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性政治》经典读后感有感

　　《抗争性政治》是一本由于建嵘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抗争性政治》精选点评：

　　●于建嵘本人比这本书更温暖。@20110124

　　●于的理论功底还是不够好

　　●于老师raw materials掌握得很丰富，但理论功底不够，理论梳理引用的都是二手资料，导致分析框架也缺乏力量。

　　●这是我阅读上的空白，暂时还不具有鉴别能力。

　　●农民“以法抗争”写得最好，这本书解决了我之前没有想清楚的某些问题，具有先锋性特征。同时静待社会发展靠拢吧。

　　●于建嵘新书《抗争性政治》。最有价值的两部分，一是第二章对农民“以法维权”的实证研究介绍，二是第四章以湖南衡山为例对国家政权建设与基层治理方式变迁的探究。其他部分有点水

　　●合法性危机亟需“参与—治理”模式。已买

　　●很欣赏于建嵘对底层人民的关注......

　　●压力型政治结构，一把手负责只会越发让问题变的严重，对了，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哪里去了？

　　●主要是基于案例的分析，但是没有针对各个类别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而且现在看更大意义是学习方法和灵感，真正参考价值可能会减弱。毕竟时过境迁，无论是矛盾，政策背景，还是大环境，都有相应的变化。

　　《抗争性政治》读后感(一)：面对中国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他是敢于说真话的第一人。

　　《抗争性政治》读后感(二)：小记一下

　　昨晚大略翻完一遍。有时间要再认真读一遍。因为看得马虎，认识也必定是肤浅的。所以只尝试整理一下。

　　作者先是总结了国内外研究社会运动的理论，然后分农民和工人讲集体维权行动，然后是群体事件，最后是政权建构。

　　农民的维权应该是于老师研究着最多的地方，他提出了”以法维权“，以区分于James Scott的”日常的抵抗“和李连江等人的”依法维权“。我以前以为我懂”依法维权“和”以法维权“二者之间的区别，读完这本书反而搞不懂了。

　　集体运动一章着重研究了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无缘由的群体运动，例如贵州的瓮安事件等，这些运动的参加者不是明确的利益相关方，也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纯粹出于平日积累的对地方政府的不满。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于先生沿袭了《乌合之众》一书的分析，利用社会心理学的原因进行分析。但对于这些事件，背后原因在于群众对政府的日益不满，这种问题的症结在哪，作者似乎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

　　国家政权建构一章沿袭《岳村政治》以来的研究方式，尝试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国家政权下乡的过程。最后是上访制度，归根到底，信访制度是特殊国情的产物，如果我们要推进西方式的宪政改革，那么怎么处理这个跟宪政民主不相容的制度，于老师尝试给出了答案。

　　最后扯两句：去年上何慧丽老师课的时候，感受到的一个印象是，县级政权成了一个怪胎，一个游离于中央和地方农民之间的怪胎。这也是导致上访不断的原因。如何处理这个怪胎，于老师在讨论国家政权建构的时候，似乎也没有很明确的答案。

　　《抗争性政治》读后感(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本书是很可贵的使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中国的农民，城市的基层矛盾给出描绘。但事实上，于建嵘先生一直致力于是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对城市工人的问题进行描述，给我的感觉就是为了保证本书论述的完整性，而勉强添加的一部分。

　　其实，对我来说，一本著作哪怕从结构尚不完整，但是如果能就一个问题说得清楚，解释的明白，就已经是一本好书了。

　　这本书给我勉强之感的还有对于国外对于基层政治运动的各种学术解释的介绍和引用上。反正直到我读完这本书，我依然对于于建嵘先生理论所引用的各种国外学术思想感觉到断裂感。似乎这些国外学术内容，是为了拔高本书的学术格调而刻意为之。

　　说完这两个感觉不对的地方之后，我就可以老老实实的为于建嵘先生的调查能力和踏实的学术态度击节叫好了。

　　关于农村的问题，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来说，有一点陌生和遥远，但是于建嵘先生通过大量的一手对话资料，明确无误的解释了，农村的基层政权是怎么样一步步沦陷为黑恶势力的地盘，同时，对于这样的一种黑恶化的农村，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群体性事件作为最近被社会和政府关注的事件，也是于建嵘先生研究的拿手好戏，同时还颇有创造性的开发出了泄愤事件，这样的一个专有名词来去区分其他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政治运动和纯粹性的团体犯罪。

　　泄愤事件就是基层政权失去民心的直接后果之一。

　　最后关于信访条例，于建嵘先生再次回顾了在2006年和2007的时候，关于信访存废的争论。这样的争论，在今天读起来，依然能够感觉到，目前我们的信访制度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人治的色彩将一直伴随着信访制度，而真正的司法独立却看不到一点光明的希望。

　　这本书，说了很多，其实结构上并不是非常的清晰，所有的内容有待于进一步的学术化。但是本书中最引人瞩目的，农民矛盾，社会泄愤，和信访意义，都已经是于建嵘先生长期研究和发出自己声音的领域。

　　但是无论如何，这本书涉及的政治问题可以引申很远，有些话，我相信于建嵘先生很想说，但是却不能说出口。通过本书来揭示中国基层政权的生态，只能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抗争性政治》读后感(四)：布衣之怒——读《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作为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因为毕业论文是关于民国基层的国民党、三青团之间的党团斗争，于是想看一些关于“斗争”的政治学理论书籍。看了于建嵘这本书，才发觉主要关注点是在底层民众为争取自身权益所进行的抗争及其理论性解读，但是对我自己还是有很大的启发。

　　对我来说，最有启发性的有三个部分，第一是第一章中对于社会冲突的相关研究和理论的介绍，为我在思考近代相关抗争性事件提供了多个维度，第二是第二章中对于农民的“依法抗争”和工人的“以理维权”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亲历第一线获取资料，十分可贵；第三是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所提出的方案如针对发生群体行动时对民众的心理疏导、信访制度的改革，都十分有见地和现实意义。

　　整本书理论性还是稍微偏弱，或许作者只想反映现在存在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没有想到去建构一个相关的理论。

　　《抗争性政治》读后感(五)：程明：来自中国经验的抗争政治(【读品】·103辑)

　　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一个废弃的工厂，30位失业的Forja汽车零件厂工人走进他们闲置的工厂打地铺，并且拒绝离开。这是加拿大电影《The Take》描述的2001年阿根廷梅内姆政府时期，债务危机引发的工厂倒闭潮，发生的工人占领工厂及工人运动，一个镜像特写。如果你将情境切换到中国，你会发现国有企业的工人会占领工厂，而民营企业的工人通常不会占领工厂，为何同为工人阶级，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于建嵘先生在新书《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探讨了上述问题，让我们走入他基于中国经验基础的理论领域，以窥究竟。

　　于先生自《岳村政治》起，一直关注中国农民、工人的维权抗争运动，先后出版了《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近年来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又先后出版了《底层政治——对话与演讲》、《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判》等。

　　《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以下简称《抗争性政治》）是于先生对他几个学术关注领域的一个系统性的归纳和总结。他在书中提倡一种“底层研究”方法，为人耳目一新，不同于精英视角的研究方法，不同于迪克海姆、勒庞等社会学家，视集体行动为社会失范、乌合之众等观点。于先生借鉴了南亚历史学家的《底层研究》，它要求抛弃原来以自上而下的视角看待底层社会的行为，而要求从底层社会内部的结构解读底层政治运作的逻辑。他认为在研究底层社会，要注重两个方面，分别是：第一，要坚持从个体出发，每一个社会都是由个体组成的；第二，要相信底层人群是理性的，他们能够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的利益需求和行动也是能够影响到社会发展的。

　　于先生在研究社会冲突与社会稳定时，使用“刚性稳定”和“韧性稳定”的概念，用以解释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他认为，“刚性稳定”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缺乏必要的韧性和延展性，没有缓冲带，执政者时刻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企图运用一切资源来维系其“专政”地位，最终可能因不能承担十分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使政治统治断裂和社会管治秩序失范。与刚性稳定共生的是精英联盟形成的排斥性体制。刚性稳定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研究政府与反对派，提出了“压制成本”与“容忍成本”。我借用达尔的“压制成本”来观察目前激增的“维稳费用”。现在，维稳费用还在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可控范围内，并没有逾越压制成本可承受的临界点。另外，中国社会稳定除了上述原因，它还有1949年社会革命遗产的继承与再创造，维持了对社会政治的强韧控制，美国政治学家裴宜理称为“革命威权主义”，主要是采取分割社会，便于国家控制的方式。

　　于先生在考察完农民和工人的维权抗争运动，接下来转入了他最早提出的“社会泄愤事件”领域。他通过对中国近年来的一些大规模、社会骚乱性事件的观察，提出了“社会泄愤事件”的概念。比如，2004年的重庆万州事件、2005年的安徽池州事件、2006年的浙江瑞安事件、2007年的四川大竹事件、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这些群体性事件与经济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不同，在严格的学术意义应该是社会骚乱。这些事件没有组织动员、无利益诉求、无权威信息、无规则底线。于先生在检视完“社会泄愤事件”后，又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切入探讨了背后的心理学机制。比如，借机发泄心理、逆反心理、英雄情结、盲目从众心理、法不责众心理。在探讨为什么有那么多利益无涉的人参与的时候，他提出了情绪感染和模仿机制，扩大了参与群体的规模。除了上述原因，也与后极权主义政体的社会控制斩断了社会自组织有关，个人原子化生存，自发性强，缺乏组织嵌入。

　　于先生在探讨完上述中国社会政治问题后，转入了国家建构的建设性视角。采取了历史制度沿袭的方法，还原历史情境，去思考基层政权建设。在现在的国家结构下乡镇政权属于半国家政权，县区政权属于国家政权，县政基层政权的治理改善和治理品质提高问题就凸显了出来。于先生近来关注县人大代表职业化问题，也是从改善基层政权治理角度提出。美国著名比较政治学家Juan Linz认为，政体内部不可切割。如此，也就在地方治理试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悖论，任何地方改革试验，均需要国家合法性确认。另外，改善基层政权治理的需求，还得益于于先生对农村地区丰富而扎实的田野调查，问题意识驱动了他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农村地区出现了行政黑社会化化现象，成为了社会问题制造源头，也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

　　相信很多人不会忘记2005年信访制度存废的讨论。信访制度本身是一种政治沟通制度，是一种下情上达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并不能解决民众的问题。2005年的信访制度存废争议，被媒体划分为“强化派”和“削弱派”。于先生被视为“削弱派”的代表，他的取消信访制度绝非无的放矢，他领导的课题组做了两次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田野调查。第一次，做了627名访民的调查，第二次，做了近千名访民的调查。于先生研究信访制度，接触了大量访民，进入田野后，采取参与式观察法。在抽样样本和样本选择上，信度和效度都比较高。信访制度强化，会出现消解司法，弱化法治，自上而下选择性激励，中央政府行政成本提高等问题。最近，《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外包地方政府截访访民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也验证了于先生对信访制度强化所带来问题的担忧。

　　《抗争性政治》是基于中国社会经验基础的一次学术本土化努力，也是于先生关注的四大领域的系统性归纳和总结。中国社会有丰富的田野资源，也是各种理论最大的试验场，抗争性政治理论也将在这一田野资源下受到检视和丰富。

　　本文刊于【读品】10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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