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吧-经典好文章在线阅读:《苍穹下》的读后感大全

当前的位置:文章吧 > 原创文章 >

《苍穹下》的读后感大全

2022-04-11 03:34:18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苍穹下》的读后感大全

  《苍穹下》是一本由成刚著作,济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0元,页数:8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苍穹下》读后感(一):最后的儒家梁漱溟

  王大超

  一个人有生活不一定有事业,有事业不一定有学问,有学问不一定有人格,有人格不一定有灵魂,梁漱溟却是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的人物!

  梁漱溟先生可说的事迹很多,如开启了现代新儒家,领导了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参与创建了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了勉仁书院,参与了宪法修改,担任中国文化书院的第一任院务委员会主席等等。

  梁漱溟先生在《言志》一文中说道:“我愿终身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梁漱溟确实做到了!在风云跌宕的20世纪,身为无权无势的一介书生,梁漱溟不但得到了追随他的学生的信任,与他交往的朋友的信任,甚至得到了很多军政要人的高度信任!1915年,中华民国司法总长张耀曾推荐梁漱溟担任机要秘书;1921年,时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邀请他创办弘扬中国文化的大学;1927年,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邀请他到广东搞乡治;1928年,冯玉祥邀请他到河南搞村治;1931年,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邀请他到山东进行乡村建设;1937年8月,蒋介石邀请梁漱溟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1938年1月,梁漱溟和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彻夜长谈抗战前途与农村问题;1950年,毛泽东亲自邀请梁漱溟加入国家政府……

  人们信任梁漱溟,并不只是因为他的能力,甚至也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思想,更重要的还是他的人格!因为人们知道,无论梁漱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也无论他说的做的是对还是错,他其实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梁漱溟从来没有私心!梁漱溟先生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敬仰,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勇气、智慧、信心和力量。

  (作者系梁漱溟纪念馆副馆长,邹平县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员)

  《苍穹下》读后感(二):梁漱溟——知行合一的思想家

  成学炎

  梁漱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名人,当之无愧的大儒。他的一生紧紧围绕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探索不止,践行不止,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令人敬重的思想家、实践家。

  纵观梁漱溟先生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最长远的活动当属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史书评其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学术界认为,这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儒家运动。

  围绕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作家成刚先生以超人的胆识和如椽之笔,撰写了《苍穹下》这部洋洋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这是第一部以小说的文学艺术形式展示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运动的著作,引发了我对梁漱溟先生及其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追思。

  20世纪30年代,作为乡村建设运动旗手的梁漱溟先生,具有坚定的文化自信。他在对古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面对中国农业社会的现状,提出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乡村建设道路的主张。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萌芽于1922年,大半决定于1926年,而成熟于1928年。梁漱溟先生是一个“自己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既具有坚定的理论自信,又富有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实干家。梁漱溟先生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1928年在广东举办乡治讲习所,1929年在河南兴办村治学院,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划邹平、菏泽、济宁等地为实验县,进行了长达七年之久的乡村建设实验。

  为了实现乡村建设的目标,在邹平七年中,梁漱溟殚精竭虑,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他说:“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般的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的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425页)

  在邹平七年的乡建期间,梁漱溟的实干精神十分感人。他担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兼任邹平实验县县长,一周之内研究部的功课天天讲,训练部一周上三次课,每次要讲四小时,还有繁重的领导任务和国内外要人的接待任务。用他自己的话说:“以十二分的气力做我的事情。”为了集中精力于院、县工作,1933年,他把妻子、孩子从北京搬到了邹平安家落户,租居在老百姓家中,生活十分简朴。他的妻子1935年8月22日因邹平医疗条件差,不幸去世。梁漱溟先生这种一心为了乡村建设、不顾个人的得失、浑然忘我的实干精神,深受当地人民的敬重。

  梁漱溟先生率先开了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的先河,他的思想和人格,教育感召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主动投身到乡村建设运动中。这些人中有梁先生的同仁、学生,有大学的教授、留学生,形成了一支改造乡村、建设乡村的庞大团队,为乡村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虽然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但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群众文化素质,使邹平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了当时国内外关注的中心。不幸的是,这一实验因日本侵略而中断,给历史留下了很大的遗憾。

  《苍穹下》作者成刚先生是邹平著名文化学者成瓘的五世孙,传承了成氏家族文脉显赫的遗风,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勤奋作家。自2015年秋,他收集阅览了大量资料,多次征求了梁漱溟后人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夜以继日,用近三年的时间写出了这部大作。读成刚先生的《苍穹下》,我仿佛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山东邹平的历史,看到了梁漱溟先生及其同仁们在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的一幅幅生活画卷。

  苍穹无垠,沧桑巨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新的时代,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应学习梁漱溟先生,像乡村建设的前辈那样,知行合一,走出办公室,从城市去往农村第一线,同广大农民一起,脚踏实地地艰苦奋斗,共同建设新农村,为农民多办实事、好事,这样,社会主义现代新农村必然建成!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国需要更多的梁漱溟先生这样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家、实干家!

  (作者系梁漱溟纪念馆顾问、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研究会原秘书长)

  《苍穹下》读后感(三):重新发现的梁漱溟和乡村建设运动

  刘庆亮

  成刚先生的大作《苍穹下》就要付梓了。据我所知,这是国内第一部反映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文学作品,也是文学艺术创作和梁漱溟思想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

  梁漱溟先生生活的时代,正是新旧转型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代。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和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华传统文化日益衰败,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战乱频仍,山河破碎,农村破败,民不聊生。梁先生在父亲影响下,自幼就萌发了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怀揣着“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家国情怀,积极投身于旧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

  当时,为“建设农村”“救济农村”而下乡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不计其数,据统计,到1934年,相关的公私团体达691个,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其中,影响最大、理论体系最为完整的,首推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先生在邹平搞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其鲜明的文化个性和独到的社会价值广受学术界关注,而这正是目前“农村振兴战略”值得弘扬和借鉴的思想文化遗产。

  第二,以农村为工作重心。梁漱溟批评了近代历次社会改造运动对农村的忽视,主张以农立国,重视农村建设,强调农民教育,倡导农民自觉,突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这一点上,梁先生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革命路线一致,都是以农村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

  第三,重视中国国情。“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一直是梁漱溟坚持的主张。他反对照搬别国模式,批判“现代化就等于西化”的观点,这在他1932年出版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有系统的阐述。他说:“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己前途。”这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殊途同归。

  第四,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五四以后“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背景下,梁漱溟坚持独立思考,旗帜鲜明地宣称“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深刻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所谓老根,即指老的文化、老的社会而言。”“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呢?就有形的来说,就是乡村——乡村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有形的根。就无形的来说,就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来。”“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这便叫做乡村建设。”

  第五,重视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梁漱溟虽然是儒家,但他并不保守,他既反对“全盘西化”,又不同意“死守国粹”,他主张立足于中国固有文化,同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以期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乡村建设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他认为,这两点是西方文化的长处,恰恰又是中国文化的短处。当时,从各种先进的外国家畜、农作物品种,到各种新式工具、农药、化肥等,都被引进到了邹平。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科技,在邹平几乎都能见得到,这是邹平历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

  第六,重视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作用。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为什么要依靠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可以利用自身特长,为乡村传授知识、呼吁问题、谋划建设,这好比为乡村增添了“耳目”“喉舌”和“脑筋”。同时,从知识分子自身价值的实现来看,也十分必要,因为“在都市过剩的知识分子,好像没得用处;然而挪到乡村来,其作用自现” 。为什么要依靠农民?“乡村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靠乡村里的人;如果乡村里的人自己不动,等待人家来替他解决问题,是没这回事的。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因此,梁漱溟把启发“农民自觉”作为乡村建设顶要紧的事情。

  第七,重视教育和合作手段。关于教育,梁漱溟指出:“乡村建设也就是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不归到乡村建设就要落空,乡村建设不取道于民众教育将无办法可行。”“现在已被破坏到体无完肤,不堪收拾,非从头建设不可!这一点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点一滴的教育!”关于合作,梁漱溟认为:乡村运动要以合作运动为中心工作。究其根源,一是国际竞争的需要,二是乡村建设的需要,三是农业发展的需要,四是地方自治的需要。

  梁漱溟先生是北京人,祖籍广西桂林,但是他的墓地和纪念馆却都在邹平。因为,邹平是梁先生当年本着自己的思想进行社会改造实验、探索民族自救之路的中心基地,是梁先生的“第二故乡”。

  作为邹平本土的作家,成刚先生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去展现家乡历史上这一场构思宏大、波澜壮阔的民族自救运动,去讴歌前辈先贤救亡图存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在多次的座谈交流中,大家感觉到成刚先生撰写这一段历史的创作条件是得天独厚的:作为邹平本地人,对家乡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了若指掌;祖辈是乡建运动的见证人,梁先生当年租住的民房就在他家祖居附近;作为资深作家,他擅长民国时期的故事创作,《燃烧的山河》《红莲》等大作已经享誉文坛;作为乡建中心,邹平文史界多年来已经积淀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但是,成刚先生也表示,对他而言,从文学的视角去演绎这段厚重的历史,也存在着巨大挑战:梁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乡村建设的线索千头万绪,作为一个“门外汉”,要想走近梁先生和乡村建设,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写作计划定下来之后,整整半年的时间,他迟迟没有动笔。原以为,巨大的创作困难使他知难而退了。但是,他实际上一刻未停!他专程来梁漱溟纪念馆多次,悉心了解一段段历史、一张张图片、一件件文物。他搜集到各种书籍资料,累积案头,潜心钻研。在没白没黑的阅读中,一个个人物、一个个故事、一幅幅画面,从他心底慢慢生成。在创作后期,和他见面座谈,才了解到他疯狂的创作状态:身居斗室,谢绝一切俗务,写累了睡,睡醒了写,餐饭简单到不能再简单,衣着极为随意,头发长到“艺术家”的范儿,也来不及料理。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终于,身体壮实得像钢铁一般的成刚先生被击垮了,血糖居高不下,被迫住院。康复后,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他又神采飞扬地畅谈着自己的构思和创意,望着他炯炯发光的眼神、蓬松的夹杂着很多银丝的长发,我感觉他已经神入到“梁漱溟的世界”里。

  现在,成刚先生呕心沥血的大作终于完成了!我相信:他呈现的这幅乡村建设运动的壮阔历史画卷,一定会让读者再次回到八十多年前的历史现场,去重新发现梁漱溟先生和他的同仁们所开创的那场激情燃烧的民族自救运动。

  (作者系梁漱溟纪念馆馆长、山东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苍穹下》读后感(四):百年乡建 不绝如缕

  李善峰

  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环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唯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地感觉心地清明、寂静,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即使讲话也讲得很少。我们就是这时候反省自己,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朝会时,要大家心不旁骛,讲话则声音低微而沉着,能达人心里的深。

  这是成刚先生的长篇小说《苍穹下》主人公梁漱溟主持朝会的情形。这种氛围极具宗教色彩,梁漱溟也颇有教主风范。用传统的讲学方式,在村头巷尾对乡村建设的参与者进行精神陶炼,是20世纪30年代邹平县乡村建设实验的一个重要功课和普遍场景。

  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梁漱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在于通过一种社会发展的综合实验,改造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他跳出“传统”与“现代”对立的经典现代化模式,创造性地诠释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资源的精义、促进儒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实验融传统儒学的“真精神”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于一体,用以构建出“中西合璧”的新型乡村组织。

  他认为,自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农业自然经济解体,传统的治理结构丧失基础,整个社会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走向崩溃。旧的结构既已破坏而新者未立,致使中国长期处于散漫无组织无自控能力的窘境之中。中国原有社会结构的破坏,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侵入,导致了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急剧冲突,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失调和失败。

  为了寻找中西方文化沟通的可能性,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对中西社会结构进行研究,探讨中国新的社会习惯形成的渠道。通过对中西社会结构的比较,梁漱溟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末,中国的社会可以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

  梁漱溟的思想不是书斋式的,作为本着自己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重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他用了很大的篇幅,为重振乡村社会和整个国家建设,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构想和方案。

  新社会建设的切入点是团体组织。梁漱溟认为,与西方社会“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相比,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虽有其长处,但也有严重的缺陷,表现在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而“理想社会的成功,一面要生产技术进步,一面要社会组织合理” 。他从中国社会的散漫性出发,强调团体性的重要和组织起来的必要,可以说抓住了中国问题的根本。但在他的文化模式里,要将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的中国乡村组织起来,必须建立在中国的“老精神”和伦理关系的原则之上,“中国如果有一个团体组织出现,那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合。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 。中国的固有精神,重要的不外两点,“一是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一是改过迁善的人生向上”。

  建立团体组织的具体办法是乡农学校。他认为现行的行政机构以强制力来管理民众,既不能唤醒民众内在的道德意识,也无法调动其参与团体事务的积极性。宋代大儒吕和叔《吕氏乡约》所设计的古代乡约制度不仅包含了地方自治,而且是一种伦理情谊化的组织。梁在《吕氏乡约》基础上扩充改造,企望在农村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新的农村礼俗。邹平被划为实验县后,梁将原有的区、镇、乡各公所及区长、乡长取消,把原来的7个区划为14个乡,在乡设乡学,在村设村学。乡农学校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教育机关,还是由全体公民组成的一个团体组织。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新政治习惯,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乡学、村学由学董、学长、学生和教员四部分人组成。德高望重的乡村领袖组成学董会,从中产生的学长经县政府任命后取代以前的区长、乡长和村长。乡村中的全体农民就是学生。学长和学董的设置充分体现了梁漱溟“尊贤尚智”的精神。作为学生的村民要以团体为重,关心村庄公共事务,积极发表意见,长此以往,就可以养成公民对团体生活的主动参与。乡农学校中还设有教员和辅导员,讲授乡村建设的课程,主要有“精神陶炼”和因地因时制宜的“实用技术”。精神陶炼旨在指点合理的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其核心是阐发“中国民族精神”。实用技术主要为乡村合作、农业改良、移风易俗等,旨在向农民传授新的科学知识。

  借助乡农学校,可以实现以下目标:保持了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的中国理性;把农民组织起来,使他们面对共同的困难,发生合作的要求;在组织中,农民合力解决匪患、天旱、时疫、粮贱、捐重、烟赌等问题,在自治氛围中慢慢生发一种民主政治的习惯;把西方的科学技术诸如良种、机械、农药等带到农村。这种社会组织是未来社会的萌芽和端倪,新的社会组织以乡、村为单位,由乡与乡的联络,逐渐及于县与县的联络,就可以在全国形成一个新的秩序井然的政治联合体,最终取代旧政权,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在一个民主精神的团体里,有两个基本的要点:一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二是个人的自由权利。梁漱溟特别强调,乡学、村学在培养新政治习惯时,应符合中国的固有伦理精神。他反对西方的天赋人权理论,主张根据“互以对方为重”的原则,将权利观念转化为义务观念,通过实行自己的义务而确保别人权利的落实。梁认为虽然中国过去尊贤尚师的精神与公民参与之间可能有相悖之处,但“人生向上”的精神可以克服这一缺失,使之不影响公民参与团体生活的主动性。他把这种人治与法治的调和,称为“人治的多数政治”或“多数政治的人治”。他认为,只要坚持了民主的精神,不一定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所谓民主的精神,我们认为其中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容忍异己的雅量,一个是服从多数的习惯。”他忽略了制度建设对确保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对经济问题的重视,是梁漱溟区别于其他新儒家之处。建立合作社,是他通过经济建设打造乡村组织的主要工作。在邹平实验区,梁漱溟成立了信用、产业、消费、运输等各种合作社,并成立了县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他认为,在实际工作中,金融流通、引进科学技术和促进合作组织要三管齐下,同时推进。梁的乡村建设计划,成就了他最不在意的小规模的技术的推广和经济的改进。他的研究部、农业推广工作和学校提高了农业技术和效率的水准。他所引进的产销制度和市场组织的改进,也提高了农家的收入。

  “中国问题的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知识分子在乡村的作用是提引问题、商讨办法、鼓舞实行。他相信具有高度传统修养又掌握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应当而且能够指导混乱的中国走上正确的道路,只要知识分子下乡,发挥他们“耳目”“喉舌”和“头脑”的作用,就可以训练和养成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习惯,使乡村活起来。

  总起来看,梁漱溟新的社会建设的方案,是以乡村为基本单位,中心环节是通过乡农学校,实现经济上的生产与分配的社会化,为消费、不赢利的生产,以农业引发工业,组织合作社,整理不良风俗,引导大家关心社区问题,参与社区生活。在这个基础上,成就一个权力来自人民的自治式的民主政治。梁试图把以家庭为本位的儒家伦理主义改造成为一种“互以他人为本位”的社会自组织方式,并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些合理因素,创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社会主权归诸人人,每个社会成员有参与公共事务的义务和权利。在团体中保持道德领袖、专家或智者的“教育者”地位。决策的进行,不能简单地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应当先通过教育功夫,提高民众对团体事务的认识后才进行表决,以使决策更为合理。团体强调成员的相互尊重和共同的使命感,它的存在是基于成员“人心向善”而相互交往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本身创造了团体的统一。通过团体的组织建设,不仅能给原先分散、孤立、贫弱的农民带来切实的利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把千百万原先习惯于单家独户自主生活的农民,通过组织的方式学习到集体行动所必需的原则、制度和方法,并从中锻炼自我管理的能力。

  梁漱溟不像五四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那样坐而论道,而是走到民间,以切实的行动,躬行自己的理论探索。在20世纪30年代全国数百家乡村建设的实验区中,梁漱溟的邹平实验是理论和实践结合最紧密的案例。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对乡村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都在遵从传统的基础上,做了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改革。随后几年,实验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到1937年,山东实行乡村建设实验的县超过70个。也就在这一年,由于日本的进犯,实验工作被迫终止。学者们已经指出,即便没有日本入侵的外部因素,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加上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自身的困境,实验工作也不见得能成功。梁漱溟原以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必有待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治,却被中国共产党以一种他坚持否定的革命方式得到了解决。作为改良派的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在各种社会矛盾极端尖锐的20世纪30年代里没有获得成功,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此,梁漱溟自己承认,“尽管并非全无是处,我诚然错了”。

  历史地看,梁漱溟企图依靠传统文化来创造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新文化的尝试失败多于成功,然而他对于现代化多元道路的探索却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引发越来越多的人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不少学者在研讨这一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回到梁漱溟的开创性的工作。乡村建设运动结束半个多世纪后,中国农村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人们重读《乡村建设理论》。梁自己也恢复了有限度的自信,他在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认为,当年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所见仍然没有错,只不过是说出来太早了。——失之于太早。”就像他批评中国文化“早熟”一样,乡建运动也是“早熟”的实验。

  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价值是否适合于现代化,这是梁漱溟穷其一生精力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从“五四”开始的文化讨论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怎样调整它自己以适应并创造现代的生活。究竟如何超越传统所规范的思维模式,进而谋求与当代的知识成果和智慧结晶相契合,以创造一新的文化内涵,用以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并以此挽救中国民族的危机,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梁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一种特殊的、试图容纳传统因素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方案,这种理论至少在方法论上有相当大的合理性。梁试图通过社会基层的日常生活,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他扩大了儒学的实践性,把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转化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整体的实践。

  他的高明处是希望中国在起步阶段,就避免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他相信可以通过对中国文化中有利于现代性因素的分析来修正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梁是最早提出中国文化经过批评改造还能继续存在和复兴的知识分子。东亚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说明东方的现代化并不是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反应。如何在借鉴国外先进文化的同时,挖掘和利用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本土资源,使之积极参与中国国民的道德精神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建,为中国的“现代性”提供合理的资源,仍然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乡村重建实验,为世界范围的现代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因而仍没有中断自己的学术生命。

  我本人对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运动的关注,主要是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进行的。已经出版的梁漱溟研究传记,也大都是规范的史学著作。在读到《苍穹下》之前,我没有想到这位有着大大的光头、长袍不离身、几乎不会笑、一个人独处也要正襟危坐、严谨得连做梦都要反省、学生们在他面前呼吸都不顺畅的“最后的儒家”,会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儿。梁漱溟是有历史感的人,他一生都把自己的个体生命与国家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用文学作品表达这位“死板板”的“圣人”是有难度的。成刚先生知难而进,用虚实相间的文学手法,把大量的史料和历史人物揉入文学创造的虚拟环境中,向我们展示出20世纪30年代那段历史的全貌,把乡村建设实验还原成一幅活生生的立体画卷。《苍穹下》不但再现了邹平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风貌,作品中涉及的众多人物也都栩栩如生。虽然作品中呈现的梁漱溟形象与我通过故纸堆读出来的梁漱溟形象差距不小,但很高兴有机会通过另一种渠道再次感知和认识这场曾经风云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并且有了新的体会。

  作为邹平人,成刚先生描述乡建运动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熟悉那里的环境,对于当地流传的有关梁漱溟的传说、故事一清二楚,甚至具体到每一个人、每一条街、每一件事。他的爷爷奶奶曾经和梁漱溟住在一条街上,这无形中丰富了我们的文学想象力。小说的故事开始于1930年的冬天,结束于1937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关闭,再现了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整个过程。朋友告诉我,成刚先生为创作这部作品呕心沥血,累到住进医院。作品在三年前开始构思创作,正好赶上了国家新一轮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百年乡建,不绝如缕。这部作品的出版,也就有了某种积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东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作者)

评价:

[匿名评论]登录注册

评论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