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住过的房子
从“居者有其屋”到“居者优其屋”，过去70年里，我们住过的房子在不断变化，中国人对空间居住的理念和态度也在不断革新和深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国家旧貌换新颜，中国人的居住方式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迎来彻底更新。
最早国家实行土地无偿划拨政策和公有住房体制，房屋不是商品而是福利。住房建设的要点在于居者有其屋，满足供给为上，至于居住环境、生活质量，暂时得退而求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为解决大量居住在简陋棚户中的城市居民的居住问题，在各地修建了一些单层平房、简易楼房，以应急需。
65岁的陈建国，1954年出生在广州文德路附近的一栋老式居民楼里—— 这是跟一个华侨亲戚借住的地方。门口进去是个大天井，每层楼围着天井单间并列，一个小单间便是一户人家。整栋楼三四层高，挤进了七十户人，其中就有陈建国的一家四口。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开始大规模兴建一批仿苏联制式的居民楼。在住宅设计上，苏联专家强调加大进深，增加独立房间。
这一时期的住房，每个单元每层3—4户，每户1—2室，多数穿套;孩子上到高小应与父母分室，上到高中则性别分室。卧室兼具用餐、起居功能，每户设专属厨房和卫生间（个别合用厕所）。单位宿舍虽然标准较低—— 人均居住面积约4平方米，但已是当时条件下可实现的最佳方案。且独户的居住状态为居民提供“家庭”的领域感，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10岁左右，陈建国终于得以跟随身为公務员的父母，住进了功能完备的楼房—— 今天市二宫地铁站附近的单位集体宿舍。
同样生于1954年的干部子弟徐白露则跟着父母住进中部某市的新建市委宿舍，楼上楼下、邻里左右不是市长书记便是市里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但所住的房子同样紧凑。唯一算得上高干待遇的，也就是每户的专属厨房、卫生间。
早期国有企业职工和公务员的住房分配政策，在房屋面积、选材、布局、视野及环境等方面都有严格的标准。因此，1978年之前的这个时期，全国上下的住宅发展和实体形态都很相似，几乎不受地域和传统的影响，人均面积约4平方米的居住标准被一直沿用，以至于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全国9亿人口的总住宅建筑面积仅在5亿平方米左右。
1952年至1978年间，住宅建设相较于工业发展处于次要位置，总投资仅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8%。然而人口增长速度却远远超过了住宅增长的速度，住宅供应开始出现短缺，到了1978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没守住人均4平方米的标准，一度降至3.6平方米。一家几代上十口人挤在二三十平方米小房里的现象，相当普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曾就住房困难局面、住房政策缺陷以及住房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并就城镇住房体制改革提出新的想法：“关于住宅问题，要考虑城镇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建房还可以鼓励公私合营或民建公助，也可以私人自己想办法。”
从1977年开始，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于住宅建设的关注度。住宅设计方面，多年被忽视的住宅设计质量问题得到重视，相当数量的小区和单元住宅达到了新的水平。从1979年开始，建设部举办了多次全国性的城市住宅方案竞赛，旨在开拓创作思想，探索多样化设计，以适应大批量建设高潮的到来。1979年的首次竞赛提出了“住得下”“分得开”与“住得稳”的要求，开始出现平面紧凑的一梯两户型，窄过道演变为小方厅，又进而演变为小明厅。
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人们已经不再满足多种功能混杂一室的居住状态。随着居住面积增加，餐厅、客厅等功能区域逐渐从卧室分离出来，独立使用的厨房、卫生间等逐渐成为家庭标配。
进入80年代，已经成为一名警察的陈建国按级别分到了三房一厅的单位宿舍，当兵多年已经成为军队干部的徐白露则刚刚生了小孩，组织上根据相关规定为她提供了带独立厨卫的母子间。
“80后”严少丽出生在广东潮汕地区城郊的一所老式宅院。这里类似于北京的四合院，中间庭院很大，角落有个灶台，解手、洗漱都要到屋外的公厕。围着庭院分布着四五个单间，几户人一起住，大家都是亲戚。严少丽一家六口分住两间房，爷爷自住一间，严少丽三姐弟和父母一同挤在一张大床上。
1984年，全国开展了“砖混住宅新设想方案竞赛”，首次引入了“套型”概念，出现了以基本间定型的套型系列与单元系列平面。整体建筑有花园退台型、庭院型、街坊型低层高密度等多种类型，还出现了大厅小卧的平面模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颁布的相关政策对小康水平住房提出新的标准，即人均居住面积达到8平方米，有配套的厨房与卫生设备，独门独户，具备防火、隔声、隔热等性能，良好的日照、通风、采光和绿化环境，以及入托、入学、购物和交通等便利条件。
1987年的“七五城镇住宅设计方案竞赛”，较多考虑了现代生活居住行为模式的影响，大客厅、小卧室的形式广为流行，专门针对厨房和卫生间的设计也开始为人们所重视。
严少丽家日渐宽裕，在她5岁多的时候严家建起一栋三层楼的别墅，每层两个房间，中间有个天井，一楼是客厅、厨房、洗手间—— 洗漱终于不必屋里屋外跑了。
与此同时，城镇居民更关注精简实用的小户型住宅。1989年开展的以“我心中的家”为主题的“全国首届城镇商品住宅设计竞赛”，参选方案普遍侧重对中、小套型的商品住宅设计进行探索，进一步体现住户在小面积的标准下最大化地追逐功能的需求。
1991年进行的“全国八五计划新住宅设计方案竞赛”则反映了社会对住宅建筑的需求已逐渐从追求数量转向讲求质量，出现了错层、跃层、复合、坡屋面利用，甚至四维设计等多种空间手法，并广泛应用了许多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
1994年前后，这一时期的住宅设计开始更深入地关注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习惯、住宅形式和物业管理等。其间发布的小康住宅十条标准，至今仍影响着房地产开发的理念。
那一年，陈建国退掉了三房一厅的单位宿舍，在一处安静的小区买下一户100平方米、三房一厅的楼梯房，在这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里，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一系列人生大事。但彼时房子周边的治安以及小区安保水平仍不能让陈建国感到放心，因此接送妻子和孩子上下班、上下学成了他的每日功课。
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目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鎮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加快住房建设，改善居住条件，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
住房实物分配依然在一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实行，但住宅产业化、体系化进程日益加速，由计划经济型发展方式转为市场导向型发展方式，住房全面商品化只是时间问题。这一年前后，以碧桂园为代表的一批后来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相继成立，它们开始在商品房建设领域进行探索。“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碧桂园这句著名的广告文案，也成为不少人对新居住生活认识的启蒙。
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核心是停止住房实物分配，推进住房分配货币化，实行个人购买住房。单位建设、分配、维修、管理住房的体制由此改变为社会化、专业化运行的体制。购买商品房成为人们获得产权住宅的主要途径。
从部队转业后，跟随丈夫到广州生活的徐白露与家人住在单位分给丈夫的两房一厅里。房子固然功能俱全，但它最大的问题是靠近日益繁忙的机场空港，起降的飞机每日在头顶呼啸而过，不胜其扰。考虑到住房分配已经结束，孩子长大了也迟早要买房，一家人决定咬咬牙花这个钱。
这个决定在徐白露的朋友圈里引发不小的议论。同事朋友基本都有住处，工薪阶层也大多积蓄有限，买房一事，当时仍被视为有钱人的行为。“有钱人”徐白露在货比三家后，终于选定了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除贷款之外，这个房子首期还可以分三年交，她家是买得起的。第一笔钱加上税，交了不到5万元，钥匙就到手了。搬进这个位于番禺的静谧小区那天起，徐白露总算摆脱了困扰多年的飞机起降噪音以及城区的车马喧闹。
在当时把买房视为投资的人仍屈指可数，那时买房就像买车，总价30万元的同类房型，到手后价格就跌两成。但也没人太把这个当回事，因为房子买来就是为了住的。
徐白露买房的事没两年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取消住房分配的作用很快显现，市场机制得以在住房建设、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全面取代组织力量。中国人在住房上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和自由，买房也从此成为中国人最大的一项消费。
这一时期，中国城市住宅以市场主导化和设计多样化为特征。收入上的差异导致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出现分层，不同层次的消费能力需要市场提供相应的住宅产品。从高档豪华的别墅公寓到一般标准的普通住宅，市场都有需求。
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和改革开放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建设部2005年的统计显示，全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26.11平方米，户均住宅建筑面积为83.2平方米。
这一年前后，跟丈夫在广州一同打拼多年的严少丽准备生小孩。她决定离开租住了多年的城中老居民楼，在增城新塘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虽然离市区工作地点有点远，但考察了周边环境和学校配套后，她认定这里将是孩子成长的理想家园。
陈建国则卖掉了城中的住处，住进了华南碧桂园一户带花园的两层洋房。这里足够安静，不然他睡不好;这里有花园，能满足妻子侍弄花草的爱好;这里的安保物业管理，让他感到颇为放心。
随着房地产领域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购房者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一开始只要是一套房即可，到后来要求布局合理;一开始只追求交通便捷，到后来要求居住环境、物业管理、学区配套等都得跟上。
购房者对住房的高要求也不仅停留在经济性和适用性层面，楼盘是否时尚、是否具备风格受到更多的关注，即城市住宅功能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显著提升和扩大。住房及其所属的社区，也开始更深入地影响了住户。买房已经相当于购买一种生活方式，而开发商也越发热衷于将生活理念融入销售以及售后服务。
徐白露的孩子们陆续成家立业，为了方便照顾长辈，房子都买在了同一个小区。退休后本应颐养天年的徐白露仍不得闲，继续活跃在社区的各项事务活动中。
退休警察陈建国则经常协助小区物业展开工作，在安保管理和纠纷调解等方面提供一些专业建议，有时也会亲身参与相关工作。
严少丽生了第二个孩子，一家三代住进了同小区的三层联排别墅。她索性把工作也搬到家门口，在小区开设了儿童培训中心。
徐白露和陈建国的儿孙成长在他们想都不敢想的房子里，坐拥安全的社区、优质的教育以及自己的房间。这批“00后”的童年与上两辈人的童年，在居住环境上有天壤之别。
但当“00后”到了他们父辈年纪的时候，他们居住的房子又将是一幅今天不曾见识的光景：在机器人建筑的新房里，开启智能的新生活。起床时窗帘自动打开，离家后电器自动关闭;与物业安保连线的屋内环境实时监测、到点自动打扫的扫地机器人、根据需要及时调节室内温度和湿度的中央空调、人脸识别门禁、老年人身体状况监测及突发急救等，这些都即将或已经实现，也必然会成为将来房屋的标配。
在新技术的推动下，从房屋建设到居家生活，在不远的将来都可能会因为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革新变得大为不同。专业机构预测，十年后我们将实现全方位的物联网生活。由于技术的进步，很快智能家居将能够真正了解它们的用户，最终预测他们的需求。
《时代》杂志此前就未来家居生活进行了这样一番畅想：“现在是早上6点，闹钟比平时早。这不是闹钟坏了：智能时钟扫描了你的日程安排并进行了调整，因为你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做一个重要的PPT演讲。你的淋浴器会自动打开并加热到你喜欢的温度。电动汽车准备好了—— 由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或风力涡轮机充电。当你稍后回家时，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包裹在等你，那是无人机送的货。你打开它发现是感冒药。原来，嵌入你浴室的健康传感器检测到你即将生病的迹象，并自动下了订单。幸好你已经把那场PPT讲完了。”
这类预测在现在看来已经显得保守。当“00后”有了下一代的时候，或许他们已经能见到这般景象：未来，当你一出门，机器人将自动进行清洁、打扫、洗衣等工作，同时根据智能手表检测到你的身体状况以及冰箱库存等数据，自动进行日常食品用品采购和货物快递签收，在你回家前为你烹饪营养均衡、色香味俱全的餐食。
通过与智能家居的联通，家庭机器人还能24小时监控家中的环境，对室内安全以及空气、水源等环境进行检测，一旦有异样将随时对接小区物业解决问题，为家庭的安全舒适提供无死角保障。
不仅如此，机器人还能为儿童和需照顾之人—— 例如卧床或者行动不便的人—— 提供看护类服务。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提供辅导，按时提醒孩子睡觉;帮助老人在家中活动，辅助他们进行一些简单的动作，检测身体状况，遇突发情况时采取及时的处理措施并报警。
住房与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技术的有机融合，正在为我们描绘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图景：科学技术进一步将人类从日常居家的杂活琐事中解放出来，未来的房子，将是人们高效工作、惬意生活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