫地出门》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除了历时一年多的实地调查、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大范围的档案检索，作者又在成书后专门聘请了一名校对人员，对他所有的田野笔记一一进行核对。但是，它又和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很不一样；这里没有理论假设、没有框架，甚至没有概念。学术作品中常见的内容，比如文献回顾和数据陈列，也都隐身于脚注间。整本书像是一部深度的纪录片，从一个场景推移至另一个场景。作者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直白而细致的描写有如特写镜头，把各个人物的表情语气、所感所思直接呈现给我们。诸多具体场景叠加在一起，逐渐呈现出强制驱逐这一现象的历史、制度和结构特征，及其后果。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美] 马修·德斯蒙德 著 胡䜣谆／郑焕升 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最让我感叹的是，马修能从“看到的东西里看到东西”。我们时常无视眼前的事物，又经常看见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之所以对眼前的事物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们不符合自己的理论视角（比如阶级、性别、自我意识），因而显得琐碎而无“意义”。与此同时，我们拿自己的框架去诠释世界，生造出“意义”，好像看见了一些似有若无的东西。当我们看不清眼前琐事对于受访人的意义、看不清受访人的真实感受时，我们只好灌入自己的想法，把不在眼前的东西拉扯进来。事实上，直观的感受才是生活实践的血液，观察者的臆想无非是窗外的雨点。
当我为了写这篇导读和马修对谈时，他援引苏珊· 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话说，如果你在博物馆看到一幅画，说“它是新古典风格的”，这是一种肤浅无聊的“看法”。站在一幅画面前，为什么一定要下这样的定义？为什么不以自己的直觉进入画本身？
我问马修，他是如何与受访人建立起那种强烈直接的同理心的。他强调，这不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对身边的事物予以高度的关注，是他一贯的生活方式。“你看坐在眼前的朋友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是蓝色。但那究竟是哪一种蓝色，它和通常说的蓝色可能又不一样。”只有深入到细节，才能看清生活的肌理。他很受几位被他称作是“观察天才”的小说家的启发。除了大家熟知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天堂》（Paradise）的作者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之外，他还提到了拉尔夫·艾里森，莱斯利·马蒙·西尔科，丹尼斯·约翰逊，以及杰斯米妮·瓦德。 他们从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里，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本书作者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Matthew Desmond我觉得马修还有一种能力，能在陌生的受访者身上看到他自己。因为在受访者身上看见了自己，受访者就是很具体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理论定义了的“角色”。 调查者在受访者身上看到自己，也会让受访者在调查者身上看见自己，彼此都可以放松。调查者无需时刻惦记着那些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用不着为一问一答间可能出现的冷场担心。如果一时无话可说，就观察对方怎么自言自语，怎么在沙发上发愣打瞌。受访者对马修坐在身边埋头写笔记也毫不在意。
马修的这个能力和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是离不开的。他出身贫寒，父母曾有过被驱逐的经历。后来他又认识了不少被驱逐的、不得不自己动手盖房的游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只能研究和自己生活经历相似的群体。人类学实地调查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通过长时间的亲密互动，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要达到这种状态，靠投入、靠执着、靠想象，归根到底靠对生活的关怀和热爱。能与街头小贩随意地聊天、和建筑工人轻松地玩笑，是一种相当重要的能力。如果不培养这种能力，那么方法和理论学得越多，你和这个世界的距离也许就会拉得越远。
马修能从受访者身上看到自己，在书写时却全然没有提到他自己。全书采用第三人称。这和 80 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志书写风格迥然不同。从影响深远的《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一书出版后，把自己写入民族志几乎成了人类学家的一项义务。学者们强调，研究者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我们总是以某种具体身份、在某个具体位置上进行观察和思考的。所以需要阐明自己的立场，说明如何在互动中理解对方。几乎在同一时期，西方媒体写作也越来越多地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这种情况在中国也相当明显。如果我们把上世纪 30 年代、80 年代的报告文学，和 2010 年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做一个对比的话，“我”的介入是一个突出的变化。从“我替你看”到“我带你看”—作者的行踪构成报道的基本线索，报道者双目所及即报道的基本内容。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美] 克利福德／马库斯 编高丙中／吴晓黎／李霞 译商务印书馆 出版然而，由此带来的新问题同样不言而喻。读者固然清楚地知道你看到了什么、你怎么想，但是你的所见所想，和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的写作方式蜕化成了一种自然主义，没有背景梳理、没有系统分析、尤其没有对信息的可靠性、代表性、局限性做检测。信息碎片化、感官化。调查者固然不是全知全能，但这并不意味这世界就无法被系统客观地分析；调查者不能被视为调查对象的代表，但是调查者不能就此推卸向公众提供可靠信息的责任。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仅仅是我们在后现代认识论的轨道上滑得太远吗？人们一般认为《写文化》代表了人类学学界内部的反思和转化。但是媒体、甚至文学界在同时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说明背后可能有更普遍也更深刻的原因。
80 年代后期的北美和当下的中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具体矛盾复杂多样，个体焦虑凸现，但是社会却没有统一的“大问题”感。
“大问题”感，在冷战初期、在民权运动、在反越战运动中是很明显的。身份政治的兴起，使得个体经验替代了公共问题，成为思考的引擎。
除了大问题感的消解，“公共感”的削弱也可能造成了“我文本”的兴起。原来现实主义作家和实证主义学者在描述世界时那么自信，完全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位置缺乏反思吗？不尽然。他们有那份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代表一个“公共”：他们在代表公共观察问题，在向公共报告他们的发现，在推进公共改变。现在，对个体多样性的强调，替代了对公共的想象。这样，我碰到、我听到、我看到就成了最真实的内容。
马修这么写，我不觉得他是刻意要在文本形式上复古。他可能认为这是最自然、最经济的写法。马修不可能不了解 80 年代以来的反思性写作，但他没有在简单的客观主义的思维上，相信一个先验的公共、跟着预设的问题走。他的公共感和问题感是在和调查者深度互动中形成的，是具体的、扎根的。
中国近来的非虚构写作、私写作、自媒体的发展令人兴奋，但是如何在这些多样、分散的表达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大问题感和公共感，将是一个重要课题。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样本。
3.
马修告诉我，他要把这本书写成一个道德批判。这个道德批判的主要基础，如书在结语部分中强调，是认为家居（home）是生活意义的载体。“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有人说在家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会褪下面具。”
他还援引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话：
“要逼着一个人站出来关心整个国家的事务，谈何容易？但如果说到要在他家门前开一条路，他就会立刻感觉到这件公共意义上的小事会对他的切身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
门前堆放着被驱逐者的杂物马修对家居的阐释，很多中国读者听来可能像丝竹入耳。而书中记录的被驱逐的悲惨故事，更让一些读者感到买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只有占有了房，才不会被驱逐。一张房产证，意味着安全、尊严、自我、意义，意味着可以放松地去参加同学会。中国的私人住宅拥有率领跑全世界（90%），要比典型的福利国家瑞士（43%）高出一倍左右，也远高于日本（62%）、韩国（57%）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上较为超前的国家。
然而，家居是不是从来就是“人之为人的泉源”？游牧者，山民，水上民族居无定所，是不是就丧失了他们的人格（personhood）和自我身份意识（identity）？
我读大学前的十八年人生是在两个完全没有产权证的家度过的。一个是我外祖父所在工厂的宿舍，由码头边的仓库改建而成；另一个则在我母亲工作的中学，由教室改建的宿舍。虽然我们不必担心被驱逐，但要是单位要我们搬，我们也必须搬。我并不觉得，在仓库和教室改建而成的家中居住的我们，不算是完整的人。现在身边的“炒房团”，尤其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的“房奴”，过得也并不比我们舒心。
有人可能会说，“房奴”总比无家可归者好。如果人人都成为“房奴”，没有人被驱逐，岂不是很好？事实可能没那么简单。当作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家成为被占有的资产，占有的逻辑可能会不断强化和扩张，不断产生新的排斥和驱逐。
1910 年，纽约，被赶出街头的男人和孩子。驱逐是占有的前提。驱逐也是占有者维持、提升占有物价值的手段。如果没有排斥和驱逐，就不会有额外的市场价值。倒过来，驱逐又成为占有的动力。我们渴望占有，是因为我们害怕被驱逐。历史上，对占有的渴望和面临的驱逐风险是成正比的。“家天堂”的意识比较盛行的年代，比如维多利亚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也是无家可归者数量剧增的时期。在住房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西欧，“家天堂”的意识则相对薄弱。上世纪 60 和 70 年代，“人人有房住”的公共政策在西欧取得长足发展；当地的年轻人很少会动买房的念头。
虽然中国没有像这本书里描述的驱逐，但那些在城里买不起房、落不了户、租不到合乎标准的房子、孩子因为不够条件上不了学的，常常有被劝退清理的可能。相反，被正式占有的房产进一步升值。这种情况刺激着更多的人去占有，以防再被“扫地出门”。在美国，认为占有房产是天经地义、提倡“人人成为业主”的意识形态，和大规模的驱逐现象是紧密相联的。
《扫地出门》告诉我们：2008 年，联邦政府花在直接租房补贴上的金额不足 402 亿，但业主拿到的税务优惠竟高达 1710 亿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教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与农业部在当年的预算总和。美国每年在业主津贴上的投入，包括房贷利息扣抵与资本利得豁免，是全美租房券政策成本预估的三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人是业主”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占有者的利益远远压过了居住者的利益。如果“人人有房住”成了主流信条，那么政策可能就会向居住者倾斜，驱逐可能不会那么普遍。
近 50 名居民被驱逐后聚集在一起占有者保护资产价值的动机，也在促进驱逐。美国大量的房客被扫地出门，原因不是房子不够。就密尔沃基而言，其人口在 1960 年是 74 万，现在却不到 60 万。驱逐数量的增加与房源的相对宽松是同时出现的。为什么空出来的房子不能成为被驱逐者的家园？占有者不愿意。我 10 万买下来的房子，白给别人住，岂不是降低了房子的价值？中国二线以下城市政府办公楼前和房产开发商公司门口时不时有业主静坐，对房子降价表示抗议。不许房产降价，直接动机是保护自己投资的价值。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不许那些比我穷的人拥有和我一样的房子。宁可让房子空着，也不能让别人便宜地住。业主当然不是坏人；然而，一旦必需品成为利润的源泉，对利润的追逐就难免沦为“要命”的肉搏。
“家天堂”意识的背后，也许是一个诡异的“双重异化”。
这个过程首先把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和享受的东西—生命基本活动所需的起居空间—变成每个人要拼搏着去占有的资产。家在这种条件下有极高的价值，前提是把作为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居工具化，把人和她/他的生活空间剥离开来。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早期的发起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可能是最重视家居的思想家之一。他设计的住宅、家具、（特别是）壁纸，至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被奉为经典。莫里斯强调精心设计、手工制作、独一无二，从而让人彻底享受家居；他强调人和生产工具、物质产品、制作过程、物理环境的有机融合。在他眼里，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今天的“家天堂”意识、对装潢（在高度程序化标准化的格式下展示所谓个性）的重视，显然大不一样。
当起居空间成为被占有的资产，本来自然的人际关系和不成问题的人的存在价值，也成了问题，被异化为要通过奋斗去“证明”、去追求的对象。房产证现在是你人之为人的一个基础。没有房产，年轻人找不到对象；不能帮子女买房，父母内疚自责，可能还会被自己的孩子埋怨。
而所谓双重异化，是指当家被异化成资产之后，它又重新在意识形态上被异化为人性的依托、终极价值的载体等等。
“家是最后的圣土”、“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些说法将私有住宅的意义提高到了政治层面。但是，如果你买不起房、动不动被驱逐，国王进不进你的房又有什么意义？有产者确实可能趋于保守，但是说只有买了房的人才有公德心、原则心，这完全不能被历史经验证明。把对房产的占有理解为民主的条件，更是臆断。
我完全同意马修对居住权的强调。人人有房住，就是居住权。但是居住权之所以重要，无非是因为有个地方住和有碗饭吃、有口水喝一样，是人的基本需求。如果把家提到人性、意义、精神、民主的层次，在今天的语境下，就可能在为双重异化添油加醋了。人性、意义、精神、民主，只能靠人的普遍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实现，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把家神圣化，也是把家和社会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公共感，我们把家绝对化成为一个私人祭坛。如果家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那么，工作越折磨、学校越有压力，街头越危险，家就越显得温馨而珍贵。也许，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循环里：为了买房安家，我们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让家居这个避风港显得愈加宝贵。于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们全力拼搏的目标，实现人之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学习、在街上和人相遇交流）成了折磨和负担。
占有者，是驱逐者，也是被驱逐者——从安详、得体、自洽的生存状态中被驱逐。
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看到这些问题。他们在疑问，他们在反思，他们在想象新的生活方式。
敢于不占有，在不占有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扬地过好每一天，这也许会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的革命。
向成长中的勇敢的“我革命”者致敬。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
《扫地出门》读后感(四)：美国的驱逐状况
我凭印象写，可能细节有错讹，还请指正。
1
2008年的美国，没有冬季保护令。如果欠缴燃气费，燃气公司也会停供，零下二十度的密歇根湖区，非常难熬。所以一般租户会把秋季补缴燃气费列为最优先事项，为此会挪用房租和伙食费。
驱逐一般不是发生在发现住户住着危房的时候——一旦官方巡查发现房屋不合规，会给房东开罚单，这时房东会因为愤怒，利用合同上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驱逐租户。而更常见的驱逐是因为欠租，只要欠租，房东在法律上就有权驱逐租户。房东想要执行驱逐时，会向地方执法机构（sheriff"s office）申请7日驱逐令，下发给租户，7日后如果没有自动搬走，那么县警就会带着搬家队上门——搬家队不是帮租户搬家，只是把东西搬出房屋，扔在马路边或者房车营外。如果要租户要存行李，要付给保管公司每月三四百美元的寄存费，期间不能去零星提取。逾期不能缴费，保管公司可任意处置。租户往往交不起这笔费用。
驱逐即将到来时，租户除了赶紧找下家外，可以寻求公共避难所的帮助。公共避难所铺位紧张，而且缺乏私密和自主感，真心说，没有租户喜欢。也有人去住荒宅——荒宅在老工业基地并不少见，但一旦被官方巡查发现，会勒令退出，并查封相应房产。还有一个不常规的途径：寻求社区的周济，比如戒毒互助会，比如教会。
对于驱逐，市里的官方会安排一个小型法庭，请房东和租户一起来确认、抗辩，但租户通常不会出席，即使出席，常常因为对法律的无知而身陷被动，不知去指责房东的房屋违规（这是对租户有利的条款），也不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租房信用，权益难以维护。一旦租房信用记录上有欠费经历，就很难申请性价比高的公租项目甚至正规的私人项目。而且一旦遭遇驱逐，很容易误工失业，错过福利金的问话。孩子不得不再次转学，常年无法形成对稳定人群的认同归属。后果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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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困租户而言，政府福利是收入非常重要的来源。有些贫困租户可以从政府福利部门领到六百多美元的救济券，有时有额外的一百多美元食品券。但要领到救济，需要比较配合民政部门，如果有疏忽，比如哪次定期问话没有去，或者哪个月户头上的钱超过一个数额（比如800美元），下个月的救济就停发——所以领救济的人也更容易形成“月光”甚至佘购的消费习惯。
他们的房租，如果租住房屋，最少也要每月550，不含水电煤；如果是房车，有便宜到400的可能。对于带孩子的母亲，无论是房东还是租户自己，都不会想要在一个套房分租的单间里将就（可能法律也不允许），尽管这样可以便宜不少。如果他们可能把房租提高到700-800区间，就能在体面社区租住环境非常好的duplex，但就是这一二百美元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当然，还有半隐半显的种族歧视。
而置一个房产要多少钱？凋敝的老工业区密尔沃基，又经历次贷危机、断供止赎的洗礼，一套房产往往1万美元左右就可买下，极端情况更有两居不到3000美元的挂牌价，三居8900，四居11900——如果8000元置办一处二居，出租一年半就能妥妥回本。1995年时，一个规模131辆房车的营地，购买价210万美元。大房东往往拥有几十上百套可出租房产——这是本书大房东之一Tobin的房车营（College Mobile Home Park），他用9年还清了贷款，而房车的出租均价在550美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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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存身于贫民窟的租户，还要忍受各种糟糕的软硬环境。下水堵塞 蟑螂遍布 窗户破洞漏风颇为常见，甚至也会遭遇失火，一位母亲失去她的幼子。而软环境方面，本就麻醉剂成瘾的失业护士轻易被房车营的资深瘾君子脱下水去。或者权宜与他人合住两居，发现一时仗义的同住者是个暴力倾向的精神障碍者/或者有个总来找麻烦的流氓男朋友/或者面临抢劫的检控；有时还会发生枪战——书中的租户们没有遭遇过，但作者遭遇了几次。
那么，他们住的这些烂房，是什么样的呢？
Tobin被7次整改的“破烂”房车营 College Mobile Home Trailer Park，在密尔沃基南城，多聚居白人、拉美裔贫民。老城区NorthSide是Milwaukee的黑人贫民窟。这里的一处Duplex4.
我知道有个国家，有人十多万买个房车，一直偷偷用着，停在这个国家某个城市大西北角的低调地方。突然有一天被发现，被停水停电，被驱赶。这个国家的贫民区一旦失火，租户要被全体立时驱赶。没有正式的司法机关签署的命令，没有7天期限，没有昂贵但毕竟配套的保管公司制度，没有艰难但一丝不苟的抗辩途径，没有避难所，没有福利金，没有互助会（有也要被勒令关闭）。更重要的是，推动驱逐的不是一个个的房东，而是唯一一个的xx。饶是这样，还有人说，是执法难度促成了执法过程的粗暴。你以为你说的真是执法吗？连美国这么漂亮的房子，都让人觉得无法忍受，要为弱势群体鸣不平了！
《扫地出门》读后感(五)：此岸 | 发达资本时代的贫穷房客
两位小男孩在一片拆迁工地上玩耍。图：寇聪 澎湃资料每次产业转型的背后都会有一批人成为“发展的垫脚石”，这些人被排除在主流视线之外，成为中产阶层眼中并不存在的社会灰色人群。在发达国家，他们是“城市贫民”“社会底层”，在中国，他们的身份构成更为复杂，有农民工、贫困户、体制改革后的下岗职工。
对于这些人来说，无法避开的便是寻得在城市的落脚点，一个居住的地方。住房研究一直是经济、社会学领域的重点，但“大多数是出于政情、舆情和商情的考虑”，“都集中于贫困的测量、贫困线的划定以及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方面”。
20世纪90年代，底层叙述兴起，诸多研究开始从底层视角来研究城市贫民。陈映芳教授在2000年初曾经带领学生实地走访过上海城市贫民的住宅区，发现存在着庞大的房屋租赁灰色区域，包括城中村、廉租房、棚户区、违规建筑、洗浴房甚至是学校宿舍。这份调研汇集成《寻找住处：城市居住贫困和人的命运》一书出版，让我们对正规租赁市场以外的、无法在网络上搜寻到的底层房屋租赁有了直观的了解。
《寻找住处：居住贫困和人的命运》封面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映芳 卫伟 主编但是这本书中多为调研对象的口述，记录的只是一个个曲折的寻找住处的故事，缺乏对房客生活史的深入研究，也几乎没有挖掘房客这一角色背后的社会关系。阅读本书时，读者只能管中窥豹，无法进一步探索。
遗憾的是，国内目前仍然鲜有著作从城市贫民的角度出发，展现城市贫穷房客的复杂而具体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关系。
当我们凝望居住在灰色租赁区中的房客时，感受到的却是如同面对大门口的陌生人般恐慌和疑惑。对于那些支撑起城市发展的底层群体缺乏认知，而这种无知将让身处时代中的人失去理解和对话的机会。
2017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Evicted：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即着眼于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底层房客，作者从最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事件出发，通过房客与房东的关系以及一次驱逐，来说明美国底层房客所遭遇的复杂处境。
《扫地出门》一书的介绍视频截图房东和房客之间的第一层关系是交易，一手房租一手租房，交不起房租便被扫地出门。听起来是很公道的事情，但是这份关系并不对等。租房市场紧张，让房东有更多主动权，他们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房屋，可以挑选房客，申请驱逐房客。
房客却很难为自己争取到权益，即便是房屋破败需要修葺这样基本的事情。房客若是采取攻势，以拒绝支付部分房租来要求房东提供必要的服务，房东便以欠租为由将房客正式或者非正式地扫地出门。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马修·戴斯蒙德 著欠租固然是房客被驱逐的主要原因，但同样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街区内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住房环境脏乱差、邻里纠纷。对于贫穷房客来说，他们能租到的房子已经是能力范围内的最好选择，可是在执法者看来依旧不规范，因此产生的驱逐屡有发生。
马修·戴斯蒙德在密尔沃基市一旦被驱逐，贫穷房客将不得不寻找更差的住房。作者说道，在一次驱逐之后往往会伴随着第二次驱逐，驱逐的影响远不是一时性的，而提请法院的驱逐记录也会伴随房客一生——很多房东拒绝将房子租给近期内有被驱逐记录的房客，申请政府公租房要求没有驱逐记录，这对贫穷房客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驱逐会加剧贫穷。房客被驱逐时需结清欠交房租，并且准备一笔钱用于搬家，若是不能及时找到住房，还需租赁仓库存放物品，每次变动住址都有可能需要更换孩子的学校。在作者跟踪研究的八个案例中，只有一个人成功摆脱贫穷房客的身份，而他本就属于中产阶级，有可以提供支持的家人，对他来说，落入社会底层是一场意外。但对其他人来说，那却是常态。
密尔沃基市的贫穷问题让底层群体难以维持稳定的生活。图：马修·戴斯蒙德不过从房东角度看，租房可是一门生意。密尔沃基市曾经是工业大城，20世纪80年代，为了寻求更低廉的人力资源，市区内的许多大企业迁往海外，留下了大批失业人员。这些低收入甚至无收入人群产生了对廉价房屋的高需求，廉价房屋供不应求。有的房东专门做中低端房屋租赁市场，比如书中提到的两个房东Sherrena和Tobin，前者经营廉价群租公寓，后者则出租房车。
即便是在这样混乱灰色的低端租房市场，他们的房租收入也蔚为可观，Sherrena每个月收租20000美元，扣除贷款等费用，净收入10000美元，而Tobin的年收入直逼百万美元。
《扫地出门》中房东的钥匙，每一把都对应租给房客的一间房屋。图：马修·戴斯蒙德身处其中的房客更关心每个月的花销，也许感受不到自己和房东之间的巨大鸿沟。
在中国媒体中，并没有使用“城市贫民”的惯例。对于这个有着资本主义意味的词，中国媒体通常代以“贫困人口”或者“农民工”，但这两个词的范围和“城市贫民”都有所区别。“城市贫民”是生活在城市的下层或底层人民，他们属于城市人口，“贫困人口”指所有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不分城市农村，“农民工”则特指那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这三者并不能完全等同。
北京一处城中村，居民在户外晾晒袜子 图：竹日门“农民工”这个词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它并没有抛弃“农民”这层身份，这些人有工作时便留在城市，没有工作时便回到农村。“农民工”是因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而产生的群体，在资源集中、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自愿或不自愿地追逐经济效益，而投身于有限的地区参与建设；在经济转型、城市化发展稳定时期，这些人却被迅速边缘化。
在这种语境下，农民工从一开始就不是城市的一份子，也没有被纳入城市的体系中，而原本可以承接他们的农村故乡的社会关系、经济网络也随着城市的发展不停地萎缩。这种身份的暧昧在居住上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没有“不被驱逐的权利”。
在承认贫民窟的国家，穷人进入城市，用几根竹竿支撑起几块破布再住上几年，只要能出示相应的证明文件，比如缴费单，就能合法居住，市政用地需要和居于其上的人协商并提供补偿。国内有棚户区、城中村，但没有贫民窟，穷人进入城市只能住在被承认的建筑内，这些建筑的产权属于城市人口。
这意味着，在规模化的驱逐事件（拆迁腾退）中，无论一个穷人在城市中生活了多久、缴了多少的费用，只要没有产权，他都没有在城市居住的权利，也不享有“不被驱逐的权利”，对他们来说，驱逐更多的不是经济纠纷，而是纠正违规的国家行为。
北京一处被拆迁的房屋 图：竹日门萨斯基娅·萨森在《驱逐：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与复杂性》中提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各经济体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但无论是边缘人口更加边缘化，还是社会环境恶化，这一切似乎都有着驱逐的共性，而驱逐是通过经济技术和决策实现的。“中国可能依旧保有共产主义社会的诸多特征，但是其不断增长的不平等，以及新近出现的中产阶级贫穷化问题，很可能根植于与美国一样的深层次的趋势之中。”
密尔沃基市一处公寓，在被驱逐中，丹妮·肖（左）和亲戚们等着搬运工把冰箱搬走。楼梯间没了火炉，显得空空荡荡。 图：迈克尔·基尼茨《扫地出门》通过讲述个体的驱逐经验，房客被扫地出门，撬开了一个口子，将大环境下的小个体联系起来，揭示出了其背后全球化带来的失业、经济下滑加剧的贫困、资源集中带来的阶层固化，以及制度壁垒导致的需求黑市。这让读者有了休戚与共之感，从而获得一次短暂的跨阶层跨国别的体验。对于一个普通读者来说，这种体验奢侈而且必需，尤其是在面对本国巨大的看不见的阶层壁垒之时。
作者：竹日门
平头小民，通俗读物爱好者。
配图设计：童画 陈芝
编辑：马特
校对：子川
配图：姜如月
排版：Olivia 姜如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