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与政权经典读后感有感
《克格勃与政权》是一本由博布科夫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35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克格勃与政权》精选点评：
●本书远非作者所宣称的那么客观，有相当强烈的个人色彩。且许多章节颇像当年苏联等地报刊上的文章，或者国安人员四处演讲的报告，特别是书的前半。但看此书也颇有趣味，能弄清楚同一历史事件，在克格勃人员的眼中是如何展现的，以及他们又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介入的。
●国外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
●从一个当事者的角度去窥视历史
●KGB是很成功的，考虑到体制因素，其能力既受制约，在某些op中又大放异彩
●也不知道也不在意他说的可信性有多少，感觉KGB也算是功过相抵吧?无聊时看看还算有趣。
●我们看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西方搞和平演变还是这么几手，有没有新意呀，关键是它还很灵，艹。。。
●同志您好，查水表的!
●有关亡党的思考和铁幕下的个人扮演的角色的部分可以一阅，其余皆老年人之絮絮叨叨。
●书中详细地讲述了作者在克格勃工作半生的回忆，但是总的来说，这本书是消极的。这本书片面的评价的苏共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包括民族分裂问题和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过分突出了安德罗波夫的历史作用，而忽略了苏共其他领导人的历史作用。总的来说，这本书相对还是可以阅读的，有一定的阅读吸引力。
●KGB管的真宽。里面对赫鲁晓夫处理民族事务的看法值得借鉴，感觉胡乱邦学的赫秃？上访和骚乱，CP国家都有？ PS：校对很差，错误很多
《克格勃与政权》读后感(一)：内容一般
作则作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一人第一副主席，知道的内情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作者自己的回忆的内容就没有那么全面了，这也与保密条例有关，人家俄罗斯也有自己的保密条例嘛。书中内容零零散散，描写还算真实，但是不算系统，只能当作一般读物来读吧，专业性不是特别强，因为叙述的内容过于零散了。
《克格勃与政权》读后感(二)：回忆录还是三星到顶
博布科夫的回忆录，和大多数前苏联高官回忆录一样，“我和我的部门做得很好，我们尽力了”那些外面的坏人和里面的叛徒毁灭了苏联“，这些回忆录没有深度，没有对自己和制度的剖析，可能他们已经被训练的失去了对体制质疑的能力？抑或是任何深入的剖析都会令自己为之奉献一生的目标一分不值？不知道，很难说是那种情况令他们的回忆录流于肤浅。全书谈的内容很多，特工故事，民足冲突，移民问题，个人臧否，加盟国矛盾........内容并不连贯，既不完全按年代，也不是全部孤立事件，好像是想起什么就些什么，直到解体为止。书里大捧克格勃出身的安德罗波夫，把脏水全泼到戈巴契夫脑袋上，这点和别人的回忆录也差不多，既然不能反思制度和自己，总得找个替罪羊。
对于USSR的解体，其实无论作者怎么假设，都很难避免。这个领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是继承自一个”老帝国“。这样强拧的国家形态，只有用帝国式高压模式才有可能凝聚在一起，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再没办法让各种其他主义天然的凌驾于它之上。那么一旦放弃老帝国的治理手段，分猎就不可避免了
《克格勃与政权》读后感(三)：校对的缺失
书的内容还算可以，但并不如作者自己所言的那样客观，作为回忆录，读完感觉作者也未完全袒露心扉。要想全面、客观地了解克格勃，仅读这本书是不够的。但作者对其经历的一些事件、经手的一些案件的细节回忆还是很有看头的。作者的为人处事也会给读者一些启发。
读完感觉这书基本没有进行校对，从图注到正文，错误层出不穷。看来出版社是三审合一，三校全略了。
部分错误指出如下：
1 图片第9幅 戈尔巴乔夫和作者的位置标注错了，应该“右5为戈尔巴乔夫，右4为作者”
2 俄文人名全称的格式有误：若姓在后，应为“亚·尼·谢列平”；若姓在前，应为“谢列平，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这样的人名格式错误，书里太多了。
3 第224页，第8段，瑞士的斯德哥尔摩？是瑞典！
4 第239页，第1段，第4行，多打了一个“这”字
5 书里很多书、刊、报名，文章、影视剧作品不加书名号，如256页的“文学莫斯科”、“梅特罗波利文摘”
6 第276页，“卡拉巴赫”（这个地方今年还有一支足球队参加欧联杯资格赛）这个地名在这页，一次被打成“卡拉巴”，一次被打成“卡拉赫”。
这些都是不该出现的错误，太不认真啊！
《克格勃与政权》读后感(四)：秋风已逝 斯人依旧
秋风已逝，几乎没有人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做出不同的决策；斯人依旧，如能有如此反思而为今人所借鉴，则这本书作为回忆录已经足够。书中所披露的西方国家的“技”与“术”仅为冰山一角，亦足以令人后背发凉。中兴、华为事件进展到现在，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倘若还以思春之态倾慕不已，那恐怕是丢掉了中国人起码的良心。“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类的话无须赘述，苏联亡国至今，俄罗斯艰难走过的道路，中国人历历在目，警钟长鸣。
当然，这绝不是为苏联体制辩护。而是追求“德先生”的路，只能靠我们自己。常年生活在汉堡可乐之中的人，不可能琢磨得明白鱼香肉丝的事。如果有一天不喝可乐了，跑回来忽悠大家汉堡好吃，十有八九是有问题。反过来，不能因为天天吃鱼香肉丝用筷子，就得遵循“主陪”、“客陪”的封建礼节、就放弃追求AA的理想。想明白这个事，从每一件生活里出发，追求“德先生”，分清“公”与“私”，则“德先生”在中国之落地，无非只时间问题。和凯恩斯哈耶克没关系，也和举什么旗子没关系。
若如此，则对得起曾经红色几十年社会实验的社会遗产。颇为有趣的一本小书，值得打发时间，权当愉悦。
《克格勃与政权》读后感(五)：部分章节读后
1.生活道路的起点
多年以后，两个人在一起回忆过去，发现彼此都参加了一次相同的战斗，只是，是在敌对的阵营中，如今的见面，很可能是多少次相互射击失败的结果。人与人之间，本无永远解不开的仇恨，甚至，那不是仇恨，我们只是作为大人物的一颗微不足道的棋子被摆布着，放到了对立面，终有一天，我们会回到自己的位置，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笑，带着苦涩，带着侥幸，带着对过去的无奈，也带着如今的释然，只希望，这样的相逢，不要再出现，因为它的背后，隐藏着人性的阴暗和脆弱。也或许只有时间，能让曾经布满杀气的血红的双眼，化为相视时无尽深意却又最纯真的一笑。
3.“冷战”
对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各种各样的理论家都喜欢利用马列主义的经典学说来解释各种政治事件，尤其是人民不满意的事件，并为之辩解，然而这样只会招致更多的不满，人民需要的是改善生活，政治的基础是经济，人为造成的物质上的问题，用纯理论的辩解是无力的。
当把意识形态的斗争完全抽象化，并只是不断猜破敌人阴谋并粉碎之，就完全陷入了被动，我们一切的精力，都用来抵抗进攻，而忘掉发展自己，并主动的进攻上去。
4.一所美国的特工学校
战争时期，一个人沦为战俘或落入沦陷区，往往会被认为犯罪，并处以很重刑罚，至少，组织上没有了对他的信任，至于真相到底是如何，并不重要了，只要他曾有过一点即便是根本不存在的瑕疵，以后的道路就注定无望了，或许要过几十年后，我们可以公正的评价他们的行为，但这对当事人已毫无意义了，“大清洗”的理由也在于此，“当你身边爬满毒蛇时，就算错打死一条被冤屈的无毒小蛇，也不算是罪过！”可是真的如此么？
6.不设守门员的比赛
作为“维权运动”中的很多人，是诚信盼望民主改革的，反对陈腐的领导方法，反对官员特权，反对压制普通公民，各个阶层都相信改革的必要性，但必然也存在着一些人以此为掩护，听命外国特务机关，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计划和政治目标。当这些人被追究刑责时，会有相当的人保卫他们，如此，不满意的范围更大了。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不是所有真正希望改革的人都有着明确的想法和坚定的有界限的主张，而外国的宣传机构，就利用这些人，并发展使之从简单的民主“改革者”成为从事破坏煽动行动的人，另一方面，领导者陈旧的思想又不知如何分辨这两者的区别，用旧思维去打压。使更多人不满现政策，呼唤更激烈的民主改革，而又给煽动者以口实，恶性循环，自己不守门，反把自己的人往敌对势力中推去。
8.美国间谍机关的以此失败
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行动永远是秘密的，这里面，有很多在生死线上从事着侦查工作的人员，然而，由于他们长期所处的环境是在敌方的范围呢，这种表面上的“瑕疵”决定了他们在“清洗”、“镇压”的政治运动中总是自身难保，因为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下，根本无法解释清楚一个人是在为谁工作，尤其是“特务”，其实这是一个中性的词汇。更多的安全部门人员，不是死于敌手，而是在内部的“清洗”中丧命。
国家安全部门极易成为设计并执行镇压的工具，然而，这种非法的行为主体，只是某段时期的领导和极少数的直接执行人员，其工作的特殊性也使得这种非法行为被扩大化。部门也必然成为嘲讽的对象。这种机关，若犯下罪行，必是骇人听闻的，但在局外人而看，把这种罪行只归于极少数分子在情感上是很难接受的，一个公职人员虽无恶意，但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极易成为公权力的刽子手，直接或间接，这种行为性质的界定，在二战后对战败国的审判中，已基本确定，即能以“执行上级命令”开脱自己的罪责，然而很多时候，对于旧政权的公职人员的审判，并不是这么简单。处于一个恶制度下的人，总是不经意的成为恶制度害人的工具，最后甚至不以恶为恶，人性沦丧，才是最可怕的。
9.50年代
贝利亚主持内政人民委员部时，将加盟共和国里任职的俄罗斯干部换成当地民族干部，这种做法，本可以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然而结果却是加剧了民族之间的仇视。我们现在的民族政策，将少数民族聚集地设为自治区，并规定任职干部的民族，这样民族分立的政策看起来会使当地民族满意，然而在长期的发展中使民族一直保持着清醒的隔阂，我是某族，而你是汉族，这个干部应该由某族担任云云，缺乏民族融合，突出强调了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这样一来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族不平等了，另一方面，给民族寻求更大的自治空间上有了更多的理由和发展基础，也给了民族主义者更多滋生的土壤。如何在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淡化民族之间的地位不同，还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自治区的政策看起来实行的效果很好，但问题仍很多。
10.谢尔盖•安东诺维奇案件
还是前面谈到的问题，对于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从事工作、执行任务时，必须对身边的哪怕最亲近的人也要有十分的警惕，你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是敌国的情报人员，问题就出现了，这样的心理状态在看待别人的行为语言时，总会带入自己或上级的强烈的主观臆想，“疑人偷斧”被无限放大，一个忠于职守的工作人员很可能被定性为“叛国”。对这种事件的审查和平反是极其艰难和漫长的，战争这台巨大的机器将人性扭曲到这种地步，国家之间是纯利益的、无道德的，而国家机器下的人呢？该如何坚持人性，而不是成为机器屠杀的强大推动力。人很多时候面对自己设计出的这个“怪物”，是多么的无力。
11.一名奸细的本质
一名警察希冀降下一桩大案，这样他就可以破案升官，一名安全部门人员希望抓住一个奸细，这样便可获得青睐……倘若但是这样，并不会造成特别大的文图，更严重的在于，领导干部只注重形式上的指标，而不在乎事件的本质，这样就使得很多冤假错案发生，更甚者警察唆使他人犯罪，以破案升迁，特工为获得青睐，假扮外国情报人员诱使他们成为奸细，这是严重的情况，可以平白无故的使无罪之人蒙冤，更会使道德败坏，较轻的事情则天天发生在我们身边，官员为达到招商引资指标随意放宽标准，放任外资违法违规，警察为完成罚款，中小学校为提高升学率不让学习较差的学生报考，大学为提高就业率在统计中为完成罚款指标随意罚款，这一切造成了表面的数字指标的“和谐”，却不顾群众实际利益，所有人都生存在谎言下，甚者，自己慢慢的相信了这太平盛世。
12.苏共二十大
二十大召开之后，在格鲁吉亚发生了第比利斯风潮，人们不满对斯大林的批判，而中央并未考虑向人们提供准确可信的消息，没有派出有经验的宣传人员，在此基础上，许多官员所做的就是以上级名义，禁止，禁止，还是禁止。因此此类事件不断上升，并造成人员伤亡，最终克格勃弄清形势，抓住了真正的闹事者，，而释放了其他人。而党中央的领导想听到的消息，是第比利斯有一个反对苏共二十大的司令部，抱着这样的冷战思维，将一切群众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反政府事件，只会造成事件的扩大化和不必要的牺牲。
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苏联国内也开始酝酿一场学潮，而实际大多数人只是不了解事实真相而迷失方向的人，最终克格勃还是顶住上级压力，没有采取镇压，一味的镇压只会给真正有预谋的人以口实，将更多的人推向自己的反面。在二十年前，不也是在事件开始的初期，双方没有进行良好的沟通，而使形势难以逆转，一方顾虑重重，又缺乏沟通的诚意，一方年轻气盛，又没有对形势清醒的分析，最终导致了晚上的镇压。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公布斯大林的罪行，希望放下党身上的重负，开创一个新生活，是正确的，将历史问题掩盖，只会使自己永远无法摆脱历史的包袱，并且失去群众的信任，而且使经历过和之后的人们难以对事件做出深刻的评判和反思，并从而避免事件的再一次发生，经历了无谓的牺牲和动荡，却没有在此基础上前进半步，实在是不该的。
13.亡党的反思
赫鲁晓夫在民族问题上犯了很多的错误，原来各加盟共和国中学都开设两门语言，俄语和当地语言，而57年后赫鲁晓夫提出，将俄语课变为选修，而且并非各处都有，这就使各民族文化间产生了不必要的对立，每个国家的内部都要有一种各民族的通用语言，认为强制其他民族学习一种通用语言是“大民族沙文主义”的看法是错误的，这样会使那些怀有民族情绪，特别是鼓吹民族自治甚至独立的人更加激进，追求所谓形式上的“平等”结果却极可能导致民族情绪的扩张和民族间不必要的对立。
斯大林的原则是，“只要对谁产生怀疑，就把他干掉，甚至不必有确凿的具体的事实作为依据，只要一个人很有力量，个性鲜明，很有威望，有能力号召人们，这就足够了。”哪怕这些人是清白的，甚至绝对忠于自己的。
党和国家管理的关系。党本应该从事党务和政治活动，其主要工作是思想政治工作，实施对国家的监督的责任，而实际上则是，党逐渐开始进行经济管理，沦为一个经济工具，而这些人并不是经济管理专家，但他们认为自己有权获得专家的称号，并对下级下达很多不切实际的计划。整个党，都在应付经济管理工作，而在思想方面，却没有进步，一直用过去的陈旧思想，这也是造成经济至上、利益至上的原因之一。
党的权力没有得到规范，这就使其可以随意插手各种事务，而有效、公正的行政管理，首先要明确的就是权力界限，各个部门在自己的权力之内工作，这样才可以使权力的使用得到规范和限制，制止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真空。党插手过多的实际工作管理中，就会造成权力的混乱，官员是按照行政规范来工作，还是按照党的指示来处理，就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也使部门难以独立行使权力，降低了工作效率和成效。
14.领袖身边的人
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与反右有着惊人的相似，特派员接受特殊任务，要将某人批倒，到达该地方，开党委全会或其他会议，对某人进行批判，每个人必须发言，倘若不积极批判，說“空话”，很有可能矛头又指向自己，罪名便是“辜负党的信任，不能揭发人民的敌人”，这样肆无忌惮的愚弄群众，迫害干部，然而，为什么在两国都出现了几乎相同的场景，这种情形发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是领袖的个人崇拜？是权力的界限不明？我们发现，这种权力的滥用和对章程、规则的践踏是多么的容易。我们经历了，惨剧，却没有从中吸取足够的经验教训去追本溯源，使权力得到合理的牵制。
18.安德罗波夫
依然是权力监督的问题，腐败，在政府内部是不可避免出现的一个现象，而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相当大的反贪污腐败，是依靠领导者个人的品质，而不是章程的限制和权力的约束监督，依靠领导者个人只可能在某段时期取得一定成效，甚至由于腐败的潜规则化，这样的领导人并不能施展能力去改变这一现象，没有独立的任免和工作不受掣肘和关系影响的监督部门，深层的腐败无法解决，只会在处理每一次案件的时候，丢卒保帅，哪怕是高级官员落马，其案件真相也不一定仅限于此，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事情发展的不可挽回的阶段，不知会牵连多少人，而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平时的监督。
在俄联邦刑法58-10和第70条中，只提到一种颠覆政权的形式——进行反苏宣传。属于这种犯罪行为的，包含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然而这是一种列举式的解释，而不是限制性的解释，这就使只要当局愿意，便可以这种罪名将进行所谓的“反苏宣传”的人处以刑罚。这包含的负面政治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知道改革时期的全苏人民代表大会中，将这种罪行具体化，进行了限定性的解释——只有那些公开号召推翻宪法体制的人才应受到制裁，而这种情况，几乎是不会发生的，实际上，决议取消了对宪法的法律保护。
我国法律也有类似的“颠覆政权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反革命罪”等一系列罪行，而解释也使列举式的，因此，多少人便因提出异于中央的政治主张而遭到刑责，这导致了政府行为的极大滥用，也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进行这样的改革，不那么轻易的因言获罪。
安德罗波夫坚持的观点是“今天有今天的衡量尺度，有当代的水平”，“对过去评头论足是最容易的事情，但更应该看到现在和未来”，客观的說，他的这种观点是可贵的，在那个时期也是正确的，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一味的忽视过去也使不应该的，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件，数十次的政治运动，乃至各种惨剧，我们只向前看，只顾发展，却也没有从错误中得到教训，我们走了回头路，却没有认真反省，我们无法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事件，唯一想到的是压制、限制讨论，这也是另一种悲哀，我们不要别人忘记历史，自己却在抹杀不光彩的历史。
这是数月前记下的了，现在思想其实已有了一些变化，权当记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