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中国文学访谈录》读后感摘抄
《一见：中国文学访谈录》是一本由王逸人著作，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2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见：中国文学访谈录》精选点评：
●仿佛看一些前朝遗老遗少对那个行将倒塌的文学王朝的缅怀，颇有些“最后的武士”的悲怆感。对严肃文学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才华而是勇气。
●（非常平静的讲)主要是读完李敬泽那章我就给撕了，读到张鸣更没意思。我不太知道作者是个什么人，一定要盯着仅存的这些没什么意思的人不放……那就只能整本书都扔了……
●油腻
●访谈录中20位作家我只读过其中3位的作品，所以访谈内容读起来我还是感到很陌生……哎！怪我文学修养不足吧…… 每一篇访谈都有些短。
●有的没的，讲也没讲到什么。
●词穷了。特别好！
●没有灵魂。
●我很迷恋的男人推荐的这本书。我一向不爱看访谈录，总觉得是两个狗逼惺惺相惜互相卖弄。这本……还好吧。我很想看作者名叫《乌托邦》的纪录片，可惜全网找不到资源
●不论这些作家的书写得多好或多差，但这本访谈录我觉得写得很好。深入浅出，观点也很清晰，读起来还是有收获的。
●你能看见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一见：中国文学访谈录》读后感(一)：锋利的顾斌
《一见：中国文学访谈录》
作者：王逸人
总字数：14万字
2019年已读字数：14万字
读书起止日期：2019-03-15——2019-03-30
三维评分：
趣味：8
美感：5
智慧：7
点评：这是作者对二十位当代中国一线作家和批评家的访谈录，挺有意思的，但因为此类文章我看得太多，最后大部分印象并也不深刻，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最后一篇对德国汉学家、文学批评家顾斌的访谈，顾斌太尖锐了，对当代中国诗歌评论很高，对当代小说评论很低，他喜欢的是《围城》、《呼兰河传》、《长恨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少数几部，而对莫言、余华、苏童等一线作家的作品评价很低，他认为中国长篇小说太多太滥，作家好大喜功，同时他在此书以外另一篇访谈文章里指责这些一线作家（或其笔下人物）的三观有严重问题，尤其对于女性，几乎都是物化的。我个人倒是觉得，这涉及作者的三观与作品中人物的三观的关系问题，这两者并不一定相同，现实主义作家忠实地展示显示，自己尽量不发表观点，如果现实很恶心，那么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也会很恶心，但这并不代表作者认同这一切。关于作者是否应该对于笔下人物和故事的三观承担责任和义务这个问题，我认为答案是“不”，看来顾斌的答案是“是”。这是文艺观的问题了，无所谓谁对谁错。
《一见：中国文学访谈录》读后感(二)：不管多大才华 作家们都要“用功” 不管多大才华 作家们都要“用功”
华商读书社 媒体人的文学“私人谈话录”
《一见》是一本有意思的书，它又名《中国文学访谈录》，甚少有这样一本汇集了20篇媒体专访名作家的“对话录”，一方面是作者专访的都是当代最火热、最有争议的作家，另一方面也在于作者站位于媒体、读者和思辨者的三重立场。
《一见》的作者王逸人是长春人，为报社主笔和独立电影导演。“《一见》中这些作家的作品真的是我的个人底色。”王逸人说。
在他采访对话的作家名单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大牌”的名字，比如麦家、格非、阎连科等等，和著名作家们对话，一般是不太容易留意他们的外在或谈话的细节，但作家们的“私人印象”却很令人好奇，对于采访麦家和格非时的场景和细节，王逸人依然记忆犹新。“那次对话做得很开心，当然也是如约做的。因为先在大学里做了演讲，他的助理怕他过于劳累，访谈中间给我递了两回条子，但都被他拿走了，最后助理也就不再递了，算是尽兴地把全部话题谈完了。”
让王逸人印象最深刻的该是去北京找作家格非，“他平时在清华大学教书，是教授。他开着车到著名的‘宇宙中心五道口’那边的大门来接我，然后去了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那是他的一个‘据点’。在那里边喝咖啡边聊天，一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作者的私人肖像其实并不神秘，“其实他们都是些普通人，但因为多年的文学训练，还是能够很快就进入到那个氛围里去，无论是言谈还是写作。”同时，不管多大才华的作家或评论家，“用功”仍然是他们的法宝。阎连科颈椎病犯了，很厉害，带着个塑料颈托，可一开房门，看见他正在笔记本上写作。
在《一见》中，两位陕西著名作家也成为了聊天的对象，对于陈忠实和贾平凹，作者也是充满了敬佩。
“去年《收获》杂志举办了一个‘40人，我的40篇’活动，找了40位作家、评论家报自己在这40年中最喜欢的40篇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唯一的满票就是陈忠实的《白鹿原》，我想这个结果还是众望所归的。《白鹿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颗硕果。陈忠实老师去世后，我挺感慨的，因缘际会我们曾有一次关于他心中‘文学神圣’的对话。”王逸人说，能有那次得益于他和作家出版社的大编辑张亚丽比较熟悉，她给很多著名作家出过书。那一年正好是陈忠实出版散文集《接通地脉》，于是他就通过张亚丽编辑和陈老师联系上了。“如果没有这档子事，还真不容易找到他。现在陈忠实老师斯人已逝，便是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匆匆，人生太过匆匆。”
至于贾平凹先生，作者对他旺盛的创作欲和用功的心态深表钦佩，“多少年了，他几乎是每年一部长篇小说，毫不懈怠。他是那种‘一句顶一万句’的人，并不愿意多言，很多时候讲话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讲完了就归于寂静，他似乎很喜欢这种寂静，应该说他是个内心极为丰富的人。” 华商报记者 赵蔚林
《一见：中国文学访谈录》读后感(三)：有时需要用文字来对抗这个世界
一
对那些矢志不渝热爱严肃文学的人，我心中始终羡慕嫉妒恨，但我又确信，一个对严肃文学始终充满热忱的人，必定是一个更单纯的人，一个更勇敢的人。无论他们是作者还是读者。在评价诗人余秀华的文章里我曾说过：“有些人拒绝麻木，他们选择保持对生活的痛感，而这种痛感，其实等于加害了自己，因为这痛苦会变得巨大清晰。但这些人选择正视惨淡的人生，对他们来说，这是对生命极限的体验，是对尊严的维护。”这些人让我相信，虽无力改变潮水的方向，却终究有人不会随波逐流。
我的良师益友王逸人（江湖人称“二哥”）便是这样的人，他对文学的热忱，以及敢于凝视深渊的勇气，无不令我心生敬佩。最近拜读了二哥的新作《一见：中国文学访谈录》，顾名思义，这是一本访谈录，记录了二哥这些年与作家的对谈。书的腰封上写着他的愿景：“希望以此一见之一叶，而知中国文学的天下秋”。而看着被采访作家的名字，这哪是一叶？分明是中国文学的半座森林。所以这样的访谈，篇幅虽短却分量沉重，我只用了几个小时就读完了，意犹未尽，又细细读了一遍。最大的感慨是，这样的严肃访谈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不多见了。看上去就像许知远的《十三邀》，跟当下格格不入。
看许知远的节目，总感觉他不太能在对话中获得乐趣，他的苦闷，他的敏感，他的焦虑，时常像打在棉花上的拳头，挫了手，却得不到结实的回击。玩世不恭的蔡澜、犬儒的马东、市侩的罗振宇、功利的李淡，他们似乎不再愿意认真面对这个世界。而这之后，尤其当越来越多的娱乐明星参与访谈，这节目终究难以避免被娱乐所裹挟的下场。节目收获了流量，却也失去了格调，连许知远自身的苦闷和焦虑，有意无意的，似乎也变成了某种人设，成为了吸引流量的噱头。
而二哥的这本访谈录，因其格调，注定只能是曲高和寡。但对日渐凋零的严肃文学爱好者来说，这样的对话才是结实的碰撞，对话者不再逃避和躲闪，也不再用犬儒的姿态或商业的逻辑去消解严肃的话题。也因为这样，这访谈流露出一丝悲壮，仿佛看到一些“遗老遗少”，对那个行将倒塌的文学王朝加以缅怀。颇有些“最后的武士”的悲怆感。从二哥与这20位作家的言谈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群冲向风车的唐吉坷德。
二
而那个“文学王朝”，如果有的话，它可能指向了某一段时间——80年代。作家马原详细地描述了这个“文学王朝”的兴衰：“从1985年到1989年，中国小说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繁荣，不管怎么说在那4年的时间，中国作家是把20世纪以来几十年的小说都演绎了一遍，从‘意识流’到‘垮掉的一代’都十分迅速地出现在了中国。但此后出现了文学断档，读图一举取代了读字。现在就我遇到的人来说，绝大多数人已不看小说，真正是谁在看小说，我不太知道。在莫言得诺贝尔奖之前，中国重要作家每部小说的印数基本是一两万册。以一万计的话，中国十几亿人，平均十几万人才买一本，这个比例太微小了。所以我说纸质小说走到了它自身的历史尽头，我的‘小说死了’的准确含义是在这里。”
在更多作家的“证词”中，我们察觉到了这个文学黄金时代的存在。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作家叶兆言就评价说：“我个人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从文学品质上来说一点不比今天的文学好。我觉得写作永远是在为少数人进行的我认为今天的文学更好，为什么今天的文学好呢？今天的文学是真喜欢文学的人在谈文学，不喜欢就不谈了，文学属于喜欢的人。所以，今天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在抱怨，说是没人读他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抱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你没有理由要求别人去喜欢你的文学。”
抛开文字水平不谈，我们不可否认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严肃文学占据了人们文化生活的主流位置。然而其实对更多严肃的文化来说，那段时光都堪称是黄金时代，无论是电影、诗歌、哲学，亦或是摇滚乐。我想这跟时代本身的特殊性有关，在一个转型时期，最先进入人们视野的必定不是商业的东西，这给了阳春白雪们一次尽情挥洒的机会。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样的小众文艺的盛况必定被更有群众的商业文化所取代。
严肃文学似乎正在被挤向边缘，变成小众爱好（尽管它本应如此）。这些年来，诗人和文学家成为舆论焦点，往往不是依靠作品本身，莫言靠的是诺奖加身，而余秀华的成名则和她的残疾有关。这多少会让人心灰意冷，作家马原在谈到他沉寂20年的原因时说：“另外，80年代还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到了90年代公众对小说的热情锐减。我觉得我全力以赴做的事情别人要是不太当回事，心里会挺没劲的，既然读者没这个热情了，我也没必要掏心掏肝地写小说了。”
对此评论家李敬泽评价说：“我们这个时代很多读者，他们对文字的要求恰恰是无难度的，包括很多网络文学，读者的诉求是别让我用脑子，用脑子我会很生气。但是话又讲回来，我们恰恰需要的是一个难度的认可和表达，就是这个作品对你构成了挑战，你看完真服气了，真觉得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其实我也认为，这是文学能够在今后这样一个多媒体时代继续生存下去的根本价值。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作家能否有能力继续呈现这种有难度的认识和表达，我觉得这一点才是对这个时代文学的重大考验。”
三
李敬泽认为考验严肃文学的是作家坚守的能力，但我却认为，内心的“文学神圣”（陈忠实语）才是作家坚持下去的原因。我想这文学神圣，包括对文学本身的热爱。作家张炜就从没把写作看作是种痛苦，他甘之如饴：“写作能滋养我，让我感到有意义，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很多人只是看到了劳动的艰苦，但是忘记了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劳动更有魅力的事。我不是说自己没有一点虚荣心，但如果被沉重的功利心俘虏了，那么这22年早就累坏了。”
但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勇气，这才是真正能够称其为“神圣”的价值。因为一部《伤痕》而开“伤痕文学”之先河的作家卢新华，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巨大伤痕的原因进行探索和追究。因为他知道：“一个民族要避免再经受这样巨大的创伤，唯一要做的便是寻找出造成这种伤痕的内在病因或病根，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出医治和预防的药方。一种伤痕的产生绝不会只有一两个单纯的原因，人们囿于自己所处时代视野的束缚和限制，常常只能看到那些漂浮在表层的因素，而忽略了沉淀在历史深层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的因素。”
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拒绝麻木，保持对生活的痛感，或许才是作家与这个世界和解的办法。在作家阎连科看来：“小说不光需要作家敏感，而且还需要强大的内心，因为有时需要用文字来对抗这个世界，这不是有多大力气有多好身体的事情，别人如何骂我批判我，认为我的文学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我可能都不会放在心上。作家要坚信一点，在写作中你可以战胜不了别人，但是必须战胜自己。可现实是很多人连自己都无法突破，却喊着要去突破世界。人只有在正视自己后，才能正视世界。”
对文学神圣的坚守是否能挽救严肃文学，这很难讲，作家麦家对此持乐观态度：“文学也有个大阶段和小阶段之分。也许20世纪80年代是个大阶段，进入90年代直到现在还是个小阶段，但是这个小阶段不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总有一天某个人会以某一部作品宣告这个低迷的阶段的结束，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厌倦这个消费时代。”
但其实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否成功，并不取决于他是否处于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而取决于自身是否能够坚守那份“文学神圣”。德国汉学家顾彬评价说：“我只想说现在在重视市场的情况下，很多成功的作家未来未必会被人记得，相反很多现在不成功的作家未来可能会很成功，回望卡夫卡也是这个样子吧。”
而或许卡夫卡并不在意自己成功与否，他只关心文学本身。就像是这本书里的交谈者，早已淡出主流的文化，孤独而清冷，但内心却坚定而丰盈。而他们的价值观和勇气，作为人类最本质的东西，并不会被时代所消解。
《一见：中国文学访谈录》读后感(四)：作家语录
陈忠实：我的文学理想……始终没有破灭掉，一直是萦绕于心的，成为一种人生的最爱，我把它叫做“文学神圣”。为了这个文学的神圣，我要尽我所能去追求一番，争取能写一部起码在自己死的时候可堪安慰的一部书，纯粹就是这样一种情结。
格非引用卡夫卡：生活中没有热情，人的生命其实没有任何价值。
格非：在文学上，从来没有总体水平这样的说法。对文学来说，只有最好的作品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对我来说，那些能够触及灵魂、激活思维，能给予重要启迪的作品太少。
马原：从1985年到1989年，中国小说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繁荣，不管怎么说在那4年的时间，中国作家是把20世纪以来几十年的小说都演绎了一遍，从“意识流”到“垮掉的一代”都十分迅速地出现在了中国。但此后出现了文学断档，读图一举取代了读字。现在就我遇到的人来说，绝大多数人已不看小说，真正是谁在看小说，我不太知道。在莫言得诺贝尔奖之前，中国重要作家每部小说的印数基本是一两万册。以一万计的话，中国十几亿人，平均十几万人才买一本，这个比例太微小了。所以我说纸质小说走到了它自身的历史尽头，我的“小说死了”的准确含义是在这里。
马原：另外，80年代还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到了90年代公众对小说的热情锐减。我觉得我全力以赴做的事情别人要是不太当回事，心里会挺没劲的，既然读者没这个热情了，我也没必要掏心掏肝地写小说了。
阎连科：我也说过写作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因为我要不断去表达那种有疼痛感的东西，这些疼痛感会带给我另一种痛苦。
阎连科：我也很怀念那个时代，那时大家整体对文学还保有一定的热度，但今天是完全不同了。我还算赶上文学的末班车，当年洪峰写了一个《瀚海》出来，有多少人为之兴奋啊，现在的情况可能是写10个《瀚海》也不会有什么热度。
阎连科：小说不光需要作家敏感，而且还需要强大的内心，因为有时需要用文字来对抗这个世界，这不是有多大力气有多好身体的事情，别人如何骂我批判我，认为我的文学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我可能都不会放在心上。作家要坚信一点，在写作中你可以战胜不了别人，但是必须战胜自己。可现实是很多人连自己都无法突破，却喊着要去突破世界。人只有在正视自己后，才能正视世界。
阎连科：现实永远比我们穷尽想象后所得的还神奇得多。我经常说不管你的想象力有多么丰富，都没有现实生活本身丰富；你以为你写得有多么的荒诞，但现实生活本身比你写的还要荒诞。
李敬泽：写作其实是非常孤独的事情，这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很难得到什么支持，别人也帮不上忙，只能自己面对压力。所以，作家内心都是纠结、紧张、脆弱的。我老实说要对作家好一点，他们真是把最好的部分放到作品里了。
李敬泽：我们这个时代很多读者，他们对文字的要求恰恰是无难度的，包括很多网络文学，读者的诉求是别让我用脑子，用脑子我会很生气。但是话又讲回来，我们恰恰需要的是一个难度的认可和表达，就是这个作品对你构成了挑战，你看完真服气了，真觉得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其实我也认为，这是文学能够在今后这样一个多媒体时代继续生存下去的根本价值。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作家能否有能力继续呈现这种有难度的认识和表达，我觉得这一点才是对这个时代文学的重大考验。
李敬泽：现在一样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在不缺吃不缺穿的前提下去做一件事，我认为这一点大家应该特别注意，因为文学和艺术就产生于闲暇。
卢新华：《伤痕》之后，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巨大伤痕的原因进行探索和追究。因为我知道，一个民族要避免再经受这样巨大的创伤，唯一要做的便是寻找出造成这种伤痕的内在病因或病根，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出医治和预防的药方。一种伤痕的产生绝不会只有一两个单纯的原因，人们囿于自己所处时代视野的束缚和限制，常常只能看到那些漂浮在表层的因素，而忽略了沉淀在历史深层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的因素。
卢新华：我很早之前确实说过“伤痕文学是短命的”这句话。但并不是如许多人所想的——作家不愿去回顾和舔舐那个时代的伤痛，或者对那个时代越来越“兴趣缺失”，而是因为历史还没有提供一个大的思想氛围，去鼓励和支持左键努力探索和反省，要从思想、文化、历史传统、民族性、东西方文化的互相影响和渗透等方面，去探索造成那个历史时代的巨大伤痕的各种深刻的内在原因和要素。
迟子建：如果没有一颗向下的灵魂，如果没有一颗体察民族悲苦的慈心，如果没有对生命的存在表示过怀疑，如果不是这样，我想是不可能拍出这样的作品的。
迟子建：我们生活得太贫血了，所以当真正的鲜血喷溅时，我们以为那是油漆。在我眼里，远离自然，就是跟万千生灵告别，人类会不知不觉孤立起来，我们的心灵会走向黑夜。
关仁山：农民小说必须面对沉重的问题和严峻的考验，所以说，作家必须是勇敢的。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而写作的勇气来自内心的强大。这对我是个严峻的考验。我在写提纲阶段，不断对自己说：这是农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书，要面对良心说真话，以良心的名义，反对一切扭曲人性的苦难，所以，在风格上就尖锐一些，大胆地探索一些问题，写出时代的漩涡，写出新农民的精神裂变。
张炜：劳动是快乐的。写作能滋养我，让我感到有意义，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很多人只是看到了劳动的艰苦，但是忘记了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劳动更有魅力的事。我不是说自己没有一点虚荣心，但如果被沉重的功利心俘虏了，那么这22年早就累坏了。
阿丁：人本身可以沉默，但从人脑分泌出来的文字肯定不能沉默。我自问不是个勇敢的人，但底线还是有一点儿的，得守住。而且写字的人最怕心口不一，不服膺内心的结果，写得再多也是批量产生文字垃圾。
杨志军：我的荒原有两种情态，一种是物质的，就是青藏高原；一种是精神的，就是我的内心世界。我用文学抽取了青藏高原最大的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藏地文化最常见的冲突，即精神和物质的冲突。前者让我成了一个文学上的原始主义者，后者让我成了一个有信仰的人。我想做一个精神驱动下的纯粹的作家，不想为功名利禄献出我的文字。我想因文学而使自己灵魂高贵，而不是越搞文学越卑贱。
麦家：文学也有个大阶段和小阶段之分。也许20世纪80年代是个大阶段，进入90年代直到现在还是个小阶段，但是这个小阶段不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总有一天某个人会以某一部作品宣告这个低迷的阶段的结束，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厌倦这个消费时代。
东西：写作就是把自己内心里的那一小块儿切出来，放大。鲁迅放大自己的“精神胜利法”，加缪放大自己的“局外人”心态，卡夫卡放大自己的变形，加西亚·马尔克斯放大自己的孤独……提炼“后悔”，是从人性开始的，因为后悔是我们的心理常态，后悔做错事、交做朋友、投错资、浪费时间和感情等等。
叶兆言：我觉得写作永远是在为少数人进行的。我个人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从文学品质上来说一点不比今天的文学好。我认为今天的文学更好，为什么今天的文学好呢？今天的文学是真喜欢文学的人在谈文学，不喜欢就不谈了，文学属于喜欢的人。所以，今天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在抱怨，说是没人读他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抱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你没有理由要求别人去喜欢你的文学。
顾彬：长篇小说是一个要用最好的语言去耕耘一辈子的事业，而今它有很大的成分又被市场所左右，二次一些长篇小说变成了通俗文学，可以说商业语言在伤害着文学。
顾彬：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大家更愿意被浅薄的富于娱乐性的东西所把持。我只想说现在在重视市场的情况下，很多成功的作家未来未必会被人记得，相反很多现在不成功的作家未来可能会很成功，回望卡夫卡也是这个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