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宪之殇》的读后感大全

　　《君主立宪之殇》是一本由解玺璋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44图书，本书定价：38.00，页数：201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君主立宪之殇》精选点评：

　　●引用了很多前人资料，可以顺藤摸瓜去看第一手资料，如果要研究梁任工。题目有“殇”…想起和菜头…

　　●畅销书水平，文不切题。

　　●不觉得深刻

　　●还是业余水平

　　●保存即有框架的情况下逐步缓进改革是晚清的出路，也是现在的出路。

　　《君主立宪之殇》读后感(一)：本书副标题改为《梁启超著作读后感》比较好

　　整本书基本上就是在介绍清末以来改革思想主要是立宪思潮中梁启超不同时期著作的主要观点。如果是作为普及著作，对我这种又对梁启超感兴趣又没时间去读饮冰室合集的懒人来说有一定帮助；如果是作为学术著作，基本没有什么新意和创见，我就不明白编辑究竟是从哪个角度考虑将其与秦晖著作列入一个系列。

　　本书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章节体例的编排，章节的安排划分显得十分随意。既然以“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为副标题，章节编排当以梁启超为主线，以回溯方式介绍梁的思想脉络为佳。而实际上本书按照通常的近代通史的写法依据时间线从清末洪亮吉写起，写了1/3梁启超才冒头，这种写法配上这个副标题不是很适合。甚至部分章节名和内容显得脱节，如“康有为抄袭廖平的一段公案”这一节，我想正常人看到这一标题，都会以为本节介绍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加以澄清，不料作者写到廖平慷慨赠送自己的近作给康有为就结束了本节，令人目瞪口呆。

　　此外，本书最开始提到袁世凯于3月8日宣誓就职大总统，这种近代史领域的常识性错误是不应该犯的。

　　《君主立宪之殇》读后感(二)：晚清“自改革”的内在逻辑

　　2012年9月，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出版。这本书试图通过梁启超及其生平经历为枢轴，以其生平交往横向铺展开来，从而立体展现近世中国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历史进程。应该说这种结构是成功的，此书不仅重新唤起知识界以及传媒界对梁启超政治及思想遗产的讨论与再评估，这种反思还波及到大众阅读层面，也使其成为年度热门，获得“新浪中国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等诸多奖项。他新近出版的《君主立宪之觞：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则是对这一研究的继续，甚至可以说是《梁启超传》的续篇。只是，这次他选择了一个更为微观的视角——即梁启超矢志以求的晚清“自改革”历程。虽然这场探求最终被辛亥革命打断，然而其内在演进的历程，其失败的根源及后续影响绵延至今，是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的当下中国，尤需回顾与反思的问题。

　　“自改革”一词，首见于龚自珍的政论文《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其意思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与其相对的“劲改革”，自然就是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这篇文章据考订写作于1814年至1815年之间，龚自珍只有二十四五岁。嘉、道以后的清王朝饱受鸦片输入导致的白银外流之苦，政治和社会危机已显露无疑，龚自珍甚至预言道：“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此时美国的第二次独立战争行将结束，他们凭借自身的实力迫使英国人放弃收复殖民地的意图。当时人认为龚自珍所言过于“激厉”，然而我们看看二十余年后鸦片战争所遭遇的挫败，以及此后的洪杨之乱、义和团战争等，不得不佩服龚自珍的远见卓识。

　　此前的传统历史叙事，习惯于采用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强调“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唤醒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的改革意识，进而催生出“洋务运动”至晚清废科举、行宪政等系列改革。此书最大的特点，是注重从帝国的内部长程的历史演进——包括经学的内在裂变——入手，探究晚清“自改革”的内生性。虽然“自改革”一词由魏源首倡，然而此寻求变革的传统却可回溯至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知识分子有感于亡国之痛，对宋明理学提出的反思，也更注重历史地理等经世致用的学问的探求；此后所谓的“康乾盛世”文网密布，知识分子为了避祸只能转向汉学——即所谓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这也导致传统经学内在的系列变革，最后走向汉宋学的调和折中；待至嘉、道时期清朝内外的敌人已经肃清，政府对言论的管控也渐趋放松。嘉庆四年（1799年）洪亮吉上疏呼吁改革，直指嘉庆当政不勤、用人不当、赏罚不明、吏治未肃等问题，随即被放逐新疆伊犁。然而，次年大旱，嘉庆帝为此下“罪己诏”召回洪亮吉。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意义是空前的：一方面它结束了此前万马齐喑的局面，同时也为后来者建立了足资仿效的知识分子论政的传统，堪称要求自改革的“历史的先声”。

　　龚自珍吁求变革的观念有其历史渊源，在当时也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时代风气使然。与他同时的魏源、林则徐、徐继畲等人都是先行者，及至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则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针对时弊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戊戌变法中，此书甚至被光绪帝颁发给各部门作为参考资料。这就是梁启超“自改革”思想的历史背景——如同龚自珍，梁启超也并非凭空而起，而是附生于这一传统之中。

　　咸丰以后，晚清的“自改革”之路，从少数知识分子的呼吁开始变成上下共识，造就“同光中兴”之局。可惜，这一阶段的“自改革”还是停留在器物和技术层面，甲午一役，号称当时亚洲最强大海军的北洋舰队被日本彻底摧毁，也标志着这一阶段自改革走到尽头。然而，这种局限性并非当时人没有意识到，而是其时庞大的“历史惯性”使然：据解玺璋分析，当时的洋务派主导的改革，始终处于夹缝求生的状态：一方面要顺应慈禧文化保守的一面，才能得到自上而下的支持；同时还要面临来自所谓“清流”和守旧权贵的攻击，“他们既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在惨败于此弹丸小国，遭受丧权、割地、赔款等耻辱，举国震动之下才有可能突破此固有惯性，使得改革深入制度层面。义和团战争之后，面对来自国际的改革压力加剧，又把“自改革”往前推了一把。

　　在此书的研讨会上，秦晖说中国人只尊重权力而不尊重王权。梁启超也曾经历过一番摇摆，甚至筹划自立军意图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夺权，拥立光绪实行君主立宪。然而，最终他还是回转到改良一途，办报纸、写文章，力求“再造新民”，改造社会基础。可是，立宪派所面对的状况与维新派何其相似：清政府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慈禧光绪死后，新上台的满族少壮派政治经验不足，却借助立宪疯狂揽权；种种举措又加深了满汉矛盾，并把原本对政府抱有希望的士绅阶层，一步步推向革命。面对如此世局，他唯有感叹道：“革命党之举动，可以亡中国也；现政府之举动，尤其可以亡中国者也。”二十世纪初，中国进入革命与立宪竞赛的快车道。1911年武昌首义，老大帝国的丧钟被敲响，也敲碎了梁启超的维新旧梦。从此，中国步入暴力革命的死循环。然而，辛亥以后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梁启超等立宪派所奠定的社会基础不可低估，亦可谓“功不唐捐”——历史终究不是空过。

　　《君主立宪之殇》读后感(三)：问题的变与不变

　　清朝从乾隆皇帝开始大兴文字狱，导致官场万喙息响。但到了1800年前后，先有洪亮吉案，而后有龚自珍等人发起的“自改革”主张。“自改革”即主动实行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也可以理解为局限在现行体制内部的一种改革。康梁等人恰恰处于这样的历史大趋势关头。百日维新的大起大落，恰恰证明了缺少制衡权力的暗箱操作才是“自改革”的症结所在。再加上外部的侵略，梁的思想超越了百年来“自改革”思想的束缚，拓展了理论视野，主张君主立宪。

　　清代学术潮流的特征是将中国两千年来的学术思想重新审视、辨析和校正。戊戌后，从国民的政治自觉出发，梁启超看到急需改造国民，提出新民说。大体从民智、民力、民德阐述。从中国原有的思想中找到对应的理论依据，此为旧道德；在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中阐发关于君主立宪的理论，此为新道德。致力于培养国民的政治素质。这些教育梁启超是起到很重要的重要，无论是上层主张改良的势力，还是一般下层士子。

　　梁启超对君主立宪制的执著，不仅仅在于坚持以往的立场，还在于看到法国那种流血牺牲，不愿中国重蹈覆辙，而是更希望中国如日本一样，和平过渡。由于担心国民尚未具有自由意志，反对革命党人的“劲改革”（即革命）。但是站在保守派和革命派两者之间的梁启超相当的痛苦，没有谁能够真的理解他。 然而君主立宪派绕不过去的，必定是一个对满族权利不松手的朝廷，要求自上而下改革，势必要分割他们的权利。所以皇族自然为巩固权利的思考出发，才会对民意置若罔闻，或敷衍了事，百般阻挠。最后连立宪派都要“革命”了。自此君主立宪只能黯然落幕了。

　　将目光放在当下社会呢？时代变了，问题的具体内容变了，但问题内核没变。改革是这二百年来问题的内核，只是现在问题的紧迫程度、严重性没有当时那么强烈，从思考国家的改革到了个人的变革。当时梁启超一代人，面临的是国家如何改革，面临的是民族存亡问题，而现在国家面临的是如何全面深化改革；梁启超想的是如何将这个国家过渡到君主立宪，更平稳的实现国家改革，而现在职场人思考的是如何面对职业的选择；梁启超面对的前有保守派的阻挠，后有革命党人的追击，而现在的职场人前面有先入行的前辈，后面有新想法新思维的后辈。

　　面对工作的压榨，我们要像高以翔那样，拼命的工作，最后搞到身体垮掉为止？或者焦虑会同网易游戏的策划师一样，身患绝症后被公司一脚踢开？面对这些职场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作者正是通过写书来探索“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是如何应对、如何思考、如何行动的”。这些思考或许对当下也是很好的指导意义。

　　《君主立宪之殇》读后感(四)：解玺璋：梁启超的失败与伟大

　　采访者：李唐

　　受访人：解玺璋

　　“每个人的经历都构成了历史的一个面相”

　　新浪读书：先说说您的这本新书吧。我们知道，您在前两年出版了《梁启超传》，很系统的介绍了梁启超的生平及交往经历。而这次您将梁启超与他的主张“自改革”的这段历程单独拿出来另成一书，不知有何考虑？

　　解玺璋：最初的动机是想借这一段历史探讨一下体制内改革的边界和局限，以及可能性，思考如何通过改革防止暴力革命式的社会动乱发生。

　　新浪读书：我看到这本书里引用了大量历史资料，包括传主本人的文章以及很多研究史料、资料。不知完成这本书您用了多长时间？写作过程顺利吗？

　　解玺璋：因为有前面写作《梁启超传》的基础，这本书写得比较顺利，也弥补了一些当初写作《梁启超》的遗憾，比如严复当年对梁启超的影响，来自体制内部的早期改革思想的萌芽，以及清政府提出预备立宪后的所作所为和各方面的反应，都是《梁启超传》没有涉及到的。

　　新浪读书：您似乎很偏爱列传那种写法，以人物串联，这在《梁启超传》中最为明显。而在这本书中，很多部分依然是以一个个人物勾勒出晚晴时期的广阔图景。您当初为何选择这种写法？

　　解玺璋：历史是由人构成的，每个人的经历都构成了历史的一个面相，而且，这些人物的经历又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如果笼统的写，可能就会顾此而失彼，很难给读者一个清晰的面貌。特别是像梁启超这样一个和各个方面都有联系的人物，这样写比较容易将人物的各个侧面都兼顾到，也比较符合传记以人物为中心表现历史的要求。以事件为中心结构人物传记未尝不可，但要看传主本人的具体情况而定。

　　.

　　“梁启超的善变只是表面现象”

　　新浪读书：您以后是否还会以其它角度再写梁启超？

　　解玺璋：是有这个打算。梁启超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学识都太丰富了，而且，随着中国体制内改革的不断深入，梁启超的重要性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他和当下的关系也会越来越紧密。这是外部提供的一种动力。从我自身而言，我也觉得，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梁启超和他的思想，可以帮助我更好地认识当今这个社会和我自身。

　　新浪读书：提到梁启超，他性格中的“善变”历来争论不一，一些人批评梁启超立场不坚定，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梁启超是最早具有“现代人格”的中国人。网上是这么解释“现代人格”的：“乐于接受新事物，接受挑战，相信科学，努力进取，注重个人能力的发挥，民主精神，富于责任心，遵守法律等。”您认为梁启超的“善变”是否属于“现代人格”？

　　解玺璋：我多次讲过，梁启超的“善变”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他有不变的东西，就是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首先是从儒家的文化传统中来的，和他早年所接受的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大有关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忧国忧民，一生所追求的，就是国家、民族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同时，不变的是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不固执己见，敢于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他宁肯背负一个“善变”的恶名，而不愿意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新浪读书：这本书多是以正面角度评价梁启超，而您认为他的最明显的局限在哪里？

　　解玺璋：梁启超的局限主要是历史的局限，他有很好的改革理念和思路，也有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措施，但历史不给他机会，政府和国民也不给他时间。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把改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政府（前有清政府，后有北洋政府），而政府的改革永远满足不了民众的心理诉求，于是，革命代替改革登场，成为20世纪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梁启超反而被边缘化了。

　　新浪读书：您曾说当下对梁启超的认识多有误解，甚至是丑化。那么您认为造成这种认识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解玺璋：对梁启超的误解和丑化主要来自国民党（前身为同盟会），他们的主要矛盾即改革还是革命，梁启超出于依赖体制进行改革的思路，对政府采取既批评又维护的态度，给革命党留下太多口实，而清政府最后几年的作为，引起国内各阶层普遍的不满，更陷梁启超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民国的建立，在后来的主流叙事中更被认为是革命的成功和立宪派的失败，这些都使得后来的人们丧失了理解梁启超的愿望和耐心。

　　.

　　《梁启超传》封面

　　“梁启超的最大启示是理性的态度”

　　新浪读书：您是因为什么契机展开对梁启超的系统研究的？又是处于何种情况下开始决定写他的传记？

　　解玺璋： 写作《梁启超传》以及对梁启超做进一步的研究，首先是多年积累的水到渠成，也是还自己的一个心愿，同时，也是感觉到当下以及我的内心有一种对梁启超的需求。

　　新浪读书：作为当时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您觉得梁启超对当今的知识分子有何借鉴意义？

　　解玺璋： 梁启超给予我的最大启示，恰恰是他对国家、民族、民众的态度。他曾经主张过政党政治，也曾几次参与组党，但他在重大历史关头的选择和判断，并不以一党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从国家、民族、民众的利益出发，这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区别于今日某些知识分子，把自己信奉的理论和观念，看得比国家、民族、民众的利益还重要，再好的理论，如果现实不具备条件，都只能耐心等待，而不能揠苗助长，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得有些畸形，有些时候正是揠苗助长的结果。

　　新浪读书：您认为梁启超身上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解玺璋：与人为善的态度，对所有人都是如此，这很难得。

　　新浪读书：您曾经也写过王安石的传记，好像对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改革者”情有独钟？这是为什么？

　　解玺璋： 我喜欢在政治上有作为的人，同时，我也同情那些在历史上被冷落、被歪曲、受委屈的人物，喜欢打抱不平。

　　新浪读书：现在历史人物的传记繁多，如果让您为读者推荐一两本您最喜欢，或印象最深的，您会推荐哪部作品？

　　解玺璋： 对我有所影响的传记比较多，因为我原本偏爱传记类的作品，印象深刻并阅读多次的可以提到两部，一部是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一部是艾恺的《最后一个儒家》，前者是写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一个是写国学大师梁漱溟的，二者都非一般的传记，而是思想传记的类型，这也是我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