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通史-日本通史读后感100字

　　《大国通史-日本通史》是一本由冯玮著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694图书，本书定价：72.00元，页数：2008-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国通史-日本通史》精选点评：

　　●顺着时间线比较详尽地解说日本历史，有点学究了，对于旨在了解的我来说是根据需求选取其中一部分来阅读，不追求通读一遍。

　　●顶，好书

　　●冯玮老师的公开课不仅条理清楚而且语言也很风趣幽默，但这本书则不一样。第一，非常啰嗦；第二，是还有硬伤。实在是让人失望。

　　●写得不错~比南开大学的那本好~

　　●还行，不过我觉得明治以前的历史应该再丰富一些。 太简略了。

　　●贵，当年七十多大洋。回家一读，顿觉被杀猪了。可为了对得起牺牲的money，还是硬着头皮啃完了，断断续续，前后五年。我勒个去，难道我有强迫症！

　　●第三章 奈良时代 第四章 平安时代 第五章 镰仓时代 第七章 战国时代 第八章 江户时代 尤其是 平安 和 战国 很好看 ... 　　

　　●各种意义伤来说都很一般啊

　　●不有趣的国别史 从二战前开始更不有趣 坚持到二战完着实觉着可以搁下了

　　●室町幕府，安土桃山，和明治部分

　　《大国通史-日本通史》读后感(一)：总体还可一看，但错误很多

　　主要优点是资料多样，内容丰富，而且与目前通行的几部中国人所写的日本史相比，古今详略比较均衡。但作为通史类教材（？），却出现许多明显的史实错误，则不免令人遗憾。

　　随便举几个bug：

　　第四章平安时代

　　原文：大治四年（1129年），77岁的白河上皇驾崩。其皇孙，年仅27岁的鸟羽天皇继任上皇——太上天皇，11岁的崇德天皇继承皇位。（150页）

　　按：崇德天皇应为1123年即位，鸟羽早已退居上皇多年，说继任院政还比较靠谱。

　　原文：保元元年（1156年）7月1日，本应在当朝后白河天皇之后继承皇位的近卫天皇夭折。（151页）

　　按：近卫天皇应为后白河天皇的前任，1142年2岁登基（崇德退居上皇），1155年8月22日崩于位，次日才由后白河天皇即位。

　　第十章大正时代

　　原文：……（大勋位菊花大绶章）西乡从道元帅、东乡平八郎大将、野津道贯元帅

　　按：东乡平八郎1913年被授予元帅称号，而且在大正15年（1924年）生前即被授予大勋位菊花章颈饰（比大勋位菊花大绶章更高一级）

　　《大国通史-日本通史》读后感(二)：回复anavrin(不制于天地人)

　　您指出的很正确，不过我看完了全书 我也想说几句

　　书中的确存在一些错误的地方，但主要是排版编辑的问题，造成一些低级的错字，比如把“天子”误成“天下”，其实在330页，第六行写的就是“天子”，到了21行就错成“天下”了，这应该不是作者的问题，至于其他字，也可能作者看到的原始资料不一样，原始文献存在异字，这很正常

　　150页和151页那行的确有问题，估计是写窜行了

　　第1页第9行“更新世自距今约2万年至距今1万年”，应该是200万年，少了两个零，但这不是作者知识错误，而是编辑错误，因为它第16行写的很明白“在长达200万年的更新世”

　　第18页倒数12行有一句“下面的图表按照时期划分..”但后面没有图表，可见编辑给漏掉了一张图表，很可惜

　　第37页第6行“然后用石板构筑的坚穴式石室”，坚字应该是竖字，古坟的石室分竖穴式和横穴式两种，这是编辑错误

　　第61页也有编辑错字，倒数第8行“山背大兄王鹤苏我虾夷扮演”，鹤字应该是“和”。

　　第79页倒数第5行“天智天皇（圣德太子）迁都近江大津”，括号内应该是中大兄皇子

　　第87页第6行“《金光明经》和《仁王经》”，经字错成角丝加圣

　　第206页最后一行“一天二地南北京”，应该是一天二帝，编辑错误，因为第221页标题就用的是这句话，没有再错。

　　第206页第13行“量仁亲王成为继寿永天皇一样没有神器而登基的光严天皇” ，日本没有寿永天皇这个人，寿永是安德天皇年号，第一个没有神器而登基的是后鸟羽天皇

　　第222页第14行和21行、第223页第10行“元宏”，应该是元弘，前面第221页第6行就没错，可见是编辑错误

　　第254页“康正二年（1456年，明世祖二年）”应该是朝鲜世祖二年，或者明景泰四年

　　就写这么多吧 总之 绝大部分是编辑造成的排印错误，再版的时候应该好好整整

　　另外给作者提几个建议 应该增加一些图表帮助读者阅读，比如历代天皇的资料，包括在位讫始年，年号，历代幕府将军，平氏源氏北条氏的简单家谱，日本律令制下的官职表等等，66国地图也应该清楚一点，左下角的对马和壹岐两国就没有显示出来嘛

　　《大国通史-日本通史》读后感(三)：还行

　　我很喜欢日本史 主要是日本古代政治史 但国内看不到像样的日本史著作 更别提翻译过来的日本正史原著了

　　去趟图书馆 都是些给小孩看的初级通俗杂书 都没兴趣翻

　　有本赤军的《宛如梦幻》上下册 一看也是照抄国内的各种日本史材料没怎么细细研究就整出来的杂烩饼

　　我从网上网下找了找 能够找到的日本史学术著作主要有

　　《日本历史》（也叫《新编日本通史》）浙大日本文化研究所

　　《简明日本通史》 日本 依田熹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日本史概说》日本 坂本太郎

　　《日本历史》上中下 井上清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日本国志》晚清 黄尊宪（偏重于明治维新后）

　　《大日本史》江户时代 水户藩 （网上能看到部分内容 仿《史记》的纪传体 古代日本人用汉文写的 咱能看懂 大多数日本人倒看不懂 好玩）

　　《剑桥日本史》英文 （看不懂）

　　《日本通史》赵健民 复旦大学 （与南开版类似）

　　《日本史》吴延谬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目前最大的官方出版日本史 年代较早 阶级史观较重）

　　中国出版的日本史 大都是在马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指导下写的

　　毛病是因为马哲强调经济决定政治上层建筑 对经济 阶级介绍过多

　　历史唯物论还强调“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对于我不太关心的那些文学 艺术等领域的人物内容介绍过多

　　这都导致了对政治斗争史介绍相对太少 往往简单描述 其水平跟中学的历史教科书类似

　　想深入了解更多历史细节则很困难 以至于一些历史演义类的通俗读物大行其道

　　更有一些如《国别史 日本》这类书 没有对重要史实给出注释 让人没法深入考证真伪 价值也不高

　　我觉得目前唯一能够比较深入讲述日本政治斗争史和考证比较深入的

　　只有《大国通史·日本通史》 冯玮著 作者是留学过日本的博士导师 有研究的基础 也敢于批评前辈著作的不足

　　虽然书中也难免错误 但相比较而言 能够以新时代的视角 重新深入的探讨日本历史 尤其是古代史部分 三代幕府

　　每一个都单做一章介绍 比其他书合并在一章“武家政治”详细多了

　　书中有很多注释 引用大量日本古代著作的内容 叙述中不断夹杂考证分析 虽然让一些只是想一般地了解日本历史的人感到头大 但对我这样的人倒挺合胃口的 至少我知道他叙述的历史的出处在哪里

　　《大国通史-日本通史》读后感(四)：几处勘误

　　从序言到89页（看得比较慢我会随便乱说么？）的几处勘误如下（括号中为正确写法）：

　　1、P16：倒数第二行“坚穴（竖穴）”，后文中还有数个“坚穴”。

　　2、P26：第十二行“甍棺（瓮棺）”

　　3、P30：第十一行“真藩（真番）”；倒数第三行“师升（帅升）”

　　4、P31：（此处勘误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影印本《二十五史•第二卷•三国志》为准）

　　第十一行引三国志：“倭人在带方（此处缺‘东南’）大海中”；

　　第十九行：“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脂（此处应为‘诣’）郡……将送旨（此处应为‘诣’）京都”；

　　第二十一行：“……离（难）升米、次史都市年（牛）利……斑（班）布二匹而（二）丈”；

　　第二十二行：“如（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如（汝）之忠孝”；

　　第二十四行“并宣（原文此处为‘齎’，故简体字应为‘赍’而非‘宣’）诏，赐金帛、锦（此处应为‘锦罽’）”；

　　第二十六行“绛青缣、帛（原文为‘緜’，系‘绵’的繁体，故此处应为‘绵’而非‘帛’）衣、帛布、丹、木（木字旁一个付字【反犬旁字旁一个付字】）”；

　　第二十七行“掖邪狗等（后缺‘壹’）拜率善中郎将……诏赐我（倭）难生米……”。

　　5、P32

　　第二行：“父母兄弟皆（此处多‘皆’）卧息异处，以朱丹（后却‘涂其身体’）……”；

　　第七行：“……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亲族），尊卑何有所序（各有差序）”；

　　第八行：“下户与大人相逢大路（道路）”。

　　第十七行：“神宫皇后（神功皇后）”。

　　6、P36：第十九行末至二十行初的“黏土廓”，应为“黏土椁”。“黏土椁”是指在木棺外包裹黏土，以黏土为椁。日本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就曾出土过一具黏土椁。

　　7、P39：倒数第十一行：“第14代天皇仲衰（仲哀）”。

　　8、P39：倒数第四行：“第10代崇武天皇（崇神天皇）”。

　　9、P49：倒数第十七行起：“物部尾兴（舆）”

　　10、P50：第十行：“司马达（这个人的名字应为‘司马达等’）”

　　11、P53：（此处勘误参考岩波书店1965年出版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日本书纪下》，以下凡对《日本书纪》相关引文的勘误均以此书为参考）

　　倒数第十行：“……地欲天覆（地欲覆天），则至怀（坏）耳……”

　　倒数第六行：“……见贿厅（听）谳，便有财之讼，如右（石）投水……”

　　倒数第三行：“……为绝人臣（民）之锋剑……”

　　12、P55：（此处勘误参考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简体字本《二十四史•隋书•东夷传》，第1226页。）

　　第十三行引《隋书•东夷传》：“其诉（俗）杀人强盗即（及）奸皆死”。

　　第二十二行：“……上，令所司访其风俗……”，这句出现了句读错误，“上”指隋文帝，因此其后不能有逗号。

　　第二十四行：“……高祖曰，此大（太）无义理。”

　　另，按《隋书》记载，当时的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并非“多利斯比孤”。尽管都是音译，“思”与“斯”同音，在文章中也没有对论述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原则上仍应以古籍原文为准。

　　13、P55引《日本书纪》

　　倒数第三行“……旧约（九月）辛未朔辛巳……”

　　倒数第二行“……则复以小野（小野妹子）臣为大使……”

　　14、关于“僧旻”：P56页第一行引《日本书纪》：“学问僧新汉人日文”，P63页第三行作“学问僧僧旻”、倒数第六行作“惠旻”。“日文”、“僧旻”均指僧旻，“惠旻”当为误写。

　　15、P56引《日本书纪》

　　小标题“四、‘兴隆三宝’和‘飞鸟文化’”下数第二行：“……诏皇太子即（及）大臣……”

　　16、P57第七行“推古三年（559年），高句丽僧惠（慧）慈登陆日本……”

　　17、P64~65引《日本书纪》

　　64最后一行：“皇子再三固辞，（‘让’前缺‘转’）让于古人大兄皇……”

　　65第二行：“……臣愿出家入于吉野，勤修佛道，奉佑天皇！辞毕（讫）……”

　　第五行有句读错误：“……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臣为右大臣，以大锦冠；授中臣镰子连为内臣……”。根据岩波书店1965年版《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日本书纪下》第270页译文：“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臣を、右大臣とす。大錦冠を以って、中臣鎌子連に授けて、内臣とす。”显而易见，“大锦冠”应与后文相连，不应有分号。

　　18、P73

　　第九行：“……和高天元（原）神话系统不一的出云系神话……”

　　倒数第八行：“……如以后的恒（桓）武朝……”

　　19、P74

　　第九行引《日本书纪》：“……聚书生，始写一切经于。”这句话没有错别字，但是原文为“始写一切经于川原寺”。引文将“川原寺”这一状语省略，破坏了原句的语法结构，这不符合引文要忠实原始材料的原则，不知出于何故。

　　20、P78第十九行末：“……如纲野善彦所言……”此人名为“网野善彦”，而非“纲野善彦”。日语中“网”写作“網”，“纲”写作“綱”，两字非常像，但并不一样。此人名字的日语写法为“網野善彦”，故对应的中文写法为“网野善彦”。这个错误在此书的“序言”第二段第二，以及第83页第十六行中均有出现。

　　21、P79页第二段引了《隋书》中的一段话：“日本国，倭国之别种……故中国疑焉。”这段话有两个问题，第一：这段话出自《旧唐书》而非《隋书》，隋书中并没有关于“日本国”的记载，只有关于“倭国”的记载；第二：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

　　《大国通史-日本通史》读后感(五)：一本不值得推荐的日本史

　　此书我两年之前读过，就连我这个学经济学的历史外行都有感觉：此书错误百出。而且定价十分昂贵，可惜了我的七钱银子啊。这次看到《读书》2010年11期上有刘岳兵先生的文章，提到了这本书，特此转载如下：

　　日本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感言(2010-11-01 17:32:12)转载标签： 文化

　　《读书》2010年11月号

　　一

　　中国是世界上记述和研究日本最早的国家，如果从陈寿所著《魏志·倭人传》算起，至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如果从《山海经》中有关“倭”的记载开始，得有2000多年了吧。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我们记述和研究日本的成果和其他外国史相比多一些，就不足为奇了。而且，我们对这些庞大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了初步的整理。比如早在1991年创刊了《中国日本学年鉴》，“介绍了我国建国四十年来国内学者研究日本学的各方面可喜成果”。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详细的《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该书收目达3万余条，字数约300万，为“上起先秦，下迄1993年3月，囊括2000余年来国人及部分外籍学者研究日情况的目录汇编。”而且还附有书名和文章篇名索引。其意义，的确如张香山的题词所言：“《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的出版，对中国日本学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在此之前，香港学者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也是一项值得庆贺的基础性业绩。李玉、汤重南主编的“中国的日本研究史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2001年）则力图从理论上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为总结中国日本研究的优良传统加以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提供依据。”这种问题意识的提倡，当然可喜。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邹有恒就强调要“搞有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将“建立自己的体系，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作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远大目标（《实事求是, 联系实际, 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但是20年之后，一般知识界对日本史研究的评价是什么呢？

　　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发表一网友“中国为什么没有日本史泰斗？”的质疑，说：

　　我很赞同该多了解日本，但如何了解呢？了解一个国家就要知道它的过去。但除了戴季陶、周作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等有关日本的著作，鲜有当代国人研撰的雅俗共赏的精品。为什么日本能出现白鸟库吉、内藤湖南、宫崎市定那样的汉学大师，而中国却鲜有驰誉中外的日本学泰斗？难道我们就只能通过读几本故人的旧作、看几部热播日剧，去了解一个有着深厚底蕴且不断变化的国家？那样的话，我们永远只能知道“邻居”的电器和樱花，而不清楚“邻居”到底是什么“人”。

　　这里至少提出了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虽然收录的研究成果丰富，但是“鲜有当代国人研撰的雅俗共赏的精品”。第二，现在一般国民了解日本，基本上是“通过读几本故人的旧作、看几部热播日剧”，媒体和文艺作品远远比一般的日本学著作受大众欢迎。第三，和日本出现许多汉学大师相比，“中国却鲜有驰誉中外的日本学泰斗”。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中国当代日本研究的失望情绪，这与研究者自身希望中国“成为研究日本史的强国”（王金林：《略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及其21世纪初期的发展趋势》，《日本研究》2000年第1期）的高标准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虽然不可否认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学术史意义，但是向国民普及外国史知识、提高和增进民众对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外国史研究者也责无旁贷。对日本尤其如此。因为近代以来的战争与屈辱，使我们对日本的理解增加了许多情绪性的障碍，而政治形势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今天的研究者有责任提供雅俗共赏的精品，理性地弄清楚日本的历史、搞清楚“邻居”到底是什么“人”。网友的呼声提示我们，日本史研究著作的普及性和公信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回避的问题。

　　且不论怎样才能称为“泰斗”，“中国为什么没有日本史泰斗？”这一质疑反映了公众对日本史研究者的一种迫切期待。我们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日本史研究者的状况可以看到，在这个领域的一些奠基者那里，日本史研究不过是他们整个学术研究中的“余技”。如周一良，他的“本业”是魏晋南北朝史，五卷本的《周一良集》中，“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只占其中的一卷（第四卷《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朱谦之是思想家，学术上中国哲学史是其“本业”，十卷本的《朱谦之文集》中，其《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和《日本哲学史》（收入《朱谦之文集》第八、九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所占还不到两卷。而一些人物，或者由于侧重于政治活动，或者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留下多少自己的著作。后来，随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专门日本机构的建立，我国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日本史研究专家。但是十年的政治运动，浩劫了他们的青春，也延缓了中国日本史研究发展的步伐。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还只有小学生水平，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已经可以令日本的日本史研究知名学者刮目相看了（参见王金林上述论文）。由于历史的原因，尽管在史料和理论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但是他们为这个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现在大多已年逾古稀，有些人仍然笔耕不辍，他们所构筑的学科体系和研究业绩，现在也还不能从总体上突破和超越。而“文革”之后成长起来的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和严格的学院式的学术训练的新生代日本史研究者，他们中许多人在求学时代就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有些人甚至是在日本获得的博士学位，他们的学术基础和环境都要远远优越于前辈。如果他们甘愿沉潜一二十年不受各种不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的影响，在基本的史料解读和系统的资料建设上痛下功夫的话，或许能够在他们的下一代中培养出理想的“泰斗”来吧。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已经拥有大量研究成果的中国日本史学界，有深度的学术批评，也是日本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我曾经用“寂寞的喧嚣”来形容日本学研究新著迭出而评论界熟视无睹的状况。事实上也不完全是熟视无睹，下面一则批评就非常令人堪忧甚至震惊。

　　同样是来自《南方周末》，2009年7月30日发表了自称是研究中国历史、署名“韦之”的文章《中国的外国研究有问题，中国的中国研究也有问题》，其中提到：

　　中国一所颇有名望的大学，出版了一部颇被看好的《日本史》，我请东京大学一位研究中国的教授来发表其个人的评价。由于是熟人，他也没有办法回避，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才说，相当于日本中小学教材的水平。如果真能达到日本中小学教材的水平，我还可以认为不错，因为中小学教材要求提供最可靠的知识，但这位教授有一句话，让我感到背后发冷，“他们缺乏研究。”这是他比较了日本对本国的研究和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而言的。

　　这里所谓令人震惊，至少有这样两点：第一，在30年之后，又一次提到中国的一些日本史研究只有日本的中小学教材的水平，甚至还不如，因为“缺乏研究”。不过这一评论是通过日本的“一位研究中国的教授”的口，表述出来的。第二，这里所批评的对象，明眼人一看就会想到1994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吴廷璆是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将一部代表一个时代研究水准的日本通史著作，在一般公众面前以这样轻佻的方式肆意践踏、诋毁，这除了表现出文章作者极不严肃的治学态度之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成果在一般知识界的公信度也由此可见一斑。实在令人堪忧！

　　二

　　的确，十几年前出版的（1994年）《日本史》肯定有许多值得批评之处，切实的、有建设性意义的批评，当然是受欢迎的。但没有扎实深入的研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批评。如果可以将上述这种来自专业之外的批评视为童言无忌而一笑置之的话，专业性的批评又是如何呢？

　　无独有偶，市面上还真出现了一种自称“以超越《日本史》为定位”的《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其序言中坦陈“标新立异”为其治学的首要原则，既然以超越《日本史》为定位，标新立异之所指便不言而喻。其序言中说：“拙著标新立异之‘立异’，主要体现于致力纠正一些因是泰斗和权威的论述，以至成为学界‘通识’的史实性错误。”为此摘引了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中的两段论述作为论据。我们且来看看其论据之一即对《禁中及公家诸法度》的理解及其“不得不立‘异’予以扶正”的情况。如果没有读过《日本史》、对《禁中及公家诸法度》也没有必要的知识的话，大概会对作者的“扶正”或“指正”拍手叫好。那么这样的批评实际上如何呢？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既然要批评对方有“史实性错误”，自己在“查考原文”时就要格外小心，不要将这样重要的史料引用错了。据查证，《日本通史》中所照录的“法度”原文（序言，第3页），至少有三处错误。其一，将原文的“天子”错录为了“天下”，其二，将原文的“弃置”错录为了“弃之”，其三，将原文的“候”错录为了“侯”。这三个词的差别，前面两个一见就明白，没有必要多说了。而“候”是表示一种文体“候文”的，错录为“诸侯”的“侯”，意思就不通了。

　　第二、既然要批评对方有“史实性错误”，自己在引用对方的文章就一定要非常准确完整。《日本通史》中所引《日本史》的原文（第220页）为：“幕府颁布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17条，规定天皇只许从事学问，诵读《群书治要》、《禁秘抄》，吟诵和歌，不得过问政治。”而且原文对《群书治要》、《禁秘抄》都作了注释（见吴廷璆主编：《日本史》，第244页。其中对《禁秘抄》的注释中的“共29项”应该为“共91项”）。这一句引文中漏掉了原文中的“17条”和“不得过问政治”，标点符号也有错误。被漏掉的“17条”的重要性在于告诉读者这里所论述的是就整个17条“法度”而言，而不只是就其中的第1条而论。

　　第三、既然要批评对方有“史实性错误”，自己首先要对原始史料的核心内容有准确的理解。上述“法度第一条”出自顺德天皇的《禁秘抄》第16项“诸艺能事”（见《群书类丛》第26辑，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29年，第385-386页），按照顺德天皇（1210-1221年在位）的意思，天子要学会的各种艺能，第一是学问，第二是音乐（管弦），第三是文学（和歌）。其他则可有可无了。而“法度第一条”摘出“学问”和“和歌”两项，将其作为天皇（天子）要专门学习掌握的。在17条“法度”中只有这一条是专门针对天皇的。《日本通史》在这里所叫劲的“学问”的意思，根据权威的解释，在日语中“学问”有以下几种意思：①原来是针对男子学习汉学或佛典而言，后来泛指相对于武艺等，学习和掌握汉诗文、佛典、和歌等各种普通的学艺。后来也包括学习和文。②是指跟着老师或依据书本掌握的学艺。获得的知识。学识。③是由一定的原理而体系化组织化了的知识或方法。如哲学、文学、科学等（参见《日本国语大辞典》[缩刷版]第2卷，小学馆，1987年，第1153页）。那么从“法度”第一条的上述出处和该条全文来看，其“学问”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按照上述意思，我认为首先是习经史、明古道，这当然是指汉学。而和歌之类的日本习俗，也不可不学，也应该包含在学问的范围之内。汉学中的为政之道和和歌之类的日本习俗，都是天子需要学习的极为重要的事情。

　　实际上，天皇的“学问”所指何谓并不是这17条“法度”的核心内容，而这17条中专门为天皇本身所明确规定的职责只有从事学问这一条才是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史》中所言“法度”17条“规定天皇只许从事学问”的说法，并没有什么问题。而引文中被省去的“不得过问政治”的结论，如果从“法度”17条的整体而言，特别是联系到《日本史》中这句引文之后接下来的论述，即该法度对朝廷与幕府的关系这一的关键性问题的规定：“法制严别公武，武士官职由幕府授予，革除朝廷授官于武家之制。”【原注：德川时代以前，宫廷对武士有官位授予权。德川幕府《禁中及公家诸法度》（1615）第7条规定，武士官位脱离公家官位而完全独立，由幕府授予。（《德川禁令考》卷1）】我们就可以理解这里的“过问”就是干涉、干预的意思。因此，《日本史》中所言“天皇只许从事学问”、“不得过问政治”这一代表“中国史学界通常的解释”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而《日本通史》中所谓学问的“古义”、“今义”之类，可以说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反而将问题的实质扯远了、扯淡了。

　　第四、既然要批评对方有“史实性错误”，自己首先要准确地理解对方的论述、完整地把握对方的意思。如上所述，《日本史》的相关论述并非仅就“法度”第1条、而是对法度作整体的理解，其结论，即“德川时代朝幕之间”的关系是幕府“凌驾于天皇之上的权力关系”（第220页），这并没有什么问题。所谓“《日本史》以今义释古义，错解了文中‘学问’的含义。”这完全是《日本通史》作者的臆造。《日本史》虽然没有对“学问”的具体内容作明确的解释，但是从其行文“天皇只许从事学问，诵读《群书治要》、《禁秘抄》，吟咏和歌”的意思及其对《群书治要》、《禁秘抄》所作的注释来看，“学问”的内容实际上已经跃然纸上，并且很得体。而《日本通史》对这里的“学问”一词理解的依据仅仅是凭着对“法度”第一条中所出现的几本典籍的说明，而对这一条的出处和整体内容，显然还没有理解通透，因为如上所述，很明显，这里“学问”的意思不只是“关于朝廷礼仪和政务知识”。

　　而且它所批评的结论与他自己最后的结论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日本通史》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是：“颁布《禁中及公家诸法度》是限制和削弱天皇及公卿贵族的权力，不是彻底剥夺他们的参政权；是规定他们仿效先人，不得试图扮演政治‘主角’，而不是将他们彻底赶下政治舞台，连‘配角’也不让他们当。”（第330-331页）与此相比，《日本史》中所言幕府“凌驾于天皇之上”的措辞，显得多么简洁明了。

　　第五、如果上述的分析不错的话，《日本通史》中将日语中的“娘”（女儿）作“母亲”理解这则只有“小学教材水平”的笑话与批评《日本史》的“史实性错误”相提并论，这个笑话可就的确闹大了。

　　日本史研究，要做到真正有创意的“标新立异”，看来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当然，《日本通史》批评《日本史》还有另外一些“证据”，或许作者对另外的那些证据论述得确有新意。对此，只好留到以后再拜读了。

　　三

　　有深度的学术批评，要担负起认真甄别学术成果优劣，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重任。我们常常以日本史研究的成果之多而自豪，而有多少是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又有多少属于粗制滥造的？对此我们并没有去细究。批评当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弄清历史的真相及其所以然；研究也不可能没有批评，否则就成了纯粹的因袭。历史学者，无论是批评还是研究，我认为都离不开“与史料的真正的肉搏和对史实的辩证”，而这种肉搏和辩证，不仅需要勇气，关键还需要培养这种能力。

　　无论是要“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也好，还是希望中国“成为研究日本史的强国”也好，我相信，日本史研究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的其他国别史研究一样，如李剑鸣所言，“史料依然是制约世界史研究的‘瓶颈’”（李剑鸣：《学术规范建设与世界史研究》，《史学集刊》2004年7月第3期）。不在“原典日本”的解读与翻译上下功夫、不在建设系统的中国日本史史料上下功夫，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或国家，我们的日本史研究都难以深化。李剑鸣强调“世界史学者必须首先是一个造诣高深的翻译家”（同上），是说到了痛处。史料建设和原典翻译，又谈何容易！仅就日文翻译问题，其不易，王国维早就在《静庵文集》（1905年）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以尖锐批评的方式作过如下说明：

　　今之译者（指译日本书籍者言），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无一二焉；其有国文之素养者，十无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者，以余见闻之狭，殆未见其人也。彼等之著译，但以罔一时之利耳；传知识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漏庞杂佶屈而不可读……

　　王国维在百余年前所提出的“解日文之能力”、“有国文之素养”、“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这三点要求，不知道今天的日本史研究者看了作何感想。在我本人，确乎如坐针毡。尽管如此，也愿置之座右，以时时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