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客》读后感100字
《长安客》是一本由北溟鱼著作，平装出版的2020-4图书，本书定价：282，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长安客》读后感(一)：前言：当意志与命运逆行，你一生的故事
大雁塔始终是长安城最讨人喜欢的名胜，特别是春天。春风渐暖，行道两旁的槐树返青，在蓬蓬绿色里，桃花，辛夷，次第开放，连风也被染上花香。进士科考试凑在初春二月放榜，在跃跃欲试的春华中，功成名就的得意也翻倍。
白居易二十八岁那年，终于迎来这样一个春天。他满心想着从此在长安城里做个受人尊敬的大官，为朝廷出力，并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武则天神龙年间开始，新进士在杏园宴会之后，都要去慈恩寺中大雁塔下题名。白居易也不例外。他的好友元稹也许曾提示他，四十八年前，他们共同喜欢的那个穷困潦倒、不甚出名的诗人杜甫也曾经登塔作诗。
也许并没有。这座城市里迎送过太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数不胜数。他们都曾经满怀希望，来到这个国家最繁华的都市，相信会在这非富即贵的城市里一览众山小。那时候他们都年轻，都拥有卓绝的诗才，光明的未来仿佛触手可及。
年轻的杜甫跳着脚在小酒馆赌博，他对自己的才华太有信心，从没想过往后岁月的大雨里他会病在启厦门边的破屋中，积水成塘。天宝十五载（756年）的夏天，王维依然像往常一样进宫早朝，并不知道自己很快将会成为“安史之乱”里的一名俘虏。李白得意地写诗描述他在玄宗的宫殿里坐有象牙席，宴有黄金盘的恩宠，错愕万分地，他很快被皇帝放弃。
得意的李隆基自以为心想事成，江山与爱情尽在掌握。太子被自己的铁腕手段吓得甚至不敢大声说话。他不知道的是，当他沉浸在华清池水雾迷蒙的霓裳羽衣曲中，渔阳战鼓正动地而来。在这场始料未及的“安史之乱”中，他的儿子抓住机会，谋划着对老父亲二十年压迫的报复——《公元756年夏天，城市在细雨中倾倒》。
渔阳战鼓传至华清宫的那几天，一个在长安蹉跎十年的倒霉诗人正越过骊山，他新得了八品官位，要把寄居异地的妻子儿女接到长安来住。黑夜里，当他把冻僵的手指揣进怀里，在山顶的北风中分辨出华清宫的乐曲声时，他不知道，他的小儿子没有等到他回家，已经饿死了。他也不知道，这一次离开长安，就是他与这座记忆里繁华富足的城市的永别。当他再次回来，它已经同这个国家的尊严一道被摧毁。但是，在这之后无尽的漂泊里，他总费尽心力想要回到这座对他并不友好的城市，这是他的责任。这是杜甫的《长安奥德赛》。
杜甫在“安史之乱”中被安禄山的军队抓回长安。他实在太不重要了，甚至可以在城里四处走动。不同的是，他敬仰的诗人王维已经被反绑双手，刀鞘捣嘴，从长安押解到洛阳。战争起来时，他像许多老实的朝官一样信赖他们的皇帝，在长安城里大家族纷纷举家南迁时选择留在城里。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十三日，他像往常一样进宫早朝，当宫门打开，只有一地狼藉。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抛弃了。这是王维《天之骄子的陨落》。
与此同时被押进牢房关着的，还有李白。他远远被关在浔阳。他的罪名是“从贼”。他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个疯子，他不在乎。他想做官，想飞黄腾达，想黄金盘子碧玉酒杯。但是他与他身世清白家族显赫的小朋友杜甫不同，他甚至没有参加考试的资格。所以，只有“佯狂”，只有铤而走险。这是李白《赌徒》的故事。
后来人总爱叫李白“李翰林”。翰林学士象征着文采，皇帝的信任，与政治中心的亲近。李白曾经做过翰林待诏。贞元年间监修国史的宰相韦执谊很快在翰林院的材料里发现，“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有天壤之别。不过，此时，他还没心情理会这细微的差别，他，他年轻的同事柳宗元和刘禹锡，背靠着皇帝的支持，拥有风光无限的权力。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他们将发动一场变革。他们想除去“安史之乱”后国家的弊病，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在他们看不见的暗处，已经聚集起不满，嫉妒和报复。这是柳宗元与刘禹锡《诗人的旅途》。
柳宗元，刘禹锡以及积极支持“永贞革新”的朝官被流放，偌大的朝堂一下子空了出来。机会落在了白居易与元稹的头上。风水轮流转，现在，由他们来承受嫉妒与报复，但白居易想不到的是，报复来源的方向，是家庭里一桩谁也不愿意提起的隐私。这是《去他的<长恨歌>》的故事。
白居易晚年住在洛阳，拿工资，不干活，他对国家的责任感消磨成对大宅子，漂亮姑娘和替自己编文集的强烈兴趣。当然，他还热情地吹捧后辈诗人。老朋友令狐楚第一次把自己的幕僚李商隐介绍给白居易，一把年纪的白居易对面前十八岁的天才惊为天人，连连说，我来生给你做儿子。李商隐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小名取作“白老”。那时候，李商隐有文坛领袖的提携，还有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令狐绹(táo)。他满以为他们的友谊可以延续前世今生，超越时间。没想到，一生太长，已够变卦许多次。这是李商隐与令狐绹《最后时过境迁，再回想谁的脸》。
李商隐一次次徒劳无功地去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同时，没有获得通行许可的日本请益僧圆仁偷偷留在了中国。一次又一次被拒绝不能动摇他在大唐求法巡礼的决心。当他终于进入长安城时，交了好运：左街功德使仇士良是虔诚的佛教徒，他管理长安县一切寺院，也拥有控制皇帝与朝廷的权力。在他的庇佑下，圆仁万事顺意。他不知道，新近登基的武宗皇帝与他的宰相李德裕正在酝酿一件大事，不仅要杀了仇士良，还要把佛教徒与寺院毁灭。这是《圆仁的最后旅行》。
唐代是后世最愿意提起的时代：最繁华，最骄傲，最有包容与进取。但这本书里的故事，大多发生在繁华之后：“安史之乱”带给这个国家毁灭性的打击，但在这场战乱之后，这个朝代依然延续了一百四十多年。与我们的常识相反，最伟大的唐代诗人们，我们最熟悉的那些名字，其实大多出现在这个并不常常被提起的，日渐黯淡的“唐朝”。在这里，盛唐饱满多汁的自信渐渐干瘪下去，酿出一点苦涩。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诗句曾经是他们用来炫耀才华，交换功名，铺展开自己人生地位与财富的筹码。在时代的悬崖上，诗句与文章，找到它更有价值的位置：它拥抱人心的无助，叩问命运的规则，向渐渐驶离的历史丢出最后求生的绳索。
在这些故事里，我们跟随史籍与传说各不相同的叙述角度，试图回到微妙不同的历史现场。但是，在每一个关键的岔道口，总能找到超过三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每一种都振振有词，仿佛抓住你手掌的手相占卜者。我也只能在这些迷茫的分岔点选择相信某种叙述，跟随它走下去。幸运的是，诗人们慎重流传下诗集与文集，如同篇幅巨大绵长喋喋不休的独白，穿过时间迷雾重重的遮蔽，邀请我们进入某个瞬间，他们动荡的内心。
意在被铭记的，都在被忘记——古老的城市被时间和战争摧毁，成为平原上一座土丘。宫殿倾颓，纪念碑穿毁，盛名与功绩都化为尘埃。但诗句流传，如同一个奇迹，带着千年前日常生活的艰辛，和诗人的一部分灵魂。
哪怕它屡屡成为考试的题目、比赛的内容，诗歌从来不是任何时代的必需品。在我们的时代更不例外。但因为这一部分陌生人交付陌生人的灵魂，在少数人那里，它将永远存在。
《长安客》读后感(二)：那些经历了安史之乱的诗人们，后来都怎么样了
唐朝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唐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各族骑兵、步兵共15万人，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造反，谋取政权。此次战役以安禄山、史思明二人为主，史称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之所以被后世铭记，不仅仅因为它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更是因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用他们脍炙人口的诗句，记录了历史，传颂至今。王维、杜甫、李白……在朝代的兴衰变换之间，他们的一生也如时代一样，浮沉起落，带着点不那么顺遂的色彩。就如同《长安客》中所说：“命运最叛逆，从不轻易满足人的心意。”这几乎是这本书里所有故事的核心，也是所有人物的命运。读懂了这些故事，才读懂了这些诗，这些人。
一、一生低眉顺眼求功名，也曾身处秽溺表忠心 后世对于王维诗词的定义，最常用的莫过于一句话:“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是唐代最具盛名的山水派诗人，但他的诗中却不仅仅有风景，不仅仅有山水和田园，也有边塞的壮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直”一“圆”成就了多少诗词品鉴的篇章。在这字句斟酌的背后，是王维画山写水的文学艺术造诣，更是他亲眼见证繁华起落的家国情怀。 九岁就能写诗，十七岁就写下《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十八岁十九岁已经可以写出别人一辈子也写不出的诗篇。如果他能专注于诗词绘画，远离朝政，也许会无忧雅致地过完一生。但人生总是缺少这样美好的如果。在他年幼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捉襟见肘的家庭在他身上寄予了全部的生存希望。所以他必须获取功名，扛起家庭的重担。 对于王维来说，他的才情过人，但根基不稳，在卷不糊名，权势堆叠的考试中，他必须想方设法走一些“捷径”。于是，他在岐王的引荐下，扮作伶人献艺陪聊，凭借他的才艺与幽默，赢得了玉真公主的欣赏，最终获得登第的机会。 古往今来，但凡才艺过人之人，身上必然少不了几分傲气，就如同李白在诗中所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但对于王维来说，他的权贵就是从“摧眉折腰”开始的，他的傲气与傲骨已经在一开始就卖给了官场，这也许也注定了，他这一生都无法在这官场里抬起头来。在为官的几十载里，他向张九龄下跪自陈，向李林甫作揖示好，假笑着奉制为宫里画画，写诗祝贺修道走火入魔的玄宗，与同僚相互吹捧……而得到的却尽是排挤与嘲讽。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先后历经了封、高伏法以及哥舒翰败北，兵将折损惨重，玄宗带着后宫与数名将士以亲征为名外离逃窜。留下了那些消息滞后的大臣。安禄山势如破竹，长驱直入，一众大臣都成为了俘虏，王维也是其一。 但王维骨子里仍然是信仰家国大义的，他不过是为五斗米折了腰。他可以出卖自己，却不会背叛大唐，这正是他身为诗人的气节。所以他被俘期间，先是吃药毒哑声音，又是吃药致泄，使自己身处溺秽，拒绝为敌所用，孤苦地等待救援。只是可惜，无人体察他的良苦用心，被俘苟活成为了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污点。“情虽可查，罪不容诛。”成为了他以及世人对他的定断。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如果有一天，唐朝光复，惟愿这首诗，能作为我身不由己的证明。只是可惜，他并未因此获得清白。
二、虽心有白丝，奈何生如蝼蚁 人世间最悲惨的经历一种，莫过于大起大落，享受过荣耀与富贵，就会更懂得贫穷与低贱的可怕。半世繁华，半世浮沉起落，到头来看透的，不过是世人的冷眼罢了。 杜甫原本家世显赫，他的爷爷杜审言曾叫王羲之拜其书法，叫屈原伺候其文章。而到了杜甫这一代，他却只能住着破旧的草屋，拽着衣襟上的褶皱，踢着鞋底粘着的泥沙，硬着头皮接受世人的审视。在世人眼里，他早不是那个游山玩水藐视功名的名家之后，而只是个四十岁还没有官职的“被老天放弃的废物”。 没有官做，就意味着没有钱赚，也就意味着没法养家。一妻五子，每日眼巴巴地等着他买米下锅，让他无颜面对。出于无奈，他只能一面感叹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面向那些“朱门”用诗词奉上自己的膝盖，可惜他写下《白丝行》，感慨自己被玷污的品质，付出了被世人戳背相骂的代价，仍然没能喂饱自己的妻儿，以致于眼睁睁看着他的小儿子被饿死。 直到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似乎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转机。在被囚期间，他想方设法逃了出来，投奔肃宗的临时朝廷，肃宗大赏，升了他一级，他从此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负责谏诤。然而可惜的是，杜甫以为他终于可以恢复本色，大张旗鼓地显露他的正直纯良，做他的一袭白丝，却还是把力气用错了方向。在肃宗急于肃清老朝余毒的时候，杜甫未能识破皇帝的本意，极力上书，终于使得皇帝恼羞成怒，将他赶了出去。余后的岁月里，再未能翻身。他的人生随朝代的衰败一落再落，四处漂泊，食不果腹，最终病死异乡。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再读起这句诗来的时候，总觉得杜甫想说的更多的，也许是他自己。何时有人能将其从一生悲苦里救起，赠予其一顿饱餐，一丈暖榻，直到最后，他都没能等到。
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终是蓬蒿人 在安史之乱前后涌现的诗人里，大多与大唐彼时有着一样的命运走势，跌宕波折，做官不成，糊口不成，曲意逢迎仍穷困潦倒，凄凄惨惨误了一生。而李白似乎有所不同，他不是谄媚借梯平步青云的那一个，他似乎天生就具备这样的才华与气场，引着朝廷求他做官。元和元年，为了顺利完成《翰林故事》，韦执谊急切地等待着一个人，他就是李白。那时的李白，早已凭借一手好诗声名远播，与十二年前的他大有不同。 十二年前的他，曾经到过长安一次，满怀抱负，可惜的是，那时他还不够出名，没有关系又一身傲气，最终不仅没能获得官职，反而得罪了恶少，陷身于棍棒拳脚里，只能独自感慨行路多艰。十二年后，他终于扬眉吐气，时来运转，奉召入朝，靠着公主和好友的引荐吹捧，来到御前，谋得了个不错的差事。 然而李白生性浪漫，狂妄不羁，忽略了为官的复杂，他虽然谨小慎微，极力地掩藏自己的秉性，仍然不时被人抓住把柄，在皇帝面前议论他三分，他感到孤立无援，想通过辞职来获取皇帝的关注，挽回皇帝的宠爱，却不晓得皇帝早已厌倦了他，迫不及待地随他去了。 李白这一路其实并不容易，表面上看他有幸获得了内臣的引荐，少去了考取功名的颠簸，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他唯一的选择。纵使他才华过人，他也无法通过正当的参考获取功名，他是一个无籍之人，身世不明，早断了考取功名的路，只能靠特立独行狂妄不羁暴露才华，获取关注，却不曾想到头来获得这样的结局。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随着逃难的大军一路逃窜，最终隐居在了庐山，但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他仍想做那个乱世里的英雄。所以当永王李璘两次请他出山做参谋的时候，他终于按捺不住，在已年过半百时选择抓住这次最后的机会。他以为他必将与诸葛亮谢安一样，名垂千古，最后发现他投掷一切毅然出山，走上的却是一条不归路。李璘兵败，“在政治的翻覆里，他也成了一个反贼。”随后的他被捕入狱，又流放夜郎，在半生漂泊里了却了自己的一生。
“人竭尽全力的追求与命运漫不经心的指向总是南辕北辙。”这是李白的人生，是杜甫王维的人生，是那个年代也是当代许多人的人生。我们总是能够足够幸运地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却又总在追求的过程里发现，现实与想象的距离总是差那么一点。没那么顺遂，也许这正是时代也好，人生也好，最核心的一点。 这是《长安客》不同于一般小说的地方，这本书里，故事位居其次，它重点突出的是每一个人物处在历史的当下，他的矛盾他的抉择，他在波折的人生符号里所有的纠结与坦荡。它让历史变得有温度，让历史有了人性的光辉，也让读者更加通透与豁达，那些我们曾经一翻而过的诗词文字里，简单的一字胜与败，昌与衰，其背后隐藏的，都是无数人的辛酸与无奈。在历史的跌宕里，他们未能从容走过，但他们把故事留给了我们，把诗词与情怀留给了我们，愿我们可以。
《长安客》读后感(三)：大唐国势渐走渐衰，诗人命运载浮载沉
时至今日，谁要说自己是个诗人，恐怕并不能得到太多青眼。
无它，在讲究效率的今天，诗“没有用”。
即便在诗人与诗歌灿若群星的大唐，诗人的命运也很尴尬，他们总抱着“经世济民”的热望，但当政者总把他们当作消遣，这种消遣，还得在权贵们生活惬意的时代，诗人们的生活才能得到一些滋润。否则，诗人们得不到供养，一样要为柴米油盐奔走，肩不能挑的诗人们，遇上乱世，过得也是狼狈不塂。
也许是文人本色的缘故，85后作家北溟鱼在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即使远渡重洋，辗转求学于英伦、北美，最终从事了市侩的律师行业，内心还是念念不忘那个盛世大唐中，那些徘徊于长安的文人骚客。
她在密歇湖畔写下的《长安客》，以唐代诗人的际遇，诗人的作品为视角，描绘了一段大唐由盛而衰的历史，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内心挣扎于精神与物质之间，身世沉浮于权贵的好恶与取舍之间。而权贵，却总是倾向于自己的权益巩固与上升之间。
诗人们，或懂，或不懂，或懂了也不做，因此，他们的命运总是狼狈居多。
那一年，李隆基贵为天子，也全不了爱情与亲情，更无从庇佑李白的狂放。 自李隆基当政的天宝年间始，大唐由盛转衰，历史课本上是这样写的。这位隐忍了许多年，打杀了伯母韦后与堂妹安乐公主，拱走了老父亲、老好人李旦，伏击了亲姑姑太平公主的铁腕皇帝，在坐稳江山后，其文艺本性释放出来。
他有梨园，养一班文艺青年。他放飞自我，不惜抢儿媳为妃。他亲近自家兄弟，甚至同寑，谓左右曰：兄弟情天至境，于我岂有异哉。
然而，最终皇家亲情敌不过政治利益。人告自己的兄弟薛王有异心，结果，一场兄弟亲情再无法演下去。开元8年（720年），歧王李范，薛王李业在一夜之间都被赶往封地。公元737年，李隆基又一气儿“日杀三王”。这个时候的李隆基，纵有心培养亲情，但还提着警惕，不让任何有觊觎自己宝座的机会。
但也许是时间长了，他有所放松，在有心人的一再提醒下，他对安禄山的异状不以为然，终致“安史之乱‘。这一下，众叛亲离。贵妃”婉转蛾眉马前死“，儿子在多年父子相疑的阴影下找到机会分兵而去，进而自立为主。
李隆基尴尬，回到长安后更尴尬。当然，他的文艺班子早已星散，李龟年流落江南，旧识杜甫与他相逢，写下那首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
他的儿子，对他不冷不热，再不许他高朋满座，更不喜见他在城楼上与百姓挥手。明皇曾经亲近过的”谪仙人“李白，更是无从过问。
在玄宗岁月静好的时节，苦苦寻求达闻天下的李白，终于曲里拐弯得见天颜，浓笔重彩书写”春风拂槛露华浓“，见证明皇与贵妃的爱情日常。
他二人之间的离散，后人多传是太白不容于皇帝身边人，实际上，狂放的李白，不想只是成为明皇的消遣，他想建功立业。只可惜，权力斗争不容许性情诗人在里头打滚。纵情诗酒也不符合公务员的行止。
李白走了，李隆基其实也没有挽留。在这位皇帝的心中，还是理智占上风。他曾在李白狂放时讥他”固穷相也“，就如后世乾隆皇帝对纪晓岚的态度一样：实不过以倡优蓄之。
郁闷的李白，再多的酒也化不了他的愁肠，五旬之际，还不能放下。
于是，他参与了永王李璘的起兵。之所以不急着说他是参与了叛乱，乃是因为李璘的领兵，本也是老皇帝的安排，只不过，此时李亨已经占了先机。
可惜李白壮志未酬，更悯于他的奋力一搏折了自己。
任何一个帝王都不愿卧榻之侧尚有他人，于是，从者李白被流放。
李隆基当然救不得这位从前的”翰林待诏“，他连高力士都庇佑不了。
权力斗争如此残酷，父子兄弟尚不能全，何况顺遂时锦上添花的诗人？
王维抓住了一丝机会，却从此困于物质尘世与精神自由的博弈之中。 王维的机会要好一些，他不像李白，身世暧昩，他可以堂堂正正科考，自身的才具让他得中进士，有了做官的资本。
然而，做官本也不易，并不是中了进士即刻授官。家有老母弟妹嗷嗷待哺，他得先要生存。尽管，他更喜欢的是尘世外的东西：书画，参禅，悟理。而今，他要安于俗务，甚至，媚于权贵。
他调动全身的口才与幽默，陪着玉真公主聊天，得到登第的机会。他辗转于王公贵族之家，听着宁王当着一众人的面，问重金夺来的卖饼郎之妻，还想不想前夫？卖饼郎妻看着讷讷的穷前夫，双泪垂颊。宁王很满意这样的戏剧场面，令王维等赋诗。
王维第一个提笔成诗，他内心有没有惊异于权力践踏情感的肆意？天知道。王维的内心无从追究，但他的逢迎，终于让自己在官场获得一席之地。
要不要矫情呢？他后头还有四个无业的弟弟，还有没嫁人的妹妹呢？也许，他更有勇气，毕竟，李白可以不管子女的前途，他却担起了长兄的责任吧。
但他的谨慎也免不了缝隙，王维卷入了歧王的疑案，他给歧王写赞诗若干，被牵连是一定的。他被贬济州司参军，等到玄宗封泰山，心情大好，才遇赦而还。——自身命运总是不由己。
幸好，王维遇上了文艺老年张九龄。得授右拾遗。然而，朝廷风向多变。另一大佬李林甫粗鄙无文，更不喜欢附庸风雅、不办实事的读书人。王维在其中，如覆薄冰。他想走，又不敢走。毕竟”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不薄，储蓄非有素“。
官做得无聊透顶，尚要微笑着为宫中画画，且要写诗祝贺各位权贵不大不小真真假假的功绩。他的天才与骄傲，被迫消磨于世事俗务中。
但王维与李白不同，他有生存的自觉，责任的自觉，他不能“明朝散发弄扁舟”。似乎，他更坚忍。
他也曾，在长安城里漫游，与大德高僧闲谈，也曾与南宗顿门的道光禅师习研顿教。然而，他与佛教的距离也到此为止，他不能更进一步舍身为僧。况且，就舍身他也难窥天道。那里还是一个势利场。
所以，王维的注意力加倍在日常生中最微小的花开花落。或许，这就是他的顿悟之道。
帝王尚不得适意，依附于上的诗人们更是捉襟见肘。 “安史之乱”后，大唐盛极而衰。皇帝们此起彼落，诗人们东倒西歪。杜甫适逢“安史之乱”，他紧跟肃宗的脚步，不远万里投奔，虽得皇帝赞赏，然国事日多，这位千头万绪要理的皇帝，也对以诗名出众的杜甫无力关照，任他四处奔波，忧国忧民，病死他乡。
其后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宪宗赏识，当要报答知遇之恩。却不曾想他多次谏诤让宪宗不悦，“武元衡”之事更是让苦于藩镇的宪宗左右为难。于是，白大诗人的贬谪成为意中之事。
而同时期的刘禹锡，柳宗元，已入机要，二人政治热情高涨，却难免朝堂换主，在顺宗时代败落，各各贬谪，以诗相慰。
叹大唐上下，诗人浮沉，李杜光芒，彼时难放。
诗无用，诗人更无用。有干才如白刘柳，尚可略展头角。余者只留诗名于后世。
身世浮沉，于诗人而言，不幸。于人类历史而言，幸甚，他们的不得意，却让后人在辞章上窥见历史的细脉。 长安客评价人数不足北溟鱼 / 2020
《长安客》读后感(四)：请大家看书，另外还有福利，不过要先听我叨逼叨几句
发放福利之前，先听我叨逼叨一下：
这本书里提到一些最著名的名字：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元稹，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人人都听说过。
中小学教科书里很会总结：“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等等。
总之是这几个词，排列组合，怎么说都不错。想想这些挠秃了脑袋，要在一句诗、一个句子里留下自己一部分灵魂的诗人们，也终于成了批量生产的某某家。“耳熟不能详”至此，也是人算不如天算。
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之外，这些人，人人都有一部“资料汇编”。意思是，古往今来关于他们的生平著述的研究，都可以编成套装。更不提还有许多版本的传记，还有许多版本的“X小时唐诗”，还有许多版本的以各种方式演绎的，或者搞笑或者抒情的故事。
所以，写唐代诗人，是个严肃起来皓首穷经，通俗起来泛滥成灾的“红海”。
但是我胆子肥，依然还是写了。
我并不想写一本人物小传，也不想写唐诗赏析。看过这本书之后获得“知识”或者“知道”当然很好，不过我最想写的是，一些有最杰出智识与表达能力的人，当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他们头顶，从此所有明亮的意志都被奔腾而来的命运遮蔽色彩的时候，他们抬头问天的那个时刻。
人的意志与命运，从来是文学书写的母题。对于这些最杰出唐代诗人，如果只是轻飘飘的赞扬”好诗句”，或者简单的一句“不得志”，实在太辜负。过去一千年，两千年，拥有再杰出的才华，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也需要面对尊严被践踏，信仰的坍塌，爱别离，求不得，以及死亡。不同的是，失去和失败，在普通人这里被理性与麻木的闸门关紧，而他们，拥抱这些扑面而来又残酷的力量。
当然是很难写。
你们有试着写过你们的家人吗？经历、为人、思想和情感，哪怕最亲密的人，也无法准确捕捉。而同样的一个人，在亲人、朋友、同事和敌人的眼里，当然有不同的面貌。更何况，”过去“（姑且叫它历史吧）像河里的水，遗忘如同它每一天悄然流走、蒸发、失去的那一部分，河水并不会在一天忽然泛滥或干涸，甚至看上去没有变化。但遗忘从不停止。记忆则是河岸，只有通过岸的走向，河才获得形状，而遗忘从来与记忆交织，甚至也许早于记忆成型之前。
更何况一个已经在历史里漂流过去千年的古人。
当然史书给过他们一些篇幅。但建筑在记忆之上的历史书写除去要面对遗忘与记忆的互相渗透，还要求史官面对他的时代，时代对于历史书写的道德准则，以及他自己的能力与见识。经典史书，之所以区别于所谓“野史”，并不一定来源于它们的准确性，更多的是获得官方所代表的的时代的政治认同（唐代一位著名史学家叫刘知几的，在他的著作《史通》里记载了一封他的辞职信，里头生动叙述了一个史官在官场倾轧压力下怎样无从落笔）。
好在，对于诗人来说，不需要依赖别人的笔，他们留下诗与文，作为一种自我辩白。但时间，以及在时间里进化的手抄和印刷技术依然给我们看到的内容留下了重重疑点：也许广为流传的一首名作是托名的作品，也许一句名句来源于后代抄写者随意的更改，或者就是一个印刷错误。更不提，诗人们在世时一次次修改的不同版本。
所以，当我想站在他们的面前，试图看见他们眼前的世界时，仿佛一个拍了许多素材却又总是唯恐素材不够多不够好而不能剪辑成完美影片的摄影师。当文字成为探究一个时代和一个人生活的眼睛时，看向哪里，走多近，是否足够准确，都是不确定； 是否需要澄清已经被当做事实反复书写的传说（比如王维所谓的“半官半隐”，要“力士脱靴，贵妃研墨”的李白），但传说代表了一种看待他们的眼光，本身就是一种角度……都是看似简单但问题永远多于答案的困扰。
这本书算是一种尝试，不知道成败，不过未来也会继续尝试下去。
希望在阅读时，读者能够沉浸其中。有些朋友看过一部分文稿，对我说，你怎么可以不点评呢？应该多一点对历史人物成败的评论。这正是我不想做的。从来不会有人因为生的晚而更聪明，所谓“吸取历史教训”，并不成立——不管是对历史还是现实了解得更为具体都会发现，历史从没有一次真正的重复。所以，因为自己人生也晚，而站在道德和智商的高地审视过往这事儿，我兴趣不大。
我希望在这本书里，文字恢复它应该有的样子。长久以来，历史都作为一种道德训诫而存在。哪怕是在今天，市场上的通俗历史类读物也多要打着“兴衰成败历史教训”的牌子，带你发现“隐权力”，“血酬”。“政治史”成为装点玩弄权术的兴趣花边。要不然，是抖机灵讲段子，并且泰半以“说书”+“点评”的方式展开，一本书只是一套文普类电视节目的替代品。仿佛文字只是口语的婢女，毫无自己的尊严。
”善叙事“曾经是考验好的历史学家的标准之一。我没有做历史学家的野心，不过景行行止，我希望每一篇都是一个好故事。我希望读者能够明白“文字”和“口语”，“书写”和“说书”的本质区别。所以，我也不会在书里咯吱你，非要逗你笑，也不会在书里口沫横飞地讲段子，打开书页仿佛都是我朝你喷的口水。抓住你好奇心和阅读兴趣的任务，交给叙事来完成。
同样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的叙事是完全客观的。当然也包括我的故事。在这本书里，有时候尝试对比不同的经典史书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叙事，想要以此探索影响史官下笔态度的准则的变化。
假如我有更多的时间、经验和训练，假如有一些更有耐心的读者，这样的事情可以做得更加细致。从经典史书出发，找到它的史料来源，找到不同的历史学者加工、裁剪、考证它的方式，找到他们在片段的史料中勾连它们而成事件、因果和历史教训的思路，才找到历史学者的职业素质和信仰。我想，只有了解了这样的过程（或者只要拥有了解这样过程的意愿），才能在各种冠以”历史“名头的欺罔里走出来。
目标读者依然是学生。“理解自我，共情他人”是许多道德与智慧的出发点，是真正需要学习又总是被遗忘的课程。虽然目标是学生，写的时候并没有因为想要迁就小孩子们就装傻卖萌。
既然小学生能够读懂《甄嬛传》和《哈利波特》，在不增加人为制造的语言障碍前提下，读懂一个诗人的人生和内心，并不是难以达到的目标。所以，在编辑的要求下删除了一些略为“专业”的内容和名词，在有“生僻”嫌疑的字词上都加了拼音标注。
对于文本的完整性来说，也许有遗憾。但是作为作者，我希望更多的目标读者能够以此作为跳板去往更深广的世界，无论那是对于诗人们所处时代的研究，还是对于他们作品的审美阐释，甚或者，只是因此拥有了共情他人的愿望。
这本书具体的内容和编排，写在“前言”；对于“通俗历史”写作的一些看法写在“后记”。这书没有腰封，没有名人推荐，也没有流量，不是大家经常看见的那种几千年出一本的奇书。
不过翻开来的话，我自己觉得还蛮好读的。希望大家也这样觉得。
请大家看书！但是要写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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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5日（周一）中午12:00之前，转发本篇日记报名（要直接转发哦，要不然没法抽啊小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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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 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
祝大家阅读愉快。
《长安客》读后感(五)：去除“滤镜”的诗人们：诗与远方是奢望，“苟且”才是人生常态
如果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诗歌汇聚编成一首悠长的曲子，唐诗无疑就是这曲子中最为跳跃的音符。中华诗歌从发展到唐代进入全盛时期，在近三百年间，留下将近五万首诗歌，一批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也在这个时期诞生。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这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都在其中。
梁实秋先生在《诗人》一篇中曾写道：“在历史里一个诗人似乎是神圣的，但是一个诗人在隔壁便是个笑话”。的确，在那一首首朗朗上口的名诗中，我们只能看见他们作为“诗仙”、“诗圣”、“诗佛”那般神圣风雅的存在。而当我们回溯历史的长河，拨开层层滤镜，近距离地去看这些诗人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85后作家北溟鱼所著的这本《长安客》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跟随她笔下诗人们的种种际遇，让我看见一段大唐由盛而衰的历史，也看到身处其中的诗人们在时势与命运中的挣扎。
一、长安客——梦里不知身是客
武则天神龙年间开始，新进士在杏园宴会之后，都要去慈恩寺中大雁塔下题名，于是大雁塔成了长安城里最讨人喜欢的名胜。在《长安客》这本书中，我们的诗人们亦是如此。长安这座繁华的城市，迎来过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诗人，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他们卷入朝堂斗争的漩涡之中，如一叶叶浮萍那般只能随着时代的浪潮起落浮沉。
“长安客”这个名字倒是应了诗人们的命运。本书除了开头与结尾两篇，交代了唐朝由盛转衰以及到终结的关键事件之外，中间的六篇讲述的均是诗人的心灵旅程。王维、杜甫、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除柳宗元出生在长安外，其他都算得上是“长安漂”，他们都曾满怀希望，来到这座城市，相信能在这里有一番作为，成为长安瞩目的中心。
的确，他们中有人是有过这样的时光的。王维在岐王的帮助下平步青云；李白曾在玄宗的宫殿里坐有象牙席，宴有黄金盘；天子近官“拾遗”白居易曾得唐宪宗问接下来想做什么，一个要什么有什么的机会。然而那些人生得意的时光并没有延续太久。恰如此后的南唐后主李煜所说：“梦里不知身是客”，沉浸在光明仕途中的诗人们俨然忘记了，在长安，在朝堂，自己终归只是一个“客”而已。
朝堂易主，诗人们的命运也重新被审判，贬官、流放仿佛是他们的人生标配。朝堂风云变幻莫测，有时仅在一夕之间。
唐玄宗忌惮亲王，命他们远离长安，于是全长安都知道的与岐王交好的王维被贬济州司仓参军，不得停留，立刻动身； 安史之乱发生后，被永王三顾出庐山的李白却最终因站错队引来牢狱之灾； 白居易的直言进谏早已引得朝臣们的仇视，其母亲之死更是被大作文章，终被贬做江州司马。长安客，此“客”，是客居长安求仕途；此“客”，亦有“客死他乡”之意。
二、诗人的“诗与远方”也被“苟且”困住
梁实秋先生说：“看古代诗人的画像，一个个都是宽衣博带，飘飘欲仙，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然而“我们只觉得摩诘（王维，字摩诘）当年，千古风流，而他在苦吟时堕入醋瓮的那副尴尬相，并没有人给他写画流传”。是的，在我们的印象中，诗人，尤其是唐朝的诗人们，颇有仙风道骨的意味。这与唐朝多元、包容、进取的风气有关，那时的诗人十分敢讲敢写，行事也似乎很洒脱。
然而，这样的印象是带着时间和空间的滤镜的。当我们走近，才发现他们的身不由己，才发现再“仙”再“佛”的诗人依然逃不过生活的“苟且”。
后世都评价李白是个愤世嫉俗、蔑视权贵的浪漫主义诗人，然而权力却是他毕生的追求。李白身世不够清白，没有参加考试的资格，所以他的“狂”只是他功成名就路上的一个赌注。他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起世人的注意，引来皇权的目光，从而一朝登顶。即便后来辞去翰林院的职务，也并非像表面上那般洒脱，仍是赌皇帝能记起让自己做中书舍人的承诺，然而却赌败了。
此后，为了再次受到关注，李白做起了道士，试图“曲线重回长安”，依然没能成功。再之后，就是安史之乱爆发，永王三顾庐山请李白，李白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他用积攒五十多年的热情与才华为永王唱着高歌一路东下。然而，永王败，李白也成了反贼，流放。
最后的最后，结束流放，漂泊半生，一无所有的李白想到了江南，在当涂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号称“诗佛”的王维，在后世人眼中是个清新脱俗、禅意深远的山水田园诗人。然而，作为家中的长子，后头有四个没有工作的弟弟，还有没嫁人的妹妹，王维身上的担子不可谓不重。为在长安谋到一个体面的职位，他不得不在玉真公主面前扮作伶人献艺，陪聊天。
“宁王宪喜爱邻家卖饼郎的妻子，重金买来，宠惜逾等。过了好几年又在宴会上把卖饼郎叫来，问她：你还想不想他？卖饼郎妻只是看着讷讷的穷前夫，静默不语，双泪垂颊。宁王很喜欢这场景的戏剧性，又命满座文士赋诗。满座文士都惊异于权力践踏情感的肆意。物伤其类，凄惶非常。只有王维，抢着第一个，提笔诗成。”谁能想到，王维竟干过这样的事呢？
被贬之后的王维四处献诗，寻找能提携自己的贵人。在张九龄的帮助下重新做了拾遗的他，对张九龄的对家李林甫也极尽阿谀奉承。只是李林甫并不买账，张九龄倒了之后，王维也受到了牵连。此后的王维不过是庞大官僚系统里一颗没找对地方的螺丝钉。为了生计他也无法弃官而去。
后来的王维买下了辋川的一间别业，在休假之时，就躲进那间别业，写下寓目游心的山水田园。
其他诗人们的命运也大抵如此，精神上的向往和自由多为现实负累，世事的发展无法尽如人意。这让我想起麦家的《人生海海》，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浪潮中实在微乎其微，只能随之起落浮沉。诗人们，无一不是如此地身不由己。
三、身不由己，当如何自处？
看起来，在命运面前，人是多么渺小无力。是否这就意味着我们就要自暴自弃或怨天尤人呢？我想不是的。被贬之后的诗人多郁郁忧虑，唯有刘禹锡属其中另类。
刘禹锡与柳宗元都是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两人同被贬做偏远地区的司马。柳宗元写的是“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伧人不思还”，刘禹锡写的却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柳宗元被病痛折磨，四处求告。刘禹锡一头扎进医术药典里，为其研究药石。
他在城墙拐角的更鼓楼边建了一栋竹楼，地偏人远，空乐鱼鸟。京城有人想叫他痛苦，他偏不。不忙着掰扯对与错，只忙着强身健体托关系找由头在朝廷里露脸。他小时候背药典，现在正好闲暇，就继续研究各种治疗的药方，再有时间，还研究佛学与民俗。
刘禹锡的人生没有什么平顺可言，家无高官显宦，全靠自己单枪匹马闯出一番天地。家中经济也不好，时常要靠给人当秘书赚点钱贴补。但是这样的坎坷，这样的身不由己，并没有让刘禹锡放弃。他似乎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中，都有着一种特别的能力，就是努力让自己活得好，努力活得顺自己的心意。这种能力，我们现在也叫“逆商”，指的人们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
于是“逆商”超高的刘禹锡在二十多年后，一路从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升官到太子宾客。终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他后来住在东都洛阳，也有钱，真就买了田，盖了大院子，在最繁华的都市里享受起田园生活，与老朋友白居易、令狐楚结伴赏花、结伴出游。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浮浮沉沉，多数诗人没能等到的潮起，刘禹锡等到了。并且经历了种种人生磨难，依然豁达。梁实秋先生说一个人如果达到相当年龄，还不失赤子之心，经风吹雨打，方寸间还能诗意盎然，他是得天独厚，他是诗人。我想刘禹锡大概就是这样的诗人。这便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能继续热爱生活的人。
这样的例子也是不少的，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因素导致的身不由己，都未能让他们失去对人生的信心，对自由的渴望。
《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被冤枉入狱，命运何其不公，可是安迪并没有将精力放在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一步一谋划，看书、理财、与外界保持同步，终究找到重获自由的时机。 《美丽心灵》中的天才数学家纳什被精神分裂症所困，而他同样以意志的力量，与疾病共处，坚持工作，终于在专业方面有所突破，获得诺贝尔奖。一身傲骨的诗人们，多数年少成名、得意非常，接纳现状，尤其是苦难、没有未来的现状，对他们而言是极难的一道坎。于是李贺英年早逝、李商隐郁郁终身不得志，而刘禹锡却能将一副烂牌打出花，终究过上梦想的生活。
年岁越长，便越会明白一个道理：这世间很多的事，需要两个字“臣服”。臣服不等于屈服，臣服是顺从生命的偶然和不确定性，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接纳不能改变的，改变能改变的，照顾好自己、悦纳自我。
《长安客》读后感(六)：当意志与命运逆行，以优雅的方式与悲剧和解
2019年，悬疑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大火。
故事发生在天宝三载（744年）元月十四日，长安城中混入可疑人员，身陷囹圄的张小敬（雷佳音饰）临危受命，与少年天才李必（易烊千玺饰）携手在十二时辰之内破除隐患。
《长安十二时辰》从长安坊图的争夺开始，跟随探案的脚步，为我们展现了一副全面、立体的长安图景，以及繁华盛装下真实的长安。
外部视角的长安：商贾云集、外贸通达，一片祥和。
内部视角的长安：兵权分踞、官黑勾结，见不得光。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无论是热闹繁华的长安，还是鱼目混杂的长安，都是人们奋力留下的痕迹，是人心纷扰在这座城市的映照。
长安已经看过太多皇权更迭、荣耀盛世，也看过太多人间疾苦、信仰崩塌，但仍有一批又一批的长安客们趋之若鹜。
比如我们最熟悉的最伟大的唐代诗人们，“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等，都拥有卓绝的诗才，都曾怀揣着美好的梦想来到长安，想要建功立业、重振家国，成为时代的英雄，然而命运总是与意志逆行，从不轻易满足人的心意。
这些来自长安客的荣耀与焦虑，都被新锐作家北溟鱼写入《长安客》一书中，以历史、传记、诗歌评论等多重元素讲述八个故事，串联起大唐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一段历史。
在我看来，北溟鱼《长安客》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充满悲情美学的短篇小说集。我们可以从这些长安客眼中，看到他们在大城市里的梦想与漂泊，看见时代与命运，并最终成为整个唐代文人悲剧的缩影。
1、长安客之美：李白，诗坛奇才，活得张扬而热烈
悲剧美学是文艺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也是作者在写作中的惯用手法。
中国文学著作《红楼梦》就具有典型的悲剧美学属性。《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为主线，揭示了封建家族与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具有强烈的悲剧性美感。
而如果将这份美感放入唐代，不得不说的就是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开元盛世，不得不提的就是“诗坛奇才”李白。
开元十八年（730年）的初夏，李白第一次来到长安的时候，已经小有名气。益州长史苏颋很喜欢他的诗，认为李白“天才英丽，下笔不休，未来可以与司马相如比肩”。
但他又不够有名气。他想见到皇帝，或者热爱文学的玉真公主，想要轰轰烈烈地干一场大事。但他等啊等啊，却等不来他的伯乐，只能苦笑着“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弹剑”化用了战国时齐公子孟尝君门下食客冯谖的典故，他曾多次弹剑作歌，来表达自己的不如意。李白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像冯谖那样弹剑作歌发牢骚，在权贵之门卑躬屈节，那不合我心意。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李白了，不畏强权，洒脱不羁。
直到12年后，李白忽然时来运转，得以奉诏入朝，眉飞色舞地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同时，李白还交了一群很够意思的朋友，高官贺知章取下官服上的金龟换酒与他同饮；汪伦对他盛情款待，还用名马、绸缎等作为临别赠礼；著名诗人孟浩然、王昌龄等人与他互相赠诗……
随后在玉真公主的引荐和贺知章的吹捧之下，李白终于得到了一个面见皇帝的机会。
这是李白一生最荣耀的时刻，也是大唐最繁荣的时刻，可这也仅仅只是拉开了《长安客》的序幕。
2、长安客之悲：杜甫，悲剧人生，活得卑微而谨慎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悲剧下了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
因此，悲剧逐渐成为一种戏剧矛盾冲突的最高形态，在强调命运的悲剧与不可抵抗的同时，还带有宿命论的观点。
而唐代逃不掉的宿命，就是安史之乱。唐代诗人逃不掉的悲惨命运，又以杜甫最为突出。
杜甫出身官宦世家，六岁第一次写诗，便选择“开口咏凤凰”。
那个时候，他年轻有才，自诩“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科举没考上也不当回事儿，直接出去漫游了，他认为未来有无限可能。
直到35岁的杜甫再次来到长安，求取功名，才渐渐领悟到整个唐朝的“中年危机”以及人生的艰辛。
他先后参加了“通一艺”考、集贤院考试，但偏偏监考官都是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李林甫，文化人看不起李林甫，而李林甫就在考试中报复文人，黜落知名的“文学之士”。
很不幸，杜甫两次都中招了，只得到一个“送隶有司，参列选序”，也就是“等着，待用”的意思。
而他引以为傲的诗才，已经无法做到“以我手写我心”了，只能成为做官和挣钱的跳板和手段。
终于，李林甫死掉了，杨国忠登台了，杜甫只能厚着脸皮拍杨国忠的马屁：是山神降下杨国忠，作为辅佐陛下的栋梁。
明明之前他还在《丽人行》里嘲讽杨家人：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终于在天宝十四载（755年）十月，杜甫等来了朝廷的任命，最终成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官位为从八品下。
同时，杜甫收到了来自奉先的家书：家里断粮很久，不到一岁的小儿子快要饿死了。他又连忙赶往奉先，在途中见到奢侈的富贵家族与凄苦的平民百姓，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可当他连夜赶回家的时候，小儿子并没有等到他，已经饿死了。杜甫没有等到一家人的团圆时光，只等来了更糟糕的安史之乱。
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即便被抓，还在不断写文章为剿灭安史叛军献言献策，想着如何减轻人民负担。
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杜甫被皇帝嫌弃，还惨遭贬谪，离开长安，一路辗转于成都、夔州、衡州、潭州等地，遇见了年少时见过的著名歌手李龟年，只是如今已经物是人非，只写下一首《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写下这首诗不久，58岁的杜甫病死在岳州。
如果说李白的一生是肆意洒脱的，那杜甫的一生就是“悲惨世界”，不受重用，饱受穷困和疾病。但也正因为这段人生经历，杜甫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下层民众的生活疾苦，忧国忧民，他的诗也反应了唐朝以“安史之乱”为节点，国力由盛转衰的变化，被称为“诗史”。
3、长安客的悲剧美学与苦难哲学：王维，佛系生活，以优雅的方式与悲剧和解
美学大师朱光潜认为，悲剧的欣赏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好像没有哪一种原因可以对之全面的说明。
因为悲剧是复杂的，它和喜剧相对立，一个是善良的人或物在苦难里挣扎，一个是丑恶不良的人或物遭受不幸的惩罚。
喜剧美学考证了受众对诙谐、讽刺的认同度与理解度，悲剧美学则考证了受众对人性、苦难的共鸣与理解。
鲁迅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王维选择了隐居的“佛系生活”，来排解生活中的苦痛，用这种优雅的方式实现自己与悲剧的和解。
公元715年，15岁的王维从山西老家出发，背着包袱和家族希望来到长安。
他的文学天赋极高，绘画、音乐、诗文样样在行，但想要赢得一张官场的入场券还是太难。
于是，王维扮作伶人献艺，陪公主聊天，终于换来登第的机会。
公元721年，21岁的王维高中状元，被任命为太乐丞，掌管宫廷礼乐方面的事情。
可好景不长，王维马上因岐王受牵连，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
他原本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刚开始准备大展宏图就被斩断了翅膀，这种无力感让他备受打击。
等了4年之后，王维等到一次“大赦”的机会，重新回到长安，等待吏部“判补。然后王维又做了几年小官，最终弃官不干，隐居在终南山。
直到公元735年，王维献诗张九龄，得到张九龄赏识后，才终于被拉回朝廷，成为正八品的右拾遗。
曾经风华正茂的少年被磨平了棱角，逐渐变得圆润起来，在官场上也显得游刃有余。他不再去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踏踏实实地活在当下，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
公元744年，王维在蓝田的辋川山谷中买了一座别墅。这里山清水秀，伫立着亭台楼阁。王维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还写下了素雅的《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等舒服的生活硬生生被安史之乱打断了，王维被汹涌而来的安史叛军抓住了。
为了不做安禄山的官，王维服毒药哑了自己的嗓子，又服泻药，自求痢疾，还留下一首《凝碧 池》自证清白：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 池头奏管弦。公元757年，官军收复洛阳，继任为帝的唐肃宗李亨回到了长安。
对于那些在长安城破被俘虏而没有死的官员，唐肃宗宣布以“六宗罪”处死。只有王维全身而退，仅被贬官成太子中允。
但他没能死，似乎成为一种原罪，一个人生污点，承受了更多的非议。这种委屈无人诉说，晚年的王维只能默默写下“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王维的一生跌宕起伏，他想要建功立业，却在命运的不公中形成了佛系的性格。这是他的意志与命运出现逆行状态，理想和现实产生了剧烈冲突，有的人会迎难而上，有的人就此沉沦，而王维选择用佛系的生活态度和优雅的方式与自己和解。
在历史与文学的交叉点，人和命运究竟是谁征服谁？
无论是李白、杜甫、王维还是其他长安客，他们都有着满腹才学，想要建功立业，但由于性格因素和历史环境，总是让他们与梦想擦肩而过。
李白是个洒脱的性子，这是他能够自在生活的原因，但注定了他的官场生涯走不长。他的“悲”在于前期的伯乐难寻，后期的不受重用，他的“美”在于他对自由的渴求和对强权的蔑视。
杜甫的性子就比较沉闷了，前半生还说得过去，后半生却几乎日日生活在穷苦、疾病、贬谪之中，这也是他的“悲”。而他的“美”也恰恰体现在个人悲剧之后的忧国忧民，这是一种大爱。
而王维的朝气也是在跌宕起伏的生活和官场上磨掉的，这是一种人生的悲哀，也是他与自我和解的方式，成就了他人性上的“美”。因为他能够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命运总是对天才既偏爱又严格，既赋予不朽，又施加苦难。这些从苦难中粹炼出的生活哲学，既能让人们认识到社会的残酷和不稳定性，又赋予人们难以言喻的深刻感和难以超越的精神冲击。
这些关于美、苦难与天才的特质，都在《长安客》中一一展现，希望你也能优雅地与悲剧和解。毕竟，命运可以束缚我的肉体，但无法束缚我的灵魂。
《长安客》读后感(七)：当意志与命运逆行，以优雅的方式与悲剧和解
2019年，悬疑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大火。
故事发生在天宝三载（744年）元月十四日，长安城中混入可疑人员，身陷囹圄的张小敬（雷佳音饰）临危受命，与少年天才李必（易烊千玺饰）携手在十二时辰之内破除隐患。
《长安十二时辰》从长安坊图的争夺开始，跟随探案的脚步，为我们展现了一副全面、立体的长安图景，以及繁华盛装下真实的长安。
外部视角的长安：商贾云集、外贸通达，一片祥和。
内部视角的长安：兵权分踞、官黑勾结，见不得光。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无论是热闹繁华的长安，还是鱼目混杂的长安，都是人们奋力留下的痕迹，是人心纷扰在这座城市的映照。
长安已经看过太多皇权更迭、荣耀盛世，也看过太多人间疾苦、信仰崩塌，但仍有一批又一批的长安客们趋之若鹜。
比如我们最熟悉的最伟大的唐代诗人们，“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等，都拥有卓绝的诗才，都曾怀揣着美好的梦想来到长安，想要建功立业、重振家国，成为时代的英雄，然而命运总是与意志逆行，从不轻易满足人的心意。
这些来自长安客的荣耀与焦虑，都被新锐作家北溟鱼写入《长安客》一书中，以历史、传记、诗歌评论等多重元素讲述八个故事，串联起大唐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一段历史。
在我看来，北溟鱼《长安客》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充满悲情美学的短篇小说集。我们可以从这些长安客眼中，看到他们在大城市里的梦想与漂泊，看见时代与命运，并最终成为整个唐代文人悲剧的缩影。
1、长安客之美：李白，诗坛奇才，活得张扬而热烈
悲剧美学是文艺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也是作者在写作中的惯用手法。
中国文学著作《红楼梦》就具有典型的悲剧美学属性。《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为主线，揭示了封建家族与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具有强烈的悲剧性美感。
而如果将这份美感放入唐代，不得不说的就是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开元盛世，不得不提的就是“诗坛奇才”李白。
开元十八年（730年）的初夏，李白第一次来到长安的时候，已经小有名气。益州长史苏颋很喜欢他的诗，认为李白“天才英丽，下笔不休，未来可以与司马相如比肩”。
但他又不够有名气。他想见到皇帝，或者热爱文学的玉真公主，想要轰轰烈烈地干一场大事。但他等啊等啊，却等不来他的伯乐，只能苦笑着“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弹剑”化用了战国时齐公子孟尝君门下食客冯谖的典故，他曾多次弹剑作歌，来表达自己的不如意。李白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像冯谖那样弹剑作歌发牢骚，在权贵之门卑躬屈节，那不合我心意。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李白了，不畏强权，洒脱不羁。
直到12年后，李白忽然时来运转，得以奉诏入朝，眉飞色舞地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同时，李白还交了一群很够意思的朋友，高官贺知章取下官服上的金龟换酒与他同饮；汪伦对他盛情款待，还用名马、绸缎等作为临别赠礼；著名诗人孟浩然、王昌龄等人与他互相赠诗……
随后在玉真公主的引荐和贺知章的吹捧之下，李白终于得到了一个面见皇帝的机会。
这是李白一生最荣耀的时刻，也是大唐最繁荣的时刻，可这也仅仅只是拉开了《长安客》的序幕。
2、长安客之悲：杜甫，悲剧人生，活得卑微而谨慎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悲剧下了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
因此，悲剧逐渐成为一种戏剧矛盾冲突的最高形态，在强调命运的悲剧与不可抵抗的同时，还带有宿命论的观点。
而唐代逃不掉的宿命，就是安史之乱。唐代诗人逃不掉的悲惨命运，又以杜甫最为突出。
杜甫出身官宦世家，六岁第一次写诗，便选择“开口咏凤凰”。
那个时候，他年轻有才，自诩“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科举没考上也不当回事儿，直接出去漫游了，他认为未来有无限可能。
直到35岁的杜甫再次来到长安，求取功名，才渐渐领悟到整个唐朝的“中年危机”以及人生的艰辛。
他先后参加了“通一艺”考、集贤院考试，但偏偏监考官都是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李林甫，文化人看不起李林甫，而李林甫就在考试中报复文人，黜落知名的“文学之士”。
很不幸，杜甫两次都中招了，只得到一个“送隶有司，参列选序”，也就是“等着，待用”的意思。
而他引以为傲的诗才，已经无法做到“以我手写我心”了，只能成为做官和挣钱的跳板和手段。
终于，李林甫死掉了，杨国忠登台了，杜甫只能厚着脸皮拍杨国忠的马屁：是山神降下杨国忠，作为辅佐陛下的栋梁。
明明之前他还在《丽人行》里嘲讽杨家人：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终于在天宝十四载（755年）十月，杜甫等来了朝廷的任命，最终成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官位为从八品下。
同时，杜甫收到了来自奉先的家书：家里断粮很久，不到一岁的小儿子快要饿死了。他又连忙赶往奉先，在途中见到奢侈的富贵家族与凄苦的平民百姓，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可当他连夜赶回家的时候，小儿子并没有等到他，已经饿死了。杜甫没有等到一家人的团圆时光，只等来了更糟糕的安史之乱。
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即便被抓，还在不断写文章为剿灭安史叛军献言献策，想着如何减轻人民负担。
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杜甫被皇帝嫌弃，还惨遭贬谪，离开长安，一路辗转于成都、夔州、衡州、潭州等地，遇见了年少时见过的著名歌手李龟年，只是如今已经物是人非，只写下一首《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写下这首诗不久，58岁的杜甫病死在岳州。
如果说李白的一生是肆意洒脱的，那杜甫的一生就是“悲惨世界”，不受重用，饱受穷困和疾病。但也正因为这段人生经历，杜甫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下层民众的生活疾苦，忧国忧民，他的诗也反应了唐朝以“安史之乱”为节点，国力由盛转衰的变化，被称为“诗史”。
3、长安客的悲剧美学与苦难哲学：王维，佛系生活，以优雅的方式与悲剧和解
美学大师朱光潜认为，悲剧的欣赏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好像没有哪一种原因可以对之全面的说明。
因为悲剧是复杂的，它和喜剧相对立，一个是善良的人或物在苦难里挣扎，一个是丑恶不良的人或物遭受不幸的惩罚。
喜剧美学考证了受众对诙谐、讽刺的认同度与理解度，悲剧美学则考证了受众对人性、苦难的共鸣与理解。
鲁迅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王维选择了隐居的“佛系生活”，来排解生活中的苦痛，用这种优雅的方式实现自己与悲剧的和解。
公元715年，15岁的王维从山西老家出发，背着包袱和家族希望来到长安。
他的文学天赋极高，绘画、音乐、诗文样样在行，但想要赢得一张官场的入场券还是太难。
于是，王维扮作伶人献艺，陪公主聊天，终于换来登第的机会。
公元721年，21岁的王维高中状元，被任命为太乐丞，掌管宫廷礼乐方面的事情。
可好景不长，王维马上因岐王受牵连，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
他原本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刚开始准备大展宏图就被斩断了翅膀，这种无力感让他备受打击。
等了4年之后，王维等到一次“大赦”的机会，重新回到长安，等待吏部“判补。然后王维又做了几年小官，最终弃官不干，隐居在终南山。
直到公元735年，王维献诗张九龄，得到张九龄赏识后，才终于被拉回朝廷，成为正八品的右拾遗。
曾经风华正茂的少年被磨平了棱角，逐渐变得圆润起来，在官场上也显得游刃有余。他不再去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踏踏实实地活在当下，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
公元744年，王维在蓝田的辋川山谷中买了一座别墅。这里山清水秀，伫立着亭台楼阁。王维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还写下了素雅的《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等舒服的生活硬生生被安史之乱打断了，王维被汹涌而来的安史叛军抓住了。
为了不做安禄山的官，王维服毒药哑了自己的嗓子，又服泻药，自求痢疾，还留下一首《凝碧 池》自证清白：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 池头奏管弦。公元757年，官军收复洛阳，继任为帝的唐肃宗李亨回到了长安。
对于那些在长安城破被俘虏而没有死的官员，唐肃宗宣布以“六宗罪”处死。只有王维全身而退，仅被贬官成太子中允。
但他没能死，似乎成为一种原罪，一个人生污点，承受了更多的非议。这种委屈无人诉说，晚年的王维只能默默写下“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王维的一生跌宕起伏，他想要建功立业，却在命运的不公中形成了佛系的性格。这是他的意志与命运出现逆行状态，理想和现实产生了剧烈冲突，有的人会迎难而上，有的人就此沉沦，而王维选择用佛系的生活态度和优雅的方式与自己和解。
在历史与文学的交叉点，人和命运究竟是谁征服谁？
无论是李白、杜甫、王维还是其他长安客，他们都有着满腹才学，想要建功立业，但由于性格因素和历史环境，总是让他们与梦想擦肩而过。
李白是个洒脱的性子，这是他能够自在生活的原因，但注定了他的官场生涯走不长。他的“悲”在于前期的伯乐难寻，后期的不受重用，他的“美”在于他对自由的渴求和对强权的蔑视。
杜甫的性子就比较沉闷了，前半生还说得过去，后半生却几乎日日生活在穷苦、疾病、贬谪之中，这也是他的“悲”。而他的“美”也恰恰体现在个人悲剧之后的忧国忧民，这是一种大爱。
而王维的朝气也是在跌宕起伏的生活和官场上磨掉的，这是一种人生的悲哀，也是他与自我和解的方式，成就了他人性上的“美”。因为他能够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命运总是对天才既偏爱又严格，既赋予不朽，又施加苦难。这些从苦难中粹炼出的生活哲学，既能让人们认识到社会的残酷和不稳定性，又赋予人们难以言喻的深刻感和难以超越的精神冲击。
这些关于美、苦难与天才的特质，都在《长安客》中一一展现，希望你也能优雅地与悲剧和解。毕竟，命运可以束缚我的肉体，但无法束缚我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