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劳提根诗选》读后感10篇

　　《布劳提根诗选》是一本由[美] 理查德·布劳提根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15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布劳提根诗选》读后感(一)：他是可爱的酒鬼啊

　　不劳提根的诗调动起我一种新奇而特殊的审美感受，比如带电的红的和绿的眼泪，比如斑驳如鳟鱼的风，回到了朦胧晦涩的象征派里？并不，自己也感到很意外的是，诗人在诗歌中重构的那一种拼贴的秩序、怪诞的诗意，我这被现实主义浸泡得俗不可耐的脑子，居然很自然地接受了？！比如读到“从项链的珠子里滴出来的蓝光，用一个清新的非洲黎明，覆盖你美丽的乳房……”时，读到《螃蟹雪茄》《避孕药与春山矿乱》时，我突然被和谐的美感撞击，像一场音乐的袭来。这种由怪诞的意象而生的自然的感受，与我在读早期象征派诗歌的时候的感受截然不同，我想，这是因为不劳提根的“怪”，只是由于自由的想象，但并无秩序的错乱。或许我比较认同诗人眼中的世界更接近于真实的世界，因为真实本身就是一个无限丰富的概念吧。那蹲在马桶上的猫，那抓紧脸的嘴，谁能去否定他们呢？嘿嘿，不劳提根真是个可爱的酒鬼，或许对于诗人来说，也需要这样一种可爱的“酒鬼”精神吧~

　　《布劳提根诗选》读后感(二)：长皱纹的游离诗人

　　提到后现代主义，第一个闪现在我脑海里的关键词是反叛。这种致力于在形式上寻求突破，喜欢标新立异的潮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哗众取宠的嫌疑。读布劳提根的诗集，我感觉孤独，是热闹喧嚣散尽后不为人知的那种孤独，是疯狂后的沉寂与自我沦陷。他好像常常陷入一种自我挣扎里，爆发着强烈的表达欲望。写作目的是为寻求知己，是要把心里无法言说的情绪，描摹成一个真实可感的场景，可触碰的，抽象里的具象。我觉得他很难被定义，就像他曾经游离在“垮掉派”的边缘，甚至社会的边缘。他的笔下，纯洁与肮脏是同类，痛苦与欢愉是兄弟，富裕与贫瘠是姐妹，他将世间万物都摆在平等的位置，要在阶级、金钱、权力之外辟一个新世界，万物皆有可融合可并列，可供消遣嘲笑愚弄。

　　但实际上，我读不懂他的幽默。他的幽默带着嘲弄的语气以及自大的清高。我没见过他眼中的世界，不知道他情感缺失的童年里有哪些苦痛及悸动，他失眠的夜里都在想念什么，只从他的诗里，读到他想让我看到的。一个诗人的孤独。

　　另外，我喜欢诗集的封面，跳跃的色块，中文、英文、玫瑰与打字机。

　　《布劳提根诗选》读后感(三)：“这首诗让我想写诗。”

　　我从来都喜欢读诗和写诗。自由。善变。混沌之中的哄笑。一些人与事该有些属于自己的、更适合的表达方式，我总认为一些情绪与眼前闪过的画面该用诗来表达，包括一些梦境。这就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幅美丽的场景，想用相机记录下来时发现没有办法还原人眼所见的美感。人眼较之镜头更伟大，诗较之人眼更伟大。（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喜欢拍照，喜欢写诗。）音乐是最艺术的艺术，诗从不逊于音乐。音乐是人耳能获得的直观快感，但诗保留了对想象所得快感的最后敬畏。诚实来讲，当然并不是每一首诗都对我足够吸引，但布劳提根的诗仍然有它的妙处所在。文学理论而言，它们是现代而后现代的。我看到的布劳提根的诗，是一些喷涌的絮语。我们都会有一些习惯，譬如我也会“在凌晨1点03分，一个屁/闻起来像/一只鳄梨和一个鱼头的婚姻。我不得不起床，不戴眼镜，就去将它记下来。”我想象如果我此刻坐在布劳提根的对面，他给我看这一首诗，我可能会骂一句“fxxk bad lot”然后和他一起爆笑。谁吃完鲱鱼罐头后不会写一段吃后感呢，放屁也是一样。另如《情诗》和《热病纪念碑》也是我所喜欢的，短诗在短短的一声叹息中，爆发了一种能够将人割裂的热度。对了，在我读完“…看着加州干净的蓝天，…”处时，我忍不住回想起了美国公路的风，并不喧嚣，在无数的纪录片和电影中呈现在观众前无数加一次的公路。我的眼睛让我没有忘却它最原始的美。于是我立刻在原本昏昏欲睡的午后写了一首诗，短，但仍有一种让人愿意重新陷入其中的快乐。随后我又翻着这本书，看到“…他读完以后，说：‘这首诗让我想写诗。’”我又想要笑着骂一句“Ah chingao yo también”。

　　《布劳提根诗选》读后感(四)：无诗学：一分钟布劳提根

　　在读完诗集后，我对布劳提根一无所知，我宁愿他甚至没有名字，这一本应该挂名《 诗选》，我想布劳提根并不愿意自己被放入一切都丈量好的札册中。空白首先是很重要的，就像《业障修理工具箱：1-4项》一样，或者某种好奇心，本真的好奇心，把两个人的身体都吊起来的好奇心。

　　第一次知道布劳是在一个分享会上，肖水问你们猜布劳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从来都不公开说话的我回答了一句“二十多岁”，肖水说“几岁”。我也不记得是几岁了，但那晚整个夜行，我都很震悚，但并不知道为什么，我显然也不关心布劳的其他故事，比如垮掉一代、类似孤儿、性生活、藉藉无名，没人真的在意这些鸟事，但几岁写诗我可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忘掉，这玩意是很神奇的。

　　如果仔细搜索一番，我还能找到《请你种下这本诗集》，不幸的是那些种子，它们已经死在一个漫不经心的朋友的垃圾桶里，谁知道她会不会认真对待几粒种子，问题是它们是什么种子我都不知道，她在夜里是不是在用日语和它们囤积在一起？

　　为什么一切都这么荒谬，我即将写世界主义、复眼、俳句，写主体的地形学，写反文化运动，这是多么荒谬，我还得必须这样写，否则我的作品将受到诅咒，天哪，好像只有波德莱尔受到过诅咒，现代主义的诅咒，这是多么可怕呀，有人甚至说波德莱尔是预言者，这是多么荒谬呀。

　　让我们开始诅咒吧！

　　首先，诅咒世界主义！《搭顺风车的加利利人》将波德莱尔乔装成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去过加利利见了基督，在旧金山贫民窟和一个一百万岁的酒鬼谈恐龙，售卖鲜花汉堡，伪装成精神病医生，参加布劳的生活和昆虫葬礼。布劳通过一个卡通波德莱尔，看到时间的悖谬，也暗示现代精神所蕴含的失落和破碎。波德莱尔像一个可以被任意操控的按钮，这也是布劳提醒我们的。

　　其次，诅咒主体！透过布劳的诗歌去看待诗歌的主体性问题，显得尤为荒谬。他拆穿了主体性问题的面具，主体是现代建构出来的，它是反社会的，在如今这个将社会消灭掉的社会，最要紧的是重新构建社会，重建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系。像一些反文化实践者一样，布劳给予控制论很大的信心。在《爱的恩典机器照管一切》中，他说，“我喜欢想象/（必须要想！）/一种控制论的生态。/我们从劳动中解放出来，/重返自然，/回到我们的哺乳类/兄弟姐妹中间，/由爱的恩典机器/照管一切。”其中倾向不言自明，只可惜，控制论远远没有做到这一切。

　　最后，诅咒诗歌！布劳的诗歌中的时间是极短的，一秒钟到几分钟不等，一切都被他的突发奇想和轻曼语调所主宰了。《避孕药与春山矿难》可以解释为一次对于现代诗歌的诅咒。诗歌是避孕药，它“杀死”了体内的人。没错，当他用俳句的时候，人们会说他心向自然，当他不断越出诗歌文本的时候，人们会说探索欲望是他的特质。但是，当他始终在用一个儿童式的态度对待一切时候，人们是必须要深思的。布劳对于诗歌的判断是很贴切的，诗歌只有逾越它的现代范式才能够重生。

　　《布劳提根诗选》读后感(五)：這是一場冠冕堂皇的裸舞——評《布勞提根詩選》的意義

　　任何对西海岸五六十年代文本的单独指涉都是耍流氓。

　　即便你是后起之秀，你没从巴黎颓废运动的巨龙吐火中取暖，你也没眼见苏黎世的黎明达达们醉饮狂言，达利修理起战争的钟表，你更没目睹格林威治村的“混混”们如何高歌猛进，在长途公路上踩到底，驶入沿途每一座城市，走进放着《无因的反叛》的电影院，放声悲恸男主演的英年早逝，又期待着同样的公路死亡，你也应怀抱陈寅恪老板所谓“同情之理解”，给每一个指责他人堕落、异端、疯子的人上头戴一朵鲜花。

　　那个年代，西海岸的诗人中，应该有两个老布，一个是布考斯基，穷困潦倒，正在给鲍恩主办的《旧金山神谕》杂志写诗，后来很多都收录到了《脏老头手记》里，另一个就是布劳提根，比前者小十五岁，他看上去更温和些。

　　说小老布是垮派边缘人物，是相对的，对于青年拥趸而言，他可以是跨派的一个面向，甚或维度，比惠特曼更远离花草，比金斯堡更亲近自然。

　　事实上垮派的产生并不像此书肖水译后记说的那样自然流畅，凯鲁亚克是“垮掉”（beat）一词的始作者，“垮掉的一代”这一短语最初是来形容纽约格林威治地下青年先锋文化组织的，而在对凯鲁亚克的访谈中，他提出英文beat这一内涵丰富的词，最初更偏向“有力”或“幸福”的义涵，即“带劲的一代”来形容或更贴近本意。所谓垮派的核心成员大多是纽约起家，在凯鲁亚克与另一元老威廉·巴勒斯合著的《而河马被活活煮死在水槽里》中，哥伦比亚大学作为垮派诞生的重镇，是重点描写的对象，而诸如“新视野”一样的先锋文学观，同beat一词一样，是“破击”经典文学观（以哈洛德·布鲁姆为代表）的，或者说“反学术”的，此刻诗人和作家间的群体认识是由某种贴近反传统信仰的革新性和文化自觉所联结的。 老布或任何人都只是自己风格的缔造者、讲述者，而产自美国五十年前的一切风格，都是由青年群体运动来传播和蔓延的，这些年轻人拥有美好的偶然和必然，他们需要一个出口，它传送着一切现今亚文化的母题，它负责承载所有哥特式的非古典动机，它总结性地代表了从第欧根尼到杜尚，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所有反古典实体，它是旧金山。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当布劳提根初抵写诗战场之时，他二十出头，他柔和而不安，他举目观望，年轻的金斯堡拖着被电击治疗同性恋“疾病”的疲惫身躯驱车西海岸，写诗修禅并引导了旧金山文艺复兴；吸海洛因成瘾的巴勒斯刚从哈佛毕业只身前往维也纳走进了聚集流浪汉和同性恋的蒸汽浴室，在法院拒绝文学有罪并欣然接受“讽刺全美”的美称；再次因共享大麻被捕的《在路上》主角尼尔·卡萨迪刑满之后开车赶赴旧金山，与青年诗人一起宣扬LSD的最新感官和意义。

　　所谓边缘化指向的应该是老布并没有身体力行某些垮派“社会行为”，几年之后，彼时跨派成员被拥护成精神领袖，那些模仿着“在路上”精神的青年号称“Beatnik”纷纷上街，穿着随意的工装，听爵士乐和摇滚，酗酒，吸毒，呼吁性解放，四处游走，专注内心，倾心东方文化。而老布似乎满足于私人创作生活，正如其诗一样，话不多，但是劲大。

　　而这点在垮派鼻祖kerouac身上更为明显，他貌似回归了原生家庭的天主教信仰，不过无论他去哪，这场反叛已经如同赶赴66号公路的汽车一样箭在弦上，垮掉派成员都赶赴西海岸，格林威治村波希米亚的喧闹和歌唱也就此走出纽约，走出旧金山，走出美国。

　　我希望新诗读者不必惊奇于老布诗歌中的罪恶、性、毒品因素，那是嬉皮士运动的基础建筑。我注意到本诗选中一些诗歌中经常提到的人和乐队，如麦克卢尔（McClure）、杰斐逊飞船（Jefferson Airplane）、爸爸妈妈乐队都是1967年1月14日旧金山第一次“人类大集会”（Human Be-in）的主要策划人和演出者，那是第一次全国性的嬉皮士大集会，be-in恰恰可以成为这些诗歌最完美的注解，各地的青年们无原因地聚集在一起，“一起做爱，不要战争”，分享新友谊和新生活，诗选中《双人床梦绞架》部分收录了《给所爱之人的鲜花》，我想起当时那首人人都会唱的歌，是爸爸妈妈乐队的主唱约翰·菲利普斯为他的朋友斯科特·麦克肯兹（Scott McKenzie）写的，名叫《旧金山（一定要头戴鲜花）》。

　　那是半年后的“爱之夏”，老布已成为无数嬉皮士的偶像。 因此我们的困难是还原语境，至少在新左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校园反叛以及反战运动在同时进行，并重合、联系、部分排斥的当时，确认老布的所指和表达，而非异化地孤立地赏析文字，尤其是拥有献诗性质的诗歌，翻译者需要将背景搞清楚，不能随便维基就乱作注解。 这里姑且提出一处严重错误，本书第21页的诗《死是一辆永远停泊的美丽的车》，是老布献给埃米特•格罗根（Emmett Grogan）的，格罗根是即兴表演组织“挖掘者”（Diggers）的创始人，该组织事实上是有年轻的演员和艺术家们组成的，他们筹集资金，在嬉皮士集会的社区建立了乌托邦性质的公共制度，例如提供免费的食物和医疗，以及在人满为患的当时分配住所，他们也曾在1966年12月17日，扛着一口大棺材，戴着动物面具在旧金山阿什伯里的社区举行大游行，棺材中盛满了纸钞，棺身上面写着“the death of money”，后将纸钞全部烧掉，如果稍加理解，就会知道这一先锋艺术团体经常将棺材拿出来做文章，来标榜社会现实的堕落，意指某种死亡，布劳提根此诗是对格罗根团队在嬉皮士运动中的赞美，而诗中“殡仪馆”、“广播”、“警察”等意象不言而喻，警察无疑是现行社会制度的代表，这也是嬉皮士们所反抗的核心之一。其行为在李安电影《制造伍迪斯托克》当中也有出现，而本书将“Diggers”译作“旧金山挖掘机工人协会”，又错误地将献诗目的说成“赞赏挖掘机工人为穷人所作的工作”，大大损害了原诗旨要。“Diggers”或当时受益者中从未有“穷人”的概念，只有朋友和共享者。

　　布劳提根既是拥有自身艺术主张的诗人、作家，又是美国五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中的一颗明星，这两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自八十年代末理想消亡后，中国主流社会钳声日紧，而随着经济实力增长，中产阶层的扩大，西方亚文化及本土网络亚文化在吾辈青年一代中兴起传播，其本质是反主流与反传统的，这种反叛特性体现在文学、音乐、生活方式等方面，而溯其根源都能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青年人身上找到相应的特质，在“垮掉的一代”文学传入中国并广受欢迎的当今，对50年前的诗歌进行阅读，对反文化运动进行再认识，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凡见草叶，必知根源，布劳提根的引入又为审美革命的认识添砖加瓦，望吾等青年努力，“我们变热，然后死去”，共同跳进新一轮的舞池，这是一场冠冕堂皇的裸舞。

　　昀卿 2019.9.26

　　《布劳提根诗选》读后感(六)：【肖水：诗人 | 布劳提根之死】

　　诗人 | 布劳提根之死

　　秋色弥漫的九月，适合读诗，适合阅读一位诗人。他的名字叫——理查德 • 布劳提根。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最新出版的《布劳提根诗选》，收录了这位美国诗人的九十多首代表性诗歌，包括《由爱的恩典机器照管一切》《河流的回归》《避孕药与春山矿难》等。

　　布劳提根以使用幽默与情感来推动视觉想象力而闻名，他的诗歌通俗易懂而又奇特地具有一种跳跃性和神经质，简洁的文字中往往蕴含着精妙的隐喻。因为他的诗作简短而精妙，有俳句般的风味，他也被称为“美国的松尾芭蕉”，在美国诗歌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布劳提根的写作以“诗意”的展开为核心，将诗歌、散文、小说整合在一种可以称之为“布劳提根风格”的新事物中。这种文体企图先让诗歌散文化，再让小说“散文式诗歌化”，继而让诗歌小说化。这本《布劳提根诗选》是“布劳提根风格”在诗歌上的集中体现。

　　读诗，我们从读诗人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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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将认同我的观点：近三十年来，美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中国不经意间得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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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德 • 布劳提根，一个出生于华盛顿塔科马，以加利福尼亚旧金山为家的美国诗人、小说家，倒在二层阁楼木地板上的时候，正是1984年尚觉溽热的九月之末。子弹掀翻了他的后头盖骨，那沉闷的枪响在他最后的意识里转瞬即逝。苍蝇聚集，往他的伤口处产卵，尸体开始腐烂。几乎一个月，无数朋友尝试电话联系他，但无人接听，只剩答录机里的声音单调重复。10月初，邻居被厨房里开到最大音量且日夜不息的收音机所扰，敲门，无应答，于是找到电闸，关掉了房屋的电。布劳提根的家变得一片漆黑。他曾经提到10月可能要去蒙大拿狩猎。那正是狩猎的好时机，黑熊、狼和麋鹿在山野里成群出没。答录机的电池电量渐渐耗光，诗人最后的声音仿佛一串气泡，来自水底，并最终消失在黑暗深处。

　　直到10月25日早上，老朋友、商业捕捞人鲍勃•君施（Bob Junsch）和他的水手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受人之托，来到布劳提根的小屋查探情况。独户小屋临山坡而建，安静异常。君施在山坡上，透过一扇不带窗帘的窗户，瞥见屋内的地板上似乎流有液体，还看到了一只阿迪达斯模样的鞋。不祥的预感在早晨灿烂的阳光中升腾。厨房门紧锁。君施在奥尼尔的协助下爬上二楼。他猛地拉开没有上锁的两扇落地玻璃门，几乎被一股恶臭冲倒。苍蝇如云，脚下无数的蛆蠕动着，一具尸体躺在床边的角落里。布劳提根的面部特征消失了，颅骨上现出可怕的洞。所有皮肤都变成黑色。蛆爬到了三十英尺（约九米）以外的地方。眼镜的一条边框弯折，另一边的镜片则不见了。同时，奥尼尔在楼下发现电被断掉了，他推上电闸，厨房的收音机音量瞬间又放到最大，尖利刺耳，那种声音就回荡在令人作呕的空气之中。

　　警察很快到来。他们查看了尸体旁的手枪，镀镍的左轮手枪，装着五颗实弹，在地板上留下一个空弹壳。死者的口袋里有一张皱巴巴的五美元纸币，以及一些零钱。他们在浴室里发现了以下物品：三瓶安眠药，一瓶抗抑郁药，以及医用导管、外用药膏，还有三包杜蕾斯安全套。

　　尸体搬运车下午来了。这是警察这一年在马林郡发现的第九具无名男尸。编号9，装袋，抬上车。尸体搬运车很快离开了旧金山波利纳斯梯田大道6号。1956年布劳提根移居这里后，卷入了“垮掉派”（Beat Generation）的活动。在1960年代中后期，“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像燃烧弹一样，以光焰划破了这座城市的夜空，因小说《在美国钓鳟鱼》（Trout Fishing in America，1967）而渐受瞩目的布劳提根，成了这场运动中最闪耀的明星之一，而他藏身的海边小镇波利纳斯则被他称为“嬉皮士的天堂”。但现在，他的居所周围拉上了黄色警示带，房屋被官方查封。

　　警察无法确定死者就是布劳提根。

　　第二天早上，验尸官对编号9的无名尸体进行了病理解剖。没有发现内出血的痕迹，在肋骨、胸部和脊柱上也没有发现外伤。警察最后通过比对牙医提供的四张X光照片，确定死者就是布劳提根——那个小说《在美国钓鳟鱼》在美国售出三百多万册，被他的朋友们称为“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诗人、小说家”的人。

　　坏消息传得很快，朋友们都颇为震动。虽然他移居波利纳斯之后，与朋友们的联系少了，甚至近几年他显得有些离群索居，但依旧有很多朋友在挂念他。他的朋友约翰•弗赖尔（John Fryer）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愤怒，他说：“理查德找到了一种迅速伤害他的朋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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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对布劳提根的死因展开了调查。

　　有朋友说，布劳提根提到过一些波利纳斯的女诗人曾经让他卷入某种阴谋。社区里散布的谣言还说布劳提根曾对也生活在此处的越南老兵报以鄙视性评价，还听说曾有愤怒的退伍老兵提着枪来找布劳提根麻烦。不过有朋友说此事早已了结。

　　警察给布劳提根在蒙大拿的律师打电话。律师说他最后一次与布劳提根通话是9月13日，布劳提根向他咨询售卖在蒙大拿的房产的事情。他暗示布劳提根曾经历严重的财务危机，为了筹钱，布劳提根已经抵押了他在蒙大拿松溪的房子。他还提及布劳提根酗酒，但他没有听说布劳提根要自杀。对于布劳提根喜欢大口径枪支，他并不感到惊讶，他说布劳提根多次在自己的乡间别墅里开枪，地板上留下了不少弹孔。

　　此外，布劳提根的朋友大卫•费切海默（David Fechheimer），就是叫鲍勃•君施去查看布劳提根房间的那个人，告诉警察如果布劳提根死于自杀，他不会惊讶。因为布劳提根长期以来对日本文化很感兴趣。布劳提根曾七次访日，每次均停驻数月，其1978年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6月30日，6月30日》几乎成了他的日本旅行日记。即使他从日本回到旧金山，也喜欢暂时住在日本人社区的旅馆里。此外，他在1977年第二次日本旅行时认识的亚纪子更是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而在日本，众所周知，自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布劳提根唯一的女儿艾安西•斯文森（Ianthe Swensen）的证词，似乎确证了布劳提根自杀的可能性。她提到她的父亲陷入了经济困境，身无分文，最近他不惜卖掉最后的房产并开始借钱。而且她的父亲已经意志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五年他酗酒严重。他还常说从未想过自己竟然能活那么久，扬言要用一把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之间最后一次通话已经是三四个月之前的父亲节了。

　　还有一位朋友告诉警察，他最后一次和布劳提根通电话时，布劳提根说自己前一晚吃了过量的安眠药，但依旧没有效果。更遥远的消息说，布劳提根二十岁的时候，曾因为扔石头砸警察局，被送入俄勒冈州立精神病院，诊断为偏执狂精神分裂症，并接受电击治疗，出院后便离家出走。

　　似乎一切都那么明朗，人们只需默默地接受。但在10月27日，即布劳提根尸体被发现的第三天，关于布劳提根之死的一篇文章出现在了《纽约时报》上，文章将其称为“跌出流行圈的1960年代的文学偶像”。同一天，英国《泰晤士报》上的另一篇文章则说，“在这（指1960 年代）之后的岁月里，布劳提根被公众和文学批评界不公正地抛弃了，他开始情绪低落，并开始酗酒”。而知名编剧沃伦•欣克尔（Warren Hinckle Ⅲ）在一篇名为《布劳提根：长空的坠落》（“The Big Sky Fell In on Brautigan”）的文章中，以“被蒙大拿荒野包围的私人飞机”等句子，暗示布劳提根在一种“男子汉气质的竞争中”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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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对死亡以及与死亡相关的事物，是如此着迷。

　　关于布劳提根之死，一家报纸的报道完全抄自美联社，但大量删节，并以“嬉皮士作家死亡”为大通栏标题，博人眼球。《俄勒冈人报》的报道也主要引自美联社，但把它仅仅当作一则讣文。一贯以稳重著称的《纽约时报》对此显得更为谨慎，甚或是犹豫，他们把这则消息放在了天气预报的上面，分类广告的前面，内容寥寥数笔：一具尸体昨天在加利福尼亚波利纳斯的一座房子里被发现，死者据信是堂吉诃德式的反文化诗人、作家理查德•布劳提根。

　　旧金山本地的报纸，诸如《纪事报》《观察者》，都是在美联社报道的基础上扩展。有报纸在提及布劳提根之死时，错误百出。当然，还有诋毁。在《观察者》上撰文的诺曼•梅尔尼克（Norman Melnick）如此写到布劳提根：“显然，他没有读完高中……《在美国钓鳟鱼》是一部写于旧金山嬉皮士盛行时期的作品。”随后，差不多所有报纸文章都引用小说家、剧作家汤姆•麦葛尼（Tom McGuane）的话：“当1960年代结束，布劳提根就成了与洗澡水一起被泼掉的小孩。”

　　关于布劳提根最令人惊讶的新闻报道，在10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引爆。从旧金山的电视上看到布劳提根的死讯后，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大卫•福斯顿（David Folston）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身在布劳提根出生地塔科马的母亲玛丽•卢•福斯顿（Mary Lou Folston）。他母亲告诉报纸说他们经常通信，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超过二十八年没有联系了。平静地，骄傲地，她回顾了布劳提根的童年，以及他1969年后日益受到全国瞩目的名声。而这一切，那个日后将被称为“理查德•布劳提根的父亲”的人却并不知情，他甚至丝毫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竟然还有个儿子。当布劳提根的姨妈伊夫琳•福杰兰德（Eveline Fjetland）打电话给七十五岁的退休工人伯纳德•布劳提根（Bernard Brautigan），告诉他他的儿子死在了波利纳斯的时候，老布劳提根回答：“谁是理查德？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人。”五十年前，当玛丽•卢•福斯顿离开他时，并没有告诉他她怀孕了，而且她已经与另一个男人暧昧不清。

　　布劳提根至死都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而一位又一位近于匿名的继父陆续穿过他的童年、青年时代。布劳提根对贫困的童年讳莫如深，不断说起的只是一段去塔科马城里寻找父亲的记忆。在一家理发店，带着依恋、崇拜的目光，布劳提根慢慢接近那个据说是他父亲、满脸都是剃须泡沫的男人。当他介绍完自己，那个陌生男人将他拎了出去，但给了他一个闪亮的大银元，叫他拿着去看电影。他还对女儿艾安西说起第二次遇到父亲，是他七岁的时候，在他妈妈当收银员的饭店之外。他父亲偶然到来，将车停在了他玩耍的人行道附近。父亲和他打招呼，并给了他五十美分。然后，父亲再也没有出现过。在这一切之后，布劳提根的童年与梦就一起真正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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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一个叫迪克•波特菲尔德（Dick Porterfield）的十七岁少年，在尤金一座用柏油纸板搭建的小屋里开始写诗。屋外是小镇里最差的街区，常陷于一片泥泞，但他经常敲击打字机直至深夜。一年前，他就已把写作当作了毕生的事业，他的偶像是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会不停地谈起海明威，并且在一首名为《争吵》（“Argument”）的诗里记录了自己曾在梦中与海明威进行了“可怕”的争吵，因为“他（海明威）认为他是一个比我更好的作家”。二十岁的时候，波特菲尔德忽然又不想写诗了，他在日记里写道：“为什么诗人会停止写诗？我觉得其原因就像风为什么会在晚上停下来一样。”但事实上，这个此刻使用继父的姓氏，同年12月在高中校报发表了第一首诗《光》（“The Light”）时署名“理查德•布劳提根”的男孩，从未停止过写诗。

　　1956年夏天，经过很多内心的波折和身体的劳顿，布劳提根终于抵达了旧金山。为此他谋划了很久，甚至彻底放弃了一次痛苦的单恋，并从此断绝了与家庭的联系。从1940年代后期开始，旧金山，这座远离美国东海岸政治文化中心的太平洋海滨城市，逐渐酝酿着一场以诗人、作家、翻译家、评论家肯尼斯• 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和诗人、剧作家马德琳•格利森（Madeline Gleason）为中心的风暴——“旧金山文艺复兴”（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这场风暴的初期涌现出了罗伯特•邓肯（Robert Duncan）、杰克•斯派塞、罗宾•布拉瑟尔（Robin Blaser）、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等诗人、作家，后来又有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迈克尔•麦克卢尔、菲利普•惠伦（Philip Whalen）和卢•威尔奇（Lew Welch）等新秀出场。罗伯特•邓肯、罗伯特•克里利、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1950年代初任教于北卡莱罗纳州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还形成了美国当代诗歌最有影响的派别之一——黑山派（Black Mountain Poets）。这场风暴还在继续，它的顶点是擦亮了一个本来起源于纽约的文学群体——“垮掉派”。1955年11月7日，在旧金山的六画廊（Six Gallery），东来的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和其他后来成为“垮掉派”主要成员的诗人们举办了一场读诗会，当晚金斯堡朗诵了其振聋发聩的诗作《嚎叫》（“Howl”），从而宣告了“垮掉派”的诞生。“垮掉派”迅速成为整个西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人反叛的文化标志。

　　初到旧金山的布劳提根经常参加在“地点酒吧”（the Place）举行的周一“长舌者之夜”（Blabbermouth Night）活动。那是一个诗人、作家、艺术家的聚会，参加者可以公开发表意见，或者纯粹是为了赢得当晚的奖品：一瓶香槟。布劳提根经常站在屋里的楼梯上朗诵他的诗歌。但除了朗诵，他总是沉默寡言，双手藏在口袋里走来走去，好像在躲着其他人。有人将他这种不合群的状态比喻为“一架生锈的打谷机”（a rusty threshing machine）。与他同时出现，并经常上台朗诵的还有金斯堡、加里•斯奈德、迈克尔•麦克卢尔、鲍勃•考夫曼（Bob Kaufman）等一年前已经为美国带来响亮新声，日后更是名满天下的诗人们。布劳提根迅速卷入“垮掉派”的人际圈中，并被认为是“垮掉派”的成员之一。1965年12月5日，由拉里•基南（Larry Keenan）在著名的“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门前拍摄的系列照片“‘垮掉派’诗人与艺术家的最后聚会”（The Last Gathering of Beat Poets & Artists）中，我们都能看到在金斯堡的不远处布劳提根高大的身影，虽然他个人从来都否认自己是“垮掉派”的成员。

　　这并不稀奇，因为很多被认为是“垮掉派”成员的人都否认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比如劳伦斯•费林盖蒂。但“垮掉派”的很多成员不喜欢布劳提根的写作风格，也不欣赏他试图发展一种“散文风格的诗歌”的努力，虽然他们欣赏他的写作中偶尔出现的令人惊讶的幽默。此外，除了加里•斯奈德和迈克尔•麦克卢尔等少数人，“垮掉派”的成员对布劳提根也不算友好。金斯堡曾把布劳提根称为“神经过敏的讨厌鬼”（neurotic creep），而“城市之光”书店的老板，后来出版过布劳提根诗歌以及《在美国钓鳟鱼》部分章节的劳伦斯•费林盖蒂则一直认为布劳提根“尚未发育为一个完整的作家”。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这个十七岁开始就立志成为作家的人，在旧金山一步步实现了他的梦想。来到旧金山不久，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至去世前，布劳提根的作品包括十本诗集、十一本长篇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还有四本选集，数部非虚构作品，以及一张诗歌录音唱片。他去世后，还有一本新发现的早年未刊稿被整理出版。

　　布劳提根的第一本诗集《河流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ivers）出版于1957年5月，只包含一首诗，限量印刷一百册。这首诗被分为左右两部分，单面印刷在一张大纸上。布劳提根和第一任妻子弗吉尼亚•迪翁•阿尔德以及诗人罗恩•洛文孙（Ron Loewinsohn）将其折叠后包上黑色卡纸，再将印有“烈焰出版社”字样、附有布劳提根签名的纸质标签，贴在黑色卡纸上作为封面。这本诗集的含量、印数和装帧令人侧目，之所以被认为是“诗集”，是因为它得到了莱斯利•伍尔夫•赫德利（Leslie Woolf Hedley）经营的“出版社”的支持，并使用了包装材料。更重要的是，这是布劳提根参与诗集装帧设计与制作的开始。日后，诗集装帧设计与制作成为布劳提根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延伸，极大地扩展了诗歌写作的“形式”的边界。

　　1958年5月至1967年4月，布劳提根又陆续出版了《搭顺风车的加利利人》（The Galilee Hitch，1958）、《摆放好大理石般的茶水》（Lay the Marble Tea，1959）、《章鱼边境》（The Octopus Frontier，1960）、《由爱的恩典机器照管一切》（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1967）四部诗集。这些诗集包含大量历史、文学的叙事，并与他之后的大多数诗一样，有意模糊了诗歌与散文的边界，并将这种变异侵入小说的领域。或者可以说，布劳提根的写作以“诗意”的展开为核心，将诗歌、散文、小说整合在一种可以称之为“布劳提根风格”的新事物中。这种文体企图先让诗歌散文化，再让小说“散文式诗歌化”，继而让诗歌小说化。“布劳提根风格”在小说上的集中体现就是1967年出版的《在美国钓鳟鱼》，而在诗歌上的集中体现则是1968年出版的诗集《避孕药与春山矿难》（The Pill Versus the Springhill Mine Disaster），上述四本诗集中不少诗被再度收入其中。

　　在布劳提根所有的诗集中，《避孕药与春山矿难》最为著名，是作者的标志性作品，也可视为当代美国诗歌的巨大收获之一。虽然1967年出版的《在美国钓鳟鱼》使他作为“小说家”迅速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名声，但一年后出版的这部诗集中，除“布劳提根风格”之外，短小精悍的“口语诗”大量出现，成了读者辨识布劳提根的重要标志，也使之在美国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诗人中独树一帜。与《嚎叫》《 裸体午餐》（Naked Lunch）等“垮掉派”文学作品不同，其在整体上并不“堕落”，反而是“以使用幽默和情绪推动一种独特的包含希望和想象力的画面而著称”（巴伯语），从而成为美国“反文化运动”中“乐而不淫”的诗歌孤岛。除此之外，布劳提根的这些诗还受日本俳句以及海明威极简主义文体风格的影响，以短小精悍的形式，挑战着写作技艺的新高度。在布劳提根的早期诗歌中，十至二十行的诗歌占多数，二十行以上的诗歌也不罕见，但从1968 年出版的诗集《请种植这本书》（Please Plant This Book）开始，基本上都是十行以内。《避孕药与春山矿难》收录的首次发表的三十八首诗中，只有七首超过十行，最长的不过十八行，最短的只有三行。而在非首次收录的六十首诗里，十行以内的诗也占一半。此外，他还创造了一种“只存诗题、不存正文”的诗歌形式。这种零行的诗歌，借助诗题与诗集中其他诗歌形成的空间感或互文关系，而产生强大的诗意。有评论家说得好：“因为人类想象力的存在，形式从来不是艺术的局限，而是艺术家借以开疆拓土的座下良驹。”文本形式对行数和字数的限制，必将逼迫诗人驱动想象力，增加诗歌内在肌理的密度，加强语言的弹性和歧义性，拓宽诗歌的空间感，并最终将诗歌整体引向更大范围的隐喻和象征。

　　1968年，布劳提根出版了他那本独具特色的诗集——《请种植这本书》。这本诗集收录了八首诗，印在八个种子袋（四种花卉，四种蔬菜）上，装进一个文件夹里。每个种子袋的正面印制诗歌，诗题与袋中所装种子一致。种植指南印制在袋子的反面。印有诗歌的种子袋可以直接种进泥土。此诗集印制了五千份，皆为免费分发。它是布劳提根参与诗集装帧设计与制作的延续，也是其写作精神“形式就是内容”的绝佳体现。2016年5 月，独立文化品牌“联邦走马”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在中国复制了该诗集，一时间引起广泛关注。

　　此外，《隆美尔驾车深入埃及》（Rommel Drives on Deep into Egypt）出版于1970年，《用干草叉装载水银》（Loading Mercury with a Pitchfork）出版于1976年。前者包括了八十五首诗，将《避孕药与春山矿难》呈现的风格进一步稳固，其杰出程度可与之并驾齐驱。后者非常特别，收录诗歌九十四首，由八个有名字的部分组成，且以“乌鸦”为主角贯穿始终，可以视为在《搭顺风车的加利利人》（包含九个部分，各有标题，共同呈现波德莱尔不断变幻的形象）之后，布劳提根对诗歌结构的第二次探索。只是这次的探索更深入和复杂，以及更混沌和迷人。《6月30日，6月30日》出版于1978年，收录了七十七首诗，是他最后出版的一本诗集。这些诗写于1976年4月13日至6月30日之间，与他的日本旅行同步，几乎就是旅行记录，因此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显得更清晰、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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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8日，没有举行正式仪式，也没有通知他的父母，布劳提根的尸体在加利福尼亚的“ 快乐之山” 火葬场（Pleasant Hills crematory）火化。如同诗歌中必须出现的某种隐喻，布劳提根的手和上下颚被当作证据封存，等待进一步检验，而它们最后都不知去向。

　　布劳提根的骨灰存放在一个日式的骨灰罐里。一年多前，临去欧洲和日本时，布劳提根交给朋友保存的一些物品中，除了枪和渔具，还有这个骨灰罐。死后三十年，他的骨灰依旧没有被安葬。这个日式骨灰罐与一瓶清酒一起，被安放在他女儿在圣罗莎的家里的梳妆台最高一层的抽屉里。一根板条钉在墙上，以防装骨灰的抽屉被拉过头。

　　在布劳提根从一具发黑的尸体变成一捧骨灰的同时，报刊上关于布劳提根的故事依旧零星出现。《时代》杂志于11月5日刊载了布劳提根的死讯。《纽约客》漫画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发表未署名文章，说布劳提根“有一种发表荒谬言论的嗜好，类似于1920年代在巴黎年轻的达达主义者们精心编造的令人严肃对待又觉得好笑的那种愤怒”。而前辈艺术家西摩尔•劳伦斯（Seymour Lawrence）更是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独创，官方声明》（“An American Original, an Ocial Statement”）的文章赞美布劳提根。他说：“布劳提根是出版界之福……布劳提根是一位完美的工匠，不仅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同时还表现在排版上、设计上、护封艺术上和广告文案上。他深度介入书的每一个细节和任何一个方面。他拥有一双从无偏失的眼睛，而我们给予他很少作家能享受的自治和活动范围。……他是一位在马克•吐温的传统中出现的别开生面的美国作家，他称得上是最优秀的美国作家。只有他的死，能让我们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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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劳提根之死，随着他肉体的消逝，似乎鲜有人再提起。在美国，虽然他的书在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但文学评论界对他逐渐冷淡，他似乎成了文学史中一笔带过的人物。而且，对他评价的转向，在他去世前十年左右已经发生，并被认为是他心情沉郁、自戕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然而，在东方，慢慢地，很多人成为他的读者、知音，以及学生。面对他的诗歌和小说，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深深着迷。

　　在日本，从1970年代至今，布劳提根持续保持着影响力。1975年，包括《在美国钓鳟鱼》在内的四本小说被日本翻译家藤本和子翻译为日文，从而影响了很多日本作家。文学研究者、翻译家柴田元幸说：“这本书让我第一次放下了对（美国文学）作者和角色的崇拜之情，开始以平视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我感到书中角色的言谈终于和真实人物类似了，而且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嗜好和怪癖。”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从《在美国钓鳟鱼》开始，就很喜欢布劳提根，这直接影响了他1979 年出版的处女作《且听风吟》。《且听风吟》获得日本有名的纯文学杂志《群像》设立的“新人奖”时，评委之一、文学评论家丸谷才一就指出《且听风吟》的风格深受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和理查德•布劳提根等当代美国作家的影响，认为其小说是学习美国作家的成功范例。而在2011年10月21日《纽约时报》的专访里，村上春树曾把布劳提根与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库尔特•冯内古特并列在一起，称他们为自己“一生中反复阅读的一群20世纪美国作家”。此外，网络上流传的村上春树推荐的“书单一百本”中就有布劳提根的《在美国钓鳟鱼》和《避孕药与春山矿难》。据说这个书目全部来源于村上春树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对话中所提及的书目，如果不特别置于批评的位置，无疑是村上春树心仪对象的反映。1976年至1984年间，布劳提根七访日本，每次都停留一个月以上。1983年5月底，他还接受了美国大使馆新闻处的邀请，在日本各城市巡回演讲。这也似乎从侧面印证了一种说法：他频繁去日本，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依靠他在日本受欢迎的状况，来弥补他在美国本土受冷落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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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劳提根死后，出于某种追忆，他的一些朋友曾经去过他的房子探访。那个地方依旧被警方查封。他们爬上二楼的露台，从窗口往里看。他们清楚地看到布劳提根尸体蚀刻在地板上的痕迹。布劳提根的尸体膨胀、液化，渗入木板，在木头上，留下一个模糊的身体的影像。

　　他的朋友，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迈克尔•麦克卢尔，看到了老朋友举起左轮手枪塞进自己嘴里时所在的地方；转动，他也看到了布劳提根最后看到的事物。十几年后，当他再次想起此事，他慢慢举起自己的手，食指伸长像一把枪的枪管，泪从眼睛里涌出。

　　就像电影里的鬼魂一样，布劳提根的形象大概会永久地盘桓在这座古老的木屋里。据说房屋的新主人试图擦掉地板上的印记，但化学溶剂或清洁剂都竟然无效。最后，他们不得不租用砂带磨光机去擦除这位诗人最后留给世界的有形记忆。美国小说家肯•克西（Ken Kesey）称布劳提根为“美国的松尾芭蕉”（An American Bashō）。“此后五百年，”肯•克西说，“当我们所有人都被遗忘，人们还在阅读布劳提根。”

　　《布劳提根诗选》

　　（美）理查德•布劳提根 著 肖水 陈汐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