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说资本主义真相》经典读后感有感

　　《福布斯说资本主义真相》是一本由史蒂夫·福布斯著作，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346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2011-4-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福布斯说资本主义真相》精选点评：

　　●两心半吧，基本经济常识

　　●这书在美国怎么了和公正之后看真有意思

　　●文明其实很脆弱，它常常只维系于我们少数人的心灵。

　　●福布斯极力推崇的市场经济，到处政府干预的弊端，和资本主义的优点和困惑。是本不错的经济读本

　　●没什么太新鲜的想法

　　●自由经济 福布斯

　　●读完这本正好再度桑德尔的《金钱不能买什么》，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碰撞

　　●巴菲特的所得税为什么比他的秘书少？

　　●给个疑问句：社会不需要政府吗？相信会有许多许多人站出来辩论。那改成陈述句：社会不需要政府。更相信会有更多人站出来说这观点太荒谬了，会举很多反例出来。不过，政府应该去干什么，大家也应该都知道了吧。

　　●市场经济错了吗？本书超越了“保守”和“开明”等思想模式，回答了以下备受争议的问题：资本主义合乎道德伦理吗？难道资本主义不残酷吗？富者愈富不正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手段的吗?高额税收不正是我们为这个人道的社会所付出的代价吗？现有制度还不足以保障公众利益吗？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不正在掠夺美国就业市场，破坏其他国家的经济吗？自由市场经济下，平价医疗服务是否可行？经济发展不需要政府引导吗？资本主义的出路何在？

　　《福布斯说资本主义真相》读后感(一)：呵呵，能与郎咸平兄弟的大作并列地摊财经排行榜也算对得起福布斯三个字了

　　呵呵，能与郎咸平兄弟的大作并列地摊财经排行榜也算对得起福布斯三个字了

　　一本少见的宣传自由市场的地摊读物。当然，盖因福布斯的大名——大伙儿可能没空搭理什么自由市场，但总不会没听说过福布斯富豪榜。个人很欣赏此类满是噱头的书，很赞。要先唬住人才能谈成功嘛。

　　该书浅显、直白，行文流畅（难得的翻译），偶有高潮，读来甚是愉悦。全书采用提问形式罗列了自资本主义诞生伊始便一直存在并在屡次危机后轰然喷发的各式资本主义大批判，然后一一给予温柔反驳与详尽解释，最后得出数字箴言——真实世界的教训。因为直奔主题、言简意赅，让人恍若置身于问答社区网站。

　　如你所见，该书正是绝佳的枕边读物。抚慰心灵的作用不亚于读者、伊林、知音和其他随便什么心灵鸡汤。摆在床头，睡前读一小节，那种安逸，啧啧——打住，咱不是在写软文，只是遗憾策划遗漏了多好一包装啊。总之，本书的关键词即地摊书、畅销书、枕边书，实乃休闲娱乐居家旅行之首选。

　　最后吐槽下序。这是一篇怎样的序啊！自说自话，不知所云！似是而非，暧昧不明！明明作价值判断，非强调说是“叙事”，终于轮到所谓“价值判断”了，作者一拍脑袋说他想起了凯恩斯写给友人的信。如此流畅之正文姘上如此纠结之序（当然，正文也难免部分观点暧昧，但在畅销书的可接受范围内），读来只能让人抚菊微笑了。写出这样的序也难为

　　丁丁老师啦。

　　《福布斯说资本主义真相》读后感(二)：遗憾的是凯恩斯不能同福布斯摆茶论道■禾刀

　　——评《福布斯说资本主义真相》

　　作为《福布斯》杂志的创始人，史蒂夫•福布斯的笔下如果出现对市场经济丝毫不敬之言，那倒令人惊诧。

　　福布斯坚信，“市场的作用是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给予人们足够大的经济决策空间，市场必定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正是因为对高度自由化市场经济的忠贞迷恋，乃致坚决捍卫，所以福布斯对于政府的干预极尽反感，这种反感不仅仅表现在对凯恩斯主义的坚决摒弃，甚至也包括对“罗斯福新政”的断然否定，这倒叫人不由想起去年1月由华夏出版社推出的《罗斯福新政的谎言》。

　　在那本书里，身为历史学家的伯顿•W. 小福尔索姆，不仅从罗斯福个人性格特征角度，还广泛分析了当时的经济状况，目的只有一个，即罗斯福并没有使美国经济真正摆脱世纪大萧条，其久为公众称道的最低工资制度和高福利政策，并没有造福于社会经济，反倒成为企业轻装上阵的掣肘，市场经济发韧的绊脚石。

　　在福布斯看来，市场“是一个由人们来投票进行选择的公共场所。不同的是，人们不是进行选举投票，而是用手中的钱来投票。”这个道理算不得新鲜，不过，市场既然与钱有着千丝万缕之系，那么同样具有硬币的两面性。

　　福布斯坚决反对向富人征太多的税，认为这样不利于他们掌握充足的资金，创新发展；认为政府不应强加企业太多就业压力，这样只会令企业背上沉重的人力包袱……不知这算不算是一种“替富人说话”的海外版本。福布斯坚信，让富人拥有充分自由的条件，就可以为穷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财富。

　　但是，创造财富与反哺社会显然是两种不同理念。虽然不应否认微软包括阿里巴巴这类创新企业的积极社会意义，但企业如果只是满足做大做强，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约束，能否自动形成一种有助于帮助贫弱群体的慈善文化呢？显而易见的是，今天的中国企业实力并不差，但在慈善方面还存有太多欠账。美国今天的慈善文化，虽然离不开卡耐基等人的矢志力推，但更赖于相关机制的激励。而这些机制从破茧到公信力塑立，既离不开立法机关，也离不开政府的严格监管。

　　另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有没有永恒的法则？产生如此感触，是因为福布斯提到，“今天许多人对次级贷款者加以批评，而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曾谴责银行拒绝贷款给低收入的人群。那时候，这种做法被称为‘贷款歧视’”。贷与怎么贷、贷多少，这显然是不同的问题。

　　回过头来我们也不妨看看国内的一些变化，比如“投机倒把罪”的变迁。改革之初，面对资源严重短缺，商品高度匮乏的现实，稳定市场成为“头等大事”，1979年的《刑法》明确了投机倒把罪。时过境迁，今天商品高度丰富，社会转入激发大众消费轨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以今天的现实尺度，去丈量二十多年前的历史呢？实际上，1997年，《刑法》便取消了投机倒把罪，2009年，法律中“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等规定被彻底清除。

　　有趣的是，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问题上，福布斯坚决反对“山姆大叔”对华施压。而在看待日本“失去的十年”问题时，福布斯只字不提饱为经济学者诟病的“广场协议”，反倒归咎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庞大的政府支出。日本的“盛极而衰”，到底是因为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福布斯对于政府支出过大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有数据表明，截止去年，我国地方政府负债超7万亿元，庞大的债务，逼着地方政府想方拓展“找钱”渠道，如进一步绑紧与土地财政的联系，变相沦为房价的推手。

　　不知道是否因为英雄所见略同，福布斯与《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作者宋鸿兵均表达出对“金本位”的留恋。宋鸿兵笔下浓缩了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小道发迹传闻，到美元操控世界的坊间内幕，臆想里充斥的满是阴谋论断。福布斯倒没有针对哪一家银行，但他对货币的滥发心存困惑与不安。回首近百年来的货币发展，从美元取代英磅，到尼克松抛弃布林顿森林体系，从克林顿时代对美元货币发行总量从公开走向隐蔽，到如今奥巴马开足马力印钞，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势在必行。当然，美元是否舍得来之不易的龙头地位，国际是否愿意回转到“金本位”时代，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学术结论，其背后肯定有太多的政治角力。

　　市场经济有没有绝对的自由化，在凯恩斯那里的回答是否定的，在福布斯这里则变成了肯定。遗憾的是，早已作古的凯恩斯，无法同福布斯摆茶论道。

　　书 名：福布斯说资本主义真相

　　作　　者：福布斯、艾姆斯 著，张锷 译

　　出 版 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时间：2011-4-1

　　定　　价：￥49.80

　　《福布斯说资本主义真相》读后感(三)：【郑渝川】自由市场并不排斥恰当干预

　　自由市场并不排斥恰当干预

　　作者：郑渝川　　来源：经济参考报

　　http://jjckb.xinhuanet.com/dspd/2011-04/06/content_298746.htm

　　《福布斯说：资本主义真相》是一本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鼓呼的著作，但这本书的第一作者、《福布斯》杂志主席史蒂夫•福布斯想要传播和分享给读者的著述内容，又不是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津津乐道的虚拟案例（基于根本不存在的案例循环论证）、以偏概全的分析论证、把市场说成是“上帝”而反对一切监管干预的“隔夜茶”。

　　世界知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之前在其著作《自由市场的坠落》中，就系统批驳过一些原教旨市场经济学家的奇谈怪论，指出此类人最大的谬误在于，只强调亚当•斯密和哈耶克两个经济学大师说过市场有效，却故意忽略斯密和哈耶克都提到过市场缺陷的必然性、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福布斯说：资本主义真相》这本书则尽可能还原了斯密和哈耶克观点的全貌，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了市场、监管、道德伦理、民主制度对市场制约等事物的功效及其缺陷，并尽可能多的贴近美国乃至全球近些年发生过的政策案例展开分析。

　　关于市场和监管，史蒂夫•福布斯所提出的中心观点是，政府应在健全法治、尊重产权、稳定货币、推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税收政策、简化创业手续、减少交易障碍等六方面体现作用，由此为人力资源、资本、企业家、物质资源等因素在自由市场中较为充分的发挥作用。反之，在前述六方面起相反作用，旨在保护落后、却客观上阻碍各种因素发挥作用的监管和干预，既不能实现公正，更与效率绝缘。

　　应该说，史蒂夫•福布斯的这番观点，已经大大有别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后者声称即便不要政府，那六方面的功效都可以自然而然形成。但需要指出的是，史蒂夫•福布斯观点同样不够全面，市场作为基础机制，同样会出现失灵失控状况，更显著的是市场主体并不总是由自己为外部性买单。我们可以探讨如何有效的通过监管和社会机制，减少市场外部性造成的社会总成本，降低失灵失控的范畴和影响，这些工作不能由市场自动自发完成（否则那真是上帝了），博弈和辩论的焦点应当是“怎么做”、“如何避免过大的负效应”，而不是“有没有必要做”。实际上，这本书在解答具体问题时，也不时延伸了他所归纳的六方面边界，譬如，他认为次贷危机出现后，美国政府救市行动是必要的，为之提出的理由就包括次贷危机一旦蔓延对自由市场等事物的可怕前景（因此必须救市）。

　　《福布斯说：资本主义真相》这本书采用设问、回答的方式，分八章对后危机时代美国强化对金融市场等领域干预、自由市场理论受到的不公正批评、税收制度与社会福祉、自由贸易与全球化、医疗服务与监管、政府是否需要引导经济发展等近百个具体问题进行了直率犀利的回答。

　　这本书涉及的一些问题对答，特别是理念和逻辑上与许多市场原教旨经济学家、著作相同的，已经在斯蒂格利茨的《自由市场的坠落》等著作中受到过批驳。例如，《福布斯说：资本主义真相》同样将次贷危机的爆发责任，归咎于监管部门美联储或其他国家的央行、财政部）维持了太久的低利率，还将垃圾证券的猖獗“功劳”归于私有化不彻底的“两房”。斯蒂格利茨对此就驳斥说，这种解释显得莫名其妙，低成本的资金如果利用得好，用于支持新技术的投资和企业的发展，宏观经济和银行都能藉此获益；银行有了低成本的资金，政府监管也不断减缓，理应创造比严格监管环境下更好的业绩、更多的利润，事与愿违，怎么能倒打一耙呢？

　　至于书中指责“两房”是垃圾证券猖獗的祸首，则更为不靠谱了，当代意义上的金融衍生品发明于1990年代，始作俑者是JoPo摩根公司（后合并为摩根大通）；其被设计出来后，成为华尔街乃至全球同行的最爱，加上投资基金和评级机构基于趋利心理而自动解除审查职责，直接导致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被叠加放大。美国监管部门在此问题上的责任，就是响应华尔街的吁请，不断翦除监管、降低标准。当然，次贷危机过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针对金融市场特别是衍生品、对冲基金的监管，确实在许多方面走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政治和社会风潮出现了对市场原则、规律认同动摇的危险现象，但无论怎么说，刻意使次贷危机与市场缺陷脱钩、将责任归结为监管，都是不够客观的。

　　书中也不乏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独到见解，史蒂夫•福布斯在这些问题的阐释上，既遵循了自由市场理论的一般原则，又没有为其条条框框所限，而是基于商业史史实和直观逻辑发表看法。例如，书中第二章谈及谷歌等互联网巨头基于市场形成的短暂垄断，认为此种局面只要没有出现危害消费者利益和市场规则的情况，不应当过早过当干预，理由是商业史上，这样的“短暂垄断”根本不能持续，很快将有新的市场挑战者和新霸主出现。又如，书中第五章指出，政府向烟酒等有害行业征收高额“庇古税”的做法，意在抑制这类消费，却客观上刺激了避税黑市交易的出现和繁荣，正确的做法是尽可能多的通过政府的社会政策、社会组织和社区、宗教团体联合行动，从源头上减少有害商品持续旺盛消费依存的人群土壤。

　　值得一提的是，史蒂夫•福布斯尽管认同拯救环境、应对生态危机和资源危机的紧迫性，却一针见血的指出，各国当今热衷的碳交易市场，是一个非常拙劣的伪市场，根本无从操作，这项“制度创新”唯一可能让各国政府得到较多的税收。此外，史蒂夫•福布斯还痛斥了美国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强化贸易保护、补贴的一揽子政策计划，认为这无助于美国竞争力的恢复与增强，只会强化利益集团对纳税人资源的依赖。

　　《福布斯说资本主义真相》读后感(四)：市场与计划（汪丁丁）

　　市场与计划之间的论争，延续了几代人，为什么至今不能有定论？因为社会实践（经济的和政治的）永远向我们提出新的议题，而这些议题最终涉及我们对市场与计划这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的评价（效率的和道德的）。福布斯这本书，是为美国读者写的。这些读者尚处于最近这次金融危机（主要是失业困扰）的阴影之中，他们的情绪，典型地表现在奥巴马竞选总统的一系列演说中，这是一种不相信市场的情绪。既然不相信“市场”，那么，奥巴马公共政策所依赖的，就更多地是“计划”。

　　中国读者所处的历史情境，似乎与美国读者恰好相反，又似乎更类似。一方面，市场在中国社会激发出来的奇迹尚未消失，另一方面，市场已经在许多年里因其固有的邪恶性质而遭到批判。如果不能澄清市场与计划各自的性质及在任何社会里二者之间的互补作用，那么，美国和中国的社会实践者都可能迷失方向。

　　澄清“市场”与“计划”这两个概念，或许，与其根据各种社会理论来澄清这两个概念，还不如直接澄清它们在特定社会实践中的意义。我推测，有喜欢前一种叙事路线的读者，也有喜欢后一种叙事路线的读者。不论你喜欢哪一种叙事路线，你面对的许多重要问题之一是这样的：30年前，当少数远见卓识之士阴错阳差地将中国改革推进到临界点的时候，你的生活状况难道比现在更好吗？或者你相信假如中国不改变30年前实行的社会经济体制，那么你现在应当生活得更好？又或者你相信30年前推进到体制变革临界点的演化路径完全正确但30年后这一路径应当转向更多依赖计划的路径？假如你曾问过这三个问题的任何一个，你就会有兴趣读这本书，和我为这本书中译本写的序言。我承认，我的序言要求读者保持深思，这很累。

　　我不希望展开全部理论，我只给出我的全部理论训练能够支持的一个与这里的议题密切相关的见解：从来就没有抽象的“市场”与“计划”，有意义的，是在每一特定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市场与计划。所以，我们其实只需要澄清例如美国目前的市场与计划，和例如中国目前的市场与计划。所谓“澄清”，一方面是关于“事实”的陈述，一方面是关于“价值”的陈述。我们诉诸人类理性。先哲陆九渊早已明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不论美国还是中国，就目前情形判断，计划只能是对市场的补充，而不可能完全取代市场。我认为这是一项关于事实的陈述，它是事实。那么，我们的计划取向的社会实践，又有何危险呢？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往往需要更细致的探讨，否则就难以澄清。市场的制度特征，我归结为这样两项事实：其一，它产生竞争，因为否则就没有市场。其二，它迫使人们学会自由选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两项特征孰好孰坏？这涉及每一个人的价值判断，我希望在这篇序言的后半部分寻找讨论的机会。真正的危险在于，市场竞争的程度如果太低，就会完全丧失它可能有的好处，并且未必能够免除它可能有的坏处。可是，计划者如果不满足于仅仅是补充市场，那就很可能干预市场到某一阈值，在这一阈值之后，竞争的程度便可降低到使竞争的好处完全消失。这是最坏的情形，因为，一方面，计划者完全没有希望承担以往由市场履行的不论多么不令人满意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市场已经完全丧失了它的竞争性质。于是，社会经济生活便面临瘫痪（即陷入彻底混乱）的危险。

　　市场产生的竞争，我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形：即第一个人在与第二个人的社会交往中，永远可以转向第三个人并且不会被拒绝。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可基于三种媒介——货币、权力、情感，通常是这三种媒介的混合。如果以货币为媒介，竞争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竞争，此外，当然可以有权力的竞争和情感的竞争。

　　怎样估计上述的那一微妙的阈值呢？我不知道，我相信没有谁知道。因为，这一阈值敏感地依赖于：（1） 由各派政治力量形成的均衡格局，（2） 大众的物质生活和心理状况，（2） 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以及 （4） 社会文化传统的惯性。

　　但是，演化社会理论的预言是：这一阈值很微妙，它可以在没有谁觉察的时候就被达到或超过了。一旦被超过，就很难挽回。“积重难返”，是一种近似但不确切的刻画，因为这是一种“非线性”现象。

　　社会的复杂程度越高，它就越脆弱。历史上有过许多复杂社会突然崩溃的案例，生物演化史上，我们知道有过五次生物大灭绝，二叠纪的那一次，灭绝了98%的生物族群。生存下来的，是极少数族群，它们，这些“匿名的少数”，就是今天万物众生的祖先。哈耶克的见解堪称深切：降低整体风险的最明智方式，是鼓励和保护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可能方向上探索。

　　毋庸置疑，鼓励和保护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可能方向上探索，要求一个社会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或者等价地，要求足够多的社会成员对异端邪说有足够大的宽容。但是，社会系统之所以复杂，即使在这里也能表现出它的微妙性（subtlety）：假如足够多的社会成员对异端邪说保持超过了足够程度的宽容，那么迟早会出现一些特别具有破坏性的异端邪说，从社会内部炸毁这个社会。例如公开招聘牺牲者的杀人行动，又例如以破坏一切规则为宗旨的无政府主义行动，均可列入不能宽容的范畴。所以，我们有必要保持“刚好足够”的宽容。我怀疑，这是上述阈值微妙性的同源现象。它们是同源的，虽然，我还不清楚那源头是什么。

　　在人类社会里，“计划”，抽象而言并不坏，符合古往今来的乌托邦理想。它的制度特征，比照着市场，我也归结为两项事实陈述：其一，它强化科层组织，因为否则就很难有效地实施计划。其二，它迫使人们放弃自由选择和承担相应责任。中国社会从西周开始几乎3000年演化，发展了一种中国式的计划，那就是官僚制度，更具体而言，可称为“官僚政治”——它确实首先是一种政治体制其次还有与之相应的经济体制。直到现在，我的叙事仍不涉及价值判断。

　　如果中国社会规模较小，例如只有一家大型公司的规模——它的雇员约为几十万，它的雇员家属总共不超过几百万，那么，经过反复尝试，我们可能确立一种格外有效的官僚组织。欧洲和亚洲的小国和地区，似乎提供了这方面的案例。虽然，它们成功的程度不同而且成功能否延续下去尚存疑问。不论如何，中国社会规模大大超过了任何可想象的公司规模。这就产生了问题：究竟要有多么强有力的政府才可能有效实施一套可称为“计划”的计划？如果计划仅仅是对市场的补充物，我不认为它可称为一套计划，因为此时它和它所补充的，联合发挥作用而且后者的作用更重要。

　　或许，将中国社会大致划分为许多“县”规模的社会，那么，为了有效实施一套计划而必须具备的政府强度，“县”级社会尚可承受？但是这时的政府，由于只局限于一个县，或许有另一种弱势，即认知与智能方面的弱势。于是，整体而言，中国社会发展就会出现许多失败的县，同时有一些成功的县。虽然，失败的县可以或多或少模仿成功的县，而且失败地区的人民可以向成功地区迁徙。可以想象，这种制度仍有相当高的代价。我希望找到某些指标来测度这一代价。

　　网络社会的研究暗示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在面对未来不确定环境时，比较有利于整体社会的生存方式，是鼓励每一个局部探索有利于局部合作的发展模式，同时维持发展模式的“刚好充分的”多样性。这里，“有利于局部合作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的另一种表达就是“组织形态的多样性”。

　　关键是每一个局部的性质，尤其是在这一局部社会里人的行为，决定了那里应当有什么样的制度。因为，制度永远是为人准备的。如果人群之间的迁徙率超过某一阈值，例如每年百分之二十以上，那么，演化生物学的常识是：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差异将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整体社会的性质。通常，我们希望人群之间相互渗透的比例，不要超过每年百分之五。这时，局部性质可以逐渐沉积在那里的人的行为模式里，并且可以预期不同模式之间的竞争不至于激烈到使那些更有利于合作的模式还来不及扩展在人群中的比例就过早地消失。

　　必须指出，市场与计划，都是人类合作的方式。不加深思的人们往往更相信只有计划才是人类合作的方式，但是他们深思之后便发现，市场往往是更有效的合作方式。福布斯这本书，提供了这一见解的杰出论证。

　　为什么市场往往比计划更有效地达成人类合作呢？关键是信息问题。计划的有效性，要求计划者事前获得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的充分信息。可是在一个复杂社会里发生的绝大多数情境，这样的充分信息是不可能获得的。制度经济学的思考结论是：这时可以引入一些节约信息的制度，从而让利益相关的人们自己作出正确决策。与计划相比，尤其在一个复杂社会里，市场，是极大节约了信息的制度。

　　市场当然有代价，但在它比计划极大节约了信息的那些决策情境中，它的代价远比计划的代价小得多。

　　行文至此，我可以指出：合作和竞争，它们或许是同一秩序的两种性质。竞争，我已提供了一个定义。合作呢？最肤浅的定义是：凡有利于双方的，就是合作。于是，当商品交换改善了双方福利时，这是一种合作。所以，人类最早的交换大多是在朋友之间，这是古文字学考证可以支持的。

　　更深层的合作是，例如，以货币为媒介，在拍卖场内，许多人竞拍同一件标的物，只要拍卖规则始终被遵守，我们就说这是一种合作，尽管他们之间有明确的竞争关系。又例如，以情感为媒介，在儿童游戏中，参与者竞相取胜。这一过程当然是竞争的，但是只要游戏规则始终被遵守，那么，我们仍说它是一种合作，因为它有利于游戏的全体参与者。经济学家奈特在1940年代发表于 《伦理学》 杂志的一篇文章里专注地探讨过“游戏”对于人类合作秩序的往往被忽视的重要意义。在参与游戏时，人的每一行为都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竞争的——为争夺胜利，其二是合作的——要遵守规则。

　　现在我提供一种最初由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提供的社会行为学的解释：唯一能够明确区分竞争与合作的，是每一行为呈现给行为主体的双重意义。不过，合作也可以是一种隐秘的秩序，如果被遵守的规则已经成为惯例甚至潜移默化成为习俗（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也是亚当•斯密的理解，虽然它是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使用的语言。这里“隐秘”意味着理性能力有限的人类无法洞察其目的性。哈耶克说过，我们是被我们的秩序选择了的，而不是因为我们选择了我们既有的秩序。

　　上述见解将我的叙事带到这篇序言的结尾部分。在每一个具体情境里，存在着与我们行为相应的竞争与合作方式。有了竞争，我们就获得了在遭受一个人拒绝时转向另一人的权利，“产权”是这一权利的合法状态。这是“自由”的基本涵义，因为否则我们就事实上处于“奴役”状态。但是竞争的参与者必须保持合作的意识，为着遵守竞争规则。

　　市场和计划是两种相互补充的协调机制，在每一个具体情境里，存在着适合于协调那些与我们行为相应的竞争与合作方式的市场和计划的混合比例。这一比例，其实就是前述的微妙的阈值。如果这一阈值被超过了，那么，市场能够提供的竞争其实不足够带来自由，同时，计划能够提供的合作其实反而损毁了合作秩序。

　　这时，我想到凯恩斯写给友人的一段文字：文明其实很脆弱，它常常只维系于我们少数人的心灵。

　　汪丁丁

　　2010年12月16日晨，完稿于夏威夷海边