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们的思秋期读后感摘抄

　　《妻子们的思秋期》是一本由[日]斋藤茂男著作，活字文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34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2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妻子们的思秋期》精选点评：

　　●因为是妻子们，所以是“思秋”；而原来妻子们也会“思秋”啊。斋藤茂男尽量客观地笔触构造出一副1960-19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成长发展期的成功男性们背后的不断坠落的女性——这一长期被忽视的群体。反映出的是从明治到大正的性别观、家庭观和民族观的延续，在昭和时期被极速崛起的经济大国的照妖镜反射出道德的恶劣，教育的缺失，问题重重。这种在现在看来“落后的一塌糊涂”的观念仍然是不限于工薪中产家庭的集大成，也不限于日本。很多女性发出了“如果没有结婚，人生会丰富多彩的吧”。我们现在，真的是踩在前人的尸体上啊。女性独立，不是一个天生的命题。需要争取，需要争夺，甚至需要革命。

　　●醒醒吧！

　　●作者提出了高速发展的日本社会中很多工薪家庭由半人组合的说法：男性是朝八晚十的工作机器，只有社会性的一半，女性是全年无休的贤良主妇，只有生活性的一半。男性努力赚钱支撑家庭，给主妇留下一具空壳般死寂的夫妻关系。在女性得职业化上，中国比日本强一些，但在人的空心化上，男男女女都难逃“半人”的命运。

　　●译后记里还提到《革命之路》，反而让人联想到之前挺火的《why womem kill》。话说日本人还真是严谨，写案例也就算了，后半本絮絮叨叨地把各路吐槽也写了个遍比如“妻子难道不就是应该依附丈夫”“都银行行长夫人了还矫情个什么劲儿”之类，感觉像在看女人帮论坛。以及，看过那么多别人的故事，好也好坏也好，总之，活下去才有各种可能啊

　　●波伏娃的精准狙击被斋藤茂男以日本社会纪实再一次证实，看似是围城里的故事，其实还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各方缺位与懵懂无知。

　　●一天读完。作者关注的议题很重要。日本七八十年代经济繁荣的时代，无数女性让渡出自己的幸福和权利，支持丈夫的事业与家庭的运转，结果造成了婚姻的不幸和命运的悲楚。作者深入采访了数位女性，真实记录了她们的所思所为，让我们一窥究竟。对于今日的中国，这本书有着独特的价值，前车之鉴。

　　●通过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疲于奔命的男性职员的妻子的寂寞痛苦来窥视资本主义和人的关系，这个视角非常敏锐，也是长期追踪报道和探索中逐渐浮出水面的命题。这种敏锐和草蛇灰线逐渐显露的过程让人兴奋。作者也很有反思精神，在后记中提到了不足的两点—在后半段妻子们的逃离时刻中过度注重对于夫妻尤其是丈夫原生家庭的探讨，尤其强调丈夫和母亲的关系，其实是陷入了作者前面所反对的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分析范式，而一旦认为母亲在家庭养育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极有可能加剧基于性别分工的母职焦虑。这种屡次诉诸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解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将问题局限于家庭单位从而忽视了更大更宏观的社会性结构性力量。

　　●内容一般。分不清到底重点在写妻子还是丈夫。作者ego太大了。

　　●著名记者斋藤茂男的代表作，被认为是描写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社会问题的经典之作。2020年出版。

　　●是一种报道类型

　　《妻子们的思秋期》读后感(一)：成为独立个体和进行男女层次间的沟通

　　特地查了“思秋期”的意思：从成年人到老年人的过渡时期，命名为思秋期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妻子们的中年生活”？，那些孩子上学、职场晋升，赡养老人的问题在中年时期消失，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时，原本的夫妻问题就暴露出来了。6女主的婚姻本质问题就是缺少了男女对等的沟通，男人一味认为给了妻子经济、社会地位的保证后不应该再有任何不满，而妻子却因为和丈夫越来越多的忽视自己情绪而陷入抑郁。

　　其实我很想问，既然家庭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请个保姆啊？！然后自己参加一下插花茶艺读书会不是很好么？！

　　《妻子们的思秋期》读后感(二)：由二分之一人组成的家庭

　　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妻子是有着特殊光环的一类群体，她们不需辛苦工作却能享受着优渥的物质生活。她们在解决最基础的经济层面的生存问题后，仍面临着婚姻关系下的个体存在价值的困局：即可能被丈夫长期忽视冷落，同时又被当作工具发泄性欲；又可能缺乏职场与社交方面的成就感，被囚禁在家的牢笼自我价值一再受损；被过度保护儿子的婆婆因占有欲而产生的贬低与打压等问题。“妻子和丈夫好像坐了两个不同的升降电梯，丈夫一直向上，妻子一直向下，就这样错开了。”女人的话看似无足轻重，都是琐碎的小事儿，琐碎却如刀片将人割碎。在女性问题与职场问题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家庭结构上的问题，即人应该怎样活着，以及让人活得充满幸福感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社会问题。在传统社会男尊女卑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下，女人的生命被寄附在家庭上，男人的生命被寄附在职场上，这是家庭结构上的错位，强行把人变成二分之一的人、割裂的人。全书的立意与出发点是好的，但选择的陈述对象却不那么恰当。比如，原生家庭有问题，从而导致择偶失策的菊江、波磨子。这样的示例会使问题失焦到原生家庭问题。另外斋藤茂男在本书中，东一笔西一笔写的太散，缺乏一种全局感、整体感。

　　《妻子们的思秋期》读后感(三)：结婚的初心。

　　今天早上kindle的锁屏广告推荐了一本书《坡道上的家》，是那个很多人表示“看不下去”“气死了”的日剧的同名小说，宣传语写“她是妈妈，是妻子，是女儿，但她更想做自己。”

　　蔡康永曾经吐槽“做自己”这件事，他说，很多口口声声想要做自己的人，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妻子们的思秋期》里的好些个主妇，就在这样的迷茫与困顿中，一个一个地把自己喝进了精神病院。其实她们的男人并不轻松，比如每天驾车几百公里、每周加班40小时之类（这样总共工作时间是80小时，996的工作时间也才72小时）。于是，有人自杀了，有人猝死了……等等等等，这便是三四十年前的日本。

　　在五六十年前的美国也有过差不多的境况。社会飞速发展，工作压力巨大，延续动物时代“狩猎—采摘”，夫妻俩人合二为一，以家庭的形式存活并且养育后代，互相帮扶度过一生，似乎是一个合理并且不错的方式。就好像书里有一位妻子提到自己上女子学校时的规训：“作为妻子，要对丈夫尊重顺从；作为母亲，要传宗接代，培养出能够为国奉献的国民”，她们要喊口号“吃过午饭，身心有力，不急不慌，尽我职责”。

　　然而，明确的分工并没有带来美好的结局。它一次又一次——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如今的我们——总之就是渐渐都变成了糟糕的样子。并且糟糕存续。或者不如说，日子稍微好一点之后，因为分工带来的问题、原本就已经存在的问题，相互交织，越来越复杂和明显，而这个时候，男人是“向外”的可以寻找各种出口，而女人却往往被困住了，甚至没有一个人理解。

　　《妻子们的思秋期》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弗洛伊德的拥趸，很喜欢将一切问题归咎到童年，且不说这个理论是不是还有待商榷，至少在感情生活中，人确实容易按照某个模式兜兜转转地掉同样的坑，或者因为某些恐惧避开了一个却跌入另一个。我妈小的时候生活条件很差，她后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和他结婚还不就是看向那点房子”，这和书里好些个主妇的自白异曲同工，她也就和那些主妇们差差不多地一样，一生都在婚姻的大坑里挣扎，乐不过三秒。那我自己呢？看完书里那么多的案例，我居然不敢扪心自问。

　　我不想在这里多吐槽男人，虽然在贵我地区男人槽点颇多，有道是“东亚三国手牵手，谁先平权谁是狗”。（喂）但毕竟婚姻关系是男女共同的事情，很多人在和闺密抱怨自己的丈夫或是男友的时候会被问“为什么要在垃圾桶里找”，于是她们就松一口气，再一次自己确认“他果然就是垃圾”这样一个事实。而并不能离开。

　　也许想明白“在垃圾桶找”的原因并且从此远离垃圾桶是真正的觉醒，或者说摆脱“垃圾桶”的这种比喻方式才是真正的觉醒。但这并不容易，就好像书里对某一位想要离开丈夫的主妇的评价：如果她是主动想要离开丈夫，而不是因为有另一个男人可以依赖而离开，那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的觉醒。

　　觉醒也不一定意味着离开，之前看过一本书《危险关系》，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出轨案例，但是结局却不都是离婚。作者说，能够携手一起越过问题，其实是最好的结局。进入婚姻之前固然是需要多看多想，进入婚姻之后也不妨重新再去握一握对方的手。

　　《妻子们的思秋期》读后感(四)：我读《妻子们的思秋期》

　　谈到日本，我的认知里是由三部分拼凑起来的，现实的大部是由新闻里千台一律的安倍、轮播的抗日神剧和夸张的AV构成的；历史的大部是由课本里的遣唐使、明治维新、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和菊与刀来构成的；前面两部分基本无可言说，所幸的是这由文字构成的第三部分中的挪威的森林、失乐园、细雪、罗生门、嫌疑人X的献身、大地之子、人间失格等等，大体塑造出一个烟火气的具体的日本、日本人形象。沿着这个方向，日本文学在我的读书选择中也成了一个留意关注的领域，但即便如此，这本《妻子们的思秋期》还是极其偶然的插队到我的书桌。

　　2019年12月20日我在豆瓣参加了浙江人民出版社组织了一个“日本世相”鉴书赠阅活动，很意外的在2020年元旦的次日新年上班的第一天我就收到了赠阅《思秋期》的好消息并在再次日就收到了样书，我也就利用新年第一个周六日时间匆匆通读了一遍。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风格是阅读的第一印象，觉得与白俄罗斯的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复调书写相似，同时都把笔触从宏大的时代转向具体的个人，而历史的真相只能在细节中呈现或露出端倪。

　　《思秋期》正文分成《妻子们的思秋期》和《妻子抛弃丈夫的时刻》两部分，出场的十位女主角在成书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都已年届中年并处于上升中的中产阶级家庭一族，她们大约与我的父母年纪相当，而我虽是一个男性，但我正值中年，有着二十多年的婚龄，还是有着很强的代入感，一些问题恰恰也是我正在思考的，我是在大学追求的我的妻子，我们同级不同院，即使有着这样的感情基础也一样经历了主情节之外的婚前婚后的各种狼狈，包括对双方原生家庭的理解观照，“仓廪实而知礼节”，大概率讲，曾经的物质紧缺结束后，金钱带来的幸福存在着边际效应，两个人婚姻中的工作和生活该怎样去经营才能维持一个动态的和谐状态，是我中年后，尤其在我们两个相爱的人发生冲突后经常去静思的，为了准备一些相关知识，还专门涉猎了相关的作品，通俗的如武志红，还有非暴力沟通、冷暴力乃至一些国外大学的心理学课本，这些业余的训练当然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我还是慢慢经常放弃曾经固守的以自己为中心看待问题的坐标系，或者说具备了一些共情能力。我自感幸运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读到这本如果不是以这样一种惊喜的方式就或许不会排上在读队列的书，让我有机会从女性的实证的一面来认识这个问题。

　　书不厚，但如果不是有了一个优秀的译者，大概也会是明珠暗投的结局，而出版社确实也给这样一本可以为当下社会中的家庭问题带来可参照的坐标系的书找打了一个合适的译者，我没有日文基础，不知道原文中的表述是什么，总之正能量、巨婴等词语都出现的非常贴切，以至于意识到这是一本译著时都有些惊讶，当然了，还用一个原因读到最后的《译后记》发现译者的很多观点乃至引文都与自己很一致，或许少了些客观而难免多了些爱屋及乌的成分。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也许是因为中国人的原因，对作者立意叩问“何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初衷有些不理解，抛开意识形态，爱恨情仇是人类社会的主情节，这也是我作为一个中国男性可以无障碍理解一本主题是讲述日本中年女性的前提，非要靠上意识形态，这也算是种瓜得豆了。其次对日本那个时代妻子的悲秋，作者把这个原因归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即“她们是银行职员、工程建设者、跨国公司高管的太太，但有共同的身份—既是家庭主妇，也是日本经济腾飞的幕后︐牺牲者︐”不能认同，尤其是放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大而化之的归因不够严谨，好在这些都没有丝毫损害作者对每个具体人物充满关爱的细致观察和记录，即使是有些以反派出现的丈夫作者也没有因为自己先期持有的立场而稍显逊色，这倒是与我们经常看到的以论带史很是不同。

　　还要补充的是，这虽然是一本出版于1982年上个世纪的书，关照我们的当下，真的有着神奇的同步感，这一点或许就如高璐璐在《译后记》所说的“更有趣的是，斋藤先生记录的是日本经济高速腾飞的时代。那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而我们当下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时代”，而更同步是，伊藤诗织的《黑箱》和MeToo。

　　最后，我想把书中高璐璐在《译后记》引用过的心理专家X先生的一个话抄录出来，结束我的这篇画蛇添足：

　　“这种强大，不只是物质保障，更重要的是，学会不把幸福和快乐全部寄托在别人身上。如书中X先生最后的分析，婚姻的前提是，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在一起是为了更好。如果我们没有认真想清楚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能很难找到让自己幸福的那个人。”

　　二〇二〇年一月五日

　　《妻子们的思秋期》读后感(五)：在东亚，那些父权幽灵下的绝望主妇们

　　“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满足？”这或许是很多男性面对汹涌的女性主义思潮内心想要喊出来的话，读了这本《妻子们的思秋期》，我想他们会找到答案。

　　韩国小说（包括同名电影）《82年出生的金智英》也许是有史以来男女评价分歧最大的一部作品，这部因为精准呈现了东亚地区根深蒂固、习焉不察的男尊女卑现象而激发了女性观众深刻共情的作品，在不少男性观众看来，却是无聊矫情、小题大做，刻意挑起两性矛盾。这或许是因为既得利益者们永远不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里，女性能够以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格存在并且可以获得尊重，究竟有多难。

　　《妻子们的思秋期》最开始在报纸上连载，获得了极大的反响。十几年后，作者斋藤茂男再次采访当年的主妇们，发现“新的思秋期”再次来临：虽然妻子们走出了家庭，走向了社会，但“女人应该怎样”的桎梏始终挥之不去；加之日本泡沫经济粉碎，经济寒冬所造成的失业潮最先波及女性职员，大学毕业生也面临着无法就业的窘境。这一切正如鲁迅所预言的娜拉出走后的命运：“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

　　“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满足？”这或许是很多男性面对汹涌的女性主义思潮内心想要喊出来的话，读了这本《妻子们的思秋期》，我想他们会找到答案。

斋藤茂男（1928- 1999），日本著名记者。东京出生，毕业于庆应大学经济学部。1952年进入共同通信社，历任社会部记者、次长、编委，1988年退休。1958年获第一届日本记者会议（JCJ）奖。1974年因系列报道"啊，繁荣"再次获JCJ奖。1983年，因长年的新闻报道活动和作为新闻记者的高声望，获得日本记者俱乐部奖。1984年"日本的幸福"系列获日本新闻协会奖。1993年岩波书店出版其12卷著作集。斋藤1958年因“菅生事件”的报道一举成名。他终身关心弱势群体，敢于暴露社会黑暗面。斋藤认为，“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现实，光用所谓冷静客观的观察是无法准确捕捉的。记者必须越境进入弱者的状况中，只有彻底站在弱者的立场和视角上来观察世界，我们才能接近情况的本质。必须自觉'中立、公正、客观'等常识的虚构性。”有人曾用“生涯一记者”来形容斋藤茂男，认为他是全日本最符合新闻记者形象的人，甚至在晚年，面对犹豫是否要告知癌症实情的医生，斋藤说：“新闻记者需要知道真实情况”，让医生告知实情，像新闻采访一样用本子一一记录下自己的病况、还能做多少工作、延缓病情的措施有哪些选项等。这是他失去意识倒下的五天之前的事。他作为业界榜样至今依然受到许多年轻记者的仰慕和怀念。

斋藤茂男年谱

1928年 3月16日，出生于东京。1952年 庆应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进入共同通信社工作。1956年 28岁，与中村洋子结婚。1957年 因菅生事件报道（找到犯罪嫌疑人），次年获第一届日本记者会议（JCJ）奖。1958年 报道德岛家电店店主被害事件。撰写系列报道《现代灰姑娘物语》。1959年 系列报道《追踪松川事件》。1963年 出席第一届亚非记者会议，调动至大阪分社工作。1966年 回到东京本部，任编辑局社会部勤务。1974年 系列报道《啊！繁荣》（单行本以《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为名刊行）再获JCJ奖。1975年 系列报道《教育是什么？》（76年单行本刊行）。1976年 《神圣家族——哦，幸福生活！》刊行。1978年 系列报道《父亲，母亲！》（79年单行本刊行）、《恨不似鸟生双翼，一飞冲天际》刊行。1980年 系列报道《来自死角的报告》（83年刊行）。1981年 《什么是企业？K学堂24人追踪》 《事实锻炼了我》刊行。1982年 系列报道《日本的幸福》（单行本以《妻子们的思秋期》为名刊行），《燃烧未尽的晚景》（1984年刊行）1983年 《破局》刊行，获日本记者俱乐部奖。系列报道《为了生命闪耀之日》（85年刊行）1984年 《日本人与性》刊行，获日本新闻协会奖。1987年 59岁，从共同通信社退休，任编辑委员会顾问（至1988年）。1988年 系列报道《通往世纪末》1989年 “花婿学校”创校，任副校长。《斋藤茂男取材笔记》刊行。1990年 《花婿学校 成为好男人的十篇必读》（共著）刊行。1991年 《饱食穷民》刊行。1992年《采访新闻记者》刊行。1993年《杀子》（编著）刊行，《纪实系列 日本世相》全12卷刊行。1994年 《孩子们的战争》刊行。1996年 《现代世相 孩子们的人间》（编著）刊行。1998年 “赤坂夜校”开讲。1999年 5月28日去世，享年71岁。

　　以下内容摘自斋藤茂男所著《妻子们的思秋期》：

丧失生存意义的构造

　　《妻子们的思秋期》完成于一九八二年的春夏。当时我在共同通信社做记者，文章以报道形式连载在报纸上。

　　连载在报纸登出后，引起了剧烈反响，远远超出我的预期。有相似经历的“妻子们”不仅仅存在于大都市，也遍布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她们都寄来了读后感，甚至还有读者特意从老家赶来东京见我。思秋期情绪在多地同时全面爆发带来的冲击，也让当时的我不得不再次审视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本书里多次提及，“妻子们”的苦闷之声有来自家庭深层的原因。当时，大多数家庭主妇身处相对闭塞的生活状态，借此契机，她们将心底对丈夫的愤恨与不满喷吐而出，似乎也可以说是必然结果。“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的性别规范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分工制度才是真正的“震源”。

　　六十年代的经济快速成长政策提出之前，一九五五年起，各个住宅小区里已开始准备大量“蜂巢”式的小户型公寓，供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小家庭专用。原属于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被解放出来，不论男女都被安置在这个容器里，按性别分工制度变成了“白领丈夫和专业主妇”，家庭固定模式由此组成，企业生产活动的基础设施也由此完成。

　　女性承担了育儿和家务的重任，每日进行着无穷无尽的重复劳动，这些却不能作为有社会生产价值的活动而得到肯定，男人们却由此获益，毫无后顾之忧地专心投入工作。分工制度高效运转，这才有了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虽然成果令人惊叹，但这背后最大的负面遗产，就是妻子们生存意义的丧失，思秋期的愤怒情绪积压在她们心底，和企业的净资产同步增加，不断膨胀。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台词

　　本书刊登的几篇读者来稿，表达各有不同，但都诉说了一样的情绪。只是这些女性对男女性别分工的固有意识，以及这背后社会、文化给她们输出的社会性别（Gender）规范意识，诸如“男人应该怎样”、“女人应该怎样”等等，是否真的有所认知，我还无法确定。

　　思秋期的情绪与社会构造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些情绪后来何去何从？“妻子们”是否逃离了魔咒，或者克服了心魔？当时的“妻子们”和现在的“妻子们”，在意识层面和生活方式上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寻找新的酒精

　　E女士给本书的《读者来函》栏目寄过信，后来也被刊登了出来。

　　她从七十年代就一直对教育和环境问题很关心，并积极参加了各种市民活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很多女性对核发电厂的安全问题以及食品污染高度关注，组织了各种活动，E女士也被选为活动讲师，参与了各种市民集会和女性集会。当时，借着这股风潮，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接连掀起了被称为“多贺子旋风”的女性参政热潮。

土井多贺子（1928－2014.9），日本著名政治家，日本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她是日本首位女党魁、首位女众议院议长。同时，土井又是日本著名的宪法学家，多年来她一直坚持“护宪”并主张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日友好事业的开拓者之一。2014年9月20日，土井多贺子因肺炎在兵库县内医院去世，享年85岁。

　　“最近吗？最近过得很清爽呢，不怎么被呼来唤去了。前几天，和年轻的妈妈们聊天，她们说最近的补习班还提供便当，这样的话，主妇们还需要做什么呢？而且，你问她们‘难道不担心便当的质量吗？’基本上没有太大反应。当然有一部分人因为旧习惯，比较执着吃糙米和自然食材，也发起了一些相关运动，但大多数人的观点是‘担心这么多，什么都不用吃了’。”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经历了从扩大到破灭的过程，女人们目睹着企业社会的狂飙猛进和政府部门的腐败加剧的同时，依然一根筋地推进市民活动。但清楚看到盘踞着政治权力宝座的男性社会构架之丑陋后，她们不可能再对此信任，也感到了深深的空虚。很多人还明显感觉到自己体内，心灰意冷的阴影不断扩大。我一边听E女士说，一边想象着这幅场景，真实得可怕。

　　“大家好像不怎么思考这些事情了，还是说感情越来越麻木……”

　　E女士已经结束了自己的思秋期，但她觉得，又有新的桎梏将妻子们困住。聊了之后不久，E女士寄来了信件。

“很久没有和您通电话了，非常感谢您。那个时期，我和丈夫的生活，就像涸竭的枯山水，我真的很渴望‘交流’。 《妻子们的思秋期》出版十年了，十年前我甚至还烦恼，自己是不是和妓女一样——即便是现在，我也不过‘和丈夫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人变得有精神多了。 我有一个朋友，整天梦想着能和她的狗单独生活在一起，结果狗比丈夫死得还早，她很伤心，感慨着‘我这还是要孤独终老呀……’后来，她丈夫去世了，连葬礼也没办，受了邻居不少白眼，女儿因此受不了，割腕自杀，还好被抢救过来。没办法，只好搬去了很远的一个小地方。还有个朋友，刚生完孩子的时候，被丈夫怀疑说‘这不是我的孩子吧’，为了要面子，还把居酒屋的妈妈桑带回家，把我朋友折磨坏了。后来，她的丈夫得癌去世了，去世前还从医院跑出来，去见了一直交好的妈妈桑。我朋友知道后，眼泪都哭干了。回想起这些事情，我才发现，其实不论是我，还是我身边被称为妻子们的女性，都放弃了搭建与丈夫沟通的桥梁，不论她们的丈夫已经离世还是健在，就这样过了十年。想过河的时候才知道水有多深—— 前段时间，我假装被骗潜入了‘催眠商法’的会场。 销售的口才无须赘言，但更引人注目的是主妇们配合的热情，和她们的小团体沉迷于各种旅行和唱K一样，也许这是她们现在找寻的新‘酒精’。 不，我觉得，她们不找到誓不罢休…… 昨晚，我又认真重读了一遍《妻子们的思秋期》。 下次再聊。请多保重身体。”日剧《最完美的离婚》台词

现代思秋期的构图

　　F医生是精神科医师，负责治疗女性的酒精依赖症，现在，她也每天接触深陷依赖症的病例。

　　“（病人们的）数量和那个时候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

　　这话该怎么理解？F医生引用了一个病例，向我们解说了“女人们的精神状况”，其实思秋期情绪无非换了个形式，女性依然被“女人的身份”束缚着，她们进入了“新的思秋期”。大意如下。

　　F医生说，《妻子们的思秋期》里描述的酒精依赖症，是因为那一代女性一面在内心想要独立，活出自己，但另一面，这种理想的身份认同得不到实现，被母亲、妻子的角色所束缚，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有人表现为酒精依赖症，有人虽然没有沉迷酒精，但试图通过与孩子的亲密接触得到心灵治愈。如果是儿子的话，就很容易成为“妈宝男” ，甚至有可能引起家庭暴力和拒绝上学。女儿的话，则容易形成过度亲密的母女组合。

　　“时光流逝，过去那么久了，如今看来更需要关注的是，一些女性看似活得独立，正能量满满，绝不会依赖什么，但另一方面，却继续忍受着丈夫的暴力，被折磨，又无法丢下家人不照顾，扮演着‘用情至深的女性’角色，这种人不在少数。她们将生存意义寄托在被对方需要，比如明明已经受到非人的暴力，向家庭裁判所提出离婚调停，但还是难舍难分，最后回心转意。现代思秋期的特征已经出现在她们的女儿世代，在当下这一代年轻女性的心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嗜癖现象’。”

　　嗜癖——对应的英文单词是“addiction”，日常生活里不常用的一个表达，但描述女性问题时却很常见。根据专家下的定义，这个词原本表示着迷、恶习、嗑药等意思，但也能用在“深陷某个习惯，把达成这个习惯作为生存目的”的状态。这种状态有很多表现，沉湎于大麻和酒精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传统形式，“食物上瘾”通常表现为暴饮暴食、失去对进食的控制，还有一边偷东西或读书、一边吃饭，也是一种症状。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逃亡后，宫廷里留下了她的大量衣服、鞋、墨镜等物件，极度奢侈的生活引起轩然大波，这属于购物癖。而爱情癖则是人际关系层面的嗜癖，比如必须和别人保持爱情关系，才不会觉得不安。

伊梅尔达·马科斯，1929年7月2日生于马尼拉，1953年参加菲律宾全国选美比赛，同年，经过11天热恋与时任自由党议员的费迪南德·马科斯闪电结婚，生活奢侈和收藏大量鞋子而闻名。马科斯家族曾被指控非法敛财。作为菲律宾前第一夫人的伊梅尔达·马科斯，人称菲律宾“铁蝴蝶”，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世界级名女人。

　　F医生有一位患者，二十六岁的G女士。她曾在某个组织举办的选美大赛中拿过冠军，之后就以减肥为名拒绝吃饭。后来，她和很多厌食症患者一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猛吃一顿，吃完又吐，变成了过度进食呕吐症，直到现在症状也没有消除。有一天，她母亲陪她一起来了医院。

　　“我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打扮得很完美，洗澡要花一小时，然后化妆、换衣服，差不多需要四个小时。就连去医院也要穿得很精致……”

　　曾是选美冠军的她，后来结了婚。婚后生活说起来也很怪异，她和丈夫的新房，盖在了公婆住的豪宅一角，但真正住在那儿的只有她丈夫一个人，她自己还是像以前一样，住在父母家，只有睡觉的时候才回丈夫身边。

　　“问她为什么……她说，在丈夫那里不自在，总感觉不是自己的地方，很孤独，必须和妈妈在一起……母女俩也一起商量着隐瞒‘厌食症’，死都不说，所以结婚一年多了，丈夫还对此一无所知。”

“女人应该怎样”的桎梏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症状呢？医生说，除了当上选美冠军带来的压力，想要变得更苗条更美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女孩子在升入中学之前，会被父母和周围的人不断灌输学习能力越强越好的观念，因为只有入学考试才没有男女的性别之差。但是到了中学高年级，又会被灌输不太一样的说法，什么只会学习的女孩子不受男生欢迎，大家喜欢有女性魅力的女生，这和之前灌输的能力越高越好的说法矛盾。而那个时候，母亲是什么样的女性，会对女儿能否跨越这一关有着很大影响。”

　　G女士的母亲以前是高中老师，女儿出生后没多久就辞职了，在家里帮着丈夫打理事业，之后展现出她高超的经营管理能力，成了背后的“社长”。

　　“她丈夫有酒精依赖症，她一边悉心照顾丈夫，一边为女儿操心，一直鼓励女儿‘一定要考上好大学’，也四处奔波找了不少关系。女儿也像注定好的，考上了好高中、好大学，只是在生活上完全依赖母亲，没有自理能力。虽然能力比不上母亲，但她心里其实并不希望成为母亲那样的固执、能量无限的女性——从女人的角度来看，母亲并不幸福，我不要成为她那样的女人。如果女孩子不认同母亲，就会在身份认同的形成上产生阻力。”

　　“这位母亲的情况也是，一方面有独立的想法，认为‘女人必须要有事业，能独立生存’，但另一方面，虽然对丈夫已经绝望，但心里还是想‘女人就该有女人样子，还是被丈夫捧在手心里最幸福了’，这两种互相矛盾的信息不断传递出去，也在女儿心里产生了混乱。这位母亲是很典型的例子，把身份认同危机遗传给了下一代。”

日剧《问题餐厅》台词

　　曾经在《妻子们的思秋期》里出现的多位女性，用酒精依赖症的形式，表现出自己内心的各种纠结，而现在的妻子们换了个间接的方式，把自己的纠结传递给了下一代，女儿或儿子——医生从临床经验中解读出了妻子们这样的内心写照。

　　“在思秋期浮出水面之前，作为工作狂人的企业战士和满足于照顾丈夫的妻子这样的组合支撑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但进入八十年代后这一模式开始崩溃，女性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元气满满地想要活出自己，但在我看来，即使是这些散发能量的女性，她们内心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

　　进一步窥探她们的内心会发现，这些女性还是想通过相夫教子依附于对方，始终没有摆脱想要“活得像个女人”的脚镣。

　　“社会性别”（Gender）这个词，不是说生物上的雌雄区别，而是指社会、文化层面形成的性别意识，规范我们“女人应该怎样”、“男人应该怎样”。F医生说的“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就是用社会性别这个标准来衡量，虽然这个概念在日本还没有那么普及。女人们深陷自身内外的矛盾与纠葛，所以思秋期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个形式，甚至隐藏得更深了。

电影《婚姻故事》台词

因暴力而动摇的家

　　父亲有酒精依赖症，有时候甚至有家暴，母亲想离开却没能离开。一边抵抗，一边又通过照顾对方获得依赖，这样的妻子很多，她们想和家暴丈夫分手，却总做不到。用暴力来交流也是人际关系嗜癖的一种表现。

　　一九九二年，“DV（Domestic Violence，家庭暴力）调查研究会”，有一项针对女性的调查，其结果可以看出不少问题。参与问卷调查的平均年龄是43.5岁，刚好是那一代曾经历思秋期的女性。学历在短期大学以上的有61.8%，职业女性（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员工）有69.7%，她们中或多或少遭受过家暴的竟然有78%，施暴者有公司白领、医生、大学教授、中小学老师，这和收入、学历，以及社会地位并无直接关联。

　　家暴的具体内容一栏，有人写着“突然把我从楼梯上推下来”、“把我的头按到水里，差点让我窒息”、“把我的脸按到热水炉旁边”等等，所用的武器不仅仅是拳头，还会用球拍、木刀、皮带、衣撑子，还有打、踢、扯头发、用烟头烫等各种残忍方式。甚至有一位女性勾选家暴具体形式时，十个里选了八个，还补充了一条：“零下五度的寒冬，让我赤裸裸站在院子里，从头泼了一盆冷水下来，我彻底心寒了”。而因为家暴受伤、骨折的人有66.8%。

日剧《直美与加奈子》台词

　　一直以来隐藏在“家庭”、“夫妻”黑匣子里的事实，终于通过女性之手大白。这十年来大家呼吁人权救济，也足以说明女性力量的改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从数据看出，还有很多女性忍受着家暴，和施暴的丈夫捆绑成“共同依存的关系”，想离开却无法放手，被深深囚禁。难以看懂的夫妻关系，也正说明了性别意识有多么顽固。当然，当下社会依然是男性主导的社会，施加残忍的暴力、压制女性的恶态百出，却还对此毫无感觉的男性，依然存在。

远去的女人们

　　如此看来，当我在想如何写这十多年的总结时，不得不坦白承认，“妻子们的革命”，并没有取得彻底成功。

　　年轻妈妈们开始追求新的嗜好，热衷于早期英才教育，试图在孩子身上施加附带价值，每天在家研究各类育儿书，甚至被称为“育儿宅”，把抚养孩子当作是自己的目标，没有实现就会深陷焦虑，甚至还对年幼的孩子大打出手——这样的情景令我感慨万千。

　　经济高度成长时期以来，男人们创造出一套资本竞争原理，即通过能力高下来给人排序，这一优胜劣汰的组织架构已深深根植社会。女性也被这套原理紧紧束缚，努力想把孩子培养成传统男权社会里的优胜者，并为此不懈努力。每当看到这一架构被持续再生产的现状，我都忍不住产生这样的感想。

日剧《东京女子图鉴》台词

　　然而，很多女性还是在这十年间成长了很多。现代化的社会构造有个大前提，就是性别分工制度，这个构造本身起着维系性别差异的作用。但引人注目的是，在全球化浪潮之下，所有领域都出现了试图改变这个基本构造的风潮，女人们的质疑不仅跟上了时代步伐，也开始撼动男人们的思维。

　　那一代曾处于思秋期的女人们，体会了“进入社会的滋味”，也感受到了在人际关系中让自己成长的快乐。越来越多的女性解放自己，通过自身的改变，从男权社会里得到解放，用各种方式燃烧自己的热情。

　　当然，这条路并不平坦。

　　有一位在计算机行业工作的女性说：“均等法制定的时候，女人们就批评说‘这种法律不是漏洞百出吗？’毕竟经历了经济泡沫之后，行业不景气的情况还历历在目。当时我公司里的派遣女员工全部被裁了，本科毕业的女性也难自保，最后连‘烤串店的职位都哄抢一通’。听起来是自嘲，但很是心酸呀。”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台词

　　岸本教授认为，日本政府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当下还有财政盈余，但未来几年极有可能发生逆转，不单单是陷入增长停滞，甚至会出现比美国更为严重的情况。

　　“以前，只要忠诚于日本管理模式的原则，就能获得相应的幸福，但二十一世纪之后，这一套可能行不通了。”听起来有些可怕，到时候女性要如何生存呢？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天真了。

　　要承受住残酷的生存条件，在不安的世界存活，就要面对比现在更巨大的身心压力。虽然已经出现了女性的过劳死案件，但大家都把这个现象归结于个人的身体和精神问题，并没有当作社会问题来看待，连政府和工会也没有积极面对这个课题。过劳死、神经衰弱、离婚、家庭矛盾，全被看成是自己的责任，甚至连缩短工作时间这一举措都被弱化，只说是为了避免国际经济摩擦。

　　正如岸本教授预言，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寒冬时代即将到来。尽管“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政党和工会都习惯性对此不关心也毫无感觉，也不可能期待其成为“为吃亏者代言”的政治势力。在理念模糊的背景下，联合政权的执政基础反反复复出现变动，缺少能够为少数群体争取权利的政治力量。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女性要如何改变社会，将是今后最为重要的课题。

　　被思秋期困扰的女人们的身影，渐渐从我的视线里走远，最终，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