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重经典读后感有感
《文人相重》是一本由马靖云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2020-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学创作一直是我最热衷的一件事，可以说从小到大一直没有放弃过，可是任何创作都要经过前人的经验从而减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是通过阅读文学大家的传记来寻找启发，但看到了这本《文人相重》如获至宝，书中记录的都是那些文人的工作经历，刚好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如果不是马靖云，我可能一直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如何。
当看了那些作家平时在工作中的状态时，我发现确实都是有两把刷子的，可以看出他们的作风和笔下的文章是对应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读者信服。文人的工作氛围与我们平时的工作不同，他们都是思想工作者，也就是说他们的阅历要比常人丰富的多，对于别人的看法很重视，在交谈和管理的时候就能够做到换位思考。尤其是从何其芳身上能够体现出来，可能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作者才对其使用了相对丰度的描述。
文人就算是出名了也不会有大架子，如果这些人放在如今，应该就是那种综艺花多少钱都请不来的，只是静下心去创作的状态。在这样的氛围中工作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从日常的对话中就能够学习到非常多的知识。所以真正的大家脑袋中是有取之不尽的素材的，我想这和天赋有很大的关系，眼界越广的人看到的也就越多，自然不需要刻意去学习，这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十分明显。
在看待身边琐碎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持一种质疑的态度，总是想得太多，把单纯的事情想得复杂。我经常失眠，每天我都会做梦，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这种生活其实是很累的，我曾尝试过寻找生命中的那些隐藏着的美，我总是失败，我觉着这个世界也许就是这样，不会变得更好。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只有遇到不好的，好的才会出现。
真正的文人不一定非要写文章，当然文章是很直白的一个表达方式，我认为支撑他们的还是脑海里对于一切事物的看法，这些都是很独立的。学习永无止境，哪怕是大家也会有犯错的时候，更何况我们呢。
《文人相重》读后感(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似乎是大多数学者之间的通病，每个人的领悟都不同，又大多恃才傲物，所以历来就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之说，可是偏偏就有“文人相重”之人，比如雪莱与拜伦的志趣相投，川端康成与三岛由纪夫的亦师亦友，白居易与元稹的息息相关，李白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都是文人相重的典型，而看完由马靖云所著的《文人相重》之后，会对这种情感有更多的体悟。
马靖云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文学研究所科研管理工作，协助了很多文学所方针任务制定以及科研管理工作，也与许多大学者、老专家们共事，接触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史料，如毛泽东对《不怕鬼的故事》送审件的批示，何其芳在藏书中的批注，郑振铎的《最后一次讲话》，何其芳的《关于科研干部培养问题》的报告。何其芳的报告中，既有研究方法的制定，也有读书方法的讲解，这些报告与讲话，既是时代的见证，对于每个人的工作学习不无裨益，也让人看到这些大家身上的治学精神。
在这些资料之余，也不乏文学所诸位同事的点滴小事，钱钟书先生的各种笔名，俞平伯先生评职称的故事，李健吾先生创作到人生最后一刻，老舍先生种植的三百多株菊花，何其芳先生失而复得的扇子，毛星先生的不图名利生活简朴，王瑶先生的悠闲淡定，路遥先生的匆匆相见与对文学创作的追求，都是这些学者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何其芳与俞平伯两位之间的情谊，何其芳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听过俞平伯讲课，之后一直以学生自居，在筹建文学研究所之初，俞平伯就被调入，并做《红楼梦》八十回本校点工作。何其芳对于俞平伯一直是照顾有加，六次批判的保护，虽被批判依然评为一级研究员，即使在十年浩劫之时，两人都被关进“牛棚”之后还是互相帮助，何其芳喂猪，俞平伯种菜，两人劳动场地相近，彼此相互照应，所以才有“犹记相呼来入苙，云低雪野助驱猪。”这让人感动的诗句。
在这些亲切的文字中，还有一个背后的主角，那就是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几经搬迁与变动，历经风波浩劫，起到了引领激发国内文学创作的作用，从访谈中看得出来，现在的文学研究所依然具有超前意识，这本书无疑成为了一种述往与承继的方式。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本《文人相重》是学者惺惺相惜的回忆，是为文为人的兢兢业业，是对于文学所发展历程的记录。那是认真科研勤恳勤奋的精神，那是学者之间惺惺相惜互相体恤的精神，那也是共同为文学事业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如今能在书中感受得到，并且激励着一代人。
《文人相重》是马婧云回忆文学研究所里共事的众多文学大家的工作片段的回忆文集。马婧云曾在文学研究所从事科研管理工作，能够近距离接触到所里各位文学大家，包括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李健吾、老舍等。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历史上也的确出现过很多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文人之间互相比较、彼此轻视的状态。但是，翻看马婧云的一篇篇回忆会发现，文学所诸位前辈，虽然都是文学大家、各自都有大成，却没有丝毫骄傲之气，反而虚怀若谷，彼此之间互相支持、非常亲和，可以说学养和品格并重，自有大家风范。
这些回忆片段最珍贵的一点是，马婧云是从同事的角度观察各位大家，从他们的日常小事中，看到他们在文学成就之外的真性情、真品格，留下的是文学所前辈们鲜活的人物剪影。比起他们的头衔，这些工作和生活中的形象更亲切活泼，有烟火气。
从这些回忆点滴中可以看到，各位前辈不仅工作上勤奋认真，生活中还很幽默逗趣，他们由衷地热爱文学，并且自得其乐，更珍视彼此间的友谊，甚至在艰难时期愿意共患难，是实实在在的“文人相重”。这本书中有多篇回忆何其芳的文字，展现了何其芳工作生活中不同的侧面。
文人珍视书和纸，热爱文字，也愿意分享，这一点在何其芳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何其芳看书时，总是随手在空白处写下批注。他用纸也非常节约，反面、旧稿纸都充分利用起来。这种节约精神，让后辈惭愧。匈牙利汉学家米白曾造访过何其芳。何其芳带米白参观了自己书房的大量藏书，还亲口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听歌》和李白的《蜀道难》，并让米白录音。朗诵诗歌的过程，对何其芳来说，是乐趣也是享受。
文人也自有独特的幽默和顽皮。1977年4月1日，何其芳声称翻到两首元代人的诗，有不解之处，由何西来记录下来，让大家帮助解析。可大家解来解去，还查出几个典故，终是不得要领。最后何其芳解开大家谜团。原来，这是他自己创作的，不过趁着愚人节跟大家开个玩笑。这样的玩笑，还真是文人专属的逗趣。
何其芳先生就爱书成痴，喜欢淘书、逛书店，是很多书店的常客。在他的推动和带领下，文学所的图书馆藏书极大丰富，其中包括不少珍贵的孤本。他去世后，也把自己积累的三万余册珍贵藏书留给了北京广播学院图书馆。当然，爱书也爱淘书的绝不只何其芳一人，他偶尔也会跟好友“抢书”。他和任常侠就曾互相调侃对方把自己要的书给买走了，说完后两人大笑，真是爱书之心不相上下。
文人之间互赠些文字书画等小礼品，也是雅事。这样带着情谊和雅趣的礼品，往往更有纪念意义。何其芳在北大哲学系就读期间，听过俞平伯的课，就此结下师生之谊，并且几十年不变。马婧云回忆，速来不爱为私事麻烦人的何其芳，曾求众人帮忙寻找一把折扇，当时遍寻未果，何其芳非常惋惜。幸运的是，不久后在大扫除过程中，从沙发缝隙中寻得这把纸折扇。这把扇子如此被珍视，原来大有缘由，扇子正面是傅抱石的山水画，背面是俞平伯亲笔手录的姜夔诗。老师题赠的这把扇子，何其芳自然珍爱，之后始终妥善保管。
最能体现文学所前辈们真正“文人相重”的一点，是文学所在所内人员纷纷被批判的时期，仍能够顶着压力、坚定地互相支持。因为《红楼梦研究》，俞平伯曾经大受批判，承受很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所为大家评定职称时，何其芳仍坚持按照客观标准把俞平伯评定为一级。这不仅是何其芳作为学生表现出的尊师重道，更是他作为同事和友人所提供的肯定与支持。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也没有丝毫“相轻”之举，敢于共患难，真正做到了“文人相重”，惺惺相惜，这才是文学所诸位大家最令人敬佩的品格。
2020.01.05雾凇
《文人相重》读后感(四)：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有人不同意……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意思是说，文人之间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句话虽然不大好听，但似乎可以举出来的例子却有不少，不但有政见上的“相轻”，还有写作上的“相轻”……总之一句话，就是别人不如自己，自己才是最好！其实就心理学进行分析的话，“文人相轻”多半源于唯我独尊、妄自尊大、过于自恋。
但从1956年到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多年的马靖云看来，她所见识到的那些大作家，所领导也好，普通人也罢，从来没有过“文人相轻”的表现，反而可以用“文人相重”来形容。为了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工作，不仅进行文学创作，还进行文学理论研究，有的还要负责行政业务，或者别的琐碎事务。
马靖云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她可以在“文学研究所”这一个小小的所里，或者通过文学研究所，与那么多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近距离地结识，甚至耳闻睹他们的言行举止；当然，能看到《文人相重》这本书的读者们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有了当年马靖云记下的工作笔记，她得以在几十年后把她的所见所闻转化成为文字，让更多的人得以与那些大作家们“面对面”
细细数来，一大把的老作家在《文人相重》这本书里“迎面走来”：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周扬、李健吾、毛星、老舍、沙汀、路遥、王琦……或许有些作家不怎么广为人识，但从马靖云的回忆里，真的可以算是“认识”！所里当然会有领导，不过这些大作家，无论郑振铎还是何其芳，都没有什么架子，而是非常诚恳。比如马靖云，她刚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因为工作中遇到了苦恼，第一次见面就不揣冒昧地向所长郑振铎倾诉；而郑振铎也“立刻认真地做出了回答”，正是他的几句话，让马靖云此后受益匪浅。比如第二任所长何其芳，对待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但他自己却觉得自己做得还很不够，不止一次检讨：“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像郑振铎和何其芳这样的领导，在今天还真的不是很多了。不摆架子就已经很不错了，更何况要做到那么谦虚谨慎呢？毛泽东当年讲过“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话说得很简单，但真要做起来却很不容易；一辈子一以贯之地做到“两个务必”，那就更不容易了！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马靖云在《文人相重》里进行了记录，那就是当俞平伯因为《红楼梦研究》受到批判，以至于那些批评、批判“像台风一样席卷全国”的时候，作为所长的何其芳做得就很得体。他说：“尖锐的批评是需要的，但尖锐不等于粗暴。学术问题常常是比较复杂的，必须进行自由讨论。有不同的意见应允许大胆发表。被批评的人也可以进行反批评。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学术问题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解决办法，只能服从真理。”这话放到当时那一种大气候下就已经难能可贵，直到今天仍足以让人觉得，说得真对！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当时碍于形势做得过火，如果以后能认识到错误并且改正，那就还是个好同志，可以原谅。
看来，只要坐得直、行得正，即使真的“相轻”，也真的没有什么；更不用说，那些老作家做得很好，把“文人相轻”变成了“文人相重”，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文人相重》读后感(五)：文人的故事：文学研究所忆事
主要内容：作者马靖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她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众多文学名家工作中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看到大家们的风范与工作精神，有非常独特的文学参考价值。
我读：
这本书中提到的文学名人非常多，而且都是耳熟能详的，相信爱读书的人对于他们的作品会有一定的了解。即使是部分了解，也可以通过此书更多地了解作家们生活中的一面，非常难得。
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2月22日，原附属于北京大学，郑振铎为所长。1958年郑遇难，何其芳继任。研究所搞的是文学研究，提倡的是集体创作，方针是总结经验，探索文学规律等，基本就是这么个概况。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何其芳的笔墨尤其多，大概是接触时间长，留下的印象比较多吧。
何其芳的书我并不是很了解，可是通过这本《文人相重》我对他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首先，他是领导，领导很忙，所以既要工作又要读书学习创作，就需要平衡好这个时间的问题，为此他获得了“重脑力劳动者”的戏称。
书中对他的很多轶事都有描述。我总结了一下何的几大特点：
1爱书成癖。这个不用多说，在那里工作的人都爱书，看到好书还要给所里提供购买的清单，为研究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读书有方法。他读过的书批注极多，可见是边读边思。以前总不知道何为批注，看了书中举出的几个例子，算是明白了。不论什么样的感想皆可写，正是这些小想法可以作大文章。
3节约纸张。用过的纸也要把背面或者空处都写满。
4为人率真。文人大抵有这个劲儿。而且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为了保护许多文化工作者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敢于直言。
5爱惜时间。这个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讲到他进办公室立刻办公，与来汇报的同志绝无废话，直奔主题。我喜欢这种工作方式。废话让生活变得无意义。
6读书丰富。在书后有一份他开列的必读外国文学书目，前面文中提到有三百本，我没数后面的书目是否三百本，但确实很多。而且很大一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常见必知的书目，五六十年代开列的书目到现在还有很多被沿用，可见其读书之丰。当然他们工作条件有利，可以接触各种好书。我们七八十年代时却什么也接触不到。那些书目中还有一部分我是近来才知道的，还有一些是当今中学生的必读书目，总觉得看到了很感慨。
书中还提到钱锺书、周扬、李健吾、沈从文、沙汀等很多人的往事。但都没有何其芳的篇幅多。有两件事让人唏嘘。
一是沈从文后来与记者说，当年自己扫厕所扫得特别干净。说着就哭起来，一直哭。
第二件是路遥想去研究所工作，觉得那里的文化环境好。因为下班了，就和作者见一面。作者告诉他研究所是搞理论研究的，不能一门心思搞创作。路遥听后就走了，再也没来过。
所以作者在思考，究竟研究与创作是否有必要分得如此明白。
看完此书综合感受：作者实在是太幸运了，能在这么好的环境里工作一辈子，真是让人想也不敢想。
此书前面有三人作序。前两位是同事。但第一位的序写得味同嚼蜡，好像没文化的碎嘴子。后两位的序虽然短，但读起来让人舒坦。
青年人读此书，可学习名家种种，不失为一本了解文学往事的可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