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史》读后感精选10篇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本由夏志清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0.00元，页数：50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现代小说史》读后感(一)：要读完整版，不要阉割的
暑假借来了学校的这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花了一个暑假看完了，读书笔记做了几十页，感慨出过国的人做学问就是能把事情讲清楚。
这本书的大陆版是经过删节的，所以虽然台湾版的很旧，还是选择了完整版。
文学史的老师推荐的，他说大陆版的被删得挺狠，谁看看都知道，哪里会被删掉，但如果那些都被删掉了，这本书就不完整了。
翻译不多说了，因为没有对比过。我看的完整版的翻译，自以为还是不错的。
这不是一部权威的文学史，现在中国也没有一部真正的现代文学史，但确实很好的一部文学史，对于任何这类评论的书都不能尽信，有时候要靠自己去凭证据和逻辑去判断。
至于公正性，他专门写到了共产作家，而国内的文学史，对异类连提都不提，公正性自然表明了，虽然五十步笑百步不好。
严格来说这篇不算书评，好吧其实我到现在连书评怎么写都不知道，只能算是个人又臭又长回忆流水账。
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总感觉好像又重新回忆了一下我童年的阅读史。小时候我就挺喜欢看书的，这点当然令爸妈十分欣慰，然后也不遗余力地往家里搬书。我那时不懂得挑书，也没有挑书的权利，书都是我妈从学校的图书馆借来的。爸妈属于一颗红心向太阳的那种，思想，嗯，比较传统。直到我高中离家之前，言情小说甚至武侠小说是不能在我家出现的，否则下场可悲。哦，还必须提到一点，我妈尤其叮咛我不准看张爱玲的作品，到今天为止我也不太清楚具体原因。所以这么一限定，我能看的书，就只剩下儿童文学，还有中外名著，当然，是青少年缩减版。有些在初中时又重新读了厚厚的原著。
儿童文学就不提了。中外名著，那时候比较喜欢看外国的名著，因为故事情节生动精彩，对比之下中国名著，其实《西游记》那本书快被我翻烂了，只是一读到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的作品，我就老感觉读不下去。倒不是说小说写得不好，那个时候我还没那么高的鉴赏能力，应该还是语言问题，那个时候白话文刚刚普及，许多文法跟我们现在惯用的不太一样，所以读来有些拗口，一读不顺畅就没兴趣读下去。
《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提到的作家，我略略数了下，读过他们作品的有百分之七八十吧，剩下的至少也听闻过大名，知道他们的作品大概写了啥。下面一一说下。
鲁迅，唉，当年挺不喜欢他。我想很多人在读书的时候都不太喜欢他，因为都不知道他的文章在写什么，考阅读最怕考到他。后来长大了渐渐知道了他的文章中隐含的深意，也对他佩服有加。当然，现在我也感觉他被捧得高了些，。他的《朝花夕拾》我比较喜欢，《呐喊》糊里糊涂地看过去了。我也觉得夏志清说得对，鲁迅的作品灵感，都来自于滋养他的故乡。
茅盾。《子夜》《虹》《春蚕》都看过，《子夜》和《虹》只记得基本情节，具体内容都忘得差不多了。倒是《春蚕》，还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春蚕》很仔细地描写了江浙一带人家养蚕时的风俗习惯，很讲究，读来很新鲜。
巴金。回想了下，这些作家中我看的作品最多的居然是巴金。虽然夏志清对《家》的评价不高，但是我最喜欢的巴金作品是就是《家》。觉慧就是我当年的白马王子之一啊，热血向上的青年，为了理想与旧封建家庭决裂，读来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而且也觉得《家》的故事情节很丰富，除了觉慧的热血，还有与鸣凤朦胧的感情，觉新和梅表姐，瑞珏之间的纠结。《春》就是《家》的翻版。到了《秋》，大家庭就凋敝了，幸好，我所喜爱的人物，都过上了比较好的生活。我对激流三部曲感情挺深的，有时候回家还会拿出来翻翻，看看喜欢的情节。至于夏志清评价比较高的《寒夜》，我真的不喜欢，感觉很压抑，读了之后，现在回想起来也没记住什么。
冰心。好吧，我就读过冰心奶奶的几首小诗，几篇散文。买过散文集，没什么读下去的兴趣。作品只记得《小桔灯》，比较喜欢做小桔灯的那段。《寄小读者》没读过，我一向不太喜欢书信体的作品，包括《少年维特之烦恼》，因为是书信体所以我也没读下去。现在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冰心奶奶名气这么大。
老舍。读书的时候好喜欢他选在语文课本里的散文，写的很好，很有生活气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伯伯。《骆驼祥子》读的时候觉得好悲惨好压抑，有一种命运弄人的感觉。他写的那么多中短篇，比较遗憾只看过一两篇，不过印象深刻。大概是初中才知道老舍在文革时的遭遇，那时听了好难过。
沈从文。特别喜欢他的《边城》，喜欢他描写那种淡淡的，宁静悠远的感觉。赶集时嘈杂有人烟，而平常的日子就像流水一样，偶尔也那么点响动。湘西江上摆渡的老人，情窦初开的少女，热情勇武的少年。翠翠与两个少年之间纠结的感情，看得我也纠结。至今我还记得故事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我当时读完盯着这句话盯了好久，他到底回不回来，回不回来，这让我惆怅了好一阵子。
剩下的，郭沫若不提，他不过是以文学为工具追求政治地位，我也没看过他的作品。凌叔华，读过《绣枕》，虽然是很简单的故事，但写得很好，到现在都记得那小姐光荷叶就用了十八色丝线。郁达夫，读过《春风沉醉的晚上》，小市民的普通生活，简单但也动人心。张天翼，只读过他的《大林和小林》，《有老鼠牌铅笔吗》，只想说想象力太丰富了，第一次发现他是清末出生时我都不敢相信。钱钟书的《围城》，老实说没看过，只记得他关于母鸡和蛋的那个妙谈。
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夏志清是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评价中国的现代小说。西方的小说一般来说比较重视个人经历感受，从个体感受出发，注重心理描写。这些都是优点，我回忆了一下，也发现我记忆深刻和喜欢的小说或作品，大多是这一类。而中国的现代文学，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刚刚起步，并没有很好地达到这一点。但是，我也不认为，这种评判标准就一定是对的。中国文学自有中国文学的笔法，又何苦委曲求全于西方。当然，现在中国用作家的革命性来排定各位作家的座次，我也不认同。夏志清很反感共产主义小说的“假大空”，塑造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都千篇一律。其实这类小说我也看了不少，怎么说呢，作为不是专业的文学理论家，学者，我看的还是挺乐呵的。赵树理在现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党的宣传家，但是他的《小二黑结婚》我就很喜欢，故事情节生动，又有民俗特色。还有一位作家叫浩然，他写了很多反映人民公社时期的正面短篇小说，套路都是一样的，可是我读着感觉也不错。所以这还是学者和读者之间的差别吧。
最后想说说张爱玲。张爱玲现在真火呀，众多小资文艺女青年的必读啊，很多有名惆怅又忧伤的句子啊。当年被老妈禁止接触张爱玲，让我对她有十分强烈的兴趣。可是当我可以光明正大读她的作品时，却发现，我并不喜欢。她的散文不错，写得很细腻生动，可是小说，我就不喜欢，读了几页就没读下去。《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溢美之词看到后来我都快受不了了，张爱玲的小说真的有这么优秀吗？对了，这几天我在读的一本书叫《中国新闻社会史》，书里就提到，近年来大陆的“张爱玲热”就是夏志清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炒起来的。看过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吹捧，再看这本书对张爱玲的“扒皮”，让我有种看反转剧的感觉。不过，我真的不太喜欢张爱玲小说里的那种颓唐，或许它真的很好地表现了那个时代大众普遍的心理状态，可是我想在那个年代里，还是需要一些令人斗志昂扬的文学作品。
历史永远是复杂的，不是简简单单几行字就能写清楚的。所以其实我认为，这本书，并不能叫《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国现代小说史》读后感(三)：艺术至上的小说史
有关这本著作的诞生机缘，夏志清先生已经在序里作过详细交待，这里本无须赘述，然有一点实值得一提——当初夏先生本想撰写一部全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他通读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后，感到那些诗歌和散文都不合他的胃口，只觉新文学里的小说部门成就最大，讨论起来也较有趣，所以，后来他就决定专写小说史。——可见，正是对于小说艺术的兴趣，才促使作者全力投入十年青春，完成了这部独树一帜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巨著。
“衡量一种文学，并不根据它的意图，而是在于它的实际表现，它的思想、智慧、感性和风格。”——这句话出现在全书最后一章《结论》的文末，但是为了便于理解夏先生的小说观，我自作主张将其提到这篇笔记的前面。也可以说，夏先生的这部皇皇巨著，正是围绕他的这一文学观和小说艺术观来展开讨论的。
这部断代小说史的时间跨度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1917年到反右运动揭开序幕的1957年，刚好四十年。夏先生把这四十年内的小说家按照政治信仰分了类，一类是左派作家，一类是独立作家，他遗憾地认为大多数左派作家都将艺术让位于理想，最后使自己的作品沦为枯燥无味的政治宣传载体，因此，这个阶段内的汉语小说成就相对于同时代的西方世界来说，并不理想。夏先生主要讨论了这四十年里的十位重要作家，按照这些作家的年龄和初涉文坛的年代，他们依次是：鲁迅、矛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吴组缃、张爱玲、钱钟书和师陀。在夏先生看来，这些作家中，只有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和张天翼“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并且，这四位作家中，夏先生最激赏的作家又是张爱玲，——“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说来，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我们来回顾一下夏先生本着自己纯粹的文学艺术观，对于这些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讨论：
◎鲁迅
夏先生认为新文学运动的最高成就在于小说，其他文学体裁如话剧、诗歌的创作，并不成熟。那么代表着新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品，则正是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祝福》、《在酒楼上》和《肥皂》九篇作品。且夏先生认为，这九篇作品是作者创作生涯中最好的作品，“在鲁迅的最佳小说中，他只探病而不诊治，这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的极高崇敬，使他只把赤裸裸的现实表达出来而不羼杂己见。”相反地，夏先生认为作者1926年以后的小说集《故事新编》的“浅薄与零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的没落。”
◎与鲁迅同时期的一些作家
夏先生认为叶绍钧（叶圣陶）的最佳作品并非现在流传甚广的儿童文学作品，“叶绍钧写的童话，常流于说教。他最有名的童话，如《稻草人》与《皇帝的新衣》，都是模仿安徒生的。”，他认为叶绍钧写得较好的作品应该是他探讨寂寞的作品《孤独》和《秋》。
对于另外一位为少年儿童所熟知的作家冰心女士，夏先生则无情地指出她那些歌颂“爱的哲学”的小说，如《超人》、《悟》，都是“不折不扣的滥情之作”，他认为冰心最具技巧野心的作品则是《别后》。
同为女作家，夏先生认为凌叔华“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较冰心成熟的感性和敏锐的心理观察，潜力也比冰心大”，可以代表她的艺术成就的作品是《绣枕》、《花之寺》和《中秋晚》。夏先生还评价道，《绣枕》是中国第一篇依靠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讽刺的象征来维持气氛的小说。而《中秋晚》这篇小说，仅凭夏先生在著作中的引文就足够引人入胜，先生认为“它在揭发某些愚蠢观念上，是可以与鲁迅的《祝福》相媲美的。”
夏先生非常不满意创作社的作家，他老人家对创造社冷嘲热讽道：“就创造社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之微来说，他们对青年的影响力实在大得出奇。……创造社的人假浪漫主义为名，一味狂放，浮而不实，作品没有丝毫规矩绳墨，言过其实。他们的唯美主义仅仅可以说是为了感情的放纵而艺术而已。”毫无疑问，创造社的代表作家郭沫若首当其冲被夏先生所鄙夷，甚至就连创造社的另一位著名作家郁达夫，他亦并不推举。夏先生认为郁达夫的《沉沦》过于神经质，“他的想象完全来自真实生活，被其自我狭小世界里的感觉、情欲所支配。”
◎茅盾
夏先生一面承认茅盾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作家”，另一方面，他却认为连茅盾最被推崇的巨著《子夜》亦是失败之作。当然，“革命作家”这个定义出自夏先生之口本身含有贬抑之意，“最伟大”的修饰语也就相应打了折扣，且关于这个“失败”的定义，夏先生解释道，此乃“以茅盾过去的成就和可能的成就来衡量它的缘故。”他认为茅盾的写作越来越“科学”，在后来的写作中再也摆不脱这个迷障。所以，虽然本书讨论茅盾及其作品的篇幅颇长，可惜通篇读下来，似乎没有找到夏先生认可的作品。
◎老舍
与绝大多数读者相同，夏先生也认为老舍和矛盾这两位作家有许多有趣的对照，其中一例是：“茅盾深受俄国和法国小说的熏染，老舍的个性和教育背景则使他爱好英国小说。”夏先生介绍，老舍对狄更斯极为喜爱，《赵子曰》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第一部严肃的喜剧小说，有狄更斯风味。《二马》和《离婚》也是比较成功的讽刺喜剧小说。夏先生将《骆驼祥子》单独置于最后来讨论，对于这部小说，他的评价是：“到那时候为止的最佳现代中国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尽管免不了有缺点，基本上仍不失为一本感人至深、结构严谨的真正写实主义小说。书中爽快直截的文字传达了北京方言的地道韵味，其中主要人物都实实在在的使人难忘。小说的戏剧力量和叙述技巧都超过作者以前的作品。”
对于老舍先生在四十年代创作的鸿篇巨制《四世同堂》，夏先生则无情地指出这是一部“大大的失败之作”，因为“它的视景是狭隘的爱国主义，他所要描写的只不过是正义和投机取巧的对立，英勇和懦弱的冲突，以及大无畏精神和邪恶之间的斗争而已。在表现这些课题时，老舍是很传统的，因为他这种善恶二分法，是根植于中国通俗文学和戏剧的。不过，在一本真正的小说内，任何道德上的真理，应当像初次遇见的问题那样来处理，让其在特定的环境中依其逻辑发展。……在一本想叙述中国如何在敌侵考验下再生的小说，却用了这种因果报应式的悲喜剧手法，显得甚为滑稽。”
◎沈从文
夏先生非常推崇沈从文，我们有必要注意一下他对沈从文的评价，相信这对普通的小说创作者大有裨益：“沈从文艺术的成长在最初阶段缓慢得近乎痛苦。他开始写作时，全凭自己摸索，对西方小说传统可说是全无认识。1924-1928年间，……（他写的小说）大体来说，都能够反映出作者对各种错综复杂经验的敏锐观察力，但在文体和结构上，他在这一阶段写成的小说，难得有几篇没有毛病的。由于他对现代短篇小说结构没有什么认识，所以沈从文的叙述方法都是传统性的。这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大概由于缺少正统的训练之故，他常出怪主意，在小说中往往不问情由地加插了一大段散文式的按语和啰嗦描述。”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夏先生又引用了苏雪林先生对沈从文初期小说这一缺憾的评价：“……次则用词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练，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数百言还不能达出‘中心思想’，有似老妪谈家常，叨叨絮絮，说了半天，听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又好像用软绵绵的拳头去打胖子，打不到他的痛处。他用一千字写的一段文字，我们将它缩成百字，原意仍然不失。因此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剑一样刺进读者的心灵，他的故事即写得如此悲惨可怕，也不能在读者脑筋里留下永久不能磨灭的印象。”
到了1930-1937这个时期，夏先生认为沈从文创作的《如蕤》、《浮世辑》、《八骏图》、《新与旧》、《主妇集》和《边城》几部作品已经表示作者艺术水平正在提高。对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夏先生的评价是：“沈从文的文体和他的‘田园视景’是整体的，不可划分的，因为这两者同是一种高度智慧的表现，一种‘静候天机，物我同心’式的创造力之产品。能把一棵树的独特形态写好、能把一个舟子和一个少女朴实无华的语言、忠厚的人格和心态历历勾画出来，这种才华，就是写实的才华。虽然沈从文受了自己道德信念的约束，好像觉得非写乡土人情不可，我个人却认为，最能表现他长处的倒是他那种凭着特好的记忆，随意写出来的景物与事件。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记得上他。在《逃的前一天》、《山道中》以及许多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无数片断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表现了沈从文高度印象主义写作技巧的例子。”
夏先生极赞赏沈从文在三十年代末期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河》。他认为，尽管《长河》没有写完，但“仍可以当一本完整的小说来看，因为各章叙述建构在一个固定的主题上：永恒和流变。作者描写的景和仪式，同他所讲的一连串小故事一样，都是构成小说动作的主要部分。长河两岸的橘园在秋收时的美丽，采橘子季节的喧闹的仪式，以及农村谢神感恩时的欢欣鼓舞，作者均能同样以真挚的笔触描绘下来，不亚于他对于主角之间的天真、直率，不可磨灭的人性抒写。……永恒的景色、人物和悠久不变的习俗，是反衬在一种无情的变化之下。……《长河》虽然是一出喜剧，……故事充满了社会性的批评，而且紧邻着一种悲剧感。”
◎张天翼
因为我对张天翼的作品全无了解，这里只好暂且摘录一些夏先生对张天翼作品的评价，这些评价即便脱离被批评的作品，想必亦对小说欣赏和小说创作有极大意义：“张天翼是这十年（1928-1937）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用最经济的描述和铺陈，以戏剧性和敏捷的风格，张天翼捕捉到他的角色在动作中的每一个特征。他摒弃了华丽的辞藻，也不用冗长的段落结构；又用喜剧或戏剧性的精确，来模拟每一社会阶层的语言习惯。就方言的广度和准确性而论，张天翼在现代中国小说中是首屈一指的。就他和当时中国小说的关系而言，张天翼采取了海明威式的大胆的外科手术法，切除了白话语汇的平铺直叙、繁琐和笼统等病害。”除此之外，夏先生还谈到，张天翼是现代中国小说家最不带自传色彩的一位，他从来不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法。——在讨论郁达夫和叶绍钧时，夏先生均认为他们的小说作品中自传色彩过浓，影响了他们对角色塑造的发挥和人物心理的探究。
夏先生认为张天翼最好的三部作品是《砥柱》、《在旅途中》和《中秋》。不过，在夏先生看来，张天翼虽然是一位卓越的短篇小说家，可作为一位长篇小说家而言，他显然是吃亏的。“他那简洁的文体，虽然可以赉予短篇足够的力量，如果用来支持两三百页篇幅的长篇，便显得单调了。他那种利用几种重现在主角身上的特性来勾画人物的手法，在一个长篇说部内，便显得沉闷不堪，因为这样的写法，阻碍了心理上的发展。”
◎巴金
巴金自称“我不是一个艺术家”，夏先生也认为“巴金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感——甚至可以说是宗教狂热——的人，自称他对于理想的服务，胜过艺术。”这样将艺术置于理想的从属地位的作家，夏先生显然是不赞成的。不过，我们还是来留意一下他在有关作为作家的巴金在艺术成长过程中的一段高明见解，这几乎可以成为文学创作者们的一段警句：“对于多数态度严肃的作家来说，一本15岁时喜爱的书，往往在25岁时遭到淘汰；或者说，到了25岁，因为对该书在智慧上或者文学上有所新发现，而产生了不同的阅读方法。很多中国作家（巴金不过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却是：在他们未经指导、青春期间所嗜读的书，往往便是他们终身写作的灵感源泉和行动方针。他们在写作方面表现得庸碌平凡，一半要归咎于自己无法超越青春期间的文艺修养和这一期间的领悟能力。”
夏先生认为巴金颇负盛名的《爱情三部曲》“显示了巴金是一个书呆子作家，他笼统描绘了一个有着爱情和革命却缺乏真实感的世界。故事中的人物和地点虽是中国名字，但在作品中却找不到一点具体的中国风习和风景。……也许，使他的小说素质受到更大损伤的，应该是巴金的一贯信念，认为社会制度是邪恶存在的惟一因素；然而巴金又不是自然主义作家，他并无兴趣追溯他笔下人物的生活背景，将他放置在遗传和环境的因素之下去研究。他的小说仅仅排演出善与恶的基本挣扎；他的人物，要不是英雄，就是懦夫；前者反抗社会制度的邪恶，后者屈服于这一势力之下。促成反抗或者懦弱的先决条件是自由意志。巴金既然拒绝个人意志与罪恶互为因果的看法，因此他的小说的真实感也就打了折扣。他的小说坏人倒不少，然而，一次又一次地，他却赦免了他们的罪，只为了证明他的理论：社会制度才是应该受到谴责，而不是个人。”
夏先生对1940年以后的巴金比较欣赏，虽然他的赞美听起来依然像是嘲讽——“因为才华所限，他此时尚不能称作一个深刻的小说家，不过他已经变得敦厚。”夏先生紧接着讨论了巴金的两部作品《憩园》和《第四病室》，在这两篇小说中，“巴金记录了小人物的悲剧，不过可惜作者太着眼于同情，阻碍了他对‘真实’再进一步作全面性的探讨。他只是满足于表现人的痛苦和死亡，以及证明爱和仁慈终究会战胜一切。他既无能力，亦无兴趣给我们在痛苦与爱心的状态下的赤裸裸的人性作一个心理上的完整性交待。”
直到巴金创作出《寒夜》，夏先生才认为“人性的秘密终于被他发掘出来了。”他对这部作品的整体评价是：“《寒夜》是牢牢根植于日常生活的创作。读者在目击男主角一步步走向身心交瘁的境地时，简直不忍卒读。因为和一般中国家庭生活太过逼肖，所有柔和、伤痛的画面，遂具备了动人的力量。凭着这一小说，巴金成为一个极出色的心理写实派小说家。”
另外，夏先生对巴金的另一篇小说《秋》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部作品证明一个道理：“一个小说家如对自己的感情有绝对的自信，他的作品要比肤浅哲学家和革命者的说教强得多。”结合《寒夜》，他对这位作家总结道：“《秋》是巴金所写的表达愤怒的最好的小说，《寒夜》则是他创作的最伟大的爱的故事。因为爱能超越愤怒，代表了较为广泛的了解，《寒夜》的成功，因此更见高超，更见成熟。小说出版时，巴金正好43岁。他不再是一个着了魔那样急就章的作家，不再是为了发泄毫无根由的忿恨的宣传家。他变成了一个细腻的匠人，深具同情的写实主义者。尽管他仍然相信真理比艺术重要，可是他同时也领会到了这一个道理——‘一个艺术家，只有照实的描写生命，去探索人心的隐蔽处，去灼照人生中爱的道路，才能为真理服务。’”
◎吴组缃
我对吴组缃的作品了解不多，只读过一篇他的短篇小说《菉竹山房》。夏先生认为吴组缃是位很有才华的作家，他以《官官的补品》为例，指出这篇小说“采用了一种极大胆的象征方式：官官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阔少兼花花公子，实际上是靠农民的奶和血过活的。作者采用了十八世纪英国讽刺作家斯威特夫的手法，相当有力地发挥了这一象征作用。”而关于吴组缃的另一部作品《一千八百担》，夏先生则认为他“非常巧妙地一口气描绘了至少一打宋族人的形象。他们都极为真实，用真实的口语说话，他们讨论问题时，也发自各个不同的观点。”
吴组缃的作品中，最为夏先生欣赏的小说是《樊家铺》，他认为这是一篇杰作。当《樊家铺》的情节发展到女儿冲动弑母的环节时，“在那一刹那间，故事踏实地在一种罕见的高度悲剧气氛里进行。”
夏先生对吴组缃及其作品的最终评价是：“他的观察是敏锐又周到的，他的文体简洁清晰，没有一点新文艺腔。他的农村画面是写实的，不带一点伤感气息，同时也不像一般农村作品，故意夹带一点粗口。”
◎张爱玲
据陈子善先生的《编后记》所言，我所读的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版本的《张爱玲》章节仅属于节选版，为此我虽遗憾，但其实也深感，这个章节哪怕仅仅是节选也亦令人心荡神驰。
很开心夏先生在有关张爱玲的章节，首先就提到了《秧歌》：“《秧歌》作风严肃，……《秧歌》真正的价值迄今无人讨论，作者的生平和她的文学生涯，美国也无人研究。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估计有关这部被夏先生盛赞的作品在接下来还应该有许多讨论，却限于体裁敏感被删减了吧？
除了为《秧歌》在现代小说史上戴上桂冠，夏先生盛赞《金锁记》亦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严谨。《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从这点看来，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
在这部近六十万言的学术著作中，夏先生一直努力秉承客观、严肃的态度来讨论诸多作家与作品。然而，在谈及张爱玲时，他显然无法抑制自己相惜之情：“张爱玲早年的生活并不快乐，亏得她毅力坚强，没有向环境屈服，后世读到她的作品，应该觉得幸运。”
抛开主观感受，夏先生回到张爱玲小说别具一格之处继续谈到：“一般年青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有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也注意研究它们的动态。她能和简.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的笔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青年作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夏先生认为，张爱玲之所以能把小说写得那么好，跟她所受的中西结合的良好教育关系深刻：“她从小就熟读中国旧诗古文。她的文字技巧实得于此。否则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少女，把中文运用得如此圆熟自如，是让人难以相信的。父亲逼她学中文，母亲又很早把她带入西洋艺术、音乐、文学的世界。”其次，夏先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论学问，她比不上钱钟书。……但是作家所需要的不一定是知识，而是她的人生的教育。换言之，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吸收材料，保留印象，并且善加利用。人生的范围是广大的：巴赫、莎士比亚固然重要，爵士音乐和好莱坞也有它们的重要性；中国旧诗里抒写的情感虽然精致，申曲里所表现得人生虽然恶俗，但对于作家而言，它们是同样有其效用的。张爱玲雅俗共赏，因此她的小说里所表现的感性，内容也更为丰富。”
在讨论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征时，夏先生谈到了以下三点：
1、张爱玲小说的丰富意象。她的视觉想象力“达到了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她对小说中人物的服装以及人物活动的场所无一不细致刻画描写。她的小说中还充满了自然景物的意象，“小说里的人物虽然住在都市，但是他们仍旧看得见太阳，能够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花草树木也总在他们眼前”。
2、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性。她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复杂关系把握得十分稳定。“人的灵魂通常都是被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张爱玲说她不愿意遵照古典的悲剧原则来写小说，因为人在兽欲和习俗的双重压力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的有持续的崇高情感或热情的尽量发挥。……悲剧人物暂时跳出自我的空壳子，看看自己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小说中的大多数角色）在浪漫的梦想和逼人而来的悲剧之间，找寻一条出路。他们虽然是些可笑的人物，但是他们仍旧是悲哀：人生本来很少完全无缺的幸福；你要调整生活、适应环境，你的勇气就会自然全消失，你的理想也会幻灭。”夏先生认为，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哀，是“压抑了的悲哀”。
3、张爱玲小说的讽刺性。夏先生将张爱玲与讽刺小说家钱钟书对比道：“她不像钱钟书那样对人类有一种理智的鄙视；她对怪人怪事也没有由衷的爱好。因此她的作品很难叫人捧腹。”尽管如此，夏先生还是认为她的短篇小说大部分都带有一点喜剧和讽刺的意味，“日常生活里总有种种可资笑谑的庸俗的言行，为了保持生活的正常，我们常常不得不牺牲理想，迁就现实。这种矛盾可笑的事情最能吸引张爱玲的注意。”但是，与清末以来许多讽刺小说家不同的是，“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内容更为丰富——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了却带一点契科夫的苦味。”夏先生把这种讽刺风格称为“隽永的讽刺”。
最后，夏先生认为，正是上述“压抑了的悲哀”和“隽永的讽刺”的巧妙融合，最终成就了张爱玲小说的美学风格——苍凉。
读罢《张爱玲》章节，我不禁深感夏先生可谓张爱玲的文学知己。通读夏先生晚年整理出版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读到他四处周旋为张爱玲寻找出版商，甚至为经济拮据的张爱玲找工作、买稿纸，在张爱玲晚年，他又殷殷嘱托朋友照顾独居的她……惜才之情不可谓不真切。然不知为何，张爱玲却对夏先生一直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甚至不肯与之共进一次午餐。也许，这源于她对自己作品的自信，认为自己通过作品收获认可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无须大惊小怪。又或者，在经历了两次与文学知己的坎坷爱情和婚姻之后，她忽然对这种知音之情有了更深刻冷静的认识？情愿把文学讨论停留在纸上谈兵、鸿雁鱼素的高山流水范围，而不肯把两个“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两个俗人凑到一起吃饭喝茶罢？
◎钱钟书
在讨论钱钟书的小说之前，夏先生提到了钱钟书的两本学术著作《谈艺录》和《宋诗选注》，它们均得到夏先生的好评：“眼光正确，范围惊人，旁征博引。”
夏先生围绕钱钟书的代表作《围城》进行了讨论。首先，他认为这部小说“比任何古典讽刺小说优秀”。理由如下：“钱钟书未受乐观及宗教信仰的牵制，因此他对人类行为抱有一种心理研究的态度。这是现代精神的一种特征，一种悲剧性的特征。钱钟书创作的中心目的其实并非去揶揄知识分子及作家，而是要表现陷于绝境下的普通人，徒劳于寻找解脱或依附的永恒戏剧。……他知道得很清楚，愚昧和自私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而讽刺家的职务，就是透过高度的智慧和素养去把这些众生相刻画出来。”
除了绝妙的讽刺性，夏先生还谈到《围城》的深刻主题：“小说中数度提到‘围城’，象征了人间处境。……《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说到主题，他同时强调：“一部小说之优劣，当然不能以主题的深浅来评价，最要紧的关键是这个主题是否得到适当的处理。……一个蹩脚的小说家通常只顾制造感人的大场面，而忽略一切表面看来无助或破坏那些中心情景的附带细节。反过来说，优秀的小说家却有胆去正视全面的感情冲突，透过看似烦琐的心理甚至生理去分析这种感情冲突。”
除了《围城》的讽刺性和具有象征性的深刻主题，夏先生不惜笔墨摘引了该作品长达9页的正文，藉此探讨钱钟书在文体方面的独具匠心：“引文里虽然见不到常在他的喜剧场面里出现的精彩警句和双关语（puns），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对细节的交代，毫不含糊；对意象的经营，更见匠心。钱钟书尤其是个编造明喻的能手……正像每一个不以平铺直叙的文体为满足的小说家一样，钱钟书也善用象征事物，在选择细节时不单为适合情节内容：他希望通过这些细节间接地去评论整个剧情的道德面。”
◎师陀
由于我对师陀太过陌生，这里仅笔记一下，夏先生认为他的代表作是《结婚》。
介绍完了这些作家和作品，结合本书的《结论》章节，我们来体味、总结一下夏志清先生所要表达的小说创作观和文学批评观：
有关小说创作，夏先生引用了劳伦斯在他的《古典美国文学研究》中的一句金科玉律：“勿为理想消耗光阴，勿为人类但为圣灵写作。”他认为在1917-1957这四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显得平庸，可说是由于中国现代作家太迷信于理想，太关心人类福利，而失去“艺术良知”之故。“一个能力较强的作家应该了解到，除非首先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交来往观察深入，否则他无以体察更进一步的真理。”
除了认为小说作家应该放弃对“理想”的执念，夏先生还强调了小说技巧的重要性：“他们对这些作家（指西方作家——笔者注）的思想和说教，拼命吸收，却很少去注意艺术上的技巧问题。詹姆斯以还，一直吸引着西方小说家的那类小说技巧问题，对中国小说家是无关痛痒的。”
有关文学批评，他一针见血地谈到：“一部文学史，如果要写得有价值，得其独到之处，不能因政治或宗教的立场而有任何偏差。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
最后，作为一个深爱小说艺术的读者和写作者，我还想谈一谈自己的学习收获。
夏先生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耗尽十年青春，是他31岁到41岁的最好年华。而这部以中国作家、汉语作品为讨论主体的文学批评著作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竟拖延到书成之后四十几年。幸而当时，夏先生还健在。然待我能有幸手捧这部文化遗产时，斯人已故。与书中被讨论的作家们一样，他告别人世，留下作品和生命轨迹，一任后人评说。这样一想，我花十几天功夫笔记、摘录和思考这本书的内容与思想，亦算是对这份书与人的因缘的珍重。
小说这种文体在中国尚算年轻，单独讨论现代汉语小说的文学史极其有限。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从早期神话传说讲到清末小说，并未涉及现代小说。夏志清先生则本着一己之浓厚兴趣，秉承艺术至上的理念，毅然从鲁迅开始，将中国的现代汉语小说创作受到西方小说影响之后的最初四十年间的作家和作品，做了一次深入的批评与探究。紧跟文学嬗变脚步的批评，前无古人是肯定的，不过来者似乎也寥寥，所以，这的确是一部作者所言“不必因晚年得病而自愧于心”的著作了。
文章是否应该“载道”，大约从夫子删定《诗三百》开始，两千多年以来始终被文学家与批评家们争论不休。其实，并非“载道”不好，只是，诚如夏先生所言，文学家们在创作时一旦专注于“载道”，艺术和技巧就难免不暇讲究了。因此，在文学作品里，“载道”与“艺术性”两者之间多少有点此消彼长之关系。无独有偶，在读本书之前，我正在学习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编》，这部《新编》之所以让我感到石破天惊、爱不释手，大约亦正是编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秉承始终的艺术标准。夏先生甚至在《结论》中使用了“艺术良心”一词，这多少对小说创作者有警醒之意，文学之所以存在，之所以不是哲学或者其他科学，难道不正是因为它的灵魂与它们不同吗？文学的灵魂，是艺术之美。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艺术之美，那么一部小说作品的文辞、结构和精彩纷呈、独具作家气质的意象，便是小说创作和小说欣赏的重点了。大部分的文学史著作中，编者似乎对“技巧”一词讳莫如深，仿佛谈多了就降低了著作的格调，挖掘文学作品中的主题和思想才是正道。但是，正如夏先生所言，无论多么深刻的主题，作家没有通过艺术将其处理好，亦是一部失败之作，与主题无关。“但为圣灵写作”，这句话表达了一位小说家追求文学艺术的不渝矢志，为文学艺术献身，且仅为艺术的文学献身，这并不是说一说就能做到的事情。这种令人温暖又感慨的悲壮感如此熟悉，回忆一下，原来我第一次读完《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时，内心充满的就是这样一种伟大与壮烈。
夏志清先生认为优秀的小说在于小说家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对人物心理的深度探索，这些都需要作者对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复杂关系有稳定把握，而这需要作者在生活本身中去体察。我想增加一点，即这种体察需要小说家有一颗敏感于人事的心，才能保证体察效果的细腻与深刻。失去人心灼照的小说，仅仅一个离奇甚至乏味的故事。而把握小说人物的心理，则需要将人物置于他的过去和他所处的大环境中去追溯、探索、分析。
有人戏言，诗人总是要自杀，而小说家却偏偏越活越有滋味。我也思索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偏爱小说艺术的人会如此热爱生活？张爱玲曾在作品里坦言，恨不能多活几辈子，把每一种人生都来过一遍。是啊，这个世界多么有趣，每天都像看戏，每一场戏都别开生面、高潮迭起。当小说家用一种齐物之心去观照尘世的人与事、爱与死，并洞悉了这一切的背后所蕴含的某些可笑、可悲、可叹和可怜之后，他会体验到一种无以言说的美感，忍不住想要用一部小说把这份美感传达出来。美永远在继续纷呈上演，小说家永远热爱生活。
最后，我想用三十岁生日那天送给自己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读书笔记——阳光洒在地毯上，美好的一岁在光与暖中冉冉揭幕。岁月流淌，落花渐远。但在镜中清点细纹的同时，我更懂得心灵的磨砺与成长正伴随青春的流逝日臻光润。对生活的热爱，仅凭一见钟情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热情，应该是在懂得她的善变无常和跌宕起伏之后，依然有勇气说：我爱这美好的人生。
加上一句：我更爱小说带给我的别样世界。感谢夏志清先生。
2015-2-15
《中国现代小说史》读后感(四)：很提神的一本书
大半夜的，拿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摆个舒服的睡姿，准备一会被催眠了就直接睡着。可是，夏志清1999、2004年写的《大陆版新序》和1978年写的《中译本序》总共18页，我一气读完， 看着看着我竟然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根本一点困意都没有。期间他只在后一篇中提到自己曾读过“新批评”派的小说评论，其他没有什么地方再提到什么文学理论。一篇序言写得灵动而真诚，动情而含蓄。比起我中午读的那个序和我们大陆“学者”治书所写的序真是令我要替他们汗颜了，不是互捧互赞就是自吹自擂，一大套一大套文艺理论文学评论的名词能把我这本来就反应慢的脑袋绕晕了。什么时候能像夏志清这样的，好好说话，文风朴实点。哎。大陆似乎话语形态还有硬伤没有好，即便伤好了，可是还有丑陋的疤痕存在。港台则常见夏志清这样亲切喜人的文风。好好说话，不张不厉，扎扎实实的文章在那，没人会不承认你是大家的，不用自己卖弄理论。
夏志清特别提到英国大批评家李维斯F.R.Leavis专论英国小说的《大传统》The Great Rradition中 最推崇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康拉德这四位大家。奥斯汀的六本小说他全读了，对李氏评审小说之眼力叹服不止……我想起张爱玲被称为“东方的简·奥斯汀”，想来夏志清“发现”张爱玲的审美渊源在此已见端倪了。
夏志清时刻记得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史家，首要的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他一再强调自己至今仍抱定这个宗旨不放。所以，他的成绩是举世共睹的。
夏志清指出中国文学缺少西方那样一种宗教情绪、宗教感的传统，缺少探索人生终极之谜的思考惯性，而容易流于浅显表现和。所以我们难以出现像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世界级人类文学大师，产出逗人深思的作品。其实，我们的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界存在类似的困境。没有长篇大论，没有晦涩繁冗的理论堆砌，夏志清凭借这本文学史足以跻身同代最杰出的的文学评论家之列。鄙人陋见，我们许多治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大专家、大学者们，想使自己的大著不成为受众的催眠物，当务之急应该是擦亮自己的眼睛，使之成为能发现赤裸裸的文学之美缪斯之目。而不是让文学史的论述一次次沦为理论的奴隶，缠着又长又臭的裹脚布。
《中国现代小说史》读后感(五)：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最近在看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看了看去就有些烦闷起来。实在是原来已经看了钱理群那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虽然是两本不同著作，不过很多语段话语基本都是大同小异的，而且一样的意识形态下的话语叙事，难免有很多套话。其实钱理群那本已经算国内好的了，其中鲁迅、曹禺的篇章尤其精彩，已经不同于以前官方的阐释话语了。不过还是有一些瑕疵的，比如张爱玲、沈从文这些现在大家都已经公认的小说大家，书中还是只寥寥数语提及。
夏志清这本书很多人称道的是发现了张爱玲、钱钟书这两位被世人忽略的大家，还有夏志清对沈从文、张天翼的推崇，也是识力独到。夏志清是反共，这大家都知道，不过张天翼是左翼作家，夏仍然对其小说成就称赞有加。
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应该是他的批评文字就是很好的美文，能让读者看了兴奋不已。我看到网上很多人称赞《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译文漂亮，其实我看了倒没有觉得多好。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先看过夏志清自身的中文文章，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人的文学》中，我已经领略过了夏的优美中文文笔。
不过第一个让我兴奋不已的批评家其实王德威，以前上课时，老师给我们印发了一篇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当时看了真是喜悦。整饬的文笔，可以见到作者对汉唐传统的传承和对西方理论的熟稔。
《小说史》虽然500来页，但其实除去前面刘绍铭、夏志清、王德威等四五个人的N篇序言，再除去后面附录的单篇论文，实际正文只是三四百页，也不算太长。可惜复旦出版社定价好高，竟然要60块，果然现在书价吓人。
《中国现代小说史》读后感(六)：浅议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写作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自1961年问世以来，一直聚讼不断。对这本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政治性方面——按照夏志清本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台湾中文版序言中的说明，这本书本来就是服务于“反共”的政治目的而写作的，[1]而国内一些学者也一直反复强调作者的意识形态偏见，认为本书在对左翼至社会主义阶段创作所作的历史描述中，纠缠着一种文化优越、审美傲慢和政治偏见。无可否认，19、20世纪西方文学史所建构的李维斯意义上的所谓文学“大传统”，以及夏志清本人从导师布鲁克斯那里所师承的“新批评”方法论，编织了夏志清扫描中国现代文学时的内在视景——这里面必然无可避免地渗透着西方的一些意识形态，但一个文学史家在著作文学史时所持有的文学价值观却应该是到他的文学史著作中去寻找和发现的，而不能以一种作者的学术背景来先验判断。
如果我们用心研读《中国现代小说史》，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夏志清的文学价值理念是很清晰的，他主要以“纯文学”为理论基础，对左翼文学史叙事进行激烈的反抗，在他看来，独立于政治、独立于历史承担的“纯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也正是因此，他贬低鲁迅等五四作家和以后的左翼作家，认为他们都把自己的文学作为手段，服务于政治和建设现代中国的历史任务。[2]在夏志清的文学价值观中，文学的写作有两种，一是为理想写作，为国民鼓与呼。也就是鲁迅等五四作家和左翼作家的写作。但夏志清同时认为这种“感时忧国”精神让人们把目光集中到文学的内容上而不是形式上，集中到得天独厚的“现实主义”上，以便利用文学来探讨和了解自己所处社会政治的混乱，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负载着中国现代史的重负。[3]这点是很为他所摒弃的。另一种写作是为心灵写作，探生命之幽微。张爱玲、钱钟书与沈从文的写作均属此类。夏志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劳伦斯在他的《古典美国文学研究》一书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对于有想象力的作家，可谓金科玉律：‘勿为理想消耗光阴，勿为人类但为圣灵写作。’照此说法，那么一般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显得平庸，可说是由于中国现代作家太迷信于理想，太关心于人类福利之故了。”[4]而中国的这种文化与历史环境，也终究导致了“中国现代作家中只有两三位特殊的例外，有足够的天分和想象力，能够无视于‘时代精神’的要求，在写作的道路上自辟蹊径”。[5]夏志清的所谓“圣灵”概念，或许可以置换为我们更熟悉的人性、道德、心理等范畴，而这也正是夏志清在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身上发掘出的东西，由此我们也便不难理解夏志清为何如此地推崇这“两三位特殊的例外”了。窃以为，任何文学史的写作都是个人的，是不全面的，是有偏见的，它无法完全超脱于时代与作者自身的局限，完全的超然只能是一种理想。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过程中，尊心灵写作而鄙理想写作，重主观感受而轻客观评价，固然有其偏颇之处——比如仅以唯美视角看鲁迅那一代人便难免不当，因为鲁迅文学的出发点是为人生的，且旨在改良人生的。但另一方面，他却尽力超越文艺集团的视角，本乎心灵，以艺术要义为主，能够做到隔岸观火，不卷入文坛的是非争执，也未受到作家的暗示，坚守自己的最初感受。同时，较之于中国大陆的其他文学史，夏志清的写作并未就现代小说而谈小说，而是背后有着欧美小说史作为参照，具备了开阔的眼光，随时有对比的互证，增大了小说史的深度与学术内涵。[6]至于一些学者念念不忘的意识形态偏见，我们是否能说我们便完全客观，不存在于任何意识形态偏见呢？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耿耿于心。倒不如站在一有利的历史制高点上，来审视和借鉴夏志清这具有开拓性与经典性的著作。正如王德威所说：“我们处于一较以往任何一刻更为有利的位置，审视夏的洞见与不见。”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序言中强调道：“本书当然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7]在回复普实克批评的长文中，他又再次重申道：“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8]甚至直到2004年在美国和季进访淡时依然强调：“作为文学史家，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9]窃以为，在夏志清力所能及的能力内，他确实是做到这一点了，如此也便足矣。
[1] 郑闯琦《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一条80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叙事线索》，《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1期第11页
[2] 郑闯琦《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一条80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叙事线索》，《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1期第9-10页
[3]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版，第177页
[4]转引自吴晓东《小说史理念的内在视景——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3期第35页
[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319页
[6] 孙郁《文学史的深与浅——兼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3期第30页
[7] 转引自吴晓东《小说史理念的内在视景——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3期第35页
[8]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327页
[9]季进《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转引自人大复印资料，2005年第11期第113页
《中国现代小说史》读后感(七)：历史不悲哀，我也不悲哀
差不多花了两个星期阅读这本书，在床上读、厕所里读、发廊读、车上读，思维不集中的时候都用来翻阅这本书。今天终于翻到最后一章节，读到他最终把较高的评价给了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等人，就长吁一口气。好像完成了一次较厚重的任务。
总之，很诚实，很踏实。姑且不说意识流的问题，仅文中夏志清对众多大家的评价就足以让人得到慰籍，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看郭沫若、茅盾、冰心、丁铃，甚至巴金……也解释了为什么张爱玲的小说
至今占据销售的排行榜、钱钟书的《围城》会依然会成为“婚姻”的又一说法、沈从文的《边城》使人向往湘西风光、林语堂的散文耐人寻味……也解释了为什么鲁迅的文字那么艰涩……很多问题始终存在，普通人也可以感觉到，只是大家各自的语境不同，生活在被严格管理的国家制度下，质疑往往和巨大的危险伴随。而夏志清脱离了这种意识形态，也脱离了当时的人云亦云，细心阅读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文字，通过独立思考给予这些作品一个新的历史评价，又不失其道理。至少大多数没有被意识形态蒙蔽的人会包容或者接受里面的说法。
还有更值得享受的是，作者在行文中所体现出来的睿智。尽管每一章节的翻译者不同，文字味道各有千秋，但是思想的硕果依然在那里摇弋，闪耀着智者的光芒。这种智慧来自一种更深沉而全面的观察，一种更温柔而宽厚的理解，一种真诚而不失尖锐的态度。读者在其中穿梭时，犹如在一片风土人情极其淳朴的地方行走，偶或出现一两处令人极其留恋的景致，其意义在于使人警醒人生何其广阔，观点的狭隘就显现在眼界的逐渐开阔中。
《中国现代小说史》读后感(八)：自由领引人类
读了夏先生的书，感觉到自由二字的分量。好象你和一个朋友长谈，朋友可以随意地告诉你，最近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驳斥他的观点。但你们享有自由评论的权利。夏志清的观点并不新鲜，只是那种方式方法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对于放入大陆文学神坛的作家，夏志清可以毫不忌讳非常自由地评论，那种感觉非常畅快淋漓。他对于郭沫若、郁达夫的评价，甚得我意。
同时这本书颠覆了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他不以阶级的立场来评价文学，而是以美文的立场。美文应该不受时代的限制，过了一百年，两百年让仍然能散发光辉。所以文学不应该有阶级性。夏志清欣赏的三位作家，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钟书确实都是和政治不沾边的。但是20世纪中国发生那么大的巨变，政治的影响渗透到人民的生活中，于文学中描写政治或者革命，也正如描写爱情一样，是如空气和水一样须臾不可离的东西。这一点依然令我困惑。纵然如杨朔的“荔枝蜜”一类过于红色的作品显得挢揉造作，但如鲁迅那样辛辣讽刺旧社会遗风遗俗的文风还是令人震动的。
如果有条件，最好读原版未删剪的。如果没有，读复旦的这本也是可以的。我比较了一下两个版本，差别并不是非常大。无非是删掉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语言和评论。尤其是评价鲁迅和郭沫若这样的作家。
《中国现代小说史》读后感(九)：作为一本介绍性评价著作的《小说史》
夏老作论至性，以思想史和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主流文学史？）上来说其见多有主观之论，精彩处亦出于此，本无可说。
我观众论，都称赞夏老的文学史突破了老范式，给学人以新视野，但有个别高才说什么“黄河浊流引清流”之类的奇葩比喻，倒是让我发笑，先不说这浊流浊不浊，这种论调所说的“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不同的另一股‘清流’”，说白了不就是当时流行的英美新批评嘛，照这种论法，那西方的“清流主义”“清流方法”海了去了，干脆把黄河变成“密西西比”“泰晤士”之类的不更好？我认为要想说夏老的方法好，亦或是中国的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不好，还是想论学界不敢正视新方法，就直说，不要掩掩藏藏的，而且时至今日，不得不说，夏老的这套判断早已流行于学院之中了，很多评价早已不新鲜了。
没人批评的书不是好书，说点我最不满意的地方，夏老写这本书根据自己的审美判断和价值观随意的对作家品格下判断（不是作品，是作者品格），我不能接受，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无忧的人（连打工都不需要，比现在好多留学生生活水平高多了），夏老没有那种生活在当时中国的作家们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结构，怎么敢随意说别人没有“智慧”？又何谈理解。
老听别人在为夏老的《小说史》辩解说它不带意识形态或偏见，我想这点必须说清楚，在他回应普实克教授的《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这篇文章中，夏老说过这么一段话为自己的小说史定性：“作为介绍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创性著作，我认为它的最主要任务是辨别与评价”。话很明白，《小说史》是夏老写给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的介绍中国现代小说的一本评价性的著作，打点不敬的比喻就像是今天我们书店里摆着的那些叫“你不得不知道的西方经典xx本”那样的书，当然我在这里不是想诋毁《小说史》的价值，而是想还原它本来的价值。
作为这么一本“把读者设定为是那些对现代中国知之甚少而又对其文学感兴趣的人”的“介绍性”作品，针对60年代的美国读者，我认为夏老早已有了态度趋向，更何况他在自序里说全书目的之一是检讨“现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共产理念”，当然也有人说这不能算是意识形态的佐证。哈哈，这里吊诡的是最大的证据就是我们这本复旦版删掉的内容，为什么要删？正是里面充满了“反共”的敏感内容，正是这些内容证明了夏老《小说史》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版本学视野中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或英文原著以及香港友联版、港台版。
个人认为要想理解《小说史》，那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夏志清的《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是不得不看的。
嗯，首创之功不可毁，好书，鉴定完毕~~~
《中国现代小说史》读后感(十)：读书做笔记
xliii在中译本序言中夏志清说“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我以为这个说法是肤浅的。其一，中国文化对性恶，或恶，也有所涉及，并且有所解释。一时文学之表现，是跟社会状况有紧密关系的，其所能达成之成就，跟出现的人才也有关系。因此肤浅与否，与对罪恶的解释方法不是决定关系。其次，宗教对原罪或罪恶的解释亦是肤浅之见。不过说起来，夏志清很可能是在此处暗指左派革命文学之肤浅，然而说起来又不是“原罪”造成的，而是在极权煽动、引诱、威压、恐怖下的迎合之作，既然如此，何有肤浅还是深刻可言？一堆没有什么价值的垃圾而已。你指着垃圾说肤浅，这不是废话吗？
作者又说，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不过“万恶淫为首”、“因果报应”这类粗浅观念，因此中国作家也写不出索、莎、托、杜四翁作品里逗人深思的道德问题。此处是一大误解。首先，以莎翁作品为例，其作品并不完全是“道德”问题，也有对类似偶然、必然或生命的意义这类问题的探究，其深刻之处，正在于此。而中国传统中的这些粗浅的观念，多数时候不外乎是愚民的信条，绝不可能是智者的理解。而这种能够超越一时一世的智者本来少见，再加上现代中国没有培养这种人才的环境，因此没有这样的人才及其作品出现并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