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经典读后感有感
《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是一本由邓野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页数：4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读后感(一)：老蒋的战略布局
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值得一看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值得一看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值得一看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值得一看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值得一看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值得一看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值得一看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值得一看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值得一看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值得一看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值得一看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值得一看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值得一看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值得一看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值得一看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一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值得一看
《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读后感(二)：旧中外关系史著最后的一座高峰？
作者的视角总体仍是延续巴黎和会的前作，但无疑义地仍高出近年来日益碎片化的抗战研究不少（试看光一个政治部第三厅就水了多少期刊和学位论文出来？）。所以本书从视野和立意上评价的话，冲五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本书文从字顺，没有一般中近现研究中抄材料过火引起的语句变态，于作者所期待的“清楚”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本书最大缺陷在于材料。看书后11页的引用列表，外国史料只有日本四（如服部卓四郎）、英国一（丘吉尔回忆录）、苏联一（崔可夫回忆录）、美国半（斯诺写CP的书，用它是转引CP对蒋的评价，所以只能算半本），而且都是中译本（并不是贬低中译本，而是说明本书使用的全是“中文材料”）。从2019年的标准看，这对于一本研究中外关系、尤其是近现代中外关系的专著是远不够的。特别是书里不可避免地写了很多蒋与德、意之间的问题，但却完全没有德、意的史料，甚至也没有研究三国轴心关系的作品；而没有对轴心国间关系的考察，至少就很难分析清蒋对日苏关系的预料是战略预见性的、还是瞎蒙中的。蒋与苏联（甚至也可以包括法国）亦同理。
所以对于很多问题，作者只能和蒋一样，利用各种中文材料（最多的是档案和报纸）加以揣摩。比如苏芬冬战期间，国联会议讨论开除苏联会籍，中国投下弃权而非苏联期待的反对票，引来苏联对援华的一系列刁难。作者对苏联行动目的的处理最后还是落在分析上，包括援引当时中国军政高层对苏联的猜测——而不是用苏联解密档案。或许苏联的行动正如中国的分析一样，但如果实际不是、或有更多的目的呢？
如果要为本书辩护的话，那么只能说本书所写的蒋介石的“战略布局”是将现代人拉回蒋的位置上，面对蒋所能看到的一切材料与情报信息（这自然就没有外国档案和大多数外国公开出版物），来模拟蒋判断、决策的过程，而进一步揭示这种判断与决策形成的战略布局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最主要指站队），并最终使ROC成为《联合国宪章》文件中五强排位第一的大国。虽然没有外文史料，但作者几乎穷尽了一切中文史料，从旧的中外关系史的范式上看，完全算得上精品之作；但从新的理念来看，假若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还能不断进化，未来的史著应该慢慢地不会再这样创作了——本书的主角无疑是蒋及其团队，世界历史事件仿佛只是蒋折冲樽俎的一面幕布而非其时代。所以标题称本书为“旧中外关系史著最后的一座高峰”，但是与不是只有天知道，于是又有一个问号。
颇使人感到奇怪的是，抛开小语种不论，作者的英文完全通达无碍，然而最后书中却也没有使用英文材料，包括英美外交档案（且大部分早已数字化+公开上网），这就使我们只能看到蒋介石对英美的考量、与英美对蒋介石的明面回应，却不知道两国幕后的真实算计。实在是很难想出作者这样做的原因。
总结：视野、立意5星-材料2星+可读性1星（不局限于学界内部，而可以推荐给入门者和爱好者）=4星。 顺便对“日记强国、地图开疆”略做一回应（现在似乎只要是与蒋有关的东西，评论就会跳出这句话）。 蒋的日记本来只是记载他的所思所想，并不完全是对现实的描述（头脑者也不会把蒋的日记就当成中国已发生的现实）；故如果要对蒋进行责备，顶多只能说他那些好的构想最终没有被他落到实处（虽然这也受一些列条件限制），而不能说他日记里各种“强国”的设想不对——难不成还要他在日记里卖国么？ 至于地图开疆则更不值得一驳，毕竟解决主权纠纷时旧地图又不是蒋一家在用，更何况以当时ROC的国力——难不成还要他连地图都不用么？ 总之如果蒋日记不强国，地图不开疆，这些人只会骂得更厉害。套用任公的话说：“ 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 ”
《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读后感(三)：蒋介石的战略与坚持
即便抗日战争是近现代史课本的重要内容，但估计大多数人还不清楚，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一直到1941年，中日双方都没有彼此宣战，日方一只将其侵略称为”中国事件“，在这个语境里，日方的态度之傲慢可见一斑，如同把这场战争视为自己的家务事，甚至连战争都不是。中方为了避免陷入国际孤立的环境，也一直没有对日宣战。
直到1941年12月9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一天多时间之后，中国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这也成了”九一八“之后，中国抗战的一个拐点。日本如何从势不可挡走向末路，中国如何从节节败退中扭转局面，其间的各种微妙关系，邓野先生在《蒋介石的战略布局》里做了精彩的解读。
李鸿章自称是“大清帝国的裱糊匠”。在抗日战争期间，身为二战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帽子虽然很大，但是在强国林立的环境中，也可以说他是一位进退两难的“裱糊匠”。本书主要梳理了1939年至1941年抗战期间，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下的战略布局选择，主要研究素材是蒋介石、王世杰等人日记以及当时的报章杂志。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蒋介石在日记中始终用带有蔑视意味的“倭”字来指代日本，公开场合则用“日”字，不像王世杰，日记中也是用“日”字。
若以事后诸葛亮来看，“八年抗战”似乎有一条完整的时间线和逻辑链条，我们看到了最后的胜利，知道了其中每一步棋的走向。但如果仅仅以此视角去看这段历史，难免会落入抗日神剧“八年抗战就要开始了”这样的逻辑怪圈。
邓野先生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在于他把视角完全切入了蒋介石当时当下所处的环境，透过他和王世杰等人的日记和其他史料，梳理出蒋介石面对内忧外患时，是如何一步步做出决策的。要知道，在1941年之前，蒋介石可没法像先知一样预测出“盟军”和“轴心国”这两大集团。
作为一个弱国统帅，自身又处于二战的边缘地带，蒋介石的每一步选择，都是战战兢兢。1939年欧战爆发后，面对中日“和谈”“亲苏联德”这样的强烈呼声，蒋介石难得的一点是，始终坚持了“抗日”这条底线，坚决不和谈。在当时的环境下，蒋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战略：将中国的抗战国际化，通过国际联合阵线战胜日本。而日本的战略则是”不与世界大战“，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换取英美不介入中日战争，将中日问题孤立。
就如邓野先生所总结，蒋的这一战略思想从1939年提出到1941年底实现，前后经历了3次波折，也就是说，前期是日本占尽优势。首先是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也跟着入侵，造成侵略与反侵略阵营模糊；第二次是日本以不介入欧战为条件，要求英法不介入中日战争，英国一读封锁滇缅路；第三次是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苏联对日妥协，变相承认”满洲国“。
身为弱国统帅，当时的中国只不过是大国博弈之前的棋子，蒋介石一直努力在做一个play maker，事后来看，他的一些做法也确实取得了成效。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蒋介石长期处于劣势，不过他一直尝试将中日战争与太平洋问题联系起来。直到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日本才开始脱离其既定战略，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就如同”切腹“自杀。
此外，书中的视角，也为我们看一些熟知的人物提供了新的视角，可见当时政界与知识界若即若离的关系。例如，胡适自1938年开始担任驻美大使，外交工作很不得力，蒋在明面上一直很尊重胡适，但在日记中直接批评胡适“毫无灵魂与常识之人”“对其任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而发也。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又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
在法国投降后，以孙科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官提出了“亲苏联德”的建议，而且呼声很大。在党外，极富公信力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也对这一主张予以相应。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虽有时誉，究不明瞭世界大事，大都一知半解，争趋时尚，最近该报倾向联德，殊可笑。“后来又评价其联德的想法“毫无真知灼见，亦无信仰，不能使余敬重。”
近年来，以蒋介石日记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邓野先生的这个研究视角可谓独树一帜，为抗战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唯一的缺点是全书略显啰嗦，但也瑕不掩瑜，值得推荐。
《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读后感(四)：非常精彩的一本书
又是一个多月没有更新了。出了趟差，补上落下的工作，忙得四脚朝天，完完全全只能碎片化阅读，也没时间作记录。今日（11月17日）得暇，写一点点。
昨晚读完《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作者邓野，社科文献出版社19年7月1版1印，锁线软精装。全书411页，定价98元。如作者在后记中说，此书09年开始提出写作计划，可谓十年磨剑之作。阅完后的确获得了一个新角度下新旧叠加的蒋介石的形象。
蒋介石，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个人过去的印象里，蒋给人的感觉多数为负面因素居多，阴狠、毒辣、贪婪、无能、狡诈......这些贬义词无论哪一个作为关键词来形容蒋，都可以写出一本本厚厚的书。但是，那是从国共相争的角度，也即是政治需要，其中真真假假，属于“看看就好”的性质。45年抗战胜利，蒋作为世界五巨头之一（罗斯福（后为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和戴高乐）获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国际声望，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在重庆谈判期间，老对手毛泽东也喊出了“蒋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尽管言不一定由衷，但是也反映出蒋的地位超然。
然而回到1938年前后，中国国内却是一片狼藉，蒋所面临的是一个接近分崩离析的局面。蒋在国内的对手有共（即使已经接受改编，但是立场的绝对对立使双方都心知肚明今后的结果）、伪满、各地伪政权、汪伪、地方实力派（如滇龙、阎锡山等，名义接受中央但实质离心力极强；相反桂系还稍微有些向心力，李宗仁打赢了台儿庄战役，白崇禧也一直负责总参的角色），这是比较耳熟能详的。但是国际形势却更加的复杂。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局势绝非我们现代人所观察的那么一清二楚，除了日本是明确的敌人，其余英、美、苏、法、德、意等诸国，都如云里雾里，是敌是友完全扑朔迷离。此书就是从这样的风谲云诡的国际背景下来观察蒋介石作为中国统帅，对于世界战略格局的思考和参与，最后如何形成了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局面和结果。
世界政治局面的形成，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通过博弈，使各方力量达到均衡。在博弈中如何选择，往往是考验一位政治家战略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1939年，欧洲战云笼罩，正处于抗日战争的中国政府如何在这个局势下自处，使国家得到最大的利益，是蒋所思考的重要着眼点。中国单独抗击日本，实力上是不足的，必须要得到外界的援助。而现有的援助通道两条：新疆与云南，分别收到苏联和英美渠道的援助物资。蒋的一个基本策略是，如果设法把中日两国单独的战争变成国际战争，中国拥有英美苏等盟国，则抗战胜利才有决定性的把握。基于此，蒋不断采取措施，使得中日战争能够牵扯进入“欧战范围”，不得不说，这个战略着眼点是非常高明的。然而世事不如意十有八九，英国由于正在焦头烂额忙于与德国交战，不敢盲目开辟两个战场，左右受敌，而这也是苏联包括以后美国的一个重要考量，所以日本看出这个端倪，与英国进行了利益交换，以不参加欧战为条件，迫使英国短暂封锁了滇缅道路，法国的战败，滇越路也中断。这个情况一度使得重庆方面陷入严重的物质供应危机，这个危机也促使了重庆政府内部各种势力分化进一步明显，不过在蒋的统领下，还不至于危害到国事那么严重而已。一般地看，国府内亲苏派（孙科）、英美派（蒋介石、陈诚）、亲德派（朱家骅）中，英美派势力最大，而其他派系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蒋留的备用手段而已。一时间，重庆国府陷入危机。
然而转机很快到来。1940年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使得中国获得了重要的喘息机会。蒋趁机在英美苏德日之间进行活跃的外交活动，日本向德国的靠近，日本政策的不确定性（北上攻打苏联还是南下攻击英美殖民地）使得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变得极为重要，英美苏都不得不加大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力度，蒋从孤立转而成了国际上的“香饽饽”，可以“待价而沽”了。
本书以蒋的日记为重要文献来源，注意到了蒋的一系列重要的国际视野的观察，尤其是德国对西欧的占领后，其战略意图会是继续西进击英国本土，还是东击苏联。在当时大部分舆论（包括英国人自身在内）都认为德国会吸取一战的教训，避免两线作战。然而蒋介石敏锐地观察到，德国海军弱、陆军强的情况，认为德国一定会攻击苏联，既扬长避短，避免在海上与英国海军决战（实力不济），同时规避美国参战的风险（英美同文同种），又能充分发挥德军陆上优势，同时获取苏联的丰富资源。基于这个客观考量，蒋也带有一定的主观情绪，站在“阶级政治家”（毛泽东语）的和民族主义立场上，尤其是国内还有共这个老对手的情势下，蒋个人对于反苏的立场是一贯坚定的。具有戏剧性的是，蒋基于自己的战略推理，德攻苏必须考虑天气因素，6月20日的日记中记下神来之笔“德必于日内攻俄”，第二天，德国突袭苏联。消息传来，蒋在日记中罕见情绪爆发，“以上帝附身自居”，也算严肃里透着一点戏谑。
苏德战争如期爆发，使得蒋极为兴奋，随之而来进行的却是“安内”的策划，即解决新四军的问题。蒋料想此时苏联自身难保，对中共的支持力度大减，是一个解决国内问题的好时机，至少不让自己核心区域有“腹背受敌”的战略危险，所以一再电令共产党军队赴长江以北集中。中共也明白此时出境，一面以舆论还击，一面要求项英及时处置，可惜项动作迟缓，遭到围攻，这就是著名的“皖南事变”。也就是说，皖南事变的国际诱因，却是苏德战争的爆发。这真可谓是蝴蝶效应的一个典型例子。意外的是，从引述的资料看，国府内的“左派”如冯玉祥等，也赞同对新四军的处置。难怪冯在建国后大佬们的口碑中不佳（曾经有某位大佬在某次会议上就以“冯玉祥”来称呼另外一位大佬，且明显是贬义）。
苏德开战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动向。作为德国的邻国，正常情况应该是直接攻打苏联西伯利亚地区以响应德国，对于此，蒋也由衷希望，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而中国正好可以作刺虎的卞庄，坐收渔利。然而世事难料，日本与苏联秘密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尽管条约可以撕毁，但是日本的处境也很尴尬：攻击苏联，则一不一定能取胜，二胜了也没多少收获，好处则是可以不用过于担心英美的侧击，毕竟苏联的意识形态不被英美认同，然而蒋从日本民族性考虑，南下的攻击可能性也极大，一是英国无暇拦击，可以获得大量战略资源，二是呼应德军对英军的攻击，可以帮助封锁苏伊士运河，同时威胁中国滇缅物资通道，困难是极可能会受到美国的战争威胁，而越来越强大的美国军队，是日本大本营最大的顾忌。日本内阁与军队都认为，与美军交战，两年之内还可以，两年后则无法预计，实质就是不能支撑。北上南下各有利弊，但是如果北上，则日本纯为德军呼应，与甲午战争以来日益膨胀的日本军队的野心不相符合，世界舞台上沦为“小弟”的角色，这是狂妄的日本军队无法容忍的。基于这个认知，被蒋斥为“只慕虚名的公子哥”的近卫文庅内阁辞职，由战争派东条英机组成战争内阁，决心在美国做好充分准备之前，与美国开战，希冀能获万一之胜。听闻东条组阁，蒋也是高兴异常，因为这就说明，不管日本决心南下还是北上，反正不会集中力量攻击中国，而中国则可以平添战争盟国，胜利有望了。
阅读本书，对于蒋的战略眼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那个纷繁复杂的时代，能够做到蒋这样，也是的确难能可贵了，这也是蒋在战后收到极大的追捧的重要原因。当然，战略家有高光时刻，也有走眼的时候，尤其是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而不自知，继续让耀眼的“高光”挂在自己面前，盲人骑瞎马，蒋也遭遇到更强大的对手——毛泽东，所以也遭遇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败：败退台湾，丢失大陆。
非常好的一本书，推荐阅读。
《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读后感(五)：中日战争中的战略得失
20世纪是个残酷的世纪，爆发了两场空前激烈的世界大战（如果加上冷战则是三场），哪怕是原本强盛一时的大国，也经不起再三出错。这其中，最弱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分崩离析，退出了大国的行列；德国在二战中卷土重来，但终于和日本一同战败，虽然经济力量迅速恢复，但政治影响力却一去不复返；最顽强的俄罗斯在一战末期溃败后，居然卷土重来，成为二战的胜利者，但也还是在冷战中被挫败。至于英法，虽然名义上三次都是赢家，但也元气大伤。这样算下来，各大国中唯有美国是大赢家，而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一穷二白的弱国——中国，却三次都站队正确。
如果说一战时北洋政府的站队尚不无运气的成分，那么八年抗战则是不折不扣的艰苦卓绝。以中国当时国力之弱，竟能在内忧外患面前挺立如此之久，不仅出乎敌方预料，甚至中国人自己起初也没有想到。自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府一直向民众灌输一种看法，即抗战在三年内无论如何必定会有一个了结，然而三年期满，终点依然遥遥无期。虽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策略是“苦撑待变”，但“苦撑”也得有资源可以撑住，而“待变”也不能只是消极等待天上掉馅饼，这都意味着，只有以高明的战略善加利用国际形势，才有可能迎来最终的胜利。
因此，“八年抗战”并不像很多人下意识中以为的那样，仅仅是一对一地和日本鬼子搏斗了八年，这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大国博弈。邓野这本《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便是将当时中国的情形放到国际关系的构成演变下来观察，以此证明：在从德国入侵波兰（1939年9月）到日军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的逐渐形成，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抗战的最终结果；而作为政治领袖的蒋介石，其大局判断和战略视野，在其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这其中首要的一点，是中国虽遭受重大挫败，但国府始终拒绝日本的和谈条件。当时很多人基于国力的强弱，都判断中国难以进行长期的抗战，甚至一些始终忠于蒋介石的高官，在1938年后都曾加入所谓“和平倡议”；然而尽管日本在战争期间对华发出多达29次和谈要求，却无一成功。这固然须归结于蒋介石顽强、坚忍的意志，但部分地恐怕也是因为日方愚蠢的谈判策略所致：他们坚持要求和谈的先决条件是蒋介石本人下台。
从一开始，蒋介石就相当清楚：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争取更多有力的盟友，将中日战争国际化，所谓“置国命于世界总决算”，乃是解决困境的唯一出路。然而正如邓野所指出的，在战争爆发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理论上分属两条阵线的几个世界大国，实际上大都存在程度不等的、互为交叉的模糊关系，某种情况下，某国可能是反侵略者，某种情况下，某国又可与侵略者相互妥协，甚至合作。”对中国而言，这是极为现实的：在中日战争爆发之际，中国武器和军事援助的主要来源是德国，然而德国的立场却越来越倾向于日本，而“理论上”应该和中国站在一边的英法苏等国则无视中国利益，中美关系也若即若离。
虽然偶然也有判断失误，但蒋介石当时的整体谋略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欧洲战场开打后，日本虽然一度表态“不介入”，但最终却按捺不住，想抓住英法被德国削弱这一难得的“机遇”，在东方攫取利益，而正是这一点最终将它拖入了对美国的决战之中。珍珠港事变之后，原先的交叉模糊状态不复存在，两大对立阵营最终成形，中美英苏四大国联合反法西斯的阵线由此确立——众所周知，这是中国近代屡次挨打之后，首次被国际承认其大国地位，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席位也是由此而来。
不可否认，这期间蒋介石的战略眼光比日本政治人物要高出一筹，因为在这样不断动态变化的复杂国际局势下，谁都没法总是那么算无遗策，有时对手的出错甚至无形中更为重要。然而，日本之所以走向这样一条军事冒险的道路，却并不只是蒋介石以为的“倭人气短量窄，事尚彻底”这类民族性的笼统判断这么简单，甚或归结为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好虚名”所致，因为日本战时决议是内阁多方合力博弈的结果，远不像蒋本人在中国的权力决策中这样可以起到那么关键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很多重大决策未必是前后一贯的深谋远虑，高层内部往往有严重的意见分歧和各种势力争夺，最终的决策甚至是事前无法预料的。战后的研究表明，当时日本的高层也远非铁板一块，内部有着不同的声音，甚至在华的派遣军与东京的政策立场都不一样，首相近卫文磨也根本不曾强势到可以左右局面，反倒不得不受各种力量所牵扯。1935年日本陆军对华强硬，而外务省却试图妥协以避免国际孤立，在一个国家之内就存在两种彼此针锋相对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某一方能贯穿始终地支配全局，甚至难以料见最终会出台什么意见 。蒋介石虽号称知日，但在战略决策中，这不如说是凭己意揣摩，乍看高明，其实不过是误打误撞“猜对”了而已。当然，他不止一次判断正确就不能说是偶然了，然而他的战略判断，却未必是逻辑推论的结果，而是“一语道破”的直觉式判断。
如果追溯过往，就能看清楚，日本在当时的军事冒险，乃是一战后东亚旧有国际均势崩溃的结果。在此之前，美国所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之所以能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多年，其基本前提是列强相互制衡，当时的日本也只是列强中的一个小伙伴。但一战之后，俄国自顾不暇，英法也元气大伤，在东亚遂形成日本和美国独大的局面，而美国当时却又陷入不肯担负海外重责的孤立主义情绪之中，这就给日本造成了独霸的机会。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更进一步明确排除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并在它的诉求遭阻碍时，不惜高调退出伦敦裁军条约和国际联盟。
这种种局势发展，就不只是日本的“民族性”或某位首相的个性所能决定的了。从战时情形来看，日本外交努力的方向是确保自己能不受阻碍地行事。也就是说，在日本高层的潜意识中，“结盟”和退出国联这样的举动一样，都是确保单边主义的手段，以便最终单独解决中国问题。1940年的轴心国结盟，与其说是为了寻求德国和意大利的实质性配合，倒不如说是为了“吓阻英美干预，排除其对日本行动的牵制”。这种强烈的单边主义逻辑既与日本文化的孤立性有关，更受东亚国际局势的失衡推动，而日本近代史上的特殊经历也深深地影响了其战略思维：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一直被日本高层视为奇耻大辱，因而强硬派一致谋求不受干预地单独行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日本与德意签署轴心国条约，中国这边洞若观火，立刻看出它此举是自我孤立，犯了重大战略失策，胡适说自己三国盟约“天天期望”，王世杰称“引为大慰”，蒋介石则干脆称“求之不得”，那么日本为何却不明白？这并不是他们多么愚蠢，而是评估权衡的重点本来就不同：日本高层觉得“英美鬼畜”本来就利益不兼容，已是敌人，断绝也谈不上损失，倒是可以拉上德意助阵，使英美投鼠忌器。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日本会一头栽进战争的泥潭中：因为这种单边主义思维的盲点，便是只看到尽力排除阻力，却未能体会其余各方的利益与感受，更无法理解国际政治中同样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成正比”，正是其鲁莽暴走的一意孤行，为自己增加了敌人，最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或许也正因一味从所谓“民族性”和领导人性格意志这类神秘倾向的因素去揣测，而未深切意识到当时国际权力格局的复杂交错与日本的单边主义逻辑，蒋介石才不止一次出现重大误判，例如直到卢沟桥事变之前，他一直认为日苏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大于中日战争，甚至直至1939年都坚信日苏大战无可避免；也从未想到日本竟敢偷袭珍珠港，主动攻击美国。反过来，正如齐锡生所言，“日本人完全没有预料到蒋介石的个人因素”，可以说，日本的政治结构使他们低估了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而中国的政治传统，却让蒋介石高估了近卫首相左右政局的影响力。
有时，他的战略判断最终倒是被证明为对的，但在战术实践中却可能是灾难。例如他一直坚信将中日战争国际化才能解决问题，邓野对这一战略眼光也不吝赞词，然而，如果越出本书所论述的时段，就会发现他这个想法早就有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就对此确信不疑，正因此，才不惜发起淞沪战争，寄望于英美出于自身利益而出面调停，就算不能迫使日本停手，也能将英美拖进来；岂料日本迅速增兵，战争扩大，国军整编的德械师拼光，四个月内连首都都丢了，而英美却并未卷入进来。参与编写《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历史学者陈默说当时这些国军精锐是很难得到补充的家底，“是当时国家最重要的战略储备，却被蒋非常廉价地消耗掉了”。换言之，他如果要达到战争国际化的目的，本可以采取不那么鲁莽的赌博方式，那或许耗损更小、撑得更久。
从其对局势的判断来看，蒋介石虽然呈现出一个政治家的素养，通盘考虑，并不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待问题，然而他做出大判断时，却常常偏好主观的单一因素，且完全从中国自身着眼。这一点固然无可厚非，但却会影响他的判断，他把日军选择南进的目的看作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美国转变对日态度是因中国外交努力，但正如宋子文1940年10月呈交的报告，美国之所以默认美日战争无可避免，并非由于同情中国，而是世界其他地区情势的转变。同样地，他判断德国将侵苏，理由也仅仅是为了发挥德国陆军的优势，苏德战争的逼近是因“今日已非理智与常识所可测度”。这不仅将盘根错节的结构性因素和决策机制简化，甚至都诉诸神秘因素。当然这种唯意志论本身不失为认识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关键点之一，但研究著作过分推崇他的判断，却可能使我们看不到历史更复杂的面向。
这也是本书潜在的一个问题：虽然清晰地梳理了蒋介石当时的战略思维，但所依赖的史料却大抵有限，甚至主要依靠《蒋介石日记》这样不无主观自辩成分的史料，而对日方、美方的材料、著作可说基本上无所参见。对一部研究战时国际局势的严肃史著来说，这自然容易招致批评，不过它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作者特殊的视角与写法——他无意遵循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式，而是在把政治事件进行“复盘”。这是从王夫之《读通鉴论》等以来一直都能看到的中国史论方式：以类似“政治点评”的视角，代入历史场景中，重在点评历史人物施政高下，指点江山，最后重心则落在人物品评上，成功也便归结为政治家的“远见”。这乍看是历史研究，其实谈的是政治权谋。这样的写法，誉之者或以为干净利落，一针见血，毁之者则或觉其有亏学术规范，格格不入，甚至不知所云。说到底，这涉及到著作者的自我定位：他是一位研究史料之后得出新见的学者，还是一位复盘战局时的策士？
*已刊2020-01-04《第一财经日报》，标题改为《蒋介石的抗战战略布局，他比日本政治人物高出一筹？》，现有改动 ------------------------------------------------------------------- 勘误：
.125：孙科与冯玉祥是国民党内的左翼领袖，在蒋看来便是“携二之心”：当作“携贰”，一如“贰臣”不能作“二臣” p.235：[1941年]4月23日，蒋做如下观察：“敌寇昨日陷福州、长清，是其欲占领我各要港海口，以为其南进安全之预备，使其与英美开战时，不使我东南沿海各港口为英美潜艇与海军之补给根据地。”按，此处“长清”应为“福清”之误，长清则在山东，也不靠海，与上下文所言不符。查日军1941年4月20日进攻福清，两日攻陷，而济南则早在1937年12月27日即沦陷，其近郊的长清随后就出现抗日游击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