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通史(1917-1991)》读后感1000字
《俄罗斯通史(1917-1991)》是一本由闻一著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5.00元，页数：54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俄罗斯通史(1917-1991)》精选点评：
●应该是唯一一本完整的苏联史。 闻一也是和沈志华一起买过档案的人，资料确实比较丰富。
●难得的好书
●作者：“历史舞台上的中心人物不是那些曾经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人物，而是被精选出来的人物，是那些得到陈述历史的人所承认和肯定的人物。而那些不被承认和肯定的人物则被注销于正史之外。正史成了不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历史，历史成了一张新宣传画，一连串的鼓动口号。”
●中规中矩，颇多惊喜
●其实写作水平着实不错，相对简略和提纲性但又莫名的数据翔实。卫国战争章也太简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线索略显混乱。每章后的作者观点更精彩。另外译名有点迷惑
●其实是苏联史，英文名也是the history of soviet，却有个“俄罗斯通史”的书名，买书的时候被误导了。通篇大量叙述，评论及观点不多，不会束缚读者，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容易让新接触这段历史的门外汉看了半天摸不着头脑，不适宜入门。
●国内仅见的一卷本苏联史。它的特点是史实在先，不以论带史。作者力图以这种方式突破历来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所惯用的宣传式的写作模式。就内容来说，引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使得内容有理有据，但这掉书袋也使得行文枯燥，有时会堕入叙事不清楚的迷雾中，同时也把过多笔墨聚焦于俄国党的上层的斗争中。从书中可以看出，布党及苏联的种种阴暗面被一个接一个揭露，令人目不暇接，我好像没看到有什么正面的地方。关于五年计划的批评，以及列宁镇压反对派的残酷一面，是目前国内教科书不提及的需要认识到的内容。戈尔巴乔夫那部分写得比较杂乱。
●虽然仍是从俯视的角度书写的，但看到232页作者关于大清洗的点评，实在难得。目前看到过关于苏俄最详尽的就是这本了，作者没有任何预先立场和隐瞒。
●基本让人满意。
●一章弃了。虽然这本书已经相对中立，但是我还是觉得，中国人写苏联写不出真正的客观，为了避免看了这本书被带偏三观，还是不看了
《俄罗斯通史(1917-1991)》读后感(一)：这本书真不错
这本书是我读过的目前最好的一本关于苏联历史的中文书，比社科院出的那套九卷本强多了，但是此书的问题是学术注释很不规范，既没有页下注，也没有脚注，更要命的是不少内容明显参考了最近几年出版的一些俄文的苏联史著作。
不过，不管怎样，这本书确实基本上告诉了你苏联历史的真相。非常值得一读
《俄罗斯通史(1917-1991)》读后感(二)：社会主义发展
世界历史的进程表明，一个国家的正常发展，在解决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将有效地巩固政权组织的稳固地位。而一个着眼于要人民勒紧裤带，时刻准备着为国家建设奉献自我的发展模式能执行于一时，却不能持久于永远。（改编自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中的一段话，第六章结尾，
本意是作者闻一评述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
《俄罗斯通史(1917-1991)》读后感(三)：布尔什维克党的真实面目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权实质上落到了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手里。列宁满以为布尔什维克主导的政权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于是倡议用全民公投的方式选出人民代表，由人民代表代表人民参加立宪会议，选出全民承认的合法政府行使国家公权。 1917年11月，由4400万选民参与的全民公投结束，结果布尔什维克党只赢得了20%+的选票，而俄国资产阶级政党赢得了40%的选票，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将由资产阶级政党承接。 列宁此时翻脸不认人，宣布立宪会议推迟一个月召开，指责选举结果“没有正确表达人民意志”，在推迟的立宪会议召开当天派兵团团围住会场周围，并随后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一位参加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伊凡.斯捷潘诺夫发表讲话，宣称布尔什维克没有责任服从民选的立宪会议。他声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人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解释，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不过是一种虚构”。
《俄罗斯通史(1917-1991)》读后感(四)：非历史军事迷的读书笔记
传统的历史军事书的样子，充满了政治斗争、各种会议和各位领导人巨长的名字，枯燥但好在写得简洁。如果对政治斗争/社会主义历史研究没有兴趣，又想快速捋清俄罗斯历史的脉络的话，只要看小标题和每章后面作者评论就好了。
对一个只想感受一点俄罗斯民族性的人来说，记忆最深刻的点是末代沙皇潦草的死和列宁格勒900天的惨烈战役。摘录在这里：
罗曼诺夫王朝覆灭：
……在1918年春国内局势极为危险的时刻，沙皇一家被从托博尔斯克市转移到了叶卡捷林堡，幽禁在商人伊帕季耶夫家中。1918年7月6—17日夜间，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一家被枪杀在地下室中，尸体被运至城郊的一处矿井中焚毁并灭迹。当时任叶卡捷林堡州苏维埃主席的贝科夫记述了执行死刑时的情况：“人们要罗曼诺夫家族的所有成员从他们居住的楼上到一楼下的半地下室来。约在晚上10时，罗曼诺夫全家，即前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其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他们的儿子阿历克谢，女儿们，家庭医生鲍特金，皇子的仆人和留在皇室身边的过去的仆人，他们都穿着睡觉前穿的衣服下到了地下室。命令他们朝地下室的一面墙站立。乌拉尔苏维埃的正式代表，看守这所房子的长官宣读了死刑判决书，随后补充说，不要存任何希望，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突然的宣告令犯人们目瞪口呆，只有沙皇来得及说了句话：‘难道真的谁也不想来救我们吗……’随后，他们被用手枪枪杀。约夜里1时，死刑犯的尸体被运送到离上伊塞茨克工厂和帕尔金诺村不远的森林中的一个荒僻的地方，准备第二天在那里焚烧。顺便说一下，尽管死刑是在市中心执行的，但是谁也没有听到枪声。所以听不到枪声，是因为有一辆载重汽车的发动机一直在发动，它是在执行死刑期间开到这所房子面前的。甚至连外面卫队的卫兵都什么也没有发现，其后两天他们还像往常一样在那里巡逻。”
列宁格勒：
1941年7月10日，列宁格勒保卫战开始。9月8日，德军完全包围了列宁格勒，切断了它与其他城市的一切联系。列宁格勒成了一座由列宁格勒军民死守的孤岛。德军不停地轰炸、炮击、断水断电，并且烧毁城郊的粮仓，企图毁灭列宁格勒及其人民。12月，希特勒下令要“将列宁格勒从地球上消灭掉”。他认为，在苏联战败后，这个人口稠密的地方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应该不间断地从陆地炮击和空中轰炸毁掉这座城市。在此后的900天中，德国飞机对全城进行了狂轰滥炸，列宁格勒房屋倒塌，水管破裂，交通断绝。战火燃遍了城市的每寸土地，每个有生命的物体在顷刻间都会化为灰烬。
列宁格勒在被围期间总计有250万居民，结果死亡了将近80万。在列宁格勒北部维堡区的皮斯卡廖夫村，是大规模埋葬牺牲者的墓地。仅在这一地方，就掩埋了47万人。战后，修建了“皮斯卡廖夫墓地”，以示对亡者的追悼和纪念。
(如果有机会去到圣彼得堡，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墓地)
《俄罗斯通史(1917-1991)》读后感(五)：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 作者点评
结束战争和进行战争是苏维埃政权初年的决定一切的活动。对于列宁来讲，无论是结束战争，还是进行战争都是为了赢得时间，巩固苏维埃政权。暂时的受辱，暂时的忍气吞声，暂时的后退，都是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强大，都是为了未来的胜利，都是为了更长久的荣誉和辉煌。 布列斯特和约是列宁结束战争的典型做法。签订和约是一种结束战争的手段，而和约本身并不是签约的目的。所以说和约并不是目的，首先是因为列宁把和约视为获得喘息的惟一机会，而这时苏维埃俄国的惟一出路就是喘息。有喘息，就有生的希望，就有存在下去的希望，就有发展的希望。列宁嘲笑那种临死还手握利剑、高喊战争才是光荣的小贵族姿态。他说：“我们要设法抓住时机”，“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时机也要争取”。喘息，战争，再喘息，再战争，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 所以说和约并不是目的，还在于列宁并没有把和约视为一定非要执行的东西。签订和约是为了苏维埃国家的生存，因此和约可以视苏维埃政权的需要或执行或废弃。一旦苏维埃国家的元气得以恢复，喘息的时机就将结束，和约就将被废除，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规律。对于列宁来说，任何条约都是由于斗争暂时停止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造成的，有几天后就被撕毁的和约，有一月后就被撕毁的和约，有几个月中一反再反的和约，也有长达数年的和约。 列宁把获得喘息的时机看作是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最刻不容缓的问题。其原因有三，一是列宁有一种现实紧迫感。这时，无论是国家还是群众，都没有能力进行战争，这是一个痛苦的、生死攸关的真相。要有勇气面对痛苦的现实，要把真相告诉群众。面对真相，要采取与实际相适应的策略和措施，要讲人话。这个人话，被列宁形容得惟妙惟肖：“如果你给孩子们讲童话，里面的鸡儿猫儿不说人的话，孩子们对你所讲的童话就不会发生兴趣。”布尔什维克不敢向人民讲真相，面对残酷的现实不去讲人话，就会一败涂地，成为敌人的牺牲品。二是列宁有一种历史感。历史上有过一个民族和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被迫签订屈辱和约的先例，拿破仑就曾迫使德国人签订过极其屈辱的蒂尔西特和约。苏维埃政府和德国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是完全处于战略和政治上的要求，失败的时候签订条约是积聚力量的手段。三是列宁有一种责任感。他认为，争取喘息机会，保卫苏维埃政权，就是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最大支持。他的这种责任感就归结为：“现在，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比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崩溃更大的打击了。” 列宁的这句话是十分有意思的：“和平是战争的喘息时机，战争是获得某种更好一点或者更坏一点的和平的手段。”随之爆发的国内战争和协约国的武装干涉使苏维埃俄国获得了更好一点的和平环境。首先，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才是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真正的较量，一场生死较量。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十月的夺权，虽有其他种种不可变因素，但机遇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个机遇性被历来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所忽略或故意忽视，但是列宁本人对这个机遇性却是很重视的。列宁自己说过：“在十月的时候，我们恰好碰上了这样一个时机，我国革命恰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这令人难以相信，但确实就是这样）。”这个时机就是“帝国主义顾不上我们。我们似乎也顾不上帝国主义”。而布尔什维克所“遇到的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从世界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敌人：有点白痴的罗曼诺夫、吹牛大王克伦斯基、士官生和中产阶级匪帮”。后来，苏维埃政权在各地的建立也是高呼着“乌拉”进行的，这也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只不过是把“苏维埃工会”的牌子换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牌子。因此，国内战争实际上才是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真正确立的过程——在血与火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是在战争中真正掌握全国的权力的，战争造就了苏维埃政权。其次，从十月起义到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列宁总是从少数走向多数的，总是从少有权威到大有权威的。当列宁处于少数地位时，他总是提出“我去找水兵”，“我要退出中央委员会”这样的话，而他这样的话却总能震慑周围的人，让自己的意见被大家所接受。列宁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不断的、不厌其烦地解释和说服，靠的是每次事件后实际的证实，靠的是他随机应变的决策和能力。 苏维埃政权初年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一成不变的政策是适应不了局势的发展的。革命需要随机应变，战争需要随机应变，而在这时随机应变就集中表现为：善于退却，争取喘息机会。所以，列宁说：“签订和约完全是一种灵活的随机应变。”所以，列宁说：“利用喘息时机随机应变，实行退却。”所以，列宁说：“因此，在这场新战争中，应该而且也必须善于随机应变。”列宁从少数到多数，从少有权威到大有权威，就是随机应变的结果。因此，国内战争造就了列宁的绝对权威，随机应变造就了列宁的无可动摇的领袖地位。 苏俄—波兰战争是国内战争中的特例。关于这个问题，也许值得说几句。无论从波兰还是从苏俄方面来讲，苏波战争的爆发都有一大堆理由，但是实质都是为了解决边界问题，即争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这片领土。就波兰而言，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就苏俄而言，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利益。然而，在他们各自打出的旗号中，有一种旗号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波兰的“大波兰主义”和苏俄的“大俄罗斯主义”。皮尔苏茨基之意并不完全在这“东部边界”，他要建立一个“大波兰国”，而苏俄也只是要把这“西部边界”当成一道坚实的壁垒和防线，进，可以将无产阶级革命推进到欧洲去，退，可以挡资产阶级风暴于国门之外。就像这时托洛茨基写给中央的密电上所说的，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与西部边境毗邻的各自卫小国可以暂时为我们构筑一道‘屏障’”。由此，也许可以看出，是一种民族沙文主义酝酿并诱发了这场战争。也许还可以看出，民族沙文主义是不分大国小国的，民族激情和爱国主义一旦越过了界限，就会成为民族沙文主义。 至于苏俄的兵败也有一系列因素，但其中最令人深思的是苏俄的领导人犯了两个致命性错误。一是他们把俄国革命的前途寄托于世界革命，认为越过了波兰，前面就是德国、法国和整个欧洲；只要拿下了波兰，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的胜利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二是他们进而认为，苏俄既然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既然高举的是国际主义的旗子，那自己的军队就一定会受到波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然而，当苏俄红军一进入波兰的领土，他们就被当地居民视为入侵者，到处受到阻击，这就像不久前皮尔苏茨基的军队进入乌克兰，以为当地人民一定会把他们作为解放者来欢迎，而结果是适得其反一样。在苏俄—波兰战争爆发以前，托洛茨基已经敏锐地感到苏俄推行的世界革命政策遭到了重创，向列宁建议改弦更张。1918年8月5日，他在给俄共（布）中央的密电中承认，“不管怎么说，欧洲革命似乎是推迟了”，“现在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对于这一事实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建议把俄国革命的方向转向亚洲，“考虑有必要推动亚洲革命”。列宁的决策也在酝酿着变化。但是，“大波兰民族沙文主义”的进攻，引发起苏俄以民族沙文主义对民族沙文主义的热潮，同时又再次燃起了他们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