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读后感锦集
《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是一本由周逵著作，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32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请的都是腕 只给一章的篇幅 就比较难发挥 难免会装逼 所以写的不够真诚。 还是柴静好
●不看了
●书中整合了几位当今国内知名的主编、主笔的文章，能够与大家分享各自的心得。可谓是干货满满，比较适合想要学习非虚构写作的人，但是话又说回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特点似乎也没有可以成为步骤或者方法的东西。误打误撞的买了这本书，虽然没有学习写作的需求，但是通过文章也更进一步了解了一些传统媒体期刊文章背后的故事，相比现在快餐式的新闻，这些特稿类的非虚构写作的文章是一种基于事实的文学创作，不同于平时常见的文学作品中会有各种华丽的修饰和虚构的想象，这是一种真实的故事、有温度的资讯。
●内容不错可是被编辑给做毁了。。无论是编校还是封面以及装帧，都糟糕透了
●输出的基础还是输入，但输入不一定能带来输出，好的写作人要学会自我思考。
●要看明白，还得补很多讲课者提到的作品。突然觉得自己多么孤落寡闻。最震撼的是袁凌老师。最让人情绪波动的是陈晓楠老师。杨潇、卫毅、袁凌、赵涵漠、林珊珊讲的内容比较干货。我该补的课太多了。
●在这些大记者身上，我看到了对一份职业的信念感。而由于职业本身的特殊性，它又必然包含着对社会的关切和对所处时代的理解。记者是时代的记录者，新闻是历史的第一稿，但在新闻作为一门手艺，本身不断普遍化和分散化的今日，一个个体记者和整个行业该何去何从，又成为一个大问题。
●非常好看，记者怎样采访怎样写稿。对于两耳少闻窗外事的我，知晓了一些重要事件，过去已久，但余波仍在，与记忆中的印象相拼。引起一个关于“什么是真”的思考，写稿中往往描述某些细节，这些细节有引导性，但事实上其实有无数的细节，我们通过文稿了解的未必是当事人真正所思所感，所以宣传必然有导向，幽微只能遥想
●开始时觉得很棒很新奇，一群业界大佬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可是看到后面会觉得，有点鸡汤。他们的经历很丰富，意见很中肯，但是在没有实践的基础上，对于我来说看过去就看过去了……对于“非虚构”我仍旧一知半解。不过很为欣喜的是，里面提到了很多特稿和推荐书目，对自己系统看稿子很有帮助呢
●收获多多。
《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读后感(一)：再读《回家》依然泪目
原本以为是本讲方法论的书，所以初读前面两篇个人情感过于丰盈的文章时，还是有些失望的，后面慢慢讲到采写实质，逐渐觉得书还值得一读。也许我的想法有些功利，但是我的确是对记录者的个人情感提不起兴致来了，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算是我对记录身份的一种彻底的祛魅。 看的时候恰好是在汶川地震九周年前，几乎每个亲历过的记录者都提到了这场地震，不同媒体选择了不同的记录方向，那些调查报道和特稿的名字直到今天还是很有名气。冰点周刊的《回家》也在其中，其实单论它的公共价值，也许并不特别出彩，但是数次读起，每每动容，根本无法止住眼泪，情感的力量如此磅礴，让我不敢忘记，也不能忘记，也许这正是记录的意义。
《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读后感(二)：十三堂非虚构写作课
这本非虚构写作讲稿合集，十三位一线媒体大咖的实战经验自然是难以复制的，深表佩服之余深表认同“载体在变，渠道在变，但优质的内容永远是稀缺的、不可替代的。好的内容与手机屏幕大小无关。”
在看这样一本案例详实的新闻书的时候，容易被故事牵引--无论是写作者笔下的人物故事还是写作者的采写经历。戏剧性固然吸引人，但其中所涉及的写作技巧、叙事精神才是有用的干货。而在诸位媒体大咖从视角、意象、主题理解、人物特征、结构手法、检视文字、增量、数据转化等等角度解读的非虚构写作方式中，个人最感兴趣的还是非虚构写作与文学写作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借鉴。比如卫毅述及“非虚构写作运用的文学手法”时提到文学语言、核心场景、矛盾冲突等，此中文学手法可运用到非虚构写作。他举了个有意思的例子：记者出身的马尔克斯其文学创作受新新闻主义影响，而身为记者的卫毅本人在进行新闻写作时会从马尔克斯的文学作品中借鉴叙事技巧、确定核心场景。
由此，优质的内容是稀缺的、不可替代的，但庆幸的是好的叙事技巧是可模仿、可借鉴的。
《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读后感(三)：读后感
我是在知乎上一个回答里看到这本书的，原本是冲着提高写作技能看的。结果看着看着就恍若我也做在那里聆听他们的演讲。
十几年前还用百度空间时有个立志当记者的少年签名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句话看着就让人心潮澎湃；后来看到有人提起调查三聚氰胺的记者(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新闻的记者要么就是疫苗)坟头草都长老高时就很崇敬这些人。这本书让我第一次近距离了解这个职业，虽然只是文字接近，但却感受到了这个职业的魅力和力量。
忽然想起一代宗师里的话：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我觉得记者这个职业是：见他人，见天地，见众生。
书中有一段话：因为萧红的老家是个地主家庭，她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但是她选择了追求自由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命题。
初中时买过一本很厚的做阅读理解的书籍，那本书里有很多名家的短篇，看得让人欲罢不能，其中就有萧红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文章里萧红对他父亲的描写有点让我不寒而栗。所以我并不觉得萧红在那样的家庭会过很好的生活。
当然，我的推理不一定准确，书里作者的解读也未必不合理。
我只是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对一个人，一件事，一段历史的看法，很多时候就如同盲人摸象，因为很少去试图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了解。而只是从自身接触到的资料进行论断。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采访时还有外围采访。
可能在做新闻采访时，都只能无限的去逼近客观、真实，而无法绝对达到吧。
最后附上萧红的那篇文章。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红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贪婪而失掉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整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块长大吧！长大了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读后感(四)：失物招领
我小时候住在江苏省扬州水利机械厂。
这个厂建在运河边上，因为是水利机械，很多机器建好了以后就直接泊在河里，所以我小时候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京杭大运河边。
90年代的扬州作为一个中小城市，有许多国有企业，水利机械厂就是一所。城市里大部分孩子长大后不会外出读大学，一直在当地读书直至成为一名工厂的工人，如同我们父辈的生活一般。
作为一名工厂子弟，我们的童年和其他小孩不太一样，那时候的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把吊车当做玩具开，在我六岁的时候，父亲会坐在驾驶座把我放在大腿上，手把手教我操作高空大吊臂。元宵节的时候，厂里的所有小孩会推着纸扎的兔子灯去篮球场玩，兔子灯一倒火就着了，男孩子们一看着火了，便灵机一动撒泡尿把火扑灭，小女孩在旁边吓得在那儿哇哇哭。大人们则拿着板凳，吃好饭后散步到播放露天电影的地方，大家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地等着电影放映开始。
运城边上住着许多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他们住在船上，由于生活环境的限制，渔民家的孩子身上常常带有一股鱼腥味。于是欺负这些孩子便成为我们的儿时乐趣之一。他们吃饭有一个禁忌，不能将鱼肚翻过来，他们说这意味着翻船。一看到他们饭桌上窘迫不愿意翻鱼的样子，我们便会爆发出哄堂大笑。有一次，我们闲来无聊想要捉弄一个面黄肌瘦的渔民家女孩，于是一群男生在放学后把她逼到墙角拿胡椒粉撒在她脸上。这些当时在我们眼里的恶作剧如今看来不只是恶劣的玩笑，我每每想到此事，还对她心有歉意。
中午是厂里最热闹的时候，十一点半前，工厂门口铁栏杆边上已经站满了人，很多双职工抓着栏杆翘首企盼中午回家给小孩做饭。铃一响，门一开，所有人立刻蜂拥而出。那时候的米饭是用铝饭盒加热的，为了辨认出各个饭盒，我的小舅舅还用锤子和榔头勾出空心的名字来做标记。
对于职工来说，下班以后洗澡是个大问题，但托我父亲的福，小时候我都是去炼钢工人的澡堂子洗澡。炼钢工人每天都有大量的体力劳动，干的是出汗最多最累的活，下班后可以免费用烧红钢水的热量去冲澡，这是属于炼钢工人的福利。然而这样一件好事却在我童年留下了阴影。因为如果要去洗澡，炼钢车间是通往澡堂的必经之路，那车间里到处都是烧红的铁水往下流，父亲每次都叮嘱我：别踩！那水得有几千度！我听着话战战兢兢地往前走，害怕自己真的会被那些流动的液体熔化掉。
由于是危险工种，炼钢工人的福利不止如此。一年365天处在高温环境下意味着每天都有高温补助，除此之外，最让孩子们眼馋的就是上海产的金鸡牌雪糕，肥皂一般的大小，尽管包装简陋，但在炼钢车间上班的年轻人只要一拿出来，一群熊孩子便会围拥而上。
当时下班后的人们休闲娱乐活动并不多。我的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去针织厂接活，那时的女工大都如此，她们往往挑灯夜战，在家里低着头在衣服上绣亮片或者串珠子赚一点钱，衣服上亮片绣多了就像鱼鳞一样，在灯光下泛出五颜六色的光。男人们也不闲着，他们站在大马路边上等“活”。马路上的车经常抛锚，他们就冒着危险靠自己的手艺挣几块钱。
我身边的大人们常常念叨生活真的太艰难，但无论多艰辛，扬州人总有一股积极乐观的劲儿，这从日常生活就能看出来。他们把酱油汤命名为神仙汤，扬州话的意思就是省钱汤，在母亲做工之前，她常常会给我们做神仙汤。
但即便是乐观，此时的我们谁都没有点破的是，改革的春风已经深入这座三线城市的传统企业。八十年代末对于我父亲和其他厂工而言，无疑是最难熬的时候，一些胆大的人纷纷开始寻找其他的出路。
也就是那一年，父亲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调动工作。
父亲以前是汽修车间的工人，为了成功调动工作他费了不少脑筋。他早年参加过非洲建水坝的项目，回国后攒了不少钱，还带回来了三大件和玩具。他给我的玩具是一个小机器人，还能在地上到处跑，这个新奇的小玩具据说是父亲在法国转机的时候给我买的。但后来有一天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小机器人跑进了一个房间里，从此再也没找到，这件事情让我难过了很久，父母安慰我说那个机器人跑回法国了。直至后来长大， 我回想起这件事问他们，他们才透露实情，原来这个玩具当初送给了厂长的孩子。除了那个小机器人，我的父亲还送了两瓶当时普通人家喝不到的可口可乐。不过可口可乐人家最后也没收。
而父亲终于成功转到了扬州电视台。
我的父亲当时有一项引以为傲的技能——开车。他曾载电视台陈导演的同事到我们家做客。我对外人总是充满了好奇心，第一次见到陈导演的时候心里还默默嘀咕着“他是女的还是男的？” 陈导演披着一头长发，头顶当时人人艳羡的电视台光环，有一辆泛青的上海轿，许多次都在我家门口的一条小路上扬尘而过。那一幕场景至今还有时会在我的梦里出现，我会梦到那条路上一个男人，头甩在外面等人。
年仅12岁的我因为他的到来，小小的世界一下子被打破了。在那之前，我总以为，做一名厂工是我将来的生活。但当我第一次见到电视人，第一次见到上海轿，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和自然，我迫不及待想要去看看外面的天地，冥冥之中，我与电视的渊源由此结成。
若干年后当我进入电视行业，再回到这个工厂大院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以前觉得宽宽的路变窄了，高高的树变矮了，墙头的草长了几寸，砖瓦又掉了几块。老房子愈加斑驳，留在那儿的人越来越老，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老人们还能操着一口吴侬软语认出我，说道你是逵逵啊……
公共厕所依旧还在那儿，那是我的第二童年阴影，还没走到跟前，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浓烈而熟悉的恶臭味。它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墙上的油漆赫然写着的厕所二字“所”字已经掉了一半，成了“厕斤”。在这个标志旁还划了一个箭头，指向隔壁的“职工之家”。“职工之家”是从前的职工俱乐部，我上幼儿园的那会儿经常举办各类活动，父母还会和小孩一起跳舞。
如今“职工之家”空无一人，牌子还列在那里，“家”字已经晃晃悠悠地倒下了。
一座江边小城、一间工厂、一群大院子弟，我的故乡消失在了命运的交错迷惘中。缝亮片的女工，修车的男人，运河边的渔船……这些故事逐渐模糊，漂着汽油味的童年慢慢消失，有些人就这样永远失去联系了。
他们如同历史人物，风化在你的私人记忆里，永不再回来。
如今那条泥泞的土地上建成了扬州市最大的五星级酒店，四周已经换了沧海桑田。我们谁都没有料到，九十年代短短几年大环境的风水轮把封闭社区里的人吹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此相见机会渺茫。原本都在那儿工作的三代工人到了第三代大都去了社会上谋职，厂子也越来越衰败，但由于它占地特殊，尽管年轻人都走了，它依然如同标本一样，亘古不变地伫立在扬州大桥的地下和运河边上。
之所以讲述这些故事，是因为如果这些故事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还无处倾诉，它就会像一扇黑暗中的门，无声关上，那些关于国营厂风华正茂的记忆会逐渐模糊，直至平静而深情地腐烂掉。人往往生活在当下的时候，是不知道当下的，面对历史的时候，是不知道历史的。我们扮演的角色在逐渐成长，我们的身份在改制洪流里也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个个故事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往，这不仅是我幼时模糊懵懂的记忆，也是那一代人绝望和希望并存的记忆。
“非虚构”也是如此。每个人的经历如此不同，回首遥望的时候，能不能理解自己的过往看得是个人的造化。我们庸庸碌碌度过自己一生，却可能对自己的人生一无所知。而“非虚构”这三个字的魅力就在于点醒我们，记忆是如此私人却又值得保留的东西，它建构在一代人的记忆之上，个体命运与这个时代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些故事不被记录，就会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离开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这是多么令人遗憾而痛心的事。
而这也是我想要出这本书的原因。
《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读后感(五)：郜艳敏
2006年，我曾经做过一次相当艰难的采访。在采访现场的那个小村庄，我们的拍摄屡次被阻止，甚至最后还被抢夺了摄像机和磁带。直到几个月之后，被拍摄的主角自己偷偷来到了北京，我们的节目最终才得以成片，当时要采访的这个人就是郜艳敏。18岁的时候，她被人贩子拐卖到了河北曲阳下岸村，然而就是在这个她被损害被侮辱的伤心之地，最终她选择留了下来，成为村里的唯一的乡村教师。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时隔九年之后，郜艳敏却突然引爆了网络舆论，再一次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新闻人物。2015年7月29日，有网友发现了以郜艳敏故事为原型怕拍摄的电影影《嫁给大山的女人》。网友对影片的价值观提出了质疑，认为这部所谓的“主旋律”不追究人贩子的责任，而让一个受害者站出来撑起一片天，将“法制进行时”做成了“感动中国”。这不是感动，“而是耻辱”。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乎制度、法律、媒体导向、舆论、伦理、心理等等种种层面的广泛的探讨。而这一切，也都是在郜艳敏毫无预料，也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发生的。
壹
2006年年初，当时我刚进入凤凰卫视，给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栏目做策划。一天，我们发现了一则新闻选题：在河北曲阳县下岸村有一位被拐来的姑娘，从一个两千七百元买来的媳妇，最后没有选择出逃的道路，而是留在那个让她伤心欲绝的地方，成为了一个名扬乡里的乡村女教师。
看到这则由本地媒体报道的新闻后，本能地觉得是一个好选题，符合《冷暖人生》栏目“寻找宏大历史社会背景下个体命运抉择”的定位。所谓“宏大社会背景”，指存在于事发地河北曲阳县下岸村并非罕见的妇女拐卖问题：被拐妇女被迫成为生育工具，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多数人选择逃走，因此村里留下不少没有母亲、父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另一个宏大社会问题是指乡村代课教师的处境问题。所谓“个体命运的抉择”，是指对于当事人郜艳敏来说，这是一个关于“当尊严被碾碎，生命又将如何重生”的故事，是自我救赎的艰难历程。
最早发现这个选题的是当地的一个农民摄影家，他也是当地一份报纸的通讯员。最早的报道也是以图片报道的形式出现。通过这位当地朋友（也是后来引发争议的后续报道的记者之一）的帮助，我们联系到了这位郜老师。当时，除了首发的本地媒体外，还没有其他媒体跟进，因此我们的采访初期联系很顺利。
几周以后，我们摄制组一行三人就驱车从北京来到了河北曲阳县下岸村。当时，郜老师正在村里的教学上班，我们决定先拍摄一些教学的纪实镜头再作采访。
学校就是下岸村村东头不远处的两间平房，村里所有的小孩不分年纪都在一个教室中就坐，分成不同年级作在不同组里。由于下岸村地处偏僻，最近的一所小学也路途遥远，所以这里的孩子上学一直是个问题。加之贫穷，据说之前来过的代课教师都呆不下去而很快离开。整个学校也只有郜老师一个人。
她的代课教师工资是一千多人民币，一年。
课间，郜老师带着孩子们围成圈做活动。正当摄像师全身心投入拍摄的时候，郜老师脸色突然阴沉下来。我们这才发现，离学校不远的村洞口的树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蹲着几个村外的人。这几个人蹲着、一边抽烟、一边远远地注视着我们。
没多久以后，应该是得到了指令的确认后，就一拥而上，阻拦我们拍摄。并且动手抢我们的摄像机。本来在户外跟郜老师做游戏的孩子们吓得哭成一片。郜老师赶紧把他们带回教室。自己出来帮我们说话。
我们出离地愤怒，不仅在于正常的采访被暴力中止，还在于这些暴行就发生在一班孩子们的眼皮底下，全然不顾他们的号啕大哭。
撕扯中，摄制组的人或多或少都被划伤了手臂。虽然奋力保护，但是究竟寡不敌众，机器设备连同磁带都被抢走。这群人把我们“护送”出村。在村口，一个领头模样的当地干部对我说的话，荒诞至极：
“记者老弟，人跟人的生活就像平行线，我们在这里交汇也算是有缘份，不要互相为难。”
我当时觉得在一番撕扯后说出如此人生哲理，真是啼笑皆非。只想要回机器，只好问，机器怎么办？
“平行线哥”说：明天中午12点，到车站附近。到时候会有人联系你们。
走之前，郜老师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东西在我这，放心。”后来我才知道，郜老师以为别在她身上的小蜜蜂无线麦是磁带，让孩子藏到屋后。
这张皱巴巴的纸条在之后一直留在我的钱包里。
第二天中午，我们按照约定时间开车到车站附近。因为对方没有说定具体地点，我们只能开车围着车站兜圈。正在怀疑对方是不是在耍我们。在一个红灯路口，我们停下车。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拍打我们副驾驶的车窗，我们正奇怪，摇下车窗的时候，这个陌生人把我们昨天被抢的机器递了进来。挥挥手，意思是你们可以走了。
我们一车三个人瞠目结舌。红灯停车不过几十秒。我们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对方了如指掌。
贰
这是我在凤凰卫视工作后的第一次采访，就在如此曲折中结束。我们推测对方如此大动干戈的原因在于他们料想到采访肯定多少会曝露出当地妇女拐卖问题严重的事实。
这里要补充一点背景信息。
首先、被拐卖的妇女往往来自更加贫穷的地方，人贩子认为这样他们被拐后才不会想跑。郜艳敏的老家就在河南许昌农村，家庭条件非常贫困，为了能改善经济状况，1994年18岁的她第一次走出家门，从老家来到河北打工，还没有找到工作就在车站遭遇到了人贩子； 第二、拐卖多伴随人贩子的强暴等犯罪；第三、郜艳明当时为了尽快逃脱人贩子的施暴，自己甚至用藏在鞋底的钱补足了买家与人贩子要价之间的差价！
我们陷入了一个困境。我们料想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地方上肯定会对下岸村严加盯防；郜老师的处境会变得更加糟糕。当时能帮到她的唯一方法，就是待机再次采访，让节目顺利播出。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能想到的对郜老师最好的保护是公众的目光。
若干月以后，我们再次来到下岸村。在我们采访失败后，村口每天都有人来“上班”。于是我们选择“日落而作，日出而息”的方法。前一天等天黑以后，悄悄进村。在郜老师家住了一夜。就着火炕，跟郜老师聊了很多此间的曲折。第二天一早，郜老师为我们炒了一大盆蛋炒饭，放了四个鸡蛋。我们赶在大亮之前完成了纪实拍摄。在村口“上班”的人到岗之前就已经离开。
几周后，我们顺利地把郜老师接来了北京，完成在全部的采访工作。节目顺利播出后，海内外反响强烈。那是一个还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节目组的电话被打爆。在表达愤怒之外，要求捐款的海内外观众络绎不绝。许多观众也明确要求拒绝任何中间方式，直接捐款给郜艳敏本人。我们也拿到并公布了郜老师她的帐号，郜老师也几番推托。
后来，下岸村发生了几件事：
1、当地有关部门据说多次找郜老师，要帮她成立一个基金，妥善保管和处理捐款问题。
2、郜老师被评为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
3、郜老师带着孩子们又来了一次北京，看了天安门升旗仪式。
4、郜老师故事改编成了电影，叫《走出大山的女人》。
郜艳敏生过两个孩子，两次自杀，并没有死，她被赶来的村民救了起来。被拐一年后，买家同意由郜艳敏的“丈夫”赔她回一趟老家。突然见到失踪的女儿，父母和郜艳敏不禁抱头痛哭。郜艳敏希望能够留下，但在同样贫穷封闭的家乡，摆在她面前的命运，也许比作为一个被拐女终老他乡更加灰暗。因此无奈的父母能劝她的只有两个字认命。
《走出大山的女人》的电影一出，我们就觉得此事就是时代黑色幽默最好的注脚。个体命运的无力只能通过荒诞的自我建设完成救赎。而对宏大社会问题的探讨却会被暴力阻挠。要知道，在郜艳敏之前之后，是无数被拐妇女的个人与家庭悲剧。
未曾想到的是，事隔九年以后，郜老师再次走进公众视野。
叁
06年初次去河北曲阳县下岸村，最深的印象是一路上的石料加工厂和漫天的粉尘。
村里的男人们都在附近的采石场敲石头，到了三十岁还讨不到媳妇的光棍很多。因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地村里就有了“买媳妇”的“传统”，而且，这个“传统”是具有传染性。
郜艳敏被人贩子后囚禁后，每天都遭受折磨和性侵犯。每天也都有人来“看货”。因此当下岸村的刘老汉夫妇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某种程度上视他们为自己逃出人贩子魔掌的希望，乃至当双方价格因200块钱谈不拢的时候，郜从自己鞋底掏出来藏着的钱自己补足了差价，就为逃离人贩子。
这也造成了她与“买家”复杂的关系。当我们见到郜艳敏的时候，她对老夫妇的称呼早就是很自然脱口而出的“公公”、“婆婆”。郜艳敏还一直说，其实公婆对她不错。
1994年端午节的那一天，正在山里打石头的刘家老三得知父亲帮他购置好了媳妇,便匆匆赶回家来, 郜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他（刘老三）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不同意？你不愿意跟着我，你可以上别处睡觉去，要不我上别处睡觉去，以后彼此都是清白的。我不敢说话，不敢相信他是真的。我哭了，他也哭了。他说我送你走。但是他说我也有点不忍心。炕挺大的。他在炕那边。我在炕这边。当时他也很绝望。”
郜艳敏曾经回过一次老家，她的老家更加贫穷、更加封建。在当地一些人看来，被拐本身是女人的无奈的所谓“污点”，所以劝她认命。哀莫大于心死。
结束采访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摄制组早上八点不到出村，开车回北京，下午两点车就行驶在北京的西三环路上。从河北曲阳下岸村到北京，抬头看着两边高耸的建筑物和几个小时前满天风尘的荒瘠，感觉从一个世界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而两者却相隔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
当我们后来得知她被评选为各种“荣誉”，只能苦笑，心里只能期望：这些虚妄的光环至少可以是对她的一种无奈的保护吧？
后来听说她的故事被改编成了电影，只能苦笑，心里知道她的故事当然是可以被改编成电影，但绝对不是假意的心灵鸡汤。
2015年，郜艳敏突然在网络中再度热议。九年前，我们通过博客发布文稿，通过电话热线接到观众反馈；九年以后，舆论的声音通过微博表达。舆论的议题也从8年前单纯的捐款援助，到如今的打拐、女性权益等问题。九年间，虚拟的世界也是沧海桑田。
而对于郜艳敏的个体命运来说，政策的改变过于宏大的叙事、也遥不可，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也过于久远，几成天方夜谭。或许一份正式的教师工作对她来说是生活下去最好的慰籍。
当时改变郜艳敏命运的恰恰是那些由于母亲逃跑的留守儿童，包括她二姐家的孩子，她觉得这些孩子是无辜的。她也知道如果这个地方不改变，世世代代也都会重复买媳妇的命运。所以才同意留下来做代课教师。这也可以让她摆脱“被拐女”这个梦魇般的标签，在一个痛苦的地方艰难地重生。
公安部、民政部等多部门《关于做好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相关条款指出，被拐卖时是少女，现已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本人又愿意与买主继续共同生活的，应当依法补办结婚登记和户口迁移手续。
每个震撼人心的社会事件事实上真的很难有同一个目标和出口，捍卫法律的人看到整体，创作者和共情者看到细微，都没有错，因为它复杂，层次与面向丰富。所以它难，又残忍又荒诞，还自圆其说。
2015年8月
于通惠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