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郊到南郊经典读后感有感

　　《从西郊到南郊》是一本由康乐著作，低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5.00元，页数：4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西郊到南郊》读后感(一)：2020好看的中文乱码字幕

“奕阳哥哥，她的修为这么低，做你的侍女都不够格，凭什么跟着你啊！”红衣女子不满道。

那时候的雨女还不懂男仙，以为他们和女仙一样，爱情就是一切。其实并不是，对于男仙来说，除了爱情，还有一种叫做欲望，叫做征服，叫做需求。雨女视若2020好看的中文乱码字幕生命的爱情，在某些男仙眼中，不过是合理发泄欲望的幌子。

就是有了自己名字的那天，雨女也失去了作为女仙最宝贵的东西，但是她觉得值得，因为她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人。在此之前，她从未奢望过，两个人可以距离那么近那么近，两颗心2020好看的中文乱码字幕可以贴那么紧那么紧。

雨女云起是极阴水体，对男仙来说是极好的炉鼎伴侣，尤其奕阳还是天生阳体，和雨女合二为一后修为更是一日千里。同时，对雨女来说，奕阳也是极适合的伴侣，因为“凡物必有合，有合有阴阳，一阴一阳谓之道”。雨女从前一直被极阴体质所累修行极其缓慢，如今2020好看的中文乱码字幕有了奕阳的阳气补充，反倒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修为开始急速增长。

又是千年过去，此时的雨女云起已经和奕阳修为相当，将曾经无数女仙的质疑毁谤狠狠踩在了脚下。虽然奕阳的父母师长并没有点头首肯，但是几乎在所有人眼中，雨女云起已经打上了奕阳的标志。

　　《从西郊到南郊》读后感(二)：代人集团——读康乐《从西郊到南郊》

“从西郊到南郊”指的是北魏国家祭典从鲜卑的西郊祭天变为汉人的南郊祭天，北京城南的天坛有助于理解此点。《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祭祀大典为视角，考察鲜卑北魏的汉化，是新颖而有效的。

汉化是本书的重点，但并非全部。是书包含作者历年发表的九篇论文，都与北魏的政治、文化有关，除从西郊到南郊之外，作者还关注了“从森林之民到游牧之民”的拓跋鲜卑早期游牧历史、“从部落到国家”以及“从草原游牧封建制到家产制”等主题。

是书在导言之下辑为四篇。《导言》和第一篇《代人集团》，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探讨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若干问题，对北魏统治集团之形成与结构做了系统论析。第二篇《文明太后》，为对文明太后的研究，其中尤以476年文明太后临朝前后北魏王朝的人事异动推论献文帝与文明太后的权力斗争一节，令读者印象深刻。第三篇《从西郊到南郊》从礼制的角度分析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及其后果，评述孝文帝改革中的“赐民爵”政策和孝文汉化措施中与“孝”的观念有关的面相。第四篇《附录》包括与本书内容有关的三篇小论文和七张表，尤以代人集团表、外戚客与宠幸表、镇人表及领民酋长表为作者揭橥的“代人集团”概念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以上篇章中，作者用力最深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拓跋魏国家的权力基础，一是孝文帝华化改革中与文化认同、核心文化价值有关的部分，如祭天仪制、孝道观念。后者评论较多，本文将主要探讨前者尤其是“代人集团”的概念。

拓跋鲜卑崛起漠南，一统华北，它所依赖和凝聚的权力基础是什么？这个权力基础在北魏历史上——特别是经历孝文帝迁都与华化改革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北魏史的核心问题，素为学者所关注。作者的主要结论是，如陈弱水先生所总结：北魏国家的权力核心是“代人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于四、五世纪之交的平城及其邻近地区。西元三九八年，道武帝拓跋珪即皇帝位，定都平城。在此前后，他解散拓跋部落，令其大部定居于平城附近，同时并徙来大批其他人口。这就是代人集团形成的关键契机。这个集团的成员来源复杂，但主要是北亚游牧民族，另有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如高丽、徒何）。这些成员既失去了部落生活的依傍，在华北也无其他根据地，拓跋魏国家根基所在的云代地区就成为他们唯一的家园——成为他们社会认同的核心对象。北魏中央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几乎全为代人所掌握。除了这个集团，在北魏政权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中原士族和领民酋长。与代人集团相同，领民酋长大都亦出身北亚游牧民族，不同的是，他们仍保有部落组织，而且许多部落散居在平城以外的地区，和中央政权的关系较疏。此外，本书还提出“镇人”的概念。由于北魏的瓦解直接导源于“六镇之乱”，加以北齐、北周的建国都是以六镇人为主力，历来中外学者对军镇与镇民问题的研究甚多。对这个问题，作者主要的看法是，依现存资料，镇人的来源以代人居多，但实际的情况可能较为多元。本书以为，北方镇人在长期的边防生活和魏末动乱中，发展出了一种共同意识，而成为冲击北朝政局重要的独立力量。

“代人集团”这一概念契合读史者对北魏乃至北朝的印象，考证也颇坚固。通观国史，大抵在大争之世，多有以籍贯集结的地域武力集团，而承平之世，常见以出身阶层、学术政见不同应求而联合之政治党派。

以籍贯集结的地域武力集团有时显而易见，如西汉之淮泗沛县集团、东汉之南阳集团、朱元璋之淮西勋贵，有时则藉学者揭示，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出隋唐三源之关陇、江左和山东集团，后辈学人在此框架内，陆续建构三国曹魏之汝颖集团谯沛集团、孙吴之淮泗集团江东集团、蜀汉之益州荆州东州集团，康乐“代人集团”也是此一框架之内的创见，且通过代人集团与镇人集团的联系，构建出与陈寅恪所谓山东集团、关陇集团的源流，既深受前人启发，复广益前人学说。

而承平时代之政治党派如东汉之清浊两流、唐之牛李两党、宋之新党旧党、明之阉宦东林。乱世治世相较，打天下靠老乡，治天下需靠天下人。而从靠老乡到靠天下，又往往有貌似平静却暗流汹涌的斗争，从这个角度讲，《从西郊到南郊》讲的也是从靠老乡到靠天下的故事，文明太后、孝文帝是两代主角。

作者康乐先生在耶鲁读博士时导师是余英时先生，后来又成为马克斯·韦伯的最早汉译者，耳濡目染，受西方学术尤其是韦伯学说影响匪浅，本书探讨拓跋鲜卑从部落到国家的转变及分析领民酋长时，多次引用过韦伯的“卡里斯玛”支配学说。同时，作者整理国故的功夫却也并不薄弱，附录的七张表代人集团表、外戚客与宠幸表、镇人表、领民酋长表、公主婚姻表、将相大臣年表和地方长官表既拱卫自己的观点，又能惠及后来学人，颇有与其师余英时同门的严耕望先生的风范。

　　《从西郊到南郊》读后感(三)：陈弱水：评康乐著《从西郊到南郊》

　　《从西郊到南郊》一书，包含了作者历年发表的九篇论文。这些文章的主题相近，都与北魏的政治、文化有关，再经作者修改整理，首尾贯串，颇成体系，和专著的差别不大。无论就课题的选择或见解论证而言，本书都有相当的特色。此处爰为介绍，并略抒读后的感想。

　　本书的主体部分共有七章及《导言》一篇。《导言》和第一章《“帝室十姓”与“国人”》，透过考古与文献资料，探讨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若干问题。第二章《拓跋魏的国家基础》则是对北魏统治集团之形成与结构的一个系统论析。第三章《文明的崛起》、第四章《文明的改革》，为对文明太后的研究。第五章《国家祭典的改革》别出抒轴，从礼制的角度分析孝文帝的华化措施及其后果。第六章《民爵与民望》的主题是孝文帝改革中的“赐民爵”政策。第七章《孝道与北魏政治》，则论述孝文华化措施中与“孝”的观念有关的面相。

　　在以上篇章中，作者用力最深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拓跋魏国家的权力基础，一是孝文帝华化改革中与文化认同、核心文化价值有关的部分，如祭天仪制、孝道观念。在本书中，这两个主题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相光互影、彼此呼应的。前一主题的研究，构成了作者对北魏政局的认识根据。在分析文化现象时，作者又时时不忘考虑孝文华化措施对北魏的国家统治所造成的影响。本文以下的介绍和评论，也将环绕这两个主题。

　　拓跋鲜卑崛起漠南，一统华北，它所依赖和凝聚的权力基础是什么？这个权力基础在北魏历史上——特别是经历孝文帝迁都与华化改革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北魏史的核心问题，素为学者所关注。本书探讨这组问题，特点在避免枝节考证，而专力于重构全面的图象。作者的主要结论是，北魏国家的权力核心是“代人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于四、五世纪之交的平城及其邻近地区。西元三九八年，道武帝拓跋珪即皇帝位，定都平城。在此前后，他解散拓跋部落，令其大部定居于平城附近，同时并徙来大批其他人口。这就是代人集团形成的关键契机。这个集团的成员来源复杂，但主要是北亚游牧民族，另有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如高丽、徒何）。这些成员既失去了部落生活的依傍，在华北也无其他根据地，拓跋魏国家根基所在的云代地区就成为他们唯一的家园——成为他们社会认同的核心对象。北魏中央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几乎全为代人所掌握。除了这个集团，在北魏政权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中原士族和领民酋长。与代人集团相同，领民酋长大都亦出身北亚游牧民族，不同的是，他们仍保有部落组织，而且许多部落散居在平城以外的地区，和中央政权的关系较疏。此外，本书还提出“镇人”的概念。由于北魏的瓦解直接导源于“六镇之乱”，加以北齐、北周的建国都是以六镇人为主力，历来中外学者对军镇与镇民问题的研究甚多。对这个问题，作者主要的看法是，依现存资料，镇人的来源以代人居多，但实际的情况可能较为多元。本书以为，北方镇人在长期的边防生活和魏末动乱中，发展出了一种共同意识，而成为冲击北朝政局重要的独立力量。

　　依个人之见，本书对拓跋魏政权结构的分析是相当成功的。最主要的优点在于有整体的观照，能铸造概念、运用概念来说明关键的问题，并有坚实的实证基础。在这个主题的讨论上，个人比较有疑惑的是有关镇人的部分。作为描述现象的词语，“镇人”或“镇民”主要应是指军镇——特别是北方六镇——的居民（或原居民）。史籍中“镇人”、“镇民”等词并不常单独出现，大多是与特定的军镇联结在一起，如沃野镇人、武川镇人。至于六镇镇人是否确实具有强烈的共同意识？这个意识的实质内涵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作者似乎有些语焉不详，提出的证据也嫌单薄，似不足以支持重大的论断。

　　本书的另一主题是孝文帝的华化改革。在这方面的讨论，作者略人所详，详人所略，对一般习知的改姓氏、定姓族、禁胡服胡语等着字甚少，而集中于礼制与孝道的问题。作者发现，孝文帝的华化措施含有相当彻底的礼制改革。他在这方面的行动主要依循两个原则，一是强化中原系统的祭典，一是废除杂祀——包括鲜卑旧典。拓跋魏建国后，在官方礼典中，北亚旧俗仍占有重要的位置。如四月的西郊祭天、五月五日飨、七月七日飨、九月十月之交的白登山东庙之祭，都是明显的例子。孝文亲政后，一方面更张厘定中原系统的礼典，一方面则降低北亚旧典的重要性，洵至西元四九三年迁都洛阳后，次年即罢除西郊祭天之礼，改于南郊祭天。从短期的观点看来，孝文的措施不算十分成功。需要皇帝参与的祭典自然是立刻就废止了，但其他北亚旧俗恐怕还继续流行。和孝文的其他华化措施一样，他的礼制改革显然也增加了许多胡人对中央政府的文化疏离感。

　　孝文帝在主政期间，也会宣扬孝道观念，并设法将汉式的家族礼制推行到北魏帝族间。他的具体作为包括翻译《孝经》为鲜卑语、议始祖庙号、行五服制、礼敬族内尊长等。这些措施显然对拓跋贵族有相当的影响。如孝明帝孝昌二年（526），禁军军官乙龙虎服父丧二十六月，统率禁军的王室成员元珍依郑玄三年之丧为二十七月的解释，认为乙龙虎服丧未满期，决定依律处五年徒刑的重刑。此事还由汉人大臣崔鸿出面为乙龙虎作辩解，可见有些鲜卑贵族对儒经所载的礼法已有极执着的信仰。但另一方面，作者认为，孝文帝推行五服制却可能有促成王室氏族瓦解的后果。因为五服制一旦严格施行，许多在传统上一直被当成王族成员的贵族，就被排除在宗室的五服范围之外，不得参与宗庙祭典了。作者研究北魏文化问题隐涵的一个主要论点显然是，孝文帝的许多作为与大多数北亚胡人的情感和习俗是大相违背的，他推行的是极端激烈的变革。孝文的迁都与华化后来激起大乱，可说是其来有自。

　　本书探讨北魏华化改革中的礼制、孝道与家族礼法问题，在学术上有深刻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过去相关的研究稀少，更重要地，这些是民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文化乃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元素，是一般都能认识到的常识。但过去学者在探讨传统中国非汉族历史和民族关系时，却很少处理信仰、价值、情感乃至行为规范的问题。这固然与材料零散有关，但我个人怀疑，对上述问题之重要性的低估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从当代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我们知道，民族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族群渴望用政治力量保护自身的文化。在尚无民族主义意识的古代东亚，人们不会想到用独立或族群分割分立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然而，民族接触、文化冲突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常有的情境。身处其中的人，他们的经验和感受是什么？怎么应付这些局面？非汉族的人为自身文化与认同的保存，作过哪些努力？主张投身优势文化的通常是什么人？他们的动机和后果是什么？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本书作者讨论北魏的礼制与孝道问题，不唯是北朝史领域上的一个突破，也应能对研究其他时代的学者有所启发。

　　关于本书讨论文化的部分，我想对两个有关“孝”的论点提出商议。首先，作者强调，就“子女对父母的孺慕之情”而言，“孝”是天性之常，举世皆然。作者认为孝道在中国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它结合了家族制度、祖先崇拜等，成为维系这些制度、信仰的精神纽带。作者这个论点显然意在避免汉人社会的一般假设，纯把“孝”视为情感性的天常，而忽略其功能层面。个人的看法是，无论孝道观念的起源为何，在传统中国，它的确已成为一种近乎宗教性的价值与情感。中国传统视父母如天的态度，或者如中古时代般避家讳的风气，和人类一般性的孺慕之情恐怕是有性质上的差异。比起制度，情感现象显得隐晦飘忽，在研究上有特殊的困难，但它有时恐怕还是要和制度作出区别的。

　　其次，本书第七章两度引述唐长孺先生的《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认为魏晋南朝君主提倡孝道的根源在于当时政权更迭、篡弑频仍的局势。作者引唐先生之论，说西晋南朝的皇位多由篡夺而来，“在‘忠’的方面已无从谈起，只能提倡孝道以掩饰己身的行为”。唐先生此言本来只指司马氏之代魏，作者作了扩大的解释。按，把崇孝的风气与中古政治环境相连结的说法流行甚广，可能最早发源于鲁迅在一九二七年所写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但个人对此成说一直感到不安，现在藉此文稍稍表示拙见，就教于学界。

　　就汉末大乱以后的局势而观，鲁迅和唐长孺的论点似乎有些道理。举个例子。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曾为袁绍撰写讨曹操的檄文，文中丑诋曹家的宦官背景，言词尖刻，形容曹操祖父曹腾为“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其父嵩“舆金辇壁，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孟德本人则是“赘阉遗丑，本无令德”。陈琳虽然骂人祖孙三代，后来却投降曹操（但曾为檄文事受孟德奚落），并成为曹丕的好友。在这种情境下谈“忠”，是令人不易启齿的。

　　鲁迅与唐长孺的说法虽有根据，但恐怕并未点出魏晋南北朝君主提倡孝道的关键所在。依个人的看法，对西晋以后君王重孝道的现象，用其他两个理由就可得到相当充分的解释，篡弑可能只是边缘的因素。首先，东汉察举久以孝德为重，至于汉末，君臣之伦不振，孝先于忠的观念已经普遍。西晋以后，这种说法更具优势。这些都是唐先生文中阐述甚明的。国家统治者以时代流行的观念作政治号召，本属自然，似乎不必然意味着对其他观念有特殊的回避。其次，孝治天下的说法在三国时已经出现。首倡此说的统治者西晋司马氏本为河内儒学大族，他们标举孝道礼法，可以突显与曹魏“重才不重德”思想的不同，以成就新朝的合法性。就政治利害而言，这个作法也是顺理成章的。

　　鲁迅与唐长孺论点的一个缺失似乎是，他们假定，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君主——至少信仰儒教的君主——必然提倡忠君。帝王当然不会反对忠君，但他们用什么作政权的思想号召，主要决定于时代潮流与个人信仰。这个号召不一定是“忠”。举例而言，王莽代汉也是篡夺，其本人亦为儒家信徒，但新朝政权的意织形态基础是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理论和平均土地的理想。如果依照鲁、唐二先生的理路，王莽得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也应该要大事谈“孝”。但事实却非如此，因为“忠孝”并非当时政治思想的主要关心。现在回头看西晋的情况。看重孝道在当时是时代的趋向，亦为司马氏家族之信仰，典午政权以“孝治天下”为号召，可说是事有必至，其得位之方式不见得是根本原因吧！西晋以下的中古君主提倡孝道，亦应可作如是观。

　　《从西郊到南郊》还有一个方法上的特色，就是作者处理问题时很注重追究它们的渊源、流变与通性，经常统观数代，纵论汉胡，而不自限于拓跋魏。譬如，在讨论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时，作者屡引蒙古史的研究为佐证。分析孝文帝“赐民爵”政策前，则细说古来爵制的演变。处理北魏的孝道问题时，先以“孝”的早期观念史为背景，最后又叙述金朝女真政权对同一问题的反应。作者有时甚至引用当代的民族志。对于这种研究取径，读者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评价。我个人则觉得，这个研究法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有关拓跋鲜卑与北魏的现存史料十分稀少，学者如果能拿其他征服王朝和北亚民族的事迹做比对参证，史料的涵义比较容易显豁。这种作法或许会受到严格实证主义者的批评，但相对于可能得出的新见解，还是值得尝试的。

　　再者，就北朝史实质问题的理解而言，以通论的方法为辅助几乎是必要的。北朝与其他朝代如辽、元的相似之处，并不只在于它们同为中国史上异族入主的王朝。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朝代的统治集团及其许多人民来自相同的背景——北亚游牧区。发源于今日中国东北的女真也和北亚游牧民族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亲近性。对于汉文化，这些民族常有类似的反应。当研究单一胡族政权时，学者若能与其他胡族王朝作比较，一定能增加研究的深度。现在我想举一个二十世纪北亚民族与孝道思想关系的例子，作为对本书研究方法的支持。当代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就说过，他幼年时会深受“孝”的问题的困扰。他依蒙古习俗，毫无拘束地在父亲面前玩耍、淘气，但汉籍的佣人和家庭教师却一再教他要规矩礼貌，敬畏长上，使得他无所适从，深感迷惑。“愈想作得对，而其结果，愈是时时相反。”（《蒙古史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1980]，《自序》）有趣的是，札奇先生在一本论著中也指出，蒙元翻译了很多儒家经典，但只有《孝经》一部存留至今。他解释，这可能是因为儒学理论一般并不适合蒙古社会的价值观念，唯有《孝经》多少合乎蒙古人的传统道德，虽然蒙古所谓的“孝”与汉人的观念在内容上并不完全一致（《蒙古文化与社会》[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页126-7）。以上的讯息似乎显示，即使在二十世纪初期，蒙古人对汉人式的孝道观念还是很有隔阂的，但作为一般性的家庭生活与个人态度的训诲，《孝经》和孝道思想却仍有相当的吸引力。这个情况，是不是和五、六世纪的拓跋魏时代有几分相似呢？

　　（本文原载《新史学》八卷一期）

　　《从西郊到南郊》读后感(四)：以学术为一生志业——追念历史学者康乐先生

以学术为一生志业

　　康乐先生是新史学杂志社创社常务社员，曾担任《新史学》第七卷（1996）、第十四卷（2003）执行编辑，以及第十五卷（2004）主编，与新史学杂志社渊源深厚，并对《新史学》的刊行贡献卓著。2007年10月26日，先生不幸病逝于台大医院，得年五十八。新史学杂志社痛失这位长久以来共同奋斗的伙伴，谨向读者略述先生主要的学术工作与研究成果，以说明其成就与贡献。

　　先生台湾台南人，生于1950年9月23日。大学就读东海大学历史学系，受蓝文征教授启发，矢志研究中国中古史。1973年入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班，得傅乐成教授指导。硕士论文《唐代前期的边防》甚获好评，获选为《文史丛刊》，由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出版。1978年负笈美国，入耶鲁大学历史系，师从余英时教授。1983年以论文”An Empire for A City: The Cultural Reform of Emperor Hsiao-Wen (471-499)”（北魏孝文帝的文化革新）取得博士学位。同年返台，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除了长期服务于史语所，先生曾任东海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兼任教授；担任《新桥译丛》（初由允晨文化出版，后由远流出版）总主编，以及《文明丛书》（三民书局出版）第一任执行编委；并与妻子简惠美女士共同致力于研究、翻译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著作，目前已出版译著十余种。

　　先生代表性的研究著作，首推《从西郊到南郊》。该书讨论北魏国家的权力基础，以及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对北魏政权的影响。拓拔鲜卑崛起漠南，以一人口不多的少数民族终能建立国家，统一华北，它所依赖和凝聚群众的权力基础是什么？而这样的权力基础历经孝文帝迁都与汉化改革，又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此乃北魏史的核心问题，素为学者所关注，先生的研究将政权基础与文化改革两个问题紧密扣連，极具新意，为此课题带来突破。

　　关于北魏统治集团的形成与结构，先生从“团体”的角度进行系统论析，指出“代人集团”乃北魏国家的权力核心。这个集团形成于四、五世纪之交的云代地区，成员复杂，以北亚游牧民族为主，但也包括汉人与其他少数民族。随着拓拔珪解散部落、定都平城，并移徙大批人口至平城附近，许多解散后的部落民以云代地区为唯一家园，逐渐形成“代人”的认同意识，北魏中央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几乎全为代人所掌握。论者以为，先生提出“代人集团”的概念，“的确是蹊径另辟，有新的突创，拓展了拓跋氏帝国研究的领域”。最近日本学者松下宪一出版《北魏胡族体制论》（札幌：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7），此乃关于北魏国家结构最新的一本专论，书中便引用了“代人集团”的概念，并在行文中多处与先生的研究对话，反映其研究在学界的价值与影响。

　　《从西郊到南郊》的另一主题是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先生卓有史识地指出文明太后的改革是孝文帝改革的过渡，二者虽同称“太和革新”，但其间实有本质上的差异。文明太后的改革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结合俸禄制、三长制与均田制，重新整顿北魏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其成果成为孝文帝得以进一步推动更深层的文化变革的先决条件。先生又从当时北亚文化与社会思想背景，理解文明太后的大权独揽与统治特征，指出她乃中古此下女主统治（包括武则天）之先声。其意见对于认识中国中古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或厘清中国历史上女主执政的性格与背景，皆深具启发意义。

　　一般研究孝文帝的改革，多集中于易胡服、禁胡语、改官制等方面，先生则详人所略，指出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包含了与文化认同、核心文化价值有关的部分。如更张厘定中原系统的祭天礼典，降低北亚旧典的重要性；行五服制、宣扬孝道观念等，试图将汉式的家族倫理推行到北魏帝族间。而整个改革的核心目的，乃试图将北魏国家的性格由草原游牧封建，转化成一个典型的、以传统汉族王朝为典范的政权。但孝文帝的这些作为与大多数北亚胡人的情感和习俗相违，可视为极端激烈的变革，使得许多胡人对于中央政府产生文化疏离感，间接导致北魏国家的土崩瓦解。陈弱水教授曾评论，先生探讨孝文帝汉化改革中的礼制、孝道与家族礼法问题，在学术史上有深刻意义。不仅因过去相关研究十分稀少，更因这些问题碰触到历史上民族接触、文化冲突中的信仰、价值、情感、行为规范等面向，是民族关系中相当核心的部分。先生对此课题的研究不仅是北朝史领域的一项突破，对于研究其他时代的民族关系，也足堪借镜。（《新史学》8:1（1997.3），页161-168）

　　自九○年代中期，先生的研究转移至中国中古佛教与政治、社会的交涉，特别着眼于“佛教中国化”的问题。发表《转轮王观念与中国中古的佛教政治》，指出原先佛教的转轮王观念是以“一佛一转轮王”为模式，但在传入汉地后，由于传统政治思想与大乘佛教的影响，逐渐变化为“转轮王即佛”，武则天即是最善于利用佛教资源，并将“转轮王即佛”的观念具体落实的第一个君主。《沙门不敬王者论——“不为不恭敬人说法戒”及相关诸问题》，说明传统印度社会宗教权威高于政治权威，佛教“不为不恭敬人说法戒”有其社会基础。佛教东传，某些律典在汉译的过程中为了适应中国的传统，将君主、大臣、甚至地主列为此条戒律的例外。这现象背后其实纠缠着在传统四民社会中如何定位僧尼的问题。延续对于僧尼身分的讨论，续又发表《洁净、身分与素食》、《素食与中国佛教》，并汇集为《佛教与素食》一书。书中援引韦伯的“身分”概念，指出梁武帝为解决出家众在中国社会的身分问题，订定僧尼素食制度，塑造出家众独特且值得尊敬的生活方式，寻求其社会立足点，僧尼素食制度乃成为中国化佛教的一大特色。先生因研究中国中古佛教史，亦及于台湾佛教的考察，与简惠美女士合著《信仰与社会——北台湾的佛教团体》。

　　除了史学研究，先生的学术工作对于学界、乃至社会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引介西方重要学术著作，深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术基础，并推进学术知识的普及化。这与先生主持、参与的两项出版计画关联密切。

　　1981年，先生规划出版《新桥译丛》，开列一百本西方十九到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经典名著，拟译为中文。先生认为学术著作的引介，若只是趁热抢译，其影响只能造成学术版图上零星而互不相干的小点。若能集中力量，将几位大师一系列的作品，或是某些重要主题观点互异的著作，全面性地介绍进来，才能为学界奠定几个比较牢靠、完整的学术基地，以促成更进一步的研究发展。虽然碍于客观因素的限制，完成的译书只及于原初理想的一部分，但从1984年出版第一批书籍，历时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新桥译丛》已出书四十余种，总字数超过一千余万。这些翻译精准、考订详实的译书，不只为台湾学术界打开一扇窗，更是所有汉文世界重要的学术资产。

　　除了主持《新桥译丛》，先生更致力于研究、翻译韦伯著作，二十余年来孜孜不倦，与简惠美女士携手完成十多种韦伯著作的译述。学术著作的翻译，除了语文能力，译者更必须具备相当的学识背景，然而翻译在目前尚不被视作学术成绩。资深出版人陈巨擘曾形容，愿意投注心力为社会翻译学术书籍的人，是在“作功德”。先生以无私无我之心，秉持“将翻译当作一种志业”的精神，有计画而持久地进行韦伯学说的译述，韦伯的学说在台湾史学界一直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先生正是台湾乃至华人世界介绍韦伯学说最重要的学者，对于学界与社会的贡献不言可喻。

　　2001年，先生担任三民书局《文明丛书》执行编委，邀约学者将艰深的学院论著改写为普及读物出版。从开始参与构想，到决定书籍的版式、字体大小，先生皆亲力亲为，参考国外数种学术普及读物的作法，让这套丛书以精致而便利的样貌呈现在读者面前。目前丛书已出版十五种，广受社会好评。将学术研究从学院高塔引入社会，促进学术与社会的互动，先生实厥功甚伟。

　　康乐先生的学术工作对于学界与社会皆带来深刻的影响。他留给史学界具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为北魏史与中古佛教史研究带来突破与新意；他留给汉文世界丰实的学术资产，为史学乃至整体人文社会科学培植更坚实的研究基础；他推动学术知识的普及化，增进学院与社会的对话。先生关于“佛教中国化”的课题，还有许多构想未及成文；韦伯学说的翻译，也已规划至2010年。正当有为而英年早逝，知者莫不扼腕。哲人已逝，典范犹存。谨以此短文，追念康乐先生。

　　（郑雅如执笔）

附录：康乐先生著作目录

　　专书

　　《唐代前期的边防》（台湾大学文史丛刊51；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1979）。

　　《从西郊到南郊》（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

　　《信仰与社会——北台湾的佛教团体》，（台北：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与简惠美合著）

　　《佛教与素食》（台北：三民书局，2001）。

　　学位论文

　　“An Empire For A City: Cultural Reforms of The Hsiao-wen Emperor, 471-499”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83）.

　　论文

　　《民爵与民望》，《汉学研究》，4:1（台北，1986.6），页29-35。

　　《北魏文明太后及其时代》（上）、（下），《食货月刊》，15:11/12（台北，1986），页1-15；16:1/2（1987），页56-66。

　　《〈魏书〉“帝之十族子弟七人”试释》，《食货月刊》，16:7/8（台北，1987），页1-5。

　　《从西郊到南郊——拓跋魏的国家祭典与孝文帝的“礼制改革”》，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页141-168。

　　《代人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拓跋魏的国家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3（台北，1991.9），页575-691。

　　《代人与镇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4（台北，1991.12），页895-916。

　　《孝道与北魏政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1（台北，1993.3），页51-87。

　　《转轮王观念与中国中古的佛教政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台北，1996.3），页109-143。

　　《沙门不敬王者论——“不为不恭敬人说法戒”及相关诸问题》，《新史学》，7:3（台北，1996.9），页1-48。

　　《洁净、身分与素食》，《大陆杂志》，102:1（台北，2001.1），页15-46。

　　《素食与中国佛教》，收入周质平、Willard J. Peterson编，《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页37-94。

　　翻译

　　康乐、黄进兴编译，《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

　　康乐译，霍布士班（E. J. Hobsbawn）著，《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收入康乐、黄进兴主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页95-125。

　　康乐编译，韦伯（Max Weber）著，《韦伯选集（3）——支配的类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5）。

　　康乐译，布洛克（Marc Bloch）著，《水碾的出现及其胜利》，《年鉴史学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页35-69。

　　康乐、洪德先译，布洛克著，《欧洲中世纪的“发明”》，《年鉴史学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页17-34。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韦伯选集（2）——宗教与世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

　　康乐编译，韦伯著，《韦伯选集（4）——经济与历史》（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宗教社会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支配社会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城市的类型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6）。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法律社会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3）。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古犹太教（I）、（II）》（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5）。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7）。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四册，150万字（编辑中）。

　　（原载《新史学》十八卷四期，二〇〇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