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却依然不懂爱
张悦然曾说：“读温特森的小说，你应当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它将是一段身不由己，甚至可以说是被挟持的旅程。有些人没办法接受，在旅途之初就拂袖离去；另有一些人则是坚贞的追随者；还有一些是像我这样一边抗拒一边沉迷的人——他们或许才是最尽兴的。”
还记得那些心疼一个女孩为了寻找爱的可能而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刻吗？
还记得一个女孩为了寻找爱的可能而撞得头破血流，你为此心疼不已的时刻吗？
1985年，二十五岁的珍妮特·温特森出版《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讲述一个被基督教五旬节派父母领养的女孩的故事，母亲期望女孩长大后成为传教士，但她却爱上一个女人。这是温特森的处女作，自传色彩浓郁，一出版即获英国惠特布莱德小说首作大奖，且由温特森亲自操刀改编成BBC热门英剧，风靡全球。然而，就在此时,温特森收到了一封愤慨的信——来自她的养母温特森太太。
◀ 根据《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改编的BBC热门英剧
“她告诉我，我的成功来自魔鬼──错误婴儿床的看守者。她叫我面对事实，我在小说里用了自己的名字，而如果那是虚构的故事，为什么主人公叫作‘珍妮特’？”就跟全世界的读者一样，温特森太太将《橘子》一书视为温特森的童年回忆录，而书中可怕的养母形象迫使她不得不用假名去订购这本书。
温特森说：“主人公拥有我的名字，因为我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虚构人物。”所有作家的创作必然牵涉自身经历，但温特森不懂为何米兰·昆德拉等男作家这么做时能获得“元虚构小说”的美名，而女作家却只能被归类为“自传”。
许多读者询问《橘子》中有哪些是真实的，作者是否真在殡仪馆工作过？是否真有福音营？面对好奇的读者，温特森终于说出残酷的现实：故事中照顾陪伴着小温特森的“证人艾尔西”并不存在，真实的故事更为寂寞痛苦。当童年感受不到父母可靠的爱时，她就很难相信自己值得被爱；当她因爱上另一个女孩而被母亲质问“可以正常的话，为什么要快乐”时，她求助无门只能选择离家出走，多年后才写下真正的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
一头卷曲狂野的短发，眉宇坚定，抿嘴微笑时又流露着一丝反讽，永远的裤装，这是我们印象中的珍妮特·温特森。在其英气十足的外表下，温特森的故事始终围绕着“爱”：“我需要爱的课程。我仍旧需要，因为没有任何事比爱更简单，没有任何事比爱更困难。”
◀ 珍妮特·温特森
温特森太太是个虔诚禁欲的教徒，她以宗教戒律与悚然的格言统治着温特森一家人。她曾告诉小温特森“宇宙是一个浩瀚的垃圾桶，没人逃得了”。但小温特森不相信，她热爱生活，对爱执着。即使养母待她如旧约中的上帝──要求儿女绝对的爱，又满不在乎地用大洪水淹死他们（诺亚方舟故事）──她仍不断在生命中寻找爱的可能。
温特森与书的结缘亦拜养母所赐，从小家里只有六本书，因为养母认为“你永远不知道书里有什么，等你知道时为时已晚”。家中除了圣经之外，最吸引她的就是《亚瑟王之死》。对她而言，寻找圣杯的故事是关于丧失、忠诚、失败、认可和第二次机会，兰斯洛特的故事则充满得不到回应的爱，这与她的成长经历不谋而合，她的创作也几乎围绕这些主题：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我渴望有人至死都暴烈地爱我，明白爱和死一样强大，并且永远地扶持我。我渴望有人毁灭我，也被我毁灭。”
“我们穿着盔甲行走在人世间，总能感到我们所爱的人，近在咫尺却又无法触及。”
▌《写在身体上》：
“为什么要用失去衡量爱？”
“为了避免被发现，我一直在奔跑。为了能让自己发现事物，我一直在奔跑。”
就像所有被下禁令的小孩一样，温特森渴望也热爱阅读，她去图书馆借阅不被养母所允许的书，发现小时候听过的《简爱》原来被养母篡改了结局，简爱选择的不是传教士圣约翰而是狂暴浪漫的罗切斯特。除了借书，她也将打工钱拿去买书。一张标准尺寸的单人床垫下可以平铺72本书，一层一层地，小温特森的床就这样被“读”高了。
有天夜里，养母偷偷闯进小温特森的房间，发现床垫下藏着D.H.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一怒之下，她将所有书都从窗子扔到后院，点火，燃烧。看着熊熊大火与零落的碎片，小温特森明白那是她的光明和温暖所在，她想：“去它的，我可以自己写书。”
十六岁时温特森爱上了一个名叫珍妮的女孩，她选择为爱离家，寄居在一辆破旧的迷你车里，白天在前座看书进食，晚上蜷卧在后座入眠。
当时她正在阅读英国文学A至Z，读到“N”字时感到不适。她不能理解纳博科夫为何独钟年幼的萝莉塔，而厌恶成熟女性的躯体，就像她的养母也认为身体是罪恶与丑陋的。对温特森而言，每个女人的身体都很美，观看其他女人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欣赏自己、爱自己。当时温特森还未意识到这是她女性主义的开端。
温特森在申请牛津大学英文系时说：“我想要成为作家。”
男教授问她是否希望有女首相，温特森答“是”，因为在她的家乡女性只能做妻子、教师、理发师。同年，杂货商的女儿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首相，温特森被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录取。这在当时已是较为开放的男女混合学院，但温特森发现漫长的文学史课上只有四位女小说家及一位女诗人，于是她与其他五名仅有的女学生一同组了女性主义读书会，热情地阅读，思考，探究，不在乎导师对其女性与工人家庭出身的贬低与打压。
“我是个女人。我是个工人阶级的女人。我是个希望能毫无愧疚、不被取笑地去爱同性的女人。”
这不只是温特森的身份认同，还是她的政治抱负。人们不相信一个蓝领出身的女同性恋者能成为好作家，但温特森做到了，她不再只是伫立于性别失衡的文学史前的旁观者，而是一名贡献者。她强调自己不是一个喜欢写作的同性恋，而是一个恰巧喜欢女人的作家。贴标签对她而言没有意义,因此她在《写在身体上》一书中特意不设定角色性别。
温特森的情路坎坷，或许与童年缺爱有关。她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大部分人第一个爱情对象是母亲,在婴儿眼中妈妈象征着温暖安全。然而生母抛弃她,养母待她严厉,她不得不问：“假使我们后来恨她,我们将那愤怒带入与其他爱人的关系。假使我们失去了她,要去哪里重新找到她？”
◀八岁的小温特森与英国版的《我要快乐,不必正常》
温特森对爱、失去与渴望的执迷，几度使她精神崩溃。2008年，女友德博拉离开后，她试图结束生命。坐在车中的她突然听见一个声音：“你们必须重生。”（《约翰福音3:7》）也许是幻听，但温特森却奇迹般地活下来。“二度降生”使她感觉到自己的过去被原谅了，她重新选择生命，有意识地重新投入生命所有繁茂的混乱与痛苦。幸运的是，温特森有笔，创造力是健康的，使她好转的正是书写了这本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
更为幸运的是，温特森后来遇到了苏茜·奥巴赫。苏茜是知名的心理分析学家，亦是英国女权人士，温特森19岁时就读过苏茜的《肥胖是女权议题》。她俩相识相爱时，苏茜已与丈夫离婚两年，而温特森正踏上艰难的寻找生母之路。
◀ 温特森与苏茜受邀澳洲拜伦湾作家节演讲
“听着，我们是人类。听着，我们向往爱。爱就在那里，但我们需要被教导如何去爱。我们想直立，我们想行走，但是需要有人牵着手，稍稍助我们保持平衡，微微帮我们指引方向，在跌倒时将我们抱起。”
苏茜牵着温特森的手，托住她，陪着曾被遗弃的孤儿寻找亲生母亲。母亲是她心中巨大的伤口，但她相信“受伤是生而为人的线索或关键”。就像分娩本身也是伤口，婴儿借此撕裂母体闯入世界，但孩子本身即是愈合，是失去与寻回之处。伤口是寻找自我由来的路径，治愈它，意味着定义自我的身份，意味着真正的宽恕与和解。
温特森最终在曼特斯特的一个工人大家庭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母──安。安结了四次婚，坦然接受温特森的性取向，并且与女儿一样乐观自立，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自在。但这不是好莱坞电影，团圆大结局并非温特森期待中的结局，她不喜欢安批评温特森太太，她很清楚：如果没有温特森太太，她可能无法受教育，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温特森。
她说：“温特森太太是个怪物，但她是我的怪物。”
爱，是个艰难的字，是温特森穷尽一生与创作去叩问的。与生命共同生活很难，温特森将她自身的故事透过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童话元素（《给樱桃以性别》）、小说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改编莎士比亚作品（《时间之间》）等方式展现给我们看：
生命不只是一支从子宫飞往坟墓的时间之箭，照自己的意愿活得头破血流，也好过听从别人的安排，虚张声势地过浅薄生活。
◀ 珍妮特·温特森
温特森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生活中的热情来自你敢于冒怎样的险，这会告诉你什么最值得珍惜。我们将自己置于危险、不适的环境中，不得不通过冒险认识自己，从而成长。”通过写作，通过寻找，温特森找到母亲，与自身和解，重获“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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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快乐，不必正常》
[英]珍妮特·温特森 著
冯倩珠 译
作者珍妮特·温特森自传。“我在家里住了16年，父亲不在工厂轮班，就在教堂。母亲整夜醒着，终日抑郁。我上学，去教堂，跑进山间，秘密地读书。我自幼便学会隐蔽。藏匿我的心。掩饰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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