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老虎经典读后感10篇
《纸老虎》是一本由(法)奥利维埃·罗兰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纸老虎》读后感(一)：文学－我们的学校 （法）奥利维叶.罗兰 译者：孟湄
你们是年青的，你们是一个又古老又年轻的国家的公民，因为我们都说你们的国家被要求在未来的世界里扮演一个新的角色。我自己已经不再年轻（这么说，意思是我差不多老了）。我的国家也老了，它好像没有被承诺走向再一次青春。这里，我要跟你们讲文学，我知道“文”这个字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而且它和我出身的欧洲文化不是一样的意义。所以我要说：我们之间，就是说你们和我之间，我们有非常的不同。所以我很高兴来跟你们对话，就是因为你们和我不同，你们甚至和我平时习惯对话的听众都很不同。我也很希望你们高兴来听我在这里讲话，因为对于你们，应该说我是个有点异国腔调的人。理解这些不同，一直到把它们当作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人类智慧向前行进的一条道路。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辩证法。同时它也是文学所教给我们的。我会在后面回到这个话题。
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是中方选择的：成长。我不认为你们是想让我来回忆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我更觉得你们请我来一起思考什么能让我们更成熟，或者说，更自觉，再或者说，做我们生命的主人？我是一个作家，所以很自然面对这个问题我会来跟你们讲文学的作用是什么？我想告诉你们，文学，它是一所学校，它教给我们的甚至是一些最最基本的东西，因为很简单，我们要讲的要说的涉及到思想的自由。现代世界很多人认为文学毫无用处，或者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消遣；其实消遣也有很多别的，世界上的消遣越来越多，现代世界有很多特点，其中一点就是：它充满噪音和消遣。它是一个大游乐场。除去文学，其它的消遣越来越多，越来越快，越来越可以迅速地入场。文学当然也有容易而且快速的消遣性，它甚至是最为全世界所公认的。但是认真来讲，文学首先不是消遣。它首先是艺术，它的作用之一是打造自由的精神（告诉你们：法语里有这么一个偶然：书这个词livre 和自由这个词libre 差不多长得一样，尽管它们的词义完全不同）。 打造自由的精神，这是我今天第二个话题，在此之前，我先回到第一个话题：文学是一门艺术。你们会看到这两个话题最后会走到一起。
文学是艺术，词语和语言的艺术。（我这里讲的“文学”是为人们所接受的最广义的那个文学，尽管在后面我要讲的更多的是小说文学）。它是叙事艺术，但是在此之前，它首先是词语的艺术。福楼拜认为语言的美是一个作家追求的真正目的， 他甚至梦想写一本“几乎没有主题的书，只是一本书，而已”，书里唯一的力量是语言。然而，语言，我们所有的语言, 都在经受一个缓慢的贫血过程，这个贫血在削减减少我们的表达力：我自己的语言在经历这样的过程，我想你们的语言大概也是这样。我不懂你们的语言，但是我的国家有一个诗人叫阿尔芒.罗班 （Armand Robin）, 他懂中文并且翻译中文， 他把中文和希腊文相比， 他说这两种语言是“完美无比如一对兄弟”。 我说的语言贫血不仅仅是一种正常的劳损使一些词汇和语句日渐消失并且被新的口语所代替，我这里想说的是一种缩减，由于某些因素而造成的前所未有的语言庸俗化（我们生活里所有的速度都在加快，我们当下有一种被叫做“实时性”的东西在施行专制， 它使时间失去深度， 并且导致否定一切古典和传统）特别是被那些以交流的名义集合起来的东西使人的精神被操纵被媒体攫为己有，媒体的语言充斥着空泛初级的陈词滥调，电视是其中之一，它们用这些东西填塞人的精神。有一个经济法则叫格雷欣法则（Loi de Gresham）, 也叫劣币驱良币法则。这个法则不幸也实现在语言领域。媒体喋喋不休的强势使空泛词语的扩散速度成倍增长，那些陈词滥调极力排斥生动和富有想象的语言，就像猫和老鼠不能同在一个屋檐下。（我们继续用动物来比较吧：有时候我跟自己说，我好像眼看着过去了一个非常短暂的动物和语言的历史，那些美丽无比的令人起敬的物种－老虎、犀牛、鲸鱼今天都濒临死亡了，就像我的语言－法语，它的未完成虚拟式动词变位也已经消亡了）。
“使用语言是人类最独特的功能，我觉得这个功能正在遭受鼠疫的打击。”三十多年前意大利人卡尔维诺如是说。自从那个时期以来，这个“语言鼠疫”大大地扩展了它的吞噬并且在继续着吞噬：“这个语言的鼠疫表现是：对认知做最少的努力和只体现最为有限的即刻性immédiateté, 它以权威主义姿态强迫所有的表达向最通行的术语看齐，使语言变得最宽泛，最无名无姓，最抽象，它消解意义，遮盖表达的棱角，词语在从未有过的相遇中后擦出的所有火花都因此而被熄灭”。但是我们只能通过和借助于语言来思索。拥有宽广和复杂语言的人才拥有手段去进行宽广复杂的思索，反之，只拥有贫乏语言的人他的运气就只能带给他一个贫乏的思想。（请注意，当我说“贫乏语言”的时候，我不是指“民众语言”，民众的语言当它没有被偷奸的时候，它其实是有表达力和具体的。我说的是僵死粗俗的语言，大众媒体的语言。）
文学是能让语言的宽阔细微和光泽得以保护和再生的土地；它的表达力量不是只说一些关于世界的宽泛词语，而是说出具体现实的丰茂杂色：“田野在词语中的苍翠比它自己的绿色更加浓郁”葡萄牙伟大的诗人费尔南多.佩索亚说过。这句话是作家的理想认同－它是无法实现的，象所有的理想，但是我们要去追寻它，象追寻所有的理想。 哲学家瓦尔特. 本杰明用另外一种方式描写词语，说它是“用锤子一点点敲击现实，一直到把图像刻进去，就象刻在铜版上。”接触文学，就是学习爱和尊重，就是实践一种语言，它让我们思索，使我们说出世界的复杂。阅读小说，诗歌，不是去给自己安排消遣，也不是象有些漫画式想象的远离世界的附庸风雅：文学不是逃离世界的手段，相反，它炼就探索世界的精神。或者说：它既是理解现实的手段也是和世界保持距离的手段。福楼拜说：“当我读莎士比亚，我感觉自己更高大更纯洁更有力量。”变得“更高大”，成长，这不就是我们论坛要探讨的主题吗？让我们“变得更纯洁更有力量”：这就是文学所具有的第一个打造精神 自由的方法。
当然这个方法不是唯一的。它还有另外的方法：语言，它以自己的本质去化解语言的宽泛性。世界上各种强势力量为实行它们的统治，不管是政治，宗教还是经济的，都需要制造宽泛性（généralités)。为了对每个人实施它们的强势，它们的权力要使用在被剥夺了特殊性和被聚集到一起的抽象群体之上：我们可以管他们叫信教者，或者人种，或者民族，或者消费者。文学则相反，它并不给我们呈现类型，或者类别，或者一个群组的代表。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叙事者马塞尔(普鲁斯特)，他们不代表种族、社会、政治、民族、或者宗教的群体（哪怕他们属于那些群体），他们为了自己而存在于一种复杂的特殊性里。（真正来讲，有一种文学号称自己所创造的人物代表者某个抽象的群体，这是一种宣传的形式，我们对它不必感兴趣）那些伟大的小说所代表的人物，如果我们用瓦尔特本杰明的话来讲，是“生活着的人所具有的非常的不确定性”。我们要记住这个不确定性这个词。待会儿我们要回到这上面来。同样是本杰明，在另外一篇文章里他这样提到：“人以讽刺的态度过着与共同体生活不同的日子，不管他被抛进了怎样的共同体。这样的“讽刺”在本杰明眼里，是欧洲所有财富中最有欧洲特点的。这不是说别的财富欧洲没有，大概要说的是欧洲是小说的唯一发明者，至少它是小说形式得以持续和多样发展的领地。
瓦西里.格罗斯曼 (Vassili Grossman) 在他的伟大著作《生命与命运》中， 呈现了两个人的对话，他这两人讲的是他们的国家所经历的历史：他们的历史，什么都经历了，什么都体验了，除去民主。他们当中的一人把两条道路相对立：他所称为的列宁道路，还有契科夫道路。那个人物说“我们对于人和自由的概念永远是战斗的，激情的。但是这个概念永远把具体的人牺牲于一个抽象人的概念”。相反，契科夫在他的戏剧和小说里中呈现了无数具体的男人女人，他们具备着深刻和令人难忘的个性，他们是好的或者坏的个人，但他们都不是什么抽象群组的典型代表。这个对话所说明的是， 文学特别是小说，在它跟个人之间，有一个契约。在它和社会民主概念中，也有一个契约。小说所关心的是人，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以群组的方式生活着”格罗斯曼这么说。埃德加。爱伦. 坡有一本书叫《大众的人》，里面有一个故事形容了小说，我很喜欢在这里讲给大家，叙事者在小说里观察着伦敦某条街上的人群，在每张面孔上他都认出一种类型：小职员、赌徒、妓女、醉汉，等等。突然，有一个面孔把他打动：那个表情特异无比。“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情，哪怕是在很远的角度。”这张面孔让他无法读懂，无法去归位到一个阶层或者一个职业，叙事者于是跟在这张面孔后面走了一整夜又一整天。这就是小说人物，无法驾驭地奇特，永远反叛宽泛性。
在西方现代小说史上，唐吉柯德开人物之先河。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是文学中所有 人物中最美好的。”但是，“他的美好也因为他同时十分可笑。”他以为真实的世界－那时候是十六世纪末的西班牙－跟他为之痴狂的骑士小说里的世界是一样的，他对着自己想象的敌人勇悍非凡，把风车当作巨人。他拒绝接受世界本所呈现的样子，这样做很美，但是把世界看成它并不是的那个样子，可能有点可笑。这个模糊性，或者说这个不可确定性在小说历史中的那些重大人物身上都可以看到。 对于小说空间的创造它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在小说的领地没有人掌握真理”。这是米兰.昆德拉的话。因而小说给我们遇见的人都对抽象有过敏症，都复杂、多重、无法预料，绝非可以鲜明判断。艾玛。包法利，她因为是这样，令人感动。 《白痴》里的梅什金公爵也是如此。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吉姆爷》的主人公他作为船上的长官，眼看自己的船要沉没，在慌乱中仓皇逃生，把船上的游客瞥在了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他是怯懦者吗？ 然而后来在所有人中只有他挺身而出面对遇难事件的诉讼和罪责的“地域”。他是勇者吗？《生命与命运》有个人物，那个斯特罗姆， 反抗和屈从都在他的灵魂里搏斗，我前面提到过这本书：他是物理学家，他决然否定斯大林伪科学强加给他的荒谬理论，因此把自己的事业前途、自己的研究还有自己的家人都置于危险境地；但是在另外一个场合，他竟然同意在一个指控书上签字。他的勇气令人钦佩，是个超人，同时也怯懦，这个怯懦比他曾经表现过的反抗还要绝情。
让我们重新回忆本杰明说过的话，他说：“小说给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生活着的人所具有的深刻的无确定性。”“小说不做判断，它不是恐怖主义。罗兰巴特如是说。从这个意义上，小说所教给我们的是与世界的政治概念相对立的东西。”这种政治概念来认为现实总是分为好与坏，正确与不正确，真理与谬误－这里是指不论什么政治，不管它们对这种成对的两极局限使用什么名称。政治去判断，小说留给我们自己判断。除去小说，有谁来让我们自己进行判断呢？ 《哈德茨基进行曲》，是奥地利卓越的小说家约瑟夫.罗什(Joseph Roth)描写奥匈帝国衰落的伟大小说。它的主要人物是一位年轻的下士最后向罢工的工人群众开枪了：进步主义者们会说他是刽子手，反动派们会说他为制度尽职。而也许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解释这个事情，小说是这么看的：“在那一秒钟的时间里，几百种不相干的想法和图画闪过特罗达(Trotta)的脑际有些甚至是同时出现，在他的心里，混乱不清的种种声音告诉他谁值得可怜谁凶残无比，他好像感觉在有另外一个人举起他的手，一个陌生的声音从他的身体里发出来，第二次指挥他：开火！”他是一个犹豫不决，慌乱无措和完全被吓坏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突如其来的暴力时刻面前都有可能这样。蒙田在他的《随笔》中说，“我们通过阅读在内心构成了相当一部分文学、道德、至政治的传统。我们通常的做法是跟着我们的嗜好所倾向的朝左，朝右，向高处，向低处，随着机遇的风向带着我们走。我们只是在我们想要的时候去想我们要什么，我们就像那些动物，人把它们放在哪里，它们身上就有了那个地方的颜色。”
如果你们跟着我讲的一起思索，你们会明白文学，它也是学习宽容的学校。文学让我们发现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光明与黑暗不断交替变化，变幻着组合，它是包含无限微妙差异的领地，它是多种颜色的。。。小说乐于告诉我们的是对我们状况的讽刺，是我们梦想遇到的失败，不是说不应该梦想，而是因为我们的梦想过于天真，我们对于现实的看法过去简单。因为我们不理解世界是从不驯服的，它对我们的狂想是决然反抗的。于是，深信世界是一部骑士小说的唐吉柯德，最后只能向羊群发起进攻。法布里斯(Fabrice Del Dongo)（《巴马修道院》的男主人公）梦想在拿破仑身边奋勇作战，他在滑铁卢战场上糊里糊涂奔跑，最后可怜地被人偷去了战马。文学导演着我们梦想的失败，它不是说让我们不再梦想，它不是教我们失望泄气的老师。相反，通过告诉我们失败的可能，它让我们变的更清醒，更有准备去面对幻灭。它教我们用幽默的方法看到我们的“愚公移山” 并不总是能够成功的，。我相信你们都熟悉这个典故中的人物。但是，幽默不是玩笑者的品德，它是面对世界的智慧和武器。
说到底在整个的讲座里，我想讲的，我用不同方法所说的，其实是一个东西：就是我的讲座的题目－文学是我们的学校。现在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讲这个题目。我要讲的是一个故事：我每年有相当的时间住在法国布列塔尼的一个小村庄里。我在那里工作，比如说我为你们做的这个讲座的稿子是在那里写的。今天夏天，一个邻居告诉我他在广播里听到一个关于我的事情他始终记着它。（不是很经常有人跟你说这样的事情吧）这个人他只读一点书，但是他非常懂大海里的鱼和鸟。我说的那句让他记忆不忘的话大意是：没有书，我不会成为我自己，那我的生命也就没什么意思了。其实，这句话的灵感有点得之于一个法国作家，他要比我有名得多，他叫保罗.瓦莱里。他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不经历过很多不同于自己的别的生命，他就不可能真正地活过自己的生命。”小说让我们经历很多和我们不同的其他的生命，它以这样的方式来帮我们去活自己的生命。活在自己的生命里，不是去承受它，而是创造它，思索它，尽可能地去引领它。我活过我的生命，因为我象福楼拜一样，我也是包法利夫人， 是梅什金公爵（《白痴》）， 是吉姆爷（《吉姆爷》）， 是《长夜漫漫》里的逃兵巴尔达慕(Bardamu), 是卡缪《鼠疫》里的医生贝尔纳.里厄， 是在奥斯特里茨的苍茫天空下等待死亡的安德烈王子《《战争与和平》》， 是滑铁卢战场上的法布里斯（《巴马修道院》）， 是变成了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 （《变形记》）和被人在胸口捅了一刀的K（《城堡》），是川端康成的《湖》里那个长着猿猴脚的教师银平，他追踪一个女学生一直到了战争刚过被夷为平地的东京，是《睡美人》里的那个老江口（Eguchi)为了能抚摸睡美人而不惜解囊，是马尔罗《人类的命运》中的共产主义革命者邱，是《水浒》中一百零八条好汉中的无论哪一个， 是扑向铁轨那一刻的安娜.卡列尼娜。我能活在我的生命里，因为我比我自己要更高大更多样，我是男人、女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中国人，我死而复活，千次万次。（我最希望不在一本坏小说里当一个人物，但是我可能身不由己就成了那个人）
博尔赫斯在《证人》里写道：每个生命的垂危时刻都有一个东西或无穷的东西在死亡。除非世间存在着一个宇宙的记忆，就象神智学者们建议的那样。 ”没有这个宇宙的记忆，人类每一代人都会堕入童年状态。然而，能使每一代人之间相接近的就是文学。文学奉献着我们以往经验的宝藏。这个宝藏不是史实，不是人类的法律，而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千种万种的存在方式，就是说它们当中经常也有非人性的种种。 文学之所以具有解放的作用，不是因为它传达一个清晰的“口信”，而是因为它把我们的经验无限扩展和增多，它给我们用毫不傲慢的哲学棱镜来观察生活，以暗示促动我们，去怀疑，去宽容。
请你们现在来看看文学让我们成长的另外一个方面（或者是我们用另外的方法来解释）几乎所有的人类精神的活动－最为典型的是科学－都让我们越来越专业化，就是说领域日益缩小，同时向深处发展。文学则相反，它让我们发挥所有潜力去把我们的领地日益开阔。 没有任何东西来局限它所打开的视野，什么都不能限制－除非阅读者死去－它所带来的和引发的种种发现。因为没有一本书是单独存在的，甚至是，尤其是那些杰作，每一本都让我们呼唤另外一本，而且不是仅仅呼唤另外的一本，而是许多本， 就象是蜂群，它们自己又去呼唤另外的蜂群，一直到把精神世界的天空里布满星辰。我说杰作不能承受孤独，因为我们几乎可以去根据一本书它所激起的好奇和欲望，围绕它周围聚集的其他作品，因此来衡量一本书的伟大之处。比如说一个人读了《水浒》，我想象这个人也许会产生欲望去读大仲马的《三剑客》，也想去读拉伯雷的《巨人传》（因为水浒里的那个鲁达，鲁智深，具有拉伯雷的几本书里都出现的那个爱喝酒的让.德.昂朵姆尔德的风格），或者去读法语文学中最古老的小说《狐狸的故事》。这部小说对一群动物做了社会讽刺，说明狡猾胜过力气（我想说，其实你们已经明白一部好的大作品不会把自己缩减在一种解释之上）.《水浒》中官军和梁山好汉们的较量让我想起了秘鲁作家Vargas LIosa 的小说《世界末日之战》，这本小说讲述了巴西十九世纪的时候反抗军和政府军的殊死斗争，还有与它非常相近的西班牙的《托慕斯（Tormes）的冒险生活》。西班牙语里PICARO意思既是“流浪”，也是“机敏”。或者我们也会因为《水浒》的庞大，尔想到《一千零一夜》，或者是薄伽丘的《十日谈》。我在这里举出的仅仅限于我自己的文化和记忆当下提示给我的东西。但是，我要说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是一个无限大的图书馆，像是一座大的发动机组，是人的精神无限地扩大就想我们说的，成为一个宇宙。
这样的扩展阅读当然没有顾及到各国的疆界。我们为了省事，总是说法国文学，或者英国文学，美国文学，俄罗斯文学… 当然这些形容词指明了书是用哪种语言写成的，它也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等。取决于写作所在的那个国家。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文学的事实是嵌入在世界文学的板块上而不是民族文学。你们大概注意到在今天的这个讲座上我回顾了的一些法国作家和作品，同时也回顾了意大利，葡萄牙，德国，俄罗斯，西班牙，阿根廷，波兰－英语，中国，奥地利，还有别的我可能忘记了。培育了我的那些作家，那些在我提笔写作的时刻我能感觉他们存在的作家们，他们都在我的身后，在我的上空很高的地方，一般地来说他们不一定用我的语言，甚至很少用我的语言。文学是国际，它有无限茂盛的枝枝叶叶，跨越边界，跨越时间，它是一个巴比伦塔，是世界主义的学校。我向你们重提这个说法，讲它所意味的现实，就是说要做世界的公民，而这是所有的专制制度最为痛恨的。
归根结底，文学这种知识，不是概念的不是教条的，它奉献给我们，让我们分享，为了形容文学所具有的特性，我来引用两个重要的希腊思想的史学家所做的研究，这两个史学家的名字叫让.皮埃尔 魏尔南和马赛尔.德迪安尼。他们指出：古希腊文化尽管那么具有理性系统和逻辑性，它仍旧接受一种另外类型的知识，叫做梅蒂斯 mètis.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也是一个通同的词（混血）。梅蒂斯是希腊万神庙主神宙斯众妻中的一个。宙斯把她的权力通通吞并（很简单，他干脆把她吃掉）自己成为众神之主。她和宙斯的另外一个女人忒弥斯组成一对儿，忒弥斯的话是理所应当的或者是斩钉截铁的。她宣告一个有既定秩序的，已经确立的未来，她下命令，或者作出禁令，而梅蒂斯则是假设或称提出问题的，她提出一个建议以便来改变偶然性和无把握的未来的的方向。忒弥斯生在大地上，她代表稳定的一切。而梅蒂斯，她生在大海。所以她在动荡和汹涌中。作为通用的词汇，梅蒂斯代表精细、机智、和穿越的智慧，它无法形容，它绝非反对科学或者说科学知识，但是跟科学知识又完全不同。“梅蒂斯， 让.皮埃尔 魏尔南和马赛尔.德迪安尼写道，它是一种聪明和一种思想，一个认识的方法。他带来的是个复杂的整体，然而在精神态对机会的反应，八面灵巧、长期积累的经验都结合到一起；它运用在转瞬即逝的运动中的零乱和不清晰的现实里，既不能精细地衡量也不能做确切的计算，更不能做严格的思维。” 文学是在梅蒂斯这边，不是在科学一边。“科学是粗鲁的。罗兰. 巴特写道，而生活是微妙的，为了矫正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文学对于我们才十分重要。”在学校中培养出来的人是polumètis(非常梅蒂斯)的，象那个尤利斯一样充满了狡猾的知识，尤利斯是《伊里亚德》里的人物，《奥德赛》的主人公。他很难变的狂热。很难象希腊故事里的那两个 阿基里斯Achille 和 阿伽门农Agamemnon 人一样成为死亡和权利的爱慕者。 他是一个漫游者，一个发现者。学过文学的人，特别是学过小说艺术的人，都知道文学充满了微妙，擅长细微的差别。我们此刻可以做一个乌托邦的梦想：一个社会如果它的成员都读文学，那么那个社会只能是民主的社会。
如果有一天世界的文学之光熄灭了，这样的世界的到来会使我们害怕。但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你们很年轻，你们是一个又古老又年轻的国度的公民，世界未来的一部分握在你们的手里，努力吧，不要让我们的社会或者被金钱强势所霸占，被宗势力所霸道，被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所压迫。所有的强权最害怕和最想打倒的就是文学的解放力量。让我们的文学继续地打造冒险和自由的精神！ (完)
《纸老虎》读后感(二)：“我不会宽恕运动中的暴力”
奥利维埃·罗兰
生于1947年，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文学专业毕业，获哲学硕士。1983年，罗兰发表第一部小说《未来现象》。2002年发表《纸老虎》，次年获得法兰西文化奖。2010年获得法兰西学院保罗·莫朗大奖。
1968年，法国几乎发生了一场“革命”，以“红色”五月为高潮，学生和工人都加入其中。作家奥利维埃·罗兰（Olivier Rolin）是法国“五月风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这本《纸老虎》就是罗兰对那个革命年代的一次回忆和反思，日前，这部小说的中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上周，罗兰在上海期间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
在上海见到奥利维埃·罗兰，他背着一个黑色斜挎布包，上面有着醒目的红色大字“为人民服务”，罗兰对早报记者说，并非刻意买这个包，之前在巴黎买的时候，并不知道上面的汉字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几个字就是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年轻时候，罗兰崇拜毛泽东，毛泽东理论也是他那个革命小组的理论指导，而他这本小说的名字直接取自毛泽东的一句话：“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从1968年1月到1969年4月戴高乐下台，运动持续一年多，只是在1968年5月为高潮期，史称“五月风暴”。5月28日为“五月风暴”的最高潮。这一天，总人口约为5000万的法国有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
《纸老虎》发表于2002年，小说记叙了从1968年到1973年间罗兰曾经参加的那些事件。作家替这场充满错置激情、面目不清，最终令人费解的“革命”提出了他自己版本的意识流写真和时过境迁的感受。
告别革命之后，罗兰做过记者，后成了作家。1983年，罗兰发表第一部小说《未来现象》，思索了革命希望的破灭。1994年他的《苏丹港》获得当年费米那奖。2010年，奥利维埃·罗兰获得法兰西学院保罗·莫朗大奖。
想诚实面对那个时代
东方早报：当你们在巴黎街头，在雷诺工厂“革命”的时候，你是如何想象在中国发生的“文革”的？
罗兰：我们这些人表面上是所谓革命派，现在想来其实有些可笑和无知。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对“文革”没有太多了解，也不关心中国。我只要一个象征性的中国“文革”就够了，但我们没有像红卫兵那样去烧书，一个人有几年不读书，那也挺可怕的，是对文化的蔑视。我们这个组织当时也收到了邀请去中国，我没有去。但我一个朋友去了，在小说里，他听到消息后高兴得晕倒了，这是真的。其实，我们是那么小的一个政治组织，就算去中国，也不会很被待见吧。我们在法国的所谓革命事业顶多就是捣些乱，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
东方早报：从你这本小说以及你的演讲中，你对1968年自己亲身参与的“革命”有很多质疑和否定，这是否也是你写这本《纸老虎》的初衷？
罗兰：写这本书主要考虑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如何与下一代人分享。从某种角度说，这本《纸老虎》是在讽刺自己，否定自己。但是对那段经历，我又是很矛盾的，我无法全部抛弃、否定那段历史，但也不能让自己全盘接受那段历史。对那段历史和经历，好的方面是，我们那么勇敢，那么有理想，那么鄙视一切权威；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是那么的无知、不宽容，如此的激进。那个时候，我们把手枪揣在兜里，在巴黎街头乱逛，以为自己很威风，现在想想其实挺可笑的。有时候我都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自己居然是那样的。
东方早报：为什么在革命过了30年后才开始写这段历史？
罗兰：“革命”持续了六七年，说是革命者，其实我们也像绿林好汉或者像小土匪，“革命”没有什么成果，最后我们自行解散。这对我个人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时刻，我个人也在那时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多年过去，我痛恨年轻时候的自己，可又留恋同志情谊，因为这种矛盾，我只好写小说。我也是过了那么多年才用小说回忆那段革命历史，似乎我就是在等待那个时刻——“是的，我该说说了。”我想诚实地面对那个时代。
如果我在1968年写，肯定不会写成这个样子，现在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尽量写到我认为的那种真实。在所有故事成为传说之前，我想把它写下来。我现在对当时那些确信的理念，所信仰的东西，采取一种讽刺的态度来写，这种想法只有再次思索才可能会有。
理想主义的出发点是好的
东方早报：1968革命至今还有很大影响力，其中最让当代人着迷的可能是其中弥漫的理想主义。对你而言，是什么促使你走上街头？
罗兰：在那个时代，整个西方世界都掀起了理想主义浪潮，而理想主义的起点是当时整个世界的不公平。法国已经从殖民主义中走了出来，而美国还在越南挑起战争，第三世界因为发达国家的盘剥而境遇悲惨，所以我们要改造整个世界。所以我认为，理想主义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对抗不公平，也认同劳动者的专政，我们渴望公平、公正和博爱，但到了这个年纪再来看那段历史我感到的是矛盾。
通过政治运动带动那么多人参与到政治中去，那其中肯定有愚蠢的成分，现在看那个时候的我，我会觉得自己那么愚蠢。如果书中的那个“我”走到我面前，说不定也想揍我一顿，想着“我”怎么就这个样子了。
当时我们在雷诺工厂做工人运动，但我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是有不少差距的。我们很难从道德上说服工人请我们说什么，工人要求很简单，就是要涨工资。尽管如此，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认为，知识分子到工厂、到基层、到工人生活中去是很有意义的。
东方早报：你说你们这些所谓革命者就是毛泽东说的那种“纸老虎”，那你们这些“纸老虎”在那个年代出现，积极的意义在哪里？
罗兰：可以这么说，我把毛主席的一句话当做书名，在西方还是挺让人震惊的。事实上，我们经历的故事并不可怕，反而挺可笑的。从我个人角度讲，在那个时候，我们自认为在干革命，很威武，但现实并不按照我们的理想去发展。“纸老虎”有趣的地方在于，这只老虎虽然是纸的，但还是挺可爱的。那个时候，我如果是真老虎，去做了些真正暴力的事情的话，我现在不会宽恕自己，那是一只讨厌的老虎。
我觉得那个运动还是有成果的，很多人的权益得到了改善。但是革命运动并非那么单纯，有些人是为了理想，也有人只是为了宗派利益。
东方早报：你参加的那个组织叫无产阶级左翼（Gauche Prolétariat），最终是什么原因没有让它走上暴力之路？
罗兰：我们没有走向暴力，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善良，而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毛主席主义者，我们很认真地读了毛主席的著作，真正的英雄就应该是群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怎么能够是先锋分子呢，只能够接受劳动人民的教育。要不要打死一个人，不应该由我们来决定，而应该由群众来决定。我们提供理论武器和战略战术，帮助他们跟资方谈判的时候，取得有利地位，而不是鼓动、煽动他们使用暴力大打出手。在革命理论上，我们不赞同列宁主义，因为列宁认为，革命靠的是一小撮人。我们认为，革命靠的是最广大群众。
个人没特别喜欢萨特
东方早报：萨特是你们那个时候“革命”的精神领袖，你喜欢他吗？
罗兰：在我们报纸上有毛泽东和马克思的像，但我们的报纸挺厉害的，总编也常被抓去、被拘留，后来我们知道萨特很有影响力，为了让报纸能正常生存下去，就邀请萨特做主编，他也同意了。所以在所有知识分子里，萨特算是对我们支持比较多的，但是我个人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萨特。
东方早报：那么雷蒙·阿隆呢？你现在对1968革命的看法似乎更接近于他的观点。
罗兰：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不会读阿隆的书的，道理很简单，他是右派。后来很多年后，我终于读了他一本书，然后我才意识到是不是右派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自由派思想主义者。这么说吧，阿隆是站在西方这一边，萨特是站在东方这一边看世界。从今天来看，阿隆当年的话不一定是没道理的，但当时有具体的时代背景，比如冷战。只能这么说，我现在不像年轻时那么否定他了。当时有一句话特别愚蠢，我自己也无法接受，“宁肯跟着萨特犯错误，也不要跟正确的阿隆在一起。”这句话让我非常反感，就算到了现在，这句话在法国知识分子那里依然有市场，但我认为这是耻辱。
东方早报：作为老革命，你现在还关心世界各地发生的运动和革命吗？
罗兰：雨果有句话很有名，“什么能让革命停止呢？资产阶级！因为他能给你满足。”其实我不是那种犬儒主义者，似乎什么都不关心了。在希腊、西班牙，很多人到街上去号召大家聚集起来，说银行家怎么控制了世界，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不会愚蠢到把世界的问题简单归结于银行家要怎么样。
当年的有些同志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幻想中，而且越来越激进，对这些当年革命同志，我是敬而远之。但我现在的很多朋友都是当年闹革命的同志。
东方早报：你对年轻时候“革命”的复杂矛盾态度，其实和部分中国人对“文革”的心态很类似。
罗兰：法国人现在不会再记得当年的那些革命歌曲了，但是我现在唱起来依然很激动。不能因为怀疑而不快乐，也不能因为快乐而不怀疑。【早报记者 石剑峰】
《纸老虎》读后感(三)：译者的话
去年11月，为了准备采访小说家奥利维埃·罗兰，我满世界找他的东西来看。那阵时间紧，在北京只得到两部原文版小说。第一本《未来现象》，罗兰自己说这一本是“最早时候的我”，“很巴洛克”，在我看来已是一副有女初长成的模样或者说风格。第二本《纸老虎》，讲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纸老虎》一打开，从第一页开始我就被一种很特质很磁性的东西抓住。那次采访，罗兰讲得厚实，个中味道读者可以从附在本书最后的《信睿》访谈里去体验。我在这里最想告诉读者的是：《纸老虎》它自己向我走来跟我说话。那种感觉，可以借用作者自己的一段文字：“我去那里是因为只有这些遥远的地方能跟我说些什么。不是为了教给我什么，只是跟我说话，像江河，像森林，像酷热的天气，像蝴蝶慵懒的飞翔，像蟑螂，像讨厌的蛇，像沉重如铅的中午——千古不变的见证者。一切其他的声音都已沉默，死去。经常是这样：我们真正想去听人讲些什么的时候，所有能向你诉说的那些声音已经陷入无声。”《纸老虎》以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它一路使我陷进去，在里面惊讶，感动，被温暖，也被灼痛。它使我有了很多年没有的欲望——把它翻译成中文，把它送到读者面前，给我这一辈和上一辈的读者，给所有比我年轻的读者。
毫无疑问，小说故事里的“五月风暴”和它的所有人物会首先吸引读者。我们坐在白色雪铁龙女神号里，行驶在巴黎的环城高速路上。我们围着巴黎经历了那场暴风骤雨的年代。跌宕的情节，大历史的画面，大时空的维度。那是普鲁斯特说的重现的，或者说重新找到的时光，是书里面的“我们”，或者说“我们一群”的生活；是《追忆似水年华》中寻觅、挖掘和思索的“我们的生活，真正的生活”。以小说的方式描写时代刻画风暴讲述大历史，在世界的文学殿堂里有过无数生动美妙可敌天下的精品，让全人类分享和沉思。对于我，《纸老虎》和其他描写或者讲述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它之所以独一无二，之所以它向我走来跟我说话，那是因为书里的“你”，还有“我们”那一群，他们给你有血肉有心跳的质感，给你贴心贴肺的温度；在人心深处无法说出的地方给你细腻的触觉，在动乱岁月的深夜里让你对人性的复杂惊悚感叹。这是作者独有的小说的艺术。
《纸老虎》之所以向我走来跟我说话，还因为它给我一个特殊的也许只属于我个人的感受：它让我明白，那个理想，它曾经荒谬虚空如烟如纸，它曾经被利用、玷污和愚弄，它使人类寻寻觅觅永远失败永无尽头，甚至有人说它根本就是无法实现的东西。但是，它摆脱了那种四平八稳富足精致的自我，它上下求索向着更高处寻找和渴望，这个理想，它是江山不改千古不变的精神信仰，它在人的皮肤下面在我们的血管里，它是与生命共生共死的坚守，它有永远的美。
最后要说一句关于《纸老虎》的语言。原著中罗兰的语言（法语）具有扑面而来的魅力。优美，丰厚，富有多彩的诗意和细腻独特冲击力强的感性。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纸老虎》不是一本容易翻译的小说，因为有些词语是今天很少使用的书面语，有些是坊间百姓或者某个特定阶层的俚语，偶尔自造词语。特别是它的质地、呼吸和节奏。罗兰相信文学是能使语言的肌理和它的宽阔与细腻被保护和再生的土壤，把语言的锻炼和创造当作理想来追求。他引用了诗人费尔南多·佩索亚的话，要让“田野在词语中的苍翠比它自己的绿色更加浓郁”。为了帮助翻译，小说家在每一章翻译的末尾和最后的总合时都与译者在Skype上讨论，回答译者对词义提出的问题，介绍文字后面的背景，帮助译者更精准地把握小说行进中的节奏声调和色彩。遇有词义不明或出处模糊，作家常常让我“等等”，起身去书架取出字典（有时不只一部）查阅或者找出书中引用的古希腊典故、《荷马史诗》的原句和当代诗人的原诗高声朗读。可尊可敬，令人难忘。
在我看来，中译文比起原文有些像小矮人站在巨人身旁。但是，翻译是一个追求无限和永远重新开始的再创造。因而我相信，永远有更好的译者和译文为读者呈现超越今天的翻译作品。我们应该有和小说家罗兰平起平坐的理想和志向：让我们的中文在传译交流中，通过文学翻译的再创造，在保存自己精华的同时， 超越今天的词语疆界，变得更宽阔更细腻更优美。
……
《纸老虎》读后感(四)：当年那只《纸老虎》
□（法国）奥利维埃·罗兰
我曾经是毛主义者……在45年以前。说毛主义，至少我们曾经相信过。我参加的那个小组织叫无产阶级左翼Gauche Prolétariat，简称GP，它是个奇怪的混合：它多少有些斯大林式的手段和也许可以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我们一起的有工人，但我们大多数是年轻知识分子，我们拒绝接受那个“看家狗”的未来（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法国作家保罗·尼赞的檄文，他在二战初期死去，当年我们都阅读他）。我们那时候反对“崇拜书本”。我们相信文化革命意味着持久地反抗所有的权力，质疑所有的等级，我们认为对抗共产主义制度里的官僚主义这是绝对地最受大众欢迎的武器。我们那时很天真，年轻是会这样的，经常。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富有的法国，我们进行着暴力的非武装的游击战。没有一天不发生公开的战斗。但是，我们跟那个时期意大利和德国的极左翼小组织不一样，我们禁止自己开枪杀人。这是我们最主要的智慧，它毕竟不是轻薄的智慧。现在，这段历史在我自己眼里几乎是难以置信的。我们已经到了做祖父母的年龄，我们的孩子们，孩子们的孩子们，他们怎么能理解它呢？但是我相信一个作家是可以起作用的，特别是：把正在消失的事用生动的回忆保存下来，告诉现在的人们过去曾经是怎么形成的，今天是在怎样的废墟上建立的。在这段历史过去三十年后，有一天我跟自己说，我应该试着用小说来讲述它，为了我们的后人。所以，《纸老虎》是给一个年轻女子讲述往事，一个象我这样年纪的和我相像的男人讲述往事给自己死去的朋友的女儿。我用这样的形式，也因为我是一个爱女人的男人，这不是胡乱吹嘘，而是因为我相信：文学写作有一部分能源是从欲望中汲取的。
《纸老虎》发表在2002年。小说以自由的方式记叙了从68年到73年间我曾经积极参加的那些事件，我的叙述没有太远偏离现实。那是一场冒险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可能会喜欢《水浒传》里那些绿林好汉的日子，如果那个时代我们读过那部小说），其中既有博大的理想主义，也有无知的教条主义，我们想为人民服务的英雄主义意愿曾经把我们置于可笑的境地。我们想当老虎，但我们是纸做的。十年过后，孟湄做了翻译，使这本书来到了全部故事的出发地（当然很大程度是想象的）。对于经历过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并饱经苦难的中国读者，发现一下他们在遥远的西方在那些年轻的怀抱激情的精神世界里曾经引发多少魔光幻影，这也许是有意思的。
奥利维埃·罗兰（1947~） 法国作家，已出版小说、随笔等作品近20部，是1994年的费米娜奖和2003年法兰西文化奖的得主。在法国1968年学生运动中，他曾指挥左派的一支武装力量进行街垒战。（来源：新京报）
《纸老虎》读后感(五)：《纸老虎》：我亲历的“五月风暴”
奥利维埃·罗兰，法国作家，法国“五月风暴”运动的亲历者。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从学生运动开始演变成整个社会的危机，风暴持续整整两个月。而其中一些政治小组织，则以“游击队”的形式，继续行动，直至幻灭……《纸老虎》就是对当年生动而真切的回忆与反思。这本书里，有青春的无知和激情、有理想与博爱的光芒、有时代的遮敝与误会、也有痛苦的反思与幻灭。上周，作家终于来到了他年轻时的梦想之地，中国。
【作家对话】
“我们没有开枪，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善良”
新京报：“纸老虎”这个词来自毛泽东。现在这本书来到了出产这个词的国家，不知你有怎样的感受？
罗兰：我忘了我在什么场合说过或是在哪里写过，当时参加了那些大的风暴般的运动以后，我还想着有一天我会用小说的形式把它写出来，但是三十年后我真正写的时候，我还没有想过它会回到它的人物所追随的梦想的地方。所以，生活总是留给我们很多的意外和惊喜。
新京报：当时的革命者对新世界有怎样的设想？当时你们反对所有权威和秩序，但是有没有想过你们想要的新世界是怎样的？
罗兰：实际上，很可笑，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对此毫无概念。我们只知道我们要开始革命，要去破坏、反对旧的东西，逐步将它摧毁，但是我们要建设什么？没有。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作为一个组织、一个政党，要去夺取政权，我们没有想过。所以说我们当时追求的是很疯狂的，既模糊又遥远的，很可笑的一种东西。
新京报：但是你们那时候已经很明确，你们在行动中要非武装，不发生流血事件。在欧洲其他的国家，情况不是这样的，出现了一些极端的组织。
罗兰：我觉得不能说我们没有进行非法的、或者说没有屠杀的行动是因为我们特别善良。我们这个小组织里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比如说我本人是法国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我们很多人是高材生。但是历史上有很多例子都证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可以充当刽子手，去制造流血事件，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因为我们比欧洲其他国家的青年要善良，所以没有开枪。只是当时我们领会毛的思想，是相信广大群众，在广大群众后面做支持并帮助他们觉醒，所以不存在我们去流血牺牲或是打死别人，因为要让群众自己逐步起来。
“五月风暴”在客观上带来一些好的东西
新京报：那么你怎样评价“五月风暴”？你认为它对法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什么正面影响吗？它有正面遗产吗？
罗兰：我想这个要看怎么看。一个社会变化发生了，对它的评价要看它产生了什么结果。我想那个时候工人基本上是满意的，因为整体劳动者的工资一下子增长了相当大的幅度，达到了30%甚至更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满足。但我们这些从事运动的人当时觉得工资没那么重要，我们觉得改善劳动关系，给劳动者尊严更重要。但这是我们小知识分子的看法，劳动群众实际上是满意的。1968年以后，我觉得整个法国的劳资关系还是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对劳动者尊严的看重，社会价值方面是有改变的。这种改变也体现在家庭关系上，在1968年以前，法国家长的权威还是很大的，家长对孩子的控制很多，尤其是对女孩子，她和谁结婚、能不能有一种较开放的生活方式，家长的干预很多。在1968年以前法国社会还是比较保守的，1968年后发生的变化对女性有很好影响。从教育上来看，1968年对法国的旧教育形式有很大冲击，但新教育形式是不是确立起来了，我不确定。所以总的来说，那种革命冲破了很多东西，但是否建立了很多新的东西？我不认为。应该说这场革命在当时是在所难免，它就发生了，发生了以后在客观上带来一些好的东西。
新京报：这本书为什么要用第二人称来写？这种做法不是很常见。
罗兰：从那个年代走过来，我的观念是“我们”，“我们”就是一个群体，这种博爱的东西小说里都有表现。所以我不习惯讲“我”，我对人经常讲“我自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这是不足够的。还有一点，用“你”来写作让人可以用一种嘲讽和幽默的态度来看待这一段时间，可以看得比较冷静，拉开了距离。嘲讽和幽默是欧洲小说的一个特点。最后一点，我觉得不止是我，很多人在自己跟自己说话的时候会用“你”，会说“你”怎么怎么样。
《纸老虎》读后感(六)：“我不会宽恕运动中的暴力”
奥利维埃·罗兰
生于1947年，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文学专业毕业，获哲学硕士。1983年，罗兰发表第一部小说《未来现象》。2002年发表《纸老虎》，次年获得法兰西文化奖。2010年获得法兰西学院保罗·莫朗大奖。
1968年，法国几乎发生了一场“革命”，以“红色”五月为高潮，学生和工人都加入其中。作家奥利维埃·罗兰（Olivier Rolin）是法国“五月风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这本《纸老虎》就是罗兰对那个革命年代的一次回忆和反思，日前，这部小说的中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上周，罗兰在上海期间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
在上海见到奥利维埃·罗兰，他背着一个黑色斜挎布包，上面有着醒目的红色大字“为人民服务”，罗兰对早报记者说，并非刻意买这个包，之前在巴黎买的时候，并不知道上面的汉字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几个字就是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年轻时候，罗兰崇拜毛泽东，毛泽东理论也是他那个革命小组的理论指导，而他这本小说的名字直接取自毛泽东的一句话：“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从1968年1月到1969年4月戴高乐下台，运动持续一年多，只是在1968年5月为高潮期，史称“五月风暴”。5月28日为“五月风暴”的最高潮。这一天，总人口约为5000万的法国有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
《纸老虎》发表于2002年，小说记叙了从1968年到1973年间罗兰曾经参加的那些事件。作家替这场充满错置激情、面目不清，最终令人费解的“革命”提出了他自己版本的意识流写真和时过境迁的感受。
告别革命之后，罗兰做过记者，后成了作家。1983年，罗兰发表第一部小说《未来现象》，思索了革命希望的破灭。1994年他的《苏丹港》获得当年费米那奖。2010年，奥利维埃·罗兰获得法兰西学院保罗·莫朗大奖。
想诚实面对那个时代
东方早报：当你们在巴黎街头，在雷诺工厂“革命”的时候，你是如何想象在中国发生的“文革”的？
罗兰：我们这些人表面上是所谓革命派，现在想来其实有些可笑和无知。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对“文革”没有太多了解，也不关心中国。我只要一个象征性的中国“文革”就够了，但我们没有像红卫兵那样去烧书，一个人有几年不读书，那也挺可怕的，是对文化的蔑视。我们这个组织当时也收到了邀请去中国，我没有去。但我一个朋友去了，在小说里，他听到消息后高兴得晕倒了，这是真的。其实，我们是那么小的一个政治组织，就算去中国，也不会很被待见吧。我们在法国的所谓革命事业顶多就是捣些乱，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
东方早报：从你这本小说以及你的演讲中，你对1968年自己亲身参与的“革命”有很多质疑和否定，这是否也是你写这本《纸老虎》的初衷？
罗兰：写这本书主要考虑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如何与下一代人分享。从某种角度说，这本《纸老虎》是在讽刺自己，否定自己。但是对那段经历，我又是很矛盾的，我无法全部抛弃、否定那段历史，但也不能让自己全盘接受那段历史。对那段历史和经历，好的方面是，我们那么勇敢，那么有理想，那么鄙视一切权威；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是那么的无知、不宽容，如此的激进。那个时候，我们把手枪揣在兜里，在巴黎街头乱逛，以为自己很威风，现在想想其实挺可笑的。有时候我都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自己居然是那样的。
东方早报：为什么在革命过了30年后才开始写这段历史？
罗兰：“革命”持续了六七年，说是革命者，其实我们也像绿林好汉或者像小土匪，“革命”没有什么成果，最后我们自行解散。这对我个人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时刻，我个人也在那时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多年过去，我痛恨年轻时候的自己，可又留恋同志情谊，因为这种矛盾，我只好写小说。我也是过了那么多年才用小说回忆那段革命历史，似乎我就是在等待那个时刻——“是的，我该说说了。”我想诚实地面对那个时代。
如果我在1968年写，肯定不会写成这个样子，现在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尽量写到我认为的那种真实。在所有故事成为传说之前，我想把它写下来。我现在对当时那些确信的理念，所信仰的东西，采取一种讽刺的态度来写，这种想法只有再次思索才可能会有。
理想主义的出发点是好的
东方早报：1968革命至今还有很大影响力，其中最让当代人着迷的可能是其中弥漫的理想主义。对你而言，是什么促使你走上街头？
罗兰：在那个时代，整个西方世界都掀起了理想主义浪潮，而理想主义的起点是当时整个世界的不公平。法国已经从殖民主义中走了出来，而美国还在越南挑起战争，第三世界因为发达国家的盘剥而境遇悲惨，所以我们要改造整个世界。所以我认为，理想主义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对抗不公平，也认同劳动者的专政，我们渴望公平、公正和博爱，但到了这个年纪再来看那段历史我感到的是矛盾。
通过政治运动带动那么多人参与到政治中去，那其中肯定有愚蠢的成分，现在看那个时候的我，我会觉得自己那么愚蠢。如果书中的那个“我”走到我面前，说不定也想揍我一顿，想着“我”怎么就这个样子了。
当时我们在雷诺工厂做工人运动，但我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是有不少差距的。我们很难从道德上说服工人请我们说什么，工人要求很简单，就是要涨工资。尽管如此，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认为，知识分子到工厂、到基层、到工人生活中去是很有意义的。
东方早报：你说你们这些所谓革命者就是毛泽东说的那种“纸老虎”，那你们这些“纸老虎”在那个年代出现，积极的意义在哪里？
罗兰：可以这么说，我把毛主席的一句话当做书名，在西方还是挺让人震惊的。事实上，我们经历的故事并不可怕，反而挺可笑的。从我个人角度讲，在那个时候，我们自认为在干革命，很威武，但现实并不按照我们的理想去发展。“纸老虎”有趣的地方在于，这只老虎虽然是纸的，但还是挺可爱的。那个时候，我如果是真老虎，去做了些真正暴力的事情的话，我现在不会宽恕自己，那是一只讨厌的老虎。
我觉得那个运动还是有成果的，很多人的权益得到了改善。但是革命运动并非那么单纯，有些人是为了理想，也有人只是为了宗派利益。
东方早报：你参加的那个组织叫无产阶级左翼（Gauche Prolétariat），最终是什么原因没有让它走上暴力之路？
罗兰：我们没有走向暴力，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善良，而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毛主席主义者，我们很认真地读了毛主席的著作，真正的英雄就应该是群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怎么能够是先锋分子呢，只能够接受劳动人民的教育。要不要打死一个人，不应该由我们来决定，而应该由群众来决定。我们提供理论武器和战略战术，帮助他们跟资方谈判的时候，取得有利地位，而不是鼓动、煽动他们使用暴力大打出手。在革命理论上，我们不赞同列宁主义，因为列宁认为，革命靠的是一小撮人。我们认为，革命靠的是最广大群众。
个人没特别喜欢萨特
东方早报：萨特是你们那个时候“革命”的精神领袖，你喜欢他吗？
罗兰：在我们报纸上有毛泽东和马克思的像，但我们的报纸挺厉害的，总编也常被抓去、被拘留，后来我们知道萨特很有影响力，为了让报纸能正常生存下去，就邀请萨特做主编，他也同意了。所以在所有知识分子里，萨特算是对我们支持比较多的，但是我个人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萨特。
东方早报：那么雷蒙·阿隆呢？你现在对1968革命的看法似乎更接近于他的观点。
罗兰：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不会读阿隆的书的，道理很简单，他是右派。后来很多年后，我终于读了他一本书，然后我才意识到是不是右派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自由派思想主义者。这么说吧，阿隆是站在西方这一边，萨特是站在东方这一边看世界。从今天来看，阿隆当年的话不一定是没道理的，但当时有具体的时代背景，比如冷战。只能这么说，我现在不像年轻时那么否定他了。当时有一句话特别愚蠢，我自己也无法接受，“宁肯跟着萨特犯错误，也不要跟正确的阿隆在一起。”这句话让我非常反感，就算到了现在，这句话在法国知识分子那里依然有市场，但我认为这是耻辱。
东方早报：作为老革命，你现在还关心世界各地发生的运动和革命吗？
罗兰：雨果有句话很有名，“什么能让革命停止呢？资产阶级！因为他能给你满足。”其实我不是那种犬儒主义者，似乎什么都不关心了。在希腊、西班牙，很多人到街上去号召大家聚集起来，说银行家怎么控制了世界，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不会愚蠢到把世界的问题简单归结于银行家要怎么样。
当年的有些同志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幻想中，而且越来越激进，对这些当年革命同志，我是敬而远之。但我现在的很多朋友都是当年闹革命的同志。
东方早报：你对年轻时候“革命”的复杂矛盾态度，其实和部分中国人对“文革”的心态很类似。
罗兰：法国人现在不会再记得当年的那些革命歌曲了，但是我现在唱起来依然很激动。不能因为怀疑而不快乐，也不能因为快乐而不怀疑。
【早报记者 石剑峰】
《纸老虎》读后感(七)：其实他们就是我们
读的书不多，所以真的是第一次读第二人称叙述的小说，然而一旦读进去就发现了那种特殊叙事方法的独特魔力——如果说第三人称是冷眼旁观，第一人称是身临其境，那么第二人称就是一股龙卷风强力裹挟着你进入那个世界。你说你不懂？你说跟你无关？不可能，你已经被拉进来了。
我就是这么被拉进了这个在巴黎环形高速上飞奔的小轿车。然后在全息投影般的文字轰炸下，一切都是光怪陆离，眼花缭乱。我没有到过法国，我看过的法国电影一个手可以数完，但是感谢全球化，那些肯德基麦当劳苹果三星家乐福红橙黄绿青蓝紫的霓虹灯组成了我太过习惯的上海夜景。于是好了，场地变成了上海内环，讲故事的老头变成了我自己，然后我身边坐着一个啥都不懂的娃，一边用iphone切水果一边听我唠唠叨叨地讲那些有着发黄老电影颜色的故事——
那时候这一片还是棚户区，——棚户区你知道是什么吗？哦，那贫民窟呢？不，和电影不太一样……好吧，那就和电影一样。
那时候我们对性有着深刻的恐惧，美丽和幸福对我们来说就像从别人家里偷到的钱一样。不，我们不是抖M，那时候还没有抖M这个词。但是我们真诚地为自己得到的好东西而忏悔，好像剥夺了别人的美丽和幸福一样。
那时候死亡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可怕。或者说，我们在追求着各种各样的死，那种美丽的死和史诗联系在一起，让我们觉得快乐。你们现在已经不能理解“慷慨就义”了吗？不，这和洗脑无关。或者说，我们那一代人都被洗脑了，就像你们这一代都被电脑洗脑了一样。好吧，我们继续。
以上不是原文，只是我脑海中现在一闪而过的印象。就像作者所说，历史就像一个巨大的毛线团儿，有的线粗大，有的线细小，还有的非常脆弱，很容易就没有了。可是历史就是这样，总是现实和梦幻，历史和诗歌，过去和未来，毫无逻辑地杂糅在一起。你没法分开它们，甚至也不能讲的那么清楚。
最后说说我个人的感受。在前天的研讨会上，我对作家罗兰说：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六十年代的孩子来说，毛时代的各种故事对我们来说甚至比三皇五帝还远（譬如我和我妈在毛的问题上就从没达到过共识，我始终不能明白他们那代人到底是怎么想的）；然而从时间来说，它又实在离我们太近，牵扯太多，不敢接受（大家都懂）。好在这本书，他发生在遥远的法国，够远；他的叙说者就是当事人，够近：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我行走在文字之间的时候，我隐隐然似乎突然理解了那一代人的想法——其实他们就是我们，只不过对象不同，青春却是一样的青春。
《纸老虎》读后感(八)：法国“五月风暴”及其与“文化大革命”的比较
1968年5月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是由学生运动引发的波及全国的罢课、罢工。虽然这次学生运动最后以和平的方式很快结束，但是，为什么在法国社会日益繁荣时期会发生学生运动？这次学生运动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异同点是什么？2005年3月22日，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邀请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前常务副院长杜明先生(Mr.Domenach)作为“五月风暴”的亲历者，结合他的亲历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杜明教授认为，“五月风暴”是多种原因的合力作用下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消费社会”转型，激起了人们更大的消费欲望，而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及其周期性的兴衰规律很难满足人们高速增长的物质欲望。新技术、新发明的应用压抑了人的创造力，资本主义的单向度的发展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浮躁和迷茫。旧的社会规范、教育体制等，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束缚和禁锢着人们。越来越多的青年进入大学学习，数量众多的青年聚在一起本身就是不安分的力量，而高等教育设施的严重滞后引起了青年学生的不满，再加上当时大学对于男女生之间的交往严格限制，成为诱发“五月风暴”的直接原因。“五月风暴”的发源地是法国当时的巴黎大学人文学院南泰尔学院(现在的巴黎第十大学)，它位于巴黎西郊。由于青年学生数量的暴涨，文化教育设施严重滞后，再加上校方管理上执行僵化的教条，男女学生交往受到严格限制，引起学生与校方发生冲突，学生成立了“3·22运动”组织。随后由于教育部长和校长担心“3月22日运动”会引起连锁反应，出面邀请大批警察入住索邦校区，严重违背了法国武装力量不能进入巴黎大学的社会传统，造成了学生与警方的冲突。在学生点燃了革命的火炬后，知识分子、产业工人都加入到了这次社会变革中来，从而使学生运动演变为一场社会革命。最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利用国民害怕社会动荡后将会出现共产主义新秩序的恐惧心理，在右翼势力的支持下，采取解散议会的方式平息了这次风暴。
杜明教授认为，法国“五月风暴”是在社会表面上和平和稳定的环境下发生的。在学生运动发生前，法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比较平稳，物质生活相当充裕，社会显得出奇的安宁——至少表面上如此。当时法国最大的报纸《世界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每天，电视新闻中至少要重复三遍，说30年来第一次，法国处于和平时期，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国内的冲突。”这次风暴参与的学生从上百到上千，最后发展到几十万，并使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也加入到了游行示威的大学生队伍中来，致使整个社会陷入了瘫痪状态。在社会稳定中突然爆发了如此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而且事先基本上没有什么征兆可言。一个学院的大学生与校方冲突，竟然能扩大到全国的大学进行抗议活动，在这个稳定的社会中发生这样的事件已经不可思议了，更不可思议的是，知识分子、产业工人也加入到大学生的行列中去，支持他们的抗议活动。
杜明教授认为，表面上看，这次大学生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左派势力被打败，右派胜利了，因此，没有重要性可言。但是，这次运动仍然具有很多重要意义。首先是工人的待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虽然工人运动失败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关注更加人性的工作环境，政府给工人增加了30%的工资。其次，这次运动所带来的更大变化是社会变化。旧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被彻底打破，年轻人不再受父母亲的控制，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从而最大限度地改变了整个现代文明异化的生活方式。这次运动“使社会摆脱了与新资本主义不同步运转、但仍然存在着的风俗习惯。革命暴力将过时的习俗从消费社会中清除，催生了文化自由主义。”“60年代”在西方成为了一个特殊的词汇，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时代，它在时代留下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的深深印记，直接影响着随后的时代生活。
杜明教授认为，法国人特有的革命观加速和激化了“五月风暴”。因为法国人并不把革命看作一次暴力活动，而是当作一次狂欢节，一次可以充分解放自己，可以尽情发泄自己感情，可以让自己得到快乐的良机。法国人特别喜欢革命，并不是因为革命能让社会改朝换代，而是通过参加革命来增加自己的快乐。因此，他们不看重革命的结果，而是注重革命的过程，因为革命的过程就是自己快乐的过程。在一个革命过程中，人们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口号，如“宁肯跟萨特错，不能跟阿隆对”等等，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参加革命的热情。
1968年，当中国那场“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之际，巴黎街头也出现了类似的学生运动，那么，法国的“五月风暴”与中国“文化大革命”存在哪些异同点呢？杜明教授认为，就不同点而言，主要表现在：1.学生参与运动的方式不一样。法国的“五月风暴”是一次自发的学生运动，并由学生运动演变为一场社会运动。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一场人为发动的、有组织的运动，学生在国家的引导下参加了“文化大革命”。2.学生参与运动的手段不一样。非暴力(“五月风暴”自始至终没有枪声)是这次社会运动的主流和特点。总的来说，这次运动不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事件。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事件。在这场运动中，武斗、人身攻击、武装械斗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人身伤亡事件大量出现，以至最后在一些地方不得不动用武装部队进行干预。3.学生运动的性质不一样。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学生所反对的是社会发展中的异化和旧的传统、价值观。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错误发动的一场人为的政治运动。
尽管两者存在一些不同点，但是，杜明教授也指出，它们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相同点：1.青年人的历史作用相同。无论是法国的“五月风暴”，还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青年人都是运动的最早参加者和主力军。尽管这两次运动中，社会其他阶层也参加了运动，但就总的来说，青年人的作用更大。2.运动中都发生了不能预见的事件。在法国“五月风暴”中，学生的抗议活动竟然能获得知识分子、产业工人的支持，这些都是不能预见的。而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四人帮”集团，也是所不能预见的。3.运动最后都存在失控现象。“五月风暴”后期出现了无数的“行动委员会”袭击警车，砍倒树木，烧毁车辆，砸碎商店橱窗以示抗议。保卫巴黎大学的“学生纠察”当中成分不纯。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后期武斗日益升级，国家各级机关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以至动用军队实行军管来控制社会。4.运动都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法国的“五月风暴”导致了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流失；工人工资的涨幅30%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导致国家财政赤字陡增，再次激起人们的不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身伤亡事件，导致一些家庭破碎，生产力发展缓慢，致使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最后，杜明教授还就“五月风暴”的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与马尔库赛的思想对“五月风暴”的影响、中国驻法大使馆与法国毛派组织的关系等问题回答了师生的提问，并与师生进行了学术互动，学术活动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 文章来源： 《理论前沿》2005年第11期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张富良]
《纸老虎》读后感(九)：此《纸老虎》，非彼纸老虎
纸上纸老虎
赵武平/文
自谓窃书不算偷的孔乙己辈，类似“背会唐诗三百首，不会作来也会偷”样的老话，大约打小就烂熟于胸；不少庸常文人自然会以为，剽窃并非怎么了不起的丑事。为谋稻梁而著述的人，谁会不懂“照一份资料抄是剽窃，就多份资料抄，则是研究”的道理呢？何况还有罗兰·巴特“作者已死”的宏论可以借来撑腰的嘛。所以某作家涉嫌剽窃事发的时候，
以各种名义跳出来打抱不平者的行状实在是好看的紧。代人喊冤枉的一位诗人的逻辑尤其高妙，其凿凿之言很可援作共赏奇文的。文末说：英国莎士比亚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根据历史故事改编，王尔德著名的《莎罗美》是根据《圣经》改编，俄国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根据大量报刊杂志的战史和将军、士兵们“亲历记”和“回忆录”创作，而且他们没有在作品后面加上任何出处的注明。不相信可以立刻找来《战争与和平》翻看(哈金在书里还注明了出处)……如果说这样一来也叫抄袭的话，哈金先生应该和莎士比亚、王尔德、列夫·托尔斯泰等可以数出一大串的人物一道站在法庭上去受到审判。
这似乎高明的反驳，仿佛是“作者已死”宣言的翻版。但聪明往往也误于聪明，饶舌的论者只不过一知半解而已。他并不知道，如今人们所重视的“著作权”，即使在法律至上的美国，也只是近几十年才时兴的概念。“剽窃”尽管古已有之，但二十世纪之前，堪可考稽的文坛盗窃讼案几乎没有。这情形在中国也是差不多的。精于版本校雠的黄裳先生就说过：“中国过去大抵不大重视所谓
知识产权问题。各朝法律都没有相应的条文，也不见有谁为了著作权或发行权去打官司的记载。”不过没有闹出笔墨官司，却也并不意味文人学者都会默认剽窃是什么光荣的事体。李天纲教授就记过这样一段学界逸闻：著者中稍稍取用一点他人观点，拾人牙慧，老派教授们就会表明态度。并不严重，可能就是一顿白眼，几声讥诮，顶多再加私下里的几句忠告，就起作用了。例如，
复旦历史系周谷城教授为了教学需要，在三四十年代，参考威尔斯《世界史纲》和赵翼《廿二史札记》等书的线索，因陋就简地译著了《世界通史》和《中国通史》，见解和立论相当不错。但是系里严谨治学的教授们如周予同、谭其骧等谈起来还是会讪笑说：“抄书也能成家”。
豪侠义士还会说，既然是历史小说，谁又有本事不参考历史记录呢？涉及历史的部分不能发明，当然得根据历史书籍。史实不可捏造也不必回避，但虚构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却要尽量避免细节雷同，这似乎是历史小说家的常识。但人们看不懂的，受到指控的作家，为何要把回忆录中的“美国的将军也不过如此，就像你们毛主席说的，是纸做的老虎”，在小说要变成“美国的将军也不过如此，就像斯大林说的，是纸老虎”。
没有法律知识，不知道“纸老虎”的细节，会不会可用作呈堂证据？但我没有忘记，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虚张声势吓唬人的家伙，总不过是纸老虎而已。
不管是纸老虎，还是纸上的老虎，有什么可怕的呢？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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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幸见证了《纸老虎》一书太多背后的出版细节，所以对“纸老虎”这个术语挺敏感的，偶然看到的一则短文，分享于此。作为一本能给人更多历史遐想的小说，《纸老虎》这部法兰西文学奖获奖作品，有望使关键词“纸老虎”这一中国式创造的语词再度风行……
《纸老虎》读后感(十)：一部值得阅读与思考的小说
《纸老虎》的翻译和出版，有它不可替代的意义。“纸老虎”这个词就是出自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形象判断，中国人当不陌生。《纸老虎》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看一看异国的那些置身于革命思潮漩涡里的年轻人，在30年之后，是怎样回顾与反思他们那段经历与体验的。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很多见，那些知青曾经执着书写自己的“革命”年代的记忆，不管是梁晓声的“青春无悔”，还是其他人的迷茫与反思，都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声音。但今天，这样的作品已经很少见。反而流行文化中，开始出现了遗忘苦难和美化历史的现象，如最近的电视剧《知青》。《纸老虎》是怎样面对历史和青春的？值得我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