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人物论》读后感100字
《宫崎市定人物论》是一本由[日] 宫崎市定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本来以为是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这类品评文字，不想却是林汉达故事集 这类套路。
●3+ 以小见大吧，只是宫崎市定的弟子砺波护对老师人物论述中的一些精选，视角很好，贾似道、晋阳李氏、蓝鼎元、张溥几节可见功力，就是内容太精炼更像一本兴趣索引指南。
●许多人物介绍极为简短，字数比历史教材多一点点，原文如此还是被删减？不值一看。宋江、贾似道、张溥、石涛几人的篇章倒好。
●前面的是简介
●无法读完，因为写的非常杂乱
●这本书不是简单的传记合集，每一篇文章都是在进行一种“立体”式的观察，很多论述都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前人的扁平化理解。作者是善于并喜欢观察复杂人性的学者，字里行间表现出对历史人物的同情与理解，这样的写作方法与态度，也拉近了读者与传主的距离。
●這本書不好，刪減太多，要命的是刪減部分影響了作者表達的意思。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本书，我会说：这是一本用解谜的方式描绘中国历史人物的作品。
解谜单个的历史人物，对于宫崎市定这样拥有宏大体系和深厚学术背景的历史学家来说，似乎是杀鸡用牛刀，但是这恰恰强化了这本书的戏剧性，并且解谜的过程也不轻松。因为解谜一方面就是求真，这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所在。当代人解谜或还原历史人物，需要用自己的判断力，更需要洞察隐匿在史料之间被忽视、被误解的部分，因为史料本身不一定都是真相的反映，不同史料之间也往往存在矛盾。选择哪个人物，选择哪一方面展开解谜，选择哪些史料作为线索，这一系列作者的选择，决定读者看到的文本（解谜过程）和谜底。
宫崎市定恰好有写推理小说一般梳理线索的能力和想象力，书中“宋江：历史与小说中的罗生门”这篇就是例证。另一方面，解谜也是作者给读者呈现的一种游戏，一种技术的展示，要充满趣味性。宫崎市定向来有意识地让自己的著作兼具这两方面特点的，这也正是它们如此“好读”的原因。
比如关于康熙帝，宫崎市定没有选择那些被一再评说的轰动性事件，而是从一张刊登在当时西方书籍上的康熙帝的肖像画入手，让我们从面相这一最直观的“人物印象”开始认识康熙帝，接着又把重点放在康熙“早婚早育”和“养儿不教”的家庭生活，让读者看到了新鲜的一面，而这些看似不重要的“私生活”又跟大历史、大事件（比如立储）息息相关。
提到课本上学过的《五人墓碑记》的作者，你可能一时想不起“张溥”这个名字，但是如果读完本书中关于张溥的这篇“遥控朝政的乡绅”，你一定会对这个名字和明代的“党社”政治有全新的认知。
《宫崎市定人物论》读后感(二)：如果没有人就没有历史
前面看了老爷子的《中国史》，然后看了这本书。
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历史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是环境决定了这个人对历史的把握，环境包括成长环境和时代环境。
本书分为4个主要部分，从高到低，对历史的影响不尽相同。
历史是后人写的历史，是带有后人对这个人物的评价，但从长远的 历史时期来看，评价会越来越客观。这主要体现在隋炀帝和康熙帝。隋炀帝虽然得到了“炀”的称谓，但他的历史功绩也越来越被后人所知道，人们对他的看法也越来越客观。康熙帝也是，康熙帝的成就与历史环境的关系很大，他取得的成就与当时的满族整体向上的趋势相关。
李斯是秦朝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的统治问题前面已有阐述，这是后面为何法家在中国没有形成王朝有关，中国总体环境还未达到完全向需要法律来治理的程度，仓廪实，而知理解，这在古代的历史上向来是这样。
晋阳李氏倒是第一次听到，五代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时代，基本看到这个阶段就跳过了，但是以李氏这个家族，得使稍微清晰点了。
对宋江的探讨，探讨了ABC三位宋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水浒传》里面的宋江就是虚拟出来的故事，但我相信作者对这个宋江也有清晰的认识，来源生活而又高出生活。所以作品能够广为流传。
四大名著——基本 都是以史实为基础，这是为什么经久不衰的一个原因。
思想学和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思想学来源于对历史的认识-春秋，艺术来源于文化的繁荣-石涛。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从本书看出老爷子在历史研究的透彻，作者看过大量的文献，并从中找到之间的丝毫联系，作者的研究功底深厚，值得学习。对历史人物有清晰地认知。历史学不是独立的，是相互联系的，只有看到了之间的联系，才能更清楚了认识我们 未来向什么地方发展。
一如既往的思维导图
《宫崎市定人物论》读后感(三)：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历史
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般我们爱用自家人的眼光去看，什么意思呢，就是看上去很熟悉，比如某件物品，某个人，他们的过去发生什么事，你都了解的很清楚，“认为谁都没有比我更知道真相”，而事实在某些事情的认知上，你或许不全了解，或者是评价上更倾向于自己的固有观点：我家或是一群体中的某个人我喜欢，我就对他有好的评价，而对于我不喜欢的，则自动忽略他的优点，放大他的缺点。历史上的某件事，某个人，会在后人记录的笔上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再经过岁月的传播，很难说，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一些人或事，就是我平时知道的那些，在看完了日本作家宫崎市定的《中国历史人物论》，从局外人的眼光看自己家的历史，多了一个观察的角度，也许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本国历史。
本书分为四编，第一编是大帝与名君，第二编是乱世宰相，第三编是资本家与地方官，第三编是儒家与文人。在大帝与名君的章节里共讲述了五个帝王。第一个帝王讲的就是极具争议的秦始皇，因为历史上的焚书坑儒事件，便自动将其与暴君联系在一块。事实上呢？在书里是这么写的“在身为秦王的二十余年间，始皇帝消灭了与之对立的六国，统一了天下。这一事业是惊人的，不过当时的社会形势正好在经历一场大转换 ……因此，在受够了战争的人民中不断高涨的厌战情绪，压过了对战争胜负的执念，人们想要尽早获得和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这一段就说明秦始皇的功绩是统一了六国，中国大统一，不仅是地域上的统一，他还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所谓书同文，车同轨，这在历史上是具有非常伟大的进步意义的事件。书里还讲述了他将全国划为三十六个郡，每个郡下设置若干个县，郡设置郡守，县设县令，县令直接管理人民，而郡守监督县令。这一项政治新制度和以往不同，它的出台，加强了中央集权，地方政权一层层的对上负责，直到君王，使得君王的权力高度集中。便于对国家的管理。从前面所载可以看出，历史上的秦始皇应当是有历史功绩的千古一帝，虽然他确因他的“事业”滥杀无辜，但后来记史者，也许为了彪炳当朝事迹，而将有些不好的事按在始皇身上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有点道理的。
另外四位帝王汉武帝、隋炀帝、康熙帝、雍正帝、作者都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述。其中康熙帝这一章说他养儿不教，导致在传位于子时，一波三折，落下话柄。清朝是离现在最近的一个朝代，按常理来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应该更清晰一些，但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有些刻意被拔高了，有些负面的东西，在近二三十年来被人悄然抹去，我也不懂是为什么，大概我们离得太近，反而看不清楚了，其内有什么“故事”不得而知。外人想要了解我国历史，必会去考证史据资料什么的。所以，作者呈现给我们的内容相当来说还是较为客观合理的。
剩下的三编，不管是人和事都跟我看过的历史有些不一样，对人和事比较细致地描述，让我长了不少见识，并对如五代中的冯道，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认识了原来不熟的历史人物，如石涛，张溥等人物。对于那位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朱子也有了客观的看法。另外书中所提到的贾似道其实是个蛮有能力的人，和我所知的奸臣形象有很大出入，这一点要考据别的史料，再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不然，便会对目前所知的历史全部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如此，永远看不清楚历史的真相。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就要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来判定了。不可人云亦云，对于本书也是如此。
《宫崎市定人物论》读后感(四)：简笔浓墨，各有千秋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以内藤湖南、桑原鹫藏为代表的京都学派蓬勃兴起。其后，宫崎市定接过两位恩师的旗帜，成为第二代京都学派的领袖。宫崎市定长期致力于面向日本大众的中国史普及，文风平易亲人，受司马迁的影响，常有“知人论世”之挥发。此部《宫崎市定人物论》，由宫崎市定的门生、当代京都学派历史学家砺波护编选，虽非先生本人亲定，亦能展现宫崎精湛的治学方法。
全书分四编：大帝与名君、乱世宰相、资本家与地方官、儒家与文人。涵盖中国社会秩序的中、上层。或者说，讨论对象主要是能让统治机制发挥作用的那些人。十五篇文章，十五个人物，各有千秋，独领风骚。从本书附录的“原始出处”来看，所选文章出自《世界传记大事典》、《月刊百科》、《东洋时论》、《东洋史研究》、《东方学》、《人文科学》、《鹿洲学案》、《书道全集》、《文人画粹编》。因此，我们首先要明了一点，本书的文章水平有点参差不齐，比如几位大帝、李斯、孔子等显得简略，主要因为辞典、百科等体裁决定了文章的概要性质。
比如，《雍正帝》只有2000字左右，归纳雍正的成就，突出雍正的勤政。然而或觉意犹未尽。其实宫崎对雍正很有研究，他有部十余万字的专著，也叫《雍正帝》。该作品从方方面面强调雍正的才品，诠释引起争议的各种疑点，细节纷纭，剖析到位，就雍正想以儒家的“文化建构论”代替“华夷之防”的观点，很有洞见。小文如简笔似素描，深度与专著无法相提并论，这是由体裁与受众所决定的。《人物论》可比一把钥匙，有兴趣者不妨更深入。
《人物论》也不乏深度解读。宫崎市定写贾似道与张溥，都是一两万字的长文，浓墨重彩，层层推进，完整且深刻。写贾似道，不独写个人遭际和政坛浮沉，突出他身为“南宋末年的宰相”身份，也就是说，以这个特殊人物展示南宋的政局风云。以贾似道的人事行政调动切入文官制度，以贾似道经手的“会子法”讨论财政政策，并大力描绘南宋与蒙军的对峙与落败，达到了“知人论世”的目的。写张溥，定义为“遥控朝政的乡绅”。开篇即以“所谓乡绅”论述这一社会阶层在中国历史，尤其在晚明时期所发挥的政治能量。东林党与门荫，复社与民间舆论，厂卫与官绅士大夫，放置在商品经济萌发的环境里，放置在一个“绝望的时代”里，这种“遥控”，有赖于一张密密编织的人际网络。这种“遥控”，也表明了这张网络的脆弱和不可靠，但凡缺失了几个环节，后续就难以维持。
考据学是京都学派的学问根底。《人物论》里那篇讲宋江的，很能体现京都学派史学特色。此文定名为“历史与小说中的罗生门”。“罗生门”之意，大略都熟悉，不外乎说明叙事者视角多变引起的模棱情境。宫崎市定考证《皇史十朝纲要》《宋史》《宣和遗事》《东都事略》等典籍，排查宋江纪事年表，与《水浒传》之宋江加以对比，认定历史上的宋江当有三人之多，而小说混淆了三者的事迹，应被视为一种彻底的个人创作。《宋江》展现了宫崎的考据功力，而《贾似道》与《张溥》，则体现了宫崎市定的史学观对京都学派的继续发展。宫崎基于对传统考证学的反思，认为不应拘限于字句篇章的对比，还应当从文献内部和社会背景里探求证据，许多观点与论述颇具创见性。
内藤湖南崇尚清朝考据的学风，提倡清儒实事求是的方法；而桑原鹫藏则主张要以日本特有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学问。砺波护为《宫崎市定中国史》所作序言，称“对宫崎的影响，内藤为从，桑原为主”的论断，在《人物论》显然也得到了体现。像宫崎市定这样的历史学家，能以精密的个案实证研究进而发掘、辨析与其关联的历史大局，此外，叙述之清晰、逻辑之推导、视野之阔达，也都是常人难以达到的。
《宫崎市定人物论》读后感(五)：译后记：“我对普通人类没有兴趣”
宫崎市定先生于1967年谈及自己早年访问中国之经历时曾感慨：
在各色人等一应俱全的中国，国民们普遍拥有相当高的鉴赏人物之眼力。他们绝少仅根据表面就做出评价，而是通过对象的内部进行一种立体的观察。在这点上，日本人与之相比，仅仅只是旧制高校生的水准罢了。 我自己同时具有旧制高校生和高校教授的经历。从教授的立场上，其所见无疑和从学生立场上所见之人物观完全不同。在学生看来如仙人和偶像一般值得尊敬的教授，反过来很可能只是个物欲颇深的悭吝之人，能淡然地将办公室里公用的茶叶带回家去，而这些却是学生所永远不知道的。如此这般一无所知的学生一旦进入社会，若不进一步地学习，则其人物观恐怕也永远不会进步吧。（《中国的人物与日本的人物》，载《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十二卷）而本书中所收诸篇先生以人物为对象的文章，亦如先生上文所言，是进行了一种“立体”式的观察的。如其中对贾似道的专论和为石涛所作之小传，都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此前世人对其人之扁平化的理解。
事实上，宫崎先生对人物的关心由来已久。据李庆先生《日本汉学史》所言，宫崎先生早年对中国和欧亚其他国家都进行过实地考察，从本书《张溥及其时代》一文中亦可窥见先生对“记者”这一职业的兴趣，而记者与历史学家的重合之处便是对人物的观察。另一方面，先生自少及老，在《史记》这本以人物为核心的纪传体通史上曾抛掷过绝大的心力。据本书编者砺波护先生的解说，宫崎先生一生最后的工作，便是《史记》列传的日译。诚如解说中间接引用宫崎先生自述之语，先生一生虽在东洋史的宏观建构、世界史的时代划分和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上有伟大的贡献，然而先生所深为同情的，却并非旧制度，而是旧制度中呈现出复杂性格的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崎市定先生并非是作为东洋史学者的人物关心者，而是首先作为一个善于并喜欢观察复杂人性的学者，然后才选择了得以大量接触《史记》等以人物为中心的史料之东洋史学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先生研究科举制度和九品官人法，亦非徒为了制度本身，而是为了给自己对那个时代的个人研究提供一种背景。而史学中较少反映“人物观”者，如天文史地等，却是先生所不多措意的。当然，先生所作的研究，如先生自述，是非常冷静而客观的。先生虽对《史记》非常推崇，可是对其中所载史事的来源和可信度，却又是作过非常严格的批判的。从本书所收李斯与孔子二文可以看出这点。陈寅恪先生序杨树达先生《论语疏证》，尝谓：“盖孔子说世间法，故儒教经典必用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可见宫崎先生的个人旨趣，本身与以实事求是之态度深究世间人物的东洋之史学考据是有所冥合的。经过砺波护先生精心选编的本书，亦是了解宫崎东洋史学的绝好窗口，与先前引进的《宫崎市定中国史》一书对读，颇能想见先生构建其东洋史宏观体系的过程。
不过，在以文献及其所反映之事实为基础、和对复杂人物的探究这两大原则支配下的宫崎史学，是不得不以传统东洋之王侯将相为考察中心的。《史记》以下的诸多纪传体正史自不用说，宫崎先生所倡导的对复杂人性之观察，同样是建立在多种文献的排比考证之上，而能拥有众多来源、褒贬不同的传记的传主，亦自然是在传统史学观念上的“大人物”。先生著作中多有关注“名君”如隋炀帝、雍正帝，恐怕正因如此。先生在本书所收诸文中，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了他对新进唯物史观的不满，以为后者不以文献为根底，其观点偏颇，只能照见隅隙。其实唯物史观所关注的古代一般人、乃至古代社会本身，既与宫崎先生的旨趣不甚相合，而其研究对象多为传统史料所不载，学者在考察时，是不得不加以阐释的，而这两点正适足为宫崎先生所深文。反过来说，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传末所言：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其实正道明了以人物为中心之传统史学的特质。按“世间法”来讲，“小人物”肯定是文献不足征的，可这些史料阙载的小人物之平生性格，本应与“青云之士”同等复杂才是。而考验司马迁以下传统史学家治学技艺的标准，也就变成了如何优游于少量史料之间，用以揭示并表彰那些为正史所不载的人物。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本书中“对普通人类没有兴趣”的宫崎市定先生，虽然位于传统史学的延长线上，却又与后者有着今古之别。这种区别，恐怕只能用先生对整个东洋史学的学科构建上的用心来解释。出于对人物的情热，在整体上论述整个旧制度的结构，宫崎史学的这种风貌，其实和唯物史观是同样属于非传统的史学。
最后谈一下我译本书的相关问题。先生行文多有古奥难解之处，且其引文和体例亦属于过往时代的规范，与今日所行者不同。翻译之时，颇有力不从心之叹，能按时交稿，已属意外。译稿虽屡经查证删改，必仍存有许多错误，只能留待方家指正。而在此亦需感谢本书编辑杨海泉老师的细心审校。近年来，以宫崎史学为代表的大量日本汉学著作得以引进，相信对吾国文史学界不无裨益。忝列此中，想来也算是附其驥尾，让我倍感荣幸。2017年11月15日，林千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