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困境的读后感大全
《儒家的困境》是一本由狄百瑞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页数：1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儒家的困境》精选点评：
●抵抗缺少群众参与
●儒家的理想主義遭遇到世俗權力，作為知識菁英脫離一般大眾的支持，且沒有宗教性的超驗因素，最終演化成一種悲劇，在現代化過程中被視作中國滯後的原因
●作为海外汉学家，研究到这种程度也算不错了。
●2015年11月读过一通。当时的笔记：在《儒家的困境》这本书中，狄百瑞就是用犹太教的“先知”（prophet）与儒家的“士君子”作比较，认为儒家的理性化、非超越性使得他们缺乏对在上统治者的强力制约，对下也无法有效组织民众——脚不沾地、头不顶天，狄百瑞眼中的儒家就像悬在空中。换句话说，在狄百瑞眼中，儒家的困境就在于儒家士大夫在发挥“先知”作用时遇到的困难，缺乏超凡魅力与组织，无法吸引政治性听众与宗教性追随者，无法统合官吏、学者、教师的三重身份。
●之前对这类的治学总是颇有“偏见”，老觉得“不是我的菜”，也无暇多作了解。但最近总是想着，哪怕斗胆要作批评，也得先读懂别人到底说了什么、为何而说，于人、于己才都算是有益的工作。草草读过几篇，鄙见仍旧以为，你若想在他以东方树为题的章节里读懂东方树，从围绕吕留良展开的篇目中读出个吕留良，恐都是很难的吧？（至少不才真没怎么读懂…@@）但实际上，当读到狄百瑞表示：他反对的是许多人并未深研儒家真义，以及各时代的发展（虽然个人以为他对我们的文化与文献终究也还是“隔”的…），便一棍子打死，把近代中国的许多问题归结到他们身上，进而要把儒家精神整个儿地抽离出去。顿时对其人、其书似是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总之多学习吧~｜对经筵的理解似乎有问题？待考。另，怎么能把“宋明理学”作为一个物去说…好几篇读得不认真，自批…
●。。我还在最后一章不断期待heavenly peace gate事件。。结果。。结果就尼玛 参考文献了！！！！很桑感情有木有！！好吧谁叫我看了英文版
●不明觉厉。。拿儒家思想跟圣经旧约作对比虽然是一个不错的视角 但是读起来实在很费解。。
●大角度著眼處頗為有趣，小論證落腳點略顯武斷。
●外国人研究儒学，虽然比国内灵活自由，但脱不了一股汉学家的味道，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来看待中国文化，到最后感觉流于表面
●读了一半没读完
《儒家的困境》读后感(一)：简短目录
第一章 圣王与先知
第二章 《论语》中的君子
第三章 帝国的圣人与君子
第四章 理学正统中的先知思想和中国专制
第五章 方东树：一为近代早期的先知
第六章 先知与民众
《儒家的困境》读后感(二)：精彩书摘1：“君子”将皇帝压垮
……明朝时，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从一开始就要通过儒家课程接受儒家老师对其进行思想和道德的改造。儒学文本被当作国家考试的基础，甚至连明朝的皇帝都要经常接受儒家导师的训导。然而，历史学家们几乎一致认定，明朝统治是最极端的中国暴君专制。
现代作家有时在解释这一具有反讽效果的结局时，认为它恰恰表明儒学本身就是罪魁祸首。作为儒学教育理念的核心，“修身”过于强调个体依靠自身的道德意志控制局面。因此，只要大臣与导师把天下大乱的终极责任牢牢地固定在皇帝身上，那么，哪怕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好心，皇帝也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道德负担。有迹象表明，明朝的统治者在心理上极为抗拒这一不平等处境，憎恨被灌输这些方面的观念。有些情况下，他们长时间、甚至连续几年拒绝接见儒家大臣。朝鲜在李朝时期采纳了同一套新儒学体系用以指导统治者，也出现了非常相似的症状。当然，有时结果与症状并不对应。
儒学的信条（而不是传统上的儒家两难境地）使得它的追随者陷入了一种终极“困境”。当然，这一理论更适用于统治者而不是大臣。大臣可以用时代脱节作为借口，把自己比作孔子所谓“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从而减轻自己作为一个儒家的内疚感，让自己从这一心理上的两难困境中摆脱出来。……但是，统治者却只能责备他自己。
《儒家的困境》读后感(三)：书摘2：科举粉碎了儒家的教育理想
在20世纪早期和中期……当时普遍存在一种错误的假设……儒家不愿意和平民百姓分享读写能力以及学问；儒家倾向于将教育保留在上层社会的内部。按照这一流行的理论，儒家的精英思想使得大部分中国人无法真正参与公共事务。……其实，儒家希望尽可能广泛地与百姓分享知识。
……北宋最重要的儒家改革者就曾呼吁普及学校教育。……虽然人们一再呼吁，朝廷也一再颁布诏令实施这些教育方案，但是收效甚微。作为清朝鼎盛时期笃信并身体力行朱熹正学的先锋，张伯行抱怨说，就是在那些盖起来的学校里，教育也过于以科举考试为导向，没有实现朱熹制定的自由和人文目标。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即使最贫穷的农民也会祈祷自己的子孙具备做学问的天赋，能够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然而，事实上，很少人能够实现这一愿望。此外，帝国官僚体系虽然控制了国家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但是，它却仍然不够庞大，缺少足够的职位。因此，无论候选人看起来有多么热切和前途无量，帝国的官僚体系也无法大量吸收这些人。
……主流的儒家传统虽然极力拔高学问的地位，坚持把知识的广泛传播当作维持政治和社会有效秩序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也发现，除了在家庭这一基础层面上，或者在范围更窄的高层统治精英圈里，他们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教育目标。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现实中流行着各式各样的宗族崇拜、地方信仰或者杂七杂八的大众信仰。它们虽然可以满足百姓的宗教需求，但是却几乎无法参与到治国、世俗或者实用教育中。因此，对农民来说，宗教始终与高等教育脱节，与对公共问题的理性话语脱节。
《儒家的困境》读后感(四)：儒家的悖论
儒学根本上的困境也是中国社会千百年来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并未改变，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暴露的愈发明显。中国社会长期转型无力，必须要研究儒家的困境。作者认为儒家的困境是因为能够发挥抗衡作用的基础设施一直没什么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一直缺乏有契约的社群。儒家虽然强调自身的道德建设，并把道德压力施加于统治者，并期望通过提高统治者的道德素质，仁德爱民，使政治清明，这是把民众作为被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慈父作风，虽然朱熹等大儒也十分重视对百姓的教育，但是封建统治下的教育系统是为了职业发展的非常狭隘的，比如科举制度下建立的学校。也就是说，儒家虽然心系民众，像孟子等人推崇仁政，但是他们没有民众支持的政治和组织基础，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非常尴尬，就像政治空想家一样，一方面是为了民众好，但是并不团结民众，虽然强调修身和核心小家庭里的教育，但是出现了公众的教育困境，小家庭的教育对庞大国家的治理并无直接关系。把民众的福祉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道德素质和能力，作为抗衡君主集权的一股力量，却没有实际政治影响力，没有政党，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合理的制度制约君权，而君王由于身上背负的道德压力，反而出现更为集权的统治，比如明朝的暴政，像朱棣一方面招募士人作为自己的幕僚，使之为自己的权力服务，但是一旦士人对他的统治产生异议时，马上利用王权铲除他们。总结一下，就是儒家把自己架空了，虽然对自身有极高的道德要求和学识上的要求，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入世精神，但是他们虽然投身于公共服务，但又认为自己属于统治阶级，对百姓的“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家长作风，而且由于没有社群组织聚拢民心，儒家的政治制衡作用对统治者而言没有实际约束作用，统治者更多的是利用士人为统治阶级服务，但专制大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君主自己手中，即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明君仍然是君主集权的产物。基于此，儒家的对上对下都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后世儒家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无能为力，即便黄宗羲提出“学校”，批判王法，即便康有为主张建立儒教试图聚拢人心，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儒家的困境，中国社会的困境仍然存在。
但是，作者还是比较客观辩证的看待中国现代革命的，在书中讲到“现实主义意味着承认历史变化和表面的进步是多线条和多形式的，不能仅仅以西方的方向进程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君子高尚的人格魅力，第一章中作者提到《学而》中最能体现君子风范的不是“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而是“人不知而不愠”，孔子、孟子乃至后世儒家董仲舒、吕留良、方东树等人积极入世的社会责任感，将正直，勇敢，富有良知的君子之风从上古时期延续下来，这在腐败盛行道德沦丧的专制集权社会中显得难能可贵。
在第一章中作者用较大篇幅比较了东方先知和西方先知的异同，以此促进西方读者更好的理解儒家。 并将儒家的“仁”、“义”与《旧约》中上帝对普天下人的爱和公义作比较，提出孔孟二人发出的先知呼声比较像《旧约》先知。但是，在儒家的观点张缺少百姓作为一个民族对上天的责任感，而《旧约》中上帝的子民是需要承担履行契约的责任的。这点根本上的区别直接导致中国社会缺乏垂直管理的教会组织，这也是中国困境的原因之一。
不足
（1）内容比较散，虽然本书的主题是探讨儒家的困境，但是由于其中几章出自作者的讲座，内容跟主题有所偏差，也许是因为这个主题本身比较宏大，区区十万字不足以涵盖全部，所以看完此书后对儒家的困境这一主题的仅有粗浅的认识。
（2）在第一章《圣王与先知》中作者写道先秦时期也就是商周时期的统治已经“高度合理化和官僚化”，但我们后人研究历史中得出的结论是，商周时期并没有达到王权的高度集中，以分封制为主的血缘统治体制并没有高度合理化和官僚化。这一点，私以为属于作者表述上的不准确。
《儒家的困境》读后感(五)：无所不能的“圣人”
《儒家的困境》的作者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是海外研究中国思想的著名学者。读完这本书，自己终于能理解了军阀张作霖当年也极度绝望的对中国人一性格的总结的话，大概意思在中国总是小人得志，盛产汉奸，人类许多优良的品质在精英身上难以得到体现，比如正直、良知、勇敢等。
作为一本学术交流演讲集，《儒家的困境》只有一百多页，但依然给了人诸多的启发，作者依然是从儒家学说的“君子”与基督教的“先知”来对比其在社会中承担的教化的作用的。
在中国儒家的经典《论语》里有“三畏”和“九思”的道德义务，甚至有侍奉君子的“三衍”，但这些道德义务与欧洲的基督教比较起来，依然不是一种具体化的规则的律法义务，君子依然采取的是模仿圣人的言行来达到个人的道德修养，从而做出表率，以同化天下，但基督教就不这样了，上帝对人类首先是非常严厉的，其教义必须得到信奉和遵守；其次做出了“十诫”等的具体要求，作为上帝的子民，人人必须遵守，在神面前，先知与信徒是平等的，触犯天条人人会受到惩罚的，最后在哲学领域，欧洲文明把正义、公平，良知，勇敢等人类的品行一直当公共话题与普通人分享和讨论，但中国儒家的学说则没这一具体的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义务，过分强调了君子的个人自身的修养，这样自一开始，把大多普通百姓的道德义务就排除在外了。主流的儒家传统极力拔高学问的地位，坚持通过对知识的广泛传播可以达到维持政治和社会有效秩序的目的，但是，最后发现除了在家庭这一基础层面上，或者在范围更窄的高层统治精英圈里有点作用外，他们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教化目标。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现实中流行着各式各样的宗族崇拜、地方信仰或者杂七杂八的大众信仰。它们虽然可以满足百姓的宗教需求，但是却几乎无法参与到治国、世俗或者实用教育中。因此，对农民来说，宗教始终与高等教育脱节，与对公共问题的理性话语脱节。知识与美德的挂钩，知识等于权力，从没把人的诸多品行作为公共话题讨论并与普通百姓去分享，没一套抽象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反而使得个人素好更容易左右所谓的道德标准以及公共的政治权力运作，许多恶习结果普遍流行于影响着普通百姓的生活。
就和作者指出的，在明朝时，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从一开始就要通过儒家课程接受儒家老师对其进行思想和道德的改造。儒学文本被当作国家考试的基础，连明朝的皇帝都要经常接受儒家导师的训导。然而，历史学家们几乎一致认定，明朝统治是最极端的中国暴君专制。现代作家有时在解释这一具有反讽效果的结局时，认为它恰恰表明儒学本身就是罪魁祸首。宋朝诞生的程朱理学，本意是要冲破隋唐以来的所谓注重形式的礼制，希望回归儒家本源——通过提高个人的道德修达到天下之治。作为儒学教育理念的核心，“修身”过于强调个体依靠自身的道德意志控制局面。因此，只要大臣与导师把天下大乱的终极责任牢牢地固定在皇帝身上，那么，哪怕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好心，皇帝也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道德负担。以至于出现了明朝万历皇帝采取数年不上朝的方式对其表示抗拒。
儒学的困境自一开始在逻辑上有着矛盾，必然使得其追随者陷入了一种终极“困境”。这一理论更适用于统治者而不是大臣。大臣可以用时代脱节作为借口，把自己比作孔子所谓“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从而减轻自己作为一个儒家的内疚感，让自己从这一心理上的两难困境中摆脱出来。但是，统治者却只能责备他自己。而从历史来看，中国清明朝代，则大多是法家得宠，因为这个时代是赏罚分明，不尚空谈，使得政事摆脱了喋喋不休的道德说教，行政效率得以提高。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之所以比起日本来会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其四万万亿的巨大人力资源难以得到动员，这只能归罪在教育的失败上。在面对叫嚣着儒家要复兴拯救世界的理想，作者肯定了儒家的“和”以及对个人品德修养，但含蓄的批评指出，当代的中国教育过分强调职业和技术教育、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只是为了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依然缺乏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我个人看来，真正悲剧则是大多数中国优等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许多人摇身一变成为了真正的“买办”，内外勾结，继续如吸血鬼一样的吮吸母亲干瘪的乳房。
“圣人”毕竟是人，他即使无所不能，人的种种缺陷依然存在，必有一死；但作为万能的神，不仅仅高高在上，更主要他创造了人类，他自身没时间的限制，这就是儒家常常被自身道德说教所困惑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