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是一本由冀朝鼎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0.00元，页数：1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精选点评：
●不论是从“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出发来思考中国两千多年治乱分合的历史，还是通过水利工程这类农业时代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设施来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都体现出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的见识力。另外，对各省地方志中所载历代水利工程的数量进行统计，并以此量化地、直观地呈现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的变迁，无疑是本书最大的亮点。
●中国古代不像现代国家一样是用经济纽带连成整体，而是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的办法，用军事和官僚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
●这才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典范，而且丝毫不讳言“水利”与“专制”的问题。翻译得明白晓畅，可以想象作者也是用清晰流畅的英语写成的，这种书真是比后现代转向以来那些故弄玄虚的书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真是坦诚的学者，又是伟大的革命家。
●看了之后可以大呼“原来如此”。由于不懂，只能随便看看。
●经济发展离不开农业，农业离不开水利～
●尽管伟大,但古史中很多观点和论据已经过时,在今日有继续发展的可能
●这本很薄。商务版的很厚。但内容一样啊。
●意犹未尽。1）通过基本经济区如何控制其他经济区？2）明清以后呢？
●观点还不错，不过感觉没有张帆先生说的那么好。也可能是后来名家辈出，他的很多观点都不新鲜了吧？！另外，译者的功底，实在是不咋地。虽然我不懂语法，可你老是搞些没有宾语的句子，也太欺负国人了吧？
●对于从水利事业研究经济区，进而考察中国历史的研究具备开山之功，但左派的痕迹比较浓，不少地方有以论带史及曲解史料之处。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读后感(一)：国家 首都和经济区
发展需要首都（军事中心）要与经济中心的重合
如果首都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就需要在运输上有所创新。
1 秦 泾河流域 郑国渠 首都与经济区的重合
2 西汉 关中 六辅渠 白渠 首都与经济区的重合
3 东汉 河内 首都与经济区的重合
4 三国两晋 淮河流域战场 长江中下游移民发展 首都南迁重合
5 隋唐 运河 大运河链接 漕运制度创新 首都西北
6 两宋 长江中下游 大规模围田 首都南迁重合
7 元明清 长江流域 尝试发展海河流域失败 首都北方 无创新 国家衰败
8 现代中国。高铁大力发展链接 沿海与北京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读后感(二)：閒來翻書：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
在中共的黨史上，冀朝鼎這個名字未必會出現。作為一個隱藏極深的，甚至深入到國民政府核心的“活動家”，他在推動、加速國民黨政權在大陸覆亡中的作用至今仍是個迷，或許都不會有被揭開那一天。但他能夠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能夠參與到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制定中，與他對中國經濟史的深入觀察密不可分。或許可以說，他有著專家學者的背景。
此書是冀朝鼎先生於20世紀30年代用英文寫成，原名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出版以後，在西方的中國史學界享有盛譽，曾被李約瑟譽為“迄今（此今所指為何時不詳，我猜測大概在20世紀中葉）為止任何西文書籍中有關中國歷史發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
本書提出了“基本經濟區”的概念。所謂基本經濟區，是指“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於提供貢納穀物來說，必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頁10）。從此概念出發，他將西元前255年到西元1842年的中國經濟史劃分為五個時期——三個統一與和平時期和兩個分裂與鬥爭時期。一為秦漢，以涇水、渭水、汾水和黃河下游為基本經濟區；二為三國兩晉南北朝，四川、長江下游得到開發，出現與前一基本經濟區相抗衡的農業生產區；三為隋唐，長江流域為基本經濟區，通過大運河將首都與基本經濟區連接起來；四為五代、宋、遼和金，長江流域作為最顯著的基本經濟區在進一步發展；五為元明清，在首都與長江流域基本經濟區相距太遠的壓力下，努力發展海河流域為基本經濟區。
以經濟為基礎探討中國的社會，當是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此書也多次引用了馬克思的論述。馬克思主義史學無疑是有其理論基礎和合理的一面的，關鍵是首先要理解何為馬克思主義（儘管馬克思說他從來不承認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靠庸俗化的馬克思主義框架來套中國歷史。理論本身不過是一種假設而已，有它自己的限制和適用範圍。即使是自然科學的定律公理，也仍然是在一定條件下才能成立，何況解釋人類社會的理論呢！
2012年1月6日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读后感(三)：读完此书总结的一些知识点
基本经济区：高度自给自足，控制了这一地区就能以此为基地，进而控制全中国。——进可攻，退可守
漕运重要意义，为京畿提供粮饷，最主要是为军队提供军饷，镇守邦国，巩固边防，镇压起义。而在中央不容易直接控制的地区，在动乱时期，该地首领形成割据局面也是非常可能的，如果此地是基本经济区，那么极有可能进而统一全中国。
历史分段：（基本经济区转移）
和平——秦汉：黄河中游以及中下游（陕西——关中，河南——河内）
分裂——三国、晋、南北朝：四川、长江下游开发
和平——隋唐：长江流域取得地位、大运河发展
分裂——五代、宋、辽、金：长江流域进一步发展
和平——元明清：发愁于首都与基本经济区的距离，大运河成为连接的生命线
O 历代强调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掌握与发展基本经济区
水利事业——农业发展——繁荣的古代中国
黄土地区：渠道灌溉
长江与珠江流域：冲积地带排水、修复排灌系统
黄河下游、淮水流域：防洪
全中国：运输水道
相对于人口的移居与游牧者入侵的影响来说，长期的气候变动只是间接地影响中国灌溉事业（基于土壤、气候条件的特殊性）发展的进程。
主要研究治水活动同政治与经济的重要性之间的关系。
研究资料的来源：各个省志有关水利的章节（“河渠”、“水利”、“堤坝”，删去没有注明朝代的治水活动记载，失去研究的意义）
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起源——禹治水的传说——顾颉刚古史辩
古典封建制度——井田制，类似西方中世纪的庄园主，大规模的强制劳动，按亩征税以后，逐渐消除此有害影响，使得征集大量人力从事水利工程成为可能（汉以后）。
人工水道的开凿，运送军队、粮饷（战争），运送赋税谷物（和平），商业运输……
郑国渠（灌溉），提高生产力——关中成为基本经济区——为秦国统一六国提供物质支撑，同时，在楚汉之争中，关中地区提供的稳定而丰富的粮草支持（萧何）为刘邦打败项羽提供了重要支柱。
官僚制度对水这一问题的治理更多地是因为对统治集团的政治目的，这远大于对人民大众的义务感。
《史记 河渠书》,《汉书 沟洫志》
汉武帝之后，由于兴建水利工程和其他等原因，造成国库空虚，政府无力在关中地区进行大的水利工程修建，以致关中基本经济区逐渐衰弱。（秦国——郑国渠，汉朝武帝——六辅渠、白渠）
刘秀起事时，以河内基本经济区作为根据地，后又以洛阳代替西安作为首都。
两汉基本经济区主要在淮北，由关中（西汉）转移到河内（东汉）。——黄河流域
秦 李冰 都江堰 四川盆地 “陆海”——刘秀时期公孙述、三国蜀汉
长江下游 地广人稀、物产丰饶、河网密布 自给自足 “蛮人”充军——孙权 先进农业技术装备的移民
魏 水利事业开凿沟渠，沟通淮南、淮北，粮草和兵员运输
三国鼎立——军事屯田以持久抗衡，发展水利事业（灌溉、运输）
O 淮河流域拥有成为基本经济区的天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可是它作为内战的军事重镇，难以维持水利设施，屯田也必须军屯，以军队力量驻守，最终没能成为基本经济区。
永嘉南渡，侨民无力北反，促使长江流域的开发，成为基本经济区。
南朝的水利工程主要在江苏境内，东晋及以后开凿了一部分大运河（北返的军事目的为主）。
隋炀帝时贯通的大运河主要通行于隋、唐、宋时期——为首都长安、开封服务，而现代大运河则是元代完工的，通行于元明清（元代第一个以北平为首都的朝代）——为首都北平服务。
O 中国古代的首都主要在北方：政治上的惰性
O 在缺乏货币经济和自由劳动力的前提下，古代所有的大型土木工程都要以强迫劳动的方式完成，因此而造成的对百姓的残酷是显而易见的，历代历史学家基于道义的考虑，对“开万世之功利”的大型工程常常持告诫制止态度。
唐朝奠定了中国国南北之间漕运制度的基础，隋朝开凿了大运河之后没有时间去解决运输方面的问题。
唐朝对北方仍旧重视，南方漕运转运至北方同样重要，但未成熟——三门之险（水浅季节 途中建立转运粮仓）
唐末——五代战乱，对北方忽视，北宋建立以后，水利事业明显朝南方倾斜。
五代长江流域六个小分区（小国家）：
四川、云南；两广；太湖与钱塘江流域；淮河流域与长江下游；福建；湖南与湖北的一部分——北相继为五代统治，南方不足以克服自给自足的地方单位之间的自然与历史障碍，宋（南宋）以后，除四川外，整个南方的文化和交通上的统一得到加强，此后南方再未分裂。
O 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内部分裂时期，从基本经济区的观点来看，三国是由于敌对经济区的兴起，削弱了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区的制霸作用；五代十国时期是由于长江流域这个富有生产能力的地区尚未形成统一整体，内部所存在的分化现象削弱了它的潜在潜力，以至于之后统一中国的宋是在继承北方五代的后周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南宋人口的增加，注重长江流域土地的开发——圩田、围田（湖床、河床），修建堤防——政府主持下的水利工程——大势力侵占良田，水旱灾害频出
元以后，由于运河与黄河交叉，黄河防洪与运河维修关系密切、极为重要，提高主管河工、漕运官员的地位。然而统治者通常更为重视漕运之利，而忽视防洪、灌溉，给沿途农民带来深重灾难。只有国库空虚急需赋税时，统治者才会注重水利事业，这种强权政治的法则决定了水利事业发展的进程，也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明 潘季驯）
元明清三代的治水活动主要关注漕粮的供应地长江流域，相对忽视北方水利事业，将海河流域（畿辅地区)发展为基本经济区的尝试（不令人满意）。
政治基地与经济基地相隔甚远的恐慌——明太祖以南京为首都
O 公共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基本经济区，政治与军事力量的衡量尺度）——政治武器
主要参考资料：方志（关于治水活动的章节）、治水专著、《史记 河渠书》《汉书 沟洫志》等正史、农书、古今中外地理研究著作。近人一些相关研究专著
成书年代：19C30、40s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读后感(四)：冀朝鼎：为国民党出馊主意的中共经济学家
2011年03月16日09:54人民网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原载《瞭望东方周刊》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
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光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觉得这个应聘者英语很好，可以成为他的秘书。
应聘者冀朝鼎，此时已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李约瑟称赞这本书说:“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他后来还邀请冀朝鼎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序。
蒋介石唯一的私人政治顾问、美国学者拉脱摩尔则评价:“这是一篇具有独创见解、善于独立思考、很有说服力的论述。”
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次见面让他难忘，“畅谈一次，印象很深”。
3年后，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加入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
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
后来冀朝鼎告诉廖训振，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当然十分准确。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
冀朝鼎从陈光甫这位老练的经济专家那里获益匪浅，他详细了解了一个国家外贸体制的运作机制和特点。但回国后，冀朝鼎还是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财政部长孔祥熙。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在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面做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
“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他办法就没有其他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陈立夫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通胀失利归罪于冀朝鼎，但他没有提到，冀朝鼎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议，正是因为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才得以施行。
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家们纷纷要求拿回被日伪侵占的实业资产，但国民政府以大兴国营事业之名，将接收的庞大敌伪资产改组为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公司等等。官僚资本以国营面目得以形成垄断。
宋子文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了112个纺织行业企业；孔祥熙则控制了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几乎完全垄断了粮食市场和面粉市场。
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上书国民政府:“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成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
这样，过去由江浙财阀支持的国民政府，一跃而控制国家全部资产的近90％。南京不仅通过战争整合了地方政府和军队，也终于有实力从经济角度去统一割据。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
(人民网)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读后感(五)：书札
第一章 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及其与水利事业的关系
利用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就有可能剖析在对附属经济区进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
行政治控制时成为支撑点的经济基地的作用。因而也才有可能去研究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从政权与地区关系的观点出发对它加以探讨,以及根据农业生产的发展过程,对它加以系统的论述,一而这种农业生产是随着灌溉事业、防洪事业以及人工水道系统(最初是为了向政府运送贡纳谷物)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再也找不到别的方法能如此清晰地说明以下几方面的间题了,即:政权同中国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一地区何以能一再地控制另一地区,以及具有显著地区差异、范围广阔的地域在政治上得以形成统一的途径等问题。还有一点要着重指出的是,地区经济地理还影响到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这种起义往往是朝代更换的原因),它不仅为起义提供了聚众的地点,而且还会左右到这种起义能否获得成功。
“基本经济区”：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
漕运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是按实物的方式来征收赋税的。漕粮是皇族、中央官僚与首都警卫部队的主要供应来源。
第二章 中国水利事业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
黄土与灌溉关于古代中国领土的这种特殊地貌的描述,是了解灌溉事业对于中国农业的重要意义这一问题的一个关键。其秘密就在于黄土与水分相结合之后所呈现的特殊性质
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EF·里奇索芬( Richthofen)教授的研究曾经揭示过这个问题。①他观察到,黄土之吸水犹如海绵。黄土的高孔隙性和强毛细管吸收力,就使得蕴藏在深层土壤中的无机质能上升到顶层,从而为农作物的根部所摄取,黄土也就具有了“自行肥效”的能力。然而,很明显,只有在有充分的水分时,才能产生这种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莱昂(Iyon)、菲平( Pippin)与巴克曼( Buchman)在他们的权威著作《土壤:它们的性质与处理》中作如下总结的原因:“由于黄土中含有丰富的苛性钾、磷与石灰,一旦加入适当的水分,它就成了极其肥沃的土壤。”由此,中国北平的燕京大学前地质学教授C·B·巴伯(Barbour)曾断言:“因为中国的黄土有着很高的石灰成分,而且其肥效是绝然无疑的,所以,水分的供应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因素。
淤沙的肥效价值在北方 农民热衷灌溉 一方面是需要水 一方面是希望淤沙增加土壤的肥力。在北方 洪水过后的土地都会变得丰腴 进而带来丰收。
在南方 出现许多“圩田”“围田” 即将湖川边缘的土地筑坝排水 利用肥沃的淤泥耕种。
季风气候下 降雨量不均的因而需要灌溉第三章 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的统计研究
第四章 作为中国国家经济职能的治水的起源
在这样一种情况——即把动员大量劳动力看成是一件比较容易的和不十分令人反感的事——出现之前,集体性的劳动多半是一种局限于井田单位的地方性的事。在中国古典封建时期,较大的工程即使不能说绝对没有,然而又确实是难于出现的。此外,在这一时期还未采用铁器,效力很差的生产工具和低劣的工程技能,也会妨碍兴建任何大规模的渠道和陂塘工程。
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81~255年),出现了重大的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终于使中国进入了其历史中的半封建或帝国时期。正如本章的前部分所讲的,由于铁器时代的开始,牛耕的出现和在农耕中日益增多地使用兽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农业劳动生产力的革命性的增长,就大大地破坏了古代土地制度,并逐渐产生了私人土地所有制。
这一时期可以从公元前594年在鲁国实行按亩征收土地税的制度开始算起,当时,不管土地是属于公田还是“私田”,也不管在土地上实际从事劳动的人是谁,同样都要按这一制度行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井田制度的瓦解,使得大量的农奴离开了土地。同时,由于公、“私”田之间差异的废除,以及因为中小地主(或者是中小贵族或者是豪商)不象以往直接由公田取得劳役地租,改而实行了按亩收税的办法,这样,就切断了封建贵族与生产上例行事务之间的联系,消除了他们在农业生产上,因为长期而大规模地实行强制劳动所造成的有害影响。因而,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为大规模地动员强制劳动力创造了条件,也有可能从事大型水利工程的建造了。
人工水道的建设
当后期封建战争变得愈来愈频繁的时候,为了运送军队,特别是运送粮食,就需要疏浚河道与开挖运河。由于土地制度的革命,各封建诸侯对赋税的征集,以及商业的发展,就打破了地方封建社区的孤立状态,又由于更多的权力集中到了各封建国首领的手中,税谷或进贡谷物也需要运送到权力者所在之地。因为这些缘由,加上商业的需要,就促进了人工水道的建设。
第五章 作为基本经济区的黄土地区与黄河中游
秦国是在泾水和渭水流域逐渐强盛起来的。
公元前246年(即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的26年)开凿了郑国渠。《史记》记载 韩国为了抑制秦朝东伐 派郑国忽悠秦国大兴土木 修渠灌溉 消耗国力。未成想 修成之后 “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张良说关中地区“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在这个分
析的基础上,张良便建议把首都定在关中。
司马迁说:“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前汉时,向首都贡纳谷物的补充地区是黄河流域下游，在汉初,每年贡纳谷物几十万担,而到了公元前110年,则增加到六百万担的惊人数字。于是,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和黄、渭的水运问题的忧虑,便降临在当事者的眼前了,而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更为严重。
公元前134年至公元前131年期间,大司农郑当时曾建议开凿一条连接首都长安与黄河的三百余里长的渠道,这一渠道可以缩短2/3的漕运距离,旅途所需时间也可减少一半。
这一工程有着双重的作用,这种作用也是中国大多数治水工程普遍具有的特征。他说,除了运输以外,这条渠道还能使“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他最后说:“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⑥
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并指派齐地的水工徐伯表负责兴建。历时三年建成。
公元前95年 汉武帝下令在已经淤塞而不起作用的郑国渠的基础上 开挖白渠。白渠耗费巨大 导致汉帝国此后无力再修建大型水利工程 也导致了关中基本经济区的衰退。
汉武帝之后 在中央无力在观众兴修水利工程时 地方官员开始有所动作。在河南省 汉水北部支流与淮河上游出现了一些水利工程。公元前38-34年 河南南阳太守召信臣建成钳庐陂 砌石筑坝壅水。用水库灌溉田地。此外 汝南郡（河南东南 安徽西部）因鸿隙大陂的蓄水工程 开始富庶。
在西汉末年 河内（今河南北部 河北南部 山东西部）已经上升为基本经济区 取代了关中的地位。故刘秀起兵后派心腹寇恂为河内太守。
刘秀把河内一事委任给寇恂时对他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励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
当刘秀统一全国之后,他就选定位于黄河下游的洛阳而不是渭河流域的长安作为首都。
两汉时期的基本经济区：
就两汉时期说,农业生产的中心仍然是在淮北。安帝在公元115年发布的一个诏令中,偶尔说出了大力发展农业的全部计划,因而也透露了他所控制的最富裕的地区。在诏令中,他命令宰相和太守修理三轴(陕西中部)、河内(河南北部)、河东(山西南部)、上党(山西东南部)赵国(山西中部、西部与河北中部、东部)和太原(山西中部)的旧渠与水道。
换句话说,安帝发布这份诏令,就意味着他特别关注这个国家心脏地区的生产与运输机能。虽然西汉着重发展关中,而东汉则更多地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河内,但是,包括泾水、渭水和汾水流域,以及黄河的河南一河北部分在内的这一整个地区,却构成了一个基本经济区,这一基本经济区,是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整个两汉时期的主要供应基地和政权所在地。
第六章 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
四川：公元前3-2世纪 秦昭襄王移民四川。蜀地农业开始发展。秦朝官员李冰修建都江堰。三国时期得到蜀国的大力开发 但是相比关中河内 仍然地广人稀 经济实力不足。
长江下游：孙权从北方返乡 带回了大量掌握先进农业技术与工具的北方人 大力开发。但同蜀国一样 吴国相对魏国 仍是地广人稀 经济实力不足。
4世纪 八王之乱 五胡乱华 大批中原人逃往长江下游 建立东晋。彻底地开发了农业 因而造就了隋唐时期 基本经济区向长江中下游转移。
淮河流域：地理位置优越 是南北交通要道和军屯与内战的中心。大型灌溉设施容易受到破坏，因而难以成为基本经济区。
大运河的先驱：东晋时期为军事目的开凿两条水道 后来成为大运河的组成部分。
第七章 长江流域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唐朝对江南的依赖
大运河起到了连接中国两大主要地区的纽带作用。有了它,首都才得以能够成功地吸纳肥沃的长江流域的资源。而长江流域一经与首都取得了联系,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力,随着长江流域巨大潜力的发掘,这种新的动力就使长江流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很快成了供应首都漕粮的主要生产地区,最后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新唐书》揭示道:“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澶东南之粟。”
对南方依赖程度的发展是很快的,以致在伟大作家韩愈的时代,江南田赋已经达到全国田赋总数十分之九的惊人比例因此,澶运任务重要性越来越大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裴耀卿(公元681~743年)在漕运方面做出了成功的贡献之时开始,朝廷大吏负责主管漕运事务就成了常例。唐朝政府一些杰出的行政官员,如刘晏(公元715~785年),都是以在这方面的成就而著称的。
隋朝的皇帝开凿了运河,但是,这个朝代未能持缕足够长的时间来解决运输方面的其他问题。正是唐朝,才奠定了中国南北之间漕运制度的基础。大约在公元735年裴耀卿担任主管官员之后的三年间,曾运输了700万石的谷物。由此可以想见这种制度事关重要。
运输的问题,不只限于运输事务的处理方面而且还有水道的维修和改善方面的问题。这两个艰巨任务都是要唐朝的官吏们加以综合处理的。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裴耀卿(公元681~743年)建议在现今河南省的河口与巩县设立粮仓,以便“江南之舟不入洛口。”他还建议利用沿河道设置的半打之多的粮仓节级运转,这样,当水道可以通行时,则行船,而当水浅时,就可以将谷物储存起来,以免遭损失。
三年之后,即公元733年,这个提议被采纳了。
这些改进措施,终致成了刘晏的不朽成就。刘晏在公元764年被任命为江准转运使,他曾经疏浚过当时被淤塞了的汴渠,采用并改进了他的前任裴耀卿所提出来的管理制度。为适应运河各个区段的不同条件与运输能力,曾建造过各种特殊的船只。江船可以航行到扬州,汴船可达河阴,河船能抵渭河口。而渭船最后可以将货物运往首都最大的粮仓太仓。沿着河道和运河还建立了转运仓库,以方便船只的调换,还可预防恶劣的航行条件。事实证明,这一制度是安全而有效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以及刘晏本身的管理才能,刘晏便创造了连续任职达三十余年之久的纪录,这在他所处的时代是非常显著的功业。在刘晏的事绩中,已经使这一被称为“后来者皆守”的制度达到了顶峰。
隋大运河的历史
虽然传统上都把运河的兴建归功于有雄才而又骄奢的隋炀帝(公元605~618年),然而,实际上它既不是在一个时期之内建造的,也不是出于一个皇帝之手。正如万里长城是在不同的时期分段建成的一样。隋炀帝在运河方面所做的事,只是把南北流向的各条水道,接成了一个互相沟通的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界于南北间的长扇形水道网。这一运河,利用渭水与汴河,从长安(或大兴城),过河南省,抵达淮安;然后转而向南到江都(扬州)与瓜州,在此越过了长江,最后到达杭州。另一个扇形,是从河南北部与山西南部之间的黄河支流沁水开始枝分,最后终止于靠近现北平的涿郡。整个隋大运河的里程,比现在大运河的里程长得多,而且既是南北向也是东西向的交通于线。它包括五个明显不同的部分。
如今现存的大运河是元运河 由六部分组成：首都—通惠河—通州—白河—直沽（天津以北）—御河—临清—会通河—扬州—镇江运河—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