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之美照亮心扉（我与新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长影的院子里有一座小白楼，新中国成立后，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创作中心和电影导演们的居所，我的父母就在那里结婚。关于小时候的事情，大多我都忘却了，但是小白楼边的大树上有鸟窝，里面的小鸟啾啾之声，至今还回响在耳畔。我的家里有个古色古香的大留声机，安置在一个巨大的红木架子上。经常外出拍电影的父亲一回到家里，就会打开红木柜门，从许多黑色胶木唱片中挑出一张，仔仔细细擦拭过后，轻轻地播放起来。乐曲从一个大音箱里飘出，带着老唱片旋转所特有的滋滋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深的刻痕。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于蓝主演的《白衣战士》是父亲作为电影导演的代表作品。而那时的我根本不懂父亲的工作，每每盼望着他快快回家，好让大留声机歌唱起来。
1961年，我们全家随父亲迁到北京。东北老家的大多数家具连同大留声机都被卖掉了，只有那些黑胶木老唱片跟随着到了北京。记得1964年的一天，父亲下班回到家中，很正式地穿西服扎领带，隆重地带着我们一家人去看古巴国家芭蕾舞团的《天鹅湖》。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芭蕾舞，当时的我无法理解王子与公主的故事，却被那种典雅、崇高的艺术之美击中了，久久难以忘怀。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如雷贯耳的名字：享誉世界的阿莉西亚·阿隆索。在那之后，我最愿意听的黑胶木唱片，就是《天鹅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乌梁素海边插队。那时候，没有任何音响设备可供娱乐，但是，我却在草原那达慕大会上听到蒙古族真人真声的长调。《嘎达梅林》用一份悠远的悲怆，倾诉着草原的苍苍茫茫。七十年代的一个夏天，利用探亲假，我前往杭州看望正在养病的父亲，顺便前往嘉兴找一个朋友玩耍。那个热爱小提琴并且后来当了音乐学院院长的朋友，带着我穿过嘉兴的几条小街，来到南湖边上的一座小院。进到院子里后，但见屋子中烛光摇曳，坐满了年轻人。一个老式的留声机，正在播放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那是我许久没有听到过的音乐了，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它是那样富于激情和美感，荡漾着人类历史不可阻挡的新生力量。那个南湖的夏日，那种艺术的美，温暖我的心。
七十年代末，“砖头”式单卡录音机风靡北京街头。当时的青年人，如果身背军用挎包，从里面拿出砖头录音机，不亚于今天的任何时尚派头。那时候，我在北京隆福寺街上第一次看到“砖头”，听到录音机传出盒式卡带上的探戈舞曲，想到正在开始流行的交谊舞会，想到自己可以在家里练习舞步然后到舞场上一展舞姿，于是飞奔回家，向父亲张口就要二百二十元——那是“砖头”的价钱。当然，我被父亲拒绝了。无关钱的多少，父亲的理由很简单：一个靠真本事闯社会的青年人，不该把精力放在跳舞上！
八十年代，新人结婚讲究“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如果加上一个进口的或是国产熊猫牌的双卡录音机，再加上一个五斗橱，已经是当时最豪华的陪嫁品了。
时光荏苒，世事变迁，随后的日子里，从八十年代中晚期开始，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Walkman（随身听），后来又有了CD机等等。耳机里的音乐，也随之不断变化。改革开放了，无数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继续在艺术的美中寻找前进的力量。
当然，那个时候以及随后的年代里，我从各种音乐播放装备里听到的，远远不止流行歌曲了。改革开放让各种艺术形式纷纷涌入眼帘，多样性的艺术之美极大丰富着我们的心灵。走进音乐厅去听真正的交响乐，或是随着迪斯科舞曲过一个酣畅淋漓的夜晚，都会让人乐此不疲。记得八十年代在观看莫斯科大剧院访华演出的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时，哈恰图良气势磅礴的音乐、格里戈罗维奇的编导艺术和瓦西里耶夫的天才创造，共同塑造了古罗马奴隶起义领袖的高大形象，荡涤冲撞我的心；还记得一次听傅聪的钢琴音乐会，那样一种宋词雅集里弥漫出来的朦胧之美，让我入了迷，散场之后竟然在什刹海边与音乐专业的同学们久久谈论钢琴与诗歌的微妙联系。
最难忘的是，2016年，我随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的同事们一起去宁夏西海固开展扶贫工作，在固原市交叉乡希望小学里，看到一架崭新的钢琴。因为没有人会弹它，所以从捐赠到学校后，就一直摆在那里，全校师生从来没有一个人听到过钢琴的声音。随行的一个音乐老师打开那钢琴的盖子，随手弹了起来，几个流畅的爬音之后，一首歌的旋律响起：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我那时看到，孩子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流露出惊讶和欣喜的目光，仿佛在说：太好听了！我还看到，有个女孩子的眼角里，甚至有晶莹的泪珠在滚动。
流金岁月，带给我们的新中国多少难忘的辉煌历程；岁月流金，激活了多少人刻骨铭心的艺术之美。艺术之美，为经历过苦难辉煌的人们所珍视，因为那是时代的灯塔立在潮头，穿过风雨，照亮前行者的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