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走过……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用普通人的视角来说一说这四十年的变化。改革开放的红利实际上是深入每一个人的生活深处的，外在的是物质，内在的是观念。

　　（一）1978年前后

　　1978年，我一岁多一点儿，还不记事。

　　我记事的时候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家的老房子，三间堂屋既窄还破，下面一米多高是已经碱得层层剥落的青砖，上面是土墙，有一个西屋是做饭用的大锅，大锅连着一个土炕。堂屋的东头是一个露天的厕所，厕所的南面是粪坑。

　　我们家的条件还算是不错，至少有一个木头的大门，当时还有不少的人家连大门也没有，或者仅有一个栅栏的门，院子里的东西一览无余。

　　家里最值得我骄傲的东西是有一棵老梨树，据说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我爷爷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那时候家里穷，白面的馒头还不能管饱，时不时还要吃玉米面的窝窝头，后来改善一点儿之后，是白面与玉米面掺着做的花卷。过年的时候，会包水饺，也会炸丸子和焦叶子，炸油条的并不多，因为很多人不会。我家里有一个长木板，是专门用来炸油条用的，过年时还会有人过来借，说明家里的条件还过得去。

　　村里通电是1985年，之前上学的时候都是点煤油灯，有玻璃罩的那种，点蜡烛是比较奢侈的事，一般的人家点不起。曾经有一两年，村里还专门发电，学校里安装了灯管，亮如白昼。

　　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父母做的，能穿新衣服多数都是过年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衣服都是“紧轮”的，家里的孩子多，老大穿小了给老二，老二穿小了传给老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也就是说，只有老大才有可能穿上新衣服，其他人只能跟着“捡破烂”。

　　家里有一辆破自行车，是大金鹿牌的，车把套里面有一张红色的“车本”，车子的后盖瓦或者辐条上会有这辆车子的牌子，没有牌子的自行车是不能上路的。逢集的时候，在路口有专门查车子的人，戴着红箍，逮住了就罚款或者扣留车子。

　　直到1988年，我们村里才有人买了一辆没有大梁的女式自行车，他说花了他两千七百毛钱，也就是270块钱，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通人家一年的经济收入，和现在买一辆家庭轿车差不多。

　　家里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于卖棉花挣的钱，聊城是老产棉区，每个乡镇都有棉厂，棉厂的人是比公社书记还牛气的人，收入高、待遇好，还经常有人巴结着去找给一个好的价格。

　　然后就是妇女们掐辫子换的钱，但这个钱也只能算是个零花，买点油盐酱醋、针头线脑什么的，随着挣随着也就花掉了。最早的时候有一个代销点，是供销社的下属机构，不是私人的，但食品也是寥寥，主要有麻花、大糖、饼干及大米花。流动卖东西的人驮着一个铁笼子，里面摆满了各式的钮扣、画册、小零食等东西，这在我们那里叫镗镗，他有一只铜锣，到了村里后就敲起来。

　　还有一种敲着卖东西的叫豆腐梆子，他们将木头掏成中空的圆筒，再将两头堵起来，正上方是一条一指宽的长缝，用一个小木棍敲起来就是“梆、梆、梆”的声音，可以拿钱买，也可以拿豆子换。能吃得起豆腐的人还不多，要么是家里来亲戚了，要么是有了大喜事庆祝，平日里没这事没那事是舍不得吃的。

　　摇着大“布郎鼓”（不知道它的专有名字）的是换香油的，他驮着一个白铁打的油桶，一边骑车子一边摇他的布郎鼓，我们五里十村的都是买西江店一个老头的香油。多数人都是拿芝麻去换，在田间地头种上一点芝麻，专门用来换香油，芝麻盐也很少炒，吃了就是浪费。

　　电视是没有的，连电都没有，何来的电视？

　　电影倒是有，那是我们最主要的精神食粮，露天的电影别有一番风味。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冻手冻脚，但小孩子们不怕，他们喜欢热闹，唯一不足的是电影的片目太少，反来复去就那些个片子，还得忍受村支书长篇累牍的讲话。

　　（二）1988年前后

　　1988年的时候，我上五年级，学费及书费是一个学期五块两毛钱，就这些钱还有很多辍学的孩子，除了贫穷之外，更多的是因为看不到希望。

　　老师多数是民办教师或者代课老师，自己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再说了，那个时候村里几乎没出过大学生，所以父母及老师们也不相信自己的孩子（学生）将来会考上大学。那个时候，出一个大学生全乡都会知道，太凤毛麟角了。

　　我们平时看的书有《作文通讯》、《故事会》、《大千世界》等，武侠小说开始火起来了，这是文艺繁荣的开始。一下子冒出来了很多的杂志，甚至连诗歌也火的一塌糊涂，吃饱了肚子的人就开始有了诗情画意。

　　初中的时候还是懵懂的，看不到希望，每个中学能考上高中的不过几个人，所以再努力也白搭。不少的人选择了考中专，因为中专毕业之后也可以安排工作，还可以早就业。有门路却学习不好的孩子会选择上技校，技校毕业可以安排到国营的工厂工作，比如国棉厂。

　　那时候还时兴接班，意思是父母退休后可以安排一个孩子接替工作，那才真是铁饭碗的时代，可以“世袭”。为此，父亲还专门凑着莘县卖了三千个非农业户口的机会给我买了一个，就是留作以后能接他的班到电业公司上班，结果，当了兵的我没用上，白瞎了那两千四百块钱。估计得攒两年才能攒这么多，可惜了，得吃多少顿肉啊！

　　买东西这个时候有平价和议价，划拨的叫平价，议价就是市场价，这里面有很大的差价，所以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倒爷”，那些可以批条子的人也可始富起来了。外贸公司一度是富的流油的单位，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搞到商品，在那样一个物资贫乏的年代，搞到商品就意味着搞到了钱。

　　很多的商品都是凭票买的，你纵然是有钱，但是买不到东西，要排队。所以那个时候的供销系统的人了不得，天天吃香的喝辣的。但，随着商品的日益繁荣和市场的活跃，他们垄断的地位一旦被打破，所有的繁华都只能是昨日黄花了。

　　早结婚依然是农村的主流，很多的孩子十几岁就结婚了，办不出结婚证来就偷结，将新媳妇接过来就住上了。真的有很多的孩子连毛还长呢就结婚了，他们根本就不懂男女之事，需要在实践中算学。但对父母来说，只有孩子结了婚才算是完成了一项主要的任务。

　　外出打工的人还不算是主流，能有眼光去南方打工的人都是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农村里的人还是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冬天里除了站在墙根下晒太阳啥事也没有。

　　直到1992年前后，乡里开始号召种大棚，但很多人并不买帐，乡里担保提供贷款还没有人响应，反而是编了很多的顺口溜来讽刺大棚。“大棚菜，死得快”；“要想穷，种大棚”。农村里的人就是这样，自己不努力还想看别人的哈哈笑，等到别人见效益了，才懂得模仿与学习。

　　电视机的普及率已经很高了，各种牌子的电视都有，北京牌、上海牌、青岛牌、熊猫牌，但多数都是黑白的电视，彩色电视机根本买不着。录音机算是奢侈品，并不多见，但也逐渐地走进人们的生活。

　　电视剧《渴望》开始热播，刘慧芳一时家喻户晓。《上海滩》、《射雕英雄传》、《辘轳女人和狗》、《女人不是月亮》等一批电视剧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开始繁荣起来。周润发、黄日华、翁美玲、潘虹、刘晓庆等影星的名气越来越大。

　　影星们也不甘失落，费翔随着《冬天里的一把火》将大兴安岭“点着”，韦唯跟着第十三届亚运会的《亚洲雄风》一下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迟志强的《狱中十二月》火的有点莫名其妙，小虎队已经是谁也挡不住了。童安格、崔健、齐秦、邓丽君等随着录音机一起火了起来。

　　到1992年的时候，郑智化凭着《水手》、《麻花辫子》等歌曲如日中天，势不可挡。

　　（三）1998年前后

　　这个时候工厂开始破产，工人开始下岗，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深入，好多原来传统的好企业如今集体沦陷。

　　（明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