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港》观后感精选
《海港》是一部由谢铁骊 / 谢晋 / 傅超武执导，李丽芳 / 赵文奎 / 朱文虎主演的一部剧情 / 戏曲 / 音乐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海港》精选点评：
●最难看的一个样板戏了
●当年样板戏中最差的一部。。
●据说是谢晋导演
●好人就是要仰拍坏人就是要俯拍。。
●装卸～工作，前～途～～远～～～大！！！
●
●201901114 在wg的意识形态基调和样板戏的形势下，其实还是一个包含了丰富时代症候的文本：国际歌的无处不在的变奏，紧迫的时间感（对非洲的支援要赶上农时），敌我对立中亟待被解救的第三方——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结构亦植根在叙事和再媒介化的层面
●牵着外公的手在杨家渡码头远望着黄浦江上来往的大轮船，开心的唱着“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哎，它轻轻一抓就起来，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看这个故事觉得可笑，但当时看时觉得混入革命内部的为以坏人太坏了。童年的记忆。
●戏曲还是差在了故事性和演员的演绎方式上，戏曲与斯坦尼体系结合大概不是一件坏事。这种革新过度的作品也恰能让人看到一种新的东西，把握好度也许就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
《海港》观后感(一)：备注此片
为了能找到此片，及一位朋友，特备注此片。豆瓣规则更改后，错失太多好文章。各方面极不方便，修改的效果，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
《海港》观后感(二)：工人阶级的觉悟高不高
工人阶级的觉悟高不高，这个要看时代。前十七年肯定是高的，当年工农兵头一块牌子就是工人老大哥，农民还在其次，工人们出大力 流大汗，可上九月揽天,可下五洋捉鳖，哪一样不是工人做的。后十年，乱则乱矣，工人觉悟可没降低，地位还有所提高，人民巨掌比如来佛的五指山还厉害。火红的时代里厂长主任都成了走资派，海港里调度员也是潜伏下来的敌人，唯独咱一线工人觉悟高，一个坏人都不放过，一个钢铁工人一个码头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 八十年代那时，工人退休一路敲锣打鼓欢送到家，胸口还捧老大一块“光荣退休”的奖状。“街上流行红裙子”里纺织女工成了时尚前沿，不爱武装爱红装，阿混新传里揭露了工人阶级里也不是个个怒目金刚，混日子的不在少数。已经开始变化了。 九十年代工人阶级地位一落千丈，出现了一个名词“下岗”，还有个后缀“工人”，加起来就是“下岗工人”，只有下岗工人却没有下岗厂长、下岗书记、下岗经理，因为这些人不会下岗。几千人几万人的大厂就倒就倒，买断工龄自找出路。有路子的下海经商，有本事的另起炉灶，没路子没本事凭着聪明机遇也混的不错。我堂哥当年从上海无线电四厂下岗，一个流水线工人什么都不会只能去当保安，几年后遇上大牛市，手里的基金翻了好几倍，总算苍天不负有心人。当然还有更多下岗工人没路人没本事没机会，只能任历史洪流随波而流，地位都没了，谈何觉悟。 这几年，慢慢开始，有些人怀念起了美好的十七年，还有些人怀念起了后十年，“那个年代条件差一点，可没有贪污腐败，“那个年代条件差一点，可没有地沟油”,"那个年代条件差一点，可人心都朴实"，怀念一下当年工人的老大哥地位。 实际情况是，春晚小品里的台词“咱工人要为国家着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这个觉悟高不高，但只能发生在春晚小品的台词里
《海港》观后感(三)：靠咱们这号人---与影片关系不大
这是样板戏。
工人的京戏，样板戏都是写工人，农民，军人的，所以有人就把它说的一钱不值。
其实，问题不是样板戏如何如何样板化，而是其中的主人公是谁，作为观众你是否认同这样的安排的问题。
本剧的编导是中国影坛的两谢，后来其中的那个特别喜欢拍老右知识分子的的电影，把其中的主人公都写成了时代的受难者，简直是一个个圣徒，然后再依靠个把女人来拯救，这是他的套路，我也受了不少骗，跟着掉了不少泪。可是当90年代的所谓改制之后，他却--完全没有去拍摄一部关于下岗工人的电影，而戴锦华却说他在每个时代都有反映时代的作品。
恩，他确实是那种与时俱进的人，他去拍摄《鸦片战争》了。
那个时候，正是正统封建思潮--也就是国学热将要登台的时候，他这个聪明的知识分子又看到了所谓时代的标杆了。
他的政治嗅觉比艺术感要灵敏得多。
运动的结果。
中国知识分子在投机方面总比他们专业素质要高得多。
因此，当这样的人去拍摄一部有政治宣传意义的歌颂工人阶级的电影，当时的领导阶级的电影的时候，就显得好象不那么用心了。
所以，一个人总要在适合他的环境里才感到自在，让这么一个当时受到压制的知识分子去歌颂工人，自然是很勉强喽。
我是自幼就长在国营工厂大院的人，从小就过的是那种住集体宿舍，不分工人和技术人员，等级差别不那么明显的生活，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一起在简陋的澡堂子洗澡，炼就了金鸡独立穿衣服的本领。
在我小的时候，还是工人阶级地位很高的时代，相反的技术人员地位低，是臭老九，所以至今我还是受到那种工人对脑力劳动的一种蔑视的情绪感染，总觉得不出力出汗的工作就不是真正的工作。
因此我对工人，尤其是那些昔日国营工厂的工人感情很深的人，我永远是他们的女儿，为他们说话。当所有人有意无意的选择性忘记他们的时候，我永远记得他们，因为他们不喜欢抱怨，不知道如何诉说他们的冤屈和不幸，所以我来说。总有人想抹黑污蔑以往这些为民族工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把他们说成是懒惰和外行，然后赶走他们，贱卖工厂，瓜分全民的财富。
这些，永远在我心里！
这个电影里的正面人物都是普通的码头工人，影片的主题曲是国际歌，描写了支援非洲人民与敌对破坏势利做斗争的故事。
反面人物，正是工人们所轻蔑的知识分子，一个调度，抱怨科室人员也要参加劳动，对自己的被统治地位深为不满。因此总是找机会搞破坏。当然最终是没有得逞。
我必须说，这个形象塑造的还不错，只是少了副眼镜。
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很不喜欢到处宣扬的阶级意识尤其是阶级斗争，完全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情，可是后来，我才明白，阶级斗争是世界和人类的生存的唯一的方式。
不是我打倒你就是反过来，你做了主子，我不高兴，就要把你搞下来，我做了你又不高兴，把我弄下来。
你掌权了就说自己是好的，我是坏的，我掌权了相反。
所以我才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那个知识分子形象的调度有句经典的台词--
就你们这号人还想管理码头！
这倒让我想起了时下很流行的所谓精英们一向肆无忌惮的论调。
什么乌合之众啊，穷人又就该如何如何啊，凡事都要请个什么专家来的风气。
就凭借你们这帮笨蛋还想做主子，你什么学历啊，会英语吗？留过学吗？会拉小提琴吗？
脑子不行啊！
我有个亲戚研究生，他的经典之词就是凡是没有上过大学的都是人
渣，不配活着。
这就是阶级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啊。
所以我很少去看望我的长辈，怕他把我宰了。因为我是个工人还失业了，没文凭---这是他们家的门票。
革命是什么呢，就是复仇。
无论是哪一阶层造哪一阶层的反，都是复仇。
所以这种阶级仇恨不是说说而已，是鲜血和命来还的，是社会财富的暴力再分配，财富是有限的，而人是无限的，给了这个那个就少了，平均了也照样有人不高兴。
所以我也就彻底的明白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故的恨，都是自身的阶级性质和利益的得失计算的结果。
运动拉运动拉！
这是《芙蓉镇》里那个造反派的经典台词，〈海港〉里的反面人物也最害怕运动，哈哈，这真有趣。
原来，导演是多么憎恨那时候的领导阶级啊，因为他是最后的贵族！
被改造了那么久，还是愤恨不已啊，终于在以后所有的电影里复仇了！
我想，为什么托尔斯泰即使在向下层人忏悔的时候也显得有点做作，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描写那些穷人的时候就很感人很真实呢。
一个即使穿着农夫的衣服骨子里依然是贵族老爷，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罪犯，一个被侮辱和损害的人本身。
靠你们这号人还能管理码头？
是啊，就是靠我们这号人，而且永远靠我们才支撑着国家。
因为，我们是劳动者。
是人民群众。
而你们这号人当主子更坏。
《海港》观后感(四)：革命文艺的“辈分伦理”
创作于1960年代，文革时被改编为“革命样板戏”的《海港》与从维熙在“拨乱反正”时代创作的中篇小说《伞》，就其文学意识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就其社会图景想象来说甚至可以认为是正相反的。
《伞》的情节很简单：一对“右派”夫妻被下放到农村“在贫下中农监督下劳动”，住在一个牛姓农户家中，家里的大女儿改枝对他们充满歧视与敌意，改枝的父亲牛大鹏（阶级成分：工人、“革干”；政治面貌：“党员”）却全力保护二人，并为此把改枝打出家门。改枝在与“走资派”舅舅相处了一段时间并接触了更多“右派”后回到家中，从此对这对夫妇的态度有所改变，并开始读他们带来的书；在一个暴雨山洪的黑夜中，改枝特地给从矿山回村的“右派”夫妇送来手电，却又不和他们一路回家。“右派”夫妻回城时，改枝躲在一棵粗壮的树后含着眼泪凝视他们远去。
可以看到，《伞》中的牛大鹏如果到了《海港》的世界中就是一个比赵震山更糊涂的落后者，甚至成为《海港》中所没有的“走资派”；而《海港》的第一主角方海珍如果在《伞》中，会是一个比改枝更严苛的监视者。当然，把两个世界观完全不同的作品放在一起来讨论人物，总是会充满悖论，但我想通过如上举例来证明的仅仅是：这两部作品从表面的政治伦理看是水火不相容的。当然，它们两者似乎共享了基本的政治历史前提：☭的革命是正义的，☭的统治也是正当的，罪恶在于对☭正统的背叛。但是这个“前提”可以容纳很多种甚至相互对立的解释，《海港》与《伞》就大抵如此，因为☭正统本身就不是始终不变的。所以这一个“共同之处”可以先置之不论。事实上，在这两个文本之中隐含着一些更深层次的共同意识，“辈分伦理”就是其中之一。
在《海港》中，有“解放后”题材红色文艺最经典的桥段之一：讲家史。给小韩讲家史的是他的舅舅马洪亮。考虑到马洪亮也是小韩父亲的生前好友，并亲眼目睹了小韩父亲的死亡，所以他对小韩来说也可以看作是父亲的伦理与道德替身。也就是说，马洪亮同时代表了小韩父系与母系的长辈。这样一来，当小韩在这个场景中把工作证摔在马洪亮面前时，就不仅背负了政治罪错，也同时背负了伦理罪错。所以有了《海港》里正面人物的第一个暴力举动：马洪亮拿起了杠棒，要殴打小韩。当然，这一次的身体暴力因为方海珍正好到场而被制止了。另外，第二场中小韩与马洪亮的那段对话也让小韩当海员的理想从一开始就以“导致慈爱的长辈失望”这种面貌出现。
再来看《伞》，在这篇小说中，不止一次地详细描写了代表正义的牛大鹏怎么对女儿改枝实施身体暴力。牛大鹏的第一次正面出场就简直是对女儿的虐待：
“……那一桶冷水‘忽’地一下，都泼在改枝头上。一个脊背微驼的壮汉，一手猛地抓住改枝湿淋淋的头发，一手拿着一个海碗，从缸里淘了一碗水，猛地朝改枝嘴里灌去。改枝叫嚷着，拼命向外吐着水花，那情景就像一头不驯服的儿马蛋子，向外喷着灌进嘴里的汤药一样。到底这个壮汉比改枝力气大得多，任凭改枝摇头晃脑地向外喷吐，半碗凉水，还是被灌进了肚子。
“……他双手插腰，胸膛起伏，对改枝霹雳闪电似的吼叫道：‘死妮子，看你喝了缸里的井水，会不会伸腿瞪眼，进酆都城找阎王爷去报到！’
“……她（按指改枝）水鸭子一样站在那里……”
牛大鹏这个强壮男人如此惩罚十几岁的女儿，到底是因为女儿犯了什么大错？改枝仅仅是指责了主动帮她家抬水的“右派”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并怀疑他们在水里搞鬼，让他们把水挑到他们自己水缸去。这当然不是什么正当的言行，但与牛大鹏的做法比起来其“主观恶性”与“客观恶果”简直微不足道。如果我们考虑到曾经遭遇广泛歧视的作者必然把自身感受投射进作品，或许可以理解他对改枝那些言行难以释怀的鄙视与愤怒。在这里，牛大鹏约略相当于林纾笔下的荆生，是在幻想中出气的虚拟暴力。
另一次更直接的身体暴力起因于改枝弄活了水桶的桶梁，叫“右派”挑不成水，于是牛大棚和改枝开始了“政治辩论”，过程中却交错着牛大棚单方面的暴力攻击：
“‘爹……俺觉得俺给咱们家争了光，对“油派”……’
“‘叭’地一声，改枝的争辩中断了。牛大鹏打了女儿重重一记耳光之后，霹雷似地吼叫道……
“‘俺不信！’改枝连哭带嚷地叫着，……
“又是一连串的‘噼叭’声，……”
接下来，小说里写道，听到声音赶来的“右派”用力冲撞也进不了锁着的房门，改枝是跳窗户逃跑出来的。
“叫改兰的小二姐说：‘骂老人的，舌头上长疔！’
“叫改秀的小三姐说：‘咒爹娘的烂她奶头！’
“叫改芬的小四姐，年龄只有四、五岁，她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儿，便跳着双脚数着山里人流传的儿谚：
“……
“黄狗黑狗叭儿狗，
摇着尾巴守门口！
白狼灰狼白眼狼，
张着大嘴嚼爹娘！”
相比起来，《伞》的辈分伦理叙事还是比较显在的，容易被分辨出来，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看《海港》时，会发现它不愧是在国家力量组织下精雕细琢而成的东西，对辈分伦理的运用更巧妙也更隐蔽，几乎在无形之中就达到了它的叙事目的。
首先，马洪亮对韩小强的身体暴力是未遂的，他刚刚瞪着小强拿起扛棒，就被方海珍给制止住了。这样，观众在观看时对于这种暴力企图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反感。小强触犯了政治权威（把代表着“新社会优越性”，也代表着国家对其统治权力的工作证摔到了坐椅上），更触犯了伦理权威（把工作证狠狠地摔在代表父母的长辈面前），而马洪亮只是“要”打他，这就给观众的容忍极限留了一个很大的缓冲空间，于是“要”打这件事就不会唤起任何有关“非正义”的评判了，观众的同情完全在被侮辱而没有还击的马洪亮一边，这样的情感倾向与创作者要传达的否定小强思想的理性认识恰好合拍，结果就是造成了观众对戏剧主题的认同感。第一幕第二场的对话与此异曲同工，但利用的是“和谐的打破”这种调动情感的方式：正在劳动的小强与来探亲的马洪亮见面的时候一派喜气与和气，调动的是一种伦理和谐的幸福感觉，接下来两人又一同回忆起小韩小时候舅舅携他观看“国庆”焰火的往事，于是伦理和谐与政治和谐融为一体，幸福从微观到宏观，笼罩了剧场，可是小韩突然提到他想成为海员的理想，于是一老一少有了冲突，虽然并不激烈，但马洪亮表情与情绪的变化却清楚地告诉观众：小韩的想法与言辞已经破坏了原本的和谐与幸福，这自然就在观众的心理上造成一种不适，这种不适在理性上暂时被压制了（又是因为海珍的到场），在感性上却保存下来，为后来在这个关节上生发的更激烈更尖锐的冲突以及这冲突的解决方式进行了足够的导向性蓄势。
讨论至此，我们不妨试着把这两部作品中的以上部分辈分关系调换过来看看。假设在《海港》中，作为外甥的韩小强是一个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好工人好“党员”，而作为舅舅和父亲化身的马洪亮则思想跟不上形势、政治立场也发生了危险动摇。想象在两人之间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后，马洪亮做了一件比摔工作证更过分的事：把毛的像章从自己衣服上扯下来扔在地下，于是愤怒难抑的小强顺手拿起身边的杠棒要打马洪亮，☭委书记方海珍正好感到，拦住了小强，但也并没有一句话指责他，只是开始语重心长地教育被高举的杠棒吓了一跳的马洪亮……再假设《伞》中的女儿改枝是个有正义感和某种政治觉悟的青年，村里的年轻☭干部，同情保护“右派”；而她的父亲牛大鹏相信了社会上的宣传，歧视、敌视、欺负这对“右派”夫妻。想象牛大鹏做了比无端怀疑和言语侮辱更严重的事：声称“右派”在水中下毒，禁止“右派”夫妻吃晚饭，此时脾气火暴的改枝忍无可忍，舀起一碗凉水扯着牛大鹏的嘴硬灌进去，问他：“死老头，看你喝了缸里的井水，会不会伸腿瞪眼，进酆都城找阎王爷去报到？”……
如果《海港》成了这样，当时的观众大概也不敢对小强的“无产阶级义愤”有什么非议或认为海珍至少在说马洪亮之前也应当批评小强几句，但心里总会对正面人物的这种行为或者意图感到不大舒服，而到了今天这个情节就一定会成为众口一词的文革文艺一大丑闻；如果《伞》成了这样，那当时的读者就会立刻无法接受，甚至根本不会有读者，因为出版社的编辑看到正面人物有这种行为也会立刻把稿子否定掉了。事实上，无论是《海港》的主创者还是《伞》的作者，都根本不可能想到、不可能敢也不可能会这么写。可是当意图或实际过激使用暴力的正面人物恰好又是辈分上的长辈,就完全不同了。
综上，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三个结论：一、号称彻底打倒封资修的文艺创作者仍然调动传统的辈分伦理来辅助达到意识形态目的，这与其说是一种妥协，不如说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二、这样的做法与症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绝非文革文艺所特有；三、在当代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心中，人格的不平等仍然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在阅读/观赏活动中不会被意识到的。
这第三个结论，才是最让人感到震惊与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