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语言读后感100字
《世界上的语言》是一本由[荷兰] 艾布拉姆·德·斯旺著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8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界上的语言》精选点评：
●作为入门还是挺好
●2009-07-05 借于南京图书馆 ----------- 语言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国语的选择如同战争
●四星给原著，剩下一星给翻译质量，比起之前看的语言地理，这个翻译水平高多了。
●没有严谨的分类，更像本故事书，列举了印尼语德语等典型语言的发展来阐述语言与政治经济宗教关系。
●标题可能应该改成“语言的政治及社会影响力”，这样才好和内容相配
●全球化背景下的出路
●说的不错，不过缺乏对汉语的集成分析
●语言具有商品属性，具有交际价值，翻译成本类似实物商品的运输成本
●有收获，需再读。
●Q值这个概念不错；有关语言政策的一些看法也挺有见解；但是觉得略标题党，只是介绍东南亚非洲欧盟诸国的语言及语言政策的话，用“世界“可能有点大了。另外，书后注解一大半都没有意义啊，只是出处罢了，翻译排版的时候要是把所有出处都做统一标示（如用不同字体印刷）就可以免得翻来翻去了。
《世界上的语言》读后感(一)：以Q值为中心的语言体系
非常好的一本书 读过英文版的 还记得书是De Swaan先生送的
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无所不能的Q值 俺自己也算过汉语的 从国际语言交流的角度看 汉语的Q低的可怜 但如果我们计算普通话在国内的Q值 应该不会低 由此也可构拟国内的语言系统 这本书事实上没有构拟全球的语言系统 只分析了印度、印度尼西亚、非洲、南非和欧盟的语言系统 但将这种方法推广到全球范围并不是很难的事 俺曾经根据本书的模型构拟过一个简单的世界语言体系模型 实践表明 这套以Q值为核心的体系确实是可操作的 它有助于避免在讨论语言交际问题时的泛泛之谈 另外 De Swaan的方法也为语言的传播提供了理论基础 即：要想让你的语言成为重要的语言 当务之急是提高这种语言的Q值
大致翻看了中文版 译的还算不错
《世界上的语言》读后感(二)：英语的重要性
英语对于许多中国学生来说是一个梦靥。苦学十年依然一无所获。国家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地推广英语？这对于世界第一大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简直有点不可思议。领导们的英语当然99%都是很差的。但是，领导们却要求下属个个精通英语。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英语确实是没什么用的。但是，国情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看完了《世界上的语言》（words of the world)这本书，对于英语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尽管我不喜欢英语，但是，我得说，英语还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够代替。从学习的角度来讲，英语的语法简单，词汇丰富，发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不是特别困难，可以说是一种简单易学的外语。
因此，与其另外选取一种语言来代替英语，不如直接用英语。我们之所以感觉英语难学，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其实，很多时候，语言足以交流就可以了。可是，中国人学英语不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应付考试。这已经偏离语言学习的主要目的。所以，英语总是难以学好。
英语的Q值最高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学习英语的问题。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语言Q值很低却仍然有人学的问题。人们学习一门外语有很多原因。Q值只是其中之一。
曾经听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汉语的世纪。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十年了，中国仍然没有要出人头地的意思。国内问题一大堆，国际环境也不容乐观。外国是有不少人出于某种目的学习汉语，但是，相比学习英语的人简直是少的可怜。我们渴望有朝一日像美国人那样不用学习外语就能走遍天下，恐怕要再过几百年了。《镜花缘》中的唐敖、林之洋、多九公每到一个地方就说“我乃天朝人氏”的场景恐怕一去不复返了。
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汉语自然不用担心生存的问题，但是要真指望汉语发挥多么巨大的作用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吧。一个人群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并不能决定这个人群的价值。当年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就禁止了鲜卑语。但是，鲜卑这个民族却永远地融入了中华民族之中。
《世界上的语言》读后感(三)：同物種不同，世界上的語言難以保持絕對多元，歷史演進中不斷向「中心」聚集
8 號從吳越家借來這本書，今天就讀完了，也許是因為中文書讀得快吧。同 Nicolas Ostler 的「Empires of the Words」是不同的視角，但都是關注各種語言是怎樣上升到「官方語言」的角色、或漸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裡的。
書裡提到了一個計算一種語言對於講外語者之吸引力的「Q值」，其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普及度」，就是會講該語言的人、佔群體裡的人（這個「群體」可以是一個地區、國家，也可以是整個世界）的比例；另一部分叫「中心度」，是會講該種語言但又不把其當作母語的人、佔群體裡所有能講多種語言的人的比例。兩部分的乘積就是 Q，Q越大，大家越傾向學－－因為大家會普遍覺得，這個語言要不母語人多、要不也有很多別人學，所以用作交流是個好工具。
假設說 漢語 在中國13.7億人中，13.5億人能講，普及度就是0.985；在不以漢語為母語的0.8億人中，又有0.6億能講，中心度就是0.75，所以漢語在中國的 Q 值就是 0.74 左右，非常高了。
同理可以大概估計出，在世界範圍內，漢語 Q 值會比英語低不少，所以雖然從母語來說、講漢語的人要多於講英語的人，但我們也不必疑惑為啥大家都要趨之若鶩學英語了。
這本書具體討論了不同国家是怎样决定自己的官方语言的（當然主要是針對曾作為殖民地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隨著殖民和反殖民過程經歷著高度的文化變遷），大約有如下幾類：
典型例子：印度（印地語遭英語制衡），塞內加爾（沃洛夫語遭法語制衡）
印度解放領袖甘地曾經倡導國語為印度斯坦語，一種與北方的印地語相近、但又不會讓南方眾多本土語使用者感覺到他們需要「臣服於印地語」的語言。但後來的領袖就太激進了，挑明要把印地語作為國語。於是南方聯合起來，打出口號「我們學英語！」⋯⋯
2、全民同質，一種母語。但由於殖民緣故，精英上層多少會外來語，而因為教育資源緣故，外來語又很難被大眾習得。為了保持自己的統治階級優勢和優越感，將外來語設定為官方語言
典型例子：盧旺達（大眾講盧旺達語，上層講法語，現在又慢慢往英語轉變），博茨瓦納（大眾講茨瓦納語，上層講英語）
3、民族眾多，誰也不能凌駕於誰，只好求助外來語作為官方語言
典型例子：尼日利亞（英語），剛果民主共和國（法語），南非（原先為荷蘭語退化成的 Afrikkan 語，但黑兄弟們總是聯想到種族隔離的悲慘過去，所以20世紀90年代之後慢慢被英語取代）
4、大族群忍痛放棄自己母語的優勢地位，選用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語言作母語
典型例子：印尼（爪哇語為母語之人口是馬來語的三倍，但從馬來語造出來的印尼語成為全民語言），坦桑尼亞（斯瓦希里語和阿拉伯、穆斯林文化都有關聯，原本是印度洋上島嶼的語言，被坦桑尼亞宣傳得就像非洲本土的驕傲語種了，影響不僅在本國、更及剛果東部）
這本書還議論了歐盟國家的各種小碎念，為了照顧大家的感情，每個加入的成員國都有權選一種語言作為歐盟的官方語言。雖然一般時候大家開會用英、法語交流，但在重要的會議，各個官方語言都有同等效力，這樣同聲翻譯就是個大難題了，全職人員和志願者的總花費竟然達到了歐盟行政費用的三分之一。－－這大概就是留存文化的價值吧，誰讓歐陸文明一個個的領土不大，但是民風卻很有個性呢。
而在世界大多數地方，語言的保育就沒有歐盟這樣風光了。因為經濟和文化沒有實力，帶有獨特內涵的邊緣語言在漸漸消失、被中心語種所吞噬。語言學家很擔心語言多樣性的喪失－－就像生態學家會覺得物種數目多、自然界琳琅滿目才美觀一樣。不過語言和自然界不一樣，這不是一個平衡態，而是一個競爭態，尤其是地球要搞成一個大村兒的今天。一個哈佛語言學教授能勸說一個使用人口只有一千人的小語種族群都不要學外語、堅決傳下去自己的語言嗎？人家比劃也得給你比劃出來「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意思。
所以，在我們一遍遍教給小孩子普通話、拒絕給他習得家鄉話的機會之同時，在我們使用維基百科查看一個中文詞條、卻還意猶未盡地要切換到英文看更詳盡的版本之同時，世界在慢慢丟失著很多口述、很多獨特的或髮指或溫存的記憶吧，尤其是在那世界邊遠的密林、山谷、沙漠中的角落。
《世界上的语言》读后感(四)：从Q值概念看世界语理想的可行性
德·斯旺的《世界上的语言——全球语言系统》提出了一个颇具可操作性的定量测量概念——Q值，它是流行度p和中心度c的乘积。流行度p表征的是会说某种语言的人占总人群的比例，中心度c表征的是会说某种语言的人在会说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人中所占的比例。以汉语在全球语群中为例，流行度p表示会说汉语的所有人，包括以汉语为母语和以汉语为第二、第三……语言的人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中心度c表示既会说汉语又会说其他语言的人在全世界所有会说两种和两种以上语言的人中所占的比例。
Q值可以用来表征一种语言的交际价值。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我们可以拿这个概念来分析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为什么“世界语”理想在现实世界如此惨淡？
今日的世界，英语已经拥有了准“世界语”的地位，广泛用于各种领域。但是，除了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应该很少有人乐于见到英语成为货真价实的世界通用语。原因很简单，即所谓“语言嫉妒”现象。英语作为英语民族的民族语言，一旦成为世界通用语，会给英语民族带来极大的收益。凡是有广泛影响力的大语言无不梦想着有朝一日取代今日英语的地位——这一梦想能不能实现当然另当别论。世界语言史也并不支持英语会永远占据优势地位的论断。历史上阿卡德语、阿拉姆语、古希腊语、拉丁语、梵语、汉语、阿拉伯语都曾是广大区域的通用语，除了汉语和阿拉伯语之外这所有的通用语都消亡了，而汉语和阿拉伯语也相对衰落了。所以没有理由认为英语会永远保持优势地位。
那么我们就回到一百多年前柴门霍夫曾讨论过的问题上来——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语言使之成为世界通用语却可以回避任何民族的“语言嫉妒”？柴门霍夫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不能采用任何现成的民族语言，只能人为设计一种新的语言。他本人设计了基于拉丁语的Esperanto（希望语），即中文译称世界语的人造语言。柴门霍夫的理想引起了广泛共鸣，世界语运动取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陆续有人设计了一些新的人造语言方案，但影响力都不如世界语。
吊诡的是，立志要做各民族”和平的桥梁“和世界通用语的世界语，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始终无法超出爱好者小圈子真正走向哪怕任何一个社会。不要说成为世界通用语，就是离欧洲通用语的目标也遥不可及！反观英语，在这一百年间，在外交领域驱逐了法语，在科技领域驱逐了德语，一步步扩大影响力，逐渐成为准世界通用语。之所以要加个”准“字是因为这种世界通用语的地位并没有什么制度的保证，也远未达到世界上所有人都拿它当第二语言的地步。
那么，为什么世界语没法与英语这种民族语言竞争呢？明明各民族都不愿看到英语一家独大的所谓”语言霸权“或”语言帝国主义“，却无法推行像世界语这样的人造语言来替代英语。德·斯旺的Q值概念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为了讨论方便，可以做一个极端的假设，设世界语已经取得了世界通用语的地位，所有会说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人都拿它做第二语言，但因为它不是民族语言，所以没人拿它当母语。
第一种情况，我们假设全世界50%的人会说多语，另50%只会说母语，再假设会说多语者有一半还会说英语，另设全球总人口中有10%的人以英语为母语。这样我们就能计算出世界语和英语的Q值。世界语的流行度p=0.5，中心度c=1，Q=0.5；英语的流行度p=0.3，中心度c=0.5，Q=0.15。可见此时世界语的Q值远大于英语，人们会选择世界语。
第二种情况，我们假设全世界只有5%的人会说多语，95%的人只说母语，此时世界语的流行度p=0.05，中心度c=1，Q=0.05；英语的流行度p=0.12，中心度c=0.5，Q=0.06。英语的Q值大于世界语，人们会选择英语。
从这个简单的模型我们看到，即使在对世界语最有利的情况下，人们是选择中性的人造语言还是选择影响力广泛的民族语言也还是要取决于多语者占人口的比例。多语者比例高有利于中性的人造语言，多语者比例低则有利于影响力广泛的民族语言。多语者比例的提高则显然依赖于国民教育的普及，而国民教育的普及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Q值只能反映语言的交际价值，不能反映语言的文化价值。如果考虑到世界各主要民族语言都拥有巨大的文化价值而人造语言的文化价值在可预见的未来接近于零，世界语和英语的天平将更加向英语倾斜。
柴门霍夫关于世界语的理想是令人尊敬的，但是用一种人造语言来实现世界共通语的功能是不现实的。即使不考虑语言的文化承载功能，仅从语言的交流功能来看，除非全球的国民教育水平都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水准，而且世界语被各国共同拥护为世界通用语并加入国民教育序列，否则世界语永远也实现不了成为世界通用语的目标。
《世界上的语言》读后感(五)：作为商品的语言和基于语言的文化
《世界上的语言》作者是荷兰人，这本书最初用法语写成，因为感觉不对味儿又用英语重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作者引入了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审视世界上的语言，把语言作为一种经济商品看待。不同的语言可以通过计算赋予不同的Q值，而Q值的大小又可预测该语言未来发展的趋势。结合这一创新的观点，作者合理地解释了多种世界上的语言生存和竞争的状况。
比如被讨论最多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同为前殖民地，在独立之后，有些国家仍继续使用前殖民语言，有些国家的前殖民语言则迅速消亡，有些国家一种本土语言独占鳌头，有些国家却出现了多种本土语言的竞争？所谓的“语言帝国主义”或者“语言歧视主义”在解释个别情况时或许奏效，但却无法面对这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而Q值倒是令人信服地作出了解答。
其实Q值可以解释的事儿还真不少。比如为什么美国观众讨厌外国进口的字幕电影而喜欢配音电影，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很大一部分观众口味却正好相反呢？就像不必用殖民主义或者霸权主义来解释非洲国家的官方语言一样，这一问题也犯不着扯上“崇洋媚外”，谁叫人家英语是现在唯一的超超中心语言呢？Q值大着呢！而同样基于Q值或者说更宏观的经济学层面的考量，诸如法国作出的对好莱坞电影配额制的做法压根就是无济于事，美国则压根不需要对哪国电影进行配额限制。至于说到中国人学英语，其实这是一件既增加汉语Q值也增加英语Q值的双赢之举，自然会趋之若鹜了。当然谁要非扯上民族大义什么的那也没辙。
我特别想提到的是以下观点。针对“主张人人有权使用自己选择的语言”，作者不无讽刺地说道：“唉，关键不在于人们有权说自己想说的语言，而在于其他每个人都有权不听他们用这种语言说的话。”当提到那些曾经为语言标准化和统一化摇旗呐喊的语言学家如今又一致调头捍卫起小语言的权利并号召使用本土语言，作者认为他们的许多论调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自然是用英语或他们精通的某种超中心语言来阐述己见。他们会认为，那些不识字、只懂得自己地方语言的人，会迫不及待地要听听他们所发出的如此动听的呼吁。”如果一种小语言的Q值太小，它的消失可能是顺理成章的，又怎么能以保护文化的名义去强求小语言的族人讲这种不利于他们生存繁衍下去的语言呢？这和保护熊猫可不是一回事儿呀。
反正这书看到最后，我是不禁感慨，原来经济学和进化论都可以拿到语言学里说事儿，真是渗透力广威力无比哇！嗯，以下七七八八的我觉得有点意思的话儿均摘录或改写自本书（及其引文）的内容。更多的感慨将在后文展开。
1.界定一个生物物种，可看其雌雄两性能否交配；界定一种语言，可看其任意两个使用者能否彼此理解。同一物种存在变种，同一语言存在方言。人类的介入会导致某一物种的灭绝，人类的不介入会导致某一语言的消失。
2.世界上有98%的语言属于边缘语言：它们是交谈和叙述的语言，不是阅读和写作的语言；是记忆的语言，不是记录的语言。于是用这些语言说过的话罕有记载。
3.在很久很久以前，欧洲许多国家的王公贵族快活地说着法语、意大利语或德语，他们并不在乎老百姓讲什么语言，而学者和教士仍旧和同行们说着拉丁语。
在很久很久以前，印度宫廷里讲波斯语，文人僧侣说梵语，而老百姓则使用着上千种本土方言。他们之间相安无事，也老死不相往来。
在很久很久以前，印尼爪哇岛的人们说着爪哇语，它分敬语和俗语高低两种变体，贵人们彼此使用敬语，上等人对下人使用俗语，下人向上等人回话则使用简化的敬语。针对不同的尊卑关系，爪哇语存在几十种称谓形式。
4.非洲的卢旺达唯一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却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使用。特权阶层垄断了法语作为资本积累，对绝大多数卢旺达人来说，法语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它是一般民众听不懂也学不到的唯一的书面语言，民众知道自己不知道那些成文在典的知识，于是也就认为自己不够格知道那些知识。排斥现象蛮不讲理地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
5.非洲的刚果（扎伊尔）唯一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家长们不愿让子女接受本土语教学，怕影响孩子将来获取高声望和高酬工作的机会。身为公民，刚果人会在公开场合贬斥法语，但作为家长，私下里却希望子女能学习法语。学好林加拉语，能找份给人开车的活；学好法语，不仅能有辆车，还有人给你开车。
6.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法国科学家被迫在国际会议上要求使用法语，而且只能在法语刊物上发表文章。
由于实行多语制，1999年，欧盟委员会的笔译和口译费用总额，占到了内部预算的30%。据说实际比例更高，但未经确认，因为这个话题是一个禁忌。
Henry Ford早在1925年就从经济学的角度敏锐地提议美国废止一切外语教育，因为其他国家的人反正会选择学习英语。
7.苏联重新发掘出各种民族语言，对少数民族来说是好坏参半的事，因为这会导致一个很怪的结果：俄语在非俄语民族中变得更为重要……苏联将地区语言变体升格为单独的语言，有时甚至不惜创造新字母供书写用。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分裂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担心庞大、团结的非俄语群体操同一种语言后，会对基于俄语的中央集权的专政形成威胁。
当我在一开始读到作者拿物种来类比语言的时候，就想到粤语和闽南语其实更应该是区别于官话的语言而不是作为汉语的方言看待（事实上这是一个本来就未定的学术问题）。不过当了解了古代欧洲和印度的情形之后，我想到自己印象中古代中国的情况是颇为不同的。
首先，如果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并“书同文”的话，各地可能会根据已有的汉字独自演化出不同版本的汉字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时间一长，一个广东人和一个北京人肯定就失去了互相理解的文字基础。其次，虽然一般认为字母文字是较之字符文字更高的发展阶段。但假若中国在古代也发展出了字母文字，因为字母文字只表音，那么即便有“书同文”，各地也会因为语音的不同而演化出字母文字的变体（类似拉丁文在欧洲的演化），久而久之，亦变成了不同的语言。
于是中国特殊就特殊在不仅保留了既表音又表意的汉字，而且在很早的时候就完成了“书同文”，更不存在皇族、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使用不同语言的情况。这样似乎就为“大一统”的主旋律给定了调。而统一的环境下促成了统一的选拔官员的制度，而后又有了科举，再而后又进一步强化了“学而优则仕”，于是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于是中国落后了，于是落后就要挨打，好不容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后来中国又可以说不了，最近中国还可以不高兴了……
呃，越说越扯了。还是拿语言来说事儿。比如英语之于英国的国语地位，也不过就最近几个世纪才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如前所述，老百姓说什么语言统治者完全不在意。而作为一个宗教传统的国家，教会更愿意在不同地区使用当地语言教学，中央政府出于国家利益则志在推广国语，这又存在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而中国可是在两千年前就完成了“书同文”，这其中差异何其大也？！
这里我不是要陷入我们历史教科书里一贯的“中国某一发明比欧洲早了多少多少年”的沾沾自喜。我们在比较中西方文化的时候，总是有一种趋同的倾向，不论是说中国比西方领先多少年，还是当看到西方有什么我们没有的先进玩意时照搬过来。却因此而忽略了看似相同背后的巨大差异，更不用说会去探讨那巨大差异背后的根本原因了。祖冲之的圆周率比欧洲早算出来上千年，郑和航海的壮举更比哥伦布威风得多，可为什么还是落后了呢？
这就又说到了“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李约瑟作为一个英国人，这样的发问理所当然。可是当我们同样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去换一种角度：“中国为什么要诞生近代科学？”我的言外之意是，说不定从秦始皇的“书同文”开始就注定了中国与科学的分道扬镳，注定了中国不会发展出近代科学，于是那个问题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对于中国而言的伪问题呢？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演进方式、不同的思维体系、不同的价值观念，各个方面的不同就构建了每一个文明之下环环相扣的社会。
这些问题一说就都成大问题了，可以引发很多话题继续说下去。说到底就是如何看待自己和如何学习西方，由此怎么让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明天更美好。其实我不怎么操这个心，也尚没有能力操这个心。假使有时光机，我很想跑进历史里，分别问康熙帝治下的一个路人甲和威廉三世治下的一个路人B：“过得舒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