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读后感10篇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是一本由(日)宫本一夫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4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读后感(一)：宫本《从神话到历史》读后小札
用了五天的地铁时间，断断续续读完了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一册《从神话到历史》。书写的大气，比较宏观，却都在主线上。跳入跳出之际，也不显枝蔓，时不时还能把自己在中国和俄罗斯发掘的感受带进去，比方中国大米吃着香，内蒙羊肉吃得欢，辽宁考古所不擅长测量，中国人为了接待他们好面子住宾馆之类的。
译者吴菲看介绍是个学文学的，能把这样一部充满了专业词汇的书译到现在这个地步，着实不易。看得出，广西社下了功夫。但是也不必讳言，书的校对还是有点糙，特地鸡蛋里头挑挑骨头，且作芹献。因为是在地铁上看的，没做笔记，看后忘前的，所以只记几个记得清的点出来。另外，我没看过日文的原著，有些很可能是胡猜，说错的还请原谅。
46，说《文博》的办刊省份是“山西”，误，当为陕西。
106以及其后的多处，倒数第五行，“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这个阶段称之为金石并用期”。案，严先生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都称龙山时期为“铜石并用时期”，比如严先生的著名论文《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期》。这里，应当是翻译没有看原著，只看日语书的结果。
277，倒数最后一段，倒数第三行，说陶寺朱书扁壶文字，说“胴体部分的一面是平坦的”。这明显是翻译的失误。“胴体”在中文中是指人的躯干，或者特指牲畜被屠宰后除去头尾内脏和四肢的剩余部分，但在日语中，指的是躯体和腹部。这里应该是说陶寺文化扁壶的器身或者器腹，所以应该是翻译的问题。
296，倒数第8行，衍一个英文的“V”字，原因不详。
401，介绍姜寨遗址，说是“山西省临潼县”，当为“陕西省”。
37，第二段说“傅斯年得知甲骨出自河南省安阳小屯，立即任用刚刚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李济，组成了安阳考察队”。P40继续说“1928年……李济召集董作宾等年轻有为的学者组成考察队”。这段记载比较混乱。殷墟最初的发掘，是傅斯年指派董作宾组队去的安阳。选择董作宾主持殷墟发掘，“是因系河南人而有天才又易于接受新思想而被派到安阳的董作宾，对于现代考古学都没有任何实际经验”，但董作宾的发掘并不能令傅斯年满意，至1929年才换上了李济作负责人，董襄助其事。宫本先生的描述，没有说清此事。
49第二段，中间说，“2004年，周原被认为很可能就是周王陵，这可算是该项研究的一个进展……周原王陵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附近。今后的发掘考察值得期待”。这段议论没有加注，不知道所指的研究者是谁。但是在当年周公庙发现之初，似乎有人提过此事，但没有人认真写文章论证此事。宫本此论放在这样一本全书都很严谨的通俗书中，可能有点冒险甚至不太严谨了。
53第一段中间，“河南省垣曲周边”，这个说法应该不是翻译错误所致，可能是宫本先生的笔误。
除了这些讨论，不少问题也能看出宫本先生的纠结和矛盾。纠结和矛盾的原因在于这本书从旧石器写到晚商，中间的每个环节都会有专门的学术问题，要一个个都明白，那样的通才，即便是夏先生复生，苏公尚在，也不可能。一个学者，只要出圈儿，出错的几率就大了。对于自己没有亲身研究的问题，如何取舍别人的观点，就会有纠结或者矛盾。
宫本此书，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如何看待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的问题就是很好的例子。书里P324-P326，宫本列举了对两座城的三种意见“偃师西亳”、“偃师桐宫、郑州西亳”（案，这个描述首先就有问题，郑州为亳，但中国学者没说他就是“西亳”，说郑州西亳或许不排除是翻译被这一段公案给弄晕了的可能）、“盘庚所迁之殷”。宫本显然是从杜金鹏先生说的西亳支持者，所以从分期到性质，都从“西亳”说。但他也纠结于郑州之大和时代的早，所以，他这样调和，“汤王以郑州为据点，攻陷了夏王朝的都城二里头遗址，也就是文献中所说的斟鄩，然后把都城建在临近的偃师商城并将其命名为亳。而在同一时期，郑州商城作为商朝的王都而建成。也就是说，关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又出现了一种与前述第一至第三种观点不同的新解释”。似乎宫本在强调，偃师的确是“西亳”，但郑州是王都。所以在随后的P352，他论及商代的政治中心移动，是“从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洹北商城、再到殷墟”，完全排除了偃师。
郑州、偃师，孰为亳，在部分学者（尤其是纯考古材料本位的学者）那里或许不是问题（或者严谨点说，不是太重要的问题），但考古材料回归到历史研究上，这个问题就尤为重要。立场不同，重要性自然不一样。宫本的讨论恰是围绕着“从神话到历史”展开的，所以这个问题，有的他纠结！
另一个需要大大赞扬宫本的是，他对于何为“中国”的意见调和，是很聪明、漂亮的！熟悉早期中国考古与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很多学者认为黄河中下游以外的文明，不是中国。三星堆、大洋洲神马的，都是其他的文明，和中国没关系。对“中华文明”的内含是不是有长江、有西北，有华南，这个事情在蓝眼睛和黑眼睛的视野里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宫本的一端论述很精彩，他说“中国社会一方面形成了初期国家的区域即中原，在以中原为地理上的中心的古代国家几经兴亡，以至形成了保护中华这个自我群体的思想方式……中华正可谓这样一种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诞生于商周社会后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它形成文化可说是在战国时代。而后这种称之为中华的思想方式在继承了战国时代思想的汉代得以完成。但这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近现代的中华概念。因为近现代的中华概念的基础建立在以清朝的国家领域为背景形成的概念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历史，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
这话，漂亮！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读后感(二)：考古学家眼中的历史
讲谈社十卷本中国的历史之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考古学家撰写的。
上古史史料少，对考古的依赖极大，想象空间也大，往往一个遗址、一个大墓甚至一个青铜器铭文就推翻了一个多少年来的假想。
作者举了个例子，1959年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掘证实彩陶仰韶文化和黑陶龙山文化只是年代的差异，而推翻了傅斯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即二者源于不同系统的民族。
作者颇多新颖的观点，可与许宏的《何以中国》对照来看，算是中日两国不同的视野和角度。
*作者认为夏王朝的存在是确定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与其争论夏是否存在，还不如研究二里头是否具备初期国家的特征，够不够王朝的资格。
*对于殷商的都城，作者观点是汤以郑州商城为据点，攻陷了夏都二里头，在附近建了偃师商城的小城，并命名为亳。同时，郑州商城作为王都也在建设。
*与纹样图案(饕餮纹)一样，玉琮等玉器也从良渚向黄河中上游地区扩散，包含在玉器中的神政权力精神被黄河地区吸收，并于二里头发扬光大。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读后感(三)：历史前的历史
基于考古学，充分论述了史前时代农业社会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化的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与扩散，社会阶层也逐渐分化，同时也促进了区域间的交流与融合。包括经济和精神上的融合。通过融合，社会的组织程度日趋强化，终于促成了初期国家的诞生。区域指的是“旧石器时代以来就存在中国大陆的北方与南方这两条区域社会的文化轴。”作者认为，这两条文化轴是了解中国史的“重要历史视点”。“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轴”。作者还认为，文献资料所说的夏王朝就是二里头文化。（尽管夏王朝是否存在还存疑。）但“二里头文化期处于王权的形成期”，只有到了商王朝，才可“定位为在东亚确立了初期国家阶段的王朝。” 很多人说此书读起来异常枯燥，确实，作为普通读者，面对几乎整本的考古学资料，读起来乏味是自然的。但你慢慢读下来，还是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东西，比如作者的个人考古经历，其实作者也不单单是罗列一些考古资料，还是有许多个人的看法参杂其中。读完了或者说大略翻过了，对于你了解国家的诞生或者以后的历史发展，其实还是有很大帮助。许多认识，也还是颇富启发性的。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读后感(四)：日本出的《中国的历史》
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提供一个看待中国历史的新角度——日本是如何跟普通读者讲述中国历史的。
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先生说：“我并不以为，当下的出版界之所以希望引入外国人写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能引人入胜的大众史学作品，只是因为中国学者都放不下‘专家’身段去从事那种创作的缘故。这里面更多的，其实还是写得出、写不出，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是即使写出来了，能不能让人看得下去的问题。尽管不必采用绵密引征和系统论证的阐述形式，大众史学在需要把历史叙事还原到亲历者们的切身感知、还原到总体历史图景、还原到根本价值关怀方面，以及在它需要能反映最前沿的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一点也不比对于更‘专业化’学术写作的要求为低。
我个人认为姚大力教授说的非常对。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读后感(五)：走向国家之路
《夏王朝》一书是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教授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中国通史丛书的第一卷，当然非考古学者莫属。宫本一夫教授的研究专长是东亚考古。而且他有过在中国考古的经历，对中国当前的学科发展情况有相当的了解，同时他又是一名日本学者。他的特殊身份，便为本书奠定了一个宏观的叙事视野。他把中国大陆放在整个东亚的语境下去考察。进行跨区域的宏观比较。这一视角，得出的结论相较于以一个文化为中心的视角出发会更为客观一些，即所谓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看问题上，宫的一些观点也是挺有新意的的，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比如在谈到粟、黍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传播的模式和长江中游下游稻作农业的起源和传播是两种不同的模式。旱作农业的北传伴随着农业生产工具的外传，体现的是一个文化综合体的传播。而长江稻作农业的传播，接受地区的先民只是接受了其种植技术，这种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作者指出农业的起源与传播，与气温的变化有很大关系。气温的下降，可供史前先民采食的自然资源减少，特别是在北方地区野生鹿的减少，促使史前居民不得不改变生业模式，从食物的采集转向食物的生产。在论及夏王朝是否存在、是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问题时，作者没有用国内学者通常所采用的方法，从时间、地望等方面去比较，而是综合考察看二里头文化是否达到了王朝所应具有社会进化水准的问题加以客观分析。作者指出，“夏王朝以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三期的社会领域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虽然夏王朝有过直接统治，但除了同样被认定为二里头文化的直接统治区域之外，其它各区域的首领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是一种向夏王朝贡纳资源的近似同盟关系。就是说夏王朝在政治上的扩张还十分有限。还没有达到确立强有力王权的阶段。”因此，二里头文化处在王权的形成期，或是称之为初期国家的形成期或萌芽期。到了殷墟文化阶段，作者根据其所具有的宗族、氏族方面的特质，认为可以把商王朝定位为东亚确立了初期国家阶段的王朝。作者提出的南北文化轴的概念也是挺有意思的。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文化轴。在新石器时代至商王朝时期两个文化轴的交流当中，在南方的文化轴一方诞生了小麦、青铜器、车马等物质文化。后来在南方的文化轴线上诞生了秦汉王朝，在北方的轴线上诞生了匈奴游牧国家。作者南北文化轴的划分是有旧石器以来的文化轴作为支撑的。
总之，本书从一个宏观的视野，勾勒出中国大陆从旧石器时代到夏王朝阶段发生的种种文化现象，最终诞生了史书记载的第一个王朝。而且作者的一些观点看法还是相当有启发性的。不足之处是，本书是译本，而且译者非本专业人员，在书中难免出现多处错误。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读后感(六)：被封印的历史迷雾
泱泱中华，浩浩文明。
大约在125亿年前，宇宙中形成了银河系；
大约在46亿年前，银河系中形成了太阳和地球；
大约在38亿年前，地球上形成了“有机体”；
大约在25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近似人类的动物；
大约在7万年前，“智人”登上历史舞台；
人类就此揭开了华彩的篇章。
《中国的历史》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读本。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涵盖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重磅历史佳作。从盘古开天地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孕育出了灿烂不朽与众不同的东方文明。中国古代文明与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文明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四大文明有一个共同特点，均是逐河而居，依河而建，发展于各大河流域。
说起大河，中国有黄河和长江，埃及有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有恒河。这些文明发祥地的相似之处在，河流以及两岸肥沃的冲积平原为期发展提供了条件，都曾存在过发达的农业社会。东西方都有关于大水的传说或记载，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西方是主动防御以避水，东方是积极疏导以治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许从这两次大水就可看出些许端倪。不过本书并不是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何处，而是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之为中国的原因。
宫本一夫，九州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专攻东亚考古学。主要研究东亚新石器时代至初期铁器时代的比较考古学及比较文明论。本书即是日本考古学家宫本一夫教授所著，从考古学专业的特点出发，虽是粗线条的描绘，却也不乏严谨科学的实证精神。考古学的特点，决定了其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
考古的历史是一铲一铲发掘出来的，仅凭神话故事是难以服众的，更不是从故事或史料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从而满足自圆其说的欲望。考古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到确凿的证据以证明历史故事或史料的正确，以推翻种种质疑。在没有找到强有力的证据之前，一切都是可以存疑的。历史就像一只“薛定谔的猫”。
夏代地区图（图片来自网络）中国大陆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仅是从地理角度就可划分为：黄河流域的华北、长江流域的华中、南岭以南的华南以及东北和西北，环境不同，经济发展也各不相同，从而形成区域文化的不同。
历史学界强调的是商周古代国家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实现了统一的历史发展的历史观；而考古学界出现了从多元区域的观点出发，注重具有区域特征的发展阶段的动向。中国的历史研究历来重视谱系传承的重要性，自商周以来的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观逐渐形成，但是商周之时的中国与今日之中国绝非同一概念。彼时之中国乃是中心之国，是发达的农业社会或者说是史前区域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王权体现。
不过到目前为止，虽然有众多史料记载过夏王朝以及之前年代的存在，但至今并未发现一例如殷墟甲骨文那样确凿的证据，依旧给大家留下了众多疑团。不久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很多学者研究之后发布了《夏商周年表》，不过依然没有得到大家的信服，就是因为缺少国际公认的实证。
本卷主要是交代“达成了政治上的区域统一的一元中国的出现过程”，单作者以其外国学者的独特视角，着意要“在放眼整个东亚的情况下，把中国置于广大的多元性之中来进行考察”。究竟多元区域观如何转变为一元地域观，正是本书论述的重中之重。
说在最后，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没有必要用有色眼镜看待每一个对中国历史关注的人，大国自有大国气象，包容万千方能气吞宇内。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真理越辩越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读后感(七)：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一部 从神话到历史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 夏王朝》，是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十套系列书籍的第一部。这一部着重于史前文明，更多的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来阐述，确实有些枯燥。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日本这个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近代以来在思维意识又脱离亚洲的国家如何解读、看待中国历史。或许正是这种外籍学者身份来解读中国历史，更能有一种特定的视角，如作者更多强调的是将中国历史及文化放在东亚这个范畴来看待。书中作者除了在考古学术方面提到一些日本与中国的差异，另外的一些细节也让人会心一笑，如说到在中国参与考古研究发现中国学者们在平时不讲究饮食，在接待外国学者时，却一定要准备相当规格的饭菜，以及野外考古往往要考虑好住宿等问题（如住在宾馆），这样每日到考察点需要近一辆小时的车程，这点与俄罗斯就地帐篷解决形成对比等。总之，日本人在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远东地区（寻根情怀？）方面的兴趣与专注让人有所思考！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读后感(八)：稍微开拓历史观
一个日本的考古学家写的中国原始时期，不太像历史读物，就真的非常考古。
感觉非常努力想写好一本书，但似乎缺乏一个整体的逻辑顺序，前段是按时间排序，后段是分类描述，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章节重复，偶尔夹杂一些作者的考古经历，很多素材的归纳性不强，总体写得杂乱、枯燥、啰嗦。有时对时间和事件的描述前后不一致，看得有些迷惑。
但确实有助于开拓历史观。
1.中国人并非从黄河流域孕育而来，而是多地多种文化同时期共同发展融合。
2.中国的历史并不只是农业社会的历史。中国史前社会，尤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正是以因现在的欧亚大陆可见的生态域不同而形成的生产能力的差异为背景，人类群体的差距开始出现的阶段。中原地区的农业社会形成后，其周边地带依然存续着旧石器时代以来的狩猎采集社会，而在农业向北方扩散的区域之中又产生了畜牧型农业社会。畜牧型农业社会在西周以后的寒冷干燥化中形成了以畜牧为主的新的社会经济体系，游牧社会由此开始。就这样亚洲东部的水平方向的社会分支逐渐完成。即从中部向北极向赤道分布着农业社会、游牧社会、狩猎采集社会，上述格局直至今日，包括无文字社会在内的地理上的分支，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就已开始了。
3.即便是在史前社会，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中国大陆的北方与南方这两条区域社会的文化轴。这两条文化轴各自的特点是，北方时常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保有交流，而南方的文化轴则呈现出相当保守的状态以及缓慢的物质变化。
4.南北文化轴的接触地带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在南北文化轴各自的周边区域出现了农业，其主体分别是北方的粟、黍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
5.农业社会的各个区域因自然环境及地形环境不同，又可划分为多个区域文化。
a. 在率先出现父系家长制的黄河中游地区，确立了通过祖先祭祀来实现安定的社会秩序的宗教祭祀，以及作为农业祭祀的动物牺牲以及促进社会组织团结的人牲等祭祀活动。
. 在同样属于粟、黍农业社会、具有发达的父系家长制的黄河下游地区，为了维持阶层化社会中的身份秩序，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制开始确立，并创造了祖先祭祀之时用来象征各氏族的族徽等。
c. 在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发展形成的稻作农业社会，太阳信仰成为共同体的组织基础，同时在阶层化社会中逐渐出现了凭借太阳神的威信而确立的首领权。这些首领通过玉琮或玉璧与太阳神“对话”，因此得以在太阳神的庇护之下行使权力（神政）。
6.气候变化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下按时间顺序：
一、旧石器时代
（一）前期
1.80万年前：陕西蓝田猿人及湖北郧县人
猿人在各地分别诞生了新人。而且郧县人的形态特征也接近于现代亚洲人。（中国人也许并不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有可能就是从中国大陆起源的）
2.50-40万年前：北京猿人
3.28万年前：辽宁省金牛山人、山西省丁村遗址
（二）中期
10万年前：山西省许家窑遗址、贵州省观音洞遗址
（三）后期
4万年前：宁夏水洞沟遗址、山西省下川遗址
二、新石器时代
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J·卢伯克把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他把新石器时代的起点置于末次冰期末期，也就是更新世向全新世转换的时期。由于生存于更新世的猛犸、大角鹿等大型动物相继灭亡，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这些环境变化，人类也采取了适应新环境的对策。人类对植物类食物的依赖逐渐加深，生活形态也从游牧转向定居。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物质文化也发生了改变，比如磨制石器的出现。
然而该基准并非适用于全世界。在亚洲东部，人类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物质文化的改变应该说更体现于陶器的出现。
（一）早期
1.BC13000年：气候变化带来食物变化、出现陶器
（1）气候变化带来稻谷栽培。
地球在最终冰期结束后迎来全新世的气候温暖化不久，曾有过一个气候短时期恶化的新仙女木期，气候极冷时期，起讫时间为距今1.25万～1.15万年。
中国大陆的新仙女木期：以季节风的弱化为特征，即夏季风变弱，带来短暂而低温的夏天；冬季风增强，导致气候急剧变冷。影响：气候变冷促使野生稻变为一年生草本，并导致胚乳增大，并阻碍了华中一带果实类和坚果类的生长。人们因此越来越重视作为采集对象的野生稻。
新仙女木期结束后：强烈季风再度回复，又使气候转向了夏季高温多湿、冬季寒冷干燥的温暖湿润期，为稻谷的生长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由于这种生态环境的变化，人类的采集策略开始逐渐转向稻谷的栽培。
（2）物质文化发生转变，石器和陶器。
a.旧石器时代后期所见的两大石器技术系统圈发生了变异。见于中国南部的砾石石器系统在最终冰期的冷温化中分布领域缩小至南岭山脉以南的华南。华北和华中则分别向着细石叶群和小型石片石器群转变。
.从更新世到全新世的过渡期，东亚出现了陶器。人们从此前的动物类食物为主的阶段到达了以植物类及鱼类贝类食物为主的阶段，在此阶段东亚一齐出现了作为烹煮用具的陶器。在诞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西亚，陶器的出现最早只能上溯至八千年前，而东亚各个地区陶器出现的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也属于最早的地区。
（3）向定居社会转变，活动范围逐渐缩小
a.人们的狩猎对象转向了小型动物。追逐猎物的狩猎范围缩小，把活动范围转移到了广布着坚果类树木的低地森林地带。或者说，人们为了把植物资源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获得食物的方法逐渐发生变化，活动范围逐渐缩小，从而顺利完成了向定居社会的转变。
.定居生活确实为女性提供了安定的育儿期，为此，生理学上的妊娠间隔较之迁徙生活时期有所短缩。女性妊娠间隔的短缩意味着一个女性一生中生育次数的增多。人口因之激增，社会群体的规模也随之出现了变化。
c. 气温上升，海岸附近的地形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最终冰期结束后的6500年间，即13000年前海平面开始上升至6500年前的海平面上升的最高峰期，假使这期间海平面上升了100米，那么平均每年海平面上升的高度约为1.5厘米。在这个时期，东海大陆架曾经陆地化的地带也完全淹没在海平面之下。其间的变化令人难以想象，同时人类在这些陆地上的活动痕迹也随着海平面上升而湮灭了。
2.BC8000年：开始了初期农业
（1）最古老的水稻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和中游地区，然后才从这一带逐渐波及周边地区。 严文明教授还提出了一个关于栽培稻的假说：从野生稻分布上看，野生稻的北限位于淮河以南，而正是在野生稻的生长界限地带，人们开始了水稻栽培。在野生稻分布的边缘地带，其收获量较低，这一地带的人们为了在有限的生态环境下生存而出现了适应现象，即通过栽培水稻来确保收获量。
（2）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栽培稻的年代越来越早。其中之一是发现于代表着彭头山文化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这里出土的陶器坯土中发现了炭化稻。由于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制作陶器时掺入的稻壳炭化后得以留存。由此可以断定，栽培稻早在公元前7000年前就已存在。
（二）前期
C6000年：河北省磁山遗址出现大量栗的贮藏穴
裴李岗文化墓葬中可见因性别而异的随葬品
兴隆洼文化出现列状配置的住居构成的环壕聚落。祖先墓葬设于住居内
湖南省八十垱遗址出现环壕聚落
若以裴李岗、磁山文化为例，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陶器种类主要有三种：用于烹煮的罐或釜、用于贮藏食物的壶和用于盛放食物的钵。
（三）中期
（1）气候温暖湿润高温期。海平面上升趋于稳定的时期是在距今约6500年前，即公元前4500年左右，也是海平面达到最高的最高海平面期。当时的海平面较现在大约高2—3米。以仰韶文化为主的姜寨遗址，从姜寨1期至姜寨4期，牙獐约占动物总数的10-20%。牙獐现生存于淮河以南的沼泽地带。这说明与现在不同，那一时期的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曾经近似于常绿阔叶林带。而在白家村遗址、姜寨1期至姜寨4期，还发现了生活在竹林中的中国竹鼠的骨骼。现在的华北已没有竹林，竹林已成为江南以南的风景，是常绿阔叶林带的代表植物。由此可知，当时渭河流域的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有着近似于常绿阔叶林带的环境。同时竹鼠的事例也从动物骨骼的角度证明了气候温暖湿润的高温期的存在。
（2）陶器多样化、专业化，出现青铜器。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华北的仰韶文化为标志。该阶段以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等尖底瓶的出现为特征。在此阶段，各地陶器种类增多，区域型的器种构成也开始特殊化。加之农业稳定发展，各地出现了活跃的区域间交流以及耕地面积的扩大等新动向。 新石器时代相当于龙山文化并行期。在此阶段，逐渐开始出现区域内的阶层化以及陶器制作的专业化，并且在西北地区和华北开始出现青铜器。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这个阶段称之为铜石并用期。
1.BC5000年
浙江省河姆渡遗址出现干栏式住居和大量稻壳。
见于良渚文化的玉琮等玉器之上的兽面纹是源自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在山东龙山文化（两城遗址）、石家河文化玉器上也可看到图案发生一定变化的太阳神形象，两者均绘有以太阳光芒形成的日晕为原型的神人图形及其旁边的鹰的图形，反映出与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同一的性质。
湖南省城头山遗址出现水田
仰韶文化出现环壕聚落
黄河中下游流域向父系血缘家族组织转化
2.BC4000年
庙底沟文化的彩纹陶器普及各地
江苏省草鞋山遗址出现水田
长江下游流域向父系血缘组织转化
红山文化出现积石墓、玉器及女神庙，表现猪龙和龙等想象中的动物形象的玉器
中国西北地区出现马家窑文化，以中国西北地区为中心开始出现铜器
良渚文化出现土墩墓以及玉璧、玉琮
（1）良渚文化的玉器有三类，玉琮、玉钺、玉璧。
a. 玉琮，饰以兽纹，用于祭祀。玉琮的形状如磨去棱角的方柱体，是一种呈方筒形、内侧为圆柱形空洞的玉器，中空部分被认为是连通天神与地神的通道。玉琮作为神灵的“凭依”，表面刻有一种名为神人兽面纹的精细纹样。通常认为神人指月神，兽面代表太阳神，旁边的鸟为神使的者——鹰。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林巳奈夫先生认为，良渚文化的兽面纹就是见于殷商社会的青铜器上的饕餮纹的原形。
. 玉钺，以武器的表象来代表军事权。按照原为武器的钺的形态制成的玉器，所以玉钺应当是一种显示军事权的瑞器。
c. 玉璧，代表神政权力，用于驱邪。呈圆盘形，中有圆孔，形状精致而奇特。与玉琮一样，玉璧也是祭祀用的礼器。
（2）玉器代表首领权威，势力格局流动性强。
在良渚文化中，这些玉器都处于上层阶层即首领的独占之下。可以说把祭祀和军事结合在一起的是良渚文化的首领，代言其权威的则是玉器。
在良渚文化期，环绕太湖的各个地区形成了以父系血缘单位为核心的阶层构造，地域首领拥有着玉器，通过向位居下层的区域首领分配玉器，形成了依靠祭祀统治系统维持的同盟关系。获得玉器分配的区域首领们很可能又在区域内部继续进行赠与活动，将玉琮进一步分割。在这些区域之中，太湖南岸的良渚遗址群当初占据着盟主的地位，然而到了良渚文化后期，或许由于玉材的枯竭，玉器的赠与活动难以继续，因此落入难以掌握霸权的局面。在良渚文化后期，太湖北岸常州地区的寺墩遗址一带的势力变得相对强大。 但是，这种区域单位中首领阶层的成立以及区域间首领的势力格局虽逐渐成形，但其势力格局是不稳且流动的。由此看来，良渚文化还未达到形成王权的阶段，只能将其划分在首领制社会的范畴之内。
（3）玉器的普及体现着交流的频繁程度。表现猪龙和龙等想象中的动物形象的红山文化独具特色的玉器；创造了玉琮、玉璧等用于宗教活动的精巧玉器的良渚文化；拥有着人面玉器及动物头形玉器等迥异于其他区域玉器文化的石家河文化等。各个区域生产了各具特色的玉制品，这些玉制品都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中成为象征上流阶层权威的威信物。
（4）良渚文化突然衰落可能是因为自然灾害。良渚文化虽然形成了发达的首领制社会，却突然间走向衰落，被文化发达程度较低的马桥文化所代替。可能是因为水灾等自然灾害。公元前3000年前的中叶阶段，由于气候转凉，很可能引发了大规模的洪水灾害。良渚文化的包含层上覆盖着厚重的冲积层。随着自然灾害造成的稻作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面对这种社会变化，玉器所代表的祭祀统治权已无法维持社会的秩序。
（四）后期
（1）气候寒冷干燥期。以公元前3000年左右为界，区域间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各区域文化之中的阶层关系出现多层化的同时，群体的统合化也开始了。各地气候逐渐转向寒冷干燥，气候恶化使食物的生产效率反而得到提高。
（2）寒冷干燥化促进了畜牧动物的家畜化。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庙底沟2期并行期的姜寨5期，牙獐的比率急剧减少至3.5%，中华竹鼠则彻底消失。而正是这种动物种类的变化明确地反映了高温期的终结以及气候转向干燥寒冷的现象。气候寒冷干燥化现象，使森林逐渐变为草原，鹿失去原有的生态系，此前人们所进行的野生动物狩猎，尤其是鹿的猎获逐渐减少。作为替代，当地对猪或是作为畜牧动物的绵羊、牛等家畜动物的依存度增高，显示出畜牧动物家畜化的趋势。家畜动物增加的现象明显见于黄河上游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
（3）首领阶层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后期最显著的特征。随着以父系家长制家庭组成的氏族为母胎的首领制的出现，出现了为使社会阶层构造趋于稳定的世袭首领制。首领制社会通常以世袭决定首领。首领掌握最高的政治权力，同时臣民以进贡的形式将生产资料集中交由首领管理，首领再将之再分配给众人。人类学的文化进化论学派依据E. R. 塞维斯的学说，将社会进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血缘家族社会、部族社会、首领制社会和初级国家社会。首领制社会是平等的部族社会与初期国家之间的中间发展阶段。
（4）各地交流扩大。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半段物质、文化交流频繁。黄河中游地区及其邻接区域是吸收玉器的区域。该区域此前不曾拥有玉器文化，玉器不仅只是作为威信物或宝物被当地吸收，而很可能是连同玉器具有的宗教上的意义也一起得到了吸收融合。这无非是通过引进其他区域的宗教祭祀这种精神生活上的社会体制，其目标在于追求更大程度的社会进化和复杂化以及各群体更大程度的统合。 另一方面，在各地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建筑物，反映出近乎古代国家的强有力王权。
1.BC3000
河南省西山遗址出现城址。西山城址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雏形城市”。
长江中游流域出现城址遗址。
内蒙古中南部出现城址遗址（海生不浪文化）
山西省陶寺遗址出现大规模城址以及首领墓葬
四川盆地出现城址遗址
山东龙山文化。以包括鼎在内的陶器构成来显示身份秩序的格局是由山东龙山文化确立的。值得注目的是，以见于山东龙山文化的这种身份秩序为背景的仪礼正是商周社会仪礼的基本的精神基底。
长城地区形成畜牧型农耕社会，出现北方青铜器文化。
（1）北方。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在农业社会的北缘区域即长城地带，逐渐以从农业社会分离的形式，诞生了畜牧型农业社会，并在此后继续向游牧社会发展。长城地带至内陆亚洲一带开始出现与商王朝不同的、以青铜短剑为中心的北方青铜器文化，不论是在社会性质还是文化特征上都与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渐分离。
（2）南方。与之相对，发展了以青铜礼器为中心的祭祀仪礼体制的黄河中游地区则作为商周社会的母胎走上了农业社会的进程。也就是说，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轴。可以说在新石器时代至商王朝时期的两条文化轴的交流之中，在南方的文化轴一方诞生了小麦、青铜器、车马等物质文化。
（3）南北接触地带。完成了商王朝这个初期国家的王朝，其诞生母胎是二里头文化期的先商文化漳河型，其位置也处于农业社会与畜牧型农业社会两条文化轴的接触地带。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灭亡了商王朝的周王朝。成立周王朝之前的周族，其据点位于周原，周族的文化样式也正好位于两条文化轴的接触地带。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
三、历史时代
（一）夏
C2050年左右：
标志首领身份的“乐”与诞生于山东的身份秩序即“仪礼”在二里头文化以后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商周社会的基本社会秩序即“礼乐”。二里头文化，吸收来源于其他区域社会的维持体制，形成了新的社会组织的管理原理，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里头文化以鼎为主体，二里岗文化以鬲为主体。
在形成了二里头文化的黄河中游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了祖先祭祀、动物牺牲、人牲等“祭礼”，当地社会群体的团结因此得到巩固。至新石器时代末期，该区域又引进了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的神政权力，进一步实现了社会的组织化。
农业社会各区域各自形成的社会维持体制即宗教祭祀，如果一成不变，随即会成为难以维持的体制。为了社会组织更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不断引进新的礼制：采用了已存在于当地大汶口文化的身份标志即酒器，另外还在其中加入了“乐”这种当地的阶层标志，从而形成多重性的礼制。这正可谓是商周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即“礼乐”的开端。
1.关于作为身份标志的酒器，通过采用青铜这种在当时社会中具有贵重价值的素材来制作，新的阶层秩序的革新得以完成。
2.引入上述阶层标志及礼乐的祭祀行为应当是新石器时代以来，以祖先祭祀为中心的氏族间相互确认同族同宗关系的场合。如在二里头遗址所见，其祭祀空间设置在都城内的固定场所，同时宫殿与墓葬被一体化，成为祭祀祖先神祇的场所。应当就是这种宫殿内的祖先祭祀作为一种宫廷仪礼，逐渐走向了制度化。
但是采用了这种社会装置的社会组织的范围并未超出此前的区域社会的范围。夏王朝能够直接统治的范围有限。
（二）商
C1600年左右：超越了以往区域社会的框架，并在政治统合及领域统治上有所进展的阶段，可以把商王朝定位为在东亚确立了初期国家阶段的王朝。
1.以祭祀仪礼和礼制为基础，诞生了维持着社会秩序和群体组织的祭仪国家。
从二里岗文化到殷墟期的商王朝则可说是首先发展继承了二里头文化以来的社会维持体制，并吸收了更为广泛的区域的宗教祭祀。那就是体现于：
a.青铜彝器的礼制确立
.为祖先祭祀而盛行的动物牺牲及人牲。与祖先祭祀这种显示王权正统性的宫廷仪礼一起，夸示王权力量的牺牲祭祀是商王朝王权的要务。
c.以王权代替神力的占卜行为和记录其结果的文字的出现。
2.势力范围明显扩大
商王朝在畿内的二里头文化期的政治经济据点上设置城郭，又在畿外建设了用作物资集散据点的城郭并派遣殷人管理，进行据点式的统治。
商王朝的这种资源与物资向商王集中的方式，是一种贡纳与再分配的互酬体系，即各方向商王贡纳资源与物资，作为相应的报酬，商王又把青铜彝器（或青铜器制作方法）作为位阶标志进行再分配，就这样确立了一元集中型的贡纳体系。
正是通过这个转换，商王朝的各种物资才得以集中到政治统治的领域之内，或者说以上述区域为媒介，各种物资才得以聚集到王都。
至此阶段，诞生了受到商朝青铜器文化影响的华中型青铜器、吴城文化（新干县大洋洲墓）、城固青铜器和三星堆文化。
大乙（成汤）建立商朝，河南省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出现。早商期汤王灭夏，并在夏的中心地即伊河、洛河地区建造了都城偃师商城。这座都城正可谓打入占领地的一枚楔子，也可说是监视和统治夏朝臣民所必需的据点。另一方面，同时期商朝南进的据点则是郑州商城。郑州商城由南北长1870米、东西宽1700米的城垣围绕。今天在河南省的省会郑州的市中心依然保留着壮观的城垣。现在依然能在身边看到3600年前的都城，怎能不令人为之惊叹。 郑州商城是南北略长的都城，其中心地位于都城的东北角。与偃师商城的宫殿区一样，除宫殿外，还设有园池。宫殿和园池是东亚都城构造的原点，两者的存在说明当时王权已经确立。 从都城的大小来看，郑州商城比偃师商城更大。可以说郑州商城才是早商期的中心地即王都。而且在郑州商城的二里岗文化下层期的前半段，在现在留存的城垣外侧还筑有外城。在南城垣以南约1公里处，发现了一段东西向延伸约5公里的外城垣。这处外城垣的建造可说是类似于偃师商城由小城向大城扩建的动向，但其规模更加巨大。
河南省东下冯遗址、河北省盘龙遗址等城郭建成
河南省小双桥遗址出现
河北省洹北商城建成
山东省大辛庄遗址、河北省藁城台西遗址出现
华中型青铜器出现
殷墟出现。殷墟西北岗王陵区的王墓群可分为东西两个区。在东区和西区各有1117处和104处陪葬墓及祭祀坑分布在王墓周围。全部的1221处墓中，分别有陪葬墓131座，人牲坑510个，马的牺牲坑20个，象的牺牲坑2个，等等。 人牲是指被同时埋葬的多具遗体，其中有的人骨被砍去头颅，有的人骨没有手脚。 被称之为“羌”的部族被捕获及被用作牺牲的记录可见于甲骨卜辞中。“羌”是指以畜牧业为生的人们，他们居住在与商朝相邻的黄土高原。
四川省三星堆遗址
江西省新干县出现大洋洲墓
（三）周
C1050年左右 周武王灭商纣王，周王朝建立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读后感(九)：考古学家写史前史再合适不过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01
从神话到历史 神话时代 夏王朝
【日】宫本一夫 著 吴菲 译
本书是日本讲谈社出的中国的历史系列的第一本，作者宫本一夫是位考古学家，本书涉及的内容时间跨度是整个系列里最大的，最远可以追溯到一二百万年前，一直写到殷墟甲骨文的出现，也就是文字诞生前中国远古时代的故事，这是一段没有同时期文字记录的时期，考古学家用他们的手铲做灯，照亮了这段漫长的史前时期，借着灯光，我们也能纵览这块土地上的人类在远古时期留下的一处又一处遗址，他们是如何生息，交流和发展。
本书最主要的观点就是：以中华文明为主干的中国史观不过是着眼于一方的区域历史。并从中国通史的角度指出：中国历史不断重复的是来自内陆亚洲的各民族王朝南下与汉族发生融合的历史，最主要的例子有北魏、金、元、清等。在内陆亚洲，一直存在着与农业地带不一样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不断重复着南下融合的历史。这种动态的局面才是中国基本的历史大动脉。
回到本书，先来看下发展的主线。在本书涉及的史前时期，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中国大陆北方和南方两条区域社会的文化轴。北方文化轴常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保有交流，而南方的文化轴则呈现出相当保守的状态以及缓慢的物质变化。在北方文化轴周边区域出现了粟、黍农业，南方文化轴周边区域则出现了稻作农业，随着各自农业的发展和扩散，两类农作物逐渐融合，这种融合不仅是生业经济的融合，也包括社会组织精神基底的融合，融合之后诞生了夏和商。另一方面，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农业社会的北部边缘地区，即长城地带逐渐的从农业社会分离，诞生了畜牧型农业社会，以后会发展为游牧社会。长城地带到内陆亚洲一带开始出现与商王朝不同的以青铜短剑为中心的北方青铜器文化。
1，神话
神话都是后世记录神话的人为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目的有选择的对民间传说进行搜集和加工。
2，中国考古概况
日本考古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尊敬和学习，中国有肥沃的考古土壤，近些年来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值得高兴的考古成果，进步也很大，从治学态度，耐心细致上还有进步空间。
3，旧石器时代
通过对应时期的考古遗址遗存的分析得知，由于南北物候的变化和差异，导致后期旧石器时代不同区域所使用的石器不同。华北以北属于温带气候，主要依赖动物资源，使用细石叶石器，主要是用于动物解体及捕猎，属于细石叶文化（这一带最初是使用小型石片石器的，但随后被从来自北方西伯利亚的细石叶技术所取代）。华北以南是亚热带和热带的森林资源丰富，主要依赖植物资源，砾石石器则适合植物的切割，属于砾石器文化。华北南部和华中地区，正好处于南北两种文化的交界地带，它最初也是属于砾石器文化圈的，随着北方文化向南扩散，这一区域接受了来自华北的小型石片石器。而位于南部的砾石器文化圈则没什么变动。其背景之一是最终的冰期的急剧寒冷化导致生态系统变化，同时也有西伯利亚新文化南下的影响。另一方面，砾石文化圈则因为有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的围绕，环境安定，没有什么大变化。
4，农业的出现
农业的出现跟地球气候变化是分不开的，从不同类型的石器文化的传播，到人类寻求获取新食物的方法，都是人类适应新气候环境所作出的适应性行为。随着气候温暖化，大型动物也随之灭绝，狩猎对象转向小型动物，使得狩猎范围缩小，人类此时开始采集坚果，活动范围转向了广布坚果类树木的低地森林地带，完成了向定居社会的转变。
关于农业和定居，值得思考的是先有农业还是先有定居？认为农业诞生于定居生活确立之后的观点正日益受到支持。另外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农业一定是进步吗？我的回答是不一定，农业只是人类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根据当时的诸多因素在自身的能力范围之内作出的选择，其实无所谓进步或落后。
在以上背景下，中国大陆开始栽培新作物。华北是粟和黍，华中是水稻。家畜在这个时期也有了。粟，黍的栽培化过程至今没弄清楚。从野生稻到栽培稻也是受气候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全新世初期，有过一个气候短期恶化的新仙女木期，时间相当于11400年到10000年前。这个时期特点是冬季冷温化，夏季温暖化，即，夏季风变弱，导致气候冷凉，冬季风增强，导致气候急剧变冷。这样的气候影响了果实类以及坚果类植物的生长，人类加大了对野生稻的关注和采集。寒冷的气候虽然使得野生稻产量减少，但把多年生的野生稻变成一年生的草本，夏季风减弱使得生长发育时间受到限制，导致了单个胚乳的增大。这个时期过后，恢复后的气候为稻谷的生长创造了适宜的条件，使得人类的采集策略开始逐渐转向稻谷的栽培。
东亚的定居社会，除了上述类型，还有远东及华南的采集和狩猎。
初期的农业社会，是人类群体为适应生态环境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之一。
5，农业社会的各个区域的发展
先看区域文化的发展，依然是气候影响人类的行为，最后导致不同区域的人类有不同的行为后果。
反映在陶器的制作上，可以分为两大系统。旧石器时代末期，南部地区是圜底深钵形陶器，北部是平底深钵形陶器，而位于两者之间的地带则南北特色交织技术谱系混杂。到了新石器时代，南方系统可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至珠江三角洲一带，北方系统可见于远东至辽西一带，华北则一直是南北两个系统的交错地带。陶器的变迁可通过伴随纹样、形态的变迁而增加陶器的种类组合变化来把握。
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气候逐渐变得寒冷干燥，在华北内陆地带，长城一带的内蒙古中南部到甘青地区（甘肃青海），生业的比重逐渐趋向畜牧业，居住形态开始出现变化。这个阶段之后，出现了长城地带，包括甘青地区，内蒙古中南部，辽西地区。长城地带从西北方经欧亚草原引进了鬲和小麦，鬲很有可能是烹煮小麦的容器，所以两者是一起引进的，鬲随后继续往南扩散，最终在商代成为最基本的器种，是随葬品中的主要陶器。鬲被认为是显示殷商文化范围的标志物。
顺带说说卜骨。卜骨是跟鬲一起从西北经欧亚草原扩散到长城地带，进而往南扩散的。卜骨是利用牛羊猪等家畜动物以及鹿等动物的肩胛骨，将之烧至龟裂，并根据龟裂的形态来占卜吉凶。用卜骨占卜未来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祭祀行为。殷商时期用甲骨文来记录占卜结果，可以说卜骨对甲骨文的产生至关重要。
长城地带在公元前3000年开始的干燥寒冷气候的影响下，开始依赖畜牧业，但仍然进行着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称之为畜牧型农业社会。畜牧型农业社会在西周后，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新的社会经济体系，游牧社会由此开始。
社会构造的发达程度可以通过聚落和墓葬进行比较探讨。因为聚落和墓地能敏感地反映群体的规模以及群体的基础单位。通过对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遗址的研究比较，可以得出社会构造发展的趋势。各个区域的发展并不同步，有先有后，区域之间，各有发展，也相互扩散相互融合。
初期农业的从事者极有可能是女性，男性继续从事狩猎活动。在栽培作物开始增产和产量趋于稳定的阶段，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随着农业生产新工具的出现，男性也加入了农业生产，并慢慢成了主力，以此为经济基础，形成了父系血缘组织为基础的家族形态。祖先祭祀成了宗教的关键。这时出现了首领，生产资料再分配的过程中出现了手工业者。首领独占祭祀权和军事权，并通过特定的宗教祭祀实行生产物资的再分配，以维持社会和群体的安定。
就聚落而言，一开始是环壕聚落，那时候没有阶层的差别，环壕是为了防止野兽的袭击，接下来发展成城址遗址，规模上更大，土垣环绕着城址，拥有较高的防御机能，与河川相连的环壕可以乘船而入，作为沟渠式的通道使用，同时也是防止洪水侵害的水利设施。不同的城址遗址规模不一，研究表明，规模大小的差距只跟人口的多寡有关，并不表示政治性的盟主关系或同盟关系，是一种社会合作的宗教性的群体意识。再后来出现以城址遗址为中心的多个聚落形成的网状分布，体现了首领和阶层社会的出现。围绕首领权，出现了宗教祭祀和仪礼。以首领为中心的阶层构造发展到具有某种政治纽带作用的阶段，使周围的城址遗址和普通聚落形成网状连接。再往后发展，就是二里头代表的夏和二里岗代表的商王朝。
在讨论夏和商之前，先说说牺牲和宗教祭祀，相关的器物有陶器，玉器，牺牲，乐器，卜骨等，他们分别是不同地域的特色，然后随着各区域之间的交流相互扩散融合。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加剧，仪礼具有稳定阶层分化的精神生活的机能。仪礼的内容体现在墓葬的随葬品之中。墓圹的规模，随葬品的多少，随葬陶器的器种构成这些都能判断墓主的阶层地位。玉器是一种威信物，首领拥有玉器，以此与神交流，借助神的威信统领群体，以维持自身的地位。首领的这种权力称为神政权力。如玉琮（用于祭祀），玉钺（代表军事权），玉璧（代表神政权力）等等。鼍鼓和石磐这些乐器也与阶层有关，只有阶层最上位者的男性首领墓中出现，乐器成为显示权威的工具。用家畜作为牺牲，才能称之为农业牺牲，以人为牺牲的祭祀行为，称人牲，一般是用敌人祭祀，是为了凝聚人类群体的社会祭礼。卜骨前面说过，不再啰嗦。
插播一条小知识：商周青铜器的基本纹样饕餮纹的原形是良渚文化的兽面纹。
终于可以谈谈我最大的疑问，夏商相关，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以鼎为主体，二里岗文化以鬲为主体。二里头文化对应的是夏王朝，二里岗文化则是商王朝。
关于夏最大的问题是，他的政体是否达到了历史性划分所要求的初期国家的阶段？经过对大量考古资料的详细分析探讨，本书的结论是，二里头文化依然停留在首领制社会阶段，处于初期国家阶段的形成期或萌芽期。
而商王朝就是二里岗文化，书中仔细梳理了古代史书里记载的关于商王朝的几次建都迁都，结合考古遗址的事实依据，理顺了殷商的几个都城的具体所在，理顺了年代划分。有理有据的分析了商王朝与周边各区域之间的关系和交流。
本书的内容很多，都是干货，前面农业社会的形成可以结合枪炮那本书一起看，进一步体会地理和气候对人类社会走向的影响。看完全书对宫本一夫严谨的治学态度很佩服，不偏不倚，有理有据，把这么长一大段时间内纷乱的海量考古（不止于考古）信息有机的组织起来，清楚明白的勾勒出文字诞生前中国远古时代的人类的社会面貌。照亮了我脑海中原本是空白的这段历史。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读后感(十)：全书章节笔记
题目
从神话到历史是什么意思呢？
历史大概是指商周之后的中国，而本书作者试图从商周之前的神话出发，以较严谨的考古学的方法去考察商周之后产生的“中华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神话，也是指对其存在尚缺乏更多考古学证据的夏朝， 从后世的史书及传说中看，史前社会存在着多元的地域文化。 而历史书记载的则是以商周为正统的一元中国，作者以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广阔的视野带领我们窥探这个演变的过程。
序
夏王朝可知？ 是否等于二里头文化？ 不可知论者认为只有同时代的文字资料印证才能证明其存在 =>作者认为应该把问题转化为：二里头文化是否达到了王朝进化标准。
本书论点：中国的历史并不只是农业社会的历史，是在农业社会与畜牧型农业社会这两股潮流的融合和相克中展开的。 （多元史前观）
线索：梳理了区域文化（华北 华中 华南 东北 西北等）的发展脉络。如何从史前时代的多元地域观到历史时代以后的一元地域观。
第一章 神话与考古
史记中的五帝，是根据司马迁民间走访，以及《尚书》《国语》记载写成，相当于传说（没有同时代的文字资料印证）。
史书中还记载了其他族，比如蚩尤、共工、三苗（长江一带）
尧舜禹时，治水事业使得社会向国家阶段发展。 另一个问题有趣的问题是洪水是否导致了文化的消失？
唐代又给史记补充了《三皇本纪》， 伏羲 女娲 神农（姜姓），他们是处于五帝之前的华夏系神话。为什么么要补充呢，可能是为了体系的完整性。 伏羲女娲是在汉代出现和得到体系化的，有趣的事一开始他们是单独出现的，交尾的形像是更迟出现的。
三国时期的《三五历记》还提到盘古开天辟地
《左传》还提到其他族 大皞（陈国始祖） 少皞（鲁国始祖） 祝融（郑国始祖）
所以三皇五帝只是渭河流域黄河中游的华夏系始祖，体现的是商周的正统性。
第二章 发掘物语
二战之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1万年前）文化有：仰韶文化（河南、彩陶）、甘肃彩陶、 红山文化（内蒙古） 山东龙山文化（黑陶、目前收藏于台湾） 良渚文化（在浙江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呢，考古又有了更多的发现和发展。
第三章 农业的诞生。 作者的观点是农业不是作为一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而诞生的，一开始的诞生是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
1、人类非洲起源说or多元说 有待论证 目前发现最早的是 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500万年前的始祖地猿，250万年前的石器。 人类离开非洲大概是在150万年前。 东亚最古的人是元谋人，约187万年-167万年（待证）
2、中国南部的古石器群和古人类与非洲早期（奥杜为）石器文化有紧密联系。
3、旧石器时代的两大文化圈和交界地：
中国南部的砾石文化圈（北限到黄河中游）之所以稳定是因为第三、四纪间，喜马拉雅山凸起，隔绝了亚欧。使得气候适宜植物丰富，砾石器文化安定。
华北北部至东北、西北 是小型石片文化，多洞穴岩石，更依赖动物资源，后来发展出细叶石文化，与欧洲西亚有共同趋向。
华中地带是两大文化圈的交界地，也向着小型石片石器变化，正是此地，于全新世（新石器时代）过渡期诞生了栽培作物。
4、1.3万年前的旧新石器时代的转换。
气候变寒，从采集食物的根茎果实到坚果， 大型动物的灭绝，人类狩猎小型动物。
新石器时代的特征： 磨制石器的出现、农业出现（提供安定的食物来源） 《=》 定居
东亚陶器的出现，用来烹煮某种植物资源或鱼贝 ， 再到栽培的出现：华北地区栽培栗黍。华中地区栽培水稻。证据是窖穴和炭化作物。
栽培稻理论：全新世初期，新仙女木期（1.1万年前）气候变冷 野生稻变异，成为主要食物，后来气候变得适宜，开始栽培。
此时，远东、华南尚在采集狩猎形态社会。
第四章 区域文化发展
从陶器看两大系统（旧石器时代就存在） 南：圆底 釜； 北 平底 罐 交界的华北-》诞生了有三个角的 后发展为鼎
之后农业促进了社会的组织化阶层化，发展迅速，与非农社会的发展进程就不一致了。
6500年前 海平面最高后稳定 华北变化大 长江中下游山东稳定
公元前3000年（新石器中/后期） 从高温期到寒冷干燥期 出现了青铜器
第五章 社会阶层化 组织化 本章从考古的角度来看当时社会的分化情况。
出现男女分工（农业专业化） 首领分配剩余物资（阶层化） 祭祀（维护稳定） 黄河流域进化得快，已经变成了父系社会，长江流域相对慢 还在母系，因为水稻生产率高（不怎么靠男性劳动力）。后也急速发展。
新石器时代后期，首领阶层的出现 各地的交流促进了进化、同一化。
第六章 非农地带与农业扩散
华北的农业->辽西->辽东->朝鲜半岛，是包括石器在内的文化复合体的扩散
稻作农业->沿着滨海地带北上 到朝鲜半岛 只是农业单独扩散 两者的相遇点 胶东半岛 也是日本列岛水稻农业文化的起源地。
而华南地区 3000bc（新石器后期气候变得寒冷干燥）才开始向农业社会转换 在进入寒冷期后，作为文化综合体的稻作文化才向南扩散。
第七章 畜牧性农业社会（游牧民族）
3000bc 黄河上游 内蒙古中南部 气候变得寒冷干燥，森林退化为草原，促进畜牧动物家畜化->农业北扩 形成畜牧行农业社会-> 气候干燥发展为畜牧为主的游牧社会
此种南北格局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就形成了
青铜器可能是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从西亚欧洲过来，而长城地带的青铜器发展为短剑、随身物品。 黄河中游发展成以青铜礼器为中心的仪礼体制
第八章 区域交流与社会统合
交流原则：连接群体关系的赠与，是一种象征权威的交涉，而不涉及经济贸易
随着陶器和玉器的交流产生共享信息圈 同时黄河中游也吸收了始于长江流域的玉器作为宝物
黄河中游地区社会关系进化迅速，达到复杂的首领社会阶段，群体竞争也逐渐走向统合。
第九章 牺牲和宗教祭祀
黄河流域：祖先祭祀
长江流域：崇拜太阳神
长江下游：玉器祭祀，神人兽面纹=太阳神
统合形成二里头文化（夏） 二里岗文化（商）
第十章 走向初期国家的曙光
商王朝是新石器时代以前，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逐渐进化，利用祭祀礼仪、身份秩序，形成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宗族和氏族组成的安定的阶层构造，并建成了以纳贡体制为基础的古代国家。
发展过程：农业社会->父系家长制->首领制->世袭首领制
作者观点：中国的历史不仅仅是以中华为核心的农业社会发展史，还有北方畜牧社会的一条线，两者接触地带是社会进化的起爆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