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起眼的案件，一个普通乡下女孩的命运

　　在宋朝有个姑娘长得亭亭玉立。父母早亡家境贫寒，她被叔叔卖给了一个丑陋猥琐的老光棍。这年姑娘才十三岁，正是青春豆蔻年华。

　　十三岁的少女懵懂情怀，她心仪的男子高大英俊。这姑娘叫阿云，她不甘心就这样跟一个丑陋的人厮守一生。阿云刚刚在母亲的葬礼上哭肿了眼睛，不想在自己的婚礼上又用泪水把盖头打湿，与其这样生活一辈子，不如死。要么自己死，要么让那个人死，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命运的束缚。最终，阿云选择了让未婚夫死。

　　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里，阿云来到一间草棚边上，她听见里面鼾声如雷。这是自己的未婚夫韦大，他已经睡着了。阿云心里窃喜，提着刀直接走了进去，摸黑举刀乱砍了十几下，然后掉头就跑了。阿云以为自己解决掉了韦大，谁知力气小，十几刀才砍掉了韦大一根手指头。

　　韦大报了案，阿云入狱了。还没等大刑伺候，阿云就将一切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招了。这是一个多么简单又普通的案子，案情清晰明了，完全可以轻松结案了事。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案子，把朝廷君臣和政治大佬都卷了进来，为了给案子定性，争得你死我活。

　　有个部门认为，妻子杀害丈夫论律当斩，县里按斩刑上报登州。登州知州许遵又觉得不妥，因为阿云刚死了母亲，还在服丧期间，按法律和伦理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订婚，所以婚约是无效的，韦大不能算是未婚夫，况且阿云对其造成的伤害不大，只能算是一起普通的伤害罪，罪不至死。

　　案件上报给了大理寺，大理寺和审刑院都不同意许遵的看法。这两个部门认为，虽然是在丧母期间受到叔叔强迫，但已成事实婚姻，构成谋杀亲夫罪，支持死刑。两个部门把意见反馈到登州，许遵依然不服，他认为不该这样罔视生命。正在这时，宋神宗下了道诏书，说谋杀罪造成伤害小的，在审讯前招供的，一律按自首对待，可以减刑两格处理。

　　许遵有了充分理由，就直接上疏皇帝要求为阿云减刑。宋神宗觉得许遵有道理，让刑部协调按新诏书执行。刑部不但不买皇帝的账，还指责许遵妄言。这时许遵刚好调到大理寺任职，遂以诏书为准绳，轻判阿云。御史台就以大理寺卿不遵循法律，为犯人开脱的理由弹劾许遵，建议罢免。许遵辩解道：“放着现成的皇帝敕令不用，却依据过去的案例，把人杀了堵住自首和自辩的途径，恐怕不符合疑案从轻的法律原则。”

　　自此，御台史、刑部和审刑院站在一个立场，主张重判。许遵和大理寺站在一个立场，主张按皇帝敕令轻判。皇帝虽然未表明立场，当然也支持轻判的。皇帝虽然是最高决策人，但事务性工作还是由最高行政机构商议，政策性问题由翰林学士解释。如果双方仍不能达成统一意见，再由皇帝裁决。双方依然争执不下，皇帝只好把阿云狱的解释工作，交给了帝国最有学问的两位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来判定孰是孰非。

　　两个是最有学问的人，论点更具有代表性，双方以“律敕之争”，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司马光说：“法律是一个国家最高意志，任何人都不凌驾于法律之上，包括皇帝。所以敕令不能干扰和代替法律。”王安石说：“法律是人制定的，理应该与时俱进，皇帝的敕令也是法律。”

　　后来又有人提出，翰林院不仅仅只有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还应该听其他人的意见。皇帝同意了，让其他几个学士表明自己的态度，结果大家赞同王安石。但刑部、审刑院和大理寺中的有些法官不认同。集体上奏反驳道：“翰林学士审过案吗？他们有司法经验吗？纸上谈兵、闭门造车，没有实践价值。”宋神宗对这场争论感到厌烦，把“自首减刑”进一步细化，做了解释，命令中书省发文执行，中书省却以“与法律相抵触”为由驳回。

　　第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大权独揽。神宗再次下令：“以 后有谋杀案自首情节的，一律按敕令裁定。”于是下令刑部再议阿云狱案。王安石按神宗的敕令对阿云轻判为边关流放，后来逢大赦恢复自由，最后嫁人生子。事情到此，大家都觉得阿云的命运就这样该顺顺利利过完。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元祐年间，司马光为宰相，马上就废除了神宗的敕令。又重新将阿云下狱，并追溯执行其死刑。

　　案件刚开始的时候，许遵争的是平民的人权，他本来可以明哲保身的，但作为宋帝国的士大夫，让他有强烈的纠偏扶正的使命感，不畏权贵，拼尽全力为阿云争取。

　　自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介入，这就夹杂了太多政治因素，表面上看是在分析案件，其实是在争社会的发展方向。

　　一个不起眼的案件，一个普通乡下女孩的命运，就这样轰动朝野，引起一场政治角斗，让一群政治大佬争得你死我活。说不好谁对谁错，但我们不希望，他们抓住一个可怜女孩命运不放。

　　大家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