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经典 | 图书馆之夏
编者按
县城的图书馆，我一个人在那里度过很多个夏天，度过无需分享的“孤独的求学岁月”，那时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开始，我却将一直怀念并感激那个世界的安静和明澈……
傍晚七点过后，翠湖边图书馆的院子里只剩下保安闲坐在暮色中发呆。因此我更闻到那熟悉的花香，夸张地做了几次深呼吸，说，这个我知道，这是白兰花呀。
是缅桂花吧。
啊？怎么可能是桂花呢，这就是白兰花啊，这种时候总有人摘了用针线串起来，放在铝饭盒里叫卖。我们家院子里以前也有一棵。
缅桂花嘛，我们家院子里也有一棵的。
各持己见的两个人终于找到那不高的树，小心翻开密匝匝的叶子。
就是白兰花嘛。
好吧，我们这边叫缅桂花。
你记错了吧，这怎么是桂花。
……
也来不及再争论，我一个人跑上图书馆外那两层楼高的阶梯，去借几本一时兴起觉得不能不看的书。
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瘦弱的中年男人正弓着背整理桌面上的东西，见我进来，扬起架着眼镜的脸叹气说，哎，麻烦你快一点，我快要下班了。
我点点头，但看了看时间，明明还有半个小时才到他的下班时间。
借阅室里的灯也已经关了，我只能靠手机的光来看清书架上的编号，隐约地还听到有另一个女孩在借书，值班的人一直在央求我们快一点，她就一直答应着，告诉他说快好了。我匆匆在书架间走动，一声不吭，心里对他这种不敬业的态度很不满。
他的央求让人听了心烦，像是很嫌弃我们，但又因为丝毫不是强悍的性格，所以无可奈何地一遍遍“拜托”着，搞得我们如果再多待一会儿倒是像很不懂事似的。
这个图书馆总是使我想起我们县的图书馆，虽然规模很不相同，但老旧的设施、怠慢的工作人员是很相似的，甚至都有一个文弱的男人和一个剃了超短发的、拥有两个手机总是在接电话的强悍女人。不知为什么，我就猜他大概是约了一桌麻将，或是约了小姐妹跳舞。他中间还接了一个电话，告诉对方说马上出来了，挂了电话又催我们。
我放弃了寻找第五本书，走到门口把借书证和书都递给他。另一个女孩也走过来，我偷偷瞄她手里的书，都是我无法读进去的学术著作，觉得很羡慕。
我抱着那四本书走出去，其中一本是池莉的《乌鸦之歌》，我以前看过一遍，现在又很想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看得那么投入。这次借到的版本和我大学暑假时看的版本是一样的，但封面已经破损，露出发黄的内页，显然是读者众多。对嘛，里面的《来来往往》改编过红极一时的电视剧。那些夏天的晚上，晶体管电视机里康伟业在女人之间来往，奶奶不喜欢这个电视剧，总是说：“换台，现在的社会啊……”当时只觉得她是厌恶里面拥抱和接吻的镜头，现在再回想，那时，现实中远远近近的“丑闻”已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老人想用装聋作哑来假装它们并不存在，但它们却如此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电视里，也许真的会刺痛怀念旧时代的老人的心。
再独自走下漫长的阶梯，只是那么一小会儿，在更深的暮色中，突然又有了那种孤独、安宁也踏实的感觉。那是我一个人在图书馆度过的很多个夏天。
确实，直到现在，那里都还有很多书我没看过。而且就是在这座落寞的图书馆里，留着一些珍奇的书，属于有趣的八十年代，定价只有几毛钱，封面是大方的素色，比如其中一本关于克格勃的译本，作者居然几乎肯定地说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是剽窃，而没有败露正是因为他受到保护的克格勃身份，刚在外国文学里学到这本著作的我简直傻眼。我也盘算了好多次是不是要尽可能多地借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借口说弄丢了，反正就算全部的书都三倍赔偿也没有多少钱，况且那几本书也已经很少有人看了，有些封面已经丢失或者残损，我带到家里倒是可以好好保存。但始终没有那么去做，不知道图书馆最终会怎么处理它们，现在想来都觉得有些不甘。
县图书馆的一楼是阅览室，里面坐着最多的是老人，准确地说是老头。我在那里度过的日子里，几乎没有看到过我的同龄人。而在别的城市的阅览室看到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面前都摊着各种备考资料。不用考试的我会不务实地觉得这备考大军让图书馆和想象中的文化生活都添上了无聊的色彩。
我不知道我们县里那些要考各种证书的青年人在哪里备考，总之我极少看到他们，很多人大概根本就忘记了图书馆这个黯淡的存在。却也因为这样，尽管我们县图书馆阅览室的灯光对于阅读来说实在不够明亮，桌椅也说不上舒服，我仍然怀念着它。这几年我外公搬到图书馆附近，像是上班一样风雨无阻地准点去那里报到，我最后几次去那里，有时还会遇到他。但他并不是最认真的读者，我时常看见坐在我对面的老人随身带了一个小抄本，摘录报纸或是杂志上看到的片段，有些老头很老了，戴着眼镜，脸都快贴到桌面上去了，写字奇慢无比。我慢慢觉察出年纪大了之后，体力的衰减对写字的速度和力度都是会有影响的。但他们的字都工工整整，我稍抬头朝对面一看便能读到大致的内容，这让会在本子上鬼画符的我羞愧不已。这些老头很喜欢看时政、历史类的报刊，再就是关于养生的。他们很安静，极少交头接耳，如果阅览室突然之间手机铃声大作，那铃声一定来自于某个心不在焉的中年男子；他们也很一心一意，不会像我这样东张西望。
他们理应是很受欢迎的读着，但有时也会给管理员出难题。特别是夏天，老人来到开着空调的阅览室里，为看书也为消夏。有的看着看着睡着了，浑然不觉地打起鼾来，就会被走过去的管理员小声警告。我记得有个老人，身量不小，头发全白了，每天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拎着饭盒进来，走到角落里那个似乎专属于他的位置上，拿几份报纸，然后专注地坐在那里看一上午。到了中午，就拿出饭盒来，垫在自己带来的报纸上，在阅览室里吃起午餐。管理员总是走过去跟他说，一是饭菜凉了，不知道吃下去会不会对肠胃不好，二是饭菜有味，在空调房里别人闻着也不好受。他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下一次还是照吃不误。我也闻到那饭菜的味道，庆幸自己不是管理员，不用处理这种棘手的事情。那个老头走路很慢很慢的，他大概是不想大热天走回去又走回来。管理员也只能隔三差五去跟他讲讲道理，然后回到自己在门口的办公桌那里跟正在绣十字绣的同事小声抱怨几句，确实也拿他没有办法。
我偷偷给认真写字的老人拍过照片；还拍过一个小男孩教训趴在桌子上打呼的爸爸，表情很严肃；还有一张照片上，爷爷带着孙子坐在书架间昏暗的过道里，小板凳应该是他们自己带去的，是在县图书馆一个分馆的借阅室拍的，那时我刚开始用智能手机，有一天在手机地图里看到了它，在一个我此前从未涉足过的城乡结合部，我跟着手机找到了它。
很明显，就像我上面说的，去过我们县的图书馆几次之后，你就知道那里是不可能有任何“浪漫的邂逅”的。我也确实从未遇到过什么值得遐想或期盼的文艺男青年，于是得以幸运地保持当时那种孤绝却沉静的状态。工作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学会了穿夹脚拖鞋，很多天里，我睡醒了吃饱了之后就抄上拖鞋噼噼啪啪走去图书馆，单肩背一个长方形的布袋，曾有两次被亲戚看到都笑我像是要去买菜，我也在那时渐渐发现有些乐趣无法也不用跟别人分享。等我教学生居里夫人的《我的信念》时，觉得自己很明白她为什么说“孤独的求学岁月”是美好快乐的记忆。
然而这个图书馆的借阅室也让我抱有过另一种浪漫的遐想。每当我走到陈列诗集的那个书架，却发现我要借的里尔克、聂鲁达、阿赫玛托娃那一排还是全被借走了，我就确定这个荒芜的小县城里一定散落着一些人，我能问问他们诗歌什么的，虽然我一次也没有遇到过他们，但每次看到空荡荡的书架，我就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我唯一有印象的几个年轻人，是二楼借阅室的工作人员。忘了是什么时候，借阅室一下子来了好几个大学毕业生模样的人，有男有女。那强悍的女人不见了，那文弱的男人也终于可以坦然地推着小推车将还回来的书一本本放到书架上去，再不用在那女人打电话的时候奔忙了。我看那些都是活络的青年，也瞥到他们电脑后面看考公务员的书，就猜想他们不过是来这个地方过渡的。工资和前途大约都不太理想，但至少是公家的单位，而因为爱书而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想通了要独守青灯的人，应该也不太会有吧。果然在次年监考公务员考试的时候就看到其中一个男生。那时我正站在一楼刚布置完的考场里，还没到考生进场的时间，我透过窗子看到教学楼前站着那么个熟悉的身影，没一会儿他也看到我，显然是愣了一下。借书还书那么多次，彼此连头都懒得抬一下，但同龄人之间终究还是有印象的。那天他有没有进我的考场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接下来一年在借阅室还是常常看到他，更是假装陌路，不好意思说些别的什么了。我有个妹妹也在那里上过班，她模样性情都好，我曾看她值夜班时快乐地整理书架，但她干了一年就考上了公务员，没几年就成了中层干部，有次看见她张罗亲戚的婚礼，比整理书架那时老成许多。
工作第四年，我搬去了县城西南角的家，很少再去图书馆了。最后一次去是在结婚那天，因为时间紧张，没工夫赶到郊外的公园拍外景，突然想到图书馆就在酒店旁边。门卫和工作人员都没有阻拦，相反还很热情地欢迎了我们。因为装扮实在夸张，我只是点头说抱歉，不敢去看他们的反应，不过听到二楼儿童阅览室里有个妈妈跟小孩说，还看什么书，出来看新娘子。又去了借阅室，听到两个值班的女孩子小声议论说：“这么文艺。”是更年轻的声音，那个男生也许已经不在那里了。恰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纪念在那里度过的日子，那时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开始，我没有正经想过结婚，也没有正经想过写作，图书馆和周围的世界安静又明澈。那些日子一去不会复返了，但我一直怀念并感激它们。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6年一月号。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