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史读后感1000字
《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一本由夏志清著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US$30.00，页数：5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國現代小說史》精选点评：
●作者学问之渊博，批评眼光之独到。在此一览无余。当然，他的反攻立场，和他对在此书讨论到的大多数作家的意识形态之敌视，乃是一样显而易见。 读完有种夏是张爱玲的小迷弟的感觉。对张的赞赏达到了全书最高。
●对大多数作家，是很批判性的评价，即使夸奖，语气也很硬，可是，夸沈从文夸得多好啊，一个劲儿的夸，读前面，有种读教科书的心情，到沈从文这儿，读着就很愉悦了。是夏志清很个人的评论，可是很偏爱他的这些“偏爱”。另，对那段历史真是一无所知，当年历史教科书都讲了个啥。
●看完庆幸买了这版，国内出那本估计要删掉一半。不说别的，就是夏志清这份在当年就能重新发掘张爱玲钱锺书的眼力足够打五星。看之前还挺担心他会有西方中心和政治立场的偏见，结果的确是实打实地以文学价值为先。尽管方法论偏传统知人论世，而且夏自己也不免陷入他有所挑剔的中国文学“感时忧世”传统的矛盾中，但毕竟他论述的时期笼罩在意识形态下，写作和时局难分难解，在拆解时不得不详述。退一万步说，夏的人道主义道德观受儒家传统影响也再正常不过。那年代凭一己之力编排自五四开始的文学史，而且是以客观的艺术标准去衡量，想起大四上中国现代文学，依然是party的八股教科书，想起高中发写作资料，硬是把一篇类似安妮宝贝的作品安在张爱玲名下，就知夏志清的观点观念今时今日毫不过时，的确可以藏之名山。
●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夏志清的文學眼光與識斷毋庸置疑，其政治立場與文學性標準使本書對於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有很大價值。作家做品論過多，對思潮社會等方面敘述顯得有些不足。有待與三十年對讀。
●我喜欢写沈从文的部分，好动人
●为论坛准备主要看了第一编，之后再抽空补全。我把夏述史时个人色彩浓重的主观“评断”看作是，基于其立场和手持史料所做的“分析”。客观的部分，只要他不是在扭曲史实或故意缺漏重要信息，其实我觉得他就完成其工作了，评书和分析获认同与否，不影响其筑史的功就（况且还是以开山鼻祖之气势）。看惯了长篇累牍分析却给不出结论，把中庸当客观的“调和大师”的东西，读读这样文风的作品，也不赖。（夏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是，就算像他这样的巨匠，也会因不断地吸收和补充，而发展出前后极其不一致/相悖的思想和理念，而且这也没什么。我一介凡夫大可松一口气了。
●写实主义与风格
●视角独特，但是对张爱玲独爱过分。
●现代文学研究要还是推崇夏志清的文学史为经典，那就继续裸泳吧
《中國現代小說史》读后感(一)：以“偏狭”重构文学传统
正如王德威所说：“在《小说史》一书中，夏也本着类似精神，筛选能够结合文字与生命的作家，他此举无疑是要为中国建立现代文学的‘大传统’。”夏志清有着重构中国现代文学“伟大的传统”的野心，《小说史》的生成样式跟同时代的现代文学史有别：与其说它是一本研究型的文学史，不如说是一本“作家论”。
《小说史》作为在新批评理论浸润下的果实，表现出来的特点有：以文艺作品为本体，着重研究文本；重视作品的内在构成的各种因素的特点，“细读”（close reading）的内部研究方法则确立了审美性为核心评价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挖掘出了被标榜为“反动文艺”的沈从文，写滑稽小说的钱钟书以及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张爱玲。
另一方面，道德关怀是夏志清衡量一部作品的重要尺度，不难发现“道德意识”、“道德冲突”、“道德视景”以及“宗教观”、“人道主义”这类词出现的频率较高。他认为：“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来说，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实际上，夏所做的工作，即是在宗教信仰与文学发展的复杂关系中，为国内文坛理出一条可供参照的线索和思路。
总而言之，《小说史》为大陆现代文学一度以科学名义作为集体操作的精神模式，展示了一个充满文学性和个性化的风格史写作范式；它也提供了一个跨文化的国际视野，在宏观上厘清与挖掘了那些“优美”的作品，拓宽了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谱系。纵然对于《小说史》的批评与争议未曾间断，但我们通过思考不断地完善对历史与文学的认识，使其更加合理、合乎人性，这是《小说史》给予我们的启发，同样是文学研究的初心。
《中國現代小說史》读后感(二)：先声与后来人
1.新批评的保守使得这本书问题多多。比如鲁迅一章就有太多地方不敢苟同了。总体不如其先兄夏济安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精彩。张爱玲一章不乏妙语，但张氏小说的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夏志清显然没能克制住自己对女神的爱。但这就是夏志清，一个可爱的老顽童。
2.但在我们谁也不清楚到底何为“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时候，夏志清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虽然看上去非常粗暴但其实很发人深省的路径：用英美文学的标准来撞击现代中国文学。火花四溅之余，表面看去，这种做法好像是什么“欧洲中心主义”。可换个角度看，又何尝不是在创造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多样性的无限可能呢？夏志清抛给了我们很多问题：像communism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像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等，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思考——自本书始，现代中国文学的解读空间只会越来越大，而不会收窄。这想必也是所谓“开山之作”的意义所在：不是说前无古人就不得不要给它位置，而是说它创造了生机，是巨大的贡献。
3.总的来说，夏志清证明了，不同渊源的理论资源之间唯有不断在碰撞中交融，在交融中碰撞，才不失为是一条有希望的出路——带刺的未必是洞见，但真正的洞见一定套着偏见的皮囊（尤其在今天这个漂亮话横行的年代），并能引发新的洞见（否则才真不过是哗众取宠的论调而已）。在这一点上，王德威就显得有点滑头了。
4.在最后也是最值得反复重读的“结论”章中，夏志清表达了自己从祖师爷李维斯那里继承来的“大传统”野心。我想，应该不少人有过同样的想法：即跟欧洲一样，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但丁、莎士比亚。不过事实并不如人愿。而“应该怎样看中国文学至今没有自己的但丁和莎士比亚”这个问题，跟2里提到的那两个问题一样复杂。
5.世人每每谈及夏著，总三句不离“保守”、“冷战”、“反动”、“激进”甚至“毁三观”等词，对其中的深意置若罔闻，实乃愚不可及也。
《中國現代小說史》读后感(三)：文学的思想史价值：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读后
一
文学*是更为深刻的思想史。最精深的思想往往难以精确表达，而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对文学人物及其处境的设计和描述，营造出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存在但却又十分真实的思考环境，传递一种复杂的情绪和体验，并以此为基础挖掘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一部文学史，可以通过对一个时代文学作品的考察，去展示特定社会环境下，特定作家通过特定文学形象传递出的思想内容，从而更加真实、准确和深刻地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面貌。这是我读《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突出感受。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旅美中国学者夏志清的代表作，一直被认为是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开创性的经典著作（原书为英文）。确实，此书不仅语言优美，立论诚恳，且每发一论断评鉴，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传为经典，非虚名也。在体例上，此书为编年体和纪传体杂糅，以时代分野为经，以作家为纬，其中亦有穿插，可谓兼采中国传统史学体例之长。
夏志清的每一论断不一定都能让读者信服，但却总能反映出其解读品鉴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独特眼光和广阔视野，使人耳目一新。加以文风老辣不遮掩，读来可谓酣畅淋漓。夏志清学贯中西的深厚学养及其在东西方生活的丰富经验，更使此书具备了少有的洞察力和穿透力。
二
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文学，此书贯穿了两个主题：一是文学的目的在于挖掘人性，二是文学应该“为文学而文学”，去除济世性。
关于第一个主题，夏志清说：
“一个艺术家，只有照实的去描写生命，去探索人心的隐蔽处，去灼照人生中爱的道路，才能够为真理服务。”（页290）
这句话可以说是全书精髓的集中表达。从根本上讲，人性的基础和优缺点是古今一致的，只是面对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面貌。文学的作用，就是挖掘人性的幽暗之处，表而出之，然后指出此种人性对个人和时代造成的影响。因此，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反思人性，以便人类更好地认识自己，尽量拓宽人对于美与爱的认知界限，避免落入人性中恶的陷阱，从而使人更加健全，更加丰富，更具备自爱和爱人的能力。
夏志清对于人性的观点是较乐观的，至少在书中主要表现出的是乐观，否则他也不会说“灼照人生中爱的道路”和“为真理服务”了。我却并没有他那么乐观。在我看来，人性的根本困境在于，即使认识到了人性的幽暗之处，以及人性中的恶可能造成的悲剧，人却无力去改变这种人性。爱与真理之不能达成，其原因不是人的认知能力问题，而是人与生俱来且永远无法改变的固有局限问题。
当然其实夏志清在书中也会透露出悲观情绪。例如他说：
“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当罪恶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的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境界了。”（页383）
结合夏志清一生的经历和他本人的文学创作，我认为他的内心更倾向于悲观，只是在书中掩饰自己的悲观罢了。因为如果彻底悲观，文学创作就无法开展或没必要开展，文学史的意义也就不太大了。
关于第二个主题，夏志清主要是通过批评共产小说实现的。共产小说的宗旨，代表文献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的精神既是总结性的，又是指导性的，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面貌。讲话强调的重中之重是文艺应具有鲜明的济世性，即为工农兵服务。
其实，中国文学的济世传统并非到毛泽东才如此，而是长期存在、渊源深厚，这是儒家济世传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压倒性优势所导致的。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文学作品，似乎主要出自道家、佛家的信徒之手。或者说，即便是一个处于儒家传统下的中国读书人，只有当他从道家、佛家寻找思想资源的时候，才更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庄子、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即是如此。
夏志清对“文学需济世”的观点显然不赞同。他认为文学应该坚持自身的固有传统，不能作为任何其他外在因素特别是政治的工具。夏志清说：
“劳伦斯在他的《古典美国文学研究》一书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对于有想象力的作家，可谓金科玉律：‘勿为理想消耗光阴，勿为人类但为圣灵写作。’照此说法，那么一般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显得平庸，可说是由于中国现代作家太迷信于理想，太关心于人类福利之故了。……事实上，这些作家往往把理想误作圣灵来侍奉。”（页379）
也就是说，夏志清认为必须跳出人、人性和人类来认识文学，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也就是“为圣灵写作”。这里突出了作家写作的神圣性。可惜任何作家都是深嵌于现实人世，完全“为圣灵而写作”几乎是办不到的。
三
读文学史有一个好处，可以快速了解作家及其作品的梗概，并且借由史家之笔直接认识到作品的内在含义。虽然会有偏差，但也简单直接。大部分文学作品恐怕是没有太大意义通读的。虽然如此，经过夏志清的介绍，我对于一些文学作品倒发生了兴趣，希望可以去读原书。
此书写得最好的部分是鲁迅和张爱玲。鲁迅的文学创作不是太多，我基本是读过的，夏志清的解读令我有拨云见日之感。张爱玲的书我几乎没读过，但看夏志清描述《秧歌》和《赤地之恋》的故事梗概，仍然惊心动魄。我未曾料到文学作品在反思和表现政治中的人性方面能够达到如此深度。
此书广受赞誉的一大原因，是夏志清通过此书的评介，发掘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一批此前未受注意的作家，使之成为知名作家。沈从文我很喜欢也更加了解，钱锺书的《围城》则是我读了多次而读不下去的书。我揣想，张爱玲、钱锺书之所以被夏志清发掘，可能因为他们三人生长于于同一地域文化圈（张爱玲和夏志清均生于上海，夏志清祖籍江苏，而钱锺书是江苏人）。夏志清对张爱玲和钱锺书作品的理解，很多是我无法做到的，其原因除了鉴赏能力的高下和人生经验的多寡，部分也由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地域差异，与我喜欢沈从文的作品是一个道理。同时，沈从文能得到夏志清的高度评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沈从文的作品或许更具有跨越地域的穿透力和辐射力，而这正是好作品最重要的特征。
四
当今时代，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正面临挑战，其对人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已被影视剧取代，很多小说家兼任编剧也就不足为奇。李敖曾在《北京法源寺》书后的一篇自叙中说：
“正宗小说起于十八世纪，红于十九世纪，对二十世纪的小说家说来，本已太迟。艾略特（T.S.Eliot）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Flaubert）和詹姆士（Henry James）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象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正因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李敖：我写《北京法源寺》）
现在，距李敖写这篇文章（1991年6月）又过了28年，距艾略特咬定小说无可为则快要100年了。在没有电视机、电影院、电脑、网络的时代，读小说是排遣时光的重要手段，现在则是追剧、看电影、打游戏了。这是小说的危机，不过倒不必惋惜。很多艺术形式都随着时代产生，随着时代灭亡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均是如此。小说的前途，恐怕就是李敖所说，需要“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
其实整个文学的处境与小说相差无几。大众中阅读严肃文学的人显然越来越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在思想史上的价值和意义更值重视。只有在更超拔的层面上描绘和反映现实生活，反思新的时代中人性的独有困境，文学才有可能在人的心灵和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现代小说史》2016年6月20日
购于香港中文大学
2018年7月31日起读，2019年5月2日阅毕
2019年6月30日写
*本文以文学为题，但主要以小说为例，二者是包含关系。因为只是读后感，为表述简洁方便，未对文学和小说从概念上作严格区分。
（此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丹枫阁文史”）
《中國現代小說史》读后感(四)：批评家的罗曼消亡史
——《中国现代小说史》读札
“现代”是一个相对的名称，真正的大作家当然以表现现代为己任，但这并不是说他先学会了当代最流行的技巧，从本国和国外最时髦的作品里，抓住了“时代意识”后才去创作的。——夏志清《姜贵的<重阳>——兼论中国近代小说之传统》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开头的对话看似匪夷所思：当陆先生斥责“这些人没有正常人的情感”时，观众心里难免会咯噔“不正常”一下——到底何谓“正常人的情感”？二十一世纪的人只要心思稍微细腻一点，不难发现，它并非是三言两语能够道得干净的问题。
这当然跟我们即将要谈的话题有关。势必有人怀疑，在全球化如火如荼的今天，再议这部发表于冷战白热化时期（1961年）的文学专著，是否显得太不合时宜？读者还能从这样一部书中读到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被责为“保守”的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方法论使得《小说史》问题多多，比如《鲁迅》章和《张爱玲》章。鲁迅和张爱玲都是现代中国文学史无法绕过的作家，围绕着这两个人，当今学界各自形成了势力不容小觑的“鲁学”和“张学”派别，并且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都取得了相当丰富的进展。在如此现实之下，夏志清对两人反差极大的批评意见便有点令人难以接受了。
在他一生的写作经历中，对青年和穷人，特别是青年，一直采取一种宽怀的态度。这种态度，事实上就是一种不易给人点破的温情主义的表现。……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至后来主动地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这些势力，日后已经证明比停滞和颓废本身更能破坏文明。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对这样一个，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不容置疑的作家，夏的“不留情面” 注定会招来诘难——他与捷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笔仗早已名扬天下；读者也可以追随普的脚步对夏回以同等的严厉。尤其当夏同时在评判张爱玲却不吝褒辞（“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甚至达到了吹捧的程度时，这种丝毫不回避的偏爱，可以说让诸多好谈“中肯”和“不偏不倚”的读者对《小说史》产生了质疑。
回顾夏志清的这些说法，确实有太多地方难以苟同。比起其兄夏济安研究鲁迅的几篇论文，夏志清对鲁迅的批评不能说纯粹只凭个人的喜恶，毕竟他已经触及了关键——“鲁迅既不左又不右，变得完全孤立”，但却到此为止，并没有将鲁迅的困境作进一步更复杂的剖析和理解，而仅判断鲁迅是“怕探索自己的心灵”，“怕流露出自己对中国的悲观和阴沉的看法”，事实上个中明显还有更耐人寻味的原因，需要仔细揣摩；认为《故事新编》“浅薄而零乱”，则太过于荒谬了。
说是说吹捧，不过《张爱玲》章也不乏妙语：
我们这个社会是个过渡社会，构成的因素很复杂而常常相互矛盾，张爱玲的这些小说是这个社会的写照，同时又是人性爱好虚荣的写照：在最令人觉得意外的场合，人忽然露出他的骄傲，或者生出了恶念。但总体来说，《传奇》以降的各式长短篇创作表明，张的缺陷也是易见的，夏志清显然未能克制住自己对女神的爱——可话又说回来，这不正是夏志清不是？一个可爱的老顽童，极具风格的批评家。廖玉蕙的《在砧板上写评论》和季进的《夏志清先生访谈录》两篇访谈大大丰富了他的形象，直言不讳的个性实际并不折损其评判的力度和准度，因此那些屡屡执言“公正”的读者面对夏志清时，如果不能在风格和意气间小心地斟酌和权衡，岂不讽刺？凑巧的是，夏志清正需要读者这么做，他们不得不重视起态度和学识的精妙合成带来的复杂性（此亦文学的复杂性），否则自以为是地大谈“不偏不倚”或“另觅出处”，注定一无所获，到头不过反证所谓理性是不实的自我安慰而已。
回到开头提出的“正常人的情感”。《小说史》写于一个谁也不清楚现代中国文学的概念到底为何的时刻，此处的“茫然”，除了史料的匮乏，实应包括中国读者阅读的感受与文学价值判断的漂移乃至缺失。因自身历史的独一无二，现代中国文学终究无法与延绵数百年的英美文学同日而语，但能否因此致使必须替前者“私人订制”一款专属的审美标准，即便就目前而言，也并非是一个可以轻易定论，或说用逻辑了结的问题。毕竟在理论的演绎之前若无人的感受作底，理论的效力是决然指望不上的，此亦乃夏氏直抒胸臆但不失一针见血的批评的重要所在：《小说史》处处按捺不住的罗曼蒂克特质常常令人措手不及，实则意在指明，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背景下，不同渊源的文学资源，唯有不断在碰撞中交融，在交融中碰撞，融情于理，情理交融，才不失为是一条有希望的出路。
所以《小说史》好比一道机关（trigger），触发我们意识到，别甫一起头就急于确定什么金科玉律，重要的永远不是“是什么”，而是开始思考“照你看，为什么这样”：正如夏对张爱玲的赞赏，与其对鲁迅的贬抑构成了一体的两面，而倘若我们没有深切体会过鲁迅和张爱玲两人的作品，从中提炼出真情实感的话，那么无论这两位作家究竟谁是真正的伟大，夏志清如何判断，对于读者来说，一律属于妄言。认定张爱玲眼光狭隘，受缚于自身情感世界的局限，鲁迅则是更有勇气的担当，敢于“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未尝不可，只要我们学会关心和反思自己的感受，夏著的目的也就达成了。
尤其在今天这个漂亮话横行的年代，带刺的未必是偏见，真正的洞见一定套着偏见的皮囊，并能进一步引发新知。夏志清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虽然看上去非常粗暴，但其实很发人深省的路径：用英美文学的标准来撞击现代中国文学。火花四溅之余（然而究竟有没有擦出“火花”，仍然打个问号），表面看去，这种做法好像是什么“欧洲中心主义”，可换个角度看，又何尝不是在创造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多样性的无限可能呢？或有意或无意，夏志清抛给了我们很多问题：像共产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像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等，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思考——自本书始，现代中国文学的解读空间只会越来越大，而不会收窄。这想必也是所谓“开山之作”的意义所在：不是说前无古人，不管写得怎么样都不得不给它一个位置，而是说它创造了生机，是大的功德。
尽管如此，《小说史》所彰显的批评品质却难以为继，而这显然比新研究课题的开发更为可贵，更值得人回味甚至吸收。根据张英进的梳理，在《小说史》之后，由于学术范式的转换，夏志清与北美学界越来越格格不入，直至逝世，也仅仅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和《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两部著作。“他所信仰的以普遍人性概念为基础的文学‘品格’（integrity），如今在崇尚多样化和异质性的学术环境中遭到唾弃”。
这也即为什么我说，我向来不觉得夏志清的批评是套用了什么范式，纵使作为耶鲁英文系的博士，他在英美文学方面的造诣再深，思路受新批评影响再大。《小说史》虽诞生于美利坚的学院，但确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批评。李敖去世当天“我死诸君思我狂”又被人翻了出来，这句话首先让我想到的却是夏志清——倒并非说“狂”，他的不少看法，实际是勇与谋兼备，贯穿以丰沛的情感（无论是国情还是私情）后结下的硕果，即便曾受时尚的熏陶，终归也是“夏志清”牌的批评，不论中国还是美国，在那个追逐与压迫之风盛行的年代里都尤为难得：所谓杰出的批评家，不可能不带自我感情而空谈冷的客观，故当约瑟夫·布罗茨基、W·H·奥登和谢默斯·希尼带着他们的诗情走进文学批评时，他们的文采依旧熠熠生辉，而非堕化成沉重的累赘——批评家无非致力于提供美的一种，小说家亦然，人能“纵容”后者，却向前者贪婪地苛求着全部，实是吊诡。
附录收入刘绍铭的《名世与传世》，讲述最后时刻的夏志清在医院等候处方时，王德威前来看望，他对王说：“我不怕死，因为我已经不朽”——可谓真正的名士风流，与他在《结论》章中对中国文学赋予的寄托一脉相承。与其说夏志清表达了自己从祖师爷李维斯那里继承来的“大传统”野心，不如说他对命运多舛的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明保持了一贯的敏感，孜孜不倦地找寻着信心，而不受聒噪的世道所惑，不论刮“左”风抑或“右”风。所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了解”，“一个能力较强的作家应该了解到，除非首先对人与人间的社会交往观察深入，否则他无以体察更进一步的真理”的意见，时至今日读来仍达一语中的之能效。可类似这样的期待，已越发赶不上时髦：翻阅哈佛大学去年出版的《新现代中国文学史》，数十篇小文章凑成的大集子，与“大传统”的设想差之十万八千里尚在其次，主要是打“后”学兴起，从后现代到后人类，各种学术花样迭出，早已叫人疲于应付，遑论中国文学始终处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中——“民主化”和“通俗化”的解构大势固然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创获寥寥的现状，使得批评家早就消亡的罗曼蒂克一时又变得微妙：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在世界，都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理所当然——世界文学同一性的论述早已泛滥成灾，是时候再考虑考虑差异性的事了，而《小说史》正好是一个不错的出发点。
表面上看，《小说史》从问世至今的存在见证了一种风格、一个时代的落幕，可自不同界面观察得出的迥异结果：世界的潮流是鼓吹文化多元主义固然不假，可一旦重入中国的视野，不妨自问，批判所谓的“传统”批来批去那么多年，怎会还没有个完？疑问暗示着夏著的某种超前性。《罗曼蒂克消亡史》里有一句“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令人摸不着头脑，我想其中一个意思是说，当下的人们背负了太多笼统的家国情怀和历史伤痛，实在难留多少空间允准自己，与那些猝逝在变态岁月里分处各位的大小角色同情共感；差不多的道理，也适用于夏志清的《小说史》：寻找释放和活跃文学价值的批评系统，以及在文明崩坏的危机时刻重申对艺术本身的执念，本是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批评家理应担负的责任，特别在“中西汇集，古今交杂”的转型节点上，这样的著作更承担着启发文化体系推陈出新的关键意义，结果长期以来，不是被乱扣上或这或那的“主义”帽子，就是横加歪曲，三句不离“激进”、“反动”甚至“毁三观”等词，考虑到《小说史》的中译繁体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通过各种“非官方”途径流入中国大陆的，说破了，无非耽于僭越禁忌带来的快感，对其中可能的深意，读者大概率根本不感兴趣。而这些阻塞新思路产生的误读，更加坐实，此作是“写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批评。
结尾是一个意料之内的问句，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我以为，我们毋需困于问题本身既含的预设，也不必受时下语境的掣肘，大可借“夏志清之问”充分遐想中国文学的未来——假设百转千回，我们的文学有幸重归一个用心专注和发掘美的传统（这时必定与过去任何时期的文学都不相同）上面来，我想，届时人们一定会对《小说史》产生相当别样的全新感受。届时，夏志清“人文主义不是什么理论，人文主义就是自然的东西”的清醒兴许才能真正为普通读者所彻底消化，内化成文学阅读的常识一种。
虽然从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以及姜贵的《旋风》、《重阳》看来，这个优秀的传统，还断断续续的在身居大陆以外的自由作家作品中保全着，但我们实在无法推测，这个伟大的传统，几时再能在大陆开花结果，对新生作家发生影响作用？参考文献：
1. 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05年。
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
3. 夏志清，季进：《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访谈录》2004年。
4. 廖玉蕙：《在砧板上写评论》2001年。
5. 宋明炜：《夏氏兄弟与人文主义》2005年。
6. 张英进：《历史整体性的消失与重构——中西方文学史的编撰与现当代中国文学》2010年。
7. 李立超：《“清污”运动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2017年。
8. 刘绍铭：《名世与传世》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