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小屋》经典读后感10篇
《记忆小屋》是一本由[美] 托尼·朱特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本小集中的文章并非为出版而作。我为自己而写，将日渐隐入内心的记忆诉诸美好文字…… ——托尼•朱特
这是托尼•朱特逝世前写的最后一本书，每一篇文字都是他对个人体验的一次回顾，也都最终引向了对历史背景的整理和评述。
他写到了童年时代的战后伦敦，回忆自己对伦敦一些公交线路的迷恋，并进而展开了对公共礼仪和战间期城市规划的深思；他也写到1968年的巴黎学生运动，谈及欧洲人观点不一的性别政治，并最终断定自己那一代人“是富有革命精神的一代，但是却错过了革命”；一系列穿越美国的公路旅行带来的则不仅是对美国文化、历史的评述，更是对自身在晚近年代的身份认同的新体会……他记下的各种成长琐事、旅行见闻和学术生涯的体悟汇成意识的溪流，轻松地荡起波纹，接着又流向各种有趣的方向。
作为当代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托尼•朱特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研究欧洲问题。他经常为《纽约时报》等撰稿，著有《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沉疴遍地》等作品。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认为是无法被超越的史学著作。2007年托尼•朱特获汉娜•阿伦特奖，2009年因他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记忆小屋》读后感(二)：蝴蝶纷飞的记忆小屋
两个生活幸福却突患绝症而全身瘫痪的人，在病床上写就了两本畅销书。
托尼.朱特好歹是在他尚能口述的时候完成了作品，法国人鲍比则是靠左眼皮的眨动一个一个识别字母写下他四万字的遗作。没有高大上的坚强宣言，鲍比用眼皮“说”出的第一句话的确是“我想去死”。朱特则在这个他称之为“无法被假释的监狱”中认命地叹道：“想必是因为一度冒犯了诸神，对此我没有什么要申辩的”。
鲍比接下来用一只眼睛观察世界和人性，开始在记忆中翩翩起舞，慢慢地：“我身体里的潜水钟不再那么压抑可怕，我的心就像一只蝴蝶自由飞翔。每天有那么多事情可做，可以去看望心爱的人，可以去西班牙建一座城堡，去大西洋探险......”
鲍比的讲述一直和他与病魔的周旋相交织，而朱特只在开篇的《夜》里冷静描述了他正在忍受的疾病和痛苦，从此以后，他的回忆小屋充满逸闻趣事、历史往昔，诙谐流畅，常常让人忍不住笑出声来而彻底忘记他是在什么状态下讲述。朱特说，说一个突然被绝症击中的健康人幸运未免太过恶毒，但是倘若必须承受它，拥有充满价值的记忆和内涵丰富的心，不啻是一种幸运。
朱特充满爱与俏皮的笔触无疑证明了他的幸运。他回忆中的人物鲜活有趣：会将所有与她狭路相逢的绿叶菜都一一往死里煮的祖母，随意臭骂大家蠢货却教学效果奇好的德语老师，放着便宜车不买而狂热偏爱雪铁龙只因其创始人是犹太人的父亲，认为中国菜干净而怀疑印度菜可能是在地板上做出来的母亲......当然还有见未来丈母娘时狼狈尴尬的自己。被朱特嘲笑得最惨的，莫过于法国知识分子了，一个工程师观察了世界上第一辆火车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完美往返后，回巴黎却写出“这东西是不可能正常运转的”脑残报告。作为战后欧洲史研究最重要的学者，这本小书简直就像他的一次大脑休闲活动。
虽然很多读者是因为这两本书才认识杰出的作者，其实书的内容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绝症面前始终保持人类尊严的了不起。身为法国ELLE前总编的鲍比拒绝穿医院丑陋的服装，说：“哪怕要受罪，我还是坚持在开司米中做我自己”。
法文版《潜水钟与蝴蝶》出版后两天，鲍比离开了他热爱的世界。朱特在写完《记忆小屋》序言三个月后去世。仿佛他们已用尽最后的时光，表达了对世界的全部眷恋和爱意，带着比许多步履轻松而精神沉重的健康人还坦荡轻盈的内心，挣脱了潜水钟的全部囚禁，心旷神怡地翩翩飞去。
《记忆小屋》读后感(三)：小屋建造者
这是一本内容上并不厚重的传记（因为作者没人没有惊心动魄的往事），但是一本情感上粘稠带着悲伤情绪的传记（因为是作者生前的最后一本书，在写完序言的三个月之后就去世了）。
作者拥有冷静，理智，严密的思维。在脑海中搭建建筑物的文学创作总让人充满好奇和羡慕。和看不见的城市，图书馆巴别塔，记忆宫殿的宏伟叙事不同，托尼发明了一种“小屋”模式，精致，小巧，更贴近生活。“小屋的好处，不仅在于我对它的重现可以真实入微－从门阶边覆雪的扶手，到为阻挡瓦莱的风而加设的内窗－而且在于我很愿意对它一而再地造访。”小屋从一个唤起回忆地契机，变成了储存回忆的载体。
作者在患病的最后一年中，每晚入睡前，都会一再的一再的重返小屋，穿过熟悉的短廊，踏过旧损的石阶，并在恰好无人的扶手椅上坐定，就这样，用愿望推动思想，近乎无误的编织，分类，整理各种故事。
在刚入住新家的时候，我也有这个爱好，在每晚入睡前，都会闭上眼幻想自己再睁眼，下床，走出房间门，右拐，将住了十二年的旧屋里的每个角落都再走一遍。每一寸墙面都有回忆。小屋是种私密的记忆存储方式。
在故事的第一部分里，重现了作者的童年。或许可以窥见一位靠谱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养成的。出生在旧伦敦东区最缺乏犹太教氛围地段，做菜不讲究口味过分讲究健康的妈妈；对车子着魔的爸爸。乘坐绿线巴士，把整条线路从头探到尾，只为欣赏伦敦城市延长线的作者，也曾从南安普顿一路向北坐五港总督号去法国开始第一场出国旅行。
在书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反复对“精英”的强调。他认为牛剑已经走上了下坡路，现在的远不如从前。当他谈到教育中的推行平等而实施的改革时，他说，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是两回事。一个由财富多寡和世袭制度主导的社会，是不可能通过粉饰教育系统（通过否认能力的差别或限制机会的选择）来修正它的不平等的，何况它还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为贫富差距的稳步增长创造条件。他强调说大学原本就是个精英集团，它们的用途正式选拔人群中最有能力的一批人，再通过教育提高他们各自的能力。
这样子的开口自然让不能算作精英团队的我狂冒一把冷汗。说的可真够直接的。可是又没错。知识分子是该有知识分子的自傲，因为平等教育，现在似乎连知识分子的臭脾气似乎也被磨平了呢。
在写作手法上，托尼也特别的可爱。多篇文章末尾，会突然来个小反转。比如女孩女孩女孩的最后，冷不丁的冒出一句，我是如何又约会了女学生又没有吃批评的呢因为我娶了她。或是在写到自己对犹太问题的看法时，末尾说哦对了我姑姑就是在毒气室里遇害的。
已经准备好了作者的《重估价值》，看他这样调理清晰又略带自傲的口气讲历史，实在是件很幸福的事。
只是想到和他的交流仅限于书本，会有些失落。文字背后躲藏着怎样一位性格强烈的作者，全凭想象吧。
《记忆小屋》读后感(四)：记忆小屋
“我们无法选择人生在何处启程，却可以选择在何处结尾。我知道我的选择：我要乘坐那辆小火车，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坐下去。” 我也想坐一辆属于自己的小火车，像作者那样一直坐下去，的确就如作者所说：“无所谓终点。”我一直很享受追求途中的乐趣，享受途中所看到的美景，喜欢这种在路上的感觉，虽然终点还是那么遥远，我还是会一直往前走，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记忆小屋》是作者托尼.朱特逝世前最后一本书，可以说是一本回忆录，他的回忆中有童年时期的战后伦敦，有1968年的巴黎学生运动，有当他穿越美国的公路旅行时，旅行途中带给他对美国文化、历史的思索，他用文字记录了他一生中所见所闻，成长中所遇到的烦恼，成长途中所思所想，他都一一回顾和记录，给我们读者留下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朱特说：“无论好坏与否，这些经历把我造成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天地之大，比西方哲学所能梦想到的还要大出很多，而我窥见了其中一部分，虽然这一刻姗姗来迟。” 托尼.朱特在2008年被诊断出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2010年在家中去世。 2017.09.11 星期一 夜于深圳
《记忆小屋》读后感(五)：托尼•朱特：写下便是永恒
对于托尼•朱特这样写出《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等名著的大牌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也许一本厚厚的自传或者传记才对得起他的名声，不幸的是，自他发现自己不久于人世至去世，时间太短，他来不及细细细梳理自己的一生，而对于那些想给他树碑立传的人，他去世的时间又不够久，于是他薄薄的一本《记忆小屋》就成了渴望了解他的一生及他的思想成长史的不多的著作之一，这本薄薄的小书算不得自传，最多算得上一些闲言碎语，但这对于想了解他一生重要时刻以及思想的重要转变已经足够。
托尼•朱特1948年出生于伦敦，那时二战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战争给伦敦及整个欧洲造成的创伤远未抚平，所以他的童年是在艰苦年代度过的，虽然艰苦，但并不妨碍他对童年的美好记忆，多年以后，当他想起他出生与成长地帕特尼、上学时乘坐过的绿线巴士、对火车的最初迷恋与幻想、并不太豪华的“五月总督号”，都充满了深深的“乡愁”与伤感，这与他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时给读者的印象大有出入。
比如他提到帕特尼时不无伤感地说道：
“如今的高街只能算差强人意，从快餐店至手机店，它都已经沦为英国境内任何一行毫无特色的高街的仿制品。然而帕特尼永远是我的伦敦，而伦敦——即便它只是我幼年的居所，1966年我去剑桥后便再未回去过——曾经是我的城。虽然它已经不再是了，乡愁却还原了一座令人满意的家园。”
在对绿线巴士的怀念中，他又这样写道：
“与英国当今的许多事物一样，绿线巴士仿佛一块被人遗弃、几欲坍塌、杂草丛生的界碑，默默地记录着过去。这过去的种种意志，人们共同的经历，都悉数消隐于英国的文物保护局中。”
此时的托尼•朱特让人想起的是那个写《伊斯坦布尔》的奥尔罕•帕慕克而不是一个在苦苦思索着欧洲过去与未来的学者，托尼•朱特自己曾坦承他曾经在献身文学与历史之间徘徊，这些文字可以作为他最初的文学梦的象征。
但托马•朱特毕竟是个学者，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批评才是他的拿手好戏，比如即使在怀旧时，都不忘批评英国政府的无能以及对文物保护的不力，而当他真正开始思考一些公共与社会问题，他的深刻与尖刻对真正体现出来。这些主要体现在《记忆小屋》的第二、三部分。
比如在《基布兹》里，他描述了他从一个“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到“普世主义社会民主人士”的转变过程，他相信他的那些曾经的老师们肯定会因这种转变而“惊恐万状”，他们不会再关心他，因为他已经变得“与死人无异”；在《铺床工》中，他认定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铺床女工“凭借本能，准确理解了社会交往的实质”，这种朴素的理解足以让那些享受铺床服务的大学生惭愧，同时让“《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为其鼓掌”；在《革命者》中，他对那些闭车造车的学者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看不到东欧巨变的深远影响，看不到学生运动颠覆的“不仅仅是几个共产主义政权”，而毁灭的是“理想本身”，同时，他也不忘把他们自己这一代人自嘲一番，说他们是“最具有革命精神的一代，却又错过了革命。”；在《语言文字》里，他看到一大批华而不实的“大众”文化在民间如假钞一般的出现，比如他就对“电视讲坛”不以为然，觉得它“吸引受众的变成了表演者而不是内容本身”，这样的说法易中天老师听了一定很不高兴。
在《巴黎已成昨日黄花》里托尼•朱特的尖酸刻薄更是发挥到了极至，他狠狠地嘲笑了一下当今的法国知识分子，说他们“有天赋，脆弱而且出奇的狭隘”，说当今的法国青年争着投考“法国国家行政学院”——一个培养官僚的好地方，对于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知识分之的这种堕落，托马•朱特毕不无嘲讽地写道：
“在我年轻的时候，法国曾是世界知识分子的中心。如今，它在国际对话中似乎被挤到了一边，法国知识分子仍偶尔迸发出能量，然而他们所发出的光却正自一个遥远的星体——那星球或许已经熄灭了。”
他的后半年生活、工作在美国，但谈起美国也一样不留情面，他这样写道：
“……其实美国本身也像情人，若即若离——即便到了中年，体重超标且妄自尊大，她仍余有一丝风韵，对审美疲劳的欧洲人来说，她的矛盾和新奇正是残存风韵的一部分。这块老牌‘新大陆’，一年又一年地（花着别人的钱）发掘自己，它是躲在前工业时代神话中的帝国，即危险，又单纯。”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对美国最精确也是最有趣的评论，很难想像，这样的妙语出于一个已经看到自己生命尽头并且正在遭受病痛折磨的待亡人之口。他的达观来愿于他对生命的彻悟，在书的最后他说道：“我们无法选择人生何处启程，却可以选择何处结尾。我知道我的选择，我要乘坐那辆小火车，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走下去。”。
《记忆小屋》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小书，但它容纳的记忆、所关心的东西一点也不小，托尼•朱特也许是真正理解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那句话的人之一，但他一点也不惶然：
“写下便是永恒。”
《记忆小屋》读后感(六)：筆記
﹣一本十分優雅的小書。
﹣談的是過去的歐美，不是系統性的文章，但從片斷中還是會讀到十分有意思的片斷。
﹣看這本書時，確實會想起了霍布斯邦的《趣味橫生的時代》，當然後者要厚重很多。而這本作為作者病重時的回憶文章，沒有了那麼多的責任與分析，卻透露著作者的智慧與對不久人世的情感。
﹣作者筆下的英國，除了想起霍布斯邦外，還想起了《查令十字街84號》。
﹣會想去看作者的更厚重的書，打算先試一下香港公共圖書館的英文版本，看不明再去看內地的翻譯版吧。
﹣這一本的翻譯其實做得十分不錯，譯者會在註釋中補充不少時代背景。想來如是看英文版本的話，反而很多東西會不明所以了。
《记忆小屋》读后感(七)：不可能的边缘
虽然《战后欧洲史》的电子版就在硬盘里摆着，但看的第一本托尼•朱特的书，还是他这本文学性质颇浓的自传。作者是著名史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但这自传却是非常私人化的回忆、感慨与剖白，诚恳坦率，充满声音与滋味。很多地方，朱特那种“气人的孤高”简直溢出纸面，却神奇地并不让人觉得难受。书很薄，很快就看完了，最后的几十页，让我在下班途中也毫无睡意。末了，朱特乘着那列“准时准点，精确到秒”的小火车去往“魔山”深处，而我在一列照例晚点，习以为常的火车上发起愣来。
在社会归属上，朱特既是“精英”，也是“边缘人”；从时代来看，他属于兼具“继承”与“改变”的过渡期。他出生在英国，深受濡染，却并不以英国人自命；身为犹太裔，对复国主义虽曾笃信，但终于放弃。犹太身份给他的最好礼物之一，是让他发现了东欧。而他离开欧洲，定居美国，则是被新大陆的规模与复杂，“玉米地里盖起世界一流图书馆”的神奇配置深深吸引。他反感艰深理论，不耐烦身份政治，深具“平等主义的真诚自省”，却服膺“给每个人以机会的同时，却只奖励最好的”精英体制。这些看上去颇为混乱的信念与经历让他成为“托尼”，《战后欧洲史》的作者，世界主义者，“可靠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从来没有在哪里扎下过根，却无比珍视回忆的人。
读罢回想，“边缘人”朱特所提到的一切，几乎没有一处让我感到区隔难解。而若追究下去，我惊奇地发现这种默认的理解，竟然来自我出生于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这一事实。想想看，中国有多少人关心美国、欧洲和中东，甚至在那里生活过；社交媒体上，人们关注千里之外异国的事务，带着感情相互争吵。朱特毕生为之写作的那些东西，从来就不在中国的视线之外，更何况，其中较为“边缘”的部分，还能在此处得到有会于心的印证。朱特写到自己讲东欧文学课的经历时，说美国学生们读不懂米沃什，无法理解为了某一世俗信仰放下个人利益，全心归顺历史潮流的心态。相信很多像我一样拿起这本书的中文读者读到这里，会大不以为然地在心里说，这有什么难理解的！
世界主义者朱特，说到底仍然属于西方，站在边缘的中心。他复杂的背景令他视野开阔，他的目光投向整个欧洲、美国、中东、印度，但这仍是大英帝国过去的版图、他的家庭、血统和教养的地平线。在谈到纽约的“世界性”时，他提到了自己住所两条街之内的东欧裁缝、意大利酒吧老板、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小吃摊、说西西里方言的理发师、法国糕点师、锡克教徒报摊、匈牙利人的面包房、希腊餐馆，以及几步之外的“小小的哈布斯堡王朝”：乌克兰餐馆、波兰杂货铺、东正教教堂。但这个“走几步就能抵达华尔街”的街区，离曼哈顿历史悠久的中国城也不过几街之隔，他却不曾它援为“世界性”的例证。朱特深为赞赏的《纽约书评》，的确是涉猎广泛，值得信赖。然而，它虽不自限于纽约，它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它的欧洲烙印。
会注意到这些，自然也是我自己的地域身份使然，任何人的视野都难免有盲点，也会有过度的关注。但仔细想想，所谓“中央之国”，却也提供了丰富的“边缘”的可能，更有甚于托尼•朱特那个复杂的世界。现代中国所继承的东西中，有一个高度发达、自成一体的文明，一个征服王朝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疆域，还有一个已经没落的普世意识形态的复杂遗产。在中国的“边疆”，文明的过去和政治的现实交织缠绕，已经提出许多不容忽视的课题；通过佛教与现代地缘政治，可以看到印度；借由华人在南洋的足迹，能与东南亚的历史与现状相遇；俄国与东欧，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渗入建筑、文学和影像，成为亲切的时代记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外交与当代的贸易，又把中国与非洲和南美联系起来。更不必提这个国家对欧洲与美国的关注，历经百年，态度虽则反复变换，其关切程度却未曾稍减。因为短短数十年内经历的工业发展，中国恐怕也比目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了解（甚至是迷信）技术的力量。中国难道不应该是最能激发碰撞和想象的思想场域吗？更何况，历史在此远未终结，所有这一切都在飞快地变动。
想到这些令我觉得幸运，也觉得惋惜。虽然有如此丰富的“边缘”，但“边缘上的中国”，像托尼•朱特那样清醒地从边缘观察世界的心智，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走向中心，走向主流，与许许多多其他人站在一起，既是难以抵抗的诱惑，也是令人戒惧的威压。托尼•朱特不止一次提到他们这一代西方知识分子所亲历的机缘，我在读他的时候，常常觉得我这一代中国人（或者应该说是城市中产阶级），也生逢一个似乎注定要被错过的、狭窄的时代窗口。在我们生长的年代，过去的物质艰难留下了记忆，信息已经流通，即使在没有精英教育的情况下，自我教育也成为可能，而无论是自由还是繁荣，都还没有过度膨胀，令人越来越难以抗拒闭目塞听或是照本宣科的诱惑。但我们似乎很难把握这样的机会，很快地，生存压力即使在中产阶级中，在学院中，也不断引发持续的焦虑。不同方向上有许多股强大的力量，把所有人推挤成一个密实的球体。在众声纷纭的表象下，归属和态度是比分析和讲述更重要的。在中国，边缘是“不可能”的，而对它能保有的最大的希望，也只是它能在不可能处，隐隐约约地产生。
话说回来，如果刨根究底，“边缘”的价值究竟何在？在托尼•朱特眼中，自觉身处边缘者能够更清醒，更能抵抗各种有魅力的意识形态带来的危险，更能守住“人性”的底线——在边缘处，怀疑自然而然地培育出抵抗荒谬的疫苗，若真有瘟疫发生，这里还留有一丝希望。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身在边缘，能够不理会那些“像洗热水澡一样令人惬意的身份归属”。边缘人永不停驻，随时准备观察的状态，自然有其代价。对此，托尼•朱特未曾明言，他坦诚的自白 却也透露出端倪。这样一位锋芒毕露的知识分子，怎么竟然会喜欢整洁呆板的瑞士呢？或许那种没有特色的精确和可靠，给了他不屑从别处获得的安全感。从少年时起，他就对火车有非同寻常的热爱。按照他的说法，他喜欢“前往”远远超过“停留”。如果能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结尾的地点，他希望自己能坐上那列穿行在瑞士的山间，循规蹈矩的小火车，那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这趟旅程，他孤身一人，“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坐下去”。
《记忆小屋》读后感(八)：当死缓降临
文 云也退
原载 《外滩画报》
死控制着我们对生的理解和表达，没有死之平等，世上一切回忆都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假如人类消灭了死亡，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世人可以在地球上永生，撰写回忆录这门生意也将瞬间消失。假如世上问世了第一剂长生不死药，哪怕它的定价为 5 亿美元，世界也将很快陷入一场战争之中：因为有人可以永远不必忍受等死和回忆的煎熬了。
自从 2008 年被诊断出罹患退行性疾病后，托尼·朱特就进入了人生的缓刑之中。这消息震惊过我，我的电脑里存有他的大量公开作品，包括他在《纽约书评》上与网民的辩论，每信必复，并且回复十分详尽而耐心。每个暂未被死神迫近的人，在别人的印象里大概都是生龙活虎的吧，何况朱特先生还有过三次婚姻，最后一任太太詹妮弗·霍曼斯，是他在 45 岁上担任纽约大学历史系主任时认识的一位二年级学生，让我联想起菲利普·罗思写过的那些不安分的男教授，他们初萎的生命之花，因如此艳遇而又亢奋地绽放了。
朱特把《记忆小屋》献给了詹妮弗和他的两个儿子，丹尼尔和尼古拉斯。生命的最后阶段，写回忆录不为证明什么，更不为一笔报答家人的版税，而只是他日程表上的一部分，最后一件要做完的事。一直到 2010 年 8 月 6 日去世前，他的日程安排之密集不亚于寻常：演讲、接受访谈、对他研究了一生的 20 世纪史做最后一次附忠告的盘点，以及写回忆录。《记忆小屋》采用了最适合他的状况的散文体，每篇文章的主题不一，但基本上，都是将个人经历、感悟与对所涉主题的放大思考夹缠在一起写成的：例如，在写到结识詹妮弗的一篇中，他反思了美国人对“性”的态度在 60 年代前后如何发生了剧变，后来“性”又如何成为美国政治光谱里未必合适的一部分。他的语调总是异乎寻常的平静，我们看不出，他对这即将结束的一生有任何衔恨、不甘与煎熬的地方。
朱特有一部名著，叫“Past Imperfect”，题目中的 imperfect 的涵义无法译全，因为兼有“不完美”和“未完成”两重意思。对于战后欧洲，朱特从来是极尽批评之能，不但批评西方大国清算战争遗产的不彻底、回顾罪责时的不诚，而且，集中火力批评政治家们责任伦理的缺失，因为这将危及我们共同的未来。为政者失去了公共之心、承担责任的勇气，将带来无法估量的灾难，朱特是出于其左派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也是出于一种普遍的人文关怀而发出警告。例如他说：“我们——左派、知识分子、教师——将政治放手给了一群对掌握实际权力比探讨权力的隐喻内涵更有兴趣的人”，自己得到的却是“政治正确性、性别政治以及对情绪伤害过分小心翼翼的做法（仿佛不受冒犯是一种权利）”。实在是太犀利了，兼有他最推崇的两位现代法国知识分子的品质：雷蒙·阿隆式冷静的现实主义，和阿尔贝·加缪式的热血衷肠。
他把普遍性的人文忧思全都写入了死前不久发表的另一部作品《沉疴遍地》中，猛烈批判七八十年代之交以来风靡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批判里根、撒切尔夫人以及以色列政治的右转。他如此关心人们的道德状况，故而指控新自由主义那“被蝗虫吃掉”的 20 年败坏了人们的公德心，使得“自私即使对自私的人来说也是不舒服的”，所以才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种族隔离和阶级隔离，放弃平等、维护等级的结果就是没有人能从容地享受自己所据有的那一份社会资源。这之后的小布什和奥巴马，虽然分属对立政党，区别也不过就是在歧路上走得快些慢些而已。
在《记忆小屋》里，一个更私人、更幽微的文字空间，将他从对政治现实的无尽操心之中挽救了出来：朱特终于有空玩味童年吃过的食物、坐过的汽车、学校里给他影响巨大的老师、交过的女朋友、参加过的一些社会运动，也有心谈及自己珍爱的几位文学家，如卡夫卡、米沃什和卡雷尔·恰佩克。他对捷克和波兰的评价，真挚而准确得令人感动：“那种波兰（或俄国）所特有的文化优越感恰恰是我要全力避开的，我更看好的，是捷克文化所特有的疑问、不确信以及它充满怀疑的自嘲。”在写到自己的民族之根，即犹太性时，朱特同样异常清醒地点破了它的真正价值所在：“犹太人的民族性是对自己的审慎自省，是只说真话的勇气：是犹太人曾经为人所熟知的达夫卡式的耿直与特立独行我们还应对自己进行比对他人更严厉的批判。”
《记忆小屋》给足了读者热爱托尼·朱特的理由：他所关心的东西，如法国和东欧知识分子，如欧洲左派的良心破产与自我救赎，如公民政治如何重建，如人如何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共存，戳中了我们对一个自私而扁平的现实世界的不满。《绿线巴士》是这本书中最私人、也最有“范文”模样的一篇，质朴无华，写“业已消失的美好”：环伦敦全城的绿线巴士。50 年代，绿线巴士是伦敦重建过程中的一环，它抚慰了大战结束后伦敦人的心绪，“散发着令人安心的气味，不像是公共交通工具，倒更像是图书馆或旧书店”，车辆及线路的设计者“代表了一种伦敦理想的策动人与化身”，这巴士至今仍在，但它及它的服务“都不再如原来那样真诚如一了”。但是，这种对比未必有多么感伤，朱特极具洞察力地写道，战后十来年是英国民气较积极的时期，人们刚刚经历了战争，更懂得珍爱眼前的景象：绿树、原野和远方的山峦。绿线巴士之所以如此气氛恬逸，风尚温良，是因为其乘客多为中产阶层，而“绿线团队”，在那个时候，也有一种超乎职业要求之上的自豪感。在理智的本色和抒情的诱惑之间，朱特找到的立足点总能反映出历史学家特有的平衡感。
当死缓降临，当我们即将现出一尘土的原形，而又事先得知了这一点时，我们才可能意识到过去的生活还不够严肃。活着的时候，我们再如何用心去感受死的压力都嫌不足，从而，那种命定的懊悔和空虚感，通过他人的回忆，通过无数的人文作品，一次次对尚未死亡的我们发出也许是徒劳的警告。“如果万事万物皆依死亡指示的那样发展变化，人将会变得十全十美。你就会发现第一流的父亲，纯洁无瑕的丈夫，堪称楷模的儿女，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亲，祖父母能得到所有人的致哀，在商人们面前，阿西西的弗朗西斯就像一个极端的自私鬼，将军们沉浸于善良之中，检察官宅心仁厚，军火制造商近乎圣徒——一句话，不知不觉之中，世界就好像充满了一大群无翼天使。”朱特写下的这一大段话，解释了他从事其一生事业的根本理由，也道出了我们的人生中最本质的、“原罪”般的挫败。
所有以读写为生的人，都有一个托付于语言的灵魂。他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一个想象性的前提之上，那就是，自己写下的东西将得到其他人的阅读。我们都要死，所以，你可以不读，但你没有权利无视和亏欠别人写下的记忆。书写，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称之为“一种硬质的行为”，自问世起就是奔着永恒的方向而去的，书写者明知自己必死，想依靠着书写行为延续生命。
《语言文字》这一篇里，有几句堪称“渊默如雷”的告白：“文字是我与世界之间仅剩的联系，而我却正迅速丧失控制它们的能力。文字无懈可击地在我静默的脑海里组织成形，广度丝毫不减但我却无法再轻易将它们诉诸语言。”这是“记忆小屋”打开大门的时刻，在此之前，我们只能同它飘出的袅袅炊烟和悠悠的乐音相逢，现在，则可以看见一个已然不能移动的人，静静地运转着他来日无多的头脑，再静静地等到翌日，艰辛地蠕动嘴唇，让记录员记下前夜成形的所思。托尼·朱特的文字之力，或许并不足以将他的生命延续到死后，却可以让他的死亡成为一个思想的和文学的事件。
《记忆小屋》读后感(九)：归于平淡了吧，生，不过如此，宁静，祥和，夕阳西下。
崇洋媚外是中国人最high的点了，特别我这行，看那么多傻逼客户放着技巧精良的中国人不用，非要用那么些凑数的洋妞洋小伙，我就各种憋气内伤。与此同时的就是妄自菲薄，简直薄到B了都。
好吧，我真心怀疑我喜欢这本书这因为它用几十上百年左右的英国来平衡了我内心的爱国主义。
被作者鄙夷的英国学校教育，人文淡漠，时代伦理以及犹太人的犹太。而美国作为多元的文化以及大家都是移民者则多了好几许包容性也被作者选为自己生活的地方。
而荷兰，最后一篇，被作者命名为“托尼”。“有一条勉强称得上是路的小道，紧挨着缪伦小铁路……或者，你也可以坐等下一班列车：准时准点，循规蹈矩，精确到秒。什么事也不会发生，这里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我们无法选择人生在何处启程，却可以选择于何处结尾。我知道我的选择：我要乘坐那列小火车，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坐下去。”喋喋不休了一本书，最后小清新了一把。归于平淡了吧，生，不过如此，宁静，祥和，夕阳西下。
《记忆小屋》读后感(十)：《记忆小屋》简评
被称为史学界的霍金的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领域的研究无出其右，初识托尼·朱特也是通过他四卷本的《战后欧洲史》。无论是读出了同样四卷本的鸿篇巨著“年代四部曲”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还是去读在西方文化史方面造诣极深的雅克·巴尔赞，你能感受到大师观史绝非时间轴上对于事件的积累和罗列，那是多个维度的思考和换位，你会陷入对于时代的沉思，纵然历史总归是由今人撰写的故事。特别对于托尼·朱特，他研究的历史亦是他所经历过的时代，那份感同身受和私密性的独白，让作者自身更懂他所研究的历史，也令读者心悦诚服。托尼·朱特的作品都非常好看，无论是颇具预见性的《沉疴遍地》，还是着重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批判的《未竟的往昔》和《责任的重负》。在《论欧洲》中托尼·朱特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概述了欧洲政治的演进和自身对于欧洲发展精确的判断，在《思虑二十世纪》里，托尼·朱特提出了自己深刻的见解并给予尖锐的批判……这本《记忆小屋》是作者的绝笔，里面温暖、诙谐，令人不时同情和感动。在这里他不再是那个深邃的历史学家和哲人，他更回归于平凡，讲述着自己的往昔和成长的经历。或许会有读者反感于托尼·朱特精英主义般的傲慢，然而相对于其短暂一生中的成就和使命般的历史责任感，他配得上这份骄傲与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