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父亲，为什么能教出成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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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具有“完美人格”的中国人。他多才多艺，通晓他那个时代里几乎每一种重要的文学和技艺。他情商极高，不但文艺搞得好，做官也很务实，每到一任都很能做出政绩。他的人生几经大起大落，却能够在逆境中保持乐观和从容，活得风姿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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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抢先选出一讲，和你聊一聊苏轼的家庭教育。
他的成功，离不开父亲苏洵的培养，苏轼在很年轻的时候，见解就已经超越了同时代人，脑筋还特别活络。
为什么一家两兄弟都可以那么出色，这就要归功于他们的父亲苏洵。当然，从世俗意义上来说，苏洵自己的一生，其实是充满失败的一生。
年轻时代的苏洵，人生规划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一样，以考试做官为目标。但他的性格有几分像李白：自视太高，看不起应试教育。
如果苏洵活在唐代，大概会像李白一样绕开科举考试，但宋朝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苏洵看不到读书的前途，索性扔下书本，过起了东游西荡的日子。
到了27岁那年，他终于想通了：如果不肯一辈子一事无成，就必须硬着头皮完成应试教育。但很遗憾，强扭的瓜毕竟不甜，苏洵每考一次就落榜一次。
更糟的是，宋代的考场已经很有今天高考考场的肃杀气氛了，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章程，从早晨排队开始，然后屈膝跪坐在席位上，低头答卷，旁边有监考官来回巡视。
今天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毕竟考场管理越严格，才越能保障公平，但在苏洵看来，考一次试，就等于受一次侮辱。
在科举时代，越是读书认真的人，越容易出现这种心理，因为儒家经典描绘的政治关系是君主降低姿态邀请知识分子出来做官，知识分子不能反过来去求官做。
主动求官的行为，就像适龄男女不经过媒人介绍就自由恋爱一样，会被贴上一个很难听的标签：自媒。
自媒就意味着不要脸，而宋代的科举制度比唐朝严格了很多，考生不但要自媒，还必须为了得到自媒的机会，把身段再放低一些，接受各种不够礼貌的规章制度。
考生如果仅仅把科举当成升官发财的手段，心态倒可以平和很多，不太把圣贤书的内容当真，而那些真心相信圣贤书的考生，或多或少都难免有一点精神分裂。
后来，父亲的病故也许让苏洵减轻了一些心理压力，从此不再参加科举了，安安分分地呆在家里教育孩子。
把自己活成子女的表率
很多家长到了苏洵的这个地步，都会把自己未完成的心愿强加在孩子身上，但苏洵不太一样，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而是首先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既然想开了，从此不再为了考试做官而读书了，那就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读书吧，并且，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写文章吧。
至于教育子女，今天我们知道，最好的办法并不是拿一套自己认可的，却连自己都做不到的东西灌输给子女，而是做好自己，把自己活成子女的表率。
因为最核心的学习能力不是听懂道理然后付诸实践，而仅仅是最单纯的模仿。
苏洵一方面让自己活成表率，一方面不对孩子做过高的要求。
大约在苏轼、苏辙兄弟10岁左右的时候，苏洵给他们正式取名，还为此写了一篇短文《名二子说》。今天我们读这篇短文，很能感受到这位老父亲的良苦用心。
苏轼的“轼”和苏辙的“辙”都是车字旁，本义都和车有关。
“轼”是车上的一个部件：人站在车厢上，面向前方，手扶的横杆就是“轼”。
苏洵说，车轮、辐条、车轴等等都是重要的车身部件，功能意义很强，只有轼好像什么用处都没有，但一辆车如果没有轼，也就不是一辆完整的车了。
“辙”是车辙，车跑起来都会留下车辙，车辙对于车子不起任何作用，但是，即便车翻了，马死了，车辙永远安然无恙。
看得出苏洵对苏辙比较放心，但对苏轼，有一句特殊的叮咛：“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我们能够推断出来的意思是：苏轼的性格比较外向，心直口快，就像车上的轼一样，太显眼，今后为人处世一定要注意收敛一下自己，不要太张扬。
可见苏洵对孩子的用心，是未曾进，先思退，安全第一。
难道他就不担心孩子读书不努力，以后没出息吗？
他还真的不担心，因为这两个孩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完全不需要家长督促。
恐怕很多人都不理解：小孩子怎么会有这种反人性的爱好呢？
的确，如果家长不读书，只是天天督促孩子读书，孩子很难喜欢上读书这件事，但苏洵不一样，他烧掉了从前写过的所有文章，关起家门，整天读书、思考、写作，他的妻子承担起一切家务，还卖掉了首饰来补贴家用，苏轼和苏辙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耳濡目染，渐渐长大。
读书一旦摆脱了功利性，眼界就会开阔，偏见就会弱化，理解也会更加深刻。苏家父子博览群书，既读考试要用到的经典教材，也读考试用不到的闲书，用力最深的就是历史书。
苏洵的很多见解在旁人看来也许离经叛道，但两个儿子早已经习以为常了。今天我们读“三苏”的文章，会发现他们的风格非常接近，苏轼的一些新奇观点往往能在苏洵的文章里找到呼应。
因此，我们也会自然产生一份担心，那就是苏轼和苏辙虽然对应试教育并不像苏洵那样排斥，但难免会重蹈苏洵的覆辙，任凭才学再好，也注定和科举无缘。
“三苏”进京
假如不是大环境发生了变化，情况真有可能这样发展。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四川迎来了一位新任长官，名叫张方平。
第二年，苏洵带着苏轼拜访张方平，这是改变苏家命运的一次会面。一年之后，苏洵父子三人带着张方平写给朝廷大佬的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进京赶考去了。
这是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中央政府的人事格局刚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老一辈的改革派占据了枢纽位置，其中最耀眼的人物就是我们熟悉的欧阳修。
欧阳修对“三苏”的来访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得到。
古代的文章分为骈文和散文两大类型，散文出现得早，所以也叫古文，于是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的运动被称为古文运动。
在古文运动里最突出的人物就是所谓“唐宋八大家”，这八大家里，唐朝占两位，韩愈和柳宗元，宋朝占六位，分别是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三苏”。其中真正全力以赴，向天下人号召写散文的，唐朝只有韩愈，宋朝只有欧阳修。
为什么要提倡写散文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散文比骈文务实，不需要太多形式主义的束缚，所以散文名家通常都有务实的作风。
欧阳修提倡散文，当然希望得到回应，但移风易俗的事情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看到同类就会格外激动。宋朝的散文六家里边，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王安石是欧阳修家里的常客，彼此都很熟悉，当欧阳修忽然从远方而来的“三苏”那里嗅到了同类的味道，激动得简直有些失态。
在他看来，苏洵就是当代荀子，文章天下第一，苏轼更是后生可畏，自己应当走下文坛宗主的宝座，给他让路。
欧阳修产生的同类感到底有多强呢，有一件事特别可以说明问题。在考试的时候，担任的主考官的欧阳修本想把苏轼的文章定为第一名，但因为宋代科举实行糊名制，考官在判卷的时候看不到考生的姓名，欧阳修看这篇文章的风格，太像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如果定为第一名，怕别人说闲话，权衡再三，只好让这篇文章屈居第二了。
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苏轼早几年出道，或者并没有一位欧阳修发动古文运动，又或者欧阳修在苏轼出道的时候并没有位高权重，苏轼的人生会有多大的不同呢？
至少我们可以准确地知道，如果把王安石换在欧阳修的位置，“三苏”将会永无出头之日。
文章风格的差异有很微妙的地方，这一点和宗教很像，在外人看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细小差别就能造成水火不容的派系斗争。
“唐宋八大家”虽然都是散文名家，文学主张也高度一致，但在宋朝的那六个人里，“三苏”的风格略偏华丽，王安石的风格略偏质朴，欧阳修居中。这就导致欧阳修既能欣赏“三苏”，也能欣赏王安石，王安石却很看不上“三苏”。
人生际遇就这样充满了不确定性，让“三苏”的进京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事件：
苏轼和苏辙同时金榜题名，苏洵在把两个儿子培养成明日双星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人人追捧的文章泰斗。
历来种种教育上的成功，再没有比这更惊人的。
最后，欢迎你在留言里一起讨论：如果你是家长，苏洵培养儿子的方法，有没有给你什么启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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