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没有同性恋”，现在，ta们在争取抚养权

　　文| 辛颖

　　图| 网络、Giphy、Shutterstock

　　从“没有同性恋”

　　到“国内首例同性伴侣抚养权案”登上热搜榜首

　　25年间

　　同性恋从“不可见”到“可见”

　　这之间经历了什么？

　　近日，“国内首例同性伴侣子女抚养案”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名。

　　单在微博上，改话题总共有3.9亿的阅读量和2.4万的讨论量。

　　值得注意的是，热度比较高的评论都表示支持同性婚姻。

　　这无疑是同性恋人群“被看见”的又一次标志性事件。

　　“性”这个议题，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能见度也越来越高。著名的性学家李银河曾在媒体访问中称：“人们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是变化最大的，1989年北京（有婚前性行为）的随机样本是15%，2011年清华大学做过一个研究已经达到71%。”

　　而过去曾经因为“性”而被污名的同性恋人群，也逐渐走到了大众眼前。

　　● 荷兰在线关于李银河提交同性婚姻提案的报道

　　2003年，李银河老师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交了《中国同性婚姻提案》。17年过去了，同性婚姻这个议题，有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同性恋群体：从暗柜藏匿到阳光下行走

　　同性恋人群无疑在“暗柜”中生活了很久：

　　1997年刑法改革，“鸡奸罪”从“流氓罪”当中被删除，“男性同性性行为”的非罪化才得以实现；

　　2001年，中国精神病分诊手册将同性恋从“性变态”当中删除，同性恋的去病理化才得以实现。

　　● 电影《东宫西宫》中描绘了早期北京同性恋者在公园幽会，面临警察“清洗”的情景。

　　尽管如此，许多同性恋仍然不得不戴着“异性恋”的假面具生活。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特别的年份——1995年。

　　● “李星星案”的律师郭建梅女士在世界妇女大会上

　　这一年，北京召开了举世瞩目的世界妇女大会。在非政府组织的论坛上，在各国女同性恋、跨性别、双性恋和同志友好的公益人及政府官员的积极影响下，大会批准了一个和“同性恋”议题相关的分论坛场地。

　　第一次，中国的女同性恋、生理女性酷儿们，和海外的同性恋者、酷儿们相遇，了解到了国际上的同志运动的发展状况，生发出中国同志公益的萌芽。

　　也是在这一年，北京中关村出现第一个互联网接入商，水木清华等BBS系统开放。这改变了我们的社交和获取资讯的方式和习惯，同性恋人群有了更多认识其他性少数群体、获取多元性别资讯的平台。这极大促进了同性恋社群的自我认同和线上社群的发展，也为线下社群做了铺垫。

　　ta们在博客、网站上书写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够被看到，能够支持更多的社群伙伴：

　　如1999年，厦门一对男同志开了一个名为“爱情白皮书”的网站，记录两人的爱情生活；

　　2005年，现任同性恋亲友会负责人阿强开了名为“夫夫生活”的博客，记录和呈现了自己作为男同性恋的生活和价值观。

　　● 南京大学2002年建立的“同一片天空”BBS

　　同性恋人群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关注：

　　2001年，崔子恩、石头和李银河一起登上了湖南卫视的电视访谈节目《走进同性恋》，崔子恩和石头也成为了第一批公开出柜的同性恋；

　　2005年，央视报道了一名感染了艾滋病的男同的故事；

　　● 央视《新闻调查——以生命的名义》中的一对同性爱人

　　2006年，成都的一位女同性恋“于是”在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上公开出柜。

　　2005年之后，开始有许多关注同性恋社群的公益机构在各地成立。在这些机构的推动下，更多的同性恋选择了出柜，在阳光下做真实的自己。

　　据北京同志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6年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显示，有近15%的性少数者在家庭中主动或者被动出柜；有44.5%的性少数者在学校中出柜；有5%的性少数者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出柜。

　　婚姻平权：从学者领衔走向社群发声

　　众所周知的是，第一位在公众视野为婚姻平权发声的人，是学者李银河。在90年代初期，除了李银河之外，也有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万延海、张北川等，妇女领域的学者如刘伯红、荣维毅、荒林，媒体人冯媛、吕频等，在各自的领域为同性恋者发声。

　　● 15年前，张北川教授在央视《新闻调查》接受柴静采访时提出美好愿景。

　　同性恋群体相关的草根组织也在妇女权益、艾滋防预的领域当中得到了一些生长的力量与发展的资源。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同性恋群体相关的草根组织还并没有做好准备来争取婚姻平权。

　　毕竟，在一个充满对同性恋的歧视的社会环境当中，大多数同性恋尚未实现出柜做自己的自由，婚姻平权听起来还很遥远。

　　● 2018南京彩虹马拉松现场

　　然而，人们对于爱的向往是无法阻挡的。

　　198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同性伴侣民事结合的国家；2000年，荷兰率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同性婚姻议题逐渐成为更多人的关注焦点。

　　更多的国家受到了鼓舞，纷纷实现了同性婚姻，如加拿大、南非、阿根廷等国，或者实现了民事结合，如捷克、瑞士、匈牙利、意大利等国。

　　2000年之后，国内开始有人用公开举办同性婚礼、甚至挑战目前异性恋霸权的婚姻制度的方式，来表达同性恋社群争取同性婚姻的诉求：

　　● 凤凰视频《以我之名》中，来自中国的7对同性恋情侣在西好莱坞公共图书馆举行了婚礼。

　　2005年，四川就有一对男同性恋伴侣公开办婚礼，并邀请当地媒体来报道，但并没有在中国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响；

　　2009年，北京的一些同志机构合作，在前门大街举行了一场高调的同性伴侣婚礼拍摄活动，一对女同伴侣着婚纱，一对男同着西装，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大胆秀恩爱，在多家媒体的报道下，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

　　●蔡依林在《不一样又怎样》MV中和林心如扮演了一对女同伴侣

　　2011年，在武汉的光谷广场，有两对同性伴侣举办了公共场合的婚礼；

　　2012年，福建一对男同性恋举办婚礼，引起公众关注；

　　2013年，北京和广州分别有两对女同情侣前往民政局登记注册，还与一些同志父母一起，呼吁人大代表关注和支持同性婚姻，得到了广泛报道；

　　2016年，湖南的一对男同伴侣因试图结婚被拒，将当地政府部门告上法庭，成为了中国同性婚姻第一案；

　　2019年10月31日-11月29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通过中国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超过十万网民提出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建议，人大法工委的发言人也首度公开回应“同性婚姻”的议题。这个话题也同样登上了微博热搜，成为历史性事件。

　　未来的路：从提升能见度，走向多维度倡导

　　回到1995年，在世妇会上，有外国记者向世妇会的工作人员询问关于女同性恋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中国没有同性恋”。

　　2018年，在联合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大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则在对其他国家代表针对中国LGBT议题的公开回应当中表示：

　　● 李银河著作《同性恋亚文化》中提到：“中国的同性恋现象是一种真正的事实，不能对它视而不见，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这13年当中，整个同性恋社群经历了一个从“不可见”与“不被承认存在”到“可见”与“被承认存在”的过程。

　　同性恋社群在婚姻平权的议题的策略上，也从“提升同性婚姻议题的能见度”为主，发展为结合“面向不同受众的倡导工作”。

　　1. 针对社群的倡导和赋能工作

　　目前，仍然有大量的同性恋进入了和异性恋的婚姻关系，或者是进入了“形式婚姻”。根据2016年的研究显示，在进入婚姻关系的性少数当中，84.1%与异性恋配偶结婚，另外有13.2%为“形式婚姻”5 ，2.6%在国外登记同性婚姻。

　　● 电影《再见 南屏晚钟》中，主人公的父亲选择隐瞒取向与异性结婚，母亲成为了“同妻”。

　　因此，需要同性恋社群有更多人站出来，表达自己与婚姻相关的权利诉求；也需要同性恋相关的公益机构，去做更多的社群的教育工作。

　　如果同性恋社群无法实现比较好的自我认同和社群认同，内化了恐同，大量的人不出柜，始终躲在和异性恋的婚姻当中，同性恋是不可能争取到婚姻权益的。

　　与此同时，产生的大量的“同夫”和“同妻”带来的问题，会使社会进一步歧视同性恋。

　　● 电影《再见 南屏晚钟》

　　2. 针对专业人士的倡导工作

　　在李银河提出了“同性婚姻法案”之后，同性恋社群越来越多的开始重视对于专业人士的倡导工作。

　　在过去十年当中，曾经有同性恋机构组织同性恋亲友去联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支持“同性婚姻提案”；也有同性恋机构去发掘和维护对同性恋群体友善的律师，这些律师为许多同性恋社群的伙伴提供了和婚姻权相关的法律援助，有的律师成为了同性婚姻权诉讼案的辩护律师，成为了同性婚姻权的积极支持者和倡导者。

　　此外，同性恋社群也积极与部分法学家们产生了互动与合作，在法学领域探讨了中国实现同性婚姻的可能性与策略。

　　近两年，许多公证员也加入到支持同性伴侣权益的队伍当中。

　　2017年，长沙一对女同性恋伴侣办理“意定监护”，两人在一起已经有10年之久，打算用“A卵B怀”的方式来养育自己的宝宝，两人希望回国生产的过程当中，对方能够为自己的手术签署同意书，因此考虑到采用“意定监护”的方法。正赶上2017年民法总则修改了意定监护制度，她们顺利的完成了“意定监护”的办理。

　　2019年，更多同性伴侣希望通过“意定监护”来保护自己的伴侣权益，更多的公证员参与到相关的培训当中。在同性婚姻尚未合法的今天，“意定监护”也不失为同性伴侣保护自我权益的一种现实策略。

　　● 在LoveMatters2019年文章《我拿到了全国第一份LGBT意定监护公证》中，作者成功办理意定监护公证。（点击图片查看）

　　如今，“迪迪”和“达达”的抚养权案还在继续。

　　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无数的“迪迪”和“达达”困扰于能否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孩子能不能像异性恋家庭的孩子一样合法的拥有两个爸爸或妈妈、感情一旦破裂又是否能像异性恋者一样得到保障。

　　未来，我们可以预测会有更多类似的案件发生；我们也可以预测，这些同性伴侣组成的“彩虹家庭”的孩子，未来一定会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甚至是面临被歧视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这些家庭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整个社会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资料：

　　[2]https://news.un.org/zh/story/2018/11/1022202（联合国新闻）

　　[3]https://new.qq.com/omn/20190809/20190809A0.html（腾讯网）

　　[4]https://news.ifeng.com/a/20160419/48511752_0.shtml

　　[5]https://www.france24.com/en/20191001-same-sex-unions-turn-30-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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