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面是我在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的书评里写的，偷懒放到这里。我学西方哲学最先是从读赵敦华老师的《西方哲学简史》开始的，这本书豆瓣评分不高，但个人认为还是很适合作为哲学教科书的，就是从康德开始感觉好多地方写的不清楚，费希特，黑格尔更是语焉不详，看的一头雾水，我想这也是评分不高的主要原因。我又特别认同康德，一次在万圣书园看到邓晓芒老师的《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我知道邓是三大批判的翻译者，还写过好几本吓人的句读，肯定能把康德讲清楚，这本书我看了一半，已经感觉买的很值了，回过头看赵那本，很多基本的概念提都没提，难怪我看不懂，原来不是我笨，是书的问题。当时就想买其他邓的书来读，就在豆瓣上看到了这本评分超高的西方哲学史教材。买回来主要是看了德国古典哲学部分，确实比赵那本强多了，特别是费希特，非常清晰，回过头看赵的，没法看了。邓这本当然也不是没缺点了，主要集中在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哲学部分，这两部分只是挑着看了些就发现很多重要的概念都没提，像阿那克萨戈拉的认识论，奥卡姆对唯名论指称和指代的解释等等，奥古斯丁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也介绍的不清楚。再回过头来看赵的，就发现赵讲的清楚多了，全面多了。（这个锅要赵林来背。）说的有点啰嗦，总之就是建议两本书合起来看，康德以前看赵敦华，康德开始看这本，至于黑格尔，通过两本书我都没看懂，他的哲学体系太庞大了，这么几页纸也不指望能说清楚，以后再找专著看吧。最后再啰嗦一句，这两天学中哲史，越发感觉到西哲史还是很成熟的，看谁的书也不会学错，无非是写的清晰不清晰的问题，但中哲就不一样了，一个人一个说法，入门总怕学偏了，不知道从谁的开始看。

　　《西方哲学简史》读后感(三)：学习方法的进阶

　　学习哲学这本书是很好的教材，很薄的一本，但是总结的很好，基本有每一个哲学家的生平，哲学观点的表达，看过整本书不能说就是完全学会了哲学，但是对哲学基本脉络可以了然于胸。

　　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小结，还有学习逐步深入的感想与自己不足之处的补充。

　　全书开始于古希腊哲学，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然后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早期基督教产生，教父哲学，经院哲学，晚期预备转型。

　　然后是哲学出彩的变化，文艺复兴（强调人的观点），启蒙运动（启蒙哲学），康德，黑格尔。

　　全书完。以后的哲学部分列入到《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同样的作者，赵敦华老师，同出版社。

　　刚刚开始学只是通读了全文，自己感觉读哲学书看明白不难，但是事后讲出来似乎又完全没有看，这就比较尴尬了，都只是过眼云烟，好像学了，但是谈不上会。所以我进入下一阶段，看明白，讲出来，人家凝练的文字，到我这里变成大白话，哲学智慧风暴的感觉大大减弱，如何能变得精准，就是自己与专业学者的差距了。要明白逻辑，回忆时讲的准确，就是这第二重的难关，这里要求对原文比较熟悉。但是这本书毕竟是总结性文字，单单看这里的文字，只学到哲学骨架，里面比较难体会到作者的推理过程，只有结论性的文字。因为这个原因，我找到补充教材《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和《中世纪哲学》对照作者的骨架文字，同时看翻译过来的原文，感觉甚好。

　　听说学习哲学的专业人士要学会多门外语，看原文，这对我真的是难了，不过拿出来愚公移山的精神也许会达到的，坚持别放弃，这世界真是大到你看不过来。

　　每一门学科的进步都是很多代学人的积累，理科承上启下的发展比较明显，但是文科就显得纷乱一点，但是哲学是极其讲逻辑的科目，其实每一个作者的观点也都是要放在时代中看的，我现在更想看的就是希望可以学到每一个重要哲人观点的逻辑发展脉络，以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哲学不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天才的构想，它其实也影响到社会和本学科的发展。逻辑的发展，是我现在看这本书比较新的角度。

　　世界真大，皓首穷经也只能窥豹一斑。

　　《西方哲学简史》读后感(四)：走出洞穴

　　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把这本书读完，可毕竟这是哲学系学生一个长学期的课程，故而仍有囫囵吞枣之感，往后若有时间，仍应细细品读。

　　我是一名工科的学生。很多人之所以瞧不上形而上学，其实是因为他们对黑格尔自然哲学的不佳印象有关；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之所以与许多科学常理相违背，其实主要因为是他用了错误的方法论去解析自然科学。哲学对于工科学生最大的裨益，莫过于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身为工科学生如果不能摆脱理工科对于哲学的偏见，就难以获得正确的方法论；我们为之付出的学科，可能也由于方法论的错误而像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那样土崩瓦解。

　　哲学学的是道理，理工科悟的也是道理；哲学中的道理显而易见但却难以转化为实践，理工科中的道理虽难感悟但一旦出现却令人感触良深。当我们在哲学史这“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中走过之后，再回头去感悟我们曾经学过的哪些知识，不由得让人感叹世间道理之精深，而自我学识之鄙薄。

　　譬如微积分中那极大与极小、有限与无限、间断与连续、近似与准确、抽象与具象、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化学中氢离子浓度与氢氧根离子浓度矛盾对立中透露出来的辨证与统一，凡此种种，无一不哲理深蕴，让人感受到无数哲学家曾经感受到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快乐。学习的乐趣，其实就是探索真理、践履真理、发现真理的过程，知道了这一点，即便在那枯燥乏味的公式里，也就自有它的乐趣。

　　我的老师朱伯铭曾经教导我们，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你会发现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会变得越来越模糊。笛卡尔统一的科学观认为，所有的学科门类都统一于哲学。哲学就像一棵大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自然哲学，树枝是医学、力学、伦理学等应用学科，“我们不是从树根树干，而是从树梢采集果实的”。这正和朱老师的观念互相印证。科学的统一性不在于研究的对象，而在于研究的方法，在于探寻真理过程中的乐趣。

　　约瑟夫·谢林曾说，艺术是“哲学惟一真实而又永恒的工具和证书”。从希腊哲学的发端直到黑格尔哲学的终结，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反倒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不是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列奥纳多·达·芬奇。身为普通人的我们都很难终身以哲学为主业，但我们都可以像达·芬奇这样用一双哲学的眼睛去看待世界。在自己的一笔一划中感悟一切自然现象的构造和运动的连续性，在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事物中慧眼常开，不断探索真理、发现真理，感受世界的美妙。不论做什么，理工农医也好，经管法教也好，都要像先贤一样，用哲学的思路和眼光去看待每一件事物。

　　柏拉图曾讲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有一群人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洞穴里，他们从出生时就被铁链锁在固定地点，犹如囚徒，甚至连脖子也被锁住，不能回头或环顾，只能面壁只是眼前的场景。在他们身后，有一堆火，在火与囚徒之间有一堵矮墙，墙后有人举着各种各样的雕像走过。囚徒们的一生都犹如在看皮影戏，用不同的名称去称呼眼前的景象。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不感到悲惨，也不妄图挣脱锁链。但是有一个囚徒偶然挣脱了锁链，走出了洞外，第一次在阳光下看到了真实的事物，看清了事物的本身，他明白了囚徒中最有智慧者，也不过是敏于发现并研究倏忽即逝的影像。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由山洞中走出洞外的过程，而让我们挣脱锁链的，正是哲学。

　　《西方哲学简史》读后感(五)：《西方哲学史》阅读总结

　　一、希腊哲学的精神和问题

　　书中谈到世界唯有中国、印度、希腊产生了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而哲学最早脱胎于发源地文化中的宗教或者神学。特征上，印度哲学与宗教最为密切，中国哲学与宗教若即若离。而希腊早期的哲学与宗教最不密切，是与神学决裂的产物。

　　赵敦化老师在书中提及希腊哲学最为根本的两个特征是非宗教和思辨特征。

　　非宗教特征体现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哲学家开始找寻比神学更合理的解释自然的世界观和道德准则。希腊人作为航海民族，对于天空与地理产生了最早的思考，这种思考引发了最早的形而上学的最高原则——何者是本源。

　　希腊哲学的思辨精神有五个特点：静观、辨证、演绎、理智和实践。希腊哲学也思考一些成对的范畴，如一和多、静和动、永恒与变换。这些对子也是矛盾，针对这些矛盾希腊哲学经历了不断辨证与否定的过程。

　　二、早期自然哲学

　　泰勒斯是公认的西方世界第一位哲学家，也是“何者是本源”的提出者。早期自然哲学总刚体上看，就是在解决何者是本源的问题，意图认识世界的组成与运转。关于这种本源的思考以一和多、变与不变产生了四种立场：爱利亚派（一、不变），伊奥尼亚派（一、变），毕达哥拉斯派（多、不变），元素论（多、变）。

　　伊奥尼亚派认为世界是变动的、事物之间不断地转化，他们从事物的相似性以及可转化之间探索。

　　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界数，认为数理的严格规律对应着世界的永恒与美。后也因为数学上无理数的无法解释，而最终破灭。

　　爱利亚派认为世界是不变的一，克塞诺芬尼认为这不变的一是统摄世界万物的、非人格的原则、原因或实体，是人理智认识的最高对象，由此提出“理神论”。他的学生巴门尼德继续他的观点，提出“是者”以替代“神”。二者虽然都是不变的一，但是前者具有更高的概括和思辨性。关于“是者”，巴门尼德则说明，它不同于赫拉克里特等伊奥尼亚派人的观点，一切事物处于对立面，事物在转化过程中，既是又不是自身。“是者”只能作为世界本源的一个概念，一个东西不能“即是又不是”。“是者”只能被理性和逻辑思辨所把握，是不生不灭的，是连续的，是完满的。这种讨论与辩驳使“是者”后来超出了自然哲学，成为形而上学的中心范畴。

　　元素论观点持有者，用元素表示性质的不可分性，表示某种性质的最小单元。基于此探讨事物之间的相关关联、影响。元素论不仅探讨了万物的本源，更试图去解释可感可观的事物，并将元素的性质与关联赋予道德与审美的价值。后来也因此成功通过亚里士多德构建了往后2000年、直到中世纪西方世界观的基础。

　　三、智者运动和苏格拉底

　　智者运动发生在希波战争后，希腊的繁荣时期。在这段短暂的繁荣期，希腊出现了一批只为政治竞选服务、卖弄言辞逻辑，而不是为了追求真理的人，他们就是“智者”。智者的出现适应和民主政治和社会时尚两个方面的需求。智者虽然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但是他们的思想却融合了早期自然哲学的观点，带有强烈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

　　这种怀疑主义消解了早期自然哲学的观点。怀疑理智和思辨意义的导向最终破坏了哲学家构建的人们对于真理和达到善的希望。在我看来，“智者”或许不是在追求真理，他们破坏了早期哲学的成果。但是这种破坏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仅仅因为自然哲学家的某些观点似乎有某种“合理性”，世人就完全相信了这种世界观。因此，“智者”实际上是人们思想中部分对哲学的合理性、正确性的怀疑。这种怀疑驱使一部分人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待和使用这些哲学结论，将其视为一种工具进行检验和否定。智者运动因此应该是一种否定的进步，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

　　普罗泰戈拉否定了“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利用相对主义，将知识归结为感觉，并将感觉等同于个人的感觉。由此继续推广相对主义，否认人的感觉优于动物的感觉，否认知识的存在。高尔吉亚否定了“万物存在”。他通过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方法，通过无物存在、存在也无法认识、认识也无法言说层层推进的方式，否认万物存在。

　　苏格拉底也是从对早期自然哲学的批判开始，也并没有完全摆脱“智者运动”的影响，但是他的批判达到了智者思想所不能及的深度。他的主要主张是“以心灵为本源”，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哲学开始从“何者是本源”转向思考关于心灵、道德、政治的问题，转到了关于人的思考上。他的两条最主要的观点是“德性是知识”和“认识你自己”。通过一种“助产术”的问答，帮助人从灵魂中发掘知识，找到德性。这就是德性就是知识，知识的获取必须求助灵魂内的原则。因此一个没有德性作恶的人，只是因为没有诉求灵魂，因此“无人有意作恶”。苏格拉底无疑是一个正直的爱国者，但是他的政治理想却不为其他政客所理解。他反对希腊当时的民主制，因为他看到了雅典民主内部的衰败。最后为了让雅典人不犯“不敬神”的罪责，而饮鸩赴死。

　　四、柏拉图哲学

　　柏拉图生于雅典贵族，为苏格拉底的学生，青年时期同样参与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曾有机会去多国构建自己现实中的“理想国”，但是终未能实现。政治事业失败后，回到雅典创办高等学术机构——学园Academy。其一生分为四个时期：苏格拉底时期、过渡时期、成熟期和晚期。成熟期形成了自己的“理念论”，晚期则发展了自己的“理念论”和“政治学”。柏拉图的思想集成了早期自然哲学、智者的思想和苏格拉底的思想，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学习从研究心灵认识外部世界，并掌握了反对智者主义和怀疑主义诡辩的方法。苏格拉底只是说明了德性存在人的心灵中，通过“助产问答”才能唤出这种真理，但是他并没有说明潜在真理的来源以及为何他的方法能够凑效。

　　柏拉图则在可感事物之外设定了一个普遍、可知的理念领域。他的“理念论”综合了本源论和认识论、灵魂论和伦理观以及社会政治学说，是希腊哲学第一个完整的、成熟的理论体系。这种对于理念领域的划分，在哲学上调和了赫拉克里特“事物转化，是又不是”与巴门尼德“是者逻辑上不能即是又不是”的矛盾。柏拉图说，可感领域不是真正的是者或者非是者，因此可以“是又不是”；真正的是者是知识的确定对象，属于理智的领域。可感与理智是两个分离的领域。

　　柏拉图在理念论中，在区分两个领域、两种认识的同时，用“分有”说明个别事物与型相之间的隶属关系，用“摹仿”说明两者之间的相似关系。关于“分有”说，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揭示了“分有”面临的困难。“通种论”借是者、运动与静止说明了存在、运动与静止的东西既是一（相同），又是多（不同），从而打破了爱利亚学派在“是者”与“非是者”，“运动”与“静止”，“一”与“多”之间的悖论，使得这些基本哲学范畴融会贯通，为哲学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领域。

　　关于柏拉图的政治学，集中体现在著作《理想国》中。在其中，他对灵魂做了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重区分。（至于灵魂的解释），灵魂是理念，又如何与可感事物的肉体结合呢？柏拉图基于一个神话，说明灵魂是在理念世界折断翅膀，才跌落到可感世界中寄居在肉体上。灵魂未跌落前，对理念世界有所关照，跌落世界由于被“污染”，短暂忘记了过去的理念，但是可以通过训练回忆起来。因此，这种思想也被称为“灵魂回忆说”。回忆说未苏格拉底方法提供了理念论的论证，另一方面，又回答了可感世界的人何以能够认识理念的诘难。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社会起源于经济需要，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合作的目的是获取更多更好的生活必需品。因为物资争夺，而发生邻邦的战争。社会的原则是专业分工，柏拉图将社会职业分为统治者、武士和生产者，三者各有具有天赋的人担任就是社会正义。柏拉图的社会观基础是“自然说”，基调是知识精美主义。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生涯密切相关，他终生关心什么是正义城邦的问题。《理想国》中提出的一种国家机制是他认为最为理想，但是无法实现的想法。在后来的《法律篇》中，又提出的“次好”的法制。由于一个可朽的人一旦具有无尽的权力，就会丧失智慧和真诚，因此必须通过法律限制。《法律篇》基调是保守主义，柏拉图的法律制度保留了民主的一些优点，如完善共鸣大会和陪审团制度；将宗教置于国家指导之下，严禁私自信仰和无神论者；主张限制选民资格等。他将现实的城邦分为“君主制或说贵族制”、“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和“僭主制”，并依次堕落。

　　*备注：个人比较喜欢柏拉图书中对“强权即公正”的一条批证是“如果少数人凭借自然赋予的优势来压迫多数人，那么多数人也可以凭借数量和力量的优势来压迫自然赋予的人；每一个阶层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五、亚里士多德哲学

　　我们知道的亚里士多德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思想涵盖物理学、形而上学、灵魂学说以及伦理学等。身为柏拉图的学生，他没有盲目崇拜，以一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表达明确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力图克服其中轻视感觉经验的问题。公元前335年回到雅典，创立吕克昂学院。他与其学生被称为逍遥派。后被控诉“不敬神”而死于爱琴海的一个孤岛上。其一生所成奠定了往后两千年欧洲世界观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以三本源、四因说和潜在与现实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运动中的事物的质料与形式关系进行分析，它们是将分析方法运用于运动现象的产物。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核心就是他所推崇的“目的论”。纵观希腊哲学的发现，可以看到关于运动的解释，经历了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最后目的因的转变。

　　以上只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关于位移，或者说是运动、变化的解释。更广泛的，亚里士多德在时间、空间、有限性、连续性、天地区分上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时间”的单元分析为现在，将时间解释为多个“现在”构成的连续。这种以“现在”为基础的时间观念，比较圆满地解释了哲学中时间均匀流动、前后不可逆、可分割的间段和不停驻的连续性质。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这种时间学说与传统的“在场”的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成为长期统治西方人思想的经典时间学说。连续性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一个无限系列可以想象而没有任何矛盾，则是存在的。但是他认为这种“无限”是一种潜在的无限，如果将其当作独立的、可感存在，那就会得到“恶无限”，带来很多错误。故亚里士多德将芝诺偷换潜在无限性的悖论，认为是一种“恶无限”的错误。

　　形而上学上，亚里士多德的主要成就是批判了其师柏拉图的“理念论”，通过“是者”概念划分世界为三部分：可朽的运动实体，不可朽的运动实体（天体）和不可朽的静止实体（神及神的领域，非感觉对象且不属于经验世界）。对于“理念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点：1）为了详尽说明每一个个体而分离出的理念本就是无用设定，因为为了普遍而普遍实际上让对象扩大了一倍；2）从物理学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忽视了运动，只考虑不变的绝对存在。实际上我们只能从运动认识才能认识不变的存在，而不能通过不变的存在认识运动，即有条件的的是不变的存在，是相对的；3）设立分离理念的理由难以成立，有时我们无法肯定假象的不存在或者曾消失的理念当下有现实存在，有时有些现实存在，如污秽，又没有理念。因此不一一对应，设立分离理念的原因模糊不清。亚里士多德首先总结“是者”三个功能：1）判断，2）指示自身，3）定义或者等同。接着考虑只有实体可以充当主词，而不是属性，因而认为实体必定是无条件的“是者”。且实体在定义上、认识顺序上、时间上在先，先于属性存在。又考虑到实体内部的判断关系，存在一些属、种的通名，因而划分个别事物是第一实体，种和属乃是第二实体。在进一步讨论中，亚里士多德根据“是”的功能三，认为“S是Df”的等同关系说明了“形式”或者“本质”同样是第一实体。由此，两类第一实体，前者代表个别，后者代表普遍。虽然按照根据“是”的句法功能无法解读矛盾（这里首先应该认识到神学代表知识的最高地位，圣经被认为是真理的再现，因此单纯从“是”的句法就说二者没有矛盾是可以接收的。但是问题在于个别与普遍本就是对立，现在同被划在第一实体中有些不可调和）。但是其中含义的不同乃是后世形而上学在普遍主义与个体主义，本质主义与存在主义不同倾向的雏形。亚里士多德最后关于神的解读有三层含义：1）不动得推动者或者第一推动者，2）纯形式或纯活动，3）纯思想或思想的思想。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对神的观念继承了希腊“理神论”的传统。

　　关于灵魂，亚里士多德将灵魂分为“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人类灵魂”。以区分无思考、无运动的植物，无思考有运动的动物和有思考、有运动的人。在感觉和认知方面，亚里士多德也区别柏拉图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人类的各种感官总应该有一个统一活动主宰，简单感觉是相通的，他将此称为“通觉”。类似自然哲学家“同类相知”的原则，可感事物的质料和形式分别作用于感官的质料和形式。在说明这种作用如何发生时，他举例蜡块和铜的例子，说明作用感官的是“可感形式”。“可感形式”即不是可感事物本身，又不是可感事物的本质（即无实体也非定义，而是一种属性的造成原因）。类似感官的对象是可感形式，理智的对象是可知形式。整个认识过程被拆分为三个过程：1）可感形式为感觉接收，称为可知形式，2）可知形式经过想象归类，整理为印象，3）印象经过理智分析。称为理性。

　　政治学上，如同物理学上的目的因导向，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和国家的终极目的都是同样的善，不同之处是后者的善被他太高，认为国家的善更加高级、完全和尊贵。个人与国家追求善的过程，前者被称为伦理学，后者被称为政治学。相比于柏拉图，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追求的政治学是“治”，各尽其职、团结合作实现合作价值；而亚里士多德，先天认为政治学是追求美与善（善不一定有价值，善对应的是开心、幸福；而价值追求有效、合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伦理学是一致的，他明确的表达出利他主义的道德准则。不同于苏格拉底认为“无人有意作恶，无知是邪恶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区分无意行为不受意志支配，无善恶评价；因此只有有意行为才有善恶之分。善良是有理性、有节制的行为，邪恶是有意让非理性欲望驾驭理性的行为。

　　政治上，亚里士多德同样推崇最优秀的人统治的“君主制”，其次是“贵族制”和“立宪制”，最后邪恶或者大多数人统治的“暴君制、寡头制、民主制”。这一点与柏拉图相似，不同在于柏拉图提出了法制的重要性。除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中等阶级人数超过富人和贫民综合，或超过其中之一，就可以组织坏整体的出现，防止社会变革。他所说的中等阶级是其“中道”伦理学的延申，指战时可成为武士，平时为文雅富足的自由民。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归根到底代表这一阶层（中等阶层）的利益。他哲学的调和、综合特征间接反应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特征。

　　*备注：比较喜欢的一句话是“人和神之间无友谊可言，因为神不会报答人对他的爱，人也不能用爱的情感对待神”。不同于“理神论”者将神标准化为统摄万物的原因、理智认知的最高对象，亚里士多德戳破了人类最后的尊严，神就是神，无爱无恨的纯粹对象。尽管基督教统治下的后世多将神视为救赎者，慈父的形象加以尊敬，但这种先例的出现，使得后世“唯名论”运动兴起成为可能。

　　六、晚期希腊哲学

　　从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去世到公园529年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雅典所有学院，这段时期构成“晚期希腊哲学”。主要有四个派别：伊比鸠鲁派，斯多亚主义、怀疑派和新柏拉图主义。其显著特征是伦理化的倾向，原因是这段时间城邦制瓦解，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发生变革；同时罗马东征，带来了东方人的实用态度和宗教信念。

　　伊比鸠鲁早年师从柏拉图，和原子论创始者德谟克利特。认为为了能够幸福快乐，所以学习伦理学；为了摆脱错误和不必要的忧虑，必须学习物理学。坚决维护原子和虚空的真实性。认为一切现象来自原子的运动，这种碰撞具有必然性和偶然性。因此他否定目的论、宿命论和神意。伊比鸠鲁的伦理学被称为“快乐主义”。他看到了人具有趋乐避苦的倾向，将快乐分为动态快乐与静态快乐。所谓动态快乐是欲望的满足，静态快乐为痛苦的消除。伊比鸠鲁在比较二者之间的得失后，认为静态快乐要高于动态快乐。后市将享乐主义与伊比鸠鲁学派联系在一起，也是因为他并没有否认动态快乐。原因是伊比鸠鲁的伦理学关注的是个人，而不是社会的福利。他所能想到快乐的社会生活，只是悠闲的知识阶层之间愉快的交往，而不是互帮互助、济贫救困。

　　斯多亚学派由芝诺创立。开设“画廊”，与柏拉图的学园、伊比鸠鲁的花园齐名。罗马帝国建立后，斯多亚学派成为帝国“官方哲学”。主要有逻辑学、自然哲学和伦理学三部分。斯多亚物理学认为土水气火从下到上的位置倾向，一切复归为火。为了理解人的理性与智慧，认为火与气这两种能动的元素构成一种最普遍的理性——普纽玛pneuma或者精神sprit。从低级到高级，形成内聚力、种子理性、灵魂、理智，存在于死物、植物、动物、人上。这种将理性放置万物之上的做法，不是泛神论观点，而是一种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理性观。在伦理学上，认为命运不可改变和控制，但人可以控制对待命运的态度。对于痛苦，他们认为这是不顺应命运的态度导致的，并划分为四种情感：非理性压抑的忧伤，非理性退缩的恐惧，非理性扩展的欲求，非理性膨胀的快乐。主张发生任何事都应该以“不动心”接收，排除外在事件对心灵的影响。显然，斯多亚学派坚持一种严格的决定论，但是他们又不是消极的宿命论者。以表象和合成原因的概念给人的自由和自主性以余地。但决定论与宿命论之间的矛盾却深根于体系内部。斯多亚在伦理学上的另一大贡献是“世界公民”与“自然法”。早期的斯多亚学者多出生于希腊本土外，希腊化时期袭来哲学家狭隘的民族优越感和城邦政治盛行，“世界公民”思想有助于后来兴起的大一统罗马，有助于希腊文化的传播。自然法是将判断交给了人心中普遍有效的正当律，也是一种理性，而不是各民族约定的万民法。其内容与罗马法有些许矛盾，如自然法认为一切人平等，认为无助于理性的设施一律没有必要，认为应该让理性自然起作用。自然律第一条命令是“履行责任”，芝诺也是第一个使用“责任”的人。他将责任定义为“与自然相一致的行为”。人除了保护自己、繁衍的自然这人，还有对他人以及国家的社会责任，如孝敬父母、热爱朋友，忠于国家。这些都促进了罗马法及后世之法的发展。

　　怀疑派算是一种风潮。希腊哲学后期贯穿着独断论和怀疑论的两种倾向。按照当时的区分，声称自己发现真理的逍遥派、伊比鸠鲁派和斯多亚派都是独断论，学院派认为真理不可知，怀疑派对真理是否存在持有存疑态度。学院派也是一种怀疑论倾向，只是它直言否定真理存在具有独断论性质。怀疑论代表人物为皮罗，追随过德谟克里特的继承者阿纳克萨库（可能没学好，所以开始怀疑自己学的东西了hhh）。皮罗主义者认为有关事物的知识都是独断论的，但是皮罗主义者并不断定独断论是错的，否则自己也会陷入独断论。他们的做法是既不判定何者是真，也不判断何者是假。认为充其量只能说事物“似乎”如此，而非“是”如此，也即搁置判断。如同其他理论，怀疑论的最终目的也是追求幸福。恩皮里克指出，怀疑论的起因是希望获得安宁，在各种相互矛盾的事物中判断必然会引起争论，导致不得安宁。因此皮罗也倡导追求“不动心”。这里的不动心有两个极端，一种是完全消极的，无思想、情况的状况；另外一种更像随遇而安的态度。因此，皮罗派还是区分了理论和实践，他们怀疑并搁置的只是理论上的判断，而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经验。

　　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普罗提诺。普罗提诺在前人基础上，论证了太一、理智和灵魂三个首要本体（过于玄学，不想深究）。关于新柏拉图主义，比较重要的是普罗提诺提出的“神人合一”的想法。认为人的灵魂被禁锢在肉体之中，灵魂朝向本体或神的上升时摆脱肉体的唯一途径，具有趋善避恶的伦理价值。灵魂回归神，需要德性修养、净化灵魂、对神的沉思，最终达到观照神的最高境界——神人合一。新柏拉图主义被广泛引入各种宗教以及星相学中。

　　希腊哲学的衰落

　　公元529年关闭雅典的哲学学校只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希腊哲学已衰落颓败。希腊哲学的衰败不但有表可征，而且又因可循。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端对希腊哲学的性质做了精彩总结。他认为哲学起源于诧异，哲学家追求非实用的智慧，哲学是为知识而求知的自由事业。正是这种而特有的纯思辩精神，使得希腊人创造出周围民族所没有的文化形态——哲学。尽管希腊哲学也包含非理性因素，具有现实针对性，但它的基本精神是理性的沉思和超脱的静观。它的优越性同时孕育着危险。理性思辨或囿于自身领域而维持自足和纯粹，或满足外在需要而与宗教、道德和政治实践相结合。在前一种情况下，纯理性思辨自身不能克服内部争论和冲突，孕育着自我毁灭的危险；在后一种情况下，伦理化的哲学一旦不能满足民众的道德追求，就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

　　我们在罗马后期看到的就是希腊哲学各派这样两种结局。学园派和怀疑派的思辨和争辩否定一切普遍的、公正的规范和标准，破坏了一切理论基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树，这种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思潮从内部阻止了希腊哲学发展，为知识而求知的自由探索蜕变成为为否定而争论的理性自杀。伦理化哲学也逐渐丧失指导道德实践的功能。伊比鸠鲁的快乐注意被歪曲为纵欲主义，唯物主义被庸俗化为物质利益至上，成为贵族和富人放纵无度、享乐生活的辩解和安慰。斯多亚派堕落为一种“官方哲学”，他们宣扬节制、忍让、服从命运、安分守己、尽忠尽责、热爱他人的说教，与罗马统治者残暴、奢侈和争权夺利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斯多亚派学说丧失了道德哲学所必须的实践性和说服力，成为贵族们寄托精神的清谈和空想。至于后期的新柏拉图主义、神秘主义的修行方式流为迷信和巫术，和各种荒诞的偶像崇拜相掺杂，也不能为哲学理论的发展提供动力。事实表明，希腊哲学已丧失自身的活力，不能作为积极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必须被吸收到另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之中才能保存自身价值。历史证明，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新兴的基督教。

　　基督教的兴起是希腊希腊哲学衰亡的外部原因之一。基督教以其朴素的信仰取代繁芜的思辨和辩论，用新的伦理化宗教的理想满足了人们的道德追求，因而在与希腊哲学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战而胜之，取而代之。至于在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如何产生独特的基督教哲学，这正是我们在下一章里所要阐述的主题。

　　七、基督教哲学的诞生

　　基督教哲学诞生于早期基督教向希腊化地区传播的过程。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融合希腊、希伯来两种文化传统的文化形态——基督教。基督教两大经典《旧约》和《新约》，分别由希腊文化下的犹太人和希腊化时期的人完成。因此不可避免地含有希腊哲学地内容。如《旧约》就树立了一个虽有人格，但不与人同形同性的神——耶和华，不同于希腊哲学中至高无上的神。希腊哲学的神是理神，理性的化身；而耶和华确实人的理性所不能认识的。这是典型的反理智主义。因此基督教一开始就注定要与希腊哲学相互联系的同时，相互反对。

　　早期基督教包括使徒时期（公元1世纪）和教父时期（公元2-6世纪），并在教父时期经过规范化、组织化形成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公教会。教父按照语言不同，划分为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希腊教父有格列高利、巴兹尔、约翰·克里索思顿和阿塔纳休斯；拉丁教父有安布罗斯、哲罗姆、奥古斯丁和大格里高利。早期基督教传教过程中，常与希腊哲学发生冲突。早期长达300年的时间里，曾受分别信奉斯多亚和新柏拉图哲学的罗马皇帝奥列留和朱利安的政治迫害。护教士的主要职责除了传教，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希腊哲学家面前捍卫基督教的权威。他们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理性辩护主义，一种是反理性的信仰主义。把基督教纳入哲学领域是基督教哲学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志。

　　理性辩护主义利用希腊哲学为基督教辩护。查士丁从希腊哲学皈依到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才是自己追寻多年的真理，是第一个提出“基督教哲学”概念的人。他认为柏拉图的创世说是从摩西那里学的。克莱门特认为希腊哲学承自东方宗教的智慧，两者最后汇入基督教，在《杂文集》中分析了东方智慧、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之间的源远流长的联系。由于哲学是爱智慧，而宗教则承袭东方智慧，克莱门特据此认为“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希腊哲学晚期由于怀疑论等兴起，希腊哲学破灭。基督教以确定的理智取代怀疑，用宗教实践取代虚伪道德说教，实际上取代了希腊哲学。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

　　信仰主义代表人物，德尔图良激烈地反对哲学，否认哲学及其理性推理地合理性。表达一种极端地信仰主义立场。他的话后来被概括为“唯其不可能，我才相信”。教会最终采取的是理性辩护主义的立场，而不是德尔图良的极端信仰主义。奥古斯丁是理性辩护主义的集大成者。

　　奥古斯丁（354-430）是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因为他在用哲学的语言和逻辑维护基督教的权威。他承前人观点认为基督教是真正的哲学，皈依基督教才是达到哲学的天堂。哲学意图指导人们通向幸福，而基督徒认为被上帝拯救的人才会幸福。上帝早已将智慧铭刻在《圣经》中。早期基督教信仰遇到了怀疑派哲学家的严重挑战，在与怀疑论的辩论中，他提出“我怀疑，故我存在”，怀疑论者不能否定这一真理。在维护《圣经》是权威问题上，奥古斯丁按照柏拉图主义的观点——知识是由下到上的等级关系，据此讨论人类理性的来源问题，认为真理只能来源于理性至上，这就是上帝存在的知识论证明。参考《旧约·创世纪》，他对时间的解释是“时间是上帝心灵的延申”。面对摩尼教二元论将善恶归结到善恶两大神明的永恒斗争，奥古斯丁借用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恶为缺乏，即应当存在而没有存在的东西。认为恶不是上帝创造，而是产生于人类意志的缺陷，将罪恶的根源归结为意志自由，并形成了“原罪说”。

　　八、早期经院哲学

　　公元455年，汪达尔人攻陷罗马，标志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历史进入黑暗时代。这段时期古达哲学希腊文和拉丁文典籍丧失殆尽，就连早期教父的基督教哲学思想也无人继承。在这黑暗时代，公元9世纪卡罗林王朝的文艺复兴虽然短暂，但留下来复兴时期的学校制度。从此学校教学内容为“四艺”（代数、几何、天文、音乐）“三科”（语法、修辞、逻辑）。直到11世纪处，四艺由于缺乏社会需要逐渐衰微，三科在文学复兴形势下，较快发展，其中逻辑成为神学教育主干课程。神学与逻辑结合不但强化神学内容，而且让人重新审视神学中的哲学问题。教父哲学过渡到经院哲学。卡洛林王朝的爱留根纳是工人的第一位经院哲学家。

　　经院哲学的基本特征，一是以经院为生存环境，二是以辩证法为操作原则。代表人物有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莫、阿伯拉尔。

　　安瑟尔莫将辩证法用于神秘领域，特别是上帝存在、三位一体、命运与意志自由等问题。他以逻辑要求的简明性和必然性论证信仰的真理性，他否认信仰与逻辑推理的结果不相符合。坚持相信“唯所相信，才能理解”。通过分析上帝的概念，对上帝做了本体论证明（此名词为康德事后的分析），与高尼罗辩驳。高尼罗认为观念与序列是两个不同序列，不能从观念到存在之间跳跃；安瑟尔莫认为能够解释一切的最高原则，最终必定达到观念与存在的同一性。后来笛卡尔、莱布尼茨、黑格尔修改并赞同安瑟尔莫；托马斯、洛克、康德则否定了这一证明的有效性。

　　阿伯拉尔一生苦难却辉煌。他的《是与否》集中讨论了基督教中涉及根本的教义和信条，从正反两个方面，使用逻辑分析和推理的方法互相辩驳。他的意图不在得到最终答案，而是想探讨权威意见的合理性。他据此倡导对一切权威著作“都要有充分的自由批判，而没有不加怀疑接收的义务，否则会阻碍后世的研究”。并提出了“真理不会反对真理”调和辩证法和信仰、哲学和神学，以此反对达米安所谓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12世纪的经院学者在唯名论和实在论上展开了长期的争论。早在3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提出了关于共相性质的三个问题，被称为“波菲利问题”。唯名论中，极端唯名论认为共相只是名词，如果说他们是实在，这种实在也只不过是“声音”而已；温和唯名论认为共相是一般概念，是心灵对个别事物个别性质的概括，概念只存在与心灵中。极端实在论认为一般概念对应的外部实在与个别事物分离，是一种更高级的存在，犹如柏拉图的理念；温和实在论认为，这种实在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中的一般本质。罗瑟林与安瑟尔莫的针轮是唯名论和实在论的第一次较量。阿伯拉尔的概念论既坚持共相是一般名词这一唯名论立场，又未彻底否则共相与外部一般性相对应的实在论观点，因而是一种温和的唯名论。

　　九、经院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希腊哲学灭亡之际，一批希腊哲学家经过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入波斯，后来到叙利亚。一些亚里士多德哲学被翻译未叙利亚文。七八世纪伊斯兰教兴趣，征服东起印度、西至西班牙、北到中非、南至北非的广袤地区。750-1258年的阿拔斯王朝文化政策开明，接收了希腊文化。阿拉伯学者在翻译中对亚里士多德著作进行研究与注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穆斯林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分为两大流派，阿拔斯王朝的“东部亚里士多德主义”和西班牙地区的“西部亚里士多德主主义”。后者的代表人物是阿维森纳和阿维洛伊。12世纪后期，西方出现了大学的组织，教学环节通常包括“授课”和“争辩”，这一传统和形式标志着辩证法的胜利。

　　13世纪神学家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态度同样有全盘接收的激进派，完全反对的保守派，但最终胜利的是批判吸收的立场。巴黎大学艺学院的一些教师是激进派，他们不顾神学权威，反对出于维护神学教义需要改造割裂亚里士多德主义。他们被称为“拉丁阿维洛伊主义”。

　　托马斯·阿奎那是意大利望族，早年在那不勒斯大学接触到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他的学说具有调和哲学与神学的特点，迎合了缓和当时神学与哲学冲突的需要。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是中世纪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早期经院哲学的一般倾向是把神学当作真正的哲学，或者把哲学当作神学的理性内容和论证方法。13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兴起，作为一个完整完满的哲学体系，主流观点开始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托马斯在新的环境下调整了神学与哲学的关系，在《神学大全》中提出了两个问题：除了哲学，是否需要其他学科；神圣的学问是否是一门科学。托马斯认为区分科学的标准不在客观对象，而在研究方式。哲学以理性认识，神学靠天启认识。自然神学用理性发现并证明科学的前提，教理神学因天启指导并坚信同样的前提。托马斯是中世纪第一位肯定哲学独立于神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尽管哲学作用仍被限定在证明、解释和保护信仰的范围中，但这已为哲学的解放开辟了道路。

　　1323年，教皇二十二世册封托马斯为圣徒，宣称“托马斯的每一个章节都是正确的”。宗教改革时期，教廷企图通过复兴托马斯主义来恢复天主教思想的权威。特兰托会议确立托马斯主义为天主教正统学说。后来随着自然科学和近代哲学兴起，托马斯主义才衰落下去。直到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表《永恒之父》通谕，号召复兴托马斯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才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新托马斯主义不但统一基督教各派，而且使之与近现代哲学，乃至自然科学融合。为天主教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十、英国的经院哲学家

　　十三四世纪，经院哲学有两大中心：一是流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巴黎大学，二是继承12世纪英国学者研究数学和自然传统的牛津大学。

　　罗吉尔·培根是巴黎大学一位不幸的天才，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早的意识到实验和数学的重要性以及科学应用的实用价值，主张要以科学的精神全盘改造经院哲学。罗吉尔·培根是第一个使用“实验科学”概念的人。他有两条名言“没有经验，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充分认识”“一切事物都必须被经验证实”。罗吉尔·培根从三个方面论证实验科学的优越性。一是实证性，它能够证明科学的结论；二是工具性；三是实用性。同时他的经验观也具有时代局限性，他所认为的经验除了日常经验外，还包括个体的精神体验，特别是宗教感情和特殊体验。

　　约翰·邓·司各脱生于苏格兰，被称为“精细博士”。以在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中敏锐发现问题，并细致地分析而闻名。司各脱有三大贡献，一是区分理性与信仰。认为人的理智属于有限样式，上帝的理智属于无限的样式，二者不能相同。司各脱本意也许是想反对过多的形而上学思辨削弱大多数人的信仰，但实际中却是进一步区分了二者，淡化了神学对哲学的影响。第二是提出“此性”概念，目的是回答个别事物互相区别的问题。但后来的司各脱主义者离开原本的理论问题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出现了循环论证的同义反复错误。第三是提出意志主义与理智主义对立。司各脱认为理智和意志是灵魂的两大功能。一反经院哲学认为意志活动的外因是理智，司各脱认为意志支配理智，当人们愿意知道某一对象时，他才会运用理智。从根本上说，人的意志是受上帝无限意志的支配。司各脱主义一诞生就是法兰西斯会的指导思想，14和15世纪司各脱主义声势浩大，据说，它的人数比托马斯注意者还要多。

　　威廉·奥康，毕业于牛津大学，是新唯名论创始人。发展“指称”和“指代”的区分工具，克服老唯名论的缺陷，解释了唯名论的普遍性问题。奥康将知识区分为直观认识组成的证据知识，和抽象认识组成的自明知识。按照唯名论传统，直观认识表达的是偶然命题，以它为基础的证据知识是偶然知识；以抽象认识的必然命题为基础的自明知识是必然知识。奥康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直指实在论所设立的普遍实质。所谓必要，即具有逻辑自明的必然命题或经验组成的偶然命题支撑，没有两者任何一个，任何东西不能算作知识。

　　唯名论论在神学领域的后果是进一步区分信仰与理智，神学命题虽然不是知识的对象，但是信仰对象，以信仰为依据。《圣经》中描写上帝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世界，决定人的命运。上帝意志是信仰的最高原则。伦理学上，整个中世纪，人们普遍相信灵魂有向善的本性，它是上帝创造的自然法在人的灵魂上不可磨灭的印证。可以说“灵魂本性”“自然法”在伦理学中的地位，犹如“内在本质”“共相存在”在实在论和认识论中的地位。奥康否定性善论，在善恶之分上，认为意志的终究目的是上帝，意志可以自由选择，因此凡以上帝为终极目的的意志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14世纪下半叶，经验哲学的主流是奥康开创的新唯名论思潮。他们以“现代路线”标榜，以区别于托马斯主义和司各脱主义的代表实在论的“老路线”。“老路线”代表经院哲学教条、思辨、论辩的传统，“现代路线”则以批判、经验的态度和探索精神为主要特征。

　　“现代路线”的胜利动摇了经院哲学的基础，唯名论思潮的发展从内部瓦解经院哲学，此后的哲学步入中世纪形态向近代形态过度的时期。

　　十一、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思想

　　中世纪晚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15世纪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和16世纪席卷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人文主义者的巨擘或成为文学家，或为艺术家。前者如但丁、皮的拉克、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后者如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拉斐尔。人文主义者发现人的价值包括尊严、才能和自由。

　　尊严方面，人的独一无二、人是上帝的杰作，因而灵魂、肉体、人的创造幸福都受到人文主义者的热情讴歌。才能方面，人文主义最初的意思是人文学科。目标是培养人的个人的表达能力和文化修养，包括优雅的语言、细致的艺术鉴赏和创造以及高尚的道德。它不同于经院哲学，树立了新时代人的崇高形象。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人文主义者既不赞成禁欲，也不以思辨为幸福。他们追求的德行是荣誉和外在标记，如优雅的语言、服饰和艺术鉴赏力。自由方面，人文主义者意识到，人的最高价值是自由，认为自由是神赋予的礼物。不同的时代人与上帝有不同的关系，如上帝惩罚人、上帝恩赐创造人、上帝创造一起给人以选择自由。

　　文艺复兴时期同样也有反人文主义，以及人文主义内部分离带来的反对力量。当把视野从抽象的人转移到社会政治中，他们对人的局限有了更深刻的反思。马基雅维利堪称第一个“用世俗眼光审视政治本性的哲学家”。他在《君主论》中认为，君主的目的是荣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是好人，政治的本质就是以恶制恶，使用欺骗和暴力混合的方式才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继承奥古斯丁关于原罪和恩典的神学，认为人要摒弃“自我”，承认自己的非存在，完全依赖皈依上帝。依托信仰实现行善避恶，和知情意的统一。米歇尔·蒙田是后期人文主义者的代表，在经历了宗教改革触发的宗教战争后，蒙田对早期人文主义的人性论持批判态度。蒙田认为那些关于人的见解都是不可靠的，没有两个人持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他不再相信人在自然界的优越性，认为正是人自诩的优越造成了人性中骄横自负的膨胀。他的座右铭是“我们知道什么？”。本意是要用怀疑主义探究人的问题，而非是要否定一切。其生活哲学的特征是自然主义。

　　一般来说，人文主义者不关心研究自然科学。他们认为自然物即使是真实的，对于幸福生活也无关紧要。因而人文主义者大多将自然研究与人文学科对立。达·芬奇尼以及具有新柏拉图主义倾向的库萨的尼古拉以数学和谐论述自然，得出要通过数学认识自然的结论。其他自然哲学家从古代哲学中吸收物活论、生机论和泛神论的因素，把自然看作是生机勃勃的运动实体。这一阶段诞生了大量泛神论的观点。另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是，文艺复兴时期，限于科学认识水平，自然科学经常与伪科学参和在一起，但是这二者都重视对经验和实用的关注，因而促进了后来自然科学的发展。

　　十二、近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精神

　　17和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西方思想从不缺乏，但这种理性因与自然科学精神的关联，而具有特殊性。古希腊的理性是与宇宙心灵相通的思辨，中世纪的理性是神学和信仰的助手。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特征、对象、问题和作用无不与自然科学相关，并推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之时，仍被看做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自然科学的创始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人仍然坚持科学与哲学的亲缘关系。但不同于已有经院哲学建立的神学世界观，他们有了新的哲学精神：探索自然奥秘的求知精神，重视观察和实验的求实精神，通过精确的量化而达到的确定性，理解世界的机械论图式。

　　同样近代哲学中也体现了一些科学精神。首先，由于自然科学的刺激，近代哲学开始转向“认识论问题”。发展为以认识论为中心近代哲学，这一点只靠哲学自身的逻辑、靠思辨推理是不会发生的。其次，近代认识论有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阵营，两者的分歧除了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历史根源，还直接反映了对自然科学方法的不同理解。自然科学是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结合。唯理论以数学为知识的模型，把必然真理作为知识的目标，把观念的内在标准作为真理的标准；经验论者把实验科学作为知识的模式，将经验得到的或然真理作为来源，把观念与经验的符合作为真理的标准。第三，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具有机械论的特征。现在人喜欢将“机械论”和“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成为“机械唯物主义”。其实，机械论不仅是近代唯物主义的特征，还是近代哲学——唯物论和唯心论，经验论和唯理论，普遍有的倾向。最后，近代哲学的理论是以自然科学的范式而建立起来的。笛卡尔按照“普遍数学”要求建立近代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斯宾诺莎按照几何学建立名为“伦理学”、实为形而上学的又一体系，霍布斯推广自然法观念到政治领域，建立近代第一个政治哲学理论，休谟以牛顿物理学为榜样建立“人性科学”。

　　综上，近代哲学是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具有系统、确定、简约特点以及一定程度的经验实证性。

　　弗兰西斯·培根，新贵族出身，毕业于剑桥大学。毕业后从政，任国会议员、大法官等要职，后因受贿下台。培根是近代自然科学的鸣锣开道者，他最早表达了近代科学观，阐述了科学的目的、性质，发展科学的正确途径。首次提出将“归纳法”作为科学的实验方法。培根的主要贡献是“除旧”“立新”，他对经院哲学的科学馆和传统思维方法的批判，为自然科学发展扫清道路。

　　培根首先著《新工具》，对应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区分科学和逻辑，他认为一切科学都是依托演绎逻辑的公理体系完成的“证明科学”。第一，培根清晰的指出亚里士多德将逻辑与科学连为一体的种种弊端，认为这样的知识只能被谈论，充满争辩，而没有任何实用性。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科学价值观，即衡量知识的标准是实用性。因此，以思辨和伦理为取向的古代只是以及以宗教价值为取向的中世纪知识理所当然被排除在科学知识之外。第二，在批判以往哲学对科学的阻碍上，培根提出“四假象说”，深入的分析了传统科学赖以生存的心理根源和社会根源。第三，为建立全新的科学，培根建议把实验方法作为真正的科学方法，指出科学的目的是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支配自然。培根认为人的知识就是对自然的因果规律的了解，所以实验是为了发现有利于人类的性质，并使其重复出现。培根的实验方法离不开感觉的观察，但是不同于后来的经验论者，他对感觉抱有不信任的态度，因此需要对感觉加以改进。最后培根提倡归纳法，并分析了亚里士多德演绎推罗的弊端。总的来说，培根的科学观比较浅显和简单，但正因如此，他得以用犀利的语言传播自己对科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他同样也存在缺点，即将精神价值排除在科学实用性之外，要求不受任何主观性的科学客观性和中立立场。

　　托马斯·霍布斯（1855—1679），毕业于牛津大学。他精通伽利略的物理学和数学，其哲学突出体现近代科学的机械论特点。主要观点如下：一是世界和人都是机器，二是实在的性质只是物体的广延，三是可感性质是偶性，四是哲学的方法是加减。他最成功、最具独创性的哲学体现在政治哲学中，提出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第一次用人的自然属性和自然理性说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取代了中世纪流行的“君权神授”。他从自然人出发，认为自然人遵循两条自然法：利用一切手段保护自己和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利益；必要时放弃别人也同意放弃的权力。当资源发生不足，战争不可避免，自然人迫不得已转让出除生命权之外的其他权力，由他人代理。国家就是这一契约的产物，成为《新约·启示录》中的“利维坦”。霍布斯的本意是为王权辩护，因为他的社会契约对被统治者是极其苛刻的，统治者因为不是契约的一方，因而推翻他是毁约的不合法行为。霍布斯认为，臣民的自由发生在法律沉默之处。

　　十三、笛卡尔的唯理论

　　十四、唯理论的发展

　　十五、英国经验论

　　十六、法国启蒙哲学

　　十七、康德的批判哲学

　　十八、绝对唯心论

　　十九、黑格尔哲学体系

　　二十、黑格尔哲学的余波

　　* 十三章以后内容如需要请私信自取

本文作者的文集给他/她留言我也要发表文章

【读者发表的读后感】

查看西方哲学简史读后感精选的全部评论>>

评论加载中……

西方哲学简史读后感精选

查看西方哲学简史读后感精选的全部评论>>

【西方哲学简史读后感精选】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