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序三遇 | ​童孟侯

　　文/ 童孟侯

　　一遇：前年，写完一本30万字的纪实文学书，书名是《上海犯罪现场调查》。我找到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请他为我的书作序。赵丽宏说：你已经写了有20本书了吧？不用再叫人写序，自己作序就可以了。

　　幸亏赵丽宏还没有看过我的书稿，否则我也许就像学者谢楚桢那么惨了。谢楚桢在1921年写了一本《白话诗研究集》，然后请他的老同学胡适写序。胡适认为书写得太差，没有出版的必要，拒绝为谢楚桢写序。

　　赵丽宏不为我写序，我便忐忑起来，自己序自己，岂不是有自己“嘘”自己之嫌？于是我请了叶辛先生为《上海犯罪现场调查》作序，同时请了张声华先生写了第二篇序，有了两位大咖为我保驾护航，我气壮了不少，似乎不再抖豁。

　　二遇：1982年，我写了一本报告文学集《现代漂流瓶》，请报告文学家罗达成作序。他问：怎么写？我说：你怎么写我就怎么登，一字不改。

　　罗达成在序言中写道：“作为朋友，作为同行，我为他的成功和得意而高兴。但又为他少了当初那份刻骨铭心的追求而感到有些遗憾。同类题材写多了，有了特色，但同时也有了某些自相重复，应当寻觅那种更高境界的征服力和感染力。倘是他横下一条心，他本可以上一个台阶，跻身于那一批拥有更多读者的散文名家之列。但很可惜，就差了那么一步……”

　　这种辣辣豁豁的序言现在稀有了，多的是捧场，多的是言过其实的夸奖。但是罗达成写的序言也太狠了一点吧？并且一语成谶，至今我还没有成为“散文名家”，那个“台阶”说什么都没跨上去，真的就差一步。

　　三遇：2016年我要出版一本幽默散文集《幽默快递》，我请文艺评论家刘巽达作序，他快人快语快笔，第二天就写好发到我邮箱。序的第一段是这么写的：“邀人写序，通常是看重写序者的名头：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为作者站台，用不好听的形容，叫作狐假虎威；用好听的形容，叫与有荣焉。无论怎么形容，读者心知肚明：作者是想借一点名人的光，诚可理解也。假如作者邀请到的写序者，名头还不如自己，不但借不了光，还要被人借光，做这样的选择，除非脑子是被枪打过了。这个童孟侯，脑子就是被枪打过的。”

　　唉，请人作序，还被人打了一枪！说实在的，我不就是想“狐假虎威”一下吗？

　　幸好刘巽达只是调侃了我一下，而没有用过多的文字批评我。这让我想起阳翰笙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地泉》，他请茅盾为他作序。茅盾先生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鲁郭茅”的“茅”。阳翰笙呢？也非等闲之辈，中国著名戏剧家，中国文联副主席。可是茅盾不愿意写序，他答复说：“你的《地泉》是用革命文学的形式写成功的，要我写序嘛，我就毫不留情地批评它！”于是，作序的事情不了了之。

　　如今，我也渐渐开始神气起来，偶尔为几位文友的书作序。但是，我从来不敢婉拒文友的请求，从来不敢像罗达成先生那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尖锐地指出作者的不足，从来不敢像刘巽达先生那样把枪对准作者，一枪打在脑门上。我一般写一些温存的话，褒奖的话。我是过来人嘛，充分体验过请人写序之甘苦，对文友客气一点总是不错的。

　　（本文刊于2018年6月7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综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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